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第三节

不列颠圣乔治军团的发起人约翰·埃默里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被伦敦中央刑事法院1号法庭的汉弗雷大法官判处死刑，而哈维·普莱斯顿的那些不列颠自由军同党们也没落得什么好下场。尽管党卫军为不列颠自由军大量征募成员，这支部队的编制始终不曾超过两个排。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分别获刑一两年至终身监禁不等。有张得以保存下来的照片很是有趣，上面是在代号为“北地”的第11党卫军志愿装甲掷弹兵师中服役的二十个士兵和一个中士，都是不列颠自由军成员。一九四五年四月那场惨绝人寰的巷战中，这支部队来到了柏林，而其中的英国小队却奉命换防到了滕普林㊟，而他们的名字也随即从该师的花名册上被抹去。从某种程度上讲，普莱斯顿也许并不知道，其实自己的运气还算好的。

屡建奇功的奥托·斯科尔策尼于一九四七年站在了达豪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被指控在作战当中身穿美军制服。罪名最终没能成立，因为辩方出庭作证的是一位英国军官、乔治十字勋章㊟的获得者，杨-托马斯中校，代号为“白兔”的杰出特工。他被人出卖，遭到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后来从布赫瓦尔德集中营逃了出来。他在法庭上证实了他所了解的事实：英国特工和法国抵抗组织成员存在身穿德军制服作战的行为。这件案子连同指控他的所有罪名都被撤销了，所以斯科尔策尼要比他那些于一九四四年在阿登㊟身穿美国军装被俘的部下们要幸运——美国人援引《日内瓦公约》将他们处决了。看来维里克确实言之凿凿。

卡尔·霍夫尔仿佛是从人世间消失了一样。毫无疑问，他也是罗斯曼和盖世太保们的一个牺牲品。因为他掌握的信息实在太多了。

不过哈里·凯恩则比较走运。我在华盛顿五角大楼档案处被告知，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晋升为上校。他似乎住在加利福尼亚，于是紧接着的那个星期天，我抽空飞到旧金山，租辆车开到他在大苏尔的家，把整件事情向他和盘托出。

果然有效，他的兴趣一下子就被激发起来。若干年来他一直是个作家。最初是写电影剧本，然后进入了电视剧圈，现在则更多地参与制作人的工作当中。一九四五年他与帕梅拉·维里克结婚，这是那天下午我们沿着海滩散步时，他主动说起来的。照我感觉，婚姻似乎不是特别美满，不过一九四八年她就因白血病逝世了。

德国人那一边的情况他当时一无所知，因此对我的故事十分着迷，还热心地为我补全一些疏漏，不光斯塔德利村那场战斗的最后阶段，还包括梅尔瑟姆公馆当晚的事后情况。

“想起来真是够讽刺的，”他说，“那一刹那间我救下来的，是我这一代人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性命。可是由于封锁了消息，我连在新闻中露个脸都没捞着。”

“至于这么糟糕吗？”

“兄弟，你可不知道。每个人都被单独叫去谈话，明确交待我们整件事情都是最高机密。谁敢泄露半个字，就等着坐十年牢吧。这还不算。斯塔德利村这件事情之后，部队正式解散，改编成一支精英空降兵的导航部队。你可能不懂，说白了这根本就是一种特殊的自杀方式。要知道，即便在斯塔德利那一仗之前，我们也只有九十个人而已。照我看，五角大楼的某些聪明人可能想用这种好办法除掉活下来的人吧。”

“成功了吗？”

“差不多。诺曼底登陆那天之前，我们作为第82和第101空降师的导航部队插进了圣梅尔埃格利斯㊟。当时的风特别大，不光如此，空中导航也偏了。我们的空降地点偏了五英里，直接落进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德军的包围圈。那可是装甲掷弹兵啊。”他摇摇头，“我就没见过那么惨的白刃战。天还没亮，我们的人就死了一大部分。”

“迪克斯特·加维也在？”

“现在还在那儿呢。去年我去法国的时候祭拜了他。还有托马斯中士、布里克尔下士。太惨了。”

下雨了，我们转身朝屋子走回去。“不过，”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就没有把整件事情写下来的冲动吗？”

“到现在仍然是机密。不过都三十年了，我倒是不怕这个。等回屋之后我给你看点儿东西。”

他给我看的是一本关于这件事情的回忆录，是打字机打出来的。年头太久，纸边都发黄了。“这么说你确实写了？”我说。

“二十年前吧。不过这个也是大致同一时间出来的。”他扔给我一本杂志，是那种拿战争当噱头的类型，封面上是个内衣女郎，一只手端着汤姆森冲锋枪朝盖世太保狂扫，另一只手里是一把匕首，用来割断缠在她的情人、一个孔武有力的美国大兵身上的绷带。

“第二十页。”凯恩说。

文章的标题是《我如何救下温斯顿·丘吉尔》。这是个拍案惊奇类型的故事，对事件的描述不清不楚，就连地名都不对。比方说吧，作者把事情的发生地放在了“梅尔顿村”，一个诺福克郡的小集镇。施泰因纳也变成了党卫军旗队长冯·施塔根，诸如此类。

“这破玩意儿到底谁写出来的？”

他把上面的名字指给我看。刚刚我没注意到，因为名字就紧贴在标题下方，用小号字印在一边。耶日·克鲁科斯基，这不是沙夫托的那个话务员嘛。就是他杀了乔安娜·格雷。我把杂志还给他。“你跟他联系过吗？”

“噢，是的。他在凤凰城，靠残疾救济金过活。诺曼底登陆那天，他跳伞的时候头部受了重伤。这个可怜的家伙想靠着写这种东西来赚钱呐。”

“后来呢？”

“没下文了呗。”凯恩拿着杂志朝我比划，“谁会相信这种东西里写的呢？”他摇了摇头，“我跟你说吧，希金斯，哪怕军队再费尽心思，这件事只要一发生就捂不住。这种故事以讹传讹，人们都听习惯了，谁也不会相信。那阵子，满大街都是这种东西。什么奥托·斯科尔策尼要绑架艾森豪威尔啦，什么有人想对巴顿下手啦。到最后，真相反倒淹没在各种虚构的故事之中了。”他把手稿扔给我，“不管怎么说，你可以拿走这个。好运吧，不过我可什么都没说啊。现在嘛，再喝一杯吧。”

亨利·威洛比爵士逝世于一九五三年。但是八十二岁的威廉·科克伦旅长仍在享受退休生活。他住在英国康沃尔郡的洛克镇，跟帕德斯托隔着卡梅尔河口相望。他客客气气地接待了我，甚至还听我讲完了这个故事。不过最后，他只是客气却不容置疑地告诉我，我纯粹是在瞪眼说胡话，然后把我送出门去了。

我在政治保安处爱尔兰科的前探员费格思·格兰特那里也碰了个软钉子。如今他在国内最大的私人保安公司之一担任常务董事。我写信约他见面，却收到一封回信写着，他无意在任何场合与我有任何交流。肯定是有人嘱咐过他什么。此外，他也确实听从了德弗林的真心劝告，找到了一份体面得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