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医一例
（1898年）
教授收到了一份电报，是利亚利科夫家开的工厂发来的，请他赶快去出诊。电报电文很长，但条理不清，能看懂的只有一点：利亚利科娃太太的女儿生病了，显然，这位太太是工厂的主人。教授本人没有去，派住院医生科罗廖夫代他去了。
从莫斯科去那里得先乘火车，两站路，然后再坐马车，路程有四俄里左右。工厂里派来一辆三套马车来车站迎接科罗廖夫。车夫头戴一顶插有孔雀翎的帽子，他像士兵一样高声回答问话：“绝不是！”或“正是如此！”那是一个周末的黄昏，太阳正在落山。一群群工人从工厂里出来，向着火车站走去。他们向为科罗廖夫拉车的马儿鞠躬。黄昏、庄园、道路两旁的别墅、白桦树以及四周的恬静气氛都使科罗廖夫入迷，这时候，在假日的前夜，好像是田野、树木和太阳都在打算同工人们一起休息，也许，还打算一起做祷告。……
科罗廖夫生在莫斯科，在那里长大。对农村他不了解，对工厂呢，他从来不感兴趣，也从未去过。不过，他偶然有机会读到一些讲工厂的书啊什么的，有时也到一些工厂主家里做客，同他们交谈。所以当他在远处或附近看到什么工厂时，他总想：从外面看，一切都平静和安详，而在工厂内部，想必是厂主们的极端愚昧和呆板自私，工人们的枯燥无味损害健康的劳动，还有争吵，伏特加，虫子。此刻，在工人们恭敬而又胆怯地给四轮马车让路时，他在他们的脸上、便帽上、步态上猜度着他们身体不洁、酗酒狂、神经质和慌乱心情。
马车驶进了工厂大门。工人们住的小屋、女人的脸、晾在门廊上的被子和衬衫——在道路两旁闪过。“留神！”车夫嚷道，但并不放慢车速。眼前是一个宽广的没有长草的场所，这里有五幢竖着大烟囱的、彼此相距不远的厂房，还有一些货栈和板棚，到处蒙上一层薄薄的灰白色的东西，好像是灰尘。这儿那儿有一些可怜巴巴的小园子和红色和绿色的屋顶，它们像是沙漠中的绿洲似的，在这些房子里住着工厂的管理人员。车夫忽然勒住了马，马车就停在了一所重新粉刷过的灰色房子前面，这儿有一个小庭园，园里有几棵丁香，花叶上覆盖着尘土；黄色的门廊散出一股浓重的油漆味。
“请进，大夫先生，”好几个女人在过道里和前厅里说，同时还传来了一阵阵叹息和低语，“请进，等得可真心焦了，……真可怜，请您走这边。”
利亚利科娃太太是一个胖胖的上了岁数的女人，她穿一件袖子时髦的黑色绸衣裙，不过，从她的面容看，她是一个普通的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女人。她忧虑地瞧着大夫，下不了决心向他伸过手去：不敢冒昧。她身旁站着一个女人，短头发，戴着pince-nez㊟，穿一件色彩斑驳的短上衣，她清瘦，年纪已经不轻。女仆称呼她为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科罗廖夫猜到了：这人是家庭女教师。多半是委托她这位家中最有学问的人来接待大夫，她马上急急忙忙地说起疾病的原因来，讲了许多琐碎的惹人厌烦的细节，但她没有说是谁病了，是怎么一回事。
医生和家庭教师坐着谈。女主人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口等着。科罗廖夫从谈话中得知，生病的人是丽莎，利亚利科娃太太的独生女和财产继承人，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姑娘。她已经病了很长时间，接受过各式各样的医疗，而在昨天夜间，从黄昏到今天早晨，她心跳过速，弄得一家人都没睡，唯恐她会死去。
“她在我们家，可以说，自幼就虚弱多病，”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说话的声音响亮。她不住地用手擦嘴唇，“医生们说她神经有毛病。但她小时候淋巴结发过炎，医生们把这病逼进她身子里去了，因此，我想，也许毛病就在这里。”
他们一起去看望病人。她已经完全是个成年人，身材高大，可是长得不漂亮，像她的母亲，眼睛小小的，脸的下半部过大。她躺着，头发蓬乱，被子盖到了下巴上。她一开始就给了科罗廖夫一个印象：这是个不幸的受苦人，是这里的人出于怜悯心才给了她一个安身之地。他不敢相信她就是五幢大厂房的继承人。
“我们是来看您的，”科罗廖夫开口说，“来给您治病。您好！”
他报了自己的姓名，握了握她的手，那是一只不优美的冰冰凉的大手。她坐起来，显然，她对医生们早已习惯，满不在乎地袒露着双肩和胸脯，让医生诊听。
“我心跳过速，”她说，“整夜这样跳，可怕极了。……我几乎吓死了！请您给点什么药吃吧。”
“我会给的！会给的！您放心罢。”
科罗廖夫诊察了病人后耸耸肩膀说：
“心脏，挺好，”他说，“一切正常，没有毛病。想必是神经有点不大好，不过这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应该说，病已经发过了，您躺下睡吧。”
这时有人送灯进卧室来。病人向灯光眯缝起眼睛，突然，她双手抱头嚎啕大哭起来。这么一来，一个难看的受苦人的印象忽然消失了，科罗廖夫已经不再觉得她眼睛小和下半个脸大得不雅观了，他看到了一种柔和的痛苦表情，一种十分聪明的动人的表情，他觉得她匀称、温柔、质朴。他很想使她安心，不过不是用药物，也不是靠医生忠告，而是同她说上几句普普通通的表示关切的话。她母亲搂住她的头，紧贴自己的身子。这位老妇脸上的神情是多么失望和悲伤！她，做母亲的，抚养女儿，把她拉扯成人，不惜一切，把自己的一生都用在她身上，让她学会了法语、跳舞和音乐，为她请过十个教师，请过顶好的医生，还请了一名家庭女教师，所以现在母亲弄不明白：这些泪水由何而来？这许多痛苦又是为了什么？她弄不明白，她茫然无措，脸上现出负疚、不安和绝望的表情，就好像是她忽略了什么十分重要的东西，还有什么事该做而没有做，还有什么人该请而没有请，不过，没有请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她却不知道。
“丽赞卡㊟，你又哭了，……又哭了，”她搂住女儿贴紧自己说，“我的亲爱的，我的心肝，我的好孩子，告诉我，你怎么啦？你可怜可怜我，告诉我吧。”
母女两人哭得很伤心。科罗廖夫坐在床沿上，拿起丽莎的手。
“别再哭了，犯不上！”他亲切地说，“真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值得你掉这么多眼泪。好啦，不哭了，哭没有用。……”
他心中却在想：
“她该出嫁了。……”
“我们工厂里的大夫给她吃氧化钾-溴酸盐，”家庭女教师说，“可是，我发觉，吃了这个药她更糟。照我的意思，如果给治心脏的药，那就给一些药水……我忘了那药水是怎么叫的了，是……铃兰滴剂吧，是不是？”
接着她又讲了许多细节。她常常把医生的话打断，妨碍他讲话。她脸上显出一副努力的样子，好像是她，作为全家最有学问的人，她有责任同医生不断地交谈，而且所谈的一定得是医学。
科罗廖夫觉得枯燥无味。
“我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走出卧室时他对母亲说，“既然厂医给您的女儿看过病，那就让他继续治吧，到目前为止治疗方法是正确的，我不认为有必要换医生。为什么要换呢？十分普通的病，没有重病。……”
他一边戴手套，一边不慌不忙地讲着，可是利亚利科娃太太一动不动地站着，两只泪汪汪的眼睛瞧着他。
“离十点钟那班火车还有半个小时，”他说，“我希望我不会误车。”
“您不能留在我们这儿吗？”她问，泪水又顺着她的脸颊朝下流，“很不好意思麻烦您，不过还请您行个好，……看在上帝面上，”她回头看了一下房门，继续小声说，“在我们这儿过夜吧。她是我的独生女儿，……独生女。……昨天晚上她可把我吓坏了，到现在我还没有回醒过来。……看在上帝面上，您别走！”
他想告诉她，说他在莫斯科还有许多工作，说他的家里人在等着他回去。毫无必要地在陌生人家里消磨一个黄昏和一整夜时间——这对他来说是一件难事，可是他看了看她的脸，叹了一口气，就默默地把手套脱下。
为了他，客厅和休息室里的灯和蜡烛全都点亮了。他在钢琴前坐下，翻翻乐谱，看看挂在墙上的画和肖像。那些镶着金色边条的画框里的画全是油画，有克里米亚的景色，有狂风巨浪中的一条小船，有手拿酒杯的天主教教士—— 一切都是干巴巴的，过分雕琢，平庸无才。……肖像画上没有一张好看的引人注目的面孔，尽是一些高高的颧骨和惊讶的眼睛。丽莎的父亲利亚利科夫的额头很低小，一张沾沾自喜的脸，一件制服像麻袋似的套在他不端整的身上，胸前戴着一枚纪念章和一枚红十字章。房间里的布置缺乏文化素养，华丽的陈设是拼拼凑凑的，没有见识、令人不快，就好比丽莎父亲的肖像画上那件制服一样；地板亮得刺眼，枝形吊灯也刺眼，因此他不知为什么想起一则讲商人的故事：一个商人脖子上挂着纪念章去澡堂洗澡。……
从前厅传来低语声，还有轻轻的鼾声。突然间院子里发出一阵阵刺耳的断断续续的金属声，以前科罗廖夫从未听到过这种声音，现在他也弄不清楚这是什么声音。这声音在他心中引起了奇怪和不快的反应。
“看样子，我是怎么也不会在这种地方生活的，……”他想了想又翻阅起乐谱来。
“大夫，去吃些东西吧！”家庭女教师低声地招呼他。
他去吃晚饭。菜肴很多，有许多凉菜和葡萄酒，可是只有两个人吃晚饭：他和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她喝马德拉酒㊟，吃得很快。她透过夹鼻眼镜看着他说：
“工人对我们很满意。在我们工厂里每年冬天都演戏，工人们自己演；还有配上幻灯片的朗诵会，有极好的茶室，似乎什么都有。他们信赖我们，当他们得知丽赞卡病情严重后为她举行了祷告仪式。瞧，他们是一些没有知识的人，倒也有感情呢！”
“在你们家里好像是一个男人也没有。”科罗廖夫说。
“一个也没有。一年半以前彼得·尼卡诺维奇去世，剩下来就只有我们了。我们三人就这么生活。夏天我们住在这儿，冬天呢，我们住在莫斯科波梁卡大街。我在她们家已经十一年，像自己人一样。”
晚饭时上的菜有鲟鱼、鸡肉饼、糖渍水果，喝的酒是名贵的法国葡萄酒。
“大夫，请吃，别客气，”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边吃边说，还用小拳头擦嘴。她在这儿，显然，日子过得十分舒服，“请吧，请吃。”
饭后医生被领到一个房间，那儿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床褥，可是他没有睡意。天气很闷，而且房间里有油漆气味，他穿上大衣，走了出去。
户外天气凉爽，东方已经破晓，在潮湿的空气里清楚地显出五幢竖着高烟囱的厂房、板棚和货栈。由于是休息日，工人不做工，窗子里黑黑的，只有一幢厂房里的炉子还燃烧着，两个窗户火红火红的，从烟囱里偶尔有火同烟一起冒出。在院子后面，在远处，青蛙在喧哗，夜莺在歌唱。
看着那些厂房和工人睡觉用的板棚，他又想起每逢他看到工厂时总会想到的东西。尽管为工人演戏，让他们看幻灯片，给他们配备厂医，还有各式各样的改良措施，但他今天从火车站出来后一路上所遇见的工人，看上去同很久前他小时候见过的工人并无什么区别，而那个年代还没有工厂戏剧和各种改良措施。他，作为一个医生，一个能正确判断那些根本病因不明和无法医治的慢性病痛的医生，他把工厂也看作原因不明而且无法消除的误会。因此，他虽不认为一切改善工人生活的措施都是多余的，但也把它们同治疗不治之症看成一码事。
“当然，这里有着一种误会，……”他瞧着火红的窗户想道，“一个五百到两千个工人在有害健康的环境里做工，没有休息，制造蹩脚的印花布，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偶尔才进小酒店从噩梦中醒来。上百个人监督着工人干活，这上百个人一生所干的就是登记罚金、骂人和做种种不公正的事，只有那么两三个人，即所谓的主人，享受着各种利益，尽管他们什么事儿也不干，而且还蔑视那蹩脚的印花布。可是，这又是一些什么利益呢？他们又是怎样享受的呢？利亚利科娃和她的女儿都不幸福，瞧着她们都会觉得可怜，生活得舒舒服服的只有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个人，那个上了岁数、戴夹鼻眼镜、傻呼呼的老处女，就是说，这五幢厂房里工人们在干活，东方市场上在销售蹩脚花布，其结果只是让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可以吃鲟鱼和喝葡萄酒。”
突然间响起一阵古怪的声音，就是晚饭前科罗廖夫听到过的那种声音。在一幢厂房附近有一个人在敲打金属板，他敲一下就马上将声音遏止，因此听到的就是一种短促而刺耳的不纯正的声音，好像是“德儿……德儿……德儿……”接下来是半分钟安静，而另一幢厂房附近也同样响起了不连贯不好听的声音，但更加低沉：“德雷恩……德雷恩……德雷恩……”十一下，显然，这是守夜人在打更：十一点钟了。
在第三幢厂房旁也有类似的声音：“扎克……扎克……扎克”就这样，在所有的厂房附近，接着是在板棚后和大门外都发出了响声，这情景好像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刻，长着两只火红眼睛的怪物自己发出了这些声音，是魔鬼自己，他在这儿既统治着厂主，也统治着工人，同时也欺骗着他们双方。
科罗廖夫走出院子，向空旷的田野走去。
“谁在走动？”有人粗声粗气地在门口向他叫喊。
“好像是在监狱里，”他想，但不作回答。
在这儿夜莺的歌声和青蛙的叫声听得更清楚些，可以感觉到这是五月之夜。从车站那边传来火车的轰隆声，几只昏昏欲睡的公鸡在一个什么地方喔喔地啼叫；但夜毕竟是静静的，周围的一切在宁睡。离工厂不远的场地上有一个房架子，堆着一些建筑材料，科罗廖夫在木板上坐下，继续进行思考：
“在这儿觉得自在的只有女家庭教师一个人，工厂是为了她得到欢乐而运转的。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她在这儿只是做个幌子，主要角色是魔鬼，这里的一切事都是为它做的。”
于是，他想到了自己并不相信的魔鬼，他回头去看那两个发出火光的窗户。他觉得，魔鬼自己正在用这两只火红火红的眼睛瞧着他，魔鬼就是那种不可知的力量，正是它在强者和弱者之间建立了关系，是它造成了这个现在根本纠正不了的大错误。强者一定要妨害弱者生活下去，大自然的法则就是如此，可是这种话只有在报刊的文章里或者在教科书上才是可以理解和容易被人接受的；而在纷扰混乱的日常生活中，在编织起人类关系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琐事细节中，这就不是一条法则，而是一种荒谬逻辑，因为：强者也好，弱者也好，同样成了他们相互关系的受害者，都不由自主地屈服于某种来历不明的、处于生活之外的、与人不相干的力量。科罗廖夫就这么坐在木板上想着，渐渐地一种心情制服了他，似乎那个来历不明的神秘力量当真就在他附近，在瞧着他。这当儿，东方越来越白，时间很快地过去。周围没有一个人影，仿佛一切都死绝了似的，这时，在黎明的灰白色背景上，五幢厂房和它们的烟囱有了一种特别的不同于白天的样子。这时已经忘记了那里面有蒸汽发动机，有电力设备，有电话，而是不知怎么的总想到湖上生活时代的水上建筑㊟，想到石器时代，而且还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粗野的无意识力量存在着。……
又有那种声音了：
“德儿……德儿……德儿……德儿……”
十二下，接着是沉寂，沉寂约摸半分钟，在院子的另一头又响起来：
“德雷恩……德雷恩……德雷恩……”
“讨厌极了！”科罗廖夫想。
“扎克……扎克……”在第三个地方又响了起来，不连续，刺耳，仿佛有点儿沮丧：“扎克……扎克……”
为了敲打出十二点钟，花去了将近四分钟工夫。接下来声音平息了，又给人那样的印象：似乎四周一切都死绝了。
科罗廖夫又坐了一会儿就回到了屋内。可是他又坐了好久没上床。邻近的房间里有人在低声说话，可以听到穿拖鞋走路和光脚走路发出的啪哒啪哒的声音。
“莫非她又发病了？”科罗廖夫想。
他走出房间去看望病人。许多房间里已经亮堂堂了，在客厅的墙上和地板上有一道穿透晨雾的微弱阳光在颤动。丽莎的房门开着，她本人坐在床边一张安乐椅上，穿着长袍，裹着被巾，没有梳头；窗帘都放下了。
“您感觉怎么样？”
“谢谢您！”
他摸了摸脉搏，接着理一理披在她额上的头发。
“您不睡觉，”他说，“外面天气美妙极了，是春天了，夜莺在歌唱，您却坐在昏暗处想什么心事。”
她听着，瞧着他的脸，她的眼神忧郁而伶俐。可以看得出来：她想告诉他一些什么。
“您常常会这样？”他问。
她动动嘴唇回答说：
“常常这样。我几乎每夜都感到难受。”
这时打更人在院子里敲打了两下：深夜两点钟了。听得见“德儿……德儿……”的声音，她哆嗦了一下。
“这些打更的声音扰乱您吗？”他问。
“我不知道。这儿什么都搅得我心神不定，”她回答说。她沉思起来，“什么都搅乱我。在您的说话声音里我听到了动情。不知为什么，我头一眼看您，就觉得同您可以无话不谈。”
“您谈谈吧，我请求您。”
“我要把我自己的看法告诉您。我觉得，我不是生病，我只是心神不定，我害怕，因为应该是这样，不可能是另一样。甚至连一个十分健康的人也不会不忧虑，如果，比方说，在他窗下有个强盗在走动的话。医生常来给我治病，”她接着说，眼睛瞧着自己的双膝，羞答答地微笑一下，“当然，我心里很感激，我也不否认治病有好处，但我十分盼望的不是跟大夫谈话，而是同一个亲近的人、同朋友谈谈心，他能了解我，能开导我，使我相信我是对还是不对。”
“难道您没有朋友？”科罗廖夫问。
“我孤独。我有母亲，我爱她，但我仍旧孤独。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孤独的人看书看得多，但说得少，听得也少，在他们心目中生活是神秘的。他们是一些神秘主义者，常常在没有魔鬼的地方看见魔鬼。莱蒙托夫笔下的塔玛拉㊟孤孤单单，所以她看见了魔鬼。”
“您读很多书？”
“很多。您要知道，我的全部时间都是闲着的，从早到晚。我白天看书，到了夜间头脑空空洞洞，没有思想，只有一些阴影。”
“夜间您看见一些什么吗？”科罗廖夫问。
“没有看见什么，可是我感觉到……”
她又微微一笑，抬起眼睛来看医生，眼神是那么忧郁那么伶俐。他觉得，她相信他，要同他诚恳地谈谈；他还觉得，她的想法同他一样。她不过是沉默着，也许，她是在等待：他会不会先说。
他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在他看来是一清二楚的：她必须丢下五幢厂房和百万家财，如果她有这家财的话。快些离开那个在夜间眺望的魔鬼；他同样清楚的是，她本人也是这么想的，只是在等着一个她相信的人来肯定这一点。
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说呢？一般说，人们不好意思去问已遭判决的人，为什么他们被判罪；同样，也不便去问一些很有钱的人，他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为什么他们把自己的财富处理得如此糟？为什么他们即使在看出财产是他们的不幸时也不肯抛弃财产？如果是这么开始谈话，那这种谈话总会是不好意思的、难堪的、冗长的。
“该怎么说呢？”科罗廖夫踌躇不决，“再说，有必要谈吗？”
他说了他想说的话，但并非直截了当地，而是转弯抹角地说的：
“处在工厂主人和富有继承人地位的您感到不满意，您不相信您有这种权利，以致您现在睡不好觉；比起您如果心满意足、睡觉香甜并感到一切都顺顺当当来，这当然好一些。您这种失眠是可尊敬的，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好兆头。真的，我们现在进行的谈话在我们的父母辈中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在夜间不交谈，而是沉睡，我们呢，我们这一代人，睡不好觉，感到苦闷，谈得很多，总想解答我们是对还是不对这个问题。而对我们的子孙辈来说，这个问题——他们是对还是不对——已将获得解决。他们会看得比我们清楚。再过上五十年光景，日子一定会好过，可惜的只是我们活不到那个时候。要是能够看上一眼，倒会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的子子孙孙会做什么呢？”丽莎问。
“我不知道。……大概他们会丢弃一切，一走了之。”
“走到哪儿去呢？”
“哪儿去？……咦，爱去哪儿就去哪儿，”科罗廖夫说，他笑起来了，“一个有头脑的好人可去的地方还会少吗？”
他看了看表。
“太阳已经升起。不过，”他说，“您该睡觉。您就脱下衣服好好睡一觉吧。认识您，我很高兴，”接着他握握她的手说，“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好人。祝您夜安！”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晨，马车已经备好，大家都到台阶上送他。丽莎像过节似的穿一件白色连衣裙，头发间插一朵小花，脸色苍白困倦，跟昨天一样，她看着他，眼神忧郁而又伶俐，她微笑着，说着话，而且总是那一副表情：仿佛她要告诉他什么特别的要紧的事情，只告诉他一人。可以听见：云雀在歌唱，教堂里的钟在鸣响。厂房的窗子发出愉快的光彩。科罗廖夫坐车出了院子，沿着大路向火车站驶去，这时他已经不想工人，不想湖上生活时代的建筑，也不想魔鬼，他只想着那个也许已经临近的时代，到那时生活会像这宁静的星期日早晨一样光明和欢悦。他还想着，在这春日的清晨，坐在一辆上好的三套四轮马车里赶路，晒晒太阳取取暖。这可真是一件惬意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