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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这个叫高濑皿男的人是位忧郁的作家，住在美国，在他那忧郁的生活中抽空写写小说。

四十八岁自杀身亡。

和已经离婚的妻子育有两个孩子。

小说集成一册，曾在美国红过一阵。

书名叫《N·P》。

书中收录了九十七个短篇，都极短，散文一般地依次罗列，大概这位作家是个没长性的人。

这些事是从我昔日的恋人庄司那里得知的，他发现了这位作家未曾发表的第九十八篇小说，并且把它翻译了过来。

讲完怪谈百物语的第一百个故事时总会发生些什么，而在那个夏天，我的体验就恰如那第一百个故事，仿佛真切地经历了那种事情。浓烈的空气，宛若被夏日的天空吸进去的心情，不错，那就是一个发生在那些短暂时日里的故事。

是哦，回想起来，我是在高中时见到高濑皿男的两个孩子的。只有一次，距离现在五年多了。

那天，庄司带我去参加出版社的聚会。会场很大，硕大的餐桌上摆满银制的餐具和各色菜肴，很多人聚在几个兰花形小吊灯下谈笑风生。

其他几乎看不到什么年轻人，所以当我发现他们时，心中涌起一阵喜悦。

庄司正同别人聊得起劲，我悄悄挪动了一下位置，来到一个可以更方便观察他们的地方。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已在梦中和这两个人见过好多次。不过很快我便回到了现实中，我明白，不论是谁见到他们俩，都会产生和我同样的感觉。

不经意间诱发乡愁的男女。

见我出神地盯着他们，庄司说：“那两位就是高濑先生的遗孤。”

“两人都是？”我问。

“听说是异卵双胞胎。”

“挺想和他们聊聊的。”

“我来介绍一下吧？”

“我在这儿就是以年满二十的身份出现的，瞧你小心翼翼的样子！”我笑道。

“那就好。走吧，我为你介绍。”庄司也笑了。

“算了吧，还想再看看他们。”我觉得以现在的距离观察恰到好处，搭起话来就难以细细打量了。

关于这两个人，我只知道他们是高濑皿男年轻时结婚生下的孩子，年龄和我相仿。他们很小时高濑皿男就离开家了。高濑皿男去世后，他们和母亲一起搬到了高濑在日本的家中。

我望着他们心想，这两个人一定经历了很多事情。

两人都是高挑个儿，棕色头发。女孩肌肤娇嫩，光滑饱满，双腿紧致，脚蹬一双黑色高跟鞋，宽肩敞领的礼服配上天真无邪的脸蛋，透出令人新奇的明快气息。

男孩长得也很帅气，虽然目光有些暗淡，但身上洋溢着充满希望的健康，眼神中有一点天生的狂野，让人感觉得到遗传的痕迹。

两人似乎很爱笑。自始至终都在聊着什么，满脸笑意地望着对方。

看到这情景，我想起自己也有过类似的心境。

那是我去附近一个植物园散步时的事情。一对母子在草地上随意而卧。植物园很大，几乎没有人，碧绿的草地上洒满金色的夕阳，年轻的母亲将六个月大小的婴儿放在一方白色毯子上，既没逗孩子玩，也没有笑，只是愣愣地注视着婴儿，不时若有所思地抬头看看天空。

阳光穿过母子俩的鬓发，那鬓发在风中轻柔地飘动，这有着浓重阴影的光景颇像一幅魏斯㊟的图画定格在我心中。

我的目光突然变得很遥远，仿佛成了神的视线，幸福和忧伤融在一起，汇成一幅夕阳下永恒的风景。

高濑姐弟的周围似乎也弥漫着类似的氛围，那是明媚夕阳下的忧郁。即使再年轻，再快乐，那忧郁也无法消散，也许这就是流动在血液中的才华在显现吧。

我问庄司：“你要译高濑皿男的小说？”

“是啊。”他看着我，有点得意地回答。

“题目叫什么来着？好像是什么的首字母。”

“是《N·P》。”

“《N·P》是什么？”

“North Point的缩写。”

“是什么意思？”

“从前有首曲子，名字就是North Point㊟。”

“是首什么样的曲子呢？”

“嗯……非常忧伤的曲子。”庄司说。

那天，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突然吵醒。

“……喂？”我从被窝里伸出手，拿起话筒，耳边传来姐姐低低的声音：“风美吗？是我，你好吗？”国际长途特有的断断续续的声响让我清醒过来。

“有什么……有什么事吗？”

屋里幽暗恬静，看看表，清晨五点钟。透过窗帘的缝隙能看到外面黎明的天空还罩着沉重的灰色。梅雨还没结束呢，我怔怔地想。

“没什么事，就是打个电话。”姐姐说。

“又忘记时差了吧，现在这里是早上五点。”

“抱歉抱歉。”姐姐笑起来。她嫁到了伦敦。

“那边是什么时间？”

“夜里八点。”

想想时差，总觉得不可思议。难得相通的那条电话线也显得珍贵起来。

“你还好吗？”我问。

“我梦见你了呢，”姐姐道，“在我们家附近，你在走路，挽着一个比你年长很多的男人。”

“附近？你是说伦敦？”

“是呀，就在我们家后面的教堂那里。”

“真是那样就好了。”我高兴地说。姐姐的梦总是很准，一直以来都是。

“可是总感觉两个人挺难过的，也不跟我打招呼。那男的个子挺高，有些神经质的样子，穿一件白毛衣，而你不知道为什么穿着水兵服，所以呢，给我的印象倒像一对偷情的男女呢。”

“我没有！”

虽然嘴上那么说，但我还是吃了一惊，姐姐在梦中看到的一定是我和庄司。

可是姐姐并不认识庄司。

“这么说，我的直觉也不准咯。”

“嗯，没猜中。”

我一面答话一面想，这是否是某种前兆呢？这阵子我想起他的次数的确多起来，每次只一瞬间，而且方式也不同于回忆。在雨中，在黝黑潮湿的柏油路上，在街角闪光的窗户上，那面容会忽地一下闪现出来，尽管我一直在努力忘掉他。

“姐夫好吗？”

“嗯嗯，很好，入冬后要和我回日本呢，你和妈妈碰面了没有？”

“嗯，常见面，她也想你呢。”

“代我问她好。吵醒你啦，对不起，回头再打吧。”

“把时差弄清楚再打。”

“明白了，你也要当心，不要陷入悲哀的不伦之恋哦。”姐姐笑了。

我“嗯嗯”应着挂断了电话。

放下话筒，屋里的寂静真真切切地向我压来，这是一天开始前的时刻，新的一天还没有真正到来。

我心里有事，下了床，打开桌子下面的合叶拉门，里面有个匣子，我并不常动。打开匣子，里面有一包陈旧的《N·P》手稿、活页封面和一块沉甸甸的劳力士手表。

这些是庄司的遗物。

他是四年前服安眠药自杀的，自从我拿到这些东西以后，它们便在我心中的某个地方安顿了下来。

即使是白天，在我工作的大学研究室里，当遥远的警笛声掠过街市，引得我突然凝神静听的时候，我总是觉得那声音离我家很近。每当这时，那些东西便会浮现在心头，对我而言，它们是如此沉重。

仿佛要确认一下似的，我拿起它们，又放回原处。然后钻进被窝，再次进入梦乡。

在我十九岁之前，我们一家三口：　母亲、姐姐和我住在一起。

我九岁、姐姐十一岁那年，父母离婚了，因为父亲喜欢上了别的女人。

母亲原来是一名口译工作者，经常飞来飞去。为了照料我们，开始做书面翻译，这样可以在家里工作。从初稿翻译到会议纪要，什么工作她都揽来做。

父亲离开家以后，生活虽然寂寞，但还是挺有意思的。三个人住在一起，年龄和角色似乎每天可以转换好多次。一个人哭泣，另一个人就来安慰；一个人说沮丧的话，另一个人就进行鼓励；一个人撒娇，另一个人就亲切地给予拥抱；一个人生气，另一个人知错就改。

慢慢地，我们习惯了这种生活。

母亲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决定教我们英语。一过晚上十点，大家就把笔记本摊在厨房的餐桌上，开始一个小时的学习，内容是发音、单词和简单的会话。幼小的我们常在心里嘀咕：　这不是闹着玩吗？但为了母亲，还是耐着性子参加。

因此，对我们来说，母亲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厨房里的背影，而是戴着银边眼镜教英语时那用力的面庞和飞快翻阅厚重的辞典时那白皙的手指。她在教我们的同时，似乎是要再一次把那些浅显得不能再浅显的英语铭记在心，重新描绘出自己的人生线条，那尽心竭力的样子非常美丽。

现在，母亲和我们都各自独立生活了，但每每聚首，母亲总会将我在英美文学研究室工作以及姐姐和外国人结婚归结于她的教育，“能走到这一步还是因为跟着妈妈领略到了英语的乐趣啊。”她笑着说。在我心中，那时的母亲比任何时候都可爱。

那天早上，我突然睁眼醒来，最初映入眼帘的是从窗帘缝隙处透进来的澄澈的夏日天空，那色调似乎与梦中所见非常相似。

梦里我哭了。感觉好像是把从清湛的河水中淘到的砂金带回了家。

“是因为悲伤而哭泣？”我怔怔地想，“还是因为在悲伤中得到了宽恕而哭泣？总之无论哪种情况我都不愿醒来啊。”

凉爽的风穿过虚掩的窗吹进房间里来。

去研究室上班后，我的心依然平静不下来。

茶杯被打碎，复印纰漏不断。

“奇怪。”我不住地嘀咕。今天的确不正常。

宛若将梦中的感觉带到了现实。

察觉到自己的反常后，我一直在琢磨，那是一个怎样的梦呢？

接电话心不在焉，有时接晚了，有时挂早了，整个上午出了十几次错。这次教授干脆自己拿起话筒，“喂，”他一面对着话筒打招呼一面满脸无奈地望着我，到这时我才清醒过来。

“加纳小姐，找你的。”教授苦笑着将话筒递过来。

道声抱歉，我接过话筒。

“喂？”

电话断了。

“对方报姓名了吗？”我疑惑地问教授。

“没有，只问加纳小姐在吗，是个女人的声音。”教授回答。

“我看，加纳小姐，今天你累了，去午休吧。”教授说。

“可是，才十一点呀。”

我的话音刚落，办公室里一直佯装不知的同事们便纷纷在各自的座位上向我示意，是啊是啊，去休息吧，大家众口一词地说。

于是，我被赶出门似的离开了办公室。

今天的我有那么奇怪吗？我这样想着，穿过无人的操场出了校门。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事，眼前的景物都很新鲜，仿佛自己还没有完全回到现实中来，莫非那是我降生于世时的梦境？

学校后面有一条坡道，坡道中间有一家书店。想到午休时间有两个小时，我便走上坡道，决定去那家店里买点什么。

我就是在那条坡道上碰到乙彦的，这是我平生第二次见到他。

那时我正在穿越坡道旁的一条老商业街，我怔怔地望着街道，沉醉在眼前的景物里，蓝天，流云，街上装饰铺面的银色和粉红的花。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见面时，那些跃动的影像还在我的眼角残留不去。

猛抬头，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人从坡道上走下来。

“啊，是你吗？”我条件反射似的脱口而出，“你是高濑先生的公子吧。”

“是呀。你是？”

他眼里充满惊讶，这是很自然的。我连忙自我介绍：“我曾在H出版社的聚会上见过你一面，我叫加纳风美。”

他愣愣地打量我。“哦哦，”他说，“当时你和翻译家户田庄司在一起吧。”

“记得很清楚呀。”我说。

“那时只有我们几个比较年轻，很显眼。”他笑道。

“你住在这附近？”我问。

“哦，我家在横滨，现在住姐姐那里，就在这坡道上头，T大学心理学研究院里面。”

“哎？T大？”

“是呀。”

“还真巧了，我就在那里的英美文学研究室工作。”

“是吗？我姐姐就是那次聚会上和我一起的同伴，她叫咲。”

“那一定在路上遇到过。”

“有时间吗？一起喝茶怎样？”

我有大把大把的时间。

“嗯，行啊。”我说。

临近中午的咖啡店很冷清，我们面对面坐下来喝咖啡。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本应只存在于故事中的属于过去的人物，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感觉很奇特。我仔细地重新审视他，发现和过去大不一样了，双眼黯淡无光，和那白色马球衫以及光滑的面庞给人的印象很不协调。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不曾有的感觉。

“乙彦，你变了很多啊。”

“是吗？”

“看上去像年龄大了许多，其实你只比我大两岁，你的事我都知道呢。”

“那么，你今年二十二？”

“是呀。”

“这么说来，那时你还是高中生吧。”

“是的。”

“五年……自己一点也不觉得岁数大了多少，大概是去了国外的缘故吧。”

“什么地方？”

“波士顿。四月份刚回来。”

难怪在他身上有那么一种朦胧的封闭倾向，这种倾向是历经命运压迫却仍要拼命保持自尊的人所特有的，这是我以前见到他时不曾有过的感触。

“你一直住在日本吧。”

“嗯，在横滨的祖父母家。”

“你父亲一去世就去了那儿么？”

“是啊，我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已经不在家住了，但他的户口没迁走。后来祖父母感到寂寞，就把我们叫了去。”

“那时你多大？”

“十四岁吧。父亲的死似乎对母亲打击很大，我们就莫名其妙地像大人似的劝母亲出去旅行，于是大家就在外面四处转了一圈，回来后却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正在这个时候，祖父母问我们是否愿意回日本。当时母亲很犹豫，但我们都劝她去。祖父母对母亲的将来……也就是是否再婚之类很宽容，而且他们认为我们三个人一起生活母亲会承担不起。那时候，尽管我们不愿意离开已经住惯了的国家，但还是装出想去的样子，挺不容易的。”

“这个我理解，我们家也是这样，父母离婚后，我们姐妹俩和母亲三个人一起生活。”

“那样待在一起是不健全的呀。”

“就是，父亲离开后的存在感还是很强。”

“就没有一点精神紧张方面的问题吗？”

“有啊。”我说，“有一段时间，我失声了。”

“因为这个么？”他很感兴趣地问。

“好像是吧，毫无理由地不能说话，又毫无理由地恢复过来。”

“在你幼小的心中一定存在激烈的冲突。”他说。

是啊，父亲离家后的第三个月，仿佛为了使精神紧张的母亲不受伤害，我突然变得说不出话来。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放学后我在外面玩得太野，到了晚上便发起高烧。昏睡了好几天，没去上学。身上痛，喉咙也肿胀起来。

我发着烧，迷迷糊糊地躺着，听到母亲和姐姐正在说话。

“……怎么这样想？”母亲的声音。

“不知道，可我就是这样想的。”姐姐说。

“你说风美发不出声了？”母亲说，声音中明显带着歇斯底里的味道。

“嗯，我觉得是。”姐姐淡淡地回答。

姐姐的感觉一直很灵。比如谁来的电话，天气变好还是变坏，这类事姐姐总能猜得准，那种时候她总是超乎寻常地从容，像个大人似的。

“这话可不能在风美面前说。”母亲似乎有点害怕。

“嗯。”姐姐回答。

是吗？不能出声了？我想，心里出奇地冷静。我试着用干涩的喉咙发声，然而连沙哑的声音都发不出。

冰袋将我的视野遮去了一半，我转动脖子，看了看窗外。晚霞将云彩染成粉红，那鲜艳的颜色一层一层地延续到西边的天空。一时间，我发着烧的大脑竟分不清自己是身处现实还是梦境了。

父亲不在了，他在外面又有了家。

每天晚上学习英语。

大雪纷飞，校园一片洁白，回家的路上我发烧了，路灯看上去朦朦胧胧的。

……唉，所谓祸不单行就是那么回事吧，我怔怔地想。

事实上，感冒治好后我还是不能说话。母亲和姐姐待我小心翼翼，医生自然暗示这里面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母亲的眼里噙着泪花。

大家都很不安，我似乎也被无法主宰自己身体的恐惧包围着。

然而母亲却劝慰我不要在意，她的达观态度使心烦气躁的我渐渐恢复了平静。我办了休学，白天待在家里，早晚出去散散步。

口不能言的自己正在逐渐丧失语言。

不能说话之后，大概有两天时间，我的思考还和能说话的时候一模一样。例如，被姐姐踩到脚，我会很清晰地想到“痛”这个词；看电视见到熟悉的地方，我也会用语言想：“呀，这地方就在那儿，改天去玩玩。”

由于发不出声音，我的感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能看到语言背后隐含的丰富的色彩了。姐姐的语言是亲切的，她和我说话时似乎隐在明亮的粉红色光中；而母亲教我们英语时的语言和目光则是沉静的金色；走在路边，用手抚摸小猫，一种喜悦流经手掌传向身体，那喜悦是棣棠花的颜色。

有了这样的感觉，语言所拥有的强烈的限定性便似乎有了不由分说的力量。

我想是因为年幼，才可以用身体感知语言吧。从那时起，我对从表达的制约中逃离而去的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它是可以同时包含瞬间和永恒的工具。

而复原也是突如其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