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娘的代价

第一章

在他们的右边的远处，在被称为福克斯考弗特的那片林地上空，似乎笼罩着一层薄雾，预示着第二天是温暖晴朗的好天气。

平地上有一个小山包，是这一地区的一个制高点，被历代的军人们称之为蛙山。此刻，一组军官来到了这个小山包上，他们是来观看一场即将举行的由两个实力相当的营互间对抗的模拟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两队军人都是英国人，因外交缘故不是分为“英军”和“敌军”，而是蓝军和绿军。根据小山丘上的军官构成情况，甚至连一方被称为“红军”的通常做法也改变了。

索尔兹伯里平原北部的这块开阔地为英国军队所钟爱，认为它很像中德平原，是一块完美的军事演习场地，曾被假设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役也许要打响的地方。现在，这块开阔地上的各个要点处已经布置了演习裁判；他们将给演习的双方打分和讲评，最终据此而得出战役的结果。那天不会有战士阵亡；只是装作死去。

在那组军官的后面，是把他们载运过来的车辆：几辆公务轿车和更多的漆成伪装条纹或暗绿色的不太舒服的越野车。炊事班已支起了野战厨房，准备为这一天按命令连续不断地供应一杯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和茶水，并开始准备点心和快餐。

军官们或走来走去或站立着，其模样和举手投足与世界上任何地方观摩演习的军官没有不同。有的在审视已用塑料薄膜保护起来的地图；有的在用高倍野战望远镜观察远处的地形；还有的在严肃地互相交谈。

这群军官的中心人物是那位担任南方军区司令员的英军高级将领。站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客人，是访问代表团中的高级将领。在他们之间稍稍往后一点站着一位刚从外语学院毕业的年轻聪明的副官，为他们担任语言交流的翻译任务。

英国军官的人数要多一些，有30几名。他们都显得很庄重，似乎明白这是一个既非同一般又很重要的场合。他们还显得有些小心谨慎，似乎无法改掉多年的积习。因为这毕竟是合作的第一年，而且虽然苏联军官们应邀去观察过英国在德国的操演，但这是苏联军人第一次作为英国的客人来到英格兰，积习难改嘛。

那些苏联人也与英国人一样庄重，或许更为庄重。他们共有17个人，全都是仔细选拔出来的。有几个人能讲还算通得过的英语，他们自己也承认了：有5个人能讲完美的英语，但假装不懂。

然而，能讲英语并不是首选的条件。专长才是首先要考虑的。每一位苏联军官都是其自己专业范围的专家，并熟知英军装备、战术和组织结构。他们在出国前接到的指示是，不单单要听讲，而且要认真研究，一点不漏，回去时要确切地汇报英军的战斗力有多强、他们使用的是什么装备、他们是如何使用的以及他们的弱点在什么地方。

这些苏联军官是头天晚上抵达的，此前已在伦敦过了一天，基本上是在他们自己的大使馆里度过的。在蒂沃斯陆军基地军官餐厅里吃的第一顿晚饭气氛很正式，甚至显得过分拘谨，但没出事。互相开玩笑和唱歌将在以后安排，也许在他们的第二个或第三个晚上。苏联人知道，在他们17个人中间至少肯定有5个人是在监视其余人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互相监视的。

没有人把这一情况告诉过英国军官，而且英国人也不会点明在他们自己的30名军官中也有4人实际上来自于反间谍部门，是监视者。至少英国的监视者只监视苏联人，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同胞。

苏联军官代表团有两名将军，其中一名来自于摩托化步兵，另一名来自于装甲兵；一名总参谋部上校；来自军事情报局的一名上校、一名少较和一名上尉；空降兵的一名上校，从他那敞领军服衬衣领口露出了蓝白条纹背心的一个小三角，那是特种部队的标志；步兵和装甲兵的各一名上校和一名上尉。此外，还有作战部的一名上校、一名少校和两名上尉；以及通信兵的一名上校和一名少校。

苏联军事情报局简称军情局（GRU），那三名“明摆着”的军情局军官都佩戴着适合他们身份的军徽。只有他们知道，那位通信兵少校和作战部的其中一位上尉也是属于GRU的，但未经宣布。其余俄罗斯军人和英国人都不知道这一点。

英国方面认为没有必要告诉俄罗斯人，即来自英国保安局的20名特工已被布置在蒂沃斯的军官食堂里，并将留待苏联代表团赴伦敦和在第三天登上返回莫斯科的飞机为止。这些监视员们现正在整理草坪和花床，在餐桌旁端菜倒酒和搞清洁卫生工作。整个晚上，他们将轮班从一个很大的包围圈内的各个有利的地点对这座食堂进行全面监视。因为在几天前国防部的一次会议期间，总参谋长曾对南方军区司令员提起过：“我们必须盯住他们的每一个人。”军事演习按计划准时于9点钟开始，并将持续一整天。刚吃过中饭，伞兵团的第二营开始空降跳伞。伞二营的一名少校发现自己正站在那位苏军空降兵上校身边。俄罗斯人正兴致勃勃地观察着。

“我看到，”俄罗斯人评论说，“你们仍喜欢2英尺迫击炮。”

“一种有用的兵器，”英国人表示同意，“效果好，而且依然可靠。”

“我同意，”那俄罗斯人用缓慢而带有口音的英语说，“我在阿富汗使用过。”

“确实如此，我在福克兰群岛使用过，”二营的少校说。他心里想，当然他没有说出来，“其区别在于，我们速战速决赢得了福岛战争，而你们正陷入阿富汗战争的泥潭。”

俄罗斯人勉强挤出一丝严肃的微笑。英国人也报之以微笑。狗杂种，俄罗斯人心里想道，他在想我们在阿富汗陷入了泥潭呢。

这两个人都保持着微笑。但他们谁都不可能知道，两年之后在莫斯科新的苏共总书记将下令苏军从阿富汗全部撤走。但现在为时尚早。

那天晚上在蒂沃斯兵营里的晚餐比较活泼轻松。葡萄酒杯频频举起；英军官兵平时难得品尝的伏特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插科打诨和幽默玩笑打破了语言障碍。俄罗斯人从他们的摩托化步兵高级将领那里得到了暗示，他似乎对由译员转达的英国将领的话语露出了笑脸，于是他们也放松了。来自作战部的那位少校听了一名英国坦克军人讲的一段笑话后差一点放声大笑，然后他明白他应该是不懂英语的，必须先等译文。

伞兵二营的那位少校发现自己坐在苏联军事情报局的少校旁边。他认为他应该练习一下他学过的几句蹩脚的俄语。

“你会说英语吗？”他用俄语问道。俄罗斯人高兴了。

“会一点，”他回答。然后转为结结巴巴的英语。“恐怕只会一点点。我在家里对着书练习，但说不好。”

“比我的俄语好，我敢肯定，”伞兵军官说，“哦，我叫保罗·辛克莱。”

“对不起。”俄罗斯人说。他转过身来伸出了手，“我是巴维尔·库琴科。”

晚餐吃得很开心，并以酒吧里的唱歌宣告结束，11点钟时，两队军官走回各自的寝室去了。有些人为第二天早上能睡懒觉而感到高兴——勤务兵将按指示在上午7点钟送早茶。

库琴科少校实际上在早上5点钟就起床了。他在他那间单身寝室挂着花边帘子的窗户边坐了2个小时。他熄着灯坐在那审视着从军官餐厅经大门通往蒂沃斯的那条道路。他发现，或者他认为发现在朦朦胧胧的凌晨夜色中有三个人在走动，也许是监视者。

他还发现，在6点整时，英国军官阿巴思诺特上校出现在几乎是他身下的餐厅正门口，并开始了显然他每天都在坚持的晨跑。他有理由相信这是他的长期习惯——头天早上他已见过这位年长的上校也是出去晨跑锻炼的。

阿巴思诺特上校很容易被人辨认出来，因为他没有左臂。多年前，在海湾的佐法尔山丘地区曾发生过一场几乎被人们忘却了的战争，当时英国特种部队与阿曼新兵并肩战斗，以阻止反政府武装企图推翻阿曼苏丹国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他在与新兵一起巡逻时失去了左臂。富有同情心的军方同意他留在部队里，现在他是蒂沃斯军官食堂的军需官。每天早晨，他沿着那条路跑5英里然后返回。他那穿着带有帽罩和蓝色滚边的白色运动服、左臂的空袖子管整齐地钉在左侧衣服上的身影一看就知道是他。库琴科少校已经是第二次若有所思地观察着他。

第二天的军事演习顺利地结束了，最后两国的所有军官一致认为演习裁判员的评分是公正合理的。他们把技术优胜奖颁给了绿军，因为绿军最后把蓝军从蛙山上的阵地逐了出去，并打退了对福克斯考弗特的反攻。第三顿晚餐气氛热烈，宾主频频举杯祝酒，后来由苏军作战部那位年轻的上尉演唱的一曲《卡林卡》获得了全场掌声。俄罗斯军官团定于第二天上午早饭后9点钟在大厅里集合，然后坐大客车赴伦敦希斯罗机场。大客车将从伦敦开过来，车上有两名使馆工作人员，为的是送他们到机场和办理登机手续。在演唱（卡林卡）期间，没人注意到阿巴思诺特那个没上锁的房间进去了一个人。那人在1分钟后又像进去时一样悄悄地离开了，后来从洗手间方向回来，重新加入到酒吧内的大伙儿之中。

第二天上午6点差10分，一个穿着带有帽罩和蓝色滚边的白色运动服、左侧的空袖管钉在侧面的身影，踏下食堂门前的台阶，转向了大门方向。在200码开外另一栋建筑的楼上窗户边，一名监视者透过窗玻璃发现了这个身影。他作了记录，但没采取行动。

在大门边，当那个身影弯腰钻过拦路木杆时，警卫队的那名下士从警卫室出来举手敬了一个军礼。跑步者因为没戴帽子无法还礼，但还是扬起一只手表示敬礼，然后转向通常的方向，向着蒂沃斯跑了过去。

6点10分，那下士抬起头来，盯了一会儿，然后转向他的中士。

“我刚才看到阿巴思诺特上校出去了。”他说。

“那又怎么样？”中士问。

“两次了。”下士说。中士已经累了，再过20分钟他们都可以下岗了。早饭已在等待着他们。他耸耸肩。

“肯定是忘了某一件东西。”他说。以后，在纪律检查意见听取会上，他将后悔说出这种话来。

库琴科少校钻进半英里外的路边几颗树下，脱下偷来的那件白色运动衣，把它藏进了树林底下。当他回到路面上时，他已经是穿着一条灰色法兰绒休闲裤，衬衣和领带外面套着一件花呢西服。惟有他那双阿迪达斯跑鞋与他的那番装束不相协调。他怀疑，但不能确信在他身后的1英里处是否跑动着愠怒的阿巴思诺特上校。上校刚才浪费了10分钟时间，到处寻找他惯常所穿的那件运动服，后来认为肯定是勤务兵拿去洗涤还没送回来。于是他穿上了那件备用运动服，他没有注意到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一件衬衣、领带、西装、休闲裤和一双运动鞋。

库琴科可以轻松地跑在英国上校的前头，直至阿巴思诺特返身跑回去，但他身后开来了一辆轿车，这省去了他的跑步麻烦。他挥挥手，汽车停了下来。库琴科靠向旅客座车窗边。

“对不起，”他说，“我的汽车抛锚了，在这里后面。我想是不是能请北蒂沃斯一家汽车修理厂的技工去帮助修理？”

“现在时间早了一点，”轿车司机说，“可我能把你带到那里去。上来吧。”

那位英国伞兵少校肯定会对库琴科突然间精通英语而感到惊诧。但仍带有一些外国口音。

“你不是本地人吧？”司机没话找话。库琴科笑了起来。

“我是挪威人。正在游览你们英国的大教堂。”

7点差10分，那位好心肠的司机让库琴科在沉睡中的北蒂沃斯市中心下了车，自己继续驾车去马尔博罗。他认为以后没有理由再提及这件事，也没有任何人会去问他这件事。

在市中心，库琴科找到一只电话亭，在正好7点差1分时，他拨了一个伦敦的电话号码，塞进一枚50便士硬币，开始打电话。在铃声响到第5次时，有人来接听了。

“我找罗思先生，乔·罗思先生。”库琴科说。

“是的，我就是乔·罗思。”另一头那个人说。

“真遗憾，”库琴科说，“你明白，我其实希望与克里斯·海斯通话。”

在那套小巧但优雅的梅费尔公寓里，乔·罗思的表情僵住了，他的职业警戒雷达开始运转起来。他才刚刚起床20分钟，脸也未刮，仍穿着睡衣，正在放洗澡水和准备当天的第一杯咖啡。当电话铃声响起时，他正一手拿着果汁，另一手拿着咖啡从厨房走向客厅。即使对他来说，时间还早，而且他也不是一个睡懒觉的人，况且作为美国大使馆公关助理，他的上班时间是上午10点，路途距离只有四分之一英里。

乔·罗思是中央情报局特工，但他不是“公司”的伦敦站站长。站长是威廉·卡弗，受西半球处领导。卡弗是一名宣布过的情报官，也就是说有关人员全都知道他的身份和他所从事的工作。按照职位，卡弗作为“公司”驻伦敦的正式代表，是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罗恩来自于特别项目办公室，是6年前才组建的一个部门，如同其名称的含义，其所从事的项目和采取的措施被兰利认为敏感得足以使情报站长以后能声称对此一无所知，即使对美国的盟国也同样。

中情局所有情报官，不管其来自于哪个部门，都有一个真名和一个行动或职业名字。真名，在友好的使馆中，确实是真的。乔·罗思确实是真正的乔·罗思，在外交人员名册里也是这样列着。但与卡弗不同，他是未经宣布的，除了在秘密情报局里的三四名英国对手外。而且他的职业名字也同样只为那么几个人知晓，再加上在美国的几位同事。上午7点钟在电话里被人直呼职业名字，而且用的是非英国口音，这无疑是向他拉响了警报。

“对不起，”他谨慎地说，“这里只有乔·罗思。你是谁呀？”

“仔细听着，罗思先生，或者海斯先生。我的名字叫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我是克格勃的一名上校……”

“你，别开玩笑……”

“罗思先生，我打电话称呼你的行动名字并不是对你开玩笑。我向美国投诚也不是对我自己开玩笑。而且这就是我要做的。我想去美国，要快。要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无法回到我们那一边去了。没有借口可被接受。我有大量重要的情报要给你们，罗思先生。你必须快点作出决定，要不然趁着现在还有时间我回去了……”

罗思已经在从客厅茶几上抓来的一本便笺纸上作了快速、潦草的记录。那便笺纸上仍遗留着头天晚上与山姆·麦克里迪打扑克时的得分记录。以后他将会回忆起当时的内心想法：上帝啊，如果麦克里迪在听到这个情况，他是会发疯的。他插了一句。

“你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上校？”

“在索尔兹伯里平原附近一座小镇的一个电话亭里。”那声音说。从语法上说，这句英语是近乎完美的。只是明显带有外国口音。罗思曾受过区分口音和确定口音的培训。这种口音是斯拉夫人的，很可能是俄罗斯人。他仍在怀疑到头来可能是山姆·麦克里迪所开的一个疯狂的玩笑，在怀疑时突然间他将会在电话里听到一连串笑声。该死的，今天甚至不是4月1日愚人节呢。今天是4月3日。

“三天来，”那声音说，“我一直与一队苏联军官一起在索尔兹伯里参加英国的军事演习。住在蒂沃斯兵营里。我的身份掩护是军情局的巴维尔·库琴科少校。我在1小时前走了出来。如果我在1小时之内不回去，我就无法再回去了。我回去的路上要花半小时时间。给你30分钟时间把你的决定告诉我，罗思先生。”

“好的，上校。我同意——到目前为止。我要你在15分钟内再打电话给我。到时候你就会得到答复。”

“15分钟。然后我走回去。”那声音说，然后电话搁断了。

罗思快速思考着。他今年39岁，已在中情局干了12年。像这样的事情他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但许多人在中情局干了一辈子也从未嗅到过一名苏联投诚者的气味。但他了解他们，他们也全都了解他，所有外勤特工都受过培训，知道随时都会有苏联人来向他们投诚。

他知道，大多数是经过初步的、试探性的接触之后来的。通常投诚者经过深思熟虑和作了一些准备之后来的。把意向传达给了该地区的情报机关。我要求见面，我要谈论条件。通常，潜在的投诚者被要求留在原处并提供一系列情报，最后才“过来”。如果他要立即过来，至少他要按要求带来一大包文件。在他过来前提供的或者随身带来的情报数量，将影响他的地位、他的奖金和他的生活方式。在谍报行业里，这被称为新娘的代价。

偶尔，仅仅是偶尔，你会遇到所谓的“闯入者”。投诚者在断了他自己的后路之后，突然间冒了出来，无法再回去。那就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了；你要么接受他，要么把他扔进难民营。后一种做法是极少采用的，即使对于像商船船员或一无所知的士兵那样的没有用处的低级投诚者亦如此。通常只是在投诚时如测谎仪证明该人是一个提供假情报的特工时，才会来那么一手的。当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时，苏联人只能是打肿脸充胖子，从难民营领回该特工并把他带回家去。

有一次，就罗思所知，克格勃追踪一名变节投诚者到了一座难民营并把他消灭了。因为他没能通过测谎仪的测试，即使他说的是真话。机器把他的紧张译解为说谎。真是一场厄运。当然，那是过去的事情；现在的测谎仪性能已经好得多了。

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自称是克格勃的一名上校，想闯进来。没有事先的招呼。没有讨价还价。没从最近任职的克格勃驻勤处带来一箱文件。而且投诚地是在英国的首都。不是中东或拉美。而且是向美国人，不是英国人。或许他已经接触过英国人了？被回绝了？罗思的思绪在闪动着各种可能性，而时间则在一分一秒地流逝。

现在是早上7点零5分，华盛顿时间凌晨2点零5分。人人都在酣睡。他应该打电话给凯文·贝利，特别项目办主任，他的上司。毫无疑问，现在肯定是在华盛顿郊区的乔治城呼呼大睡。但是时间……没有时间了。他打开墙上的一只文件柜，取出了他的私人笔记本电脑。他快速插入到在格罗斯文纳广场的美国使馆地下室里的主框之中。他把电脑进入加密模式并请主框查询已为西方所知的克格勃高级官员。然后他询问：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是谁。

阴影世界里的其中一件奇事是其内部存在着俱乐部般的气氛。飞行员们共享着那种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伞兵和特种部队官兵亦如此。

职业专家们是互相尊重的，即使是跨越国界的竞争对手之间，或是含有敌意的交战双方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之间极少互相仇恨，他们把那种感情留给了狂热分子和老百姓。职业人员忠诚地为他们的政治主子和官僚服务，但他们通常愿意尊重其他具有神秘技能的同行，甚至是对手。

在阴影世界里，对方的人事变动都被仔细记录下来了。盟国或敌对国情报机关的人员升迁和调动都被仔细记录存档。在任何一个首都城市里，克格勃的驻勤机构很可能知道英国和美国的情报站头头是谁，反之亦然。有一次，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一个鸡尾酒会上，克格勃头子拿着一杯威士忌和苏打水走到英国秘情局情报站长面前。

“朋友，”他庄重地宣称，“你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你是谁。我们从事的是一项艰难的职业。我们不应该互相不理睬。”他们为此干了一杯。

在伦敦的中情局主框计算机直接与弗吉尼亚州兰利相连，在应答罗思提问时，各种小电路开始运转以搜索中情局已知的克格勃官员名单。“已确认的”有几百个，“怀疑的”有几千个。这些情报的大部分来自于从投诚者口中套取的情报，就是现在“谁是谁”、谁已调动、谁已升级或降级。随着投诚者的到来，这资料越积越多。

罗思知道，在过去的4年里英国在这方面已经给了不少帮助，提供了几百个名字，其中许多是新的，其余是对怀疑对象的确认。英国人的这些材料，部分来自于情报截取、部分来自于情报分析，而有部分来自于经他们唆使而逃出贝鲁特的克格勃第一总局特工符拉基米尔·库兹奇金那样的投诚者。只要兰利的数据库里原先存有情报，那么传输的速度是很快的。绿色字母开始闪现在罗思那台小小的屏幕上。

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克格勃，上校，在过去的4年里应该是在第三总局工作。应该是假冒在莫斯科的红军联合计划参谋部的军情局少校。已知其原先的部门是在莫斯科市中心的行动计划部和在亚泽内沃的第一总局。

当电脑屏幕显示完成这个叫奥洛夫的人的资料时，罗思吹起了口哨。他关闭电脑。电话中那个声音所说的是有意义的。克格勃第三总局，也就是武装力量总局，专门负责监视军队的忠诚。军队对他们恨之入骨但也不得不忍受。第三总局情报官通常乔装军事情报局军官渗入到武装力量之中。这说明了他们无处不在，经常盘问，时刻监视着。如果奥洛夫确实以军情局少校的身份在苏联国防部的联合计划参谋部工作了4年，那么他是一本活的百科全书。这也说明了根据最近签订的北约一华约新协议，他是应邀前来索尔兹伯里平原观摩英国军事演习的苏联军官代表团的一名成员。

他看了一下表。7点14分。没时间给兰利打电话了。1分钟之内要作出决定。告诉他回军官食堂去，溜回他的寝室并接受英军勤务兵端给他一杯好茶。然后回到希斯罗机场和莫斯科。努力并说服他在希斯罗逃脱，给我时间让我与在华盛顿的凯文·贝利联系。电话铃振响了。

“罗思先生，电话亭外面有一辆公共汽车。是上午的头班车，我认为它将把清洁工人载运去蒂沃斯兵营。我正好还能及时回去，如果我不得不……”

罗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生涯处在了紧急关头，小伙子，紧急关头。

“好吧，奥洛夫上校，我们要你。我将与英国同事联系，30分钟之内他们会让你得到安全。”

“不！”那声音很严厉，容不得任何反对。“我只投奔美国人。我要离开这里立即进入美国。就这种方式，罗思先生。其他方式不行。”

“你听着，上校……”

“不，罗思先生，我要你亲自来接我。在两个小时之内。在安多弗火车站的大厅。然后去上黑福德美国空军基地。你安排我去美国。这是我能够接受的推一方式。”

“行，上校，依你的，我会去那里的。”

罗思花了10分钟时间匆匆穿上出门的衣服，带上护照、中情局身份卡、钱和汽车钥匙，然后跑下楼梯到地下车库里去发动汽车。

在放下电话15分钟后，他驾车驶上公园路，朝北向石牌楼和贝斯沃特路行驶。他走这条路线可避免穿越骑士桥和肯辛顿杂乱的车流。

8点钟，他经过希斯罗朝南驶上M25号公路，然后转向西南沿着与A303号公路和安多弗相连接的M3号公路疾驶。他于9点10分走进那座火车站的大厅。外面不停地有一连串汽车抵达，卸下旅客后立即开走了。旅客们匆匆进入大厅。只有一个人站着没动，他倚在墙边，身着花呢西服、灰裤子和跑鞋，在浏览着一张晨报。罗思朝他走上去。

“我想你一定是我要见面的人。”他柔和地说。看报人抬起头来，一双平静的灰眼睛，一张严峻的脸，年龄在45岁左右。

“那要看你是否有身份证明。”那人说。话音与电话里一样。罗思掏出了他的中情局证件。奥洛夫看过后点点头。罗思朝自己的轿车做了一下手势。汽车的发动机仍在运转，挡住了后面的几辆轿车。奥洛夫朝周围看看，似乎要向他所知道的一个世界作最后的道别，然后他一言不发地坐进了汽车。

罗思已经让使馆的值班员通知上黑福德，他将带来一位客人。驱车穿行乡村去美国空军在牛律郡的那个基地差不多花了两个多小时。罗思直接开到了基地司令员的办公室门前。从那里打了两个电话给华盛顿，然后兰利与五角大楼进行了商量，后者又给基地司令官下达了指示。下午3点钟从上黑福德去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架交通航班增加了两名旅客。

早在这架飞机起飞前的5个小时，蒂沃斯与伦敦之间已经闹翻了天，英国军方、国防部、保安局和苏联使馆之间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上午8点钟左右，苏联军官团已经在军官食堂的餐厅里集合吃早饭，还轻松地与他们的英国对手一起聊天。到8点20分时，一共到了16名军官。他们已注意到库琴科少校没来，但没有引起警觉。

大概9点差10分时，16名俄罗斯军官带着行李重新在大厅集合时，又注意到库琴科少校没来。一名勤务兵被派到他的房间去催他。那辆大客车已经等在了门外。

勤务兵回来报告说少校的房间没人，但他的行李仍在那里。两名英国军官和两名俄罗斯人一起去找他。他们发现那张床是睡过的，毛巾是潮湿的，而且库琴科的所有衣物都在，表明他应该在这里附近的某个地方。对走廊头里的浴室（只有两位苏联将军住在有浴室的套房里）进行了搜查，但没见到人。厕所也去检查了，但里面是空的。到这个时候，两位苏联将军（包括其中一位军情局上校）的脸上已经找不到一丝温和的表情了。

英国人也开始担心。对整栋食堂大楼进行了一次全面搜索，但结果仍是一无所获。一名负责情报的英军上尉溜出去通知来自保安局的那些隐身“监视者”。他们的记录表明，那天早上有两个身穿运动衣的军官出去跑步，但只有一个返回。一只狂怒的电话打给了大门警卫室。夜班记录表明只有阿巴思诺特上校离开过，但他已返回。

为解开这个谜团，那位警卫兵下士被从床上叫起来了。他叙述说阿巴思诺特上校出去了两次。在对证时，阿巴思诺特上校坚决否认他出大门后回来然后再出去。对他房间的搜查发现少了一件白色运动服，还有西装、衬衣、领带和休闲裤。情报官上尉赶紧跑回去向英国将军作了悄悄的汇报。英国将军的脸拉长了，他请那位苏联的高级将领与他一起去他的办公室。

当苏联将军从办公室出来后，他的脸气得煞白，他命令让一辆公务轿车立即送他去在伦敦的苏联大使馆。剩余的15名俄罗斯军官已大致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开始交头接耳议论起来，他们的脸上失去了血色。英国人开始打电话。

英国将军在电话里向伦敦的总参谋长作了情况的详细汇报。兵营里的监视组组长也向在伦敦柯桑街的保安局总部上司报告了这一事件。他的上司直接向副局长作了汇报。保安局副局长立即怀疑是TSAR在插手。TSAR是保安局有时候对秘密情报局的一种友好的称呼，是THOSE SHITS ACROSS RIVER的缩略语，意思是：河对岸的那些小子。

在泰晤士河南岸的世纪大厦里，秘密情报局局长助理蒂莫西·爱德华兹接到了柯桑街的一只电话，但否认秘情局与该事件有任何关系。当他搁下电话后，他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一只蜂鸣器并嚎叫起来：“让山姆·麦克里迪马上到这里来，好不好？”

到中午时，那位俄罗斯将军已由军情局上校陪同一起待在了位于肯辛顿宫花园的苏联大使馆里了。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使馆的武官随员，他的对外身份是步兵少将但实际上是军情局的一名少将。这三个人都不知道库琴科少校的真实身份是克格勃的奥洛夫上校——这个秘密只有在莫斯科的联合计划参谋部的极少数高级军官所知晓。其实，假如这三个人知道了这一情况的话，他们肯定会轻松地舒出一口气的，克格勃出丑最能使苏联军人开心。现在，在伦敦，他们感到因为失去了一名军情局的少校，莫斯科会对他们作出反应而忧心忡忡。

在切尔特南，英国政府通讯总局的监听站注意到并报告了苏联使馆与莫斯科之间突然增加的无线电通讯，既有外交的也有军事的加密通讯。

中饭时，苏联大使列昂尼德·扎姆耶京向英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声称库琴科少校遭到绑架，要求立即把他释放。抗议书当即由外交部直接下发给了各安全机关。但这些机构的头头全都举起手，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没见到他。

早在中午之前，英国人的吃惊程度已经不亚于苏联人的愤怒程度了。库琴科（他们仍在这样称呼他）所作出的“跑步者”方式是异乎寻常的。叛逃者去投诚并不是去某个酒吧喝啤酒那样简单；他们会寻求避难圣所，通常是事先有过准备。假如库琴科跑进一个警署，威尔特郡警察局就会立即通知伦敦。由于英国的所有安全机关均声称不知道，那只能是在英国国土上的其他谍报机构所为。

美国中央情报局伦敦站站长威廉·卡弗正处于尴尬的境地。罗思在空军基地不得不与兰利联系，以搭上美国空军的飞机，而兰利再把情况告诉了卡弗。卡弗知道关于这种事情的英美协议原则——美国人在英国人鼻子底下不打招呼而把一个苏联人策反出英格兰，是一项十分冒犯的举措。但卡弗接到指示要拖延至那架军用飞机离开英国领空。于是整个上午他采取了躲起来的策略，然后要求在下午3点钟紧急约见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助理蒂莫西·爱德华兹。卡弗迟到了，因为他坐在相隔三个街区的汽车里直至他通过车载电话获悉那架军用飞机已经升空。当他在世纪大厦里见到爱德华兹时已是3点10分，那架美国喷气飞机正掠过布里斯托尔海峡和爱尔兰南部，直接飞往大洋彼岸的马里兰州。

在与爱德华兹会面时，卡弗已经收到了罗思的详细报告，是由美国空军的一名速递员从上黑福德空军基地送到伦敦来的。罗思在报告中解释，他别无选择，只能自作主张收留库琴科，即奥洛夫或者让他回去，而且奥洛夫绝对只向美国人投诚。

卡弗用这个情况努力平息英国人的受侮辱怒火。爱德华兹早已与麦克里迪核实过了，确切地知道了奥洛夫是谁——罗思在7点钟时查阅的美方数据库资料原先是由秘密情报局提供的。私下里，爱德华兹知道假如他处于这种能得奖的机会，他也会采取与罗思一样的行动，但表面上他仍保持着冷静和受到了冒犯。在正式收到了卡弗的报告后，他立即通知了自己一方的国防部、外交部和兄弟机构——保安局。库琴科（他认为没有必要让人人都知道那人的真名叫奥洛夫，还不到时候）现在在美国的领土上，已不受英国所控制。

1小时后，苏联大使扎姆耶京抵达位于查尔斯国王大街的英国外交部，他被直接引到了外交大臣的办公室里。虽然他要求听取解释，但他心底里相信杰佛里·豪爵士，知道他是一个十分令人尊敬的人。这位俄罗斯人带着余怒未息的表情返回使馆去通知莫斯科了。苏联军事代表团于那天晚上飞回家去了，对于必将面临的无休止的盘问前景显得情绪低落。

在莫斯科，克格勃与军情局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克格勃指责军情局没有保持应有的警惕性，而军情局指责克格勃把一名叛逆的官员塞给了他们。心神极度错乱而又坚持自己清白无辜的奥洛夫妻子，正在受到审问，奥洛夫的所有同事、上司、朋友和熟人也都如此。

在华盛顿，中央情报局局长接到了国务卿一只狂怒的电话，因为国务卿收到了英国外交大臣杰佛里爵士就这件事的处理方式而发来的一份投诉电报。当中情局局长放下电话时，他的目光源向了办公桌对面的两个人：主管行动的副局长和特别项目办主任凯文·贝利。他对后者说：“你的年轻人罗思先生，这次他肯定是捅了一只马蜂窝。你说他是自作主张采取的行动？”

“是的，就我所知，那俄罗斯人没有给他任何请示汇报的时间。这是一个要还是不要的问题。”

贝利是一个瘦瘦的、严峻的人，在局里与他人交情不深。人们认为他孤独、冷漠，但他工作干得很出色。

“我们让英国人坐立不安了。你也会冒同样的风险吗？”局长问。

“我不知道，”贝利说，“要等与奥洛夫谈过以后我们才会知道，真正的谈话。”

局长点点头。在阴影世界里，其他行业也同样，规则很简单。如果你下了赌注，结果获利丰厚，你就成了聪明人，可由此爬向最高职位。如赌博失败，那么面临的将是提早退休。局长想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罗思就由你负责了，这样好不好？”

“好的，”贝利说，“我会负责的。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得到的是什么。”

华盛顿时间刚过下午6点，当那架军用飞机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时，停机坪有5辆中情局轿车等在那里。飞机上的军人们还没来得及下飞机，那两个他们所不认识的、今后也永远不会再次见到的男人，就被簇拥着走下飞机，进入到等待在下面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那些轿车之中。贝利遇见了奥洛夫，冷淡地点点头，看着这个俄罗斯人被安排进了第二辆轿车，他转向罗思。

“我把他交给你了，乔。你把他带了出来，就由你来审问他。”

“可我不是审讯员呀，”罗思说，“这不是我的专长。”

贝利耸耸肩。

“他找的是你。你把他带了出来，他欠你一份情。与你在一起他也许会更加放松。你需要的后备力量都给你配齐：译员、分析员、他会涉及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当然还有测谎仪。可从测谎开始。把他带到‘农场’去——他们在等待着你呢。还有，乔，我要得到一切。当结果出来时，立即告诉我，仅告诉我一个人，当面把报告递交给我。好吗？”

罗思点点头。17个小时之前，在英格兰一间卧室里披上那件白色运动服时，比奥特尔·奥洛夫，化名巴维尔·库琴科，一直是一个可以信任的苏联军官，有家、有妻子、有事业、有祖国。现在他是一捆稻草、一只包裹，蜷缩在这块陌生的国土上的一辆轿车的后座里，注定要被榨出最后一滴汁液，当然还有感觉，第一阵怀疑或许还有惊慌的痛苦。罗思转身钻进汽车坐到了那个俄罗斯人的身旁。

“最后一件事，乔。如果奥洛夫，现在他的代号是‘吟游诗人’，结果是一个不应该接受的垃圾角色，局长会炒了我的鱿鱼，在我炒了你一分钟之后，祝你好运。”

那座“农场”是中情局的一座安全房，是弗吉尼亚州南部养马乡村中的一个真正的农场。离华盛顿不是很远，隐藏在一个深深的林地之中，四周围有铁栅和篱笆，只有一条长长的路可以通达，由一队身材结实的年轻人警卫着。他们全都在昆亭可接受过徒手格斗和枪械使用的训练。

奥洛夫被引进了一个色彩恬静的套房，里面有2个房间和一个卫生间，还配有旅馆的一应物品：电视机、录像机、录音机、沙发和小餐桌。饭菜端来了，这是他在美国的第一顿饭，还有乔·罗思陪着他一起吃。在飞机上时，这两个人已经同意互相称呼彼得和乔。现在，他们的熟悉程度似乎要增加了。

“不会老是很舒适的，彼得。”罗思说，他一边观察着俄罗斯人吃汉堡包。他也许在思考那些不能开启的防弹窗、所有房间里的那些单向镜子、套间里每一个词语的录音以及即将到来的严格的审问。俄罗斯人点点头。

“明天我们必须开始，彼得。我们必须谈谈，真正的谈话。你必须接受测谎仪测试。如果你能通过，你必须告诉我……许多事情。实际上是所有情况。你知道的一切，或你怀疑的一切。一遍又一遍地。”

奥洛夫放下心，又露出了笑容。

“乔，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奇特的世界上的男人。你没有必要……”他寻找着合适的词语，“……说话吞吞吐吐。我必须证实你接受了我和把我带出来所冒的风险。你们把这个称为新娘的代价，对吗？”

罗思笑了起来。

“对，彼得，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新娘的代价。”

在伦敦，英国秘密情报局并不是完全无动于衷。蒂莫西·爱德华兹已很快从国防部获悉了失踪人员的名字——巴维尔·库琴科。他自己局里的数据库已很快提供出克格勃第三总局比奥特尔·奥洛夫上校的真名。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召来了山姆·麦克里迪。

“我已经把我们的美国表兄们狠狠地压制了一下。我们受到了严重冒犯，各级机构都有意见——这类事情。比尔·卡弗无地自容——他认为他在这里的地位已受到了污损。不管怎么说，他会要求兰利向我们提供全部情况，当结果出来时。我要求成立一个专业小组，专门研究奥洛夫的产品，当这些产品抵达我们这里时，我想让你负责……在我的领导之下。”

“谢谢你，”骗术大师麦克里迪说，“可我还想得到更多，我要求获得渠道。奥洛夫有可能知道些只适合我们的事，那些事不会引起兰利的重视。我要求有渠道，个人的渠道。”

“这可能有些难度，”爱德华兹沉思着说，“他们很可能已经把他藏在了弗吉尼亚州的某个地方，但我可以问一问。”

“你有这个权利，”麦克里迪坚持说，“近来我们已经给了他们许多产品。”

空气中悬浮着这种想法。他们两个人都知道在过去的4年里这些产品的大多数是来自何方。还有去年交给兰利的那本苏军战争计划书。

“还有一件事，”山姆说，“我想查核奥洛夫，与基普赛克一起。”

爱德华兹盯住了麦克里迪。基普赛克是英国的一份“财产”，是一个为英国工作的俄罗斯人，但他的职位很高也很隐秘，世纪大厦内只有4个人知道他是谁，不到10个人知道他的存在。知道他的4个人是局长本人、爱德华兹、苏联集团处处长和麦克里迪——他的管理员。

“这样做对吗？”爱德华兹问。

“我认为这是对的。”

“那你小心点。”

第二天上午，那辆黑色轿车明显地停在了双条黄线上，交通管理员当即写了一张违章停车罚款单。他刚写完罚款单并把它塞进汽车雨刷夹子下面时，一个身材匀称、衣着讲究的穿一套灰西服的男人从附近一家商店出来，看见那张罚单并开始抗议。这种情景每天都在发生，没有人会去注意，即使在伦敦的街头也是如此。

在远处，一位旁观者将会看到那个司机的正常的手势，以及交通管理员的不肯改变的耸肩动作。司机拖住交通管理员的袖子要他到汽车后面去看车牌照。当管理员走过去后，他看见了在登记牌照旁边的那块明显的外交使团牌子。他刚才没注意到它，但现在他还是无动于衷。外交人员也许可免受处罚，但不能免除交通违章罚款。他开始移步走开。

那司机从雨刷处一把抓起罚款单把它举到了管理员的鼻子底下。管理员问了一个问题。为证明自己确实是一名外交官，司机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一张身份证强迫管理员去看。管理员看了一下，又耸耸肩，然后走开了。司机在狂怒之下把违章停车罚款单揉成一团扔进汽车，然后钻进汽车驾车离开了。

那位旁观者所没能见到的是，插在身份卡背面的那张纸上写着：明天下午2点钟，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旁观者也不会注意到司机在行驶了1英里之后展开那张罚款单并去阅读背面的文字：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已向美国人投诚。你是否知道关于他的任何事情？

骗术大师麦克里迪刚刚完成了与基普赛克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