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其它两条边的平方之和
——毕达哥拉斯
1）当我开始在浴室里消磨下午这段时光时，我并不打算呆在里面；不，我在那里让时间愉快地流逝，躺在浴缸里沉思默想；有时穿着衣服，有时光着身子。爱德蒙松喜欢呆在我的床头边，她觉得我变得更加安详。有时我跟她开玩笑，我们一起哈哈大笑。我边说边做大幅度的手势。我认为最实用的浴缸是两边平行、靠背倾斜、底部笔直的那一种，它可以使人浴者免去使用防滑装置。
2）爱德蒙松觉得我老是不愿离开浴室真有点枯燥乏味，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关照我的生活。她每天在一家艺术画廊工作半天，这样她可以兼顾到家务的需要。
3）我的四周是各种壁橱、毛巾架，还有一只坐浴盆。盥洗盆是白色的，上面是搁板，搁板上放着牙刷和剃刀。我对面的墙壁上到处都是斑痕，而且有裂缝；灰暗的油漆剥落，露出点点小洞。一条裂缝好像一直伸展到地面。我几个小时地观察这条裂缝的尽头，毫无结果地想发现这条裂缝的进展。有时，我又试图获得其它的经验。我在一面小镜子里盯住我自己的脸部，同时盯着我手表上移动的指针。但我的脸上毫无表情，从来就是毫无表情。
4）一天早晨，我拉下了晾衣绳，将壁橱和搁板上的东西全部搬走。把这些梳妆用具统统塞进一只大的垃圾袋之后，我开始将书橱里的一部份书搬出来，当爱德蒙松回来的时候，我手里拿着一本书，躺在浴缸里，两只脚交叉地搁在水龙头上。
5）爱德蒙松最后只得通知我的父母。
6）妈妈给我拿来了糕点。她坐在坐浴盆上，两腿之间是一大盒打开的点心，她把这些点心放进一只汤盆里面。我发现她心事重重，来到后一直避开我的目光。她忧心忡忡地抬起头来，想要说些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她拿起一块奶油小蛋糕咬了一口，对我说，你得去散散心，运动运动。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啦。她用手套擦了擦她的嘴角。我回答说，我觉得散心一事并不需要，我又笑笑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散心消遣。她看到无法与我讨论下去，机械地拿起一块千层糕递给我。
7）我每星期两次通过收音机收听法国足球赛的比赛实况。转播延续两小时之久。在巴黎的演播室里，节目主持人将各地赛场的特约记者的现场报导编排在一起。我认为足球是最能令人展现想像力的运动，所以从不错过这种节目。我摇荡在热情洋溢的播音员的声音中，边听广播，边将电灯关上，有时双目紧闭。
8）我父母的一位朋友路过巴黎，来我家做客。他对我说外面正在下雨。我伸出手臂指指盥洗盆，请他去拿毛巾。他宁可拿那块黄色的而不拿那块脏的。他久久地、小心翼翼地擦干了头发。我不知道他想要什么。因为大家沉默着无言以对，他就给我数说关于他业务上的事情，并且解释说，他所碰到的那些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因为这是同等级别的人员之间性格上无法相容而造成的。他神经质地揉搓着那块毛巾，并沿着浴缸边大踏步地来回走动。他越说越激动，态度越来越强硬，恶狠狠地大声叫喊。最后他把拉古尔骂作不负责任的人。他说，我尽了一切努力，一切！但没有一个人理解我。
9）我穿的衣服很简单：本色的粗布裤子，蓝衬衫，单色调的领带。这些衣服紧贴在我身上，以至于我穿着它们能显露出我身上细腻而强壮的肌肉。我躺着，浑身放松，双目闭拢。我想到那位身穿白衣的女人，想到甜品，还想到香草冰淇淋，上面浇一层滚烫的巧克力。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想着这道点心。从科学的观点出发（我并非贪吃的人），我在这种混合物中见到一种完美。一种蒙德里安式的画面。稠腻的巧克力盖在香草冰淇淋之上，体现出热与冷、凝固与流动之间的对比，失去平衡、严密性和准确性。而不管我对鸡肉怀有多大的温情，都不支持这种对比。不。我快要昏昏欲睡的时候，爱德蒙松走进浴室，转身交给我两封信。其中一封是奥地利使馆寄来的。我用一把梳子将信拆开。爱德蒙松从我的背后读信，指着请帖上我的名字，我既不认识奥地利人，也不认识外交官，就说这可能是搞错了。
10）我坐在浴缸的边沿上，向爱德蒙松解释道，在二十七岁（马上就要二十九岁）的年纪上，整天封闭在浴缸里生活似乎是不大健康的。我低下眼睛，抚摸着浴缸上的搪瓷说，我得冒一种风险，一种破坏我平静的抽象生活的风险，目的是。我没有把话说完。
11）第二天，我走出了浴室。
12）卡勃洛温斯基。那你姓什么？我问。维托特。这是一个白头发的男人，身穿灰色衣服，坐在我的厨房里，手里拿一只烟嘴。一位比他年轻的男人站在他背后。卡勃洛温斯基一跃而起，把他的椅子让给我。他以为这房子里就他一个人，他有点尴尬，并请求原谅。为了表明他在我的房子里的合法性，他迫不及待地告诉我，是爱德蒙松要求他来重新油漆厨房。我知道这件事。爱德蒙松工作的那家画廊正在展出波兰画家的作品。因为这些波兰人很穷，爱德蒙松曾对我说过，请他们来油漆厨房可以少付点钱。
13）我整个白天过得很安静，现在却被两位波兰人搅乱了我闲散中的平静。他们一直呆在厨房里，乖乖地等着油漆，那是爱德蒙松忘记提供给他们的。卡勃洛温斯基不时地来敲敲我的门，并从门缝里将头伸进来问这问那，我对这些问题一概友好地回答说我不知道。几分钟后，我不再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坐在床上，背靠枕头看我的书。外面的门发出了声音，我抬起头来。不一会，爱德蒙松出现在眼前，她满面春风，她要和我做％爱。
14）现在。
15）现在做爱？我沉着地合上我的书，将一只手指留在两页之间以便记住读到的地方。爱德蒙松笑了，双脚并拢地雀跃起来。她解开上衣的扣子。门后面，卡勃洛温斯基声音低沉地说他从早晨起一直等油漆，他讲到一天的时间变得支离破碎被浪费了。爱德蒙松很自然地把门打开，笑嘻嘻地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
16）爱德蒙松尝面条时烫着了自己的嘴唇。卡勃洛温斯基坐在厨房里的一把椅子上，低着头现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嘴里吸吮着他的烟嘴。当他知道爱德蒙松为什么没有买回油漆（药品杂货店已经关门）之后，他就不断地叹惜说今天已是星期一。同时，他想知道我们今天是否还付给他工资。爱德蒙松这时变得含糊其词。她承认今天她不管怎样都不会买油漆，因为她还没有决定选购什么样的颜色，她正在两种颜色之间犹豫不决：一种是浅灰褐色，她怕房间因此而变暗；另一种是白色，她又担心容易弄脏。卡勃洛温斯小声地问她能否在明天之前将此事决定下来。她给他端上面条，他说了声谢谢。除了用扇贝代替帘蛤之外，我们吃的是蛤肉面条。啤酒是温的，倒酒的时候，将杯子侧过来。卡勃洛温斯基吃得很慢。他用叉子小心翼翼地将面条卷起来吃。他说关于油漆厨房的事最好尽早开工。他转身用热切的神气问我，建筑物用的甘油漆如何。为了使他提的问题更有依据，他补充说他在我们的杂物储藏室里发现有两罐那种油漆。我不愿意显得游离于他们的对话之外，就回答道，我个人没什么意见。但爱德蒙松却竭力反对。她告诉我们说，那两个罐子，里面是空的，而且属于从前的房客所有。对她来说，这更是不能碰它的又一条理由。
17）爱德蒙松还没有将、门在客人的身后完全关上，就脱下了自己的裙子和紧身短裤，她扭动着身体，让它们沿着她的大腿滑落下来。卡勃洛温斯基在微开的门缝后面慢吞吞地向我们告辞。他感谢我们请他吃饭。关于油漆的颜色，他用一种满不在乎的口气说，他主张用清色调的灰褐色。当爱德蒙松要把门完全关上时，卡勃洛温斯基动作敏捷地将他的伞柄塞进门缝。他笑着要求原谅，并再次为了那顿美味的晚餐向我们表示感谢。一会儿之后，他抽回了他的伞柄，而躺在门背后的爱德蒙松已经脱下了她的小短裤。卡勃洛温斯基的话说得更明确了，他想在答应给他的工资中先预支一部份钱，他要付出租车及旅馆的费用。但爱德蒙松坚持不给。她终于把门锁上，朝我笑笑。她光着下身踮起脚在猫眼里向外张望。她没转过身体就把上衣的扣子解开。为了让她高兴，我也脱掉了裤子。
18）我们松开相互间的拥抱后，面对面地裸露着身体在前厅的地毯上坐了下来。
19）在浴室里，灯已关掉，一支蜡烛照亮了爱德蒙松身上的某些部位。水滴在她身上闪耀着亮光。她躺在浴缸里面，两只手平行地伸开，轻轻地拍打着水面。我静静地看着她。我们相视而笑。
20）我躺在床上，努力要读完这一章。爱德蒙松头上裹着毛巾，光着身体在房间里转悠，她慢条斯里地走动，双乳高耸，双臂在空中缓缓地摆动，在我的眼前划出无穷尽的园弧。我的手指压在读到的那一页上，我期待着自己继续往下读。她不停地转动，翻阅信件，整理文件。她离开书桌向我走来。她坐在靠背椅上，喻动着嘴唇，在读一本书。然后，她分开交叉的双腿，站起来发表自己的评论。嘘！我不停地示意她安静。她不再坚持，搔搔自己的大腿。她思考着，用一个手指划过书桌的表面，又看看四周，拿起一张纸，再把它撕碎。她站着一动也不动。接着她犹豫地拿起那张大的卡片，走到床上来躺在我的身边。因为我低着头。她把那张卡片放在我正在读的那一页上。我问她要干什么。没什么。她只是想知道是谁寄来了这张请帖。我慢吞吞地，心不在焉地表示同意，却用手指将请帖移开，继续读我的书。隔了一会儿，她打着呵欠，用变了调的声音又一次问我是谁发的请帖。谁？我自己也犹豫起来。这几天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或许，奥地利使馆的秘书处将请帖寄给我，这纯粹是搞错了于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又很难解释，信封上我的地址没有写错。也许，秘书处为了得到我的地址，曾经向我的朋友打听过？有可能。近来，作为一名研究员，我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有过较多的来往。我是T的助手，他是某个研究会的主持人。我有自己的学生，我也打网球。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别人愿意邀请我的理由。但我又感到，这都不是十分充足的可以说明为什么某个大使馆会邀请我去的理由她会怎么想呢？什么也不想，爱德蒙松已经睡着了。
21）爱德蒙松的一只手臂塞在枕头底下，用哀怨的声音问我几点了，因为有人在按门铃。时间还早，外面的天色未明。窗帘微开，但没有任何光线来打扰房间里宁静的黑暗。黑暗使物体的轮廓变得柔和，它包裹着墙壁、书桌和椅子。门铃重新响起。法西斯！爱德蒙松睡意朦胧地骂道。她合扑着身子，动也不动，双手抓住床单，仿佛已精疲力尽。等到门铃第三次响起时，她对我承认她没有勇气起身去开门。我随和地提议陪她一起去开。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去是一种最佳的妥协方式。爱德蒙松慢条斯理地穿衣服，我坐在床沿上等她。这时门铃响个不停，我心里很恼火。等她穿上衣服，我跟着她走进过道，一面扣上我的睡衣钮扣。卡勃洛温斯基站在门边，因为打了多次门铃而感到不好意思。他的羊皮上衣一直扣到领子，脖子上还围条围巾。他的两脚之间有一只透明塑料小口袋，里面是一堆粘乎乎的东西。他用手指拎起口袋，吻了吻爱德蒙松的手，走了进来。科瓦斯卡金斯基·让一玛丽还没有来？他看看四周问道。他不久就会到的，他又说，他一向很守时。这时，他发现塑料口袋在向外滴水，弄湿了地毯和他的鞋子，不由得用目光表示了歉意。然后他把湿淋淋的口袋小心地递给爱德蒙松，说，章鱼，算是一点礼物。是的，是的，一点礼物，他坚持道。然后他坐在厨房里昨天他坐过的那张椅子上，告诉我们说，他昨晚先在一家咖啡馆的后厅里下棋，后来结识了邻桌的一位年轻朋友。酒店关门之后，这个人把他拉到菜市场，在那里他们买了一大筐章鱼，然后大清早，在废兵院地铁车站里每人分了一半。我看着卡勃洛温斯基，心里想着其它的事。爱德蒙松也不在听他说话。她打开水笼头往开水壶里灌水。卡勃洛温斯基呆在厨房里，舒舒服服地坐着，两腿分开，继续使劲地搓着两只手。他说，昨夜他在冷冰冰的菜市场大棚子底下着了凉，他的周围褂着片状的半条半条牛肉，他给我们描绘了那里的景象：他面带微笑，谈到生的肉、血、苍蝇、脑子、肠子、下水，堆放在筐子里的牲口的各种部位。他打着手势，回忆那种散发出恶臭的场面，最后他打起喷嚏来了。上帝保佑你。正背着他煮咖啡的爱德蒙松恭恭敬敬地说道。她抬起胳膊，往过滤器里冲咖啡。我提出来要帮她一把，好让她出去买羊角面包。（还有油漆，卡勃洛温斯基加上一句）。
22）爱德蒙松出门之后，卡勃洛温斯基说他想刷刷牙，洗洗脸，梳理一番。我表示同意。我表现得十分友好，笑嘻嘻地对他说，浴室我要用，但水槽可以归他使用。那里面正躺着那些枪乌贼，可以拿出采放在一边。随你怎么用都行，我说。我为他找来了毛巾和肥皂。然后，我就把自己关进了浴室。
23）我站在镜子前，仔细地端详自己的脸。我摘下手表，放在我面前的盥洗盆的搁板上。秒针在手表的表面上转圈。我站立不动。秒针每转一圈，就过去一分钟，让人感到缓慢而愉快。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脸，用肥皂刷沾满肥皂，我将肥皂沫均匀地涂在双颊和脖子上，慢慢地移动剃刀，将一块块长方形的泡沫剃去，镜子里重新露出紧绷绷略带红色的皮肤。刮完脸，我重新将手表戴到手腕上。
24）厨房的桌子上，在那熟悉的面包口袋边上，放着三罐油漆。卡勃洛温斯基用刮刀打开其中的一罐。他觉得用桔黄色重新油漆厨房是一种超现代化的色调。但爱德蒙松表示怀疑。她解释道，这不叫桔黄色，这是一种较鲜艳的褐色。她把油漆罐放在角落里，端上了咖啡。我坐下来。当我往杯子里斟咖啡时，坐在我对面的卡勃洛温斯基想用刮刀打开果酱罐头。我们默默地吃着。爱德蒙松翻阅着一本杂志，她对拉斐尔的画展不延长有点吃惊。卡勃洛温斯基曾经在伦敦参观过拉斐尔的作品展览会。他觉得拉斐尔的画不赖。他对我们谈到他的欣赏口味，他承认他很推崇凡高，他也崇拜哈登和波洛克。爱德蒙松一只手衬在下巴底下以接住面包屑，匆匆忙忙地吃完了羊角面包。她必须走了，画廊十点钟开门。卡勃洛温斯基一面为自己重新斟上咖啡，一面请爱德蒙松向画廊的馆长转达他的问候。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曾经选中他的作品去画廊参展。他想了一想，喝了口咖啡，又对爱德蒙松说，她可以告诉这位好人，他随时准备会见买他画的顾客。爱德蒙松戴上帽子，系上大衣的腰带。她走到水槽前面时说，如果我们中午想吃章鱼的话，必须开膛剥皮才行。卡勃洛温斯基马上表示赞同。他顿时笑逐颜开，高兴极了。他身体向后仰去，满意地擦了擦嘴巴。他对已经站在门厅过道里的爱德蒙松大声说，不要忘记打电话给画室，了解一下石印画是否已经印制完毕。
25）卡勃洛温斯基弯着上身，白衬衫塞在灰色背带底下，正试图将刀尖刺进章鱼触手滑溜溜的皮肉里去，那章鱼躺在木砧板上。他的对面，科瓦斯卡金斯基·让—玛丽（爱德蒙松走后不久，他就衣冠楚楚地来到这里），正用他那双纤弱的手抓住章鱼不让它动。他摘下手表，有点犹豫不决地参与了这项活动。他在裤子外面系上了厨房里的抹布，身子挺得笔直，脖子僵硬，嘴巴咬紧。他不住地用一种断断续续的口气说，要对准章鱼的身首结合部，这样刀锋更容易进入。卡勃洛温斯基弯着腰，头发垂落到眼前，根本不听使唤。他做着怪脸，双手痉挛，用尽全身力气将刀尖插进章鱼的内脏里去。我交叉着双腿，坐在厨房那一头，抽着烟。我凝视着从过滤嘴里飘出的缕缕青烟，考虑是否要去参加奥地利使馆的招待会。我从中能期待些什么呢？下周三那次晚会的全过程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将会穿上深色外套，系上黑色领带。在人口处我会拿出请帖。在枝型水晶灯底下，到处是裸露的肩膀，珠宝首饰以及晚礼服的缎子翻领。我慢吞吞地从这个厅走到那个厅，目光微微倾斜。我不说也不笑，我笔直向前走，靠近窗口。我用一个手指撩起窗帘，看了看外面的马路。夜晚一片漆黑。在下雨吗？我放下窗帘，走到自助餐台前。在一组客人的背后，我站着不动。一位大使将会如此说：我国的情况非常健康。自从我国政府定期召开的会议开幕以来，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而这种结论又是建立在不带讨好意味的总结基础之上。这样一种结论之所以富有意义是因为它是在一种非常强制性的国际环境中产生的。我将会听他讲。他的讲话充满自信，令人肃然起敬。他解释道，在这种令人鼓舞的背景之下，议事日程中的不同议题得以逐一研究：会议的进展表明，由于富有成果的相互磋商，大量的事实得以澄清，使每一个有关的问题得到解决。从此之后，在会上表达的各种要求有了质的变化，这些新的要求名目繁多：目标中的现实主义，各种能力的结合，管理中的严格。严格。这个词使我发笑；我竭力不让自己笑出来，我半转身子，一只手插在口袋里走进客厅。我将会离开，当然不会忘记在前厅取回自己的围巾。回到家里，我会对爱德蒙松说，那些外交官们纷纷围在我的身边想听我谈谈裁军问题，而女人们统统挤到我的那一小组的边上来，我手中拿着酒杯，向大家发表演说。严肃、审慎而又博学的艾根恰夫顿先生，也就是奥地利大使本人，却向我承认，我的推理严密细致，我的逻辑无懈可击，他为之而深感敬佩，最后他还诚恳地说，他对我的美貌十分倾倒。这时候，爱德蒙松抬起眼睛，她的颧骨突起：她笑了。后来呢？我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水龙头前将我的烟蒂捏灭。我顺便瞥了一眼那条章鱼。它的上半身已经剥掉了皮，变得十分光滑。卡勃洛温斯基终于将灰色的皮剥了一部份下来。但不管他怎么努力，还是不能把最大的那只触手的皮剥下来。他用刀刃在吸盘的部位轻轻敲了几下，然后割开切口想把皮剥下来。他的感冒增加了他的难度：刚才一个强烈的喷嚏使他停下来，不得不擦干手指去干别的事。
26）我听到电话铃声之后，几乎是奔跑着快步穿过走廊去接电话。这是一个打错的电话，对方找的是这里以前的房客。灰蒙蒙的光线透过珠罗纱窗帘照亮了整个房间。我把话筒搁在我的老式电话的平衡架上，绕着书桌沉思地转了一圈，在窗前立定。外面正下着雨。马路湿漉漉的，人行道显得阴沉沉的。车辆都停靠着，停下来的车子上盖满了雨水。行人急匆匆地穿过马路，我对面的那幢现代化的大楼是邮电局，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我面前的玻璃窗上盖上了一层水汽。透过这层薄薄的雾气，我观察过往的行人，他们进去投寄邮件。在雨幕下，他们好像都是密探：他们在信箱前立定，从大衣里掏出信封，因为怕被雨水淋湿，他们将信迅速地塞进那条缝口，然后竖起衣领来躲避雨水。我把脸靠近窗口，双眼贴在玻璃上。我突然感觉到这些人好像都处在一个大的玻璃鱼缸里。也许他们害怕了？玻璃鱼缸慢慢地充满了。
27）我坐在床上，双手抱着头（我老是做出这类极端的姿势），心想人们并不是怕下雨。刚从理发店里出来的人才怕被雨淋着，然而没有一个人担心雨会一直下个不停，连续不断的雨流使一切消失——毁灭一切。我站在窗前，我眼前呈现出来的各种景象，雨蒙蒙的天气、来来去去的人群和车辆，使我担忧和困惑，突然之间害怕这坏天气，而时间的流逝又一次使我感到恐惧。
28）铺着白色漆布的桌子，厨房的家具，各种抽屉和吊柜、窗和窗台、我对面的水槽、一大堆碗碟，还有那只炉灶，我完全认不出来。地板的颜色好像变深了，有的地方地漆布脱了胶，靠墙放着两把扫帚。我注视着厨房里的一切，无法决定是否要跨进去。我站在厨房的门口，感到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些人是谁？他们在我家里干什么？
29）那两个波兰人压根儿不在乎我是否在场，他们只管自己交谈，他们的神态专注而平和。卡勃洛温斯基的目光转向躺在木砧板上的那堆不成形的软体动物，不时地用刀尖在这里或那里切除突出的部位。那条章鱼的皮全部剥了下来，只剩下触手和末端还留着一些卷起的灰色的皮，像袜套一样。这些切下来的触手离开木砧板弯弯曲曲地向四面八方游动，它们沿着水槽的底部，越过障碍，相互交缠重叠在一起。最长的那些触手悬褂在空中。卡勃洛温斯基放下刀子，转身对我说，他开始掌握诀窍了。他的意思是说，尽管水槽里还有五条章鱼相互交缠在一起，但他只需要一刻钟时间就可以全部把它们剥完。再好不过，再好不过，我心里嘀咕着，伸手到口袋里去掏香烟。我把烟忘在我的房间里了。
30）大使将会说，争论已经展开，建议已经提出，结论已经得到，方案也已经通过。制订这些计划时已经考虑到上下文之间的协调一致，其目的是用经过充分研究确立的精确定义，对上次会议提出的措施加强实施的力度。此外，这些措施本身的目的还在于使与会者更有力地协调他们的研究行动，更好地掌握这些计划，并能使他们提高能力和效率。由于与会者们的共同愿望，他们已经同意在责任感、忠诚感以及凝聚力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努力。另外，他们还期待着——这句话出于大会主席之口——更多样化的合作方式，目的是完成已经明确的主要目标。你有没有生菜盆？卡勃洛温斯基问道。对不起？生菜盆，他一面做了个模仿生菜盆的手势，一面重复道。
31）卡勃洛温斯基微微弯腰，将砧板侧转，爱怜地将切成小圆块的章鱼肉倒进盘子里去。这只次等塑胶做成的绿色高脚盘子，是他打开所有的壁橱，把里面的锅碗盆碟翻遍之后，才在碗橱里找到的。科瓦斯卡金斯基·让一玛丽也帮着一起找，但他的信心不够足，最后只是用目光仔细地在厨房里搜索。那条章鱼已全部切开，鱼身切成长条块，触手切成圆块，变成活动着的一堆肉。然后卡勃洛温斯基用刀将它们统统划进盘子里。这一动作完成之后，他从水槽里又抓起一条章鱼，灵巧地将它举过我们的头顶，然后弯下膝盖，用一种包围的动作将它平放在砧板上。我早已知道我马上会离开厨房（我感到有点冷）。
32）我站起身，走出厨房，我要到房间里去拿羊毛衫。跨出厨房之前，我弯了弯腰，略带歉意地笑了笑，我告诉我的客人我很遗憾，必须离开。整个房子里很安静，我无声地行走。我曾经有多少次这样子走过前厅，在走道里，先向左拐，再向右拐，踏着有规律的步子走回我的房间？我已经有多少次这样地做着反向运动，我心中自问。走道的两扇侧门都半开着。灰色的光线从门缝里流泻出来，在地毯上交叉。我的鞋子踏着这些交叉的苍白光块，我向右拐，走进我的房间。我站在窗前，用手摩擦我的胳膊、胸部。我用手指在窗玻璃上勾勒出各种图案，在水汽中划出线条，无穷尽的曲线（外面，始终如一的巴黎景象）。
33）在家中的玻璃窗后看外面下雨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将视线固定在空间的某一点上，在选中的这一点上看雨丝的连续不断，这种方式脑子比较轻松，不用去考虑运动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第二种方式要求你的目光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即用你的目光跟踪一滴雨的运动，从它闯入你的视野之内开始一直到它散落在地上为止。这样你就可以想象，虽然从表面上看雨滴的运动只是一闪而过，最后它还是趋向于静止不变。其结果是连续不断地将物体引向死亡，有时候这一过程看上去很慢，而死亡就是静止不变。好啦！
34）现在外面下着倾盆大雨：仿佛所有的雨都要一起落下，所有的。水汪汪的马路上，车子减慢了速度，汽车轮胎的两侧扬起了麦束状的水花。除了一两把雨伞滑过眼前，整个马路显得毫无动静。行人在邮局的门前躲雨，他们相互挤在一起，在窄窄的台阶上等待着大雨的间歇。我转过身子，打开衣柜门，在抽屉里寻找。内衣、衬衫、睡衣。我要找一件羊毛衫。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一件羊毛衫？我走出房间，用脚将挡在走道上的油漆罐移开，打开杂物间的门。我在小房间里弯下身子，将箱子一一移开，打开，寻找一件暖和一点的衣服。
35）贝壳、有收藏价值的石块、长条形的玛瑙、金属杯、蛋杯、桌布、手帕、花边、披肩、佐料瓶架、褂件、漆盒、开瓶器、旧的工具、牧羊刀、银刀、象牙鼻烟壶、碟子、叉子、彩色小泥人、坠子。我刚刚打开一只大的铁箱子，箱子上有一把褂锁，还有松散的绳子捆着。我看到里面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感到奇怪。这些东西应该属于这里从前的房客。从这些优雅的木版画来看，他们是挺会享受人生的。
36）我们是在搬进来的前夕认识原来的房客的。在搬走之前，他们想见见我们。他们打电话来邀请我们去喝上一杯。我们当天晚上就去了他们家，我们还带了一瓶波尔多酒。男主人仪表不凡，他看了看我们带去的酒瓶，说这瓶酒是好酒。但他小心翼翼地笑了笑说，他不喜欢喝波尔多酒，他喜欢勃艮第酒。我当即回答说，我呢，我多么不喜欢他穿衣服的方式。他的笑容凝结了，面孔涨得通红。后来出现了一段冷场，谈话无法继续进行。我们四个人都站在楼道里，交叉胳膊，眼睛向下。爱德蒙松看着墙上的画。最后是女房客解了围，她笑了笑，请我们进客厅去坐。在一大堆待搬运的箱子中间，我们在折叠式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男主人拿来了一碗橄榄和一瓶勃艮第酒，彬彬有礼地将酒瓶打开。为了从箱子里取出水晶玻璃杯，我们不得不站起身把椅子折起来。这些杯子用绸布包着，上下仔细地裹着旧报纸。他们为我斟了酒，我说了声这酒非常好，这使男主人感到放心，显得比较自在。他系上松开的围巾，开始对我们谈到他自己，谈他的过去，谈他的职业。他是个拍卖估价人。他的太太祖籍尼姆。他们是在撒丁岛的埃斯梅达海滩上相遇的。这次他们之所以决定搬家是因为他们在巴黎住的时间太长了。他们需要的是退隐，纯洁的空气和田野风光。（他已经在想象：清晨醒来听到的是莺啼鸟啭之声，这个念头令他兴奋不已）。因为今年年底他就要退休了，他们决定去诺曼底定居，住在一座略加翻修的农庄里。这样的前景使他十分高兴。他可以在那里钓鱼、打猎、修修补补。他还将写一部小说。你会有花园吗？我问他，目的是避免他接着对我讲述小说的主题、情节的曲曲折折、翻翻复复。一个很大的花园，他答道，几乎有公园那么大。我们可以在林下灌木丛里散步，布列吉特，是吗？布列吉特表示同意，她对我们笑了笑，并建议我们吃橄榄。她把碗搁在箱子上，转身问我是干什么职业的。我？我说。因为我接下来不作声，爱德蒙松就代我作了回答。当他们知道我是研究人员之后，他们很高兴，并开始轮流地询问我的工作，还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他们兴致勃勃地讲着，想要说服我，并为我出主意。他们说，要是换了他们，一定会采取另一种不同的做法。我把橄榄核吐在我的掌心里，点头表示同意，但并不真正听他们的。当他们说我那篇论文的主要论点应该怎么怎么样时，他们站了起来。他们大约以为我已经被他们说服，就对我们说可以去看一看房间，并给我们一点有用的意见。我们迈步前行。他们走在我们前面，将房间的陈设逐一进行介绍。我们像参观博物馆一样地察看了所有的房间，双手放在背后，态度不冷不热。在浴室里，他们强调说里面的上下管道全部是他们自己出钱安装的，墙上的镜子是新的，他们还保留着购物时的发票，至于墙上的瓷片，贴了还不到两个月。卧室里的地毯他们每平方化了五十六法郎。走道里的褂衣架，褂钩是野樱桃木做的，值六百法郎以上。
门厅里的枝型吊灯是件古董，并不多，值三千法郎。我们挺认真地听着这些数字，爱德蒙松悄悄地朝我笑笑，我挺想问他们客厅里的门值多少钱。回到客厅之后，他们请我们坐下，往我们的酒杯里斟酒。然后略带尴尬地向我们微笑，建议我们把房间里所有固定的设施买下来。他们说，否则他们将不得不拆除壁柜，拿走地毯，希望我们能理解他们的这种做法。善于精打细算的爱德蒙松马上回答说，我们并不需要那些壁柜，至于他们要拿走地毯，她非常感激，正好可以铺上我们自己的地毯。
37）我们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转来转去。我们坐在地板上喝了波尔多酒。我们打开箱子取出里面的东西，我们解开纸板箱的绳索，翻箱倒柜。我们打开窗户让老房客的气味吹走。我们终于到了自己的家。室内很冷，为了一件羊毛衫我们争吵起来，我们都想穿这件羊毛衫。
38）我们举办了庆祝乔迁的喜筵。我们邀请的那对夫妇很早就来了。他们是爱德蒙松童年时代的朋友。喝餐前酒的时候，爱德蒙松不得不告退去准备晚餐。我就与他们单独相处。他们都不说话。交叉着双腿，看着四周的墙壁。他们出于礼貌向我笑了笑之后，就对我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只管自己低声交谈，他们不理睬我，谈论着最近参加过的几次晚会，回忆度过的假期、去年冬天的外出旅行。后来，因为爱德蒙松老是不回来，他们拿起手边的杂志，边翻阅边将上面的图片相互指着看。我站起来，放上一张唱片，又回头坐下。啊！多么幸福，爸爸。在车库的门口，你开着那辆漂亮的车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天色已黑，但借着灯光，你可以看见山坡的两侧。我说，这是夏尔·特莱内的歌。我们开上去那波纳的公路，马达整夜轰鸣，我们看见卡尔加松的城楼矗立在巴贝拉的地平线上。你有没有弗朗克·扎巴的唱片？比尔一艾蒂安问我。他的神气又高傲又可笑。没有，一张也没有。我答道。我小口小口地呷完威士忌，将杯子放在桌子上。这时爱德蒙松在厨房里大声嚷嚷地说，她至少还要十多分钟才能做完，在等吃饭的当儿，希望我能陪客人参观一下我们的家。我们的朋友合上杂志，手臂挽着手臂，抱得紧紧地跟着我走进过道。我们先看浴室，我坐在浴缸边上，让他们自由自在地观赏。然后，我带他们看卧室。他们站在书架前，将书一本本地从书架上拿下来，又放回去，迟迟不肯离去。我在走道里等候着。后来经过厕所门口时，我把门打开，向他们走去，用手臂指着要让他们去的方向，把两个人都让了进去。他们马上从厕所走了出来，迈着慢吞吞的步子，东张西望，重新走进了客厅。爱德蒙松终于回来招呼我们了。她对自己的离开表示歉意，问他们对我们住房的感觉。我们这两位朋友手拉着手回答说：房间显得小一点，但布局很合理。大家坐上餐桌，我们吃的是芦笋。他们开始谈论国际政治，谈大学文凭。比尔一艾蒂安用好像对祖父母说话的语气，告诉我们他书读得非常好。他是个法学硕士，已经获得政治科学的教师资格，同时还在考虑拿20世纪历史的资深教学证书。但最后的那张文凭，他担心考试通不过。他边吃边解释道，在报考的人员中，有国立行政学校毕业的大官，有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掷铁饼者，我拿起一棵芦笋说。我变得严肃起来，并补充说，要是我当了主考官，那就有意思了。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我任他们去说，但如果碰巧那位T先生要我协助他去完成这次考试的话，我决不会喜欢这位比尔一艾蒂安。晚饭后，我们又一起玩了一盘莫诺布利牌。我为大家倒了威士忌。我们掷骰子、造房子、建旅馆，但玩得越来越没劲。我们的朋友掷骰子时老是相互抚摸手臂和手指。后来我们开始聊天，比尔一艾蒂安自问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没有必要去拍人家的马屁。我打垮他们之后就去睡觉了（在莫诺布利牌里是没有什么秘密的）。
39）这是一件宽粗的白色羊毛衫，一件宽条纹的套头衫，卷成一团的时候像个被扔掉的土豆袋。羊毛衫的胸部有菱型的灰白相间的花纹，手肘部的皮块遮住了袖子上的条纹。我从储藏室的地上将卷成一团的羊毛衫捡起，拿到前厅里展开来看。这件衣服太小，爱德蒙松穿它的时候还是位小姑娘。我脱去上衣，套上羊毛衫，衣服的大小对我来说差不多（？），可以将就。
40）我坐在厨房的尽头，沉倒头，将羊毛衫的袖子拉长，想盖住我的手腕。令人吃惊的是两位波兰人不再讲话。科瓦斯卡金斯基·让一玛丽继续在砧板上按住章鱼的头部。他的两只手红通通、湿淋淋的，显得十分紧张。我感到他已经失去了耐心，背部开始发痛。每当卡勃洛温斯基将刀举起来对准砧板上灰色的章鱼身体时，他都要干巴巴地提醒说注意不要将它戳破，因为里面有墨汁。卡勃洛温斯基不相信他，说这是章鱼的肝，为了证实这一点，他用刀尖一下子插到章鱼的器官里去。墨汁并没有一下子流出来，开始只是颜色特别黑的几滴冒到面上，接着又一滴滴地冒出来，最后变成一条细流，慢慢地流到砧板上。科瓦斯卡金斯基·让一玛丽解开围在腰间的抹布，对这种情况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走过来坐在我的身边。他拉长了脸，点燃了一支香烟，开始抱怨起卡勃洛温斯基来。他的话一半是法语一半是波兰语。他说为什么不让鱼贩子当场把章鱼的皮剥掉，他又说，那水槽里现在还有四条章鱼还没有剥皮。卡勃洛温斯基不听他的抱怨，他的手指上沾满了章鱼的墨汁。他说黑颜料就是用乌贼的墨汁做的。他年轻的时候，用这种颜料画过很棒的水彩画。对。他心不在焉地将章鱼放在水龙头底下，对水久久地冲洗着。他又用海绵擦去砧板上的墨汁。当章鱼冲洗干净，放回砧板上之后，他请科瓦斯卡金斯基·让一玛丽再过去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