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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〇〇五年十一月

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

秋天再度来临时,我已在河边旧煤气厂的楼里住习惯了。我的生活非常简单——孤身一人,住在高层的一套房间里。对我来说,这样的生活堪称完美。偶尔,有只花斑流浪猫会光临那个挂在窗前的、乱糟糟的花盆。那只猫喜欢在各扇窗户的窗台和窗沿溜达,在楼外那些空调机箱和为数不多的几个阳台之间跳来跳去。有一两次,我伸出手,打算抚摸它。“过来,哥们儿,”我说,“过来,小猫咪。”但那只猫仅仅“喵喵”地冲我叫唤几声,继续把脸对着一截光秃秃的断枝蹭来蹭去。我把几枚勋章挂在小煤气加热机的上方,把从默夫头盔里拿的那张照片,用大头钉钉在窗边开裂的墙角里。我几乎足不出户。

有时,我会穿过一座小桥,去河对岸的城里买一箱啤酒或一盒冰冻肉馅饼。回来的路上,我大多数时候都低着头、盯着靴子的鞋面走路,所以总是发现退伍后,自己的步伐越来越小,最后完全变成了拖着脚走路。天够冷的话,我会拿几瓶啤酒,在窗台上放过夜。因为没有适当的厨具,我就用烤盘加热馅饼。每当夜幕降临,窗户四周结起白霜,我就开始浏览从垃圾桶捡来的杂志,寻找自己曾经去过的地方。我会吃一顿半生不熟的晚饭;为让自己睡着,又会喝足够多的、在窗台冷冻的啤酒。我不时把干瘦而苍白的胳膊伸过发黄的窗帘,边用似乎脱离了身体的一只手抓起窗台上的啤酒,拿进屋里,边对自己说:睡觉前最后一瓶,真的最后一瓶。窗户正对着河道拐弯处的小河谷。我老是想,如果这时有人从河边望过来,他们会看到什么。

我从凯马特廉价超市买了支廉价步枪。每天早晨,我会走上楼顶,举着步枪,朝底下墙根处越积越多的垃圾射击。偶尔,子弹会迸出火星,溅到余火未尽的木块上,引燃木块下的硬纸板和织物。我还会用瞄准镜瞄准空中的飞鸟,让手中的枪管紧随它们的身体移动。但每当这时,身体总会不由自主地一阵哆嗦。接着,我会不停地装填子弹,卸下子弹,再装填子弹……但并不开枪。浇了沥青的楼顶上,没打出的子弹在折椅周围散了一地。

那段时间的生活,差不多就是那样。我过得好像无人光顾的小博物馆馆长,对自己也没有太多要求。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我会把从塔法带回的某样小玩意儿放回鞋盒,换出另一个。那些小玩意儿,诸如一枚弹壳、一块军服右肩的布料,记录了我的一段人生。但我怀疑,自己是否非得经历那段人生。

我知道刑事侦缉部的调查人员早晚会找到我的,也完全清楚他们想要什么。默夫的事,得有人受罚,罪责大小,倒在其次。我有罪,那是肯定的,我自己对此也一清二楚。至于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将会面临什么指控,似乎并不重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会给我们安上足够大的罪名,从而让正义得以伸张,让默夫的母亲感到满意,不再追问军方是否在刻意掩饰她儿子死亡的真相。

至于我?那封信?估计得坐五年牢吧。新兵训练期间,我们曾在礼堂接受过仓促而冗长的法律指导,但我早已忘得差不多了。接受法律指导的头天晚上,教官把我们折磨得死去活来:先是让我们在营房走廊进行连续几个小时的魔鬼训练——根据教官的口令,接连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和站立,然后又是晨跑,跑得我们双腿直打摆。我只记得那天,主席台上的法务部军官站起来,开始唠叨根据《统一军法典》,我们应该怎样怎样,而台下的我昏昏欲睡,感觉自己正舒服地窝在剧院的软椅上。对于此事,我并非无可指责。有些人会说,你本该知道那条法律的:妈的,你是士兵,一夜没睡,就扛不住了?这个,你们得理解,我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征兵海报上的优秀士兵,能活着挺过训练,已属万幸。为了能挺过训练,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那正是我的懦弱之处:我知道欠下的债早晚得还,但不要让我马上就还,行行好,不要让我马上就还;只要能再宽限一点点时间,我什么都愿意付出。

那一天在不知不觉中到来了。情况出现了转变。催债的传票到了。我记得那天,天灰蒙蒙的,下着雪,白茫茫的大雾笼罩着詹姆斯河。十一月就下雪,这在弗吉尼亚简直不可思议。我边依稀回忆家乡过去的雪景,边看着一模一样的雪花纷纷扬扬,落到各家旅馆和那些废弃的烟草仓库上。最后,我逐渐忘记了一切回忆,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詹姆斯河上大雪纷飞,天幕低垂,白茫茫一片。

从塔法回来后,我一直过得浑浑噩噩,弄不清具体的时间和日期。不过,话又说回来,那天只不过是普通的一天,仅仅因为下雪,才跟前一天有所区别。发现下雪了,我把手伸出窗户,静静地欣赏外面的雪景。雪花触着我的皮肤,逐渐融化。楼底下有条林荫道,两旁种着西卡莫树和梾树。光秃秃的树下,那些雨花石仿佛蒙上了一层白色的薄膜。有辆车停了下来,看着像是“水星”,银灰色的。一个男人从车上下来,并关上了车门。不知哪里来的光,照得他肩上那几条银色的小杠闪闪发亮。

那天以后,我的耳畔老是响起那串连续不断的脚步声,我的眼前老是浮现那人在街上走路的身影。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本该请求天公暂停下雪的,好给我宽限一点时间,免得立刻面对即将发生的事。但时间的流逝,并不由人摆布。

不一会儿,房间外就传来了敲门声。我边打开门,边为自己的状况感到羞愧:胡子拉碴,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此前的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庆幸自己做到了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放弃、忘却、等待……至于等待什么,我并不知道。上尉走进门,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显得异常高大。我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件脏兮兮的背心,另外从肩膀起,裹着条薄毯子。房间里很冷。外面大雪纷飞,白茫茫一片,窗户好像挂了块裹尸布。我浑身臭烘烘的,酒气熏天——我已经几周没清醒过了。

“约翰?”上尉轻声问。

“我是,长官。”

“我是刑事侦缉部的安德森上尉。”上尉说着,把帽子放到小桌上。除了那张桌子,房间里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家具。“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吗?”

“我妈说——”

“她说你离开了家。”

“是的。”

上尉笑着说:“你跑不掉的,约翰。不过,我们只是想找你谈谈。”

他说话有点奇怪:口气不重,但透着力量和决心,像是“军队母亲”在说话。他个子很高,面部的肌肉像运动员那样紧绷,而且挺着啤酒肚,活像一名单身的终身体育教师——那些单身的终身体育教师,经常会买上一箱六瓶装的啤酒,独自一个人,边喝啤酒边看体育新闻。他的眼神有点疲惫。对于一名上尉来说,他显得太老了。

“你认识拉登娜·墨菲。”

我没有搭话。

上尉从夹克内袋掏出一个透明袋,袋里装着一封拆过的信。信封的口子撕得很不整齐,看信人拆信时肯定非常迫不及待。“我不是在问你问题。”说完,上尉走到挂着勋章的墙边,仔细打量每一枚勋章,并在默夫的照片前停了一会儿。

“这封信是你写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写那封信是错的,那我就是犯了错误。如果写那封信没有错,那我也犯下了足够多的其他错误。我已做好了准备,愿意接受任何惩罚。一时间,关于那场战争的回忆像万花筒似的,一幕幕地闪过我眼前。我不由地闭上眼睛,感到过去的时间有如瀑布,劈头盖脸地倾泻到自己身上。我无法描述那场战争。关于那场战争的一切,根本说不清楚。他们想让我对一个并未发生过的故事负责。

窗外传来夜鹰的叫声。我睁开眼睛。上尉仍站在原地。我无法理解,区分上一个时刻和下一个时刻的标志是什么。我无法理解,自己的每一次呼吸如何会成为记忆,并被赋予一定的意义,保存起来,成为日后据以回答问题的各种材料。

上尉等了一会儿,问:“怎么,你已经放弃了?”

“没有。”

“但看起来,你已经放弃了。”

“外面的世界跟以前不一样了。”

“世界没变,是你自己跟以前不一样了。”

“谁在乎呢。”

“然后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融入外面的世界。”

“嗯……你的想法,我也有过。那时,大家称之为懦弱。你看过医生吗?”

“嗯,看过。”

我记得那个漫长的二月,在没有季节变化的科威特,我们日复一日,望着有如一片死海的无边沙漠,盼着遥遥无期的隔离赶紧结束,然后回家——回家。隔离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接受评估,以检验我们重返“人间”的能力。最后,整个连队被赶进一座巨大的帆布帐篷。穿戴整齐的男孩们,在一排排长凳上就座。带夹写字板、铅笔和问卷,通过传递,分发到每个人手里。帐篷外,沙漠仍在不断扩张,像水浪侵蚀堤岸那样,逐渐吞噬周围的植被。看情形,黄色的沙海似将淹没整个大地。不过,能远离北面的塔法、远离战争,大家感到非常高兴。帐篷里,我们身下的长凳深深地陷在沙子中。远处的尽头,一名军官开始讲话。

“孩子们,你们作战勇敢,又受到英明的领导,所以活了下来。现在,我们将送你们回家。”

我感到一阵心乱。

“等一下,我要让你们填写写字板上的表格。这份表格将会测出你们的压力状况。”军官拉了拉浆洗过的、薄军服的衣角,弄平军服上的褶皱,接着说,“你们放心,不管是谁,如果感到任何——呃——不适,政府都会尽力为他提供最好的心理卫生保健。更方便的是……”

军官讲话过程中,我开始看问卷上的问题,并且完全沉浸在问题所提供的各个选项里,琢磨不同的选项预示着哪些心理问题。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沙尘、军官傲慢的讲话和反常的、炎热的二月天气。

问题一:你参加过作战行动吗?

我选了“是”。

问题二:杀死敌人后,你是什么心情?请在下面相应的空格打钩。

A.高兴

B.不舒服

军官仍在继续讲话:“这份问卷是有严格的科学依据的。要是经评定,你的压力过大,我们会找最好的医生为你治疗。你甚至可以待在这里,哪都不用去。等你治愈了,鸡巴又能硬了,就可以回家了。”说完最后一句话,他微微笑了笑,好像是让我们知道,他跟我们还是兄弟,“军队母亲”仍一如既往地深爱我们,但前提是,我们先得经受这些磨难——多么可笑!

我想起了斯特林中士在默夫死后说的话:操他们。没错。我的人生有了新的计划:操他们。我选了A,然后回家了。

“是的,是我写的。”我终于回答了上尉的问题。

“叫长官。”上尉的口气微微改变了。

“我已经不是你们的人了。”

“我们随时都可以找你,二等兵。”上尉说着,从信封里取出信纸。房间里一片寂静,只听得到展开信纸的窸窣声。“妈,这里一切都好。斯特林中士很照顾我们……”

“别念了。”

“怎么?”

“别念了。我说了,是我写的。”

“你知道这是错的?”

“也许吧。”

上尉抖了抖信纸,说:“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你干的事情。”

“我什么也没干。”

“我们了解的情况,可跟你说的不一样。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没什么好说的。”

上尉大笑几声,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废物,甚至比废物还不如。直到现在,我仍这么觉得。偶尔,我能清楚地记起过去的事。偶尔,看到有只鹿来到小屋背后的小溪饮水,我会拿出步枪,但就像之前无数次那样,最终没有开枪,只是坐在那儿,浑身哆嗦,直到太阳西沉。每当那时,我会突然发觉,自己闻不到那些气味了:火药的气味、金属燃烧的气味、排气管排出的呛人气味、熏羔羊肉的气味、底格里斯河里垃圾的气味——那天,我们曾蹚进那条河里,河水漫到我们的大腿。我翻来覆去地胡思乱想:也许是我的错;妈的,是我干的;不,我没干过;好吧,并不是那样的,但有时候真不好说,毕竟,我们的记忆,有一半是想象出来的。

上尉不会把一切都告诉我,只说发生了一次杀害平民的恶性事件,云云。上头觉得必须严惩某个人,以证明所有背着枪、在他国平原上闲逛的士兵都是负责任的——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驻有美国的军队。但就在上头注意到这次事件之前,斯特林去休假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负起他应负的责任。

导致上尉来找我的,是一条传闻。事情的真相早在几名士兵的回答中歪曲了,因为各人的记忆不尽相同。也许,他们中的一两个人是故意那么回答的,而其他人很可能是为了迎合一位母亲的猜疑。因为塔法那天发生的事,那位母亲痛不欲生,惹人可怜——那天的事,我偶尔觉得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

现在回想斯特林中士,我终于明白,他不是不把别人当回事的那种人,不是只关心自己的反社会者,把别人的生命看成透着微光的窗户上的模糊影子。我估计有人问过他一些问题,而他只是随便回答了几句,敷衍了事,并未想到提问之人会往他留下的空白中添加各种内容。

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斯特林,因为我的心脏还在跳动。任何人说谎,都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到了现在,我干吗还关心真相、关心斯特林呢?事实的真相是,他根本不为自己考虑。我甚至不确定,斯特林最后有没有意识到,他允许拥有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可以拥有一处最喜欢去的地方;不管下一个服役地在哪,都可以在该地笔直而没有尽头的林荫道上惬意地漫步;可以欣赏万里碧空下、大片修剪整齐的绿色草坪;可以寻条清澈见底的小溪,躺在铺着细沙的浅水里,任清凉的溪水冲刷遍体鳞伤的肌肤。我不知道斯特林最喜欢去的地方到底什么样子,因为我不相信他会有最喜欢去的地方。他只会等着别人派给他一个地方。那就是斯特林。他的人生完全从属于别人,就像沿轨道运行的天体,只是因为摇摇摆摆地绕着恒星运行才被大家注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事前安排好的。他能够为自己做的事,真正为自己做的,只有一件。那也是他在短暂而混乱的一生中所做的最后一件事。

上尉一说完“意外”两个字,我就闭上了眼睛,看见斯特林中士正在一座山坡上,嘴里含着步枪枪管;看见子弹从他脑袋穿出的瞬间,他的身体顿时变得毫无生气;看见他的身体顺着山坡,往下翻滚了几英尺,他的双脚最后落到一堆松针上,露出磨损的靴子底。我睁开了眼睛。

“就这样,嗯?”我问。

上尉走过来,把一只手搭到我肩上。我能看见,他的另一只手在大衣底下摸手铐。“你不会有事的,约翰,”上尉说,“相信我。”

“全是谎话。”

“没办法,孩子。得有人为这事负点责任。”

“找个替死鬼,嗯,上尉?”

“如今的世界,谁都是替死鬼。这是场该死的战争。你准备好了吗?”

我手腕朝上,伸出双手。上尉喀嚓一声,铐住了我。“你不会有事的。”他再次说。

“我真希望这是句真话。”我说。

“我也是,不过,正是这样的谎言,才使世界得以运行。”

“我能带点东西吗?”

“带吧,不过到了那里,会被他们拿走的。”

“没关系。”说着,我走过去,拿起默夫和自己的伤亡人员信息卡,塞进身上运动短裤的松紧带里。

上尉领着我,走下阴冷潮湿的楼梯,来到街上。他的车停在小桥对面的马路上。走到桥中间,我问能不能稍微停一会儿。得到上尉同意后,我笨拙地把两张卡片扔进河里,然后看着它们顺流而下,越漂越远,直到漂过那座古老的铁路桥,彻底消失在视野中。时间尚早,阳光还未驱尽河面上弥漫的晨雾。天空仍然灰蒙蒙的,好像还要下雪。我转向对岸的树林,看见整个世界是由无数极短暂的瞬间构成的,每个瞬间短暂得有如两个电影镜头之间的间歇,肉眼难以察觉,而未被记录的、构成我人生的各个片段,一直在像电影那样一幕接一幕地上演,只是我自己从未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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