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6年7月4日，午夜刚过。一支以色列突击队驾车行驶在乌干达恩德培机场宁静的跑道上。士兵们乘坐的大力神运输机已经回撤并且消失在视野中。而在他们眼前，是一条向前延伸开去的黑色沥青路。两旁是疯长的非洲野草，有篱笆一般的高度。走在这个小型车队最前面的，是一辆黑色奔驰军车，上面悬挂着乌干达国旗。后面紧跟着两辆陆虎吉普车。三辆车都悬挂着硬纸板制成的“乌干达”号牌，并且开着车灯在行驶。这一切，都使得他们的举动更增添了一份真实性。

突击队正在朝着目的地，也就是这个机场最东面的一座旧航站楼，一点一点地靠近。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三辆车上的士兵将要完成人类军事史上一次最特殊、最成功的突击任务——解救在旧航站楼里的105名人质，而这些人已被劫持他们飞机的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军方用枪胁迫达一个星期之久。

突击队由三十多名士兵组成，隶属于以色列军方总参谋部侦察部队（也称为侦察营或特种部队）。他们的指挥官坐在奔驰军车的前排位置上，穿着和其他士兵一样的乌干达迷彩服。他是我哥哥，拥有中校军衔的约纳森·内塔尼亚胡。30岁的他，在整个突击队中算是最年长的一个。

几个小时之后，一位我在侦察营服役时认识的军官打来电话，将我从耶路撒冷的家中吵醒。当时，我还是一名军方的预备役人员，受侦察营调遣。我只是纳闷，他这么早打电话来到底有何贵干。“你暂时要待在家里，”他说，“一旦任务结束，你就要回到自己的岗位。”半睡半醒之时，我依稀记得那一周早些时候，也就是法航班机被劫持到乌干达之后不久，侦察营来电话告诉我说，如果有需要必须随时待命。那位吵醒我的军官继续说，“顺便问一下，你能把比比在波士顿的电话号码给我吗？”他指的是我另一位哥哥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当时他正在美国求学。

我把比比的号码告诉他以后，就挂断了电话。我看不出救援行动已经展开的迹象，更别说有什么事出了岔子。但是，我和其他以色列人民一样，很快就知道了这次行动。自从电台播出第一份报告之后，以色列人就开始奔走相告，消息传开了。没过多久，我接到了比比的电话。他对这次突击行动取得成功感到无比兴奋，并且问我是否有约尼的消息。当然，毫无疑问的是，约尼和他的侦察营是整个行动的主力军。

又过了没多久，我在家里接到电话，被告知约尼牺牲的消息。他是这次行动中唯一阵亡的以色列士兵。

对普通大众来说，约尼的一生实际上都不为人所知，因为他在军方的工作具有保密性。在获救人质和侦察营士兵安全着陆以色列之后不到24小时，约尼的名字在整个国家变得家喻户晓。他的生活、他的为人，引发了无数以色列人的猜想。

从那时开始，关于恩德培救援行动还有哪些没被提及的故事呢？它虽然发生在好多年前，现在依旧能唤起在那遥远而颇具英雄色彩的过往岁月中涌现出的一段段传奇。这次行动被《纽约时报》的军事分析员德鲁·米德尔顿称作“人类军事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行动”。

这次行动的非凡之处不仅仅表现在军事层面。一个只有三百万人口的、处处受困的国家，没有向恐怖主义和敲诈勒索屈服，而是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千里奔袭，到另一个国家开展一次危险重重的救援行动。在一个对残酷漠不关心的世界，对是非问题所谓的分歧只是为了掩饰道德上的懦弱和胆小。恩德培救援行动，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触动了全世界人民的心灵。因为它不止一次地证明了，面对不可想象的逆境时，正义可以得到伸张，真理也可以所向披靡。

那么，突击行动几乎在一夜之间名声大噪，这就不足为奇了。故事被很多书籍、无数报纸和期刊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起，当然也包括一些歌曲和诗作。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努力地去记录这个不可思议的事件，并且回味其中深远的意义。

尽管对此次行动已有过多的记录，但恩德培的真实故事却没有被讲述过。其中最核心的部分——那些参与突击行动的策划和准备工作的侦察营士兵所做出的丰功伟绩、救援行动本身、那些力排众议批准行动的人、那些真正执行任务的人——没有被描绘过。

造成这个事实的部分原因是由我哥哥率领的侦察营属于以色列国防军的保密部门，因此活动要求严格保密。侦察营的名称一直是机密信息，直到几年以前才开始解禁。即使现在，侦察营及其相关活动都还笼罩着一层厚厚的神秘面纱。所以，恩德培事件之后的开始几年，记者和研究人员都无法轻易接近那些真正与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军队交过手的士兵。而且，即使有人能够确认这些士兵并找到他们，也很快发现自己面对的不过是一堵墙，一堵沉默的墙。就算士兵愿意说起，对一个局外人坦诚布公也会显得犹豫不决。

也许，这些士兵太年轻，不太关心我们可以为后世的人们记录些什么。他们满足于把自己在突击行动中所扮演角色的一些真相搁在心里。因此，有关侦察营官方的机密性质和士兵们强烈的自律意识，使得突击行动的关键资料一直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

再者，以色列军方甚至也从来没有尝试去详尽而精确地记录这个事件，以及突击行动中侦察营所扮演的角色。个中缘由不仅多种多样，而且错综复杂。我也只是略知一二。其中之一是侦察营的指挥官约尼在行动中牺牲，群龙无首的侦察营在这之后只做了简短的、不甚充分的情况汇报，并且也没有记录。会议之后，军官们就急匆匆地继续确认和承担起侦察营当时所面临的重任。到了第二天，他们就已经把恩德培事件抛在脑后了。以色列国防军也没有人努力地去留存一些有关侦察营的行动细节。一个例外就是，军事历史档案部门对行动作出了自己的描述，但没有采用侦察营内部人员所提供的真实信息。他们收集的资料非常有限，从整体上看也不太可靠、不太精确。

结果就是，恩德培突击行动中主要的战斗部队所发挥的作用基本上没有被记录。实际上，关于侦察营在突击行动中的作用，以及阵亡指挥官的角色，仅限于士兵们的个人记忆。这些记忆从来没有被记录、收集过，也从来没有被整理、分析过。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们也在慢慢地褪色。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我和其他家人开始着手修复这段记忆。我们去采访那些参与过恩德培行动的士兵和军官，并做了录音。开始的一些采访由我哥哥本杰明和父亲本齐翁·内塔尼亚胡教授完成。后面的主体工作由我继续完成。

因为我既是约尼的弟弟，同时也是侦察营的一位老兵，所以这些侦察营的队员们都很愿意对我敞开心扉、坦诚相告。事实上，很多队员在面对麦克风分享他们自己眼中的这段故事的时候，真的是太过激动。信息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收集起来。队员们的描述一个接着一个，而最后浮现出来的是一个蕴含着无穷能量的传说。这个传说，融合了恩德培行动的点滴细节和约尼在生命最后的悲壮时刻。当然，这也是无法在军事档案中找到的。因此，我的描述开始有了轮廓。

本书在1991年以希伯来语首次出版，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之一。它用大量的篇幅，记录了在救援过程中侦察营及其指挥官约尼的故事。十年之后，我在浏览这个英语翻译版本的时候，查阅了很多关于突击行动的新资料，并且又重新向相关的人员和机构核对了几千页的录音整理稿。我不禁为自己原始作品的精确性而感到震惊，尽管其中有几个次要细节需要修改。为了纠正作品首次出版之后发现的几处错误，以及几个有争议的细节，我觉得有必要增加一些我采访过的人员的语录和几个注释。否则，《约尼的最后一战》就和原始的希伯来语版本并无二致。

作为侦察营曾经的一份子，除了收集资料的便利外，这个角色本身也对我的写作有所帮助。关于侦察营的运作情况、思维模式以及准备过程和执行命令的方式等第一手信息，使得我有了一个局内人的视角去看待这样一个恩德培救援行动是如何被组织起来并且被成功执行的。关于这个故事的“内幕”还有：约尼不仅是我的哥哥，还是我在部队服役的大部分时间里的上司。我和领导救援部队的军官之间所具有的亲密关系，并没有为作品带来额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写作视角。只有去熟知主要决议和行动背后的个人因素，包括他们的动机，我们才可以理解类似事件的来龙去脉。

像恩德培救援行动这样的惊世壮举，需要一些特立独行的个人英雄，或者是那些能够在关键时刻真正超越自我的人。没有这样的人，恩德培行动（以色列政府为了纪念约尼而将该行动命名为“约纳森行动”）将会是天方夜谭。

“以色列军队的精英都在这里……这种人跟我志同道合，”约尼作为一名初级军官加入侦察营之后不久，他这样写道。“有着主动性和驱动力的人，愿意在必要的时刻去打破常规。他们不会固守一个解决方案，而是不断地寻找新方法、新答案。”这是约尼对同在侦察营效力的军人的看法。在他写下这段话之后没几年，他就带领着这帮人奔赴恩德培。这是那些士兵们的故事，也是那位指挥官的故事。

伊多·内塔尼亚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