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飞船着陆
尤妮·摩根失踪的那天晚上，雷亚正在卡斯泰尔斯一个叫蒙克的非法酒贩家里。这是一栋简陋、狭小的木板房，河水经常泛滥，泥渍一直蔓延到墙的一半高处。是比利·杜德带她来的。比利在大桌子的一头打牌，桌子另一头，有人在聊天。在房间的一角，煤油炉子旁边有把摇椅，雷亚就远远地坐在那把摇椅上。
“自然的召唤，没错，可以说是自然的召唤。”一个男人说，他之前说了关于拉屎的事。另一个男人叫他注意用词。没人往雷亚这边看，但她知道那人说这话是因为她。
“他走到石堆上，去响应自然的召唤，心想要是手边能找到点成片的东西多好，尽管他并不抱多大希望。他看到什么了？到处都是，一张一张的，到处都是这东西。要的就是这个！满地都是。他捡起一张放到口袋里，心想下次都够用了。他没再多想，返回营地。”
“他是在部队里吗？”有人问。这人雷亚认识，他给学校的人行道铲雪，整个冬天都是。
“怎么这么说？我没说在部队啊！”
“你说营地，军营。”铲雪的那个人说。他叫丁特·梅森。
“我从来没说军营。我说的是伐木营地，在魁北克省北部。那么大老远的地方，部队跑去干吗？”
“我以为你说的是军营呢。”
“有人看到他捡回来的东西。那是什么？这个嘛，他说，不知道。从哪儿捡的？地上。那你觉得是什么？嗯……我不知道。”
有人说：“听着很像石棉。”这人雷亚也面熟。他以前是老师，现在卖无水烹饪用的锅碗瓢盆。他有很重的糖尿病，据说阴茎头上永远都有那么一粒糖，结晶的。
“石棉，”讲故事的男人说，一副不太高兴的样子，“他们在那儿开采出了全世界最大的石棉矿，发了大财！”
丁特·梅森又大声说：“找到石棉的那个人可没发财。信我的，他没发财。事情从来都是这样，发现的人发不了财。”
“也不一定。”讲故事的人说。
“从来都是这样。”丁特说。
“有人就找到了金矿，发了大财，”讲故事的人不甘示弱，“很多人都发了！他们找到了金子，成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哈里·奥克斯爵士就是一个。他找到金矿，成了百万富翁！”
“他最后死于非命。”一个一直没说话的人这会儿插进来。丁特·梅森笑起来，其他几个也跟着笑起来。卖锅碗瓢盆的那个人说：“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然后呢？”
“杀身之祸呗，到头来得了这么个好！”丁特·梅森在一片笑声中大声说。讲故事的那个人两手拍桌，摇晃着桌子。
“我从没说他没遭杀身之祸！从来没说！我们在这儿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他找到金矿了，得着好处了，成了百万富翁！”
大家赶忙抓紧酒瓶和杯子，免得摔到地上。连打牌的那几个也停下来跟着笑。比利背对着雷亚，宽宽的肩膀裹在白色的衬衣里。他的朋友韦恩在桌子另一边站着，看他们打牌。韦恩的父亲是联合教会的牧师，他家住在邦迪村，离卡斯泰尔斯不远。韦恩和比利是大学同学，他将来要当记者，已经在卡尔加里一家报社工作了。关于石棉的谈话还在继续，韦恩抬眼时和雷亚的目光相遇了。从那会儿起他就一直看着她，他微微笑着，脸又有点紧绷，就那样一直笑着。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四目相对，但他通常不笑，看她一眼，然后转开，比如在比利说话的时候把目光挪开。
蒙克先生吃力地站起身。不知是得过病还是遭遇过什么事故，他成了瘸子。他拄着拐棍走路，腰几乎弯成九十度。坐下来看着和正常人差不多，站起来身子就弯到桌子上了。蒙克先生在人们的笑声中站了起来。
讲故事的那个人也站了起来，也许是不小心，把杯子打到地上了。杯子碎了，人们开始喊：“赔钱！赔钱！”
蒙克先生说：“下次再赔。”这样洪亮又充满善意的声音从那痛苦、瘦小的身躯里发出来，显然是要平息这场争吵。
“一屋猪脑子！”讲故事的那个人一边喊，一边踢开玻璃碴子，从雷亚旁边匆匆向后门走去。他的手不停地攥起、放开，攥起、放开，眼里满是泪。
蒙克太太拿来扫帚。
雷亚一般不到屋里来，而是和韦恩的女朋友露西尔在外边坐在韦恩或比利的车里。他们进去喝酒，说半小时话就出来。（这个承诺不能当真。）但八月初的这天晚上，露西尔病了，在家休息。比利和雷亚就独自去沃利跳舞了，跳完舞他们没有在车里亲热，而是直接开车来了这儿。蒙克家在卡斯泰尔斯边上，比利和雷亚也住在这儿。比利在镇上，雷亚住在养鸡场，从这排房子沿着河往上走，过了桥就是。
比利看到韦恩的车停在外边，就像见到韦恩本人一样和它打招呼：“吼——吼——吼！韦恩这家伙！占我们先了！”比利在雷亚肩膀上捏了一把，说：“我们走吧，你也去。”
蒙克太太帮他们打开后门，比利说：“瞧，我把邻居给你带来了。”蒙克太太看了雷亚一眼，仿佛雷亚是路上的一块石头。比利·杜德有个怪癖，他喜欢把人归堆。他会说“穷人”或“劳动阶层”（雷亚只在书本上看到过这个说法）。他把雷亚和蒙克一家归为一堆，因为雷亚就住在山上的养鸡场。比利不明白，雷亚家可不认为自己是屋子里这些人的邻居。她父亲一辈子都不会到这儿坐下来喝杯酒。
雷亚在去镇里的路上碰到过蒙克太太，不过她从来不说一句话。蒙克太太是黑头发，不过已经开始变白，她把头发盘在脑后，也不化妆。和卡斯泰尔斯这个地方很多女人不一样，蒙克太太保持着苗条的身材。她穿着朴素、整洁，不是特别显年轻，不过在雷亚看来也不是典型的家庭主妇打扮。今晚蒙克太太穿的是一条方格裙子，一件黄色的短袖衬衣。她脸上从来只有一种表情，虽然不是敌意，却也十分严肃、专注，仿佛时常扛着幻灭和忧虑的重担。
蒙克太太带着比利和雷亚来到房子中间这屋子。坐在桌边的那些男人没人抬头，直到比利拉出一把椅子，他们才注意到他。这说不定是什么规矩。所有人都当雷亚不存在。蒙克太太把摇椅里的东西拿起来，示意雷亚坐下。
“给你来个可口可乐？”她说。
雷亚穿着橙绿色的跳舞裙，坐下的时候，裙衬发出一阵吸管吸东西似的声音。她面带歉意地笑了笑，但蒙克太太早已经转身走开了。唯一注意到这动静的是韦恩，他正从前厅进来。韦恩抬了抬眉毛，他向她致以同志式的问候，却又像做了什么亏心事。雷亚从来都搞不清韦恩到底喜不喜欢她，哪怕在两个人跳舞的时候。那是在沃利会馆，韦恩和比利按照习惯每晚交换一次舞伴。韦恩搂着雷亚，仿佛她只是他负责的一包什么东西。他的舞跳得死气沉沉。
和平常不一样，韦恩和比利这会儿谁也没注意到谁。气氛有点紧张，仿佛一触即发。在这些年纪比他们大的男人们面前，他们小心谨慎，十分收敛。
除了丁特·梅森和那个卖锅碗瓢盆的，雷亚还认识干洗店的马丁先生和殡仪员博尔斯先生。另外一些人有的面熟，有的没见过。所有这些人都不会觉得来蒙克家有什么丢人的，这不是那种地方。不过终究是小小的污点，说起“他到蒙克家”，仿佛是在解释什么，日子过得好好的人也不例外。
蒙克太太给雷亚拿来可口可乐，不过没拿杯子。可乐也不是冰的。
蒙克太太刚才从椅子上拿走的是一堆衣服，喷了水的，卷好了正准备熨。蒙克太太继续熨衣服，做着这普普通通的家务。这张桌子也可以擀馅饼皮。饭已经做好了。屋里有个柴火炉，但现在是凉的，上边铺着报纸。夏天他们用煤油炉做饭。空气中有股煤油味，还有潮湿的灰泥散发出的味道。壁纸上有河水泛滥时留下的泥渍。屋子里没什么东西，很整洁，深绿色的窗帘一直垂到窗台。房间一角有块马口铁挡板，后边也许暗藏着送菜升降梯。
对雷亚来说，屋子里最有趣的人是蒙克太太。她光着腿，却穿着高跟鞋。鞋跟踏在地板上，不停地发出嗒嗒的声音。她就这样在桌边忙着，不时去餐具柜那边取取东西，威士忌放在那里。她还会在餐具柜边停下来，在小本子上记下：雷亚要了可口可乐，谁谁打碎了杯子。蒙克太太嗒嗒地走去后厅仓库，回来时一手拿着几瓶啤酒。她像聋哑人一样机警而安静，时刻留意桌边的每一个信号，默默地照办，脸上始终没有一丝笑意。这让雷亚想起有关蒙克太太的一些传言，她不禁想到男人发出的另一种信号。蒙克太太会解下围裙，领那人去前厅。那儿一定有一道通往卧室的楼梯。而别的男人，包括她丈夫，都会装作没看见。蒙克太太头也不回地往上走，让身后的男人盯着那教师裙里裹着的美臀。然后她就躺到床上，既没有一丝犹豫，也不带一点热情。这样无所谓的献身，这样没有感情色彩的交易，买卖双方刹那间强烈的欲望——雷亚竟为此感到一种可耻的兴奋。
一次次被别人压在身下，几乎不知道是谁在干，用那种秘密的能力将它整个吸纳。
雷亚想起她和比利跟着蒙克太太进屋的时候，韦恩正从前厅出来。他去楼上了？（后来他告诉她，是去打电话了，给露西尔的，他答应过她。后来雷亚开始相信那些传言都是假的。）
雷亚听到有人说：“注意用词。”
“自然的召唤，好吧，那就说自然的召唤。”
过了蒙克家，第三栋房子就是尤妮·摩根家，也是这条路上最后一家。尤妮的母亲说大概是午夜时分，她听到纱门的关门声。虽然听到关门声，但是没多想。肯定是尤妮去上厕所。直到1953年，摩根家还没有装自来水。
当然了，夜里谁也不会跑那么远。尤妮和老太太蹲在草地上解决，老头浇在走廊那头的绣线菊上。
之后我一定是睡着了，尤妮的母亲说，但后来又醒了，我一直没听见她回来。
她来到楼下到处找。尤妮的房间在厨房后边，但天这么热，她在哪儿睡都有可能。可能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也可能在门厅的地板上摊开了睡，那儿有穿堂风。或者去走廊上，那儿有把不错的汽车座椅，是很多年前尤妮的父亲在公路远处发现的，别人不要了的。可是哪儿都不见尤妮的影子。厨房里钟表的指针指向两点二十。
尤妮的母亲上楼，把丈夫摇醒。
“尤妮没在楼下。”她说。
“那她在哪儿？”她丈夫问，好像她应该知道。她不得不一次次地摇丈夫，免得他再睡着。他拿什么消息都不当回事，别人说什么他都不想听，清醒的时候也是这样。
“起来，起来，”她说，“我们得找到她。”最后她丈夫终于屈服，坐起来，穿上裤子、靴子。“拿上手电。”她说。就这样，她在前面，丈夫跟在后面，她再次下楼，来到走廊上、院子里。丈夫负责打手电，她负责指挥。她叫他往去厕所的小路两边照。厕所在院子后面，周围是一簇丁香花和醋栗灌木丛。他们往厕所里看了看，什么都没有。然后向粗壮的丁香枝干间（简直可以说是树了）照去，又沿着几乎淹没在草丛中的小路找——他们几乎都迷路了，穿过一段下弯的铁丝栅栏，一直通向野草丛生的河边。可是他们什么都没发现，没看到有人。
他们穿过菜园往回走，手电照在喷了药粉的土豆棵子上和大黄茎上，大黄大多已经结籽了。老头用靴子抬起一片宽宽的大黄叶子，往下面照了照。他老婆问他是不是疯了。
她记得尤妮有过梦游的毛病，但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她发现房子一角有个东西在闪闪发光，像是一把刀，要么就是个穿着盔甲的人。她说：“那边，那边，往那边照。那是什么？”可那只不过是尤妮的自行车，她每天上班时骑的。
然后母亲开始喊尤妮的名字，房前屋后地喊。李子树已经长到和前边的房子一般高，树下没有人行道，只有一条脏兮兮的小路穿行其间。树干纵横交错，像是守夜人，又像一只只黑色的动物在夜色中隆起背。等待回应的时候，她听到一只青蛙的叫声。声音如此真切，好像青蛙就在树枝上。小路的尽头在半英里以外，那里是一片田地，但由于土质太湿软，派不上任何用场。地里长着些纤弱的杨树，下面是柳木丛和接骨木。另一头，小路和去往镇上的公路相接，然后越过河、爬上山，通往养鸡场。河边的浅滩上，是以前的游乐场。后来沃利那边更大的游乐场取代了它，那些大看台也就废弃了，这都是战前的事了。草地上，椭圆形的赛马场依稀可见。
这就是一百多年前小镇最初开始的地方。这儿有磨坊和旅店，但泛滥的河水让人们不得不挪往地势更高的地方。地图上仍然可见当初房子的布局，公路也设计好了，如今却只剩下这一排住人的房子。这些人要么太穷，要么太固执，所以一直留在这里。也可能是另一个极端，他们住在这里本来就是暂时的，所以索性任洪水侵袭。
他们放弃了。尤妮的父母放弃了。他们在厨房里坐下来，没有一丝光亮。有三四点钟了。他们仿佛在等尤妮回来，告诉他们该怎么办。这个家里尤妮说了算，他们已经很难想起他们说了算的时候是什么样了。十九年前，尤妮几乎可以说是闯进了他们的生活。摩根太太以为自己只是发胖，她本来就很胖，再胖一点也不怎么显。她认为肚子里的闹腾就是人们说的“消化不良”。她不是傻瓜，知道女人怎么生孩子，只是太久了他们一直没怀上，就几乎忘了有这么回事。那天她在邮局，感到浑身无力，腿抽筋，就叫人拿把椅子来。然后，她的羊水就破了。人们急急忙忙把她送去医院，不久，小尤妮就顶着一头白色的胎发，痛痛快快地生了出来。尤妮从出生起就开始吸引别人注意了。
有一整个夏天，尤妮和雷亚都在一起玩，可是她们从不觉得她们是在玩，只有别人问起时她们才会这么说。那是她们生活中最严肃的一部分，其他时间做的事在她们看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无聊事。从尤妮家的院子抄近道走到河堤，她们就变成不同的人了。她们都叫汤姆，两个汤姆。汤姆对于她们来说是个代号，不仅仅是名字。汤姆不分男女，是一个勇敢无比又聪明非凡的人，但运气不总是那么好，可她们永远坚不可摧。两个汤姆打过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敌人是“女妖头”（雷亚和尤妮可能听过“女魔头”㊟这个词）。女妖头们埋伏在河里，会变成强盗、德国人或是骷髅的样子。她们的伎俩和癖好没完没了：挖陷阱，设埋伏，虐待偷来的小孩。有时候尤妮和雷亚会找到一些真正的小孩，就是在河边房子里住过一阵的麦凯家的孩子，说服他们答应被绑起来，用香蒲鞭打他们。但是麦凯家的小孩不能也不想服从这个安排，很快就哭着逃回家，于是河堤上又只剩下两个汤姆了。
两个汤姆在河堤上用泥巴建了一座城市，用石头做围墙以抵御女妖头的攻击，里面有一座皇宫、一个游泳池和一面旗帜。可是不久，女妖头趁两个汤姆出门的时候，将城市夷为平地。（当然了，尤妮和雷亚需要转换角色，扮演女妖头。）一位新的领袖出现了，她是女妖头女皇，名叫乔伊玲达，诡计多端，心狠手辣。乔伊玲达在河堤上的黑莓里面下毒，两个汤姆玩饿了，不小心吃了一些。毒性发作时，她们痛得冷汗直流，在茂盛的草地里打滚。她们把肚子压进泥巴里，泥巴温温软软，就像刚做好的软糖。她们感到内脏在抽搐，四肢不停地发抖，可是她们还是要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去找解药。她们先是试着嚼剑叶草，这种草“草如其名”，可以划破皮肤。于是她们往嘴巴的伤口上抹了把泥巴，想如果能抓到青蛙，要不要生吃一只来解毒，可最终还是决定将苦樱桃作为救命的解药。她们吃了一串小小的苦樱桃粒儿，嘴被苦得纠成一团，不得不跑去河边喝水。她们扑在水面上喝水，在朵朵睡莲周围，河水淤泥很厚，看不到底。她们喝呀，喝呀，头顶上的苍蝇像一支支箭飞过。最后，她们得救了。
快到傍晚时分，她们从这个小世界里出来，不知不觉回到尤妮家的院子里，就会看到她的父母还在干活，或是锄地，或是培土，或是给菜地拔草。躺在房子的阴凉处，她们筋疲力尽，好像刚刚在湖里游了泳或是爬了山。她们身上有河水的味道，有脚下踩过的野蒜和薄荷的味道，有杂草温热的味道，还有下水道污泥的味道。有时尤妮会进屋给自己和雷亚拿些吃的，也就是几片抹着玉米糖浆和糖蜜的面包。她从来不问父母是否可以这样做，而且总是把大的那块留给自己。
如果用雷亚后来所理解的朋友的含义来说，她俩并不是朋友。她们从来不去取悦或者安慰对方。除了这个游戏外，她们没有其他共同的秘密。甚至这个游戏也算不上什么秘密，因为别人也可以参加进来。但是她们从来不让别人当汤姆。所以这也许就是她们共有的，在每天紧张的合作中，共同分享汤姆勇敢机智的天性，共同面对汤姆面临的危险。
尤妮好像从来不受父母管制，甚至不像其他小孩那样和父母亲近。她自己做主的生活和她在家里无所顾忌的权力，都让雷亚感到震惊。每当雷亚说自己要在几点之前回家、做家务或换衣服，尤妮都会恼火，不相信她说的话。尤妮的每个决定都是自己做的。十五岁那年，她辍学，在手套厂找了份事做。雷亚可以想到，尤妮一回家就会向父母宣告自己当天才做的决定。不，甚至不会特意宣告，也许她只是在傍晚比从前到家晚后随口说出来而已。既然开始挣钱了，她干脆给自己买了辆自行车。她还买了台收音机，每天在房间里听到深夜。那时，她父母也许会听到突然响起的枪声、车辆呼啸着穿过街道的声音。她可能会告诉他们自己听到的东西：犯罪事件，飓风和雪崩的新闻。可雷亚觉得他们不会太放在心上。他们太忙了，有很多事情要做，尽管这些事情是季节性的，而且只是围着他们的菜地忙前忙后：蔬菜啊，树莓啊，大黄啊，收获后要拿到镇上去卖，挣钱糊口。他们没有时间关心太多别的事情。
尤妮还没辍学那会儿，雷亚每天骑车去学校。所以尽管她们走同一条路，却从来没一起走过。每当雷亚骑车经过，尤妮都会轻蔑而且不怀好意地大声喊：“驾，马儿快跑！”而后来，尤妮有自行车之后，雷亚却开始步行了，因为当时高中的观念是，女生如果上了九年级还骑车上学，就会显得又笨又傻。但是尤妮每每都会下车，和雷亚一起走路，就好像是她在照顾雷亚一样。
那根本就不是照顾，因为雷亚一点也不需要她。尤妮在大家眼中一直很怪异：个子比同龄人高，肩膀又窄又尖，头顶凸起一片淡得发白的毛糙金发，脸上表情过分自信，下巴又长又宽（让脸的下方看上去很肥），嗓音不清，而且似乎带着怒气。她小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那时她深信，只要是她的，就是好的。这一信念震慑到了许多人。然而现在，她身高将近一米八，穿着大花上衣和宽松长裤，邋邋遢遢，大大咧咧。她的脚很大，鞋子像男人鞋。她声音吓人，走路笨拙。她直接从一个孩子长大成了一个怪人。她带着一种炫耀的口气，声音沙哑地和雷亚搭话，问她是不是不想上学了，或者是不是自行车坏了老爸没钱拿去修。雷亚烫发后，尤妮就问她的头发怎么了。她觉得自己可以问这些问题，因为她和雷亚住在小镇的同一边，小时候在一起玩过，殊不知那段一起玩耍的岁月在雷亚看来已经非常遥远，而且可有可无了。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尤妮讲的那些收音机里听来的谋杀案、灾难和别的奇闻怪事，雷亚总会觉得既无聊又气愤。气愤是因为她总是无法让尤妮告诉她这些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甚至她觉得，连尤妮自己也不清楚这些事情是否真实。
尤妮，这个上新闻了吗？是瞎编的吧？是人们在麦克风前表演出来的故事，还是报道出来的事实？尤妮！那是真的还是假的？
为这些问题抓狂的一直是雷亚，而不是尤妮。尤妮只会骑上自行车走掉，说：“走——咯——在动物园等你哦！”
尤妮的工作非常适合她，这一点可以肯定。那个手套厂设在主街一栋楼房里，占了二、三两层楼。在暖和的日子，工厂的窗子打开，你不仅能听到缝纫机的声音，还能听到大声讲出的笑话，吵架对骂，还有厂里女工之间广为流传的粗话。她们的社会地位比饭店服务员还低，更比不上商店售货员。她们工作时间更长，挣得更少。但是她们并未因此感到卑微，甚至更加张狂。她们说说笑笑地一起拥下楼，一窝蜂跑上街，向街上的轿车吆喝，也不管车里有没有她们认识的人。她们去哪里，就把混乱带到哪里，好像她们有权这么做。
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像尤妮·摩根，会和处在顶层的人，如比利·杜德，表现出一样的无忧无虑，一样的直率大条。
高中最后一年，雷亚也找到一份工作，每周六下午在一家鞋店上班。早春的一天，比利·杜德走进鞋店，说他想买一双挂在外面的那种橡胶靴子。
他那时已经熬过了大学，正在家里学习怎样经营自己家族的钢琴厂。
比利脱掉鞋，露出裹在精致的黑袜里的一双脚。雷亚告诉他，穿橡胶靴子的话里面穿羊毛袜或是工作袜会更好，这样脚不会打滑。他问她店里是不是有这样的袜子，而且说，如果雷亚把袜子拿来，他就买一双。然后，他又问雷亚是否愿意帮他把袜子穿上。
后来他告诉她，那只是一个策略而已。他当时既不需要靴子，也不需要袜子。
他的脚修长白皙，气味芳香。一缕好闻的香皂味在空气中弥漫，是皂石的味道。他靠在椅子上，身材高大，面容苍白，神情冷静，干净整洁——他这个人都可能是香皂雕刻而成的。他有着高高的额头，修剪干净的鬓角，光滑发亮的头发和慵懒的象牙色眼皮。
“你真好。”他说，然后就邀请她当晚陪他跳支舞，沃利公馆本季度的开场舞。
从那时起，他们每周六晚上都去沃利公馆跳舞。他们不在工作日约会，因为比利要早起，去工厂向他母亲（外号叫鞑靼）学习经商，而雷亚则要帮父亲和弟弟们做些家务。她母亲在汉密尔顿住院。
女生们出去打排球时，如果看到比利开车经过学校，就会相互打趣说：“你的心动对象来了。”而事实上，雷亚也确实为他心动了——他的样子，他光亮的头发，还有他随意放在方向盘上的手，那么有力。雷亚心动，也因为想到自己突然被他选中，好像得到一件从天而降的奖品，周身洋溢着喜悦。或者说她本身就是奖品，蒙尘已久，如今发出优雅的光芒。走在街上，不认识的女人都会朝她微笑，带着订婚戒指的姑娘会亲切地叫她的名字，和她说话。每天早上醒来，她都会觉得自己收到了一份大礼，但她的心在夜里却将礼物打包放了起来，使她一时记不起里面是什么。
比利让她到处光芒四射，而一到家，她又变回了原样。这没什么奇怪的，在雷亚看来，家是他们挫你锐气的地方。弟弟们常常学着比利给父亲递烟的样子：“来根长红吧，塞勒斯先生。”他们在父亲面前比画着，假装手上就有盒长红牌香烟。他们的声音甜腻腻的，样子也很夸张，让人觉得比利·杜德愚蠢至极。他们叫他“傻泥”，一开始是“傻子比利”，后来是“傻比利”，再后来就成了“傻泥”。
“别再折磨你姐姐了。”雷亚的父亲说道。可他自己却开始折磨她，他一本正经地问雷亚：“你打算继续在鞋店待下去？”
雷亚说：“怎么了？”
“噢，我只是觉得，你可能需要这份差事。”
“为什么？”
“为了资助那小子呗。他家老太太一死，他就会把生意整垮的。”
比利·杜德总是说自己如何崇拜雷亚的父亲。像他那样的男人，他说，勤勤恳恳，只图个勉强过活。从来不求其他。而且还这么体面，脾气又好，心地善良。世界亏欠他们良多。
比利·杜德和雷亚、韦恩和露西尔四个人常在午夜时分离开舞会，开着两辆车，在一条土路的尽头停下来，这条路位于休伦湖深处的灌木丛中。比利一路上都把收音机开着，把声音调得很低。即使他跟雷亚讲的事情很复杂，他也一直开着收音机。他讲的事情跟他在大学里的生活有关，包括派对、胡闹、恶作剧等，有时还会把警察招来。他们总少不了喝酒。有一次，有个人喝醉了，吐在一辆车的车窗上，他喝的酒毒性太大，毁了那辆车的一整面漆。比利说的那些人，除了韦恩，雷亚都不认识。偶尔还会蹦出几个姑娘的名字，于是雷亚就会打断他。她见过比利·杜德从学校带回家的姑娘，这几年的都见过，她们的相貌，她们或活泼或柔弱的气质，都让她着迷。这会儿，她得打断他，问问他，克莱尔就是那个戴着有面纱的小帽和紫色手套的姑娘吗？做礼拜？哪个是那个留着红色的长发、穿着驼毛大衣的姑娘？谁穿的是天鹅绒的靴子和绵羊皮的上装？
通常，比利都不记得了，而且即使他继续跟雷亚多讲点关于这些姑娘们的事，他说的也不见得是好话。
泊好车之后，有时甚至还在路上，比利就会用一只胳膊搂着雷亚的肩膀，紧紧地搂着她。给她一个承诺。他们跳舞的时候，他也会给她承诺。他一点也不害羞，他拿鼻子蹭着她的脸颊，或在她的头发上留下一连串的吻。在车里，他给她的吻要快一些，他吻她的速度和节奏，以及接吻伴随的声音都告诉她，这只是开个玩笑，或者半个玩笑。他的手指在她身上、膝盖上、胸前轻敲。他低声赞赏她，然后斥责自己，或者斥责雷亚，说面对她，他必须克制自己。
“你真坏。”他说道。他狠狠地吻着她的嘴唇，似乎他的职责就是不让他们的嘴唇分开。
“你真让我着迷。”他说，他说这话时声音不是自己的，而是电影演员那种优雅的、含情脉脉的声音。他的手在她的双腿之间滑动，触到长袜上面的皮肤，手就跳了起来，而他也笑了笑，似乎她那儿太热，或是太冷。
“不知道韦恩进行得怎样了。”他说道。
一般来说，过一会儿，他或者韦恩就会使劲摁一下喇叭，对方就得回应一下。雷亚不能理解这是一种竞赛，或者怎么也不能理解这是种什么类型的竞赛。但最后，这套游戏却更多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凝视着黑夜里韦恩的车那黑糊糊的轮廓，他会说：“要对那家伙摁喇叭吗？”
开车回卡斯泰尔斯的路上，到了卖私酒的那家，雷亚就无端有种要哭的感觉，胳膊腿也都好像灌了水泥似的。要是她一个人的话，她可能倒下就睡着了，但她没法一个人待着，因为露西尔怕黑，比利和韦恩去蒙克家的时候，雷亚得陪着她。
露西尔是个瘦弱的金发姑娘，有个挑剔的胃，月经不调，皮肤也很敏感。她对自己身体上的异常之处非常关心，把它当成个惹人烦却很珍贵的宠物。她的手提袋里总是带着婴儿润肤油，她把润肤油拍在脸上，她的脸一小会儿之前被韦恩的胡楂蹂躏过。
“我们一结婚，我就得要他刮胡子，”露西尔说，“一结婚就得刮。”
比利·杜德对雷亚说，韦恩曾告诉过他，他离不开露西尔，打算和她结婚，因为她会是个好妻子。他说，她并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姑娘，肯定也不是最聪明的，正因为如此，和她结婚就会有安全感。他说，她不太会讨价还价，也不习惯做有钱人。
“有人可能会说韦恩比较悲观，”比利说，“但也有人会说他很现实。牧师的儿子就得现实点，他得自己挣钱过日子。不管怎么样，韦恩就是韦恩。”
“韦恩就是韦恩。”他高兴地重复道，但很严肃。
有一次露西尔问雷亚：“你怎么样？慢慢习惯了吗？”
“嗯，是的。”雷亚说。
“他们说不戴套子要好一些。我想，我结婚后马上就会知道的。”
雷亚很尴尬，不承认一开始她没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
露西尔说，她一结婚就马上用避孕海绵和胶冻。雷亚觉得她说的听起来像是甜点，但她强忍住没笑出来，因为她知道露西尔会认为这样的笑话很无礼。露西尔开始说起由她的婚礼而引起的争执，说起伴娘是该戴阔边帽还是玫瑰花环的问题。露西尔想要玫瑰花环，她以为全都安排妥当了，但之后韦恩的妹妹却烫了个难看的发型，于是她想要戴帽子遮下丑。
“她连个朋友都不如——就因为是他妹妹，才让她参加婚礼的。不好冷落她，不过她真是个自私的姑娘。”
因为韦恩妹妹的自私，露西尔身上发了麻疹。
雷亚和露西尔把车窗摇下来通风。窗外的夜色中，有一条河流向远方，河的水位现在最低，河水流淌在巨大的白色岩石之间，青蛙和蟋蟀在唱歌。微亮的土路不知延伸向何方，废旧游乐场上倒塌的看台像古怪的骷髅塔一样竖立在空中。雷亚熟悉这一切，但却无法关注这一切。不只是露西尔的话让她分心，也不只是婚礼上的帽子问题让她分心。她很幸运：比利·杜德选择了她，还有一个订了婚的姑娘在向她倾诉衷肠，她的生活最终也许会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好。可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她却觉得孤单和困惑，好像她失去了什么，而不是得到了什么，好像有一种被排斥的感觉。被什么排斥了呢？
韦恩在屋子的那一边向她挥手，意思是问她渴不渴。他给她拿来一瓶可乐，一屁股坐在她身边的地板上。他说：“我得在我醉倒之前坐下来。”
从第一口开始，或者从第一丝嗅觉开始，甚至还在此之前，她就知道，可乐里还加了点别的东西。她觉得自己不应该喝完，甚至连半瓶都不能喝。她就偶尔喝一两口，以此告诉韦恩，她可没蒙。
“怎么样？”韦恩说，“是你爱喝的饮料吗？”
“还不错，”雷亚回答说，“什么我都爱喝。”
“什么都爱？那就好。你听起来就是比利·杜德喜欢的那种姑娘。”
“比利？”雷亚说，“他很爱喝酒吗？”
“这么说吧，”韦恩说，“教皇就是犹太人吗？不是的。耶稣是天主教徒吗？不是的。还有很多例子。我不想给你留下错误的印象。我也不想对此进行评判。比利是酒鬼吗？他酗酒吗？他喜欢肛交吗？我是说肛门性交？噢，我说错了。我忘了在和谁说话。对不起。请不要放在心上。对——不起。”
他说这些话时，用了两种奇怪的声音：一种声音高得不自然，像在唱歌；一种声音很粗哑，很严肃。雷亚记得，她以前从未听他说过这么多话，不管用哪种声音，通常都是比利在说。韦恩不时地说出个把词，一个不太重要的词，只因为他说话的语调而显得很重要。而且他的语调常常非常空洞，听不出性别，脸上的神态也是一片茫然，这让人紧张不安。他的语调里有一种不屑，但却努力控制着没表现出来。雷亚曾见过比利尽力想要编一个故事，他编了又编，改变了故事的基调，只是为了听到韦恩咕噜一声表示赞同，听到他爆发出笑声。
“千万别以为我不喜欢比利，”韦恩说，“不，不，我绝不是要你有这样的想法。”
“但你就是不喜欢他啊，”雷亚满意地说，“你根本就不喜欢他。”雷亚觉得满意，因为她实际上是在反驳韦恩。她直视着他，但仅此而已，他也让她紧张。他这种人给人的印象，远远不是个头，或是神态，或是别的什么。他不是很高，个子很结实，小时候可能矮墩墩的，将来也有可能发胖。他长着一张四方脸，脸色苍白，还留着一圈扎伤露西尔的泛着青色的胡子。他的头发是黑色的，又直又细，常常凌乱地垂在额头上。
“我不喜欢他吗？”他惊讶地说，“我不喜欢他？怎么可能呢？比利这个人这么可爱？你看他在那边，和普通人一起喝酒、玩牌。你不觉得他很好吗？他总是这么好，难道你没觉得有点与众不同吗？一直都这么好。我只知道他出过一次错，那就是你让他讲他的那些前女友的时候。可别说你没注意到。”
他把手放在雷亚坐着的椅子腿上，摇着她。
她笑了起来，椅子晃得她有点头晕，或者也许是因为他道破了事情的真相。据比利讲，那个戴着面纱和紫色手套的姑娘，有一股子烟臭味，而另一个姑娘喝醉酒之后，会说脏话，还有个姑娘染了皮肤病，胳膊底下长真菌。比利跟雷亚说起这些事的时候显得非常后悔，但提到真菌的时候，他咯咯地笑了起来。他不自觉地笑了，笑声里带着些罪恶感。
“他确实给那些可怜的姑娘们留下了痛苦的回忆，”韦恩说，“那个长毛腿姑娘。那个烟臭味的姑娘。你因此而不安过吗？不过，你倒是干干净净的。我敢说你每晚都会刮腿上的毛。”他用手摸了摸她的腿，幸亏她跳舞前刮过腿上的毛。“或是你在腿上抹过那种东西，去毛的那种东西？叫什么来着？”
“尼特。”雷亚说。
“尼特！就是这东西。不过这东西没有一股味吗？有点发霉或发酵或是什么味？酵母片。这不是姑娘们要买的另一种东西吗？我让你难为情了吗？我得绅士点，再去给你拿瓶喝的。要是我还能站起来走路的话，我就再去给你拿瓶喝的。”
“这里面一点威士忌都没有，”他说，又拿了瓶可乐给她，“这个喝了不伤身体。”她觉得他说的第一句话可能有假，不过第二句话倒是真的。什么酒都伤不了她，什么酒都对她不起作用。她觉得韦恩不怀好意。不过，她倒是挺高兴。所有困惑，包括和比利在一起时那种迷惘的感觉，都逐渐消失了。韦恩说的什么，她都觉得好笑，她自己说的什么，也很好笑。她觉着很安全。
“这间屋子很好玩。”她说。
“有什么好玩的？”韦恩说，“这屋子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你才好玩呢。”
雷亚低头看着他摇晃着黑黑的头，笑了起来，他让她想起了一种狗。他很聪明，但他身上有种近乎愚蠢的固执。也有狗的那种固执，还带点悲哀的感觉。这会儿，他一边用头不停地磕着她的膝盖，一边晃着头不让头发遮住眼睛。
她向他解释说这个屋子很好玩是因为屋子角落里的铁皮挡板，她的解释多次被他打断，什么都和他说不清。她说，她觉得那个铁皮挡板后面有个送菜升降梯，通往地下室。
“我们可以把挡板放到一边，”韦恩说到，“想试一下吗？我们可以叫比利来放绳子。”
她又找了找比利的白衬衫。据她所知，他坐下来之后还没转身看过她一眼。韦恩现在坐在她正对面，因此，即使比利转过身，也无法看到她的一只鞋正挂在脚尖上，韦恩的手指正轻抚着她的脚底。她说她得先去趟洗手间。
“我陪你去。”韦恩说。
他抓着她的腿站了起来。雷亚说：“你喝醉了。”
“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醉了。”
蒙克家后院外有个洗手间——实际上是个浴室。浴缸里堆满一箱箱啤酒——不是冷冻，只是常温保存而已。马桶还能冲水，雷亚还担心冲不了水，因为前一个用厕所的人似乎没冲水。
盥洗台上有面镜子，她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和它说话，毫无顾忌，还带着赞许。“随他吧，”她说，“随他吧”。她关了灯，走到黑漆漆的大厅里。一双手很快抓住了她，推她出了后门。她和韦恩靠在酒吧的墙上，互相抓着对方，亲吻着。这个时候，她觉得自己被打开了，又被握紧了，开开合合，像一架手风琴。她得到了一种警告，仿佛在提醒她——似乎在远处，跟她和韦恩正在做的事没什么关系。像有什么东西挤着，又像是哼哼声，像在她身体里，又像在外边。她不明白这到底要告诉她什么。
蒙克家的那条狗跑过来了，在他们俩之间嗅来嗅去。韦恩知道这条狗的名字。
“蹲下，罗里！蹲下，罗里！”他一边猛地扯下雷亚的裙衬，一边朝狗大喊。
警告来自她的肚子。后门开了，韦恩说了些什么，她听得很清楚——她怎么也搞不清楚这些事情发生的先后——她突然放松了，开始吐起来。她之前没有一点想吐的感觉。然后她趴在地上吐了起来，吐得肠子都拧干了，像块拧干的破抹布一样。
有个人——但不是韦恩——拉着她站了起来，并用她的裙边擦了擦她的脸。
“别张嘴，用鼻子呼吸。”蒙克太太说。“你出来。”她对韦恩，也或是对罗里说。她给他们下指令的时候，用的是一成不变的声调，既不同情，也不责备。她拉着雷亚走过酒吧，来到她丈夫的卡车边，半举起她，把她塞进去。
雷亚说：“比利。”
“我跟你的比利说了，我说你累了，别说话了。”
“我吐完了。”雷亚说。
“你怎么知道。”蒙克太太说，她把车倒到了马路上。她开车把雷亚带到了山上雷亚家的院子里，路上没再说话。把车停好后，她说：“下车时小心点，卡车比小轿车高一些。”
雷亚进了屋，门也没关就去上厕所，她把鞋扔在厨房里，光脚爬上了楼梯，把裙子还有裙衬卷成一团，塞在了床底下。
雷亚的父亲很早就起来收鸡蛋，并准备去汉密尔顿，他每隔一个周日都会去趟汉密尔顿。儿子们跟他一块去——他们可以坐在卡车后面。雷亚不去，因为卡车前面没座位了。父亲会捎上科里太太，科里太太的丈夫和雷亚的母亲在同一家医院。她父亲捎上科里太太时，都会穿衬衣打领带，因为回家的路上他们可能会去餐馆吃饭。
他过来敲了敲雷亚的门，告诉她他们就要出发了。他说：“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擦洗一下桌子上的鸡蛋。”
他走到楼梯口，又折回来，隔着门对她说：“多喝点水。”
雷亚想对所有人大叫，把他们都赶出屋子。她要想点事情，这些事情迫于他们的压力，装在她脑子里出不来，这就是她头疼的原因。听到卡车的声音消失在马路上之后，她小心翼翼地下床，小心翼翼地走下楼，吃了三片阿司匹林，喝了很多水，倒了点咖啡在罐子里，连看都没看。
鸡蛋放在桌子上，装在六个大篮子里。鸡蛋上还沾着母鸡的粪便和干草，等着她用百洁布擦干净。
她要想的事情是什么呢？尤其是，是什么话呢？就在蒙克太太走进后门时，韦恩对她说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长得不是这么难看的话，我早就想干你了。
她穿好衣服，泡好咖啡，倒了一杯，走出来，来到走廊边，走廊正沐浴在晨光中。她吃的阿司匹林开始起作用了，这会儿头不疼了，脑子却一片空白，这片空白既清晰又模糊，还伴着低低的嗡嗡声。
她不难看，她知道自己不难看。可是怎么就这么肯定自己不难看呢？
要是难看，比利·杜德怎么会跟她约会？比利·杜德心眼好。
而韦恩是喝醉后说的。酒后吐真言。
幸运的是那天她不用去见母亲。如果她从雷亚嘴里套出实话——能不能守口如瓶，雷亚一点把握都没有——那她一定会叫韦恩好看的。她一定会给韦恩做牧师的父亲打电话。“干”这个字会比“丑”更让她光火。她会完全抓不住重点的。
父亲的反应会复杂一些，他会责怪比利不该带她去蒙克家那种地方。比利和他那帮狐朋狗友呢？他们会怎么看？“干”字当然也会让他恼火，但是他更会为雷亚感到丢人。有人说她丑，这会让他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你真正受到的羞辱绝不能向父母透露一星半点。
她知道自己不丑。可是她怎么知道？
她没去想比利和韦恩，也没想这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她对别人从来就没什么兴趣。她想的是，韦恩说那句话的时候，用的是他真正的声音。
她不想回屋去面对那几筐脏鸡蛋。于是她沿着小路往前走，一路躲避着阳光，没有阴凉的地方就低着头。沿途每棵树都不一样，每棵都是里程碑。每次父亲从城里回来，她都会问能走出去多远去迎接父亲，母亲总是以树作答：山楂树那儿，山毛榉树那儿，枫树那儿。父亲总会停下来，让雷亚踩到脚踏板上。
路上响起汽车喇叭声，应该是认识她的人，也可能只是路人。她不想叫人看见，就抄近路从地里走。地里的东西被鸡啄了个干净，地上到处都是鸡屎，滑唧唧的。地那头一棵树上还有弟弟们做的树屋。其实就是一个台子，树干上用钉子钉着几块木板，可以爬上去。雷亚踩着木板爬了上去，在台子上坐下。她发现弟弟们还在茂密的树枝中开了几扇窗户，用来侦察外面的情况。下面的公路尽收眼底，很快她就看到几辆车载着乡下孩子到城里的浸会教堂去上主日学。车里的人看不到她。即便是比利或韦恩来跟她解释、吵架或道歉，也不可能看到她。
另一边，她看到波光粼粼的河水和旧游乐场的一角。从这里可以清楚地在草丛中辨认出从前赛马场的痕迹。
她看见一个人正沿着赛马场走，是尤妮·摩根，穿着睡衣。在大约早上九点半的光景，她穿着素雅的、类似浅粉色的睡衣睡裤，走在赛马道上，到赛道转弯的地方，又向曾经的岸边小路走去。灌木丛挡住了雷亚的视线。
尤妮·摩根白色的头发向上竖着，连同睡衣一起沐浴在阳光里，像个长着羽毛的天使。不过她走路的姿势还是老样子，笨拙而自信——头向前伸着，胳膊随意地来回摆动。雷亚不知道尤妮在那儿干什么，她对尤妮的失踪一无所知。尤妮的出现在她看来既很奇怪，又很自然。
她想起炎热的夏天，自己曾觉得尤妮的头发像一团雪球，又像储存下来的冬天的冰丝，她真想把脸贴上去凉快凉快。
她想起热得发烫的草地，想起大蒜，还有她们变成汤姆时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她回屋给韦恩打了个电话。她估摸着他正待在家里，而他家里人都上教堂去了。
“我想问你点事，电话里说不清楚，”她说，“我爸和弟弟们都去汉密尔顿了。”
韦恩来的时候，她正在门廊上擦洗鸡蛋。她说：“我想知道你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了？”韦恩问道。
雷亚看着他，一直看着他，她一只手拿着鸡蛋，一只手拿着一小块百洁布。他的一只脚站在最低一级的台阶上，手扶着栏杆。他想走上台阶，到晒不着的地方来，但她挡住了他的路。
“我喝醉了，”韦恩说，“你长得不难看。”
雷亚说：“我知道我不难看。”
“我很难过。”
“不是为此而难过吧。”雷亚说道。
“我喝醉了。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雷亚说：“你不想和她结婚。我是说和露西尔。”
他斜靠在栏杆上。她觉得他可能要吐了，但他忍住了，他努力扬起了眉毛，露出了沮丧的笑容。
“噢，是吗？没开玩笑吧？你有什么建议吗？”
“把我的建议写下来，”雷亚说，就好像韦恩真的要她提出点建议似的，“上车，开车去卡尔加里。”
“这就是你的建议。”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就坐你的车去多伦多。你可以在多伦多把我放下，我就待在青年旅馆，直到找到工作为止。”
这就是她的打算。她一直发誓说，这就是她的打算。相比较昨天喝醉了酒那会儿，她觉得这会儿更自在，更得意。她提出这些建议，就好像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儿一样。要搞明白她说的和做的，还得等几天，也许要几周。
“你从来不看地图吗？”韦恩说，“去卡尔加里的路上不会经过多伦多。先经过萨尼亚的边界，取道美国到温尼伯，然后才是卡尔加里。”
“那就让我在温尼伯下车吧，这样更好。”
“问你个问题，”韦恩说，“你最近做过精神测试吗？”
雷亚没有让步，也没笑。她说：“没有。”
雷亚看到尤妮时，尤妮正在回家的路上。她本以为河堤小道上会干净空阔，没想到竟然长满了荆棘，这让她大吃一惊。她硬穿过荆棘丛回到自家院子时，手臂上和额头上多了些划伤和血痕，头发里也夹了些碎叶子。而且因为摔了一跤，一边脸也弄脏了。
走进厨房，她看到父母，穆丽尔·马丁阿姨，警察局长诺曼·库姆斯，还有比利·杜德都在里面。原来，她母亲打电话给穆丽尔阿姨之后，她的父亲也振作起来，说要打电话给杜德先生。他年轻时曾在他们家工厂做过事，还记得人们遇到紧急情况就去请老杜德先生的情形。
“他已经死啦，”尤妮的母亲说，“你请她过来又能怎么样？”（“她”指的是老杜德夫人，脾气非常火爆。）但尤妮的父亲还是打了电话过去，找到了比利·杜德。比利还没上床休息，就过来了。
而穆丽尔·马丁阿姨一赶到这里，就给警察局长打了电话。局长说等他穿戴完毕，吃完早餐就过来。这就花了他一会儿工夫。他反感所有莫名其妙的、制造混乱的东西，也反感所有逼他做出一些决定、让他之后受人指责或是看上去像傻瓜的事情。厨房里的几个人中，他大概最乐于看到尤妮安全回来，然后听她讲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完全出于他的职权之外，所以不会有任何后续事件，也不会有任何人受到指控。
尤妮说，半夜的时候有三个小孩来她家院子里找她，说有东西给她看。她问他们要给她看什么，大半夜的搞什么名堂。他们说了什么，她已经不记得了。
她发现自己被他们抬着走了，可她还没答应去呢！他们抬着她走到院子的一角，从栅栏空隙中钻出去，沿着河堤小路一直走。她看到小路平整开阔，感到非常惊喜，因为她已经很多年没走那条路了。
抬着她的是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看上去十岁左右，穿着一样款式的套装，都是里面穿泡泡纱的日光浴装，外面套件围兜，围兜的带子绕过肩膀绑在身后。他们的衣服又干净又清新，好像刚从熨衣板上拿下来的一样。他们的头发是淡棕色的，又直又亮。他们是最干净、最有礼貌、最讨人喜欢的孩子。但是，她是怎么分辨孩子们头发的颜色，又是怎么知道他们的日光服是泡泡纱做的呢？她出门的时候并没有带手电，那他们一定随身带了某种照明的东西吧！她依稀记得他们带了，可是说不出来那到底是什么。
他们抬着她一路走过河堤小路，来到老游乐场，来到他们的帐篷里。可是她在外面似乎从没见过这个帐篷。突然，她就已经在帐篷里了。她看到帐篷是白色的，很高很白，像船帆一样微微颤抖着。里面也很亮，可是她还是不知道光是从哪儿来的。
这东西说不好是帐篷还是房子，或是别的什么，总之一部分似乎是玻璃做的。没错，绝对是绿玻璃，那种非常浅的绿色，一格一格就像嵌进了篷布。地板大概也是玻璃的，因为她裸露的双脚正走在又凉又光的表面上——绝对不是草，更不是碎石。
后来，报纸上出现了一幅画，画的似乎是飞船里的一艘帆船，来自艺术家的想象。然而，尤妮并没叫它飞船，至少随后她说起时还没这么叫。关于后来出版的书，她也是不置一词。这本书里的故事写的是她的肉体如何被俘获，如何被研究，她的血液和体液如何被采为样本，她秘密排下的卵子或许已被偷走了一枚，并在异域受精，交配或妙不可言或轰轰烈烈，总之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进行了。如此一来，尤妮的基因便融入了入侵者的生命循环之中。
不知不觉中，她被放在一把椅子上，她说不出这是一把普通的椅子还是一个宝座。这些孩子开始在她周围织出一层纱，好似蚊帐一类的事物，轻薄而坚韧。他们三个不停移动，绕着她穿梭裹缠，却从未发生碰撞。到这时，她早已不想问问题了。“你们在干什么？”或是“你们怎么来这儿的？”或是“大人都去哪儿了？”这些问题都溜到了某个她也说不出来的地方。缥缈的歌声或是轻哼声似乎在某处响起，滑进她脑海里，让她觉得宁静又舒心。一切都是再寻常不过的样子。你想不到任何问题，任何比在普通厨房里问“这个茶壶是做什么用的？”更深奥的问题。
她醒了，周围空荡荡的，面前什么都没有。她躺在炽热的阳光里，躺在游乐场硬邦邦的地上，天已大亮。
“太棒了！”看着尤妮，听着她的诉说，比利·杜德不断赞叹。没人知道他什么意思。他浑身散发着啤酒味，但看起来很清醒，很专注。不仅是专注，甚或是着迷。尤妮离奇的讲述，绯红的、风尘仆仆的脸蛋，傲气的语调似乎都让比利·杜德受用不尽。他或许不断暗示自己有多么放松，多么幸运，竟然发现这个安静、古灵精怪的尤物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太棒了！
他的爱——比利的那种爱——泛起浪花，恰好满足尤妮的某种需求，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需求。
穆丽尔阿姨说该给报社打电话了。
尤妮的妈妈说：“比尔·普罗克特不会去教堂吗？”她指的是卡斯泰尔斯《守卫者》报的编辑。
“比尔·普罗克特可以缓一缓，我现在给伦敦的《自由报》打电话。”穆丽尔阿姨说。
她打通了电话，但没找对人，因为是星期天，只和值班的门卫说了两句。“他们会后悔的！我现在要越过他们直接找多伦多的《星报》！”
她已经负责讲尤妮的故事了。尤妮也由她去了，似乎很满足。她讲完后，呆坐着，一脸漠然的满足。她根本没想问谁来照看自己，或者保护自己，或者不论发生什么，给自己尊重和呵护。然而，比利·杜德已经决心承担这一切。
尤妮名噪一时。记者们来了，还来了个作家。一个摄影师拍摄了游乐场，尤其是跑道，说这是宇宙飞船留下的印记。有张照片拍的是看台，说是宇宙飞船着陆时撞倒过。
很多年前人们曾对这种故事趋之若鹜，后来就渐渐没什么热情了。
雷亚的父亲寄往卡尔加里的一封信里写道：“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有一点确信无疑，尤妮·摩根没拿到一分钱。”
这封信是写给雷亚的，她和韦恩到卡尔加里不久就结婚了。那时要想住在一起必须结婚，至少在卡尔加里是这样，而他们发现彼此不想分开。未来的日子里大多数时候也是这样，不过也会拿分居要挟一下，并时不时付诸行动，但很快也就收了场。
韦恩离开报社，进了电视台。那些年，在晚间新闻里都能见到他。有时在国会山上顶着雨或是冒着雪，报道真真假假的新闻。后来他去别的城市，做着同样的事情。再后来他加入了另一行列——坐在室内探讨新闻的意义，品评真假黑白。
（尤妮逐渐对电视情有独钟，但她从不看韦恩的节目。她讨厌那些只说不做的人，看到这类节目立刻换台，她要看的是新闻事件。）
雷亚回到卡斯泰尔斯看看。她溜达到墓地，想看看上次来过之后又添了哪些新成员。她在一块墓碑上看到了露西尔·弗拉格的名字。不过所幸露西尔没死，死的是她丈夫，她的名字和出生日期刻在丈夫的旁边，去世的日期空着。刻碑的手工费不断涨价，现在很多人都这么做。
雷亚想起那些帽子和玫瑰花环，心底涌起一阵对露西尔深深的怀念。
时至今日，雷亚和韦恩已经共同生活了大半辈子。他们有三个孩子，前前后后十五个情人。现在，突然之间，所有这些喧嚣、成就以及悬而未决但充满生机的期待竟都飘然远去，她知道所有这些都在成为历史。此时此刻，在这片墓地上，她大声说：“我真接受不了。”
他们拜访了杜德夫妇，他们还是朋友。四个人一起开车来到游乐场旧址。
那句话雷亚在游乐场又说了一遍。
摩根家、蒙克家，河边的房子都无影无踪了。这儿本来就不适合居住，现在一切都消失了。剩下一片洪泛区，由佩里格林河务局管理。这个地方再也不会有什么建筑了。只见宽阔的公园绿地、修整齐了的河堤——其他的都没了，都不见了，只有几棵老树还立在那里，树叶依旧翠绿，但被空气中金色的水汽拉低了脑袋。这是九月的一个下午，再过几年，这个世纪就将成为历史。
雷亚说：“我真接受不了。”
四个人都已满头银发。雷亚很瘦，却活力四射，她生动活泼、循循善诱的风格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如鱼得水。韦恩也瘦，留着白胡子，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不上电视时会让你想到西藏的和尚，一到镜头前就会变得尖酸刻薄，甚至残酷无情。
杜德夫妇长得都很高大，看起来优雅庄重，精神饱满，体态丰盈。
看到雷亚的激动，比利·杜德笑了笑。他环顾四周，默认了雷亚的话。
他说：“岁月无情啊。”
他拍了拍妻子宽宽的后背，算是对她那难以察觉的嘟哝声的回应。他说他们很快就会回家了，她不会错过每天下午定时收看的节目。
尤妮的经历没给她带来一分钱，这一点雷亚的父亲说得没错。他关于比利·杜德的预言也没落空。比利的母亲死后，问题接踵而来，最后只得卖掉工厂。后来工厂再次转手，接着就倒闭了。卡斯泰尔斯再也不生产钢琴了。比利来到多伦多，谋了份差事。据雷亚的父亲说，这份差事和精神分裂症或毒瘾或基督教有关。
其实，韦恩和雷亚都知道，比利是在帮助精神病人的过渡疗养院和帮助老年人的团体之家工作。比利一直维系着这份友谊，也保持着和尤妮的特殊友谊。他的姐姐贝亚饮酒过量生活无法自理后，他雇尤妮帮忙照看。（比利已经戒酒了。）
贝亚死后，比利继承了家里的房产，并把它改造成养老院，照顾那些还能下床行走的老人和残疾人。他希望给这些人提供舒适的住处、悉心的照料和适当的娱乐。他回到卡斯泰尔斯，专心经营养老院。
比利向尤妮·摩根求婚。
尤妮说：“我不希望有任何事发生，任何事。”
比利说：“噢，亲爱的！噢，亲爱的尤妮！”
（步朝霞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