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十二

十二

我在花园里或者院子里干活，莫伊塞常常站在我身旁，反背着手，用他那对小眼睛懒洋洋地、放肆地瞧着我。这总惹得我十分不痛快，我只好丢下工作走开。

我们从斯捷潘那儿得知这个莫伊塞是将军夫人的情夫。

我发现人家来找她借钱的时候，总是先找莫伊塞，有一回我看见一个乡下人，浑身乌黑，大概是个煤矿工人，在他面前跪下来。有时候他跟别人耳语一阵，自己拿出钱来，并没有去报告太太，因此我推想他遇到机会就会自己拿出钱私下做交易。

他在我们花园里窗子底下开枪打鸟，从我们地窖里拿走食物，事先也不问一声就把我们的马牵走。我们生气，不再相信杜别奇尼亚是属于我们的，玛霞气得脸色发白，说：“难道我们得跟这些混蛋再相处一年半吗？”

将军夫人的儿子伊凡·切普拉科夫在我们铁路上做列车员。这年冬天他变得瘦弱多了，只消喝一杯酒就醉，到了不见太阳的地方就觉得冷。他穿着列车员的制服很不痛快，感到害臊，不过他认为自己的职务有油水，因为他可以偷走蜡烛，把它们卖掉。我的新地位在他心里引起一种复杂的情绪，他又是惊奇又是羡慕，而且抱着模糊的希望，但愿他也会有同样的机遇。他用欣赏的眼睛瞧着玛霞，问我现在进餐时候吃什么东西，他那难看的瘦脸上就现出忧郁而甜蜜的神情，他的手指头也动起来，好象摸着了我的幸福似的。

“听着，小利钱，”他坐立不安地说，时时刻刻在点燃烟卷。

他站着的地方总是很脏，因为他吸一支烟要用很多火柴。“你听着，现在我的生活糟透了。主要的是每个最起码的小军官都可以朝我吆喝：”你这个列车员！你！‘老兄，我在火车上听够了各式各样的话，你知道，我现在明白了：生活真丑恶！我母亲毁了我！在火车上有一位医师对我说：如果父母生活放荡，他们的子女就会成为酒鬼或者罪犯。原来如此！“

有一回他摇摇晃晃地走进院子里来。他的眼睛滴溜溜地乱转，他的呼吸困难。他又笑又哭，嘴里说着什么，仿佛在发高烧说胡话似的。在他那些乱糟糟的话里，我只能听懂这样两句：“我的母亲啊！我的母亲在哪儿？”他哭着说这两句话，好象小孩子在人群中跟母亲走散了似的。我就把他领到我们的花园里，把他安顿在树荫底下，然后那一整天和一整夜我跟玛霞轮流守在他的身旁。他病了，而玛霞憎恶地瞧着他那苍白湿润的脸，说：“难道这些混蛋在我们院子里还要住上一年半吗？这真可怕！这真可怕呀！”

那些农民惹得我们多么伤心啊！在最初那段时期，在春天的几个月里，在我们渴望幸福的时候，我们却有多少次感到大失所望！我的妻子要办一个学校。我为那学校拟了一个能容纳六十个孩子的计划。地方自治局表示赞同，可是要她在库利洛甫卡村办学校，那是个大村子，离我们有三俄里。顺便说说，库利洛甫卡村原有一所学校，包括我们杜别奇尼亚在内的四 个村子里的孩子们都上那儿去读书；可是这学校又旧又小，在那儿的朽烂地板上走路已经有危险了。三月底，按照玛霞的心意，她被委派为库利洛甫卡村学校的管理人，四月初我们三次召集会议，劝告农民说，他们的学校又小又旧，非修建新学校不可。地方自治局派人到场，国民学校的学监也来了，他们也都劝告农民。每次开完会以后，农民总是围住我们，要我们请他们喝一大桶白酒。我们被人群围住，觉得很热，很快就被搞得精疲力竭，回家的时候心里很不痛快，有点发窘。最后农民们总算给学校拨出一块地，而且答应用自己的马从城里把全部建筑材料运回来。在种完春播作物后的头一个星期日，他们就从库利洛甫卡和杜别奇尼亚赶着大车去运砖回来奠地基。

天刚亮他们就动身，可是直到天黑才回来；那些农民喝得醉醺醺的，说是他们累得要命。

仿佛老天故意捣蛋似的，整个五月一直下雨、阴冷。道路坏了，泥泞不堪。从城里回来的大车通常顺路驶进我们的院子里，这是多么可怕呀！瞧，大门口出现一匹马，叉开前腿，大着肚子，在把车拉进院子以前先埋下头去；接着，一辆大车便慢慢地驶了进来，车上装着一根十二俄尺①长的圆木，看上去又湿又滑。车子旁边走着一个农民，因为有雨而把衣服裹紧身子，上衣的前襟掖在腰带里，他径自走着，眼睛不看脚底下，也不绕过泥塘。……随后又出现一辆大车，上面装着薄木板，然后又是一辆，装着圆木，紧跟着是第四辆……正房前面那块空地渐渐挤满了马匹、圆木、木板。农民和包着头、把连衣裙的底襟掖起来的农妇气冲冲地瞧着我们的窗子，吵吵嚷嚷，要太太出来，传来粗野的咒骂声。莫伊塞站在一旁，我们觉得他看见我们受到侮辱而在幸灾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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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小说全集——１０

①旧俄长度单位，１俄尺等于０。７１米。

“我们再也不运了！”农民们喊道。“我们累坏了！让她自己去运吧！”

玛霞脸色发白，惊慌失措，以为他们马上就要冲进房子里来了，就打发人送出半桶酒去，这以后吵闹声才平息，长长的圆木一根接一根地爬出院子去了。

我准备到建筑工地去，我妻子发慌了，说：“农民们凶得很。他们恐怕会对你胡搅蛮缠。不，等一等，我跟你一块儿去。”

我们一块儿坐车到库利洛甫卡村去，在那儿木工们要我们给酒钱。木架已经搭好，是奠基的时候了，可是泥水匠还没来，只好停工，木工们抱怨起来。后来泥水匠总算来了，但又发现没有沙土，不知怎的，大家竟忘了这儿要用沙土。农民们利用我们束手无策的处境，运一车沙土要三十个戈比，其实，从工地到河边装沙土还不到四分之一俄里。他们一共要运五百多车才够用。误会啦，谩骂啦，纠缠啦，闹个没完，我妻子生气，泥水匠们的包工头季特·彼得罗夫，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挽住她的胳膊说：“你瞧着吧！你瞧着吧！你只要给我运来沙土，我就一下子给你派十个人来，两天就把活儿做完。你瞧着吧！”

沙土运来了，然而过了两天，四天，一个星期，在准备奠基的那个地方仍旧是一条沟，张开着大口。

“这简直要叫人发疯！”我妻子激动地说。“这些老百姓是什么样的人啊！什么样的人啊！”

正在这种乱糟糟的时候，工程师维克托尔·伊凡内奇到我们这儿来了。他随身带来一只袋子，里面装着葡萄酒和凉菜，吃了很久，然后在露台上躺下来睡觉，呼呼地打鼾，招得工人们摇着头说：“可了不得！”

他来了，玛霞并不高兴，她不相信他，同时却又向他讨主意。他饭后睡了一大觉，醒来心绪恶劣，对我们的农活批评一 通，还说他后悔买下杜别奇尼亚，因为它给他带来那么多损失。在这种时候，可怜的玛霞脸上总是现出难过的神情。她向他抱怨起来，他就打着呵欠说，应当把农民揍一顿才对。

他把我们的婚事和我们的生活叫做喜剧，他说这是任性，胡闹。

“她已经出过这一类的事，”他对我讲到玛霞。“有一回她自以为可以做个歌剧演员，就离开我走了。我找了她两个月，好家伙，单是电报费我就花了一千卢布。”

他不再象以前那样称呼我教派信徒，油漆工先生，也不象以前那样用赞许的态度对待我的劳动生活，而只是说：“您是个怪人！您是个不正常的人！我不敢预言，不过您的下场好不了！”

玛霞夜间总睡不好，老是坐在我们卧室的窗前想心思。吃晚饭的时候不再有笑声，她也不再做可爱的鬼脸。我心里难过。天一下雨，每颗雨点都象小子弹似的打进我的心里，我恨不得跪在玛霞面前，替天气赔罪才好。农民们在院子里闹，我也觉得自己有罪。我往往一连几个钟头坐在一个地方不动，想着玛霞是个多么出色的人，多么了不起的人。我热烈地爱她，凡是她说的话、她做的事都使我陶醉。她喜欢安静地坐在书房里，喜欢长时间地看书，研究点什么。她只凭书本了解农业管理，然而她的知识却使我们惊奇，她的主意全都合用，没有一 个在农业管理中是无益的。此外她又多么高尚，多么优雅，多么和善啊，只有受过极好的教育的人才会这样！

对这个具有健康、清醒的头脑的女人来说，我们现在那种杂乱的生活环境以及种种琐碎的烦恼和争吵是痛苦的。我明白这一点，因此我晚上就睡不着觉，苦苦思索，眼泪涌上了我的喉头。我翻来覆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坐车进城，给玛霞买来书籍、报纸、糖果、花卉。我跟斯捷潘一块儿捕鱼，接连几个钟头淋着雨，在齐脖子深的冷水里走动，想捉到一条江鳕，给我们的饭菜添一点花样。我低声下气地求农民们不要闹，请他们喝酒，用钱收买他们，对他们许下种种诺言。此外我还做了多少蠢事啊！

最后雨总算停住，土地干了。我清早四点钟光景起床，走进花园，看见露珠在花朵上闪光，鸟儿和昆虫发出各种闹声，天上一点云彩也没有，花园、草场、河流都那么美；可是这时候我却想起了农民，想起了大车，想起了工程师！我和玛霞坐一 辆轻便马车到田野上去看一看燕麦。她赶车，我坐在她后面；她的肩膀微微耸起，风戏弄她的头发。

“靠右边走！”她对迎面来的人嚷道。

“你很象赶车的，”有一次我对她说。

“有可能！我祖父，也就是工程师的父亲，本来就是赶车的。你不知道吧？”她回转身来问我，而且立刻表演赶车的怎样吆喝，怎样唱曲子。

“谢天谢地！”我听着她的声音暗想。“谢天谢地！”

可是这时候我又想起了农民，想起了大车，想起了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