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
七
若是有希望，温斯顿写道，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若是有希望，这希望必是在无产者身上。这般密密匝匝的百姓素来受人贱视，而他们在大洋国竟要占到百分之八十五。惟有在他们身上，才聚得起推翻党的力量。党根本没法从内部推翻。要说它还有什么敌人，他们也根本没法聚在一起，连互相认认清楚也做不到。纵然那神话般的兄弟会真的存在（就算它可能罢），也没办法设想，能有两三个以上的会员聚集起来干些什么。造反--只意味着目光一转，声音一变，往好里说，才意味着偶然的轻声呢喃。然而无产者，只消叫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根本用不着什么地下活动。他们只消站起来，抖抖身子--一如马儿抖掉身上的苍蝇。要是他们肯做，明天一早便能够把党打倒。迟早他们总会这样做，不是么？但是--！
他还记得有一次，他在一条挨挨挤挤的街上走。就在这时，前面街上几百个女人一齐怒吼起来："嗷！嗷--！"这声音低沉嘹亮，叫人不寒而栗，带着气愤，又带着绝望，轰轰然，嗡嗡然，如同钟声在回荡。他的心突然狂跳起来。这就开始啦！暴动开始啦！无产者终于砸碎了锁链！可他赶到现场，只看见两三百号女人，团团挤在街头市场的货摊周围，满脸悲惨兮兮，仿佛沉船上一群难逃厄运的乘客。这当儿，那普遍的绝望情绪，骤然分散成无数条嗓子的吵嚷。原来，有个货摊卖起了铁皮平底锅。那些锅子，一例是些个怕摸怕碰的残次品，然而任是哪一种炊具，永远都绝难搞到手。不料，那锅子竟然卖光了--于是那般得了手的，给旁人碰着撞着拥挤着，一心想带着锅子快溜走；然而别的几十个人，依然围着货摊吵吵嚷嚷，骂售货员走后门，生生把锅子留到什么鬼地方去啦。这时，又有人怒声吵了起来--那是两个女人，满脸通红，披头散发，抓着同一只锅子，都想从对方的手里抢下来。她们抢啊抢的，锅子的把手就掉啦。温斯顿满心厌恶地看她们吵架。可是，就是刚才那一瞬，她们的吼声表现出几乎怕人的威力，而她们才不过几百个人！为什么那些要紧的事情，她们却从来不会这样吼？
他写道：
惟有觉醒之后，他们才会造反；惟有造反之后，他们才会觉悟。
他心里想，这简直像从党的什么课本当中抄来的东西。当然啦，按党的说法，它在把无产者从枷锁当中解放出来。革命前，无产者受到资本家残酷的压迫，他们挨饿挨揍，女人也不得不在煤矿里面做苦工(其实，女人如今难道不在煤矿做苦工？)，孩子六岁就给卖到工厂去。然而与此同时，按照双重思想原则，党也教导我们，无产者生来便是劣等人，必得靠几条简单的规矩，让他们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就如同动物一个样。事实上，谁去管无产者们做什么。多了解他们的情形，根本就没有必要。他们干活，繁殖，而且一直如此，其它的活动便毫不重要。对他们听之任之，犹如阿根廷平原上散放的牛群，他们便回复到自然的生存状态去，回复到古已有之的生存方式去。他们生下来，在贫民窟里长大成人，在十二岁上出门做工；他们的美丽，他们的性欲，短暂得犹如瞬息即逝的花蕾。他们二十岁结婚，三十岁已经步入中年，到六十岁，多半便一命呜呼。操劳卖命，养家糊口，寻衅斗殴，看看电影，踢踢足球，灌灌啤酒，闹闹赌博，他们心里盘算的只有这么多。控制他们，简直易如反掌。在他们中间，总派上几个思想警察的特务，散布些流言蜚语，挑出些可疑的危险分子消灭掉。至于党的意识形态，就根本用不着灌输给他们。无产者不该有什么强烈的政治情感。党单单要求他们有简单的爱国主义思想，一旦需要他们加班加点，勒紧腰带，便好利用一下。有时候，他们也会有点不满，然而这样的不满到头来一无所获；因为他们不懂得普遍观念，他们的不满情绪只能针对琐屑具体的小事，较大的坏处他们老是见不到。无产者家里多半电幕也没有，民警也懒得理他们。伦敦成了个犯罪大本营，小偷大盗，娼妓毒贩，明榨暗骗，全把伦敦当成天造地设的乐园；然而这些罪行，单单充斥在无产者中间，根本就没什么要紧。所有的道德问题，一任他们依照旧时的规矩；性关系上党所倡导的禁欲主义，对他们一概不适用。乱交挨不着惩罚，离婚办得成手续。要是无产者需要个宗教，或者有了这样的意愿，也不妨任他们信去。对无产者，简直不值得怀疑。诚如党的标语教导的那样："无产者和动物才自由。"
温斯顿把手伸下去，小心翼翼地搔他的脚脖子。这地方又开始刺痒啦。有一个问题永远绕不开，便是没办法知道，革命前的生活究竟什么样。他从抽屈里拿出本小孩子的历史书，那还是他从帕森斯太太手里借来的。他开始把书上的一段抄在日记上：
在大革命前的旧社会，伦敦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美丽的城市。那时，它又黑又脏，让人忍受不了。大家忍饥挨饿，有千千万万的穷人连鞋子也买不起，甚至找个象样的地方睡觉也没有。孩子们还不到我们这么大的时候，就一天要干十二小时的活；手脚一慢，恶狠狠的主人就会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整天吃的是变了味的面包屑，喝的是白开水。大家都那么穷，但也有一些有钱人，住在几幢又高大、又华丽的楼房里，光是伺候的仆人就有三十来个。这些有钱人就叫资本家，他们都长得很胖，很凶，很难看，就像边上这幅图画画得那样。你们看，他穿一件长长的、黑颜色的大衣，那叫大礼服，头上戴一顶古怪的帽子，亮晶晶的，样子像大烟囱，那叫高礼帽。这是资本家才有的打扮，别人都不许穿。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被他们占有，其他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什么土地、房屋、工厂、金钱，都是他们的。碰到有谁不听话，他们就把他关到牢里，要不，就叫他没有活干，把他饿死。老百姓和资本家说话，必须是很害怕的样子，向他鞠躬，还要摘下帽子，称呼他"老爷"。这些资本家有一个头头，叫国王……
下面列举的一长串，他早就知道。那书上准会提到，主教穿的是细布袖套，法官穿的是貂皮长袍。有手枷，有脚镣，有踏车，有鞭挞，市长大人开盛宴，亲吻教皇脚丫子。还有件事情，唤作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的，小孩子的课本八成不会说。这条法律的意思是，每个资本家都有权，跟他厂里做工的随便什么女人睡一觉。
这里边有多少谎言，谁说得出来？如今的一般生活比革命之前好，这一点兴许是真的。惟有一个证据截然相反，那便是骨子里无声的抗议，本能地感觉到生存的状态恶劣难忍，而在别一个时代全然不应该如此。这让他觉得，敢情当今时世真正典型的问题，倒不在它太嫌残酷无情，毫不安全。这时代枯燥乏味，暗无天日，疲塌懈怠，这才是它的问题所在。看看身边罢，谁都看得到，这生活根本不像电幕上聒噪的谎话，也绝对不像党企图实现的理想。即便对党员而言，生活的许多方面，依照是倾向中性，不论政治。那是拼死拼活做完沉闷的工作，是地铁里抢个座儿，是补一双破袜子，讨一份糖精片，省一个烟屁股。可党树立的理想呢，却庞大，骇人，晶莹发光。那是钢筋水泥的世界，机器怪物的世界，可怕武器的世界；那是勇士的战场，信徒的圣殿，团结前进，统一思想，统一口号，永远工作、战斗、胜利和迫害。三亿人民，有的便是这同一张脸孔。而现实呢？城市肮脏凋零，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却依然东奔西走，苟延残喘。他们住的一例是上个世纪千疮百孔的房屋，身边一例是烂白菜跟脏茅坑的臭味。温斯顿仿佛就看到了伦敦城，这庞然大物一片倾圮破败，成百万的垃圾箱塞满了全城；在这城市的惨景上面，再叠印了帕森斯太太的一张照片--满脸皱纹，头发疏落，徒然挣扎着要鼓捣好那堵塞的水管。
他又把手伸下去，搔搔脚脖子。电幕没日没夜在耳边聒噪，拿统计数字告诉你，今天人民吃的多啦，穿的多啦，住的宽敞啦，玩的高兴啦--跟五十年前的人比，他们活得也长，干得也少，个子也高，身体也壮，智力也强，生活也棒，知识也多。这样的宣传，你没法子证明，也没法子反驳。打个比方，党说如今百分之四十二的成年无产者有文化；而革命前，识字的成年无产者只有百分之十五。党还说，如今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却有千分之三百--或者诸如此类。这挺像两个未知数组成了个简单方程。没准儿历史书上的每句话都纯属瞎编乱造，即便人们笃信不移的事情也不例外。谁知道啦，兴许从来没有什么劳什子法律叫做jus primae noctis，从来没有什么人叫做资本家，也从来没有什么服饰叫做高礼帽。
所有的一切，全在迷雾当中褪去了身形。过去给人擦拭个干净，擦拭的行为又忘了个干净，于是，谎言就变成了真理。平生之中，他只有一次，掌握了伪造行为确凿具体的证据--而且是在事情之后，这一点真是重要非凡。这证据在他的手指之间，停留了三十秒钟之久。那该是一九七三年--总之，那会儿他正跟凯瑟琳闹分居。然而，真正有关的日期，却还要早上七八年。
其实，这事是开始在六十年代中期，便是那时的大清洗，一古脑儿消灭了革命的元老。到一九七○年，除去老大哥，他们已尽数消灭，一个不剩。他们给揭露出来，变成了叛徒反革命。戈德斯坦成功脱逃，藏身在什么鬼地方；至于旁人，有几个消失了踪影，大多数则参加了公审，坦白了罪行，而后处决了事。最后活下来的人里有那么三位，叫做琼斯、艾伦森和卢瑟福。他们遭到逮捕，大约还是一九六五年的事情。像通常一样，他们先消失了一两年，无声无息，生死未卜；而后，又突然给带了出来，按照惯常的方式坦白认罪。他们交代，跟敌人交换过情报（那会儿的敌人也是欧亚国），贪污过公款，暗杀过好几个忠诚党员。他们交代，早在革命以前，便阴谋反对老大哥的领导，他们的破坏活动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交代了这些，他们便得到宽大处理，恢复了党籍，委派了职位--那工作表面上重要得很，其实纯属挂名而已。他们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冗长的检讨，解剖犯罪的根源，保证革心洗面，重新做人。
他们给放出来以后，温斯顿还真在栗树咖啡馆里见过他们三个人。他还记得，那会儿他用眼角偷着看他们，真个又是着迷，又是害怕。他们的年纪比他大得多，算得上古代社会的遗老遗族，当年党的英雄岁月，他们几乎是最后剩下的显要。在他们身上，还依稀驻留着地下斗争和内战时期的魅力。他对他们彼时活动的事件和日期早不甚分明，然而只觉得，他听到他们的名字，比老大哥还要早哩。可他们是歹徒，是敌人，是不能挨不可碰的危险分子，命定在一两年内给人消灭干净。只要落在思想警察的手里，没有人逃得了这样的下场。他们不过是几具死尸，等着给送回到坟墓里面去。
谁也不坐在他们的附近。挨在这伙人身边，可绝对算不上明智。他们默然呆坐，面前是一杯杜松子酒，那酒一股子丁香味儿，是这咖啡馆的特色酒。这三个人，数卢瑟福的样子给温斯顿印象最深。此公曾是个有名的漫画家，在革命前和革命中，他那尖锐的漫画就鼓舞过人民的激情。甚至现在，他的漫画还会偶而登到《泰晤士报》上。这些新创作的漫画，单单模仿自己早期的风格，死板板，软塌塌，怪兮兮。漫画的主题，永远是旧调重弹：什么贫民区啦，挨饿的孩子啦，街头的巷战啦，戴高礼帽的资本家啦--这般资本家，他们在街垒里边还要戴着高礼帽！好一番徒劳无益的挣扎，无休无止，一心要退回到从前去。这卢瑟福，身材高高大大，花白的头发油腻肮脏，皱纹满脸，松松垮垮，厚厚的嘴唇像黑人一样嘟得挺高。当初他定然是身强体壮，如今这大块头却是歪斜颓唐，臃肿虚胖，像就要向四面八方散了架子。他仿佛会在你的跟前土崩瓦解，像一座倾颓坍塌的大山。
十五点这个时候顶寂寥。如今温斯顿早已记不得，他怎么会在这时到咖啡馆里去。咖啡馆几乎空空荡荡，电幕轻声呢喃着一首温柔的乐曲。那三人坐在角落，几乎一动也不动，话更是一句没说过。服务员用不着招呼，便送上来满杯的杜松子酒。旁边桌上摆了个棋盘，棋子放得齐齐整整，然而没有人下棋。过了没有半分钟，电幕猛可里变了样。播放的频率换了别个，音乐也跟着换了调。那闯将进来的新旋律真个难道难描，它粗哑特殊，戏谑干嚎，温斯顿私下里便叫它黄色小调儿。而后，电幕上有人唱了起来：
这栗树荫荫影迷离，
你卖了我，我也卖了你！
他们躺那里，我们躺这里，
这栗树荫荫影迷离！
那三人依然动也不动。温斯顿又瞥一眼卢瑟福疲塌塌的脸，竟看见他的眼睛满盈着泪水。温斯顿这才发现，艾伦森和卢瑟福的鼻子都给打得歪歪瘪瘪，他的心不禁一阵战栗--然而他也说不上，他的心究竟为什么发颤。
没过多久，这三人重又被逮捕。看上去他们刚给释放，立刻开始新一轮的阴谋活动。他们再次受到审判，这次是坦白了一系列新犯下的罪行，连同旧有的罪行，来个数罪并罚。于是他们给处决掉，这下场记在党史里，给后代做个儆示。可约摸过了五年，在一九七三年，有一次气动管把一卷文件送到温斯顿的桌上。他展开纸卷，发现一块纸片，显然给忘掉了夹在这里边。打开纸片，他登时看出它的重要意义。那是十年前一份《泰晤士报》的半页剪报，刚好剪的是上半版，连日期也留在了上面。剪报上有张照片，照的是纽约的一次党代表会议。照片的中央，顶顶突出的位置，便是琼斯、艾伦森和卢瑟福那伙人；起码这三人绝对不会错，照片下面的说明里还有他们的名字。
问题是在两次公审之中，他们三人都一口供称，那一天他们是在欧亚国的领土上。他们从加拿大的一个秘密机场起飞，抵达西伯利亚的什么指定地点，跟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员接了头。他们便把重要的军事机密出卖给人家。这日期温斯顿记得牢之又牢，因为那一天正是夏至；而这样的事情，准记在无数旁的地方。可能的结论只有一个：他们的坦白准是些谎言。
当然啦，这才算不得什么发现。便是那时，温斯顿也从来不曾想过，清洗中消灭的人们，真的犯下了他们被控的罪行。然而这却是个活生生的证据；过去早给人消灭，它却算得上过去的一个碎片，犹如一块骨骼的化石，竟然在明明错误的地层冒了出来，便使得地质学的理论土崩瓦解。要是有什么途径，把这张照片公布于世，让大家了解它的意义所在，这沉重的一击足以让党化为齑粉。
那会儿他本是在工作。一看到这张照片照的是什么，意味着什么，他立即拿一张纸盖住了它。可幸他打开纸卷时，从电幕那边看，照片是颠倒的。
他把拍纸簿放在膝头，将椅子推后，尽量离开电幕远一点。控制住脸上的表情一片漠然，这本不是难事；只消花点子力气，连呼吸也能够控制住。然而心跳，那却没办法控制得了；可电幕却相当灵敏，能够感知得到。他等了约摸足有十分钟，心里担惊受怕--别出了什么情况暴露他，比如他的桌上突然刮过一阵风，害他的掩饰行为前功尽弃。而后，他也不打开桌上的纸片，索性把那张照片连同其它的废纸，一古脑儿丢进记忆洞。再过上一分钟，想必这照片便化成了灰烬。
这事情早过了十年--十一年啦。没准儿如今，他会把那张照片留下来。怪得很，这照片正如它记载的事实一样，早已仅仅剩下记忆中的存在；然而它毕竟曾经捏在他的指间呀，他还是觉得非同一般。难道一纸消失了的证据曾经存在过，这便会使得党的统治不再固若金汤？
然而今天，纵然这张照片能从灰烬里复活，它也早就算不上证据。他发现照片那会儿，大洋国已经不跟欧亚国开战，可这仨死鬼是向欧亚国的特务机构出卖了祖国。打那时以来，大洋国的敌手变来变去--足有两三次哩，他也记不得到底有几次。很有可能，他们的坦白一再改变，起初的日期事件早已经毫无意义。过去不光给篡改了事，它就这样子改来改去。有一件事情最让他觉得噩梦般骇人，便是他从来闹不清楚，为什么要这般大张旗鼓地搞欺骗。篡改过去，眼前的好处自是一目了然，然而终极的动机却显得神神秘秘。他又提笔写道：
我懂得方法，可我不懂得原因。
他想，恐怕他很有点精神失常啦。这一点他已经想过无数次；没准儿，单个人的少数派，便是精神失常哩。从前，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便意味着成一个疯子；而今，相信过去无法给篡改，也意味着成一个疯子。或许惟有他独自坚持这信仰；若真是他独自一人，那他便精神失常。然而感到自己精神失常，才不最最让他胆战心惊--骇人的是他也可能走了条错路。
他捡起那本儿童历史书，看着开卷第一页上的老大哥像。那双眼睛叫人昏昏欲睡，紧紧盯着温斯顿看。那仿佛有种巨大的力量压在你身上--这玩意儿直刺穿你的脑袋瓜，捶打你的脑，吓破你的胆，逼你放弃心中的信念，诱你否认眼见的证据。到头来，党不妨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便好乖乖地一信了之。这一点躲不开避不掉，他们迟早总会这样宣布，他们所处的地位铁定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哲学，自然要求否认经验有什么效力；而且，这哲学甚至否定了客观现实的存在。一切异端当中顶大的异端--那便是常识。他们会因你心怀异见杀掉你，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有可能正确。说到底，二加二等于四，这如何能够知道？有一种地心引力在作用，这如何能够证明？过去无法给人改变，这如何能够弄清？要是过去跟客观世界，仅仅存在于常识当中，要是意识可以给人控制--那又如何？
然而，不是的！他猛可里满心充满了勇气。奥勃良的面孔出现在他的脑际，这绝非由于什么显明的联想。他晓得，他比以前更加确切地晓得，奥勃良站在他的一边。他写这日记，便是为了奥勃良--便是写给奥勃良：它犹如一封信，长得无休无止，没人读得到它；然而它毕竟写给一个特定的人，这便叫它也变得生动多彩。
党教导你，不得相信你耳闻目睹的证据。这是他们最终的命令，这是他们最根本的命令！他要面对的是何其巨大的力量，那般党内秀才会何其轻易驳倒他!那些论证简直精妙绝伦，他懂也不懂，更何谈反驳。想到这些，他的心头禁不住一沉。然而--他毕竟正确。他们错误，惟有他才正确。显明，素朴，真实，这一切一定要捍卫。自明便是真理，这一点一定要坚持。物质的世界毕竟存在，世界的规律绝不能改变。石头毕竟坚硬，水毕竟潮湿，悬空的物体毕竟落向地心。他觉出自己乃是说给奥勃良，也觉出自己阐明了一个重要的公理，便写道：
自由就是宣称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承认了这一点，其它的一切便会迎刃而解。
八
一条胡同的深处，什么地方飘出股烘咖啡的味儿，直溢到当街来--还是真正的咖啡哩，不是胜利牌咖啡。温斯顿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兴许有两秒钟光景，他回到了遗忘大半的孩提时代。而后，一扇门砰然一响，突然间斩断了这股香味，仿佛它也不是气味，倒是声音一般。
他在人行道上走了好几公里，静脉曲张的地方又开始刺痒。三个星期以来，他已有两次没有参加街道活动中心的晚间活动；这样的做法煞是冒失，因为参加活动的次数，一准给人仔细记录下来。从原则上讲，党员的生活不存在余暇；除去上床睡觉，也绝不能够单人独处。依照这样的原则，仿佛你要么工作、吃饭或睡觉，要么必得参加什么集体活动；只消显得喜欢离群索居，甚至独自个儿散散步，便永远有那么点危险。新话里竟然还有个词儿专说这一点，那词便叫做独活--这意味着个人主义，性情怪僻。然而今晚，他从部里走出来，四月天的芬芳直让他心醉神迷。今年以来，他还没见过哪一天，有这样温暖，有这样湛蓝。于是突然间，他再忍不下到活动中心，过一个漫长嘈杂的夜晚，玩什么无聊难缠的游戏，听什么报告，靠灌大酒撑持什么紧绷绷的同志关系。一阵冲动，他便离开公共汽车站，信步走进迷宫也似的伦敦城。他先是朝南，朝东，再朝南，终于不辨路径，迷失在陌生的街道中。
他曾经在日记里写道："若是有希望，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他经常想起这句话，它正道出了一个神秘的真理，一个显明的悖论。现在他来到一处晦暗朦胧的贫民区，以前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东北。他在一条鹅卵石铺就的街上走，两边一例是小小的两层楼房，破烂的楼门正朝着人行道，--怪得很，这破门总是叫人想起耗子洞。鹅卵石中间，汪着片片脏水。人，到处是密匝匝的人，多得叫人目瞪口呆，在黑洞洞的楼门口挤出挤进，在楼房两侧的胡同里挤来挤去。姑娘漂亮得像朵花儿，嘴唇抹了个鲜鲜红；小伙子馋猫似地追姑娘；婆娘的身体胖乎乎，拐呀拐地蹒跚着走（她们的今天，就是姑娘们的明天！）；老头子弯腰伛背，拖着八字腿慢吞吞地挪。小孩子破衣烂衫打赤脚，在脏水坑里边疯玩，妈妈怒骂一声，便四散开去。这街上的窗玻璃，大概每四五块便有一块给砸破，又拿木板堵起来。没什么人注意温斯顿，只有几个人瞧他一眼，那眼光戒备又好奇。两个女人长得高高大大，赤红的胳膊交叉在胸前，掩住身上的围裙，站在一家门口聊大天。温斯顿走过来，正听到她们说着：
"我就跟她说，是呀，我说这挺好的，可你要是我，准一个样！说话是省事啦，我说可你哪儿有我的窝心事儿！"
"嗯，"另一个道，"可真是。就是这码事儿!"
这刺耳的声音登时停了下来。他经过的时候，两个女人带着敌意，默默审视着他。可严格点讲，这还算不上什么敌意，不过是种警惕，是种一时的木讷，犹如什么陌生的动物从身边经过。党员的蓝工作服，在这样的街上可是个稀罕物儿。没话讲，谁看见你到这种地方来，那你可真真蠢笨之极，除非能有什么任务在身。碰上巡警，他们准得拦住你："请出示证件，同志。你在这儿做什么？你几点下班？你平常走这条路回家？"--这样的问题，总是免不了的。才没有什么规矩，不许你另走一条路回家；可要是思想警察听说这件事，你准在他们那里挂上一号。
突然间，整条街道变得一片混乱。警报器的尖叫响彻四面八方，人们跟兔子一样直往门里窜。就在温斯顿眼前，一个少妇从一道门里霍地蹿将出来，把个泥坑里玩儿的孩子一把抓住，拿围裙一兜，便蹿了回去，只消一刹那的工夫。在这同时，一个汉子，身上的黑衣服活像铁丝网，冲出一条胡同，朝温斯顿直跑过来，还激动地指着天上。
"轮船来啦!"他叫道。"当心，首长！脑瓜顶儿有炸弹！快趴下！"
不晓得为什么，无产者给火箭弹起了个外号，叫做"轮船"。温斯顿当即趴到地上--若是无产者这样警告你，他们多半是正确无误。他们仿佛有一种直觉，火箭飞来时有本事提前好几秒钟觉出来--虽说照理那火箭飞得比声音还快。温斯顿刚用胳膊抱住头，便听得轰然一响，像要把人行道炸飞了起来，什么碎东西阵雨般倾到他的后背上。他站起一看，原来是身边窗户震碎的玻璃泼了他一身。
他往前走下去。两百米开外，有些房子给炸弹炸成了废墟。一团黑烟直冲云霄，靠地面的地方腾起大片的尘土，人群早把那片瓦砾团团围住。在他前面的人行道上，也摊了一小堆灰尘，他瞧见尘土当中，有一条鲜红的东西。他走近前去，竟然是一只人手，齐手腕炸掉了下来。那只手惟有手腕那里血渍一片，其它地方全然是惨白惨白，有如石膏做成的模型。
他把那东西踢进阳沟，避开人群，拐进右边的一条胡同。不出三四分钟，他便离开被炸的地方，街上也依然挨挨挤挤，一切如旧，仿佛一直平安无事。这会儿快到二十点，无产者常来的小酒店（他们管它叫"公店"）早已是顾客盈门。弹簧门一片脏兮兮，不断给人开来关去，门里边传出的那股味儿，臊乎乎，湿漉漉，还有种啤酒香。有间房子房门凸出，三个人紧紧挤在拐角，中间一个拿了张折叠的报纸，身边的两位越过他的肩膀盯着瞧。温斯顿还没走近前，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可那模样，还是看得出他们多专注。不用说，他们正挤着看什么要紧的消息。他离他们还有几步远，三个人突地分开身子，其中的两个大吵起来。不消一会儿，他们准得动拳头。
"你他妈不能听我说？跟你说，末号儿七的十四个月没赢过！"
"赢过！"
"没有！整整两年的号码，我全记纸上啦！全记住啦，跟钟表那么准！我跟你说，末号儿从来就不是七……"
"咋没有，七就是赢过！那屌号码我都能说给你。四、○、七，末号儿不是七？就是二月的事儿，二月第二个星期的事儿。"
"滚你妈的二月！我全记下来啦，白纸黑字。我跟你说，从来没有什么号码……"
"肏，闭嘴罢！"第三个人道。
他们是在说彩票呀。温斯顿走出二十米，又回头去看，见他们还在争来吵去，一脸的兴奋热烈，这彩票每星期能开一次奖，奖金不少，这样的活动顶受无产者关注。大洋国的无产者成千上万，恐怕在他们眼里，这彩票称不上他们后半生的惟一目的，起码算得上最重要的目的。彩票，那是他们的快活，那是他们的放荡，止息他们的疼痛，刺激他们的脑筋。那般人可以目不识丁，可一碰到彩票，就算也算得精，记也记得灵。有一大帮子人，他们谋生的手段，便单靠兜售押宝秘诀，预测中奖号码，推销幸运护符。彩票的活动温斯顿未曾参加过，这全由富裕部来管。然而他倒知道（党内的人全知道），奖金基本是付诸阙如。其实付的全是末等奖，高额奖金的得主不过是些个子虚乌有。大洋国的各个部分之间毫无真正的交流，这样的安排轻而易举。
然而若是有希望，那希望在无产者的身上。这一点必得坚持不放。把它付诸言辞，听起来便显得蛮有道理；看看人行道上走过你身边的人群，这就变成了信念。他转进去的街道是个下坡，他觉得曾经来过这附近，不远的地方还应该有条大道。前边什么地方，有人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街道转了个弯儿，便到了尽头，那里几级台阶，通到一条低洼的胡同，几个摊贩卖着蔫巴巴的菜。就在这时，温斯顿想起了这个地方--这小巷通一条大街，再转个弯儿，走上四五分钟，便是那家旧货铺，他买过那本空白日记簿的。附近还有家小文具店，他曾经买了笔杆和墨水。
他在台阶上面站了一会儿。胡同对面，有一家脏兮兮的小酒店，窗户挂满灰尘，看上去活像结了霜。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头儿，弓着腰，动作却挺灵活，白胡子朝身前挺挺的，仿佛对虾的长须。他推开弹簧门，走进了酒店。温斯顿站在那里只顾看，他想：这老头儿少说也有八十岁，革命那会儿便已经中年。像他那样的人早成了凤毛麟角；而今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被消灭，他们便是跟那失落的世界最后的联系。在党内，已经很少有人，在革命之前便形成了思想。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几乎扫净了老一代的人；而硕果仅存的一小批，早给吓破了胆，在思想上彻底缴枪投了降。若有谁活下来，又能照实告诉你世纪初的情形，就非是个无产者不可。突然间，温斯顿想起他从历史书上抄到日记里的那段话，立时觉出一种疯狂的冲动。他得进那家酒店，跟老头儿攀谈，问他些问题。他得对老头说："给我说说你小时候的日子。那会儿过得怎么样？跟现在比比，是更好，还是更糟？"
他匆匆走下台阶，穿过窄巷，唯恐动作一慢，便生出害怕的心思。没话讲，这样的做法纯属发疯。一般说来，还没有什么具体规定，不准跟无产者说说话，不准常去他们的酒店；然而这样的事情简直不同凡响，没法不给人注意。若是碰见巡警，不妨跟他们辩解，说自己觉得头晕要昏倒，不过恐怕他们不会信。他推开房门，扑面就是股酸啤酒味儿，臭哄哄的像乳酪。他一走进去，嗡嗡营营的声音便低了下来，他只觉得在身后，人人都在盯着他的工作服。房间另一头，正玩着一场投镖赛，也给打断了那么几十秒钟。他随着进来的那老头儿站在了柜台前，跟服务员正吵着什么。服务员岁数不大，长得高高壮壮，鹰钩鼻，粗胳膊。一伙人围在他们身边，端着酒杯看热闹。
"我够客气啦，咹？"老头儿挺直腰杆，一副好斗的架势。"你敢说这他妈的店里，找不着个一品脱的杯子？"
"什么叫他妈的一品脱？"服务员拿手指尖抵着柜台，往前探出身子。
"你们听听！还服务员哩，生不知道一品脱！跟你说，一品脱就是半夸特，四夸特就是一加仑。快教你念ABC啦。"
"没听说过，"服务员干脆地说。"一公升，半公升--我们就这么卖。喏，杯子在那儿，你眼前那架子上。"
"我要一品脱，"老头儿挺执拗。"倒一品脱，多省事儿。我年轻那会儿，可没他妈的公升。"
"你年轻那会儿？我们全住树梢哩，"服务员朝旁的顾客瞥了一眼。
他们哄堂大笑，温斯顿闯进来闹出的不安仿佛也早烟消云散。老头儿胡子拉茬的脸涨得通红。他转过身，自顾自地叨叨咕咕，一头撞在温斯顿身上。温斯顿轻轻扶住了他。
"能请你喝一杯么？"他说。
"你真够绅士，"老头儿又挺直了腰杆。他仿佛看也不看温斯顿的工作服。"一品脱！"他凶巴巴地向那服务员说。"一品脱咕噜!"
服务员取了两个厚玻璃杯，在柜台下面的桶里涮了涮，打上半公升黑乎乎的啤酒。无产者店里，只喝得到啤酒，杜松子酒照说不准他们喝--其实他们要搞到手，才容易得很哩。投镖赛重新热闹起来，柜台前的那伙人又聊起他们的彩票。有那么一会儿，没人记得有个温斯顿还在这儿。窗下有一张松木桌，他跟老头儿在那儿聊，就不用怕给谁偷听到。这样做固然是万分危险；然而还说什么？这屋里竟然没有电幕！刚一进屋，这一点他就弄清啦。
"他就是能给我一品脱，"老头儿放下酒杯坐下来，嘟囔道。"半个公升不够喝，喝不足性。一个公升又忒多，勾我撒尿。钱哩又贵！"
"从年轻那会儿起，你准见好多事情都变啦，"温斯顿试试探探地说。
老头儿那浅蓝色的眼睛，从投镖板瞅到柜台，又从柜台瞅到男便所，仿佛就等着酒店变它个样子。
"那会儿啤酒才好哩！"他终于说道。"还便宜呢！那会儿我还年轻，我们管淡啤酒就叫咕噜。一品脱才四便士！那是在战前，当然啦。"
"哪次战前呀?"温斯顿问。
"管它哪次，"老头儿含含糊糊地说。他拿起酒杯，又挺起了腰杆。"祝你健康！"
他瘦瘦的脖子上，喉节一阵上下乱动，快得惊人，啤酒便给解决了。温斯顿到柜台去，又带回两个半公升来。老头儿仿佛忘了他烦透了喝一公升啦。
"你比我大好多，"温斯顿道。"我还没生下来，你就长大啦。你该记得从前，革命前，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年轻人，对那会儿真是一点儿不知道。我们光从书上读到过，谁知道书上讲的对不对。我想听听你说。历史书说，革命前生活跟现在一点儿不一样。那会儿人人吃苦受穷，简直怕人--糟糕得想都想不出来。我们伦敦城，好多人一辈子就没吃到过饱饭。一半的人穿不起鞋。他们一天干十二小时活儿，他们九岁就失了学，他们一个屋子要住十个人。可是同时，还有那么几千个人，叫做资本家，却是有钱有势。所有好东西都得归他们。他们住着好房子，三十个仆人伺候着，坐的是汽车跟四驾马车。他们喝的是香槟酒，戴的是高礼帽……"
那老头儿突然活跃起来。
"高礼帽！"他说道。"好玩，你说高礼帽啦。昨儿我还想它哩，也不知为了啥。我只是想，有多少年没见过高礼帽啦。全过时啦！我最后那次戴高礼帽，还是给嫂子办葬礼。那可是--嘿，我也说不清哪年啦。准有五十年啦！不用说，我可是租来戴的，你知道。"
"倒不是高礼帽多要紧，"温斯顿耐着性子说。"问题是那帮资本家当家作主，连靠他们活着的律师牧师什么的也是。什么都得为他们好才行。像你这样，一般人，工人，就只是他们的奴隶。他们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他们拿你当牲口，把你运到加拿大。要是高兴，他们就跟你闺女睡觉。他们叫人拿什么九尾鞭揍你们。每个资本家，全带一帮子走狗……"
老头儿一下又活跃了起来。
"走狗！"他说。"这词儿有日子没听过啦。走狗！这叫我想起从前来，可不是？想当年，可有年头啦，有时候我赶在礼拜天下午，就去海德公园儿听人家讲话。救世军啦，天主徒啦，犹太人啦，印度人啦，全都有哩！有个家伙，我也记不住他名儿，讲得可真有劲儿！一点儿面子也不给！他就说，走狗！资产阶级的走狗！统治阶段的奴才！他还叫他们寄生虫哩！还有鬣狗--他就管他们叫鬣狗！他叫的是工党，当然啦，你知道。"
温斯顿觉出来，他们的话题简直满拧。
"我想知道的是这样，"他说。"你觉得如今你的自由，是不是比那会儿多？旁人待你是不是更像人？从前，那些有钱人，上等人……"
"上议院，"老头儿依依地说。
"就上议院好啦，要是你愿意说。我想问问，是不是那些人，拿你低人一等，光是因为他们有钱，你没钱？比方说，要是碰见他们，你得叫声先生，还得摘帽子？"
老头儿仿佛沉思起来。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才答道：
"是啊，他们愿意看你朝他们摘帽子。这是尊敬么。我倒不喜欢，可我也常这么做。该说，谁也得做呀。"
"我得说句历史书的话--那伙人，还有他们的仆人，常把你们从人行道推进阳沟么？"
"有个家伙倒推了我一次，"老头儿说。"我还记得起来哩，就跟昨天的事儿似的。那晚有划艇赛，我么，在沙夫茨伯里街上，就撞了个小伙子。碰上划艇赛，他们晚上全闹得吓死人！他倒是个绅士，穿衬衫，戴礼帽，还有黑大衣什么的。他在人行道上，走得歪歪扭扭的，我一下撞着了他。他就说，走路怎么不看着点儿？他就说。我说，你当这他妈人行道给你开的?他说，你再要横，打你个满脸花！我说，你醉啦。有你半分钟，送你见老警！我说。爱信不信，他举手推我胸口，差点儿送我公共汽车轱辘下边！那会儿我年轻，就想还他一拳，可是……"
温斯顿只觉得无可奈何。老头儿的记忆，全是些细节琐事堆成的垃圾。问他一天，也问不出个正事儿来。党的历史依然有可能正确；甚至，这历史很可能全然正确。他最后试了一次。
"可能我没说清楚，"他说。"我再跟你说说。你活得很久了，一半儿日子在革命前过的。比方一九二五年，你已经挺大啦。按你记得的，还能不能说得出，一九二五年的日子，比当今好还是不好？要是你能选，你会在那会儿过，还是在现在过？"
老头儿直盯着投镖板，沉思起来。他放慢速度，喝光了杯里的啤酒。仿佛这啤酒让他觉得通泰舒服，等他再开口，那神情一派隐忍达观。
"我知道你想我说什么，"他说，"你想我说，我想要返老还童。大多数的人，你去问罢，准保想返老还童。年轻人嘛，身体也好，劲头儿也大。到我这把年纪，就全不成啦。腿脚净是毛病，膀胱也有毛病哩。一个晚上，起夜总得起个六七次。另一面说啦，当老头儿也有不少好处。从前的愁事儿，不用再犯愁啦。不搞娘儿们，这才是大事哩！我有三十年没碰个娘儿们，你爱信不信！而且，我也不想啦。"
温斯顿挺起身，靠在窗台上。再问下去，也没什么用啦。他打算再去买点啤酒，那老头儿却突然站起身，拖着脚急忙便走--他是到房间对面臭哄哄的茅房去，可见那多喝的半公升，早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温斯顿坐了一两分钟，盯着自己的空酒杯，不注意他的双腿，又重新送他回到了街上。他心里想，过上二十年，这简单而又重要的问题，"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好？"，就再得不到答案啦。诚然即便如今，其实这也无法回答，因为古代世界屈指可数的幸存者，他们早已做不到在两个时代做比较。他们还记得一百万件无用的琐事：跟同事拌嘴啦，寻找气管子啦，妹妹尸体的表情啦，七十年前一早刮风扬起的尘土啦。然而所有要紧的事情，他们却视而不见。他们非常像蚂蚁，看得见小东西，却看不见大的。脑子记不住，记录篡改过--一旦如此，党要宣布改善了人民生活，你便只能够接受了事，因为能够检验真伪的标准并不存在，而且永远不会存在。
就在这时，他的思绪突然间停顿了下来。他驻足抬头看，原来走到了一条窄窄的街巷，一片公寓当中，点缀着几家黑魆魆的小店。就在他的头顶，挂了三个褪色的铁球，依稀看得出曾经镀成了金色。这地方他好像认得--没错！就是那家旧货店，他买过那本日记簿的地方。
温斯顿心里一阵恐惧。当初买那本子，已经够冒失啦，他也曾发誓再不来这边。然而他刚刚听任思绪信马由缰，他的腿竟然把他带回了这里。他还巴望靠写日记，便阻止得了自己诸如此类自杀般的冲动哩。与此同时，他发现那家店铺，虽然快到二十一点，却还没打烊。他想还是进去罢，这总比在人行道上瞎转悠更少惹人疑，于是走进了店门。要是谁问，他或许可以回答，他想来买几片刀片。
店主刚点起了一盏煤油吊灯。吊灯的味儿不算干净，可却有那么点和气可亲。店主有六十岁，体弱背驼，长长的鼻子带着种慈祥，目光温和，戴副厚厚的眼镜。他的头发几乎全白，眉毛却依然很浓很黑。那眼镜，那轻柔琐屑的动作，再加上他那件破旧的黑绒夹克，分明给了他种文质彬彬的感觉，一如他是个什么文学家，什么音乐家。他说话的声音轻柔得很，好像哑了嗓子，而他的口音，也不像多数无产者那样难听。
"你还在人行道上，我就认出你啦，"他立时说道。"你买了那年轻太太的纪念簿。那本子的纸张，可真叫漂亮。奶油直纹纸--就是这样的名字。这样的纸，早不生产啦--嗯，我敢说足有五十年啦，"他从眼镜上面盯着温斯顿瞧，"我能卖你点什么？还是只想随便瞧瞧？"
"我路过这儿，"温斯顿含糊地说。"我只想看看。还不想买什么。"
"好罢，"店主说。"我想也没什么能够满足你，"他软软的手做个道歉的动作。"你也知道；瞧，这店都空啦。咱们俩说说，买卖旧货--就要完啦。谁也不需要，货也没有啦。家具，瓷器，玻璃容器--一天天都在坏下去。当然啦，金属的东西，多半也给回了炉。我多少年都没见过黄铜烛台啦。"
其实，这小店塞得满满吞吞，然而大多实在没什么价值。小店固然空间有限，因为四壁周遭堆满了蓬头垢面的画框，橱窗里又满是些杂七杂八的垃圾废物--一盘一盘的螺丝螺母，烂凿子，破旋刀，黑乎乎的钟表显然早就停了摆。只有墙角一张小桌子，上面零零星星还有点稀罕物儿--漆器鼻烟盒、玛瑙胸针之类，仿佛还找得到点有趣的东西。温斯顿信步走过去，便注意到一个浑圆光滑的东西，在灯光下轻柔地闪着微光，他便把它拣了起来。
这是块挺重的玻璃，一面弯曲，另一面平滑，形状像个半球。玻璃的颜色跟质地全都极其柔和，一如雨水一般。玻璃球的中央，给那弧形的表面放大了一些，里面是一个粉红色的怪东西，卷卷曲曲，像玫瑰，又像海葵。
"这是什么?"温斯顿简直给迷住了。
"这？是珊瑚，"老头儿说。"该是从印度洋上搞来的东西。他们常把珊瑚镶到玻璃里边。少说也有一百年啦。瞧，准还要久些哩。"
"真漂亮，"温斯顿说道。
"真漂亮，"店主感激地赞叹道。"不过如今，肯说这话的人太少啦，"他咳了一声，"你要是想买，算你四块钱好啦。我还记得--从前这样的东西值八镑，八镑--唉，我也算不出个价，总归不少钱罢。这全是货真价实的古董呀--如今还有几个人识货?"
温斯顿马上付了四块钱，那渴慕的东西便藏进他的口袋。真正吸引他的，倒还不是那东西美丽无比，而是它的氛围，分明与当今时世绝不相同。那柔和的玻璃宛如雨水一样，他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更叫他感兴趣的，是那东西显然毫无用处--诚然他猜，它倒满可以当块镇纸用。放在口袋里，这东西沉甸甸的，不过幸好，还不至于显得鼓鼓囊囊。只消是旧货，看上去再有那么点漂亮，往往会招来莫名其妙的怀疑。老头儿收了他四块钱，显然更加愉快--温斯顿觉出，给他两三块钱，这东西他也会卖。
"楼上还有间屋子，你或许乐意看一看，"他说。"屋里也没多少东西。就剩几件啦。要上楼，我就点个灯。"
他又点了盏灯，便弓着背慢吞吞在前面引路。爬上磨得光溜溜的楼梯，穿过窄窄的走廊，便来到一个房间。这房间不临街，窗外是个鹅卵石铺路的小院，还看得见树林一般密匝匝的烟囱。温斯顿发现，房里摆着家具，好像还要住人一样。地上铺了块地毯，墙上挂了一两幅画，壁炉旁边还摆了张扶手椅，椅面深陷，邋邋遢遢。炉架上是一座老式玻璃钟，还是十二小时制的，正嘀嘀嗒嗒走个不停。窗户下面，有一张硕大无朋的床，差不多占了房间一小半，床垫还铺在上面呢。
"老伴儿死前，我们一直住这儿，"老头儿的声音有点歉意。"我一点点把家具全卖啦。就剩这张床，红木的，挺漂亮，当然啦，得先把臭虫弄干净。不过我敢说，你准觉得它太累赘。"
他把吊灯举高，便照亮了整个房间。灯光暗暗的，暖暖的；怪得很，房间给照得说不出的诱人。温斯顿不由得掠过一丝念头：兴许，一个星期出上几块钱，很容易就会把这房间租下来哩。当然，这得要他敢冒这险才成。这样的念头纯属异想天开，必得马上丢个干净；然而这样的房间，却唤醒了他的思乡病，唤醒了他古老的回忆。仿佛他全然知道，坐在这样的房里会有怎样的感觉--熊熊的炉火旁边，坐在扶手椅里，双腿放在围栏上，水壶吊在炉架上；孑然一身，安然无虞，没有眼睛盯着你，没有声音逼着你，除去水壶的低吟，和座钟友善的呢喃，你的身边万籁俱寂。
"这里没电幕！"他不禁喃喃说道。
"哦，"老头儿说。"我从来没安过那东西。太贵啦。反正，我也没觉得有这份必要。那边角落里，还有张折叠桌，挺好的。当然啦，要用折板，就得换个新折叶啦。"
房间的另一个角落，还有个小书柜，温斯顿早饶有兴致地走了过去。除去破烂，柜子里什么也没有。无产者区，就跟大洋国旁的地方一样，搜书焚书早搞了个完全彻底。在大洋国，只消一九六○年以前印行的书，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老头儿还举着吊灯，照亮了一幅檀木框的画--它就挂在壁炉的另一边，正对着那张大床。
"要是你对这些旧图片感兴趣的话……"他开始轻轻地说。
温斯顿走过来，端详这幅画。它是幅蚀刻钢板画，画面是一幢椭圆形的建筑，有长方形的窗户，前面还有座小尖塔。建筑周围是一圈栏杆，后面仿佛有一座塑像。温斯顿盯着画面看了一会儿，似乎有些面熟，可那塑像，他却再记不起来了。
"画框镶在了墙上，"老头说，"不过我敢说，我可以帮你卸下来的。"
"这房子我知道呀，"温斯顿终于说道。"早倒啦。就在正义宫外面当街那边呀。"
"是呀。就在法院外边。给炸掉啦--唉，都多少年啦。从前它是个教堂呢。就叫圣克莱门特丹麦人，"他抱歉地微笑，仿佛意识到自己的话有点滑稽。"圣克莱门特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你说什么？"温斯顿问。
"哦……圣克莱门特钟声说，橘子和柠檬，我小时候唱的歌儿。我都记不住啦，不过还知道最后一句，一根蜡烛照你睡，一把砍刀砍你头！是个舞蹈。大伙儿伸着胳膊让你钻过去，唱到一把砍刀砍你头，就放下手来抓住你。歌里唱的，全是些教堂名儿。伦敦城所有的教堂全给唱了出来--所有主要的，当然啦。"
温斯顿的思绪朦朦胧胧，闹不清这教堂属于何年何月。伦敦的那些建筑，要定个年代总是难乎其难。随便什么高大雄伟的房子，只要外表还算光鲜，就自动自觉地归功给革命以后；要是看上去时间太早，索性就判给那暗无天日的什么中世纪。资本主义那几百年，据说就没造出过有价值的东西。建筑上固然学不到历史，正如书本跟历史毫不相干一个样。塑像，铭文，纪念碑，街道名--所有的一切，只要能借以搞清过去，就全给有计划地改变得面目全非。
"我还不知道它从前是个教堂，"他说。
"剩下的还不少哩，其实，"老头儿说道。"可全给派了别的用场。那歌儿怎么唱来着?哈！我想起来啦！
圣克莱门特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圣马丁的钟声说，你欠我仨铜板……
嗐，我就记着这么多啦。一个铜板，是个小小的铜币，样子挺像一分钱呢。"
"圣马丁在哪儿？"温斯顿问。
"圣马丁？它还在呀。就在胜利广场，画廊的旁边。那房子的门廊三角形，前边是柱子，台阶高得很哩。"
这地方温斯顿挺熟悉。这是座博物馆，展出着各色各样的宣传品--火箭跟浮堡的模型啦，表现敌人暴行的蜡像啦，如此等等。
"那会儿它是叫原野上的圣马丁，"老头儿加了一句，"可我早想不起，那边有什么原野啦。"
温斯顿没买那幅画。有这么个东西，比那玻璃镇纸还要不妥当；而且，要不是从画框上面取下来，又怎能把它带回家？然而，他还是多耽了一会儿，跟那老头儿说话。他发现，光看门口的招牌，准保以为老头儿名叫威克斯--可实际上，他的名字却是查林顿。这查林顿先生六十三岁，早死了老伴儿，在这店里已经住了三十年。他老想改掉橱窗上的名字，却老是不曾做起来。他们谈着天，温斯顿的脑里把那忘了一半儿的歌谣转了又转。圣克莱门特钟声说，橘子和柠檬；圣马丁的钟声说，你欠我仨铜板！真怪，这样一念叨，就仿佛真真听到了钟声，那早失落掉的伦敦钟声--那声音固然不绝如缕，然而伪装了面孔，忘到了脑后。他仿佛听到那钟声的轰鸣，从一个鬼魂般的尖塔传到另一个。可从他记事以来，他还从来没真正听过教堂的钟声。
他离开查林顿先生的小店独自下楼，省得老头看见他出门前，要偷偷把大街瞄上几眼。他已经打定主意，隔上一段时间，比方一个月罢，他还要冒险到这小店来一趟。比起不参加街道中心的活动，这未见得危险多少。顶傻顶蠢的倒是，他买了那日记簿倒也罢了，然而还不知道店主是不是可靠，竟要再到小店来！然而……！
他又想，是的，他还要再来。他还要买些美不胜收的奢侈品的残渣余孽。他要那幅圣克莱门特丹麦人，从画框上面卸下来，塞在工作服下带回家。他要从查林顿先生的记忆当中，把那歌谣的余下几句挖出来。甚至那疯狂的想头，要租下楼上房间的想头，他也蓦地又想了起来。或许总有五秒钟，他得意到放松了警惕，也不朝窗外先瞟一眼，便一头闯到了人行道上。他甚至编个曲调，哼了起来--
圣克莱门特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圣马丁的钟声说，你欠我……
他的心陡然一冷，险乎惊了个屎尿横流。有个人身穿蓝工作服，沿着人行道走下来，离他还不到十米远。便是那黑发姑娘，小说总局那个姑娘。灯光暗淡，然而也不难认出她的模样。她径直看着他的脸，而后便迅疾走开，仿佛根本没有见到他。
一时间，温斯顿给吓得动也动不了。然后他转向右边，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有那么一会儿，连走错了方向也没注意。无论如何，有个疑问，已经不成问题--那姑娘铁定是在监视他。她准是跟着他到这里，因为跟他同一个晚上，走到同一条偏僻的胡同--这条胡同离任何党员居住区，全有好几公里远！--却纯粹出于偶然，这样的巧合根本就不可能。她真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也罢，单是好管闲事的业余特务也罢，这一点原本就无所谓。她在监视他，这便足够啦。或许她也见他进了那家小酒店。
连走路也得费点子力气。那块玻璃，放在他口袋里的，走一步便撞一下他的腿，他几乎要把它掏出来扔掉。最要命的，是他的肚子一阵疼。有那么几分钟，他觉得不马上找个厕所，简直憋不住啦。然而这样的地方，根本就没什么公厕。而后，那一阵痉挛平息了，剩下的惟有隐隐的痛楚。
这条街竟然是条死胡同。温斯顿停下脚步站了几秒钟，迷迷糊糊不知该做什么。而后，他掉转身来，开始往回走。就在转身的当儿，他想起那姑娘离开他才不过三分钟，他跑上几步，还满可以追上她。他不妨跟着她，到个僻静的所在，拿块石头砸烂她的脑袋瓜。他口袋里那块玻璃挺沉，干这勾当倒也很合适。然而，他立时放弃了这念头，单是想想这样做，也早就叫他没法忍下去。他不能跑，他也不能揍谁一下子。更何况，她是年轻力壮，准会自卫的。他又想，快快赶到街道活动中心，耽到关门为止，好算个他晚间在场的佐证。然而，这同样根本行不通。他的全身，只觉得死一般的困乏无力。快回家罢，坐下来安静一会儿--他满心想的就只有这句话。
等他回到公寓，时间早过了二十二点。到二十二点三十分，电灯就要拉闸啦。他到厨房里，生灌了足有一茶杯的胜利牌杜松子酒。而后，他到壁龛里的桌前坐下来，从抽屉里取出了日记本。然而，他沉了一会儿，没有打开来。电幕上一个女人，粗喉咙大嗓门嚎着什么爱国歌曲。他坐在那里，盯着日记本的云石纸封面，徒然想把这声音从他的意识当中赶出去。
他们会在夜间来抓你。总是在夜里的。该在给他们抓住之前便自杀。毫无疑问，有些人便这样做了。许多失踪的人，其实就是杀死了自己。然而这样的世界，完全搞不到枪支，或者随便什么迅速有效的毒药，自杀也需要天大的勇气。惊人的是，那些痛苦和恐惧，却无法督促你的肉体下决心；而人的肉体，又如此毫不长进--一旦需要它特别做点事，它一准木呆呆地束手无策。要是他动作足够快，满可以杀那黑发姑娘来灭口；然而那极端的危险，反叫他失却了行动的能力。敢情面对危险，要对付的根本不是外在的敌人，倒永远是你自己的身体。如今，灌了杜松子酒，肚子却依然隐隐发疼，害得他没法有条有理想个问题。就是那般俨然的英雄场合、悲壮时刻，其实还不是一个样。战场也罢，刑房也罢，沉船也罢，谁也记不得自己的奋斗所为何来，因为你的肉体膨胀开来，添满了宇宙。你可以不至于吓得木呆呆、疼得嗷嗷叫，生命却依然只算场一瞬间到另一瞬间的斗争，斗争的对象，不过是饥饿、寒冷和失眠，不过是腹痛或牙痛。仅此而已。
他把日记本打开来。写点什么罢，这毕竟十分要紧。电幕上那女人开始唱一支新歌曲，声音活像玻璃碴儿，生生刺进他的大脑里。他试着去想奥勃良，这日记便是为他写--便是给他写的呀。然而头一件，他想的却是，一旦思想警察逮住他，接下来会出些什么事。马上杀掉你--这倒没什么关系。送掉性命，纯属意料之中。然而送命以前，照例要熬过坦白交代这一关--爬着尖声叫讨饶，打断骨头揍掉牙，满头满脑血淋淋。这一切，任谁都是三缄其口，然而早已是铁定的常识。若是结局没什么不同，何必要忍受严刑拷打？没有人逃得了提审，也没人扛住不坦白。只要死心投靠了思想罪，早晚必得掉脑袋。既然这样的恐怖早已是无所改变，往后干吗还得经受这一关？
他还在试着回想奥勃良的模样，这回才算勉强想起了一点。"我们会在个没有黑暗的地方再见面，"奥勃良这样对他讲过。他知道这话的意思--起码他觉得自己知道。没有黑暗的地方--便是想象的未来，没有办法见到，然而凭借着先知先觉，却能够分享这未来。这真是件神秘莫测的事情。然而电幕那声音在他的耳边直聒噪，害得他没法循着这个思路想下去。他把支香烟放在嘴里，一半的烟丝登时掉到舌头上--那东西苦得很，吐也吐不净。他的脑际浮现出老大哥的脸孔，盖住了奥勃良的形象。像几天前那样，他从口袋里掏出枚硬币盯着瞧。那脸孔朝上盯着他，孔武有力，神色平静，叫人心里安宁。然而，那一口黑胡髭呀，它背后藏的是怎样的笑容？于是，那几句口号，又在他的耳畔想起，一如闷雷般的丧钟声：
战争就是和平
自由就是奴役
无知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