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皮考特访谈
问：你的小说主题都不可思议地很有意义，而且跟社会关注的某些问题息息相关。干细胞研究和"设计出来的宝宝"是医学团体和政治团体争论不休的话题。你为什么要挑选这样一个题材来写《姐姐的守护者》?写这部小说改变了你对这方面问题的观点吗?
答：我无意中想到这本小说的主题，是由于我的上一部小说《SecondGlance》。当我为那本小说寻找优生学资料时，我得知美国优生学学会的相关信息--它的资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枯竭，当时正值纳粹开始探究优生政策--这个学会以前位于纽约的冷泉港。猜猜现在什么单位占据着那个地方?人类基因计划组……很多人会认为那是"现代优生学"。对我而言，这是个离奇的巧合，我开始考虑，这项即将获得突破性进展的热门尖端医学技术，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优生绝育法几乎雷同，虽然两者也有相异之处。相同的是，你拥有医学技术，研究和执行者凭医生的处方来取舍胚胎；相同的是，在医学技术如此大幅跃进之后，根据个案需求，不满意的胚胎会被放弃。我听到一对美国夫妻，他们成功地怀了一个与他姐姐骨髓配型相符的宝宝，姐姐深受一种罕见的白血病之苦。他的脐带血捐给姐姐，姐姐在几年后仍处于缓解期。我不禁质疑……要是换成较可悲的状况，她的缓解期结束呢?那个男孩会觉得他有责任吗?他会不会怀疑他出生的唯一理由是他姐姐生病?当我更深入去跟踪调查这个家庭的动态，以及干细胞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我推演出费兹杰罗家的故事。我个人赞成干细胞研究--它有太多优点，不该轻意把它放弃。然而显然，这是个双刃键，有时候研究者和政治参选人会陷入伦理的泥沼和科学的细节，他们完全忘了我们谈的是有感情、有情绪，会怀抱希望，也会深感恐惧的人类……就像安娜和她的家庭。我相信在几年内我们都会被迫去想这些问题，那何不先把它放进小说里？
问：你把杰西这个"愤怒的年轻人"的角色刻画得很成功，他冒失的个性非常鲜活。你的写作似乎挥洒自如。确实如此，还是超越性别从男性视点来写，对你而言是件困难的事?
答：我得告诉你，写杰西是我写作多年以来最有趣的事。或许我在心里一直想做个行为失当的十七岁青年。不管因为什么理由，写这样一个内心受到伤害的愤怒角色，代他发声，绝对很好玩。不管因为什么理由，假扮成别人一直都是很有趣的事--不论他是男性，还是十三岁、精神病患者、有自毁倾向，或任何一打其他我创造出来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每当我试着写男性的声音--像杰西、坎贝尔或布莱恩--那感觉就像溜进大外套里。很舒服，也很容易习惯穿着它……可是如果不小心，外套会滑掉，露出外套下面的我。
问：在第一百八十二页，杰西自述，当他回忆自己想挖地道到中国时，他说："你知道的，黑暗会给人错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选择通过杰西来作这样的表达，因为他是这本小说里最黑暗的人物吗?
答：没错，所以那句话必须由杰西来说。对杰西而言，不管他认为自己在成长过程中遭受了多么不公平的待遇，跟他妹妹遭受病魔的摧残比起来，都是小巫见大巫。他完全明白自己赢不了，所以他连试试看都省了。当你在看杰西的时候，你看到的可能是：一个烂透了的小孩。可是我不以为然，你得像剥洋葱……一个人的本性会藏在表面的好几层以下。问题不在杰西到底是不是个坏孩于，我们该探讨的是，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所表现出来的是真正的他吗?还是他因为非常失望，而用乖张的行为来掩饰他的脆弱。
问：你如何选择每一章开头的引文?弥尔顿、莎士比亚、D．H．劳伦斯--他们是你喜欢的作家吗?还是你选他们有别的理由?
答：我想我可以说：我曾经阅读过的都是大师的作品，那些引述的诗句在我需要的时候，从我的记忆中跳出来--但我不想撒这种谎。事实是，我在每一章开头引用的诗句，都是我勤勉地去找出来的。我寻找提及火、闪光、星星等字眼的诗句--所有可能会让人联想到家庭的意象，或象征自己会燃烧掉。
问：关于姐妹情谊和手足关系，是这本书的中心思想。你为什么要把伊莎和朱莉亚写成双胞胎?这样的安排是否希望读者联想到凯特与安娜互相依赖的关系?你希望通过这个故事来揭露姐妹之间的什么关系？
答：我想姐妹之间的牵系与其他手足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结合了竞争又极为忠诚的关系，这在本书的两对姐妹身上都明显地看得到。朱莉亚和伊莎之所以会是双胞胎，是因为她们一开始在子宫里还没分裂前就是一个胚胎，等到她们长大，她们的差异变得明显。凯特和安娜也是，她们有相同的基因关系，可是她们和伊莎与朱莉亚不同，她们是容易辨识的两个人，却彼此离不开对方。我想举出这两个例子给读者看，让他们看出两对姐妹的差别，一对是一开始是一体的，然后分离；另一对是一开始是分离的，但因为某个原因她们纠葛在一起，无法分离。
问：任何看过心爱的人死亡（任何胸腔里有一颗心)的人，都会被这个故事里翔实逼真的生病和死亡情节感动。想象那种情景会很困难吗?你怎么去酝酿如此接近事实的细节?
答：想象一个要应付极度哀伤的家庭的情节非常困难，因为你会不由自主，自然而然地去想象你自己的家庭经历那种地狱般的折磨。为这本书搜集资料时，我和癌症病童交谈，也曾和他们的父母亲深谈，他们认为最好是把握活着的每一天，保持乐观的态度，不要去理会可能已经逼到拐角的死神幽灵。范围缩小一点，我身为家长，自己的一个孩子曾经必须接受一连串手术，由此我也从自己的经验中汲取了灵感。我五岁的次子杰克，当时被诊断出两个耳朵患有胆脂瘤--那是一种良性的肿瘤，可是你如果不设法除掉，它最后会长进你的脑子里，杀死你。他在三年内开了十次刀，现在他的肿瘤已经彻底摘除了。我显然不如癌症病童的妈妈那样，必须每时每刻面对急迫的恐惧，可是我也不难回想儿子住院期间自己的忧心忡忡。他被麻醉的时候我可以待在手术室里陪他，每次走在他被推进手术室的轮床旁我都会想："好吧，如果能让他不再受这种苦，就把我的耳朵拿去吧。"那种彻底的绝望，以及渴望他恢复健康的心情，就变成莎拉内心的独白……这正是她作了那样的决定，我也无法讨厌她的理由。
问：莎拉是个复杂的角色，读者可能批评她又同情她。你怎么看她在书里的角色?
答：就像妮娜·佛斯特在《绝配》(PerfectMatch)里的角色，我想莎拉会引发一些争论。不过，我敬重妮娜……我也非常敬重莎拉。我想在这个恶梦里她很容易被指控，然而我会提醒读者，不要匆忙下判断。诚如莎拉在本书结尾所说，这并非一桩选择要一个孩子不要另一个孩子的案件--而是一桩两个孩子都要的案件。我不以为她真的要安娜为了姐姐牺牲到底，我想她是为了要保持家庭的完整，而企图做她认为该做的事。反过来说，我也不以为她是个完美的妈妈。她让杰西失望--虽然她当然会专注于更紧迫的事情。无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我很难想象一个母亲会如此彻底地放弃她的孩子。然而莎拉太忙于注视凯特岌岌可危的未来，而没有注意到她的家庭当时的情况--那当然是她的疏忽，在书的结尾，她永远追悔莫及。
问：在你的小说里，年轻人的观点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他们比其他角色更多了些智慧、幽默和同情。你觉得成年人会受得了向孩子学习吗?为什么小孩会那么容易了解真理?
答：小孩是审查谎言的顶尖雷达装置。当某人不再诚实坦率，他会直觉地发现，成长真正困难的部分之一，是学着去明白没有恶意的谎言的价值。对他而言，那是成熟必备的技巧。你记得当《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霍尔顿·考尔德发现，那些人通通都虚伪，他有多沮丧吗?安娜能够看清事情的真相，因为在心理上她还是个小孩--不管事实上她失去多少童年。写青少年最棒的，就是那使得我能够在小说里回去做他们。而即便当他们差不多了解，成长代表着妥协和放弃理想，他们还是会抓牢希望。他们或许不想承认(杰西是证人!)，可是他们把希望塞进口袋里，以防用得上。那正是青少年为什么是极佳的心情复杂的自述者的原因。
问：《姐姐的守护者》的结局出人意料，而且非常哀伤。不要透露太多，你可以与读者分享，你为什么会选择用那样的方式来结束这个故事?你从一开始就如此设计，还是写到后来才发展成这样?
答：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姐姐的守护者》是我的小孩第一次看我的书。基利，他十二岁，他拿起这本书，立即全神贯注地沉迷其中。他看完那天，我发现他在沙发上哭。他把我推开，上楼进他的房间，他告诉我，他暂时真的不想见我，或跟我讲话，因为他非常沮丧。后来当我们坐下来讨论，他不断地问："为什么?为什么是这种结局?"我给他（和给你)的答案是这样的：因为这不是一本皆大欢喜的书，你从第一页就知道，书里头没有轻松的答案。就医学来说，这个结局是这个家庭实际上可能发生的事情；就主题来说，那是唯一能对书中所有人物当头棒喝的方式，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我希望安排快乐的结局吗?我当然希望--我甚至在定稿前不久还打电话给肿瘤科护士，询问是否有别的方法可以结束这个故事。但是我终于发现，如果我要这本书写得真实，这才是正确的结局。
问：到目前为止你所有的书都得到相当好的评价。你写作时是否会受到书评的影响?
答：嗯，你看的书评和我看到的是一样的吗？！我是开玩笑的--哦，是有一点开玩笑的成分啦。虽然我得到压倒性的一致好评，可是我想"坏评"更会让你久久不能释怀，因为它们会深深刺伤你。（不管我告诉自己多少次别去理它，但我还是会去看。)我很幸运能写出畅销书，到现在为止它们都能够占据书评的版面。在书籍工业里，一本书经常被区分为值得评论的和文学的，或者有广告卖点和商业的。杂志上的重点评论非常有趣--摄影师来拍你看起来美美的照片，人们总是在他们等着看医生或牙医时，在候诊室里看着你的脸和你的小说介绍。一本书得到好评最好的事，是它使得不知道你是谁的人去买你的书。我从来不会在写作的时候去想书评会怎么说，（事实上，如果我去想，可能会躲到桌子底下，再也打不出一个字来!)可是我当然会去想，我写的东西会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如同它引起我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