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女孩（上）

第十二章女孩（上）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一个儿童，就他存在于自身并为自身存在而言，很难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性别的人。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他们的身体首先是一种主观放射，是他们认识世界的工具：儿童是通过眼睛和手，而不是通过性器官去认识世界的。男女婴儿经历了同样的出生与断乳过程，他们有着同样的兴趣、同样的快感。开始时，吸吮是他们最大快感的来源；后来经历了肛门期，从排泄功能获得最大满足。他们生殖器的发育过程是相似的，他们以同样的好奇、同样的冷漠，探索自己的身体，从阴蒂和阴茎得到同样朦胧的快感。当这种感受性发展到需要一个客体时，他们便转向了自己的母亲：那柔软、光滑、富有弹性的女性肉体，引起了性的欲望；而这些欲望表现为捉拿。和男孩子一样，女孩子在亲吻、抚弄和爱抚自己的母亲时，也表现出一种攻击性的姿态。他们对刚出生的弟妹，感到同样的嫉妒，并以相似的行为方式予以表现：狂躁、闷闷不乐和遗尿。而且他们用同样的小把戏撒娇，去讨大人的喜欢。直到12岁，小女孩还和她的兄弟一样强健，并且表现出同等的智力；在任何方面，她都可以和他相匹敌。如果说在青春期以前，有时甚至从婴儿早期，在我们看来她的性征就已经决定，那不是因为有什么神秘的本能在直接注定她是被动的、爱撒娇的、富于母性的，而是因为他人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要素。于是她从小就受到灌输，要完成女性的使命。

刚出生的婴儿仅凭内在感受去领悟世界；他还像在黑暗的子宫一样，沉浸在整体的中心；

当他吸吮母乳或奶瓶时，仍被母体的温暖所包围。他一点点地学会了，把事物看做是与他自己不同而又相分离的东西，把它和他自己区别开来。在这同时，他被迫多少有些残忍地脱离了那滋养他的母体。对于这种分离，婴儿有时会作出强烈反应；不论怎样，当分离完成时，也许是在婴儿6个月左右，他通过模仿动作，开始显示出想吸引别人的欲望，而这种动作总有天会变成真正的炫耀。这种态度当然不是有意采取的，但也无须为它的存在设想出一种处境。婴儿直接经历了任何生存者都经历的基本的戏剧性事件，即他与他者的关系。人在经历被解放和被遗弃时，是极其痛苦的。于是，他逃避自由，逃避他的主观性，宁愿在整体的中心失去自我。这的确是他的宇宙和泛神论梦想的起源，也是他渴望遗忘、睡眠、狂喜和死亡的根本原因。一个人永远不会顺利取消他分出来的自我，但至少他希望将非我，en－soi［自在］，固定下来，使自己变成一个固定不变的物。尤其是在受到别人注视时，他感到自己是一种存在物。

必须用这一观点去解释儿童的行为：在肉体形式中，他发现自己是有限的、孤独的，被遗弃在一个陌生世界的荒漠中。他把自己的存在投入一个映像，努力以此补偿这种恶运，而这个映像的真实性与价值，则由别人来确定。看来，当他从镜子里认出自己的映像时（这段时间与断乳大体一致），便可能开始证实他的同一性：他的自我同这个映像完全一致，而且只有在被投射时才能形成。不论镜子实际上是否起了某种重要作用，可以肯定，孩子在接近6个月时，便开始模仿父母，并在他们的注视下，把自己看做客体。这时他已经是一个自主的主体，在向外部世界超越，但他只能以投射的形式遇到自己。

当儿童进一步成长时，他以两种方式反对他最初受到的遗弃。他试图否认这种分离：他冲到母亲的怀里，寻找她那宜人的温暖，要求她给以抚爱。他还试图用别人的赞许，去进行自我确认。在他看来，大人如神仙一般，因为他们有力量赋予他存在。他感受到他们注视的魔力，这注视，使他一会儿变成小天使，一会儿又变成小怪物。他的这两种防卫方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相反，它们相互补充和渗透。他的诱惑企图一旦成功，自我确认感便会通过亲吻和抚爱在肉体上得到证实：这完全是一种儿童在母亲怀抱里、在她慈爱目光下所体验到的单方面的被动幸福感。在三四岁以前，女孩子与男孩子的态度没有差别，他们都想永远保持断乳以前的那种幸福状态；他们都有诱惑和炫耀的行为发生：男孩子像他们的姐妹一样，也想讨大人们的喜欢，逗他们发笑，被他们夸奖。

否认痛苦比超越痛苦更令人愉快，在整体的中心失去自我，比让别的有意识的自我弄得发呆来得更彻底：肉体结合比任凭别人注视所产生的异化更为深刻。诱惑和炫耀，同在母亲怀抱里的单纯放纵相比，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不容易达到的阶段。大人注视所产生的魔力是变幻无常的。孩子假装自已被人看不见了，父母也来玩这个游戏，假装真的看不见他，边找边笑。但他们突然说：“行了，你让我们玩得够心烦了，其实你还是看得见的呀！”孩子说了一句机灵话，父母被逗笑了；可是当他再说这句话时，父母却耸耸肩膀。这个世界和卡夫卡的世界一样，变幻不定且难以预料，每走一步，都会摔跟头，所以许多孩子害怕长大。如果父母不再把他们抱在膝上，或不再让他们睡在大人的床上，他们就会感到绝望。这种肉体挫折使他们会越来越感到，处在孤独凄凉和被人遗弃的境地是非常残忍的——人们面对这一情况永远不会无动于衷。

正是在这个阶段，小女孩第一次显得是个拥有特权的人。第二次“断乳”使母亲的身体从孩子的搂抱中撤了出来，和第一次相比，这一次不那么残忍，过程也比较缓慢。但尤其是男孩子，却一点点地失去了以往所常有的亲吻和爱抚。至于小女孩，则继续得到好言安抚，她可以紧靠在母亲的裙边，父亲则把她抱在膝上，梳弄着她的头发。她穿的衣服可爱漂亮，她的眼泪和任性受到宽容的对待，她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的表情和撒娇让大人们感到快活——身体的接触和令人愉快的目光在保护着她，使她免受孤独之苦。相比之下，小男孩连撒娇的权利也没有，他努力进行诱惑，他弄姿作态的举动，只会惹人生气。人们对他说：“男子汉不需要别人吻自己……男子汉不需要拿镜子照自己……

＿．男子汉有泪不轻弹。”人们总想让他当“一个小男子汉”；如果他不依赖大人，自行其事，便会受到大人的赞许。如果他无意讨大人的喜欢，他们便会高兴。

许多男孩子，被作为惩罚送给他们的这种残忍的独立地位吓坏了，他们希望自己也是个女孩子。从前在很小的时候，他们穿的衣服和女孩子一样，后来，他们不得不把女孩子的衣服换成长裤，头发也要剪短，他们为此常常伤心得流泪。也有些男孩子十分固执，硬要做一个女性——这是同性恋倾向的一种表现。莫里斯·萨克斯在《安息日》里写道：“我特别希望自己是一个女孩子，我对作为一个男性的伟大十分无知，以至想蹲着撒尿。”

但是，如果说男孩子起初不如他的姐妹们受宠，那是因为人们期待他干一番大事业。人们对他的苛求，同时也意味着对他的高度评价。莫拉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他曾嫉妒他弟弟，因为母亲和祖母只对弟弟好言相抚。父亲拉着他的手，从房间里边走出来边对他说：“啊，我们毕竞是男人，我们还是离开那些女人吧。”男孩子终于相信，他们之所以受到更严格的要求，是因为他们是优越的。为了赋予他将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人们逐渐向他灌输了对男人身份的自豪感。这个抽象观念对他来说有一个具体表现：他的阴茎就是它的化身。他对他那又小又懒的性器官的自豪感，不是自发地体会到的，而是通过周围群体的态度体会到的。母亲和保姆一直保持着传统，认为男性生殖器和男性观念是一回事。不论因为认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爱情礼物，或是对女人的顺从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还是因为见到它在他身上那副十分谦卑的模样，感到已经进行了报复，她们都非常得意地对待小男孩的阴茎。曾向我们叙述了高康大的保姆们对他阴茎的种种捉弄和评论，历史上也曾记载了路易十三的保姆们的类似做法。就连端庄的女人也给小男孩的性器官起绰号，和他谈到它时，仿佛在谈一个既是他又不是他的小人：就像前面说过的，她们把它变成了“第二自我，它通常比本人更聪明伶俐，更诡计多端”。

从解剖学上看，阴茎倒是很适合充当这个角色；它自由自在，突于身体之外，就像个天然的小玩物和小木偶似的。所以，大人们在赋予阴茎以价值时，也在提高男孩子的身价。有一位父亲告诉我，他有一个儿子都3岁了，还在蹲着撒尿，整天和他的姐妹和表姐妹们呆在一起，是一个又怯懦又郁郁寡欢的孩子。有一天，父亲带他上厕所时说：“我现在就让你看着男人是怎么撒尿的。”后来，这个孩子对站着撒尿感到骄傲，还嘲笑女孩子们“从一个小洞洞里撒尿”。导致他这种傲慢态度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女孩子们缺少某个器官，而在于她们没有像他那样，被父亲单独挑出来予以指导。所以，阴茎并未在象征着一种直接优势，因而引起孩子的优越感，相反，对阴茎的高度评价似乎是对第二次“断乳”苦难的一种补偿，而这一补偿是大人们发明的，后来又为男孩子所热情接受。男孩子会因此受到保护，不再对自己失去婴儿地位和未变成女孩子感到遗憾。他以后会让他的性器官成为他的超越性和他引以自豪的主权的化身。

小女孩的命运则很不相同。对于她的生殖器，母亲和保姆们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值得敬畏和敏感的地方。她们不让她去注意那个除了覆盖物什么也看不见的、不能握在手里的神秘器官。在某种意义上，她根本没有性器官。她并未体会到这种欠缺是一种缺陷；她认为自己的身体是十分健全的。但是，她又发现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与男孩子并不相同，而且她认为种种因素足以使这种差别演变成一种劣等性。

没有什么问题能比有名的女性“阉割情结”，更可以引起精神分析学家们的广泛讨论的了。

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今天都会承认，由于情况不同，阴茎嫉妒的表现方式也多种多样。首先，许多小女孩多年一直不了解男性的人体结构。对这样一个孩子来说，她觉得正如天上有太阳和月亮，地上有男有女其实是很自然的：她所理解的只不过是字面的意思，她的好奇心最初还不具备分析能力。对许多别的女孩子来说，这块悬在男孩子两腿之间的小肉，毫无意义甚至可笑。它的奇特，和有人穿的衣服或留的发型的奇特，没有什么两样。小女孩往往在刚刚出生的小弟弟身上第一次看到阴茎，正如海伦·多伊奇指出的：“在小女孩的年龄还很小时，她对小弟弟的阴茎并没有多深的印象。”她说，例如有一个一岁半的小女孩，第一次看到阴茎时无动于衷，觉得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时，阴茎甚至被看成畸形物：这种派生物悬在身上也不知道有什么用途，和瘤子、乳房或肉赘一样，只能引起厌恶。当然，在许多情况中，小女孩对兄弟或小朋友的阴茎确实感兴趣，这也是事实，但这并不是说，她真的在性的意义上对它感到嫉妒，也谈不上她深受缺乏这一器官的影响。她希望自己也有一个阴茎，但这只停留在表面上。

毫无疑问，对于儿童们来说，排泄功能，尤其是排尿功能，是十分有趣的。尿床常常是对父母明显偏爱另一个孩子的一种抗议形式。有些农村的男人蹲着撒尿，也有些农村的女人站着撒尿；除了别的原因，这也是由于许多农民的习惯。但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习俗一般要求文人坐着或蹲着撒尿，而把站立姿势留给男性。这种差异对小女孩构成了最明显的两性差别。她撒尿时必须蹲下，露出屁股，因此要躲藏起来：这是一种既不体面又不方便的程序。

这种羞耻感，往往因女孩子，例如在笑得太厉害时，小便失禁而增强。一般来说，她的控制能力不如男孩子强。

对男孩子来说，排尿功能犹如随随便便玩的游戏，具有所有能行动自如的游戏所特有的魅力。阴茎可以操纵，能给人以活动的便利，而这是孩子最关。动的一件事。小女孩看见男孩子撒尿时会羡慕地喊道：“这可真方便呀！”尿流可以随意变换方向，并且可以射到很远的地方，从而给男孩子带来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弗洛伊德曾说过“早熟的撒尿便畅者野心勃勃”，斯特克尔则理智地讨论过这个公式，但的确如凯伦·霍妮所说：“无所不能的幻觉，特别是虐待狂者无所不能的幻觉，往往和男性的尿流有关”；这些幻觉，在有些男人身上长久不衰，对孩子则起着重要作用。亚伯拉罕说过，“女人在用水管浇灌花园时，获得巨大的快感”；

我的看法与萨特和巴切拉德的理论一致，认为把水管看成阴茎，并不一定是产生这种快感的根本原因，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明显如此。喷向空中的每一股水流，都好像是一种奇迹，是对地球引力的挑战：指挥它，驾驭它，是对自然法则赢得的一场小小的胜利。无论如何，小男孩在这里找到了一种天天可以进行的、他的姐妹们所不能从事的娱乐活动。通过尿流，他可以与水、大地、兽药、雪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形成许多种关系。有些小女孩也希望能分享这些体验，她们仰面躺着，试着向上撒尿，或练习站着撒尿。根据凯伦·霍妮的看法，她们还羡慕男孩子撒尿时可以不怕别人看见。霍妮说：“有一个病人，碰见一个男子在街〔撒尿，突然叹道：‘要是我能向上帝乞求一件礼物，就让他送给我男人那种撒尿的能力吧，哪怕我这辈子就一次也好。”许多小女孩认为，男孩子有权触摸他的阴茎，就好像在玩弄一个好玩的东西似的，而她们的器官却是一个禁忌。

由于这种种因素，许多女孩子似乎都渴望能有一个男性性器官，这一点已为精神分析学家做的大量调查和收到的隐私报告所证实。哈夫洛克·埃利斯援引S·E·杰利夫博士的病人齐尼娅的话说：“喷出来的水柱或水花，尤其是从花园长长的水管喷出来的，对找总是有很强的暗示性，使我想起小时候看见我兄弟，甚至别的男孩子撒尿时的动作。”一位叫个十的记者女士告诉埃利斯：当她还是一个孩子时，她非常想摸男孩子的阴茎，想像这种行为一旦与撒尿相关时的情景。有一天，她在花园里握住了一根水管。“简直如握住阴茎一样令人愉快。”

她断言阴茎对她没有任何性的含义，而且她也仅仅知道它有排尿功能。哈夫洛克·埃利斯讲的弗洛莉的例子非常有意思（后来斯特克尔分析了这个例子），这里我详细摘下一段：

这个女人非常聪明，喜欢艺术，很活跃，生理正常，不是同性恋者。她说，撒尿在她小时候起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与她的兄弟们一起玩撒尿游戏，他们尿湿了双手，一点也不嫌弃。“我对男性优越的最初想法，与撒尿有关。我自然感到愤愤不平，因为我竟然缺少这样一个又美又有用的器官。任何一个没有壶嘴的茶壶，都不会感到如此凄惨。我不需要任何人向我灌输男性重要和优越的理论。我面前就有永恒的证据。”她在乡间撒尿时感到极大的快感。

“没有什么声音能比尿流落在树林深处啪啪作响的树叶上的声音更动听的了，她仔细看着它往下渗。她尤其想往水里撒尿”［许多小男孩也是这样〕。弗洛莉抱怨，她的灯笼裤使她无法尝试她想做的各种试验，但常常，在乡间散步时，她想尽可能地强忍着，可到后来还是突然站着尿了出来。“我可以清楚地记得，这种不准许做的乐事给我带来的奇特而美妙的感觉，也记得我站着撒尿时的惶惑感。”根据她的看法，孩子们的衣服式样，一般对女性心理产生重大影响。“我烦恼的根本原因不仅是撒尿时不得不解开内裤，然后怕尿湿前面必须蹲下；撒尿时必须把下面的衣服移到能够露出屁股的地方，这在我早年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觉得女孩子的排尿功能与屁股有关。在我的印象中，两性的最明显界线，两性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男孩子可以站着撒尿，而女孩子则必须蹲着撒尿……我最早的羞怯感，更多地不是与前面有关，而是与后面有关，大概就是因此造成的。”在弗洛莉的例子中，所有这些印象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她父亲常常把她打得血流满面，保姆也曾一度因要她站着撒尿而打她的屁股。她被受虐狂的梦和幻觉纠缠不休，经常仿佛看见自己在众目股股之下挨学校老师的揍，不得不违背意愿去撒尿；“这种念头给人以一种奇特的满足感。”15岁时，有一次她实在忍不住，在一条没人的街上，站着撒了尿。“在试图分析我的各种感觉的时候，我认为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对站着撒尿，以及因此不得不尿得那么远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使这件事显得非常丢人现眼，即使用衣服遮盖着。按平常的姿势，撒尿时也必须避开人。我小时候也站着撒尿，那时不可能尿得多远。但我15岁时已经长高，这时一想到能不由自主地尿得那么远，便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羞耻感（我敢肯定，那些在朴茨茅斯从厕所惊恐逃出来的女士们，一定会认为这种情形是非常下流的：一个女人跨过船形的陶瓷便池，然后叉开双腿，拨开衣服，站在那里撒尿，不知羞耻地让尿水就这样一直地落了下来）。”她在20岁时，又有了一次这样的体验，后来经常重复。想到可能被人突然撞见，想到无法停止这种做法，她便产生了一种羞耻与快乐相混合的感觉。尿水似乎是不随我意，自己从身上流出来的，然而却比我随意撒尿给我带来更大的快感［黑体是弗洛莉所加］。这种奇异的感觉——觉得自己在受决定一个人行动的某种无形力量的左右——是一种纯粹的女性快感，一种微妙的诱惑……在那种以强大威力逼你就范的激流中，有一种巨大的诱惑力。”后来，弗洛莉产生一种鞭笞性冲动，它总是与撒尿魔念有关。

这个例子十分有趣，因为它揭示了儿童体验的某种基础。但是，使这一基础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显然是特殊的环境。对正常发育的小女孩来说，男孩子的排尿特权的影响显然并不重要，不会直接引起自卑感。追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假定，仅仅由于发现阴茎，就会给小女孩造成心理创伤。这种假定极大地误解了儿童的心性。这种合性，远不如他们假定的那么有理性，它既分不清事物的种类，也不受矛盾的困扰。小女孩看见阴茎时宣称：“我也有过一个”，或“我也会有一个”，甚至“我也有一个”，这种判断并非是不可信的。存在与非存在并不相互排斥，如他画的图画所表明的，儿童并不那么相信他眼睛所看见的东西，而更相信他已完全排好的图形。他常常不看就画，所以任何时候他的感觉都受他置人感觉的东西的极大歪曲。正是为了强调这一点，索绪尔援引了卢奎特的这个重要观察：“一张草图一旦被认为是画错了，仿佛它就不存在了。儿童实际上不再去看它，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被一张取代它的新草图迷住，正像他毫不在意地在纸上偶然画出的线条一样。”男性的人体造型强壮而有力，经常吸引着小女孩的注意力，她实际上不再看自己的身体。索绪尔举了一个4岁小女孩的例子，她在想和男孩子一样站在大门口撒尿时说，她希望自己也会有“一个又长又小又会喷水的东西”。接着她又硬说，她以前也有过阻茎，不过现在没有了。这和皮亚杰所描绘的儿童“参与”意识相吻合。小女孩很容易相信，所有的孩子出生时都有一个阴茎，但后来父母把一些孩子的阴茎割掉了，使她们变成了女孩子。这种想法使儿童的人为论得到满足，女孩子把父母视若神明，如皮亚杰所说，“认为他们是她一切的来源”，最初并不觉得阉割是一种惩罚。

为了让小女孩对自己的处境有一种受挫感，必须让她由于某种原因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如海伦·多伊奇恰当指出的，像看到阴茎这样的偶然事情，本身不会影响心理发展。她说：“看到男性器官可以造成心理创伤，但只能在预期会造成这种后果的一系列早期体验先于存在的条件下。”如果小女孩发现不能用手淫和裸露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父母对她的自体性冲动（auto－eroticism）进行压抑，如果她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她兄弟那么多的爱和夸奖，她就会把这种不满投射到男性器官。“小女孩如发现自己的身体结构与男孩子有差别，就足以证实她以前所感到的需要；可以这么说，她使这种需要合理化了。”而阿德勒则明确坚持这一事实：父母和朋友作出的评价，赋予男孩子的尊严，在小女孩看来，都是阴茎引起的。人们认为她的兄弟是优越的，她的兄弟自己也为他的阳刚之物感到无比自豪。所以她嫉妒他，并有一种受挫感。有时她怪罪于母亲，偶尔也怪罪于父亲。或者，她可能责怪自己发育得不健全；或者，她可能认为，她的阴茎藏在身体里，总有一天会露出来的，以此聊以自慰。

但是，即使少女没有对阴茎感到十分嫉妒，缺少这一器官对她的命运也肯定会造成深刻影响。男孩子得到的主要好处是，由于有一个既能看得见又能抓得住的器官，他至少可以用它部分地确认他自己。他把他身体的神秘与威胁投到外面，从而可以和它们保持一定距离。

的确，他也觉察到了与阴茎相关的危险，他担心它被割掉。但是，这种恐惧和小女孩对她的“内部”所感到的无限恐惧相比，和往往会伴随一生的恐惧相比，还是容易克服的。小女孩非常关注自己体内发生的一切，在她的心目中，她从一开始就不如男性那么透明，更深地陷于生命的朦胧神秘之中。因为有一个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第二自我，小男孩可以大胆表明主观态度。而那个他把自身投射进去的客体，则变成了自主、超越和权力的象征。他测量自己的阴茎有多长，和小伙伴们比赛谁尿得更远。后来，勃起和射精会成为满足和挑战的理由。但是，小女孩身上的任何部位都不可能成为她自己的化身。要弥补这个缺憾，把自己看成第二自我，就需要给她一个外来的客体——布娃娃。应当注意，poupee［布娃娃〕这个词，在法语也有包扎受伤的手指的意思。一个被包扎的手指，和其他手指是有明显区别的，孩子既觉得它有趣，又为它感到自豪，在对它说话时表明了认同过程的迹象。但是，这个带有人面的小雕像，或者没有人的面孔的谷穗甚至一片水头，对女孩子来说，也极其令人满意地取代了那个替身，那个天然的玩物：阴茎。

这中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布娃娃一方面代表整个身体，另一方面又是被劫客体。所以小女孩和它完全认同，同时又把它当成无活力的特定客体。男孩子是通过阴茎寻找作为自主主体的自我的，而小女孩则在溺爱、打扮她的布娃娃，就像她梦想自已被溺爱和打扮那样。另一方面，她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奇妙的布娃娃。通过赞美与责备，透过形象与言辞，她懂得了美与丑这两个词的含义；她很快就明白，要讨人喜欢，她就必须“美丽如画”。她想让自己如画一般美丽，她穿着花哨，对着镜子琢磨不已，和公主仙女比来比去。在充满孩子气的卖弄风情方面，玛丽·巴什基尔切夫提供了极生动的例子。她断乳很晚，大约在3岁半；因此她在四五岁时，强烈感到需要夸奖和为别人活着；这不是偶然的。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断乳的震动肯定非常强烈，她一定会更加热切地希望补偿这种强加于她的分离。她在日记里写道：

“5岁时，我穿上母亲的有花边的衣裳，头上插着花，到客厅去跳舞。我就是大舞蹈家帕蒂帕，全家人都在那里看着我。”

这种自恋在小女孩身上出现得是如此之早，对以后她做女人的生活所起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至人们很容易认为它是出自神秘的女性本能。但是，如前面所说，实际上决定她态度的并不是解剖学上的命运。与男孩子显然不同，这是一个她可以用各种方式去承认的事实。

拥有阴茎肯定是一种特权，然而，在儿童对它的排泄功能失去兴趣并开始进入社交生活时，它会自然贬值。如果儿童八九岁以后仍认为它有价值，那是因为阴茎已成为男人气质的象征，而这一气质为社会所重视。实际上，教育和环境在这方面的影响非常重大。所有的儿童都想通过诱惑和炫耀来补偿因断乳而造成的分离。男孩子只能超越这一状态，把注意力指向阴茎，因而才摆脱了自恋。而小女孩则更坚定了把自己变成客体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年龄较小的所有儿童中普遍存在。布娃娃倒是可以帮忙的，但不再起决定作用。男孩子也可以喜欢玩具熊，或者喜欢可以把自己投射进去的木偶。在他们的全部生活过程中，每一种因素，阴茎或市娃娃，都有其重要作用。

所以，作为“女性化”女人本质特征的被动性，是一种从她小时候发展而来的特性。但是，如果说它与生物学事实有关，那就错了。它实际上是教师和社会强加于她的命运。男孩子的很有利的地位在于，他的和他人相关的生存方式，使他能够坚持他的主观自由。他接受的生活训练的目的在于自由地向外部世界运动。他和别的男孩子比坚强，比独立。他瞧不起女孩子。他爬树、打架，玩粗野游戏。他觉得他的身体是支配自然的工具，是战斗的武器。

他为他的肌肉骄傲，犹如他为自己的性器官骄傲。在游戏、运动、打架、挑战和角斗中，他学会了有条不紊地运用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吸取了暴力的严重教训。他从小就学会了挨揍、蔑视痛苦和有泪不轻弹。他行动，他发明，他挑战。当然，他也会考验自己，仿佛他是另一个人。他向自己的男人气质挑战，结果造成许多与大人和别的孩子有关的问题。但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他对他客观形象的关心同他通过具体设计实现自我的意志之间，没有根本的对立。他是通过行动（doing）创造自身生存的，两者是一回事，是同一种活动。

相反，女人一开始就存在着自主生存与客观自我——“做他者”（being－the－other）

的冲突。人们教导她说，为了讨人喜欢，她必须尽力去讨好，必须把自己变成客体；所以，她应当放弃自主的权利。她被当成活的布娃娃看待，得不到自由。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她认识、把握和发现周围世界的自由越少，她对自身资源的开发也就越少，因而就越不敢肯定自己是主体。假如在这方面受到鼓励，她会表现出和男孩子同样的活力、同样的好奇、同样的开拓精神、同样的坚强。如果把女孩子当成男孩子培养，有时的确会发生这种情形。

这时她会避免许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做父亲的更喜欢让女儿受到这种教育。在男人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女人，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女性缺陷。然而习俗却反对这样做。据我了解，在农村父亲强迫三四岁的小女孩穿裤子。别的孩子都在嘲笑这些小女孩：“她们到底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并提议用检查身体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受到挖苦的小女孩央求父亲能让她们穿女孩子的衣服。除非过一种非同寻常的孤独生活，否则，即使父母赞成，小女孩的男孩子生活方式，也会让周围的人和朋友、老师感到震惊。她周围总会有姑姨、祖母外婆、表堂姐妹在抵制她父亲的影响。在教育女儿方面，父亲通常只起次要作用。如米什莱所公正指出的，小时候交给女人摆布是沉重压在女人身上的灾难之一。男孩子最初也是由母亲带大的，但她尊重他的男性意识，而他很快逃避了她的影响。与此相反，母亲却一心一意地希望女儿能顺应女性世界。

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母女关系是多么复杂：女儿对于母亲来说，既是她的化身，又是另外一个人；母亲对女儿既过分疼爱，又怀有敌意。母亲把自己的命运强加给女儿：这既是在骄傲地宣布她具有女性气质，又是在以此为自己雪耻。这种心理过程，在鸡奸者、赌徒和吸毒者身上，在所有对自己属于某个特定团伙既感到自豪又感到耻辱的人们身上，也可以发现：

他们热情地劝人改变信仰，努力网罗新的追随者。所以，如果女孩子受到女人的培养，女人就会努力把她变成和自己一样的女人，就会表现出交织着傲慢与怨恨的热情。即使母亲的心胸比较宽阔，真心实意地为女儿谋幸福，通常她也会认为让女儿做一个“真正的女人”是明智之举，因为如果这样，就会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所以女儿只能和小女孩一起玩，她被交给女老师负责管教，她生活在年长的女人中间，如古希腊女人生活在闺房里。书籍和游戏都是为她特别选定的，以便引导她步入指定的领域。她耳中灌满了女性智慧的格言，人们强烈要求她有女性美德。人们教她烹饪、缝纫和持家，以及怎样保养容貌，怎样保持魅力，怎样才显得端庄。她的穿着浮华而又不便，必须处处留神；她的发式入时；人们还为她制定了行为规范：“站着时要笔直，走路时不要像只鸭子”；为了培养优雅的风度，她必须对自然的动作加以约束；人们告诫她说，她的举止不要让人以为她想做个男孩子，不许参加激烈的运动，更不许打架。总之，人们强迫她变成仆人和偶像，如她的女长辈那样。如今，由于女权主义的广泛影响，人们越来越普遍地鼓励少女受教育，投身于体育运动。但是，如果她在这些领域得不到成功，会比男孩子更容易得到谅解。要成功是很难的，因为她必须去完成另一项事业：无论如何，她必须同时做一个女人，不应当失去女性气质。

当年龄非常小时，女孩子会比较容易听任这种种摆布。儿童一般只限于做戏和梦想，假装是什么人，假装扮演什么角色。如果一个人只关心想像中的成就，那么扮演什么角色和实际上是什么人是分不清楚的。小女孩可以用未来的希望去补偿男孩子的当前优越地位。这种希望是她做女人的命运所固有的，并且已经实现于扮演中。由于她至今还只了解她的童年世界，最初她认为母亲比父亲更有权威。她认为这个世界是母权的世界，她模仿母亲，用她来确认自己，甚至经常颠倒两个人的角色：“当我是大人，你是小孩时……”她喜欢这样对母亲说。布娃娃不仅是她的替身，也是她的孩子。这两种功能并不相互排斥，因为真实的孩子也是母亲的第二自我。每逢责备、惩罚布娃娃时，她又安慰布娃娃，她一边像在母亲面前似的替自己辩解，一边又让自己表现出母亲的尊严：她把母亲和女儿这两种身份集于一身。她向市娃娃倾诉自己的心事，她抚育着布娃娃，她对布娃娃行使着最高的权威，有时甚至撕掉它的肢体，打它，折磨它。就是说，通过布娃娃，她感受到主观的肯定和确认。母亲也往往参与这种想像生活：孩子和母亲一起扮演布娃娃的父亲与母亲，形成没有男人的一对夫妻。这里同样不存在天生的、神秘的“母性本能”。小女孩确认了照看孩子是母亲的职责，她就是这样被教育的；她听的故事，看的书籍，以及小时候的全部经历，全都证实了这一想法。人们鼓励她感受这种未来财富的魅力，送给她布娃娃，以便让这些价值今后能有具体的表现。她的“使命”深深铭刻在她的心中。

由于认为生育是自己的命运，也是由于她比男孩子对自己的“内部”感兴趣，小女孩对生殖奥秘尤其感到好奇。她很快就不再相信婴儿是从卷心莱里生出来的，是从医生的皮包里取出来的，是由鹳带到人间来的。尤其是如果有了弟弟和妹妹，她马上就会明白，婴儿是从母亲的身体里生出来的。况且，现代的父母不像以前把生殖搞得那么神秘。一般来说，小女孩不是恐惧，而是惊奇，因为她认为这种现象不可思议。她目前还不完全理解生理学上的含义。最初她没有意识到父亲所起的作用，只以为女人是由于吃了某种食物才怀孕的。这种假设是传说中的一个主题（在故事里，王后吃了某种水果，或吃了特殊的鱼，就生下了一个小女孩或一个可爱的男孩），后来这个主题使某些女人认为生殖与消化系统有关。这些疑问和发现都让少女十分感兴趣，有助于丰富她的想像力。我下面将举出荣格的一个典型实例。这个实例与弗洛伊德大约在同时分析的小汉斯实例，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安娜快到3岁时，开始问婴儿是从哪里来的。有一段时间她认为他们是小天使。她在4岁时有了一个新的弟弟，这以前她似乎没有注意母亲在怀孕。她在祖母家住了几天，回来后对这个刚出生的婴儿感到妒忌。她用各种方式捣乱，经常责怪母亲没有同她讲实话，因为她怀疑母亲在生孩子这件事上一直在说谎。

她问，自己会不会变成母亲那样的女人。她在夜里叫醒父母，说她听说过地震的事，很害怕，并且问了有关地震的问题。有一天，她直截了当地问，她弟弟出生前呆在哪里，为什么不早点出来，以及类似的问题。她似乎很愿意听到，她弟弟像植物一样长在母亲的身体里。但她又问，他是怎么出来的，因为他不会走路，是不是母亲胸脯上有一个洞，等等。后来她说，她知道是鹳把婴儿带到人间来的，但她不再为地震的事感到担忧。没过多久，她看见父亲躺在床上，就问他的身体里是否也长了植物。她梦想，这些小动物是从她的诺亚方舟下面的小洞里掉出来的。她把布娃娃放在裙子下面，然后让它“出来”。她对父亲的作用疑惑不解。有一天，她扒在他的床上，踢着双一腿，问爸爸是不是这样做的。后来，她把一些种子种在花园里，之后又问，眼睛和头发是否也是这样种在头上的。她父亲解释说，在孩子发育以前，它们像细菌那样存在着。她问她的小弟弟是怎样进到妈妈身体里的，是谁把他种在那里的，他是怎么出来的。她父亲问她是怎么想的。她指了指自己的性器官。父亲说她想得对。但是，她仍然想知道他是怎么进去的，于是父亲解释说，是父亲提供了种子。这回她似乎满意了。她在5岁时，差不多知道了所有的一切。后来她再不为这件事烦恼了。

这段经历很典型，不过通常小女孩对父亲的作用不会问得那么准确，或者父母会对此避而不答。许多小女孩把枕头放在裙子下面，装成怀孕的样子，或用裙摆裹着布娃娃散步，或把它放在摇篮里，还可能给它喂奶。和女孩子一样，男孩子对做母亲的奥秘也感到困惑不解。

孩子们都对“深处”想入非非，认为事物内部藏有神秘的财富。他们都对刀鞘之类的东西，对大布娃娃套着同样的小布娃娃，对大箱子套着小箱子，对大画里画着同样的小画，感到不可思议。他们都喜欢观看绽开的蓓蕾，出壳的小鸡和浮在水盆开着的“日本花”。当一个小男孩打开一个复活节彩蛋，发现里面塞满了小糖球时，会高兴地叫道：“啊，真像个母亲！”人的身体里居然可以有一个婴儿，这真像变戏法似的奇妙无比。母亲仿佛有了神奇的魔力。许多男孩子为没有这种特权感到遗憾。日后，如果他们偷走鸟蛋，践踏幼苗，发疯似的摧残周围的生命，那是对他们无法创造生命进行报复。而小女孩一想到有一天她会创造出生命，就会感到快活。

这种希望在与市娃娃的游戏中得以具体表现。除此之外，家庭生活也为小女孩提供了自我表现的其他可能性。大部分家务劳动是年龄很小的孩子力所能及的。如擦洗、扫地、剥菜、为婴儿洗澡、照着锅里煮的东西之类的活儿，人们通常不让男孩子去做，却允许他的姐妹去做，甚至要求她们去做。尤其是大姐，经常在这样分担着母亲的家务。不论是为了方便，还是由于敌视和虐待，母亲都因此摆脱了许多负担。女孩子就是这样被迫过早地顺应了严肃事务的世界。这当然有助于表现她的女性气质，但也剥夺了她的快乐和自由以及童年的无忧无虑。她过早地变成了女人，过早地知道了这一地位强加于人的种种限制。她进入青春期时已像个成年人，从而给她的经历留下了特殊的印记。一个孩子，如果承担过量的劳动，就很可能变成一个早熟的奴隶，注定要过没有快乐的生活。但是，如果让她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她会自豪地认为自己和大人一样有能力，并且乐于分担大人的责任。这种分担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从女孩到主妇没有多远的距离。一个职业上有所专长的男人，是在学徒期间离开童年阶段的。所以，小男孩觉得他父亲的活动十分神秘，他在心目中根本无法勾勒出他即将成为的那个男人，将有怎样的形象。相反，对女孩子来说，母亲的活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她的父母所说，“她已是个小妇人了。”有时人们也会认为，女孩子比男孩子早熟。其实，如果说她比较接近成人阶段，那是因为大多数女人的这个阶段，照传统看法仍多多少少是一个幼稚的阶段。实际上女孩子也意识到自己是早熟的，她为自己在更小的孩子们面前扮演小母亲的角色感到自豪。她很喜欢让自己变得重要。她说话通情达理，她发布命令，摆出一副优越于小弟弟的架势，她以平等身份和母亲谈话。

尽管有这些补偿，她在接受自己的命运时仍不无遗憾。她在成长时妒忌男孩子的活力。

父母和祖父母们，可能很难隐瞒他们想要个男孩子而不愿要个女孩子这一事实；或者，他们可能对男孩子表现出比女孩子更多的疼爱。有关调查清楚表明，多数父母更愿意要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人们同男孩子讲话时，态度更认真、更尊重，男孩子享有的权利也更多。男孩子自己也瞧不起女孩子；他们自己玩自己的，不许女孩子入伙；他们辱骂女孩子，比如叫她们“娇气鬼”等，于是又引起了小女孩的潜在耻辱感。在法国，男女合校的男孩子班级，有意欺负和刁难女孩子班级。

如果女孩子想同男孩子斗争，捍卫自己的权利，就会受到非难。她们之所以对特别属于男孩子的活动倍感妒忌，首先是因为她们自发他渴望展示自己征服世界的力量，其次也是因为她们对判给她们的低下地位表示抗议。例如，她们只能在不许她们爬树、登梯或上屋顶的规矩下受苦。阿德勒认为，高与低的概念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在空间上升的想法，暗示着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性，这点可以在各种英雄神话中看到；登峰造极，就是明显超越了事实的普通世界，成为主权的主体（自我）；攀登在男孩子当中往往是挑战的主要方式。而小女孩，则被禁止参加这类英勇行动，只能坐在树下或山下眼巴巴地看着胜利的男孩子高高在上。此时她必然觉得，自己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低于他们的。如果她在赛跑或跳高比赛中落后，如果在打架时被人摔倒或只当一个旁观者，她也会产生这种感觉。

她变得更成熟时，她的世界扩大了，对男性的优越地位也看得更清楚了。认同于母亲常常不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如果说小女孩最初接受了她的女性使命，那不是因为她想放弃自己的权力，相反，这样做是为了支配。她想当主妇，因为主妇群体似乎拥有特权。但如果她的伙伴、她的学习、她的游戏，她读的书把她带出了母性圈子，那么她就会看到，控制这个世界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这一意外发现远胜过对阴茎的发现，它不可抗拒地改变了她对自己的看法。

两性的对应等级，即两性等级制度，首先在家庭生活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逐渐懂得了，即使在日常琐事中没有感到父亲的权威，实际上这种权威也是至高无上的。只是因为它没有屈尊去处理日常琐事，它才显得更有尊严。即使事实上母亲作为一家之主在掌管家事，可一般来说，她仍十分明智地认识到，应当首先考虑父亲的愿望。在重大事情上，母亲都是以父亲的名义，利用他的权威来提出要求，执行奖惩。父亲的生活有着神秘的威望：他在家里度过的时间、他的工作房间、他周围的东西、他的追求。他的嗜好，都是神圣的。他养活着全家人，他是全家人所依靠的一家之主。他通常在外面工作，所以，家庭是通过他与外部世界沟通的：他是那广大、艰难和不可思议的冒险世界的化身，是超越的象征，是上帝。这就是女孩子在父亲那高高把她举起的有力臂膀中，在他那她紧紧依偎的坚实骨架中，所具体感受到的。由于他，母亲被废黜了，就像伊西斯被拉神，大地之神被太阳之神废黜那样。

但是，女孩子此时的处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她总有一天会成为和万能的母亲一样的女人——可她永远不会成为主权的父亲；把她和母亲联在一起的纽带是主动的竞争——而在父亲那里，她只能被动地等待着赞许的表示。男孩子以竞争感去考虑父亲的优越地位，然而女孩子在不得不承认它时，既无奈又羡慕。我已经指出，弗洛伊德的所谓恋父情结，并非像他猜想的那样，是一种性的欲望，而是对主体的彻底放弃，在顺从和崇拜中，心甘情愿地变成客体。如果父亲对女儿表示喜爱，她会觉得她的生存得到了极雄辩的证明；她会具有其他女孩子难以具有的所有种种优点；她会实现自我并受到崇拜。她可能一生都在努力寻求那失去的充实与宁静状态。如果女儿没有得到父爱，她可能会以后永远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该受罚的；或者，她可能会到别的地方去寻求对自己的评价，对父亲采取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况且，通往世界的钥匙不只是掌握在父亲的手中，在正常情况下，男人一般都享有男人的威望。

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是“父亲的替身”。祖父、哥哥、叔叔、同伴的父亲、家里的男朋友、男教师、牧师、男医生，他们之所以强烈吸引着小女孩，其直接原因是因为他们是男人。成年女人对男人表现出的热情关怀，本身就足以把他捧到受人尊敬的地位。

在小女孩的心目中，每一件事都有助于证实这种等级制度。她所属于的历史的和文学的文化，催她进入梦乡的歌谣和故事，都是对男人的喋喋不休的赞美。是男人建立了古希腊、罗马帝国和法国，以及其他所有国家；是男人在世界上探险，发明工具，并开发世界；是男人在统治世界；最后，也正是男人用雕塑、绘画和文学作品，充实了世界。儿童读物、神话、故事和童话，全都在反映那种来自男人们的自尊与欲望的神话。所以，小女孩是通过男人的眼睛发现这个世界，看到自己在其中的命运的。

的确，男性的优越地位是压倒一切的：珀耳修斯、赫丘力斯、大卫、阿喀琉斯、朗斯洛、老法国勇士迪·盖克兰、贝亚尔和拿破仑——这么多的男人，却只有一个冉·达克可以与他们相媲美，可是在她背后，人们却看到了大天使长迈克尔的伟大男人形象！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女名人传记更乏味的了：与伟大的男人相比，她们只不过是些苍白无力的人物，而且，她们大多数人都沐浴在某个男英雄的光辉之下。造夏娃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给亚当做伙伴，她是用他的一根肋骨制成的。在圣经里，真正知名的女人很少：路德（Ruth）只不过是为自己找了一个丈夫；以斯帖为了让犹太人得救，跪在亚哈随鲁面前求情，但她只不过是摩德赛手中的驯服工具；朱迪思倒是比较勇敢，但对祭司百依百顺，而且，她的功绩也让人感到半信半疑，根本无法和年轻的大卫那确定无疑的辉煌胜利相比。非基督教神话中的女神，都是轻佻的或任性的，而且全都在朱比特面前瑟瑟发抖。普罗米修斯从太阳偷来了火种，可谓是一个壮举，可潘多拉却打开了盒子，把罪孽撒向世界。

的确，传说和故事中的女巫和女妖，握有可怕的魔力。此外，安徒生《天堂里的花园》里的风神母亲形象，令人想起最早的伟大女神：她的四个巨人儿子，全都服从她，在她面前诚煌诚恐；当他们行为不规时，她打他们，把他们装在大口袋里。但这些人物没有吸引力。

仙女、海妖和水精则更令人愉快，她们不受男性的支配。然而她们的存在却是模糊的，几乎没有个性。她们干预人间事务，却没有自己的命运：安徒生笔下的小海妖，从变成一个女人那天起，就懂得了爱情的束缚，于是受苦便成了她的命运。

和古代传说一样，在现代小说里，男人也是一位有特权的主人公。德·塞居尔夫人写的书是个奇怪的例外：她的书描绘了一个母权社会，丈夫虽然并非不存在，却在扮演着滑稽角色。但一般来说，和现实世界一样，父亲形象被神圣的光环环绕着。例。妇人冷的女性戏剧性人物，是在父亲的庇护下出场的，父亲在小说中虽然没有出现，却很神圣。在冒险小说中，周游世界的，作为水手进行航海旅行的，在丛林靠野果充饥的，总是些男孩子。一切重大事件，都是由于男人的作用才发生的。现实证实了这些小说和传说的说法。如果少女看到这些内容，如果她听到大人们的谈话，她就会明白，今天和以往一样，仍是男人在主宰着世界。

她所崇拜的政治领袖、将军、探险家、音乐家和画家，都是些男人。无疑只有男人才能在她心中激起热情。

这种威望也反映在超自然世界。通常，由于宗教对妇女生活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小女孩比她的兄弟更受母亲的支配，小女孩也比较容易受宗教的影响。西方宗教中的圣父是一个男人，一个有着男性明显特征的绅士：他蓄着非常漂亮的白络腮胡子。对基督徒来说，基督肯定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他留着长长的棕色胡须。根据神学家们的解释，天使倒是没有性别，但是有男性的名字和年轻男子的英俊容貌。上帝在人间的代表：罗马教皇，主教（人们吻他的戒指），以及做弥撒与布道的、人们跪在黑暗的小屋向他忏悔的神父，他们全是些男人。对虔诚的小女孩来说，她与永恒的圣父的关系，和她与世俗父亲的关系相似。随着前者在想像中的发展，她懂得了更近乎彻底的顺从。其中天主教给少女造成的影响最为混乱。圣母玛丽亚在听完坐在她膝盖上的天使的话以后，回答说：“看哪！主之婢女。”抹拉大的玛丽亚卧在基督的脚边，用她的泪水给他洗脚，用她的头发，她那女人的长长秀发，把脚擦干。

圣徒们跪在地上，表白着他们对杰出的基督的热爱。少女也跪在地上，身上散发着芳香，任凭上帝和天使去注视：这是一种男性的注视。人们往往坚持，在色情语言与女人讲的神秘语言之间，有着相似之处。例如，圣·泰丽莎就是这样写到耶稣：“啊，我最亲爱的，由于您的爱，我情愿在尘世上感受不到您那无法表达的亲吻……但我祈求您，用爱把我燃烧吧……啊，我愿变成您所爱的猎物……”等等。

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感情的流露始终具有性的含义。相反，事实是，女性性欲的发展，充满了女人通常从小就指向男人的那种宗教情感。的确，小女孩在忏悔神父面前所感受到的，甚至独自站在圣坛下面所感受到的颤抖，和她以后在情人的怀抱里将感受到的颤抖非常相似。这就是说，女性爱是这种形式的一种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有意识的自我把自身变成了一个超越有意识自我的人的客体。而这种被动的快乐，也是徘徊在幽暗教堂的年轻女信徒的一种享受。

当垂首捂脸的时候，她懂得了自我克制的奇迹：她跪在地上，却在向天堂攀登；她向上帝的双臂投降，却被保证和轻盈的云朵与天使一起升天。她正是用这样一种对奇迹的体验，去复制自己的世俗未来的。女孩子也能通过许多别的途径，发现这种未来：每一件事都让她沉湎于投入男人怀抱的白日梦中，以便被超渡到光荣的天国。她很清楚，要得到幸福，她必须被爱；而要被爱，她必须等待爱的降临。女人是睡美人、灰姑娘、白雪公主，她在接受，她在服从。在歌谣和故事里，我们看到，年轻男人为了追求女人而离家出走，甘冒风险。他杀死巨龙，与巨人搏斗。而她则被锁在塔楼中，关在宫殿里，囚在花园或山洞里。她被捆在岩石上，是个俘虏，正在酣睡：她在等待。

Unjburprinceviendra［我的王子总会到来〕……我爱的男人总会出现——民歌里的这些歌词，使她对忍耐和希望充满了梦想。

于是，女人的最大需要就是迷住一颗男性的心。这是所有女主人公所渴求的回报，虽然她们可能是勇猛的、富于冒险精神的。而最常见的却是，除了美貌，不要求她们有别的特长。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少女对自己的身体容貌的关注会如此入迷。不论是公主还是牧羊女，她们只有始终是美丽的，才能得到爱情和幸福。丑陋总是与邪恶残忍地联系在一起，当不幸雨点般地落在相貌丑陋的人的头上时，人们不禁怀疑，这是在惩罚她们的罪恶，还是在惩罚她们难看的容貌？年轻美丽的少女，虽有锦绣前程，最初却往往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布拉邦的热那维也夫（GenevieveofBrabat）和格里赛尔达（Griselda）所写的故事，并不像它们所表现的那么简单。爱情和折磨，在故事中令人不安地搅在了一起。女人只有先跳进不幸的深渊，才可以保证得到最美妙的胜利。无论是对上帝还是对男人，小女孩都懂得，只有最彻底地顺从，她才能变得无所不能：她以受虐为乐，因为受虐答应她征服一切。其雪白的身体在狮爪下鲜血淋漓的圣·布兰丁娜，死一般躺在玻璃棺内的白雪公主，昏睡的睡美人，昏倒的阿塔拉，这一个个遍体鳞伤、被动、受伤。屈膝、受辱的美丽动人的女主人公，都在向她们的年轻姐妹们证明，那殉难、被弃、顺从之美所得到的令人神往的显赫。毫不奇怪，当少女的兄弟在扮演英雄的时候，她十分愿意扮演殉难者：异教徒把她扔给狮子，淫乱的男人拖住她的头发，她的国王丈夫把她放逐到密林深处；她服从，她受苦，她死去，可在她的头上却罩着神圣的光环。德·诺阿耶夫人写道：“当还是一个小孩子时，我就想吸引男人们的爱，使他们感到不安，被他们拯救，死在他们的怀中。”在玛丽·勒·哈尔杜恩的《黑幕》里，我们发现了这些受虐狂的白日梦的典型例子：

7岁时，我不知道用哪根肋骨，造出了我的第一个男人。他又高又瘦，很年轻，穿着袖子拖地的黑缎子衣服。他的金发很长，卷曲得很厉害……我叫他埃德蒙……后来我送给他两个弟弟，查理和塞德里克；

这三个穿着和长相一样的兄弟，使我感到一种奇怪的快活……他们的小脚和漂亮的小手，使我的心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我变成了他们的姐姐玛格丽特……喜欢完全受他们摆布，埃德蒙对我操有生死之权……他稍有借口，就抽打我……他一开口，我就惊恐不已，只能支支吾吾地说：“是，我的老爷，”但有一种做白痴的快感……当我受的苦无法忍受时，我乞求他的怜悯，吻他的手，这时，虽然我的心终于破碎，我却进入快活得想死的境地。

更多的小女孩虽不那么早熟，却也在梦想，自己已经长大，可以恋爱了。到了9岁或10岁，她会喜欢化妆面部，把胸衣填得鼓鼓的，装成大姑娘的样子。但是，她并不想和小男孩有任何实际的性体验：如果她偶尔和他们躲在一边，玩“相互亮出什么”的游戏，那也只不过是一个性好奇的问题。然而，她的确在梦想某个成年男人是她的性伙伴，不管这个男人是纯粹虚构的，还是确有其人。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她会满足于默默地爱。我们可以在柯莱特·奥德里的回忆录《回顾》里，找到这种孩子气的白日梦的极好例子。她叙述自己在5岁时第一次发现了爱情：

当然，那和我小时候的小小性快感，比如我跨在一个椅子上，或在睡觉前抚摸自己感到的满足，毫无关心……这两件事，全是我小心地背着别人做出来的……我对这位年轻男人的爱，无非表现在睡觉前想他，虚构着美妙的故事……我相继爱上了我父亲的所有高级职员……他们离去时，我没有感到很伤心，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我梦想的一种借口而已……我上床时，我为自己太年轻、太胆小而报复自己。我做了细致的准备。我能毫不费力地让他浮现在我眼前，但我不得不改变我自己，以至在看到自己时，不再是“我”，而是变成了“她”。首先，我18岁了，而且美丽动人……我有一个精致的糖盒子……我的棕色头发卷得很短，我穿着薄薄的棉布长袍。我们分别了十年。他回来时一点儿也不显老，他一看到这妙不可言的仙子，就神魂颠倒了。她好像记不起他了，她非常坦然、冷漠和机智。我为这第一次相聚，编造了十分精彩的对话。紧接着是误会、非常困难的征服、对他产生失望和妒忌的残忍时刻。终于他被逼到绝路，坦率承认了他的爱。她默默地听着，就在他认为一切都完了时，她突然说她一直在爱着他，于是，他们拥抱了一会儿……我看见他们俩经常相依偎着坐在公园里的长椅上，听到他们的喃喃细语，同时也感到他们身体接触的温暧。但是，以后的一切就无法想像了，我根本没想结婚那么远。第二天早晨，我在洗脸时想了一会儿。我欣赏着自己涂满肥皂的脸（虽然在别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并不美丽），觉得它很有希望，在把我诱向遥远的未来。但我不能不着急，一旦我把脸擦干，一切全都完了。我对着镜子又一次看着我那平凡而又孩子气的脸，再也引不起兴趣。

游戏和白日梦，把小女孩引向被动。但在变成女人以前，她是一个人。她已经知道，要承认自己是一个女人，就必须变得顺从，让自己不健全。如果说顺从还有吸引力，那种不健全则实属可恨。男人和爱情，尚处在遥远而朦胧的未来中。当前，和她的兄弟一样，小女孩也在追求主动和独立。自由的负担对孩子们来说并不沉重，因为它不意味着责任。他们知道，他们在大人保护下是安全的：他们不打算逃走。对生活的强烈自发冲动，对游戏、欢笑和冒险的喜爱，使小女孩认为母性领域是狭窄的、令人窒息的。她很想避开母亲的权威，避开那种在运用时比男孩子不得不接受的任何权威都更亲切、更平常的权威。母亲的权威如柯莱特所生动描绘的“西多”那样，是理解人的、考虑周全的，这种情况的确很少见。在接近病态的情况下，母亲如同野兽，在孩子身上满足自己的支配欲和虐待欲。撇开这种很常见的情况不谈，女儿在母亲面前是一个有特权的客体，母亲在女儿面前要求成为主权的主体。这一要求引起孩子的反抗。柯莱特·奥德里叙述了一个正常的孩子对一个正常的母亲的这种反抗：

我不能和她讲实话，不论看起来我是多么无辜的。因为我在妈妈面前从未感到过无罪。她是一个大要人，而我对她怨恨不已，至今也没排除。我心底有一种残忍的未愈合的伤口，我敢肯定，它一直在发作……我倒不是认为她太严厉，超出了自己的权利，我只是想拼命地说：“不，不，不！”我责怪她，不是因为她的专权、她的命令和禁令，而是因为她想挫伤我的欲望。这种欲望，有时是她直接说出来的，有时是我从她的眼神和语气感觉到的。当她告诉来访的太太们，孩子受罚后更肯听话时，她的话哽咽在我的喉中，使我无法忘却：我既不能把它们吐出来，也不能把它们咽下去。这种愤怒，在她面前是我的罪过，在我自己面前也是我的耻辱（因为她毕竟把我吓住了，而我只能用讲点不恭敬的话，作九点无礼的姿态，来进行报复并引以为荣），但不论怎样，这也是我的光荣：只要这伤口还存在，只要一重复挫伤、听话、惩罚、蒙辱这些字眼，我心里就会充满无言的狂怒——

我不想受到挫伤已有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