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1）爱德蒙松（我的心上人）回巴黎去了。

2）她动身的那天早晨，我陪她去车站。我提着她的行李。到了月台上，在敞开的车门前，我想搂抱她。她却轻轻地把我推开。车厢门一扇接着一扇地关上。列车开走了，像一件被撕破的衣服。

3）我在旅馆里过了好几夫，我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感到自己正在发烧。夜里，我的额头感到阵阵刺痛，我的眼睛发烫，像被开水烫伤一样。房间里一片漆黑，我疼痛难熬。痛苦似乎是我生命存在的最后保障，而且是唯一的保障。

4）我难受极了——最后，我还是去医院拍了额头和鼻头部位的X光片。我得的是鼻窦炎。替我看病的医生对是否采用刺穿手术还拿不定主意，他对着强光灯看我的X光片。最后，他认为还要根据炎症发展的情况，再拍一张面部的X光片，过几天再通知我。他说，不排除进行开刀手术的可能性，但只是轻微的小手术。

5）我拿着X光片，走出医生的办公室，来到医院的接待处，我要求住院。接待处的护士不懂法语，但我身边的一位先生看到我们之间沟通有困难，答应替我当翻译。后来我把封袋里的X光片拿出来，在医院的门厅里让所有围在边上的人看我的头骨照片。这时，护士让我稍等片刻，一会儿之后她又重新回来，带来一位比她年长的护士，但这护士似乎很难商量。替我当翻译的先生继续翻译给她听，说我几天后要动手术，今天起就想住院，在手术前想好好休息一下。那护士就问他替我看病的医生叫什么名字。我回答那位先生说我不知道。他又把我的话一字一句地翻给护士听。最终，他们把我带到走廊尽头一间病房。

6）房间里有两张病床，墙壁是白色的。床也是白色的。一扇敞开的门后边是小小的洗手间，里面有一个木制鞋形澡盆，澡盆的两边平行，带有抬高的平坦座位。房间里的另一张床上没有放被子，说明是张空床位，有两个高高的枕头耸立在床单上。我把网球拍放在椅子上，在房间里安顿下来之后，我打开窗户。窗外是一个院子。对面的墙上有许多窗户，窗户后面是其它的病房。

7）院子里空空如也。而我对面的房间里，有一个人不停地走来走去。这是个上了年纪的白发老人，穿一件长毛绒睡衣。有时候，他会在窗前停下来，于是我们便面对面地相互看着对方。我们谁都不想低下眼睛。尽管我们之间的距离很远，减低了视线的效果，仍旧目不转睛地相互对视，然而几分钟之后，我开始感到太阳穴处有针扎似的感觉。但我不愿低下我的眼睛。不。我把眼睛闭了起来。

8）当我抽完烟，我就套上大衣和围巾，穿得暖暖的，将房门关上，顺着走廊走向医院的出口。有时半路上我会向熟悉的护士点头微笑。在马路上，我在香烟店前停下，然后，我照例去对面再喝上一杯咖啡。柜台后面的小伙子已经开始认出我了。他知道我喝浓缩咖啡时爱加上几滴冷牛奶。走出咖啡馆，我就去买报纸，然后，一面看报一面回医院。

9）医院的门厅里总是挤满了候诊的病人。在走廊里，碰到担架车、餐具车来来去去。有时候，走廊的地面潮乎乎的。护士们在不停地洗刷地面。这段时间里，酒精的气味就被漂白水的酸味所代替。

10）两天前，我住进病房，这时，房间里就出现了我住过的痕迹：床头柜上是折叠起来的报纸，我的大衣挂在衣钩上，牙刷杯里积满了烟灰和烟头。我有时把X光片拿出来，看我自己的头颅骨。我喜欢站在窗前，手臂向前伸直，看着这张透明的X光片。我的头颅是白色的、长长的，额骨在太阳穴两侧部位往里收缩，嘴巴里有四颗补过的牙齿，在照片中显得很清楚。门牙的两端有裂痕，一端是有规则的，另一端只裂开一边，而且缺少光泽。眼睛的部位一片惨白，是令人担心的两个洞穴。

11）大部份护士待我很好。只有护士长对我有一种反感。每次她走进我的病房，先是慢慢地绕着床走一圈，然后用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我。禁止吸烟，她说。我不懂，我平静地低声说。禁止吸烟，她重复说，禁止。接着她把窗子全部打开，让房内的空气流通。这时窗帘在窗洞里被风刮得飘了起来，我床头柜上的报纸也被风吹散。

12）每顿饭都按规定的时间送进我的房间，但我从来不碰它。我是出于好奇才去看盘子里的东西。只有两种颜色的糊状的食品。一种是浅黄的，另一种是桔黄的。那盘子放在我房间里有好几个小时。有时我在盘子边经过时把手指放进食物里，然后用嘴舔舔手指去尝尝味道，可以说是淡而无味。我吃的东西要好得多。我常光顾的医院隔壁的咖啡馆，中午供应一顿正餐。我跟那个小伙子说好，每天他都将午餐送到我的房间里来，再配上半瓶西昂蒂葡萄酒（他们供应的普通葡萄酒是不能喝的，喝了之后扎喉咙）。午饭后，我将盘子送回咖啡馆。然后付帐。我并不立刻回医院。不，我才不着急，我在柜台边喝上一小杯浓咖啡，同时请小伙子喝上一杯烧酒。

13）每当我走过医院的中央走廊时，我会去敲敲我的医生的办公室的门。等门上的小绿灯亮起来我就走进去。我站在他的办公桌前等候，我的医生还在写东西。我感到自己有点打扰他。但是不，他请我坐下，十分笑容可掬地和我握手。我们开始东聊西扯。这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热情男人，对一位医生来说，他的一口法语说得着实不错。他问我许多问题，我有保留地回答他。一开始，说实话，我对他并不十分诚实。不，我对他说我是个社会学家，而实际上我是位历史学家。但他对我的话似乎很感兴趣。并不是说他觉得我很友善，而是我有点让他感到奇怪，就好比一幅十四世纪的可怕的绘画也会让人感到奇怪一样。他有空的时候也会走到我的病房里来，他坐在我的病床边上，然后我们开始交谈。尽管他对我的身体状况毫无兴趣（鼻窦炎这样的病对他来说是太平常的事），但出于某种好意，他似乎怕我在医院里呆腻了，因为我整天一个人呆在病房里，有一天下午，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跑来对我说，他和太太想请我去吃晚饭。

14）傍晚前，我跑去办公室找我的医生。他坐在桌子边一面看报，一面等我，他已经换上了栗色的便装。他仔细地折起报纸，拉住我的肩膀将我拖到外面，问我喜不喜欢吃腰子。喜欢。你呢？我回答他道。他也喜欢。我们一起走出医院，在马路上，我们继续谈论各自的口味。他的家离医院很近。在上楼之前，他往我的肚子上轻轻一击，对我承认说她母亲的烹调手艺比他太太的更好。

15）我的医生的太太在门口迎接我们。我礼貌地与她握手（你好，夫人），我看看房间的四周，用手指轻轻地抚摸了一下他们的小女孩的头，女孩子立刻跑开。母亲略带歉意地朝我笑笑。她让我的外套挂在椅背上，让我进入客厅。我慢慢地在房间里转圈，看看书柜里的书，又走到窗边去望望外面。天已经黑了。我希望您喜欢吃腰子，女主人对我说。行，他喜欢，我的医生替我回答道。我没有转身，而是看着玻璃窗上他的影子在移动。最后，他坐了下来，他的太太坐在他的身边。他们坐的沙发中间还给我留了一小块空位，但最后我没去坐，而是坐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我们相视而笑。在喝餐前开胃酒时——这是一种冒泡的液体，玫瑰红的颜色带有苦味——我们兴趣广泛地谈论绘画、航海之类的内容。我们很轻松自如，我自由地发表意见，甚至开了个玩笑。我的医生的太太认为我有英国人的幽默感。

16）喝完开胃酒，我的医生陪他的太太进入厨房去烹调腰子。我独自一人与小女孩相伴，她在门背后长时间地偷看了我一番之后，又回到客厅里。她围着我的椅子转了两圈，在我的身边站停，小心地将她的一只手放在我腿上，对我微笑。我问她会不会说法语，她不停地点头表示她会，她的身体站得笔直，双膝并拢。我向她提出一些词汇要她用法语说，她不知所措地对着我看。她的眼睛是黑的，一头卷发也是黑的，穿一条红白两色背带长裤。因为她不说话，我就弯腰对她说，要不要我讲个故事。我坐到地毯上，靠近她的身边，用低低的声音开始讲述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我的故事她听得很开心，她不停地笑，开始时还有点害羞，眼睛低垂，后来，当我开始做出划动救生艇的动作时，她就变得大胆起来，一双眼睛感激地望着我。

17）腰子的味道不错，焙烧时用威士忌做的调料。女主人请我用沙司，并替我重斟葡萄酒。尽管她的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但对我照顾得如同她的儿子一样。她坐在我的左侧，眼睛盯着我，老担心会让我感到缺少什么，她不断地向我提问题，问我会不会打桥牌。我回答说我不会。但我相信你是会打网球的，我的医生说。是啊，我回答道。真的吗？他的太太说。如果您高兴的话……明天……在俱乐部一起打球，如果天气好的话，您愿意吗7我愿意，我回答说。她立刻确定，明天上午一起进行混合双打，我可以和她的一位女友搭档，她的球打得很好，你会看到的。我心事重重地向她表示感谢。然后，犹豫一番之后，我对我的医生说我没有短运动裤。我的医生是位挺实在的人，他马上表示想办法解决。他擦了擦嘴，站起身，走进隔壁的房间，里还拿着餐巾。隔了一会儿，他拿着一条运动短裤出来将它放在我的盘子边上。他坐下之后，开始考虑明天约在哪里碰头最方便。这个问题似乎对他来说显得特别重要。考虑一番之后，他说明天他在办公室里还要处理一些文件，八点半前他将在医院等我。我说这个办法其实最聪明，他听了挺满意。晚餐结束之前，我拿起那条短裤准备去擦嘴巴，尽管我心里不太愿意，我的医生的太太一把抓住我的手，一面继续对我讲话，将一条餐巾递了给我。

18）我们一起回到客厅，坐在椅子上，用圆玻璃杯喝上一小口白兰地。我稍稍打量一下左手里的那条运动短裤。显然，对我来说这短裤太大。不，这是不合适的。我一面说一面把它放在桌子上。这时，身穿杏黄色睡袍的小女孩立刻从椅子上跳下来，拿起短裤就套在头上。她在房间里一面拍手一面转圈子。过了一会儿，因为她还不同意去睡觉，我的医生就用一种坚定的口气对她说已经十一点半了，这似乎才勉强使小女孩同意去睡觉。临走之前，她又怪怪地不愿意吻别客人。为了不至于让人感到我一心想等女孩来吻我，我就用随便的神气问他们小女孩叫什么名字。劳拉，我的医生千巴巴地回答道，他显然已经开始失去耐心。他一把抓住小淘气的胳膊，将她抱起，机械地将她的脸贴近我的脸颊，然后从我的双臂中将孩子抱了出去。

19）当我回到医院时，所有的灯都已熄灭。大厅里一片昏暗，在带玻璃窗的门房里，亮着灯，几个护士一面织毛线，一面轻声说话。桌子上放着一个暖水壶和一盒饼干。我轻轻地走过门房，走进中心走廊。走廊的拐角处点着蓝色的长明灯。我轻轻打开我的房门，在黑暗中开始脱衣服。

20）第二天早晨，我穿上浅黄色的衬衣和麻布裤子；拿起网球拍，早早地走去与我的医生碰头。走廊里十分明亮，玻璃窗闪闪发光。我穿过四处通明的大厅，里面一群护士正聚在一起讲话。在走廊的尽头，我看见了我的医生。他身边有一位穿着睡衣的病人。他戴一顶运动帽，身穿运动短裤，双手背在背后，正在踱方步。他和我握手，一面严肃地点点头。他说他的心情很糟，因为医院的行政当局把他的办公室锁掉了（每个星期天都是这样，他边说边用网球拍在门上敲了一下）。

21）在中央走廊里，当我们俩肩并肩地向门口走去时，一位先生走近我的医生。这个人满脸愁容，手里拿着帽子，他提了一些问题，我的医生简短地作了回答，一面审视手中的网球拍。因为那个人还要坚持问下去，为了打发此人，我的医生抬起头，用生硬的口吻对他说今天是星期天，而星期天他是不工作的。然后，他又变得和气起来，我们继续前进。他转身问我是否吃过了早点。

22）咖啡馆里，星期天的早晨照例很热闹，但也有一种社会性的慵懒、沮丧和静悄悄的气氛。太阳已经照进了半个店堂。在角落的阴影中，有个男人正在看报，一面无休止地将匙在咖啡里搅动。我的医生把运动帽摘下来放在柜台上，他俯身向前，因为没有语言的障碍，所以他用一种随便的态度对侍者说出他要的东西。在等侯早餐上来的时候，他离开座位，开始做打网球前的热身运动。他穿着衬衣和白色运动短裤，这一身运动装使他显得神采奕奕，他从容不迫地动胳膊动腿。小伙子把咖啡端到我们面前。我的医生将手肘靠在柜台上，迅速地将眼睛转了一圈，他继续做热身运动。最后他选中了一小块带果酱的羊角面包。他将头向后仰，像鲱鱼一样地一口将面包吞下去。接着他用餐巾擦了擦嘴，并用粘乎的手抓住我的手臂，跟我谈起昨天我们一起度过的夜晚。他轻轻地——仿佛是谈到非常奇怪的事情——对我说，他的太太觉得我为人很随和。

23）我的医生的太太正在网球俱乐部等我们。她穿一条短裙，坐在餐厅前的露天座上，她的脸向后仰起，鼻梁上架一副菱型的太阳镜。她坐在靠边的一张桌子上，头顶上有一把遮阳伞，她的身边是一位金色头发的胖子，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等我们走到他们跟前，我的医生的太太摘下太阳镜向我们笑笑，并向我们介绍说：这是她的哥哥。我说，我很高兴。但金头发胖子坐在位子上毫不动弹，无动于衷的样子。当我的医生弯腰和他接吻时，那胖子流露出不高兴的样子。我们在他们身边坐下，把网球拍放在桌子上。我的医生靠在一把椅子上，将鞋带重新系紧。他的太太说她预订的网球场要11点后才有空。我们一面等待，一面东拉西扯地闲聊，同时也开开玩笑。天气真好，那金头发的胖子不住地沉重地叹气。

24）在交谈过程中——就是在这时候，而不是更早——我的医生的太太解释道，她的女朋友不能赴约，因为她去乡下朋友家了。于是我明白那位金发胖子将是混合双打中我的搭档。

25）预定的打球时间到了，我的医生迈着跨步，高抬双腿，向第三号网球场走去。这时坐在位子上的金发胖子并不动身，对他的妹妹说他不想打球。她流躇出明显的吃惊神态，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他不必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兄妹之间对视着，气氛有点僵。妹妹开始飞快地说，一边做着激烈的手势。而他毫不动摇，坐在那里不动。他听她讲话的时候，态度很平静，一边用牙签剔着一个臼齿。一会儿之后，我的医生踏着小跑的步子又回到我们面前。他扬起头，流露出疑惑的眼光。得和气起来，我们继续前进。他转身问我是否吃过了早点。

26）我的医生的太太显得很过意不去。我的医生心情忧虑地坐下，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他看看自己的双手，比较着左右手。然后他戴上运动帽，将帽子戴正。他叹了口气站起来，用缺乏自信的口气说，该上球场去了。该死。我们开始向网球场走去，三号网球场在树丛中间，离网球俱乐部的中心楼大约有一百米。我们在砂砾上一个跟着一个慢慢地前进，四周的草坪一片翠绿，护理得很好。一位园丁脱帽向我的医生致意，可能他也是他的一位病人。随着我们走近球场，我的医生似乎又恢复了生气勃勃的样子，他与别人握手，隔着围栏与球场上的人打招呼。到球场的最后一段距离，他是大步跨过去的，当他越过网球场那扇小门时，用的是一种轻松的跳步。而他的太太却在他背后，顺着小路文文静静地走着。她对我说，今天他们把女儿送到姥姥家去过一天。

27）那扇门通向三片地面夯实的球场，上面刚刚洒过水。我们沿着一号二号场地走向我的医生，他已经站在三号场地的底线处，侧身准备试发球了。他的太太把手袋放在场地一边，把头发束成髻，用优雅小步，走到他对面的场地上站好位子。她刚站定，我的医生就用尽全力向她发出一个球。我的医生感到十分得意，他像大球星那样把运动短衫的肩部向上拉了拉，偷偷地将目光射向我，想看看我的反应。却看见我坐在绿色的椅子上，两手抱着后脑勺。他大声地喊我过去站住，但我用手指头作了一个不的手势，他就不再坚持，而是俯身向前，咬紧牙关，向长方形场地的另一侧又开了一个同样有力的发球。

28）我让我的医生和他的太太在三号场地上相互争战，自个儿在俱乐部的园子里溜达。我在小路上迈着方步，昕着我脚下的砂砾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我不住地在围栏后面停下来，观看场地上的比赛。这时太阳开始变得烤人。我继续散步，拐向一片小树林子，在树荫底下找到一条长凳。我对面的那片球场四周都是树，三个瘦瘦的小伙子，光着毛茸茸的大腿，正在练习打网球，但那打法很新奇：他们大步奔向网球，在最后站住的时候跨出之字形的快步，然后直着双腿向不同的方向猛烈击出发球。其中有一个小伙子，我始终没有弄清楚他偏爱的击球位置是在场地的左侧还是右侧。他常常沿着围栏走过来捡球，球拍挟在腋下，一路搔着大腿。他每次弯腰捡起一个球，都用手扶住脸上的眼镜以防它掉下来。然后，他一阵子快跑，与他的球友中的一位会合。他将网球在自己的面前高高弹起，用一种拼命的动作，跳起来，兴高采烈地将球击出。他的动作有点像花样滑冰，也有点像法国式的拳击。

29）半小时之后，在餐厅的露天座，我又看见这家伙一个人坐在桌子边，脖子上围着条毛巾，一边休息，一边喝金托尼克水。他的球友显然离开了他。我在邻近的桌子上坐下，眯着眼睛看菜单，一边等侯我的医生。十分钟后，他大汗淋漓地来了。他玩得精疲力尽，但十分开心。他在椅子上横下身体，得意洋洋地对我说，两个六比零。然后他脱掉鞋子和袜子，摊手摊脚地仰身躺下，浑身全部放松，同时也让脚凉快凉快，但他刚躺下，一位侍者就过来叫他接电话。该死。他叹了口气，只好爬起来，他光着脚丫在路上走，一双袜子搭在肩头。走上砂砾路时踮起了脚，最后，低头钻进了小小的电话亭。他几乎立刻就从电话亭里出来，回到楼梯脚下。走过砂砾路时痛得浑身扭曲。最后他拢起双手向我高声喊道，他要去洗个澡。洗澡，他重复道。

30）洗完澡，我的医生穿着麻布裤子和橙红色衬衫回到了露天座，满头湿淋淋的头发紧贴在脑后，露出一条条木梳梳过的痕迹。额头和鼻翼两侧还留有水滴。他一坐下，就用手指头示意侍者过来，然后一面看看菜单一面搔搔鼻子，要了三份皮姆酒。你喜不喜欢皮姆酒，他不安地问我，同时从椅子上站起来，重新招呼那待者。我连忙说，是的，我喜欢。这时，他才用一只手，快速地又有点疲倦地做了一个潇洒的动作，示意侍者走开。接着他叉起双腿向我微笑。我的医生的太太洗完了澡，也来到露天座，差不多同时皮姆酒也上来了。侍者站在我们边上往桌子上放杯子时，她将双腿搁在椅子上，挺起胸脯将头发撩向背后。侍者带着托盘离去，我的医生呷了一小口皮姆酒，周围看了看，说这真是幸福。

31）我喝完皮姆酒，站起身来。我穿过露天座，走进小楼里，来到一个用浅色木材装饰的餐厅，餐厅尽头的暗角里，有一位侍者正在洗杯盘。我四处望望，再向那位侍者问清了洗手间是在地下室里，就顺着下了楼梯。底下有一个灯光照明的幽暗过厅，有好几个门，这里是几间更衣室和一间厕所。

32）站在洗手间的长方形镜子前，我看我的脸，身后有一盏黄色的灯照着，我眼睛的一部份正好处在阴暗处。我看着我的脸被光线分成明暗不同的两半。我盯着自己的脸，并简单地问我自己。我来这里干什么？

33）回到露天座，我默不作声地站在我的医生的身边，看着远处的网球场。我的医生和他的太太请我坐下，并邀我与他们一起用餐，我回绝了。他们坚持要请我，我对他们说我得回我的旅馆看看我的太太是否有来信。我的回答使他们大惑不解（我的旅馆？我的太太？但我并没有向他们解释的必要，我当即就跟他们告辞（甚至没有向他们对昨晚的邀请再次表示感谢）。

34）我乘坐汽艇时是站着的。手肘靠在船栏杆上，我看看坐在长凳上的乘客。他们正相互打量，偷偷地相互窥视。我偶尔碰到的目光中有一种敌意在扩散，当然这敌意不是针对我的。

35）当我走进旅馆大堂时，我有一种重返故里的感觉。木制的家具擦得发亮，沙发上的天鹅绒光洁无尘。我的脚走在地毯上，发出软软的声音。总台接待员一直守在他的办公桌后面，鼻梁上稳稳地架着那副玳瑁眼镜。我走向柜台，问他有没有寄给我的邮件。没有。他的声音是那样奇怪，令人感到不舒服。仿佛现在才知道我始终没有离开威尼斯，他在责怪我为什么换了旅馆。

36）我在附近的马路上晃荡。马路上杳无人迹。商店都已关门，金属的防盗门遮住了橱窗。我找到了一家酒吧，在那里吃了一个加番茄和金枪鱼的三明治软面包。

37）回到医院时，我发现我的房间里有人睡在我旁边的一张床上，不禁大吃一惊。我立刻到接待处去了解情况。值班的护士听不太懂法语。我还是向她解释道我的房间里出现了另一位病人。然后我用商量的口气要求院方将这个病人另行安置，或者替我换房间，如果这样做更方便的话，我完全可以搬动地方。护土打开登记手册，查阅了一番。她请我稍等片刻，然后去叫来了护士长。我与这位护士长始终没有相处好。她几乎是立刻回绝了我，而且口气很生硬——她因为受到打扰而不太开心——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还是不再坚持为好。

38）我决定回巴黎去。

39）在马可·波罗机场，我结识了一位苏联人。在圆形的候机大厅里，他坐在我边上，弯着腰，正在等候从罗马转往列宁格勒的飞机。他大约五十岁，长得很壮实，留一撮浓密的金黄色的小胡子，修剪成斜边的形状。他是一位水电工程师，经常到国外旅行。他与我一样通晓好几种语言，但语种不一样（俄语，罗马尼亚语），我不懂——他对我说意大利语——他来威尼斯究竟干什么。我们在这个机场里都要消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肩并肩地在大厅边上一起闲逛，然后来到小酒吧里一起喝啤酒。我们站在啤酒杯前，开始谈论现代历史和政治。中间沉默的一段时间里，他会用怀疑的神态掂量他自己的那只公文手提箱。在一段二十世纪意大利历史（格拉姆西、墨索里尼）的简单环顾之后，我们又要了一杯啤酒。后来，我们又谈到他的国家的历史，因为禁忌的关系，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微妙的话题，我们谈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我还特别提到了斯大林。他沉思地呷了一小口啤酒，有一种大难临头的表情，显然他想换一个话题，他用手指将玻璃窗外的飞机跑道指给我看。广播里宣布我们乘坐的飞机即将起飞。在我们各自走向登机口之前，我们热烈地握手道别。

40）上了飞机，我坐在中间走道的座位上，尽可能地远离飞机舷窗。飞机一起飞，我就开始注意机舱里的各种声音与气味。每次有人在机舱里走动，我都要看看他是否在抽烟。为了给自己壮胆，我一直看着那些空中小姐，她们没有流露出丝毫不安的表情。不，她们面带微笑在飞机上走来走去，仿佛这是一列火车。飞机一开始下降，我的鼻窦又开始剧痛起来，我痛苦地皱起额头。飞机下降的过程中，我瘫坐在座位上，使劲地抓住我邻座的手，这是一位高雅的意大利女人，她尴尬地向我微笑。

41）在奥尔利机场，我随着人流走向检查护照的出口处。我把自己的护照交给边境警察，这是一位女警察，她看了我的护照之后，随口向我提了个问题。问我在法国的地址？还是问我去哪里？因为我没有留意去听（我的眼睛看的是她挂在腰间的手枪）。我随便地回答了一句没有什么约束的话。她马上抬起头来，露出怀疑的目光。你在嘲笑我吗？她说。没有的事，我答道。她干巴巴地将护照交还给我。走吧，她说，别忘了你是在外国。

42）我在机场的走廊里磨磨蹭蹭，又在候机厅里坐下，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43）我从公用电话亭里给爱德蒙松打电话。她来接电话。她的声音听上去很远，缺乏热情。她用一种中性的语气跟我说话，告诉我她周末做的事情。我问她我能否回家。可以，只要你愿意，可以回家。挂电话之前，她告诉我她会把房间钥匙留在踏脚垫底下，因为她还要外出。

44）我不在巴黎的那段时间，我的信件倒有一大堆。我从办公桌上堆得乱七八糟的信封中间认出有一封是T的来信。我在走进浴室之前，在走廊里拆开了这封信。他信中说他多少次给我打电话，但我都不在。他要我一回来马上给他挂电话。我脱掉衬衫，开始放洗澡水。

45）第二天，我没有出门。

46）我每天下午都泡在浴室里，我这样做并没有炫耀自己的想法。不，我有时会走到厨房去找啤酒喝，或者我会在房间里转一圈，看看窗外的景色。但我只有呆在浴室里才感到最舒服。开始，我坐在椅子里看书，后来我干脆躺在浴缸里——因为我很想躺着看书。

47）爱德蒙松下班后回来看我，她把白天发生的事告诉我。她谈论在她画廊里展览的那些画。她头上的伤口已经结疤。青色的血肿，我觉得反而增加了她的魅力，但我毕竟不好意思将这一点说给她听。

48）我整个下午都躺在浴缸里，我安静地沉思，双目紧闭。有一种不必说出来的想法，它会产生一种恰到好处的感觉。有时候，爱德蒙松会突然走进浴室，使我在浴缸里吓得跳起来（这会使她很开心）。有一天，她突然闯进浴室，我还没有来得及坐起来，她就转身交给我两封信，其中一封寄自奥地利大使馆。

49）出于某种期待的心情，我开始问自己，我是否应该去参加奥地利使馆的招待会？我坐在浴缸边上，向爱德蒙松解释道，到了二十七岁，很快二十九岁，整天封闭在一个浴缸里生活大概是不太健康的。我低下眼睛，抚摸着浴缸的搪瓷说：我得冒一种风险，一种破坏我平静的抽象生活的风险，目的是。我没有把话说完。

50）第二天，我走出了浴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