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游戏

我猜想，之后家里会有一场谈话。

真伤心，真可怕。（我妈妈。）

本应该有监督的。辅导员到哪里去了？（我爸爸。）

要是我们再一次经过黄色的房子，也许我妈妈会说：“你记得吗？记不记得你以前多害怕这房子？可怜的小东西。”

我妈妈有种习惯：对我在遥远的婴儿时代的种种毛病，她总是抓住不放，甚至可以说，如数家珍。

如果你还是个孩子，每一年，你都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通常都是在秋天，当你丢掉暑假的困惑和懒散回到学校，升了一级的时候。这是你记录变化最为明显的时光。在此之后，你就不会记得哪年哪月在变化了，但是变化仍在继续，完全一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过去会从你身边溜走，走得如此轻松，完全是自动流失。场景常常还未消失，已然不再相干。然后突然一个急转弯，某样东西遍地开花、处处涌现，想要得到关注，甚至还想要你做点什么。虽然显而易见，实在没什么可做的。

马琳和沙琳。别人都以为我们绝对是双胞胎。那几年流行给双胞胎起压韵的名字，邦妮和康妮，罗纳德和唐纳德。另外，沙琳的帽子和我的很配。这种叫苦力帽的帽子是宽大的低顶圆锥形草帽，用一个结或者松紧带系在下巴上。这个世纪后期，这种帽子在电视上越战的镜头里就很常见了。西贡街头骑自行车的男人戴着它们，走在路上的女人也戴着它们，她们的身后是被轰炸的村庄。

可能在那个时代——我是说我和沙琳露营的时候——大家说到亚洲苦力，不会觉得这种说法有什么不妥，说黑鬼，或者说像个讨价还价的犹太人，也不会觉得有问题。我那时十几岁，还不会联想这些词汇的背景文化。

我们有这样的名字，戴这样的帽子，所以第一轮点名的时候，我们喜欢的辅导员——快活的梅维斯指着我们说：“嗨，双胞胎。”我们还没来得及解释，她就已经在点别人的名字了。我们喜欢梅维斯，但是，我们更喜欢漂亮的辅导员保利娜。

不过在点名之前，我们就注意到对方的帽子，互相有了好感。否则的话，我们中至少一人，甚至可能两人都会把全新的帽子摘下来，准备塞到床底下，声称是妈妈逼我们戴的，我们自己不喜欢，诸如此类的话。

我挺欣赏沙琳，但我不知道怎么和她交朋友。夏令营的女孩，除了少数几个稍微大一点以外，都是九到十岁的年龄。在这个年龄，大家已经不再像六七岁的女孩那么容易交朋友、那么容易出双入对了。我只是简单地跟在几个女孩子后面，她们和我是一个镇的人，但没有一个是有特殊之处的朋友。我们进了一间还有空床的小木屋，我把自己的东西扔在棕色的毛毯上，听到身后一个声音在问我：“请问，能不能把我的双胞胎姐姐旁边的床让给我？”

是沙琳。不知道她在和谁说话。木屋大概能住下二十多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回答，“当然行”，就搬走了。

沙琳用了一种奇特的腔调，逢迎、玩笑、自嘲，还有一种引人注意的兴奋，如同鸣钟的颤音。很明显，和我相比，她不是一般地自信。她不是相信那个女孩一定会搬走，也不是强硬地说：“我先来的。”（如果她是那种家里疏于教育的女孩——有些女孩就是这样的，她们来这里是由国际狮子会付的钱，或者是教堂支付的，反正不是她们的父母——她可能会这么说：“赶紧上厕所去吧，省得屎拉在裤子上。反正我是不会走的。”）不是这样的自信。沙琳的自信是，她相信她想要别人做什么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这么做，而不仅仅是同意她的要求而已。我本也有机会拒绝她，我可以说，“我不想当什么双胞胎”，然后不理她，收拾自己的东西。但是，当然了，我没这样。如她所料，我的感觉是受宠若惊。我看着她兴高采烈地把包里的东西倒了出来，有些东西掉在了地板上。

我只找到一句话说：“你已经晒黑了。”

“晒黑太容易了。”她回答。

一开始是找我们的不同之处。我们讨论后发现，她晒了变黑，而我晒了就会长雀斑。我们的头发都是褐色的，不过她的颜色深一点。她的头发是波浪形，而我的头发则茂密如树丛。我比她高半英寸，而她的手腕和脚踝粗一些。她的眼睛偏绿，而我的眼睛偏蓝。我们一直热衷于观察彼此的不同之处，甚至把后背的痣和能看见的雀斑都列在了表格里，还有第二根脚趾的长度（我的第二根脚趾比大脚趾长，她的则短一些）。我们详细地回忆了从小到大得过的病，种种意外事故，身体有没有什么部位修补或切除过。我们两个的扁桃腺都摘除了——在那个年代，这是种普遍的预防手段——我们都得过麻疹、得过百日咳，都没得过流行性腮腺炎。我拔过一颗上犬齿，因为它挡住了其他的牙。她的拇指被窗户夹过，所以半月痕不完整。

我们把身体的历史和特征都整理完了以后，就开始讲故事——家族的戏剧性事件、故事，以及区别所在。她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女孩。而我是唯一的孩子。我有个姑姑，高中的时候死于脊髓灰质炎。她有个哥哥加入了海军。那是战争年代，所以我们在营火晚会上会唱《永远的英格兰》、《橡树之心》、《统治吧，不列颠尼亚》，有时候会唱《永恒的枫叶》。我们生活的背景，是空袭、战争、沉船，虽然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每天都在发生。每隔一段时间，不远的地方也会有那么一回军事袭击，很吓人，又很庄严、很刺激。要是我们镇或同一条街的某个男孩死了，他住的房子就算没有挂花圈，没有黑色的布帘，也会有一种特殊的沉重气氛。使命完成，尘埃落定。尽管房子里可能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也许只是门口路边停了一辆陌生的车，表明有亲戚来，或者是牧师来这个失去亲人的家里坐一坐。

夏令营的一个辅导员在战争中失去了她的未婚夫。她佩戴着他的表。我们认定是他的表，就别在她的外套上。我们倒是愿意为她难过，关心她，不过她嗓门尖利，颐使气指，连名字都让人讨厌。阿尔瓦。

我们生活的另外一个背景是宗教。在夏令营，这个背景本来应该要强调的。不过，因为是加拿大联合教会负责这里，所以不像浸信会或圣经基督教会那么喋喋不休，也不会像罗马天主教会甚或英国国教会，有那么多正式的认可仪式。大部分女孩的父母都属于加拿大联合教会。不过那些由教会付钱的女孩子，可能不属于任何教会。联合教会用的是它最为亲切的民间方式，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对我们的要求只有晚上祈祷，吃饭时唱圣歌，还有每天半小时的特殊谈话。这种谈话就叫聊天，早餐以后的聊天。不过，即便是聊天的时候，也很少提上帝或是耶稣，说得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诚实品质、友好性情、纯洁思想，要我们承诺长大以后不抽烟、不喝酒。没有谁对此提出过异议，也没有人中途退场，因为我们早就习惯了这种谈话，而且温暖的阳光下，坐在长椅上也蛮舒服的，一大早，我们还不想跳进水里，都嫌冷。

我和沙琳的这些事儿，即使是成年的女人也会做。也许她们不会互相数后背上的痣，不会去比较脚趾的长度，不过当她们相遇，感觉到彼此之间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惺惺相惜时，她们也会感觉到需要，需要了解重要的信息、重大的事件，不管那些事件是公开的还是私密的，以此填满两人之间的所有空白之处。如果她们感觉有这样的温暖和渴望，那么她们几乎不可能厌倦。不管说的是什么琐事和傻事，她们都会一起笑，也会笑她们揭露的自私、欺骗、吝啬，以及纯粹的恶。

当然，一切都需要非凡的信任。不过，这种信任的建立，可以只在片刻之间。

我曾经观察过。围坐在营火边，搅拌树薯粥的时候，或者因为传说有野兽，剥夺男孩子们说话的机会，让他们去树林放哨的时候，这些漫长的时段就是开始的时间。（我是个受过正规训练的人类学者，虽然比较差劲。）我观察了，但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女性之间的秘密交换。也并非全然如此。有时候好像需要这么做，我也装作自己在参加。但是对方永远能发现我的装腔作势，变得既茫然又警惕。

通常和男人交往，就不至于这么谨慎。他们并不指望这样的交换，对这种交换绝少有真的兴趣。

我说的这种和女人的亲密关系，不是情欲的，也不是情欲的最初阶段。情欲的关系，我在青春期前也经历过。情欲的关系，也会有信任，也许还会有谎言，可能会走向游戏，总之不管有没有性玩笑，都会有一段热火朝天的短暂兴奋，紧随其后的则是不舒服、拒绝承认，以及厌恶。

沙琳告诉过我她哥哥的事儿，不过说的态度是一种真实的厌恶。就是参加海军的那个哥哥。她去他的房间找她的猫，他正在对他的女朋友干这种事儿。他们根本不知道她看见了。

她说他上上下下，啪啪啪啪。

你的意思是他们在床上互扇耳光？我问。

不是。她回答。是他的那东西进进出出的时候，啪啪啪啪。下流。恶心。

他光溜溜的白屁股上还有疙瘩。恶心。

我告诉她的是维尔娜。

回到我七岁的那年，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座当时我们叫作拼连住房的屋子里。那时候，连栋式住宅这个词可能还没有。总之，那座房子不是平均分割的，维尔娜的外婆租了后面的房间，我家租的是前面的房间。房子很高，光秃秃的，很难看，刷的是黄色的漆。我们住的小镇太小了，人口加起来也没多少，不用划分居民区。不过，实际上是有分区的，我觉得，我们的房子恰好位于体面地区和年久失修的地区的分界线上。我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正好是经济萧条的最后时期。当然了，我估计那时候没人知道经济萧条这个词。

我爸爸是个老师，他的工作稳定，但是钱很少。我们另一头的街道渐渐消失，那条街的房子属于那些既没有稳定工作，也没有钱的人。维尔娜的外婆显然有点钱，因为她说起领救济的人，用的是十分轻蔑的语气。我妈妈肯定和她争论过，说那不是他们的错。不过没用。这两个女人算不上亲密的朋友，不过，有关怎么安排使用晾衣绳，她们的态度真诚而友好。

这位外婆的名字是霍姆太太。有一个男人时不时来看望她。我妈妈说他是霍姆太太的朋友。

不过，实际上，每次他来的时候，妈妈都不让我出门玩，所以我没什么机会和他讲话。他长什么样子我都不清楚，不过我认识他的车，车是深蓝色的福特V-8。我对车特别有兴趣，可能是因为我家没有车。

然后，维尔娜就来了。

霍姆太太说维尔娜是她的外孙女，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但是，从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们中间隔着的那代人存在。我不知道是霍姆太太去把她接回来的，还是她的朋友用V-8把维尔娜送来的，总之，那是夏天，还没有开学的时候，她出现了。我不记得她告诉过我她的名字，一般情况下，她不是个健谈的人，我肯定也没有问过她。从最早的时候起，我就对她有一种强烈的反感。在那时，我对其他人无论如何也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告诉妈妈我恨她。妈妈问你为什么要恨她，她对你做什么了？

可怜的东西。

孩子用恨这个词来表达各种不同的感受，意思也许是他们吓坏了。吓坏了的意思不是他们担心挨打。拿我自己的感觉来举例吧，当你走在人行道上，一些大男孩喜欢骑自行车拦住你，冲你发出恐怖的怒吼。你害怕的不是对身体的伤害。好像我对维尔娜的恐惧，差不多是对诅咒或者阴暗企图的恐惧。这种感觉，小孩子都会有，也许是因为一座房子的样子，也许是因为一根树干，更多时候或许是因为霉烂的地下室、幽深的衣橱。

她比我高很多，不知道她比我大多少。也许是两岁，三岁？她瘦得皮包骨头，骨架子那么小，脑袋也那么小，让我想起蛇头来。细密的黑发平滑地盖在这颗脑袋上，遮住了前额。我觉得她脸上的皮肤很暗沉，很像我家旧帆布帐篷的盖布。她颧骨突出来的样子，就像盖布被风吹得鼓起来的样子。她的眼睛永远都在斜视。

不过，我相信，大家看见她的时候，不会觉得她的模样有什么地方特别招人讨厌。实际上，我妈妈说她楚楚动人，或者说几乎算得上楚楚动人。（比方这么说：“真可惜啊，她本来可以长得楚楚动人的。”）但仅仅就我妈妈从她的一举一动中看到的而言，也没法反对这种说法。她比她的实际年龄小得多。这是一种拐弯抹角的说法，指的是维尔娜还没学过读书写字，也不会滑冰、打球，另外，她嗓音粗哑，而且不会压低自己的嗓门，她的措辞奇怪地断断续续，好像这些词儿结成了块儿，卡在她的喉咙里。

她干扰我、毁掉我自己玩的游戏的办法，不是一个小女孩，而是个大女孩的办法。一个年龄不小，但是没有经验、没有权利，什么都没有的女孩，只有宁死不屈的决心，以及丝毫不明白自己并不受欢迎的无能。

孩子理所当然是一群保守得可怕的人，他们当机立断地反对一切边缘的、反常的、难以驾驭的东西。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备受溺爱，当然，也备受训斥。我笨拙、早熟、羞怯，有自己私密的规矩和憎恶。我甚至讨厌维尔娜头发上不停掉下来的赛璐珞发夹，还讨厌她老是想塞给我的红绿条纹的薄荷糖。她会试图追赶我，硬把这些糖塞到我嘴里，以她独特的断断续续的发音方式，吃吃吃吃傻笑个不停。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喜欢薄荷的味道。还有，我不喜欢这个名字，维尔娜。这个希腊名字是春天的美女的意思。我觉得它听起来和春天没什么关系，也不像青草地，不像花环，不像穿薄纱裙的姑娘，更像一抹顽固的薄荷污渍、绿色的黏液罢了。

我也不相信妈妈是真的喜欢维尔娜，因为她天性中有些许伪善，还因为她决心不让我快活，就装作同情维尔娜。她要求我友善。开始，她说维尔娜不会待太久的，暑假一结束，她从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后来，维尔娜根本没打算回哪里去，她又告诉我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说我们自己很快就搬家，友善的日子不长了。实际上，这时候距离我们真正搬家还有一年。最终，她耗尽了耐心，说我让她失望，她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天性原来如此刻薄。

“她生来就是这样，你怎么能攻击她长的样子？这是她的错吗？”

这种话对我没有意义。要是我有足够的辩论技巧的话，我会说我根本没有攻击维尔娜，我只是希望她离我远一点。不过，我本来就是在攻击她，用不着质疑这到底是不是她的错。不管我妈怎么说，我的这种态度，其实多多少少和我住的地方、我生活的年代里，周围没有说出口的看法是和谐的。即便是大人们，他们的笑容里都藏有一种无法克制的满足感，以及理所当然的优越感，每当他们说某人“太简单”、“少根筋”的时候，我都能看见这种表情。我相信我妈妈就是这种人。私下觉得。

我开学了。维尔娜也上学了。她进了一个特别班，在学校操场边上一幢特别的楼里。这幢楼是镇上学校最早的教学楼。不过在那个年代，没人有时间研究城市志，没几年这楼就被拆掉了。楼里面有一块用墙隔出来的空间，让学生休息时间聚在一起玩。那幢楼的学生，早晨上学比我们晚半个小时，下午放学比我们早半个小时，所以课间休息时，没人会去骚扰他们。不过，因为他们都攀在墙上，看我们普通学校的操场到底有什么，挤得太厉害的时候就会出事儿，会用尖叫、挥舞棍棒之类的吓唬他们。我从来没走近那地方，几乎没见过维尔娜。我是在家里被迫应付她。

刚开始的时候，她站在黄房子的角落里，看着我，我装作不知道她在那儿。后来，她走进了前院，在我家的台阶上占个位置。她在那儿，我要是想去厕所，或者我冷了，就非得经过她身边不可，而且还很近，很可能会碰到她，也许她会来碰我。

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能在一个地方待那么长时间，而且眼睛只盯着一样东西。常常盯的是我。

我有一个秋千，秋千挂在枫树上，荡秋千的时候，我的脸要么冲着房子，要么冲着大街。也就是说，要么我和她面面相觑，要么她的目光让我若芒刺在背，她甚至有可能过来推我一把。她老是推我一个趔趄。不过，这还不是最倒霉的。最倒霉的是，她的手指戳在我背上，真像一支支冰凉的针管，直接穿透了我的外套和里面的衣服。我还有一个游戏是堆叶子、盖房子。就是我用耙子耙，或者用手抱，总之设法把枫树的落叶堆到一起，然后把树叶拼成房子的图样。这里是起居室，那里是厨房，那一堆松松的是卧室里的床，等等等等。这个游戏不是我发明的。学校的看门人把落叶全部耙走烧掉以前，课间休息的时候，女孩子们都在操场上盖房子，她们堆出来的房子更豪华，有时候甚至还会有点装饰。

开始时，维尔娜只是看我在干什么，她永远斜着眼睛的表情，在我看来，是一种莫明其妙的优越感。她凭什么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后来就到了她行动的时候了，她走过来，抱起一团树叶，大概是因为她自己也在犹豫，或者就是手笨，叶子漏得满地都是。她抱起来的叶子，不是搁在一边备用的那堆，而是从我房子的墙上抱走的。她把墙抱在怀里走了几步，扔进我整洁有序的房间里。

我冲她大喊大叫，叫她住手。她弯下腰，想把她扔下来的树叶重新抱起来，但没办法聚拢，干脆又抛撒下来，等叶子全落到地上，她就开始傻乎乎地乱踢。我冲她吼，一点用也没有，或许她把我的吼叫当成了鼓励。于是我只好低头朝她冲过去，正好顶在她肚子上。我没有戴帽子，所以我的头发就碰在了她的羊毛衫或者是外套上。我的感觉是，我的脑袋撞在了一个坚硬而又臃肿的肚子的刚毛上。我喊叫着跑回家。我妈妈听完之后说的话更让我发疯：“她只是想玩，但不知道怎么玩。”

第二年秋天，我们搬进了另一座平房里，我再也不用经过那座黄房子了。黄房子总是让我想起维尔娜，似乎它也学会了她斤斤计较的算计，恐吓似的斜视。黄颜色似乎正是侮辱的色彩，而那扇并没有坐落在中间的前门，添了一分残疾的感觉。

我们住的平房和这座黄房子只隔三个街区，就在学校边上。我既然逃离了维尔娜，就忘记了小镇的大小和生活的复杂性。有一天，我和学校一个同学在街上迎面碰到了她，我才明白这并不是真的，不全是真的。这回应该是我们谁的妈妈派我们跑腿做什么事儿。我没有抬头看，不过我相信，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听到了吃吃的笑声，也许是高兴，也许是因为认出了我。

同学的话顿时让我觉得可怕。

她说：“我以前觉得这是你姐姐。”

“什么！”

“我知道你们住在一起，所以觉得你们肯定是亲戚。至少是堂姐妹。你们不是？不是堂姐妹？”

“不是。”

特殊班上课的老楼没通过安全检查，不能再用了，镇里就租用了圣经礼拜堂，学生们去那里上课。圣经礼拜堂恰好就在我家的街角，过了马路就是。维尔娜上学有两条路可以走，她选择了那条经过我家的路。而且，我家的房子离人行道只有几英尺远，所以，实际上，她经过的时候，影子都会落在我家的台阶上。要是她愿意，她可以把鹅卵石踢到我家的草坪上。除非我家的百叶窗拉上了，否则她就可以偷窥我家的客厅和门厅。

特殊班的上课时间这时候和普通学校一样了。至少早晨一样的，下午放学还是会早一点。学校也许觉得，他们在礼拜堂上课，就不会和普通学生挤在一条路上了；所以，这时候，我就可能在上学路上遇见维尔娜。我随时随地都看着她可能出现的方向，只要一看见她，就躲回家里去，借口说忘带什么东西，或者说鞋子磨脚、我得找一块橡皮膏，再或者说我头上的发带松了之类的。我不至于傻到说看见维尔娜了，我妈妈会说：“那又怎么了？你怕什么？她会吃了你？”

又怎么样呢？有污染？会感染？维尔娜看起来挺干净，挺健康。而且，基本上她也不可能上来就骂我、揍我、拽我的头发。不过，只有大人才会笨到以为她没什么力量。力量，再说了，这种力量也是特别针对我的。她的眼睛盯住的是我。至少我这么觉得。仿佛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这种感觉无法形容，也没法解决。这种感觉固执得如同爱情一般，尽管在我看来，绝对更像仇恨。

我想，我讨厌她，正如有人讨厌蛇，有人讨厌毛毛虫，有人讨厌老鼠，有人讨厌鼻涕虫。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理由。她确实不会对我有什么实际的伤害，不过，她能扰乱你的五脏六腑，让你痛恨自己的生活。

告诉沙琳维尔娜的故事时，我们的聊天已经很深入了。除非游泳或者睡着的时候，我们才停得下来。维尔娜成了我的祭品，虽然并不是这么拿得出手，相比沙琳哥哥抽动的、疙疙瘩瘩的屁股，没有那么生动活泼、让人恶心。我记得我和沙琳说，维尔娜的可怕之处，我没法描述清楚。不过紧接着，我就开始描述，我感觉，我描述得应该还算不错，因为为期两周的夏令营就要结束的一个中午，沙琳冲进了食堂，脸上闪烁的是恐惧，以及一种奇怪的兴奋。

“她就在这里。她在这里。就是那个女孩。那个可怕的女孩。维尔娜。她就在这儿。”

午饭吃完了，按规矩我们要收拾东西，把我们的盘子、碟子搁在厨房的架子上，然后当天值日的姑娘会拿走去洗。然后，我们会去糖果店排队，糖果店每天中午一点钟开门。沙琳刚刚就是回宿舍拿钱去了。她是个富人，因为有个企业家爸爸，所以她就马马虎虎，把钱随随便便放在枕头里。我除非是游泳的时候，钱都是贴身放的。所有付得起钱的女孩子午饭后都要去糖果店买糖，把讨厌的甜点味道清理掉。我们明明知道甜点难吃，但还都非要尝尝，想确认味道有没有我们想得那么恶心。木薯布丁，烂糊糊的烤苹果，黏糊糊的奶油冻之类。所以，我第一眼看见沙琳这种表情的时候，我以为是她的钱被偷了。不过转念一想，这种倒霉事儿不至于让她的脸扭曲成这样，她眼里的震惊分明是种喜悦。

维尔娜？维尔娜怎么会在这里。认错人了吧。

这天应该是礼拜五。夏令营还有两天时间。我们还有两天就要走了。最后我们才明白，夏令营也有个特殊营。在这里他们也还是特殊的。他们过来和我们一起度过最后的周末。人不算太多，估计总共也就二十个，也不全是从我们小镇来的，还有附近其他小镇的。沙琳刚想清楚地告诉我怎么回事儿的时候，一声哨响，辅导员阿尔瓦跳到了椅子上，朝我们讲话了。

她说，她知道我们肯定会尽责尽力地欢迎观光客，也就是夏令营的新营员们。新营员带来了自己的帐篷和自己的辅导员，不过，她们会和我们一起吃饭、游泳、游戏，也要参加早晨的聊天。她说，她肯定我们会把这场相遇当成交新朋友的机会，语气里有我们已经熟悉的警告和叱责。

这些新来的人花了一会儿时间支帐篷，安排床位。有些人明显毫无兴趣，跑开了，辅导员只好连吼带叫，把这些家伙抓回来。这段时间我们正好自由活动，是休息时间，我们到糖果店买了巧克力、甘草糖、太妃软糖，躺在铺位上吃。

沙琳一直说：“想想，想想。她在这里啊。我简直没法相信。你觉得她是不是跟踪你？”

“可能吧。”我回答。

“你觉得我能不能把你藏起来呢？”

我们在糖果店排队的时候，我一直低着头，让沙琳挡在我前面，不让附近的特殊营员看见我。我飞快地偷看了一眼，我看见了维尔娜的后背。她垂下来的、蛇一般的头颅。

“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你乔装打扮。”

根据我说出来的故事，沙琳大概以为维尔娜主动骚扰我。我想这也是真的吧，除了她的骚扰没有这么显眼，比我能说出来的更加隐秘以外。现在，我就让沙琳这样想吧，反正这么想会让她更兴奋。

因为我和沙琳一直处心积虑、躲躲藏藏，所以维尔娜并没有立刻发现我。也有可能是因为她和其他特殊营的新营员一样昏头昏脑，不知所措，努力想搞明白自己到底来这里干吗。没一会儿，她们就被带到海滩的另一头去上游泳课了。

晚饭时，我们在餐桌前唱歌的时候，她们排着队进来了。

在一起，在一起，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长，

在一起的时间越长，

我们的心情越飞扬。

再后来，她们平静地各自走开，散落在我们中间。她们全都戴着写了名字的牌子。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叫玛丽·埃伦，类似这个名字吧，她不是从我们小镇来的。不过，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就看见维尔娜在隔壁桌，她比同桌的女孩都高。不过感谢上帝，她和我坐的是同一个方向，所以吃饭的时候不会看见我。

她是那一桌最高的，不过也并没有我记忆里那么高，没有高得扎眼。大概是因为过去的一年，我的个子长得飞快，她也许已经不长了。

吃完饭，我们站起来收拾盘子。我一直低着头，一眼也没朝她的方向看。不过，我还是知道什么时候她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什么时候她认出了我，什么时候她笑了，她嘴角下垂露出微笑，她的喉咙发出那种古怪的吃吃声。

“她看到你了。”沙琳说，“你别看。别往那儿看。我站在你们中间，走吧，往前走就是了。”

“她也朝这里来了？”

“没有。她站在原地，一直盯着你看。”

“笑？”

“有点。”

“我不能看她，太恶心了。”

剩下的一天半，她会怎么迫害我？沙琳和我一直在用这个词，实际上，维尔娜甚至根本没有靠近我们。迫害。听起来像是大人的法律腔。我们始终处于守望的状态，仿佛我们被跟踪了，或者只是我被跟踪了。我们试图把握维尔娜的动向，沙琳和我汇报她的态度、她的表情，等等等等。有两次，我自己也冒险去打量她，不过得沙琳先告诉我：“好啦，现在她不会注意你的。”

这两回，我看见的维尔娜都略微显得沮丧，或者说愠怒、困惑？就像大部分特殊营的孩子一样，她很茫然，不清楚自己在哪里，她在这里干什么。有几个孩子——当然，其中没有她——跑到海滩另一头的悬崖上，钻进了全是松树和杉树的树林里，引发了一阵骚乱。还有几个沿着通往公路的沙石小径就打算出发了。所以辅导员召集我们开了个会，要我们看好我们的新朋友，因为我们比我们的新朋友熟悉这个地方。沙琳又捅了捅我的肋骨，当然，并不是因为她觉察到维尔娜有什么变化，信心没了、身材变矮了之类的消息，她只是持续汇报，汇报维尔娜狡猾的表情、邪恶的神态、讨嫌的外表。也许沙琳说得对，维尔娜看见了沙琳，看见了我的新朋友、新保镖，一个陌生人的出现是某种信号，告诉她一切都已经改变，她不再可以确定了。这种意识坏了她的心情，尽管我没看见她心情不好。

“你没告诉我她的手。”沙琳说。

“她的手怎么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长的手指。她要是双手掐住你的脖子，肯定能掐死你。肯定行。你说，晚上和她住在一个帐篷里，有多恐怖呀。”

我说确实挺恐怖的。

“不过，和她一个帐篷的全都是白痴，不会注意的。”

最后一个礼拜天，发生了一种变化，夏令营的感觉完全不同了。并没有激烈的事件，餐厅的钟也在通常的开饭时间敲响，饭菜不比平时更好，也没有更糟。休息时间到了。然后是游戏时间，游泳时间。糖果店照常营业，我们也像往常一样，聚在一起聊天。不过，你还是可以感觉到一种心神不宁、心不在焉的气息，连辅导员都是这样的。她们没有像平时那样，一堆斥责或者鼓励的话就堆在舌尖准备着，而是大约会花上一秒钟时间盯着你看，似乎在努力回忆自己平时会怎么说。其实，这种变化自打特殊营到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她们的出现改变了营地的气氛。以前这里是真正的夏令营，有自己的规则，还制定了奖罚制度，和学校或孩子们生活的任何环境一样。而他们来了，每个角落都开始崩塌，充分暴露了它只不过是临时的。表演而已。

是否因为我们看见特殊营员的时候，就想她们是不是真正的营员，然后发现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的营员？部分如此吧。不过，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夏令营就快结束了，夏令营的作息制度就要瓦解了，爸爸妈妈快来接我们回到日常生活里去了，辅导员也要回去做她们的普通人，也许她们甚至不是老师。我们正处于一个即将被拆散的阶段，这期间的友谊、敌人、竞争，在过去的两个礼拜里活跃的一切，都要被拆散了。谁能相信这所有的一切，仅仅是两个星期？

没人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没精打采的气氛在我们中间蔓延，这是一种厌倦的坏脾气，就连天气表现的也是同样的感受。过去的两星期应该不是每天都阳光灿烂、无比炎热，不过我们的印象大半是如此。而现在，礼拜天的早晨，不一样了。礼拜天的早晨我们不是聊天，是祈祷。我们在外头祈祷的时候，云彩暗了。温度没什么变化。要是非说有变化的话，应该是这一天的热量更多。不过这一会儿，像是暴雨就要来了，而且，寂静无声。辅导员们，还有礼拜天特意从附近小镇开车过来的牧师，都不时地抬头看，担心要变天。

确实掉了几滴雨，然后就没再下了。雨水就此结束，没有下暴雨。云朵稍微亮了一些，并不足以确保之后会阳光明媚，但足以保证我们的游泳不会取消。之后就不供应午饭了，早餐结束厨房就关门。糖果店的百叶窗也不会再拉开了。午饭时间，我们的爸爸妈妈就会陆续赶来接我们回家。会有一辆大汽车来接特殊营员。我们多半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床单抽掉了，粗糙的棕色毯子叠好了，搁在床脚。这种毯子睡觉的时候总是潮乎乎的。

虽然我们都挤在木屋里，叽叽喳喳地说话、换游泳衣，可是，木屋内部还是展示了它的短暂，以及忧伤。

海滩上也是一样，沙滩上的沙子似乎比平时少，石头则比平时多。沙子所在的那块地方颜色是灰的。水看起来很冷，不过实际上海水挺暖和。然而，我们游泳的热情已经消退，大部分女孩只是在水里漫无目的地跋涉而已。游泳辅导员是保利娜和一个负责特殊营的中年妇女，她们两人只好冲我们拍手。

“快点。你们等什么呢？今天是夏天的最后一次机会哦。”

有几个女孩是游泳的一把好手，她们经常一下水马上就朝木排游过去。还有一部分人游得不错，我和沙琳就是这类，我们会往木排的方向游，然后再转身游回来，证明我们至少能闷在水里游上两码的距离。保利娜一般都是立刻游到木排那儿，待在深水里看着大家，以防有人出事儿，还要保证所有营员都确实在游泳。不管怎么样，这个礼拜五，游泳的人还是比平时少，很多本应该游的人没有游。保利娜也许是为了打气，也许是因为气恼，叫大家都下水去，不过她也只喊了这么一句，然后自己就在木排周围拍水，和几个铁打不动的游泳专家一起说笑去了。大部分女孩子还是在浅水区里玩水，只游了几英尺或几码就坐在水里互相泼水，有些转了个弯就去找空瓶子做漂流物了，似乎谁都对游泳不感兴趣。特殊营的女辅导员站在水刚刚到她的腰的地方。不过，大部分特殊营员都在水没有淹没她们膝盖的地方。这个辅导员裙装式游泳上衣上的花甚至没湿。她弯下腰，用手溅起微弱的水花，一边笑一边冲她的学生们说，好玩吧。

我和沙琳待的地方，水至多到胸口，我们没有走到更远的地方。我们和游得很差的女孩子们一起做做漂流瓶，懒洋洋地游游仰泳，或者蛙泳。没有人训斥我们吊儿郎当。我们试了试在水底睁着眼睛能游多久。我们偷偷摸摸地游到对方身上，猛地趴到对方的背上。我们身边也有一群这么玩的人在大笑大叫。

我们游泳的这段时间里，一些父母或者被派来接孩子的人已经到了，他们说自己没有时间可浪费，所以他们要接的女孩子在水里就被点名叫走，这又导致了一些额外的紧张和混乱。

“看，你看。”沙琳说。她的声音咕咕噜噜的，因为我刚刚把她按到水底下，她这才抬起头来，湿淋淋的，还在吐水。

我看到了。维尔娜正在朝我们走过来，她戴了淡蓝色的橡胶游泳帽，修长的手正在拍打水面，面带微笑，表情像是，突然之间，她收复了对我的权利。

我没跟上沙琳，我甚至都不记得我们是怎么道别的了，我们到底有没有道别都是个问题。我的印象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差不多是一起到的，我们匆匆忙忙钻进各自的车里，回到了以往的生活之中——我们又能怎么办呢？沙琳爸爸妈妈的车当然不会像我爸爸妈妈的车这么破旧、嘈杂，性能还不可靠。不过，即使并非如此，我们也绝对不会想到要让这两对父母互相熟悉一下。大家，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急于出发，远离喧哗——有人是因为丢了东西喧哗，有人是因为看见了孩子喧哗，有人是因为没看见孩子喧哗，有人是因为错过了大巴喧哗。总之，一片喧嚣。

多年以后，一个意外的机会让我看到了沙琳婚礼的照片。那个年代，婚礼的照片会在报纸上刊登，不光是小镇，城市的报纸也会登。看见照片的时候，我正在多伦多布罗尔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边翻看报纸，一边等一位朋友。

婚礼是在圭尔夫举行的。新郎是多伦多人，毕业于奥斯古德法学院。他个子很高，也可能是长大后的沙琳特别矮。即使她的头发厚厚地盘在了头顶——就是那个年代流行的精致的钢盔头——也只刚有他的肩膀高。这种发型让她的脸看起来平淡无奇，像是被压扁了似的。不过我记得是克娄巴特拉妆，眼睛描得很浓，嘴唇淡淡的。听起来很怪，不过那个年代，这种样子必然会被盛赞。而这一切让我想起来的，只是她还是个孩子时下巴上长的滑稽的小肿块。

她，报纸上说的新娘，毕业于多伦多的圣希尔达学院。

那么，到圣希尔达学院上学，她肯定来过多伦多。她在的时候，我也在同一个城市，我在大学学院上学。某一个时刻，我们可能走在同一条街上，或者校园的小路上，却从来没能相遇。我不觉得要是她看见我，会故意不和我说话。我也不会躲开她。当然了，一旦我得知她在圣希尔达学院上学，一定会觉得自己才是个真正的学生。我和朋友们都觉得圣希尔达是淑女学院。

现在，我是人类学硕士，我已经决心永远不要结婚，尽管不排除会有情人。我披了一头长长的直发，我的朋友和我都喜欢嬉皮士的风格。相比现在，那个时候童年记忆更为遥远，早已褪去了色彩，一点也不重要。

我本可以给沙琳写信，请她的父母转交，报纸上就有她父母在圭尔夫的地址。不过我没写。我觉得祝贺女人结婚这种事儿，伪善到了极点。

不过，也许是十五年后，她给我写了信，请我的出版人转交。

“我的老朋友马琳，”她这样写道，“在《麦克林》杂志上看见你的名字，别提有多高兴了。一想到你写了本书，我真是惊叹不已啊。我还没去买书，因为我们刚度假回来，不过我肯定会去的，而且一定会尽早看的。我刚刚翻了翻外出期间积攒下来的期刊，在上面我看到你的照片了，很有个性，评论也很有趣。我觉得必须要给你写封信祝贺。

“你是不是已经结婚了，但还在用婚前姓写作？你成家了吗？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的生活吧。我伤心的是没有孩子，不过我终日忙于志愿者工作、园艺，或者和我的丈夫基特一起出海。永远都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现在在图书馆工作，要是他们不订你的书，我就拧断他们的胳膊。

“我要再次祝贺你。我要说，我有点惊讶，但也不完全惊讶，因为我一直觉得，你可能会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这一次的来信，我也没有回。似乎根本没有意义。一开始，我没有留心信结尾的“特别”这个词，但后来想起来的时候，它仿佛是给我迎头痛击。然而我对自己说，她用这个词没有特别的意思，我如今依然相信这一点。

她提到的书，是我从一篇文章慢慢写成的一本书。我一度失去了继续写这篇文章的兴趣，开始写另一篇，后来有空了，就当成业余消遣再回头继续写。自那以后，我和别人合著了两本书，适时地满足对我的期望，不过，我自己写的那本，是唯一给我带来一些外界关注的，更不必说来自同僚的批评了。现在，书已经不再印刷了。书名叫《偶像和白痴》，要是现在，这种名字绝对逃脱不了惩罚，甚至连我的出版人都很紧张，尽管他们也承认这个书名朗朗上口，容易记住。

我研究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态度——我指的是那些不可能称之为原始的文化背景——研究这些人对精神或者身体异常的人的态度。“有缺陷”、“残废”、“迟钝”这些词汇当然都进了垃圾箱，也许有好的理由——不仅是因为这些词表现出优越感，以及习惯性的不善态度，也因为这些词并非准确的描述。这些词汇忽略了这类人群身上丰富、精彩，甚至卓越的（至少算是特有的）力量。最有意思的是，除了迫害之外，其中还能发现一定程度的崇拜，有一系列的能力被归咎（这个词并非完全不准确）为神圣的、神奇的、危险的，或者说，有价值的。我能做到的全都做了，我做了历史研究和当代研究，也涉及了诗歌、小说，以及宗教习俗的影响。自然，因为我的专业背景，大家批评我过度文学化，批评我引用的信息全部来自现成的书籍，但那时候我不可能跑遍全世界。我没有得到任何资助。

当然，我能看清楚其中的关系。这种关系，我想可能沙琳也看出来了。很奇怪，那些事儿感觉是那么地遥远，那么不值一提。它只是一个起点。那时候，对我而言，它和童年时代其他的事情差不多。因为从那以后的旅行、长大后的成就。安全感。

“婚前姓。”沙琳这么写。这种说法，我很久都没有听说过了。这种说法和“老处女”基本相当，听起来贞洁又愁苦，明显不适合我。早在我看见沙琳的婚礼照片前，我就不是处女了。当然，我也没以为她是。并不是因为我有一群情人，其中大部分甚至也谈不上是情人。和许多与我同龄的、没有过一雌一雄单配婚姻生活的女性一样，我知道数字。十六个。我敢肯定，很多比我年纪轻的女人，刚二十出头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数字，甚至可能十岁出头。当然，收到沙琳的信时，总数没这么多。我不能（不能是真的），也不愿意费心去算了。其中有三个重要的人，按年代顺序排序，这三个人都排在前六位。我说这三个人“重要”的意思——哦不，只有两个，这第三个人对我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我对他的重要性。我说的重要是指，和这两个人在一起会有这样的时候：你想把自己撕开，远远不只是身体的屈服，想把你全部的生活安全地和他的生活搁进同一个篮子里。

我不让自己这么干，不过只是勉强能做到。

可能是这样的安全感不能完全说服我。

不久之前，我收到了另一封信。这封信是学校转给我的。退休以前，我一直在大学教书。我从巴塔哥尼亚旅游回来，发现这封信在等着我。那时候，我变成了一个吃苦耐劳的旅游爱好者。信已经来了有一个月之久。

信是打印的——对此，写信的人立刻表示了歉意。

“我的字写得很难看。”他写道，接下来，他介绍自己是“你的童年伙伴沙琳”的丈夫。他说他非常抱歉，非常非常地抱歉，给我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沙琳住在多伦多的玛格丽特公主医院，癌症已经从她的肺部扩散到了肝脏。可叹她终生都在吸烟。她活的日子不长了。她并没有经常和他提起我，不过这些年以来，只要她提起来，都是为我杰出的成就而高兴。他知道她的内心是多么地珍视我。现在，当她的人生走到尽头之时，她热切地想见我。她拜托他来找我。他说，也许童年的记忆是最珍贵的。童年的感情。无可比拟的深厚友情。

哦，她现在可能已经死了。我觉得。

不过，要是她已经——这就是我想问题的方式——要是她已经走了，我到医院打听打听，也没什么风险。接着，我的意识，或者不叫意识，随便叫它什么好了，变得清晰了。我可以给他写一张便条，说可惜我出门去了，不过我会尽快赶去。

哦别，最好别写便条。他也许借此便出现在我生活里，为了向我表示感谢。“伙伴”这个词，让我很不舒服。“杰出成就”也是，另外一种不舒服罢了。

玛格丽特公主医院和我的公寓只隔几条街。某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我步行走了过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先打个电话问问。也许我想让自己觉得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总台，我发现，沙琳还活着。对方问我想不想见她，我根本没法说不想。

我在电梯间时依然在想，我现在还来得及转身走，现在还没到她楼层的护士站。也许我可以走出电梯，搭下楼的电梯。总台的接待员不会注意我的。事实上，我一转身，她就在接待下一个人了，那时候就已经没有注意我了。再说，就算她看见我走了，又有什么关系？

我估计，我会感到羞耻。多半不是因为自己缺乏感情而羞耻，而是因为自己缺乏意志而羞耻。

我在护士站停下了脚步，护士给了我她的房间号。

那是一间私人病房。非常小的房间，并没有明显的医疗设备、鲜花或者气球。事实上，起先我连沙琳的人都没看到。一个护士面对床，弯着腰，床上似乎是一堆被子，没有人在。这堆东西仿佛放大了的肝脏，我觉得。我希望自己赶紧跑掉。

护士站直了身体，转过身朝我微笑。她身材丰满，是棕色人种，声音轻柔，有一种哄孩子的语气。也许她来自西印度群岛。

“你是马琳。”她说。

这句话似乎让她颇为愉快。

“她一直盼着你来。你走近一点吧。”

我走近了。我看见一个肿胀的身躯，一张严重毁坏的面孔，小鸡似的脖子。对这个身躯来说，医院的睡袍实在是太肥了。拳曲的头发还是褐色的，从头皮上也就长出四分之一英寸的长度。哪里也不像沙琳。

我以前也见过临终的面容——我自己的父母，还有我害怕自己会爱上的男人。我不会为此感到震惊的。

“这会儿她睡了。”护士说，“她很希望你来。”

“她现在意识还算清醒？”

“清醒的。她只是睡着了。”

嗯。现在，我看出来了，是沙琳的模样。哪里？也许是一丝抽动的表情，自信顽皮地将一边的嘴角隐藏起来的样子。

护士用她快活而又轻柔的腔调对我说：“我不知道她还能不能认出你来。不过她希望你来看她，还给你准备了东西。”

“她会醒来吗？”

耸耸肩。“我们经常给她注射止痛剂。”

她拉开了床头柜。

“东西在这儿。她说要是你来晚了，就由我把东西给你。她不想让她丈夫给你。你现在就来了，她会很高兴的。”

一只封好的信封，上面写了我的名字。字母是大写的，字迹摇摇晃晃的。

“不是她丈夫。”护士眨了眨眼睛，咧嘴笑了。难道她觉得有什么古怪的？一个女人的秘密，一个旧爱？

“你明天再来吧。”她说，“谁知道呢？要是她醒了，我告诉她。”

一到楼下的大厅，我就打开了信封。沙琳的字写得很规矩，不像信封上的字那样张牙舞爪、潦草狂野。当然，她有可能先写了便条，放进信封里，然后粘好放起来，以为有一天可以亲自交给我。后来，她才觉得有必要在信封上写上我的名字。

马琳。我之所以写这张条子，是怕有一天我没法亲口和你说。请你答应我的请求。请去圭尔夫，去大教堂找霍夫斯德神父。永援圣母教堂。教堂很大，用不着名字也能找到。霍夫斯德神父。他知道该怎么办。这件事儿，我不能让C帮我，也永远不想让他知道。霍神父知道，我告诉过他，他答应会帮助我。马琳，求你帮帮我，谢谢你。和你没有关系。

C，指的必然是她丈夫。他不知道，当然了，他肯定不知道。

霍夫斯德神父。

和我没有关系。

我本可以一走到街上，就把纸团起来，扔掉。我确实这么做了。我把信封扔掉了，风把它吹进了大学林荫道边的排水沟。然后，我才发现，便条并没有在信封里，还在口袋里。

我再也不会去医院了。我也不会去圭尔夫的。

她丈夫名叫基特。现在我想起来了。他们一起出海。克里斯托弗。基特。克里斯托弗。C。

回到公寓楼，我发现自己搭电梯下了楼，到了车库，而没有上楼回家。我上了车，套上外衣，出门上了大街，朝加德纳高速公路开过去。

加德纳高速公路，427号公路，401号公路。这会儿，正是交通高峰时间，不是出城的好时机。我讨厌这种时候开车，我很少在这种时间出门，没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开车。还剩下半箱油，另外，我还得上个厕所。也许在米尔顿，我想。我可以停在公路边，加满油，上个厕所，再考虑考虑。这会儿，我除了继续开车，没别的办法。朝北，然后再朝西。

我没有下车。先经过了米西索加出口，接着是米尔顿出口。我看见公路的指示牌告诉我还有多少公里到达圭尔夫。我像往常一样，脑子里大致换算了一下有多少英里，估计汽油够用。我不给自己停车的理由是，太阳就要落下来了，越来越麻烦了。现如今，即使在最好的天气，城市的上空也会笼罩一层雾霾。

我在圭尔夫转弯以后才下了车，迈着僵硬、颤抖的双腿去了卫生间。随后，我加满了油，付账的时候顺便打听了大教堂的位置。方向不清楚，但是对方告诉我在一座山上，到了镇中心，随处都能看见。

显然并非如此，尽管确实在哪里似乎都能看见它。一个个精致的尖顶从四座塔楼里伸展出来，我以为它只是大，结果还挺漂亮。当然确实很大，对于这么一座相对较小的城市来说，这肯定是最权威的主教座堂了。不过，后来有人告诉我，实际上，它并不是主教座堂。

这就是沙琳结婚的地方吗？

不是，明显不是。她当年参加的是联合教会的夏令营，那个夏令营没有天主教徒，倒是有不少新教徒。那么，和C有关吧。不知道。

她也许悄悄地改了信仰。从那以后。

我及时地找到了到教堂停车场的路。我坐在那里想我该怎么办。我穿着休闲裤、夹克衫。我觉得，到天主教堂——不是，是主教座堂——的要求是非常古典的，我不知道自己这一身是不是合适。我试图回忆去欧洲大教堂参观的时候，是不是不许露胳膊？头巾？裙装？

上了山，是一片辉煌的、尊贵的寂静。四月，树叶还没有开始发芽，不过，挂在上空的太阳毕竟已经很明亮了。地上有一条低矮的雪堤，呈现出教堂前空地路面的灰色。

我身上的夹克衫，晚上穿太单薄了。或许是这里的夜晚太凉了，风比多伦多大。

这个时候，教堂也许已经锁门了。锁上了，空荡荡的。

高大的前门看起来确实如此。我没有爬上台阶去试，我决定跟着两个老太太，她们和我一样老。她们是沿着长长的阶梯从大路上过来的，看起来完全没打算走这些台阶，而是直接朝教堂一侧的便门走去。

里面的人更多，大概有二三十个，不过感觉他们不像来参加什么活动。他们分布在教堂前排的座位上，有的跪着，有的在聊天。走在我前头的两个老太太顺手在一只大理石圣水盆里沾了沾手，甚至没有抬起眼睛看看自己在干什么。她们冲一个正在布置桌子上的篮子的男人打了个招呼，声音也不算低。

“这天气，看起来挺暖和，其实真够呛。”一个老太太说。男人说风快把鼻子刮下来了。

我看见了告解室。如同一座座独立的避暑屋，像哥特式的玩具房，大量阴沉沉的木雕，深棕色的布帘。而其他的地方都闪闪发亮，光彩夺目。最高的弧形天花板是最神圣的蓝色，底下的弧线和直立墙连接，用绘制着圣像的漆金徽章来装饰。彩色玻璃窗在这会儿的阳光照耀下，变成了一块块的珠宝。我沿着侧廊小心地往前走，想看一眼圣坛，可是，教堂的高坛在西面的墙上，那儿的光线太亮，照得我睁不开眼睛。纵然如此，我还是看见，窗户的上方画的是天使。一群天使，鲜艳、透明，纯净得如同光线。

这是最需要谨慎的地方。不过，这里似乎没有人小心翼翼。聊天的女人们确实是轻声聊天，但并没有轻到窃窃私语的地步。其他人事务性地点点头、画画十字，就跪下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我也该忙自己的事儿了。我四处张望，想找一个神父，不过视线范围内没有。神父肯定也和其他人一样，工作了一天；他们现在肯定已经开车回家，进了起居室或办公室、书房，打开电视，松开衣领，拿了一杯喝的，心里想的是晚上不知道有没有好吃的。他们来教堂的时候，是来供职的。他们穿上法衣，准备主持仪式。或者弥撒？

或者是来听告解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他们在不在。他们的格子隔间，不是有他们自己进出的门吗？

我得找个人来问问。那个在桌子上分篮子的男人，看起来不是光为了自己的事儿才出现在这里的。他也显然不像引座员。大家在这里都是自己决定坐在哪里、跪在哪里的，有时可能会因为宝石一样刺眼的光线干扰，站起来再换个地方。我和他说话时压低了声音，以往我在教堂就是这个习惯。他没听清，只好叫我再说一遍。或许是因为困惑或尴尬，他犹疑不决地朝某间告解室的方向点了点头。我应该非常明确，他才可能明白。

“哦，不，不，我是想找一个神父。有人叫我来找他。霍夫斯德神父。”

整理篮子的男人消失在侧廊稍远的一端，过了一会儿，他和一个神父一起回来了。这个年轻的神父矮胖结实，脚步轻快，穿了一件普通的黑色袍子。

他叫我到一个房间去。之前我没注意到这个房间。实际上，也不是房间。我们走过了一段拱道——不是门廊，到了教堂后面。

“这里方便谈话。”他说着，给我拉过来一把椅子。

“霍夫斯德神父……”

“哦，不是我。我得告诉你。我不是霍夫斯德神父，他不在这里，他在休假。”

有好一会儿，我都不知道怎么继续说下去。

“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有一个女人，”我说，“她在多伦多的玛格丽特公主医院，快死了。”

“是啊，我明白，玛格丽特公主医院。”

“她请我来，我这里有一张她写的条子。她要我来找霍夫斯德神父。”

“她是这个教区的成员？”

“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她是不是天主教徒。她原来住在这里，她是圭尔夫人。她是我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她什么时候和你说的？”

我只好解释，她没有和我说过，她睡着了，不过她留了张条子给我。

“那你不知道她是不是天主教徒？”

他的嘴角有一块开裂的溃疡，他讲话的时候一定很疼。

“我觉得她是，不过她丈夫不是。他也不知道她是吧。她不想让他知道。”

我这么说，想让事情更清楚一些。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有种感觉，神父可能很快就要烦了。“霍夫斯德神父肯定都知道。”我说。

“你没和她谈谈？”

我说她正在接受药物治疗。不过，她不会一直在接受治疗，她一定有清醒的时候。我也强调了这一点，我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下。

“要是她希望做告解，你知道，玛格丽特公主医院就有神父。”

我想不出来还该说什么了。我拿出字条，抹平了递给他。我发现她的字迹没有我想象得那么正常。只是因为有信封上的字做对比，才可能觉得这些笔迹容易认出来。

他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谁是C？”

“她丈夫吧。”我担心神父问我他的名字，然后再和他联系。不过，他只问了沙琳的名字。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他问。

“沙琳·沙利文。”真是奇迹，我记得她姓什么。我又想了一下，确信我没有记错。因为这个姓太像天主教徒的姓了。这不是说明这位丈夫可能也是个天主教徒嘛。不过，神父也许会推断这位丈夫堕落了，这样的话，沙琳的秘密就容易理解了，她的便条也会因此变得急迫了。

“她为什么只要霍夫斯德神父？”

“我想大概是有特别的事儿吧。”

“所有的告解都是特别的。”

他站了起来。我还是坐着不动。他又坐了下来。

“霍夫斯德神父正在休假。不过，他没出门。我可以给他打电话问问，要是你非这么坚持的话。”

“好的，谢谢你。”

“我不想打扰他。他最近情况并不好。”

我回答说，如果他的情况确实不太好，没法开车到多伦多，我可以开车送他去。

“要是有必要的话，他的交通问题，我们会解决的。”

他朝四周看看，没找到什么能帮他的，便取下别在口袋上的钢笔，打算在便条的空白处做点补充。

“我确定一下这个人的名字。夏洛特？”

“沙琳。”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没有想过吗？一次也没有？你可能觉得，当我瞥见广博的怜悯（即便有些小小的狡猾），我可能便崩溃了，崩溃是明智的。但是我没有。不适合我。做过的事情都做过了。天使云集，却血泪斑斑。

我坐在车里，没想到要开发动机，尽管车里冻得我直发抖。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知道我可以怎么做：找到公路入口，加入奔向多伦多的永恒、灿烂的车流；或者，要是没力气开车的话，就找个地方过夜。大多数地方都提供牙刷，至少也会有台机器卖牙刷。我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但是我累了，太累了，没有力气做什么。

湖面上的摩托艇本来离岸边应该有些距离，特别是离我们夏令营的营区，以免摩托艇造成的水波妨碍我们游泳。但是，最后一个早晨，那个礼拜天的早晨，有两艘摩托艇开始比赛，它们转着转着，就近了。当然没有木排那么近，不过已经足以掀起波浪。木排来回颠簸，保利娜提高了嗓门，她的叫声中满是斥责和惊恐。摩托艇的噪声太大了，开摩托艇的人根本不可能听见她的声音。他们掀起了一个巨大的浪头，浪花冲向岸边，我们这些在浅水里的人也站不稳了，有的随波浪起伏，有的失足跌进水里。

我和沙琳都没站住。我们背对木排，因为当时我们在看维尔娜。我们站的地方，水大概没到我们的腋窝。我们被水抬起来，同时又被扔了出去，这时候听到了保利娜的尖叫。我们可能也像其他人一样尖叫了，开始是害怕，后来是被浪头淹没再站稳的兴奋。随后的浪头再也没这么大了，我们能控制好站着。

我们摔倒的时候，波浪把维尔娜卷了起来，朝我们的方向抛过来。当我们重新浮上水面，脸上挂着水珠、胳膊胡乱扒拉时，她就在水面下，四肢张开。四面八方都是尖叫、呼喊，浪头变小了，尖叫反而变多了。错过了第一次袭来的浪头的，装作被第二个浪头打翻了。维尔娜的脑袋没有钻出水面，她现在不再迟钝了，而是从容不迫，在水中轻盈得如同水母。我和沙琳的手碰到了她。碰到了她的橡胶泳帽。

要是我们在力图保持平衡的时候，抓住手边一块不小的橡胶物件，根本没发现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干了些什么，这可能就是一场事故。我想清楚了。我觉得没人会指责我们。小孩子们都吓坏了。

是的，是的，不会知道我们干了什么。

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起初我们并没有做任何决定。我们没有互相看，然后决定做这件明明是有意识做的事儿。说有意识，是因为当维尔娜的脑袋想伸出水面的时候，我们的目光确实相遇了。她想把头伸上来，如同锅里煮沸的团子。她的身体在水下徒劳无益地虚弱挣扎，这种时候只有脑袋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们可能没抓住橡胶脑袋，橡胶帽子没有防滑设计，没有凸起的花纹。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它的颜色，苍白乏味的蓝色，不过我没法描绘它的花纹——一条鱼，一个美人鱼，一朵花儿——花纹的脉络压进了我的手掌里。

沙琳和我的目光落在了对方的身上，我们都没有看我们的手在干什么。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喜悦的神采。我猜想我的眼神也是如此。我想我们并没有罪恶感，也没有为我们的邪恶得意洋洋。感受得更多的是，我们仿佛正在做神奇地召唤我们去做的事儿，仿佛这是我们这辈子当中，让我们之所以成为自己的一个最高点，一个巅峰。

你可能会说，我们走得太远了，没法回来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但我发誓，从来没有过选择，对我们来说，从来没有过。

整个事情可能没有超过两分钟。或者三分钟？一分钟三十秒？

要是说那时候，阴沉的云彩渐渐散了，可能太过分了。但是，就在某个时刻——或许是摩托艇侵入的时候，或许是保利娜尖叫的时候，或许是第一个浪头打过来的时候，或许是我们手掌下面那块橡胶不再挣扎的时候——太阳突然出来了，海滩上来了更多的家长，辅导员叫我们别玩了，赶紧上岸。游泳课结束了。对那些住在远离湖边的地方，家乡也没有游泳池的孩子来说，夏天结束了。私家游泳池只存在于电影杂志之中。

我已经说过了，和沙琳分手、钻进父母车里时的情景，我记不清楚了。因为无关紧要。在那个年纪，事情早已经结束了。你会盼望事情结束了。

我确信，我们没有说陈词滥调，没有污辱，也没说过没必要的话。比如，不要告诉别人。

我可以想象，骚乱就此开始。不过，要是没有急剧的变化，不会迅速蔓延。有一个孩子的凉鞋丢了。最小的孩子里有一个因为浪里的沙子卷进了眼睛尖叫不已。一个孩子在吐，不知道是因为在水里兴奋过度了，还是因为家人来了太高兴，或者是偷吃糖的动作太快了。

很快，但不会是即刻，焦虑就开始弥漫。有人失踪了。

“谁？”

“一个特殊营营员。”

“该死。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负责特殊营的女人跑来跑去，穿着她那件花游泳衣，肥胖的胳膊和大腿上，奶油冻般的肥肉直晃荡，声音发了狂，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有人去树林里找，沿着林间小径往上走，叫着她的名字。

“叫什么名字？”

“维尔娜。”

“等等。”

“什么？”

“水上面有什么东西？”

不过，我相信，那时候我们早已经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