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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9)

我面颊上的伤从来没洗过也没包扎过,肿得火辣辣地痛,脸上干裂的皮肤像鼓起了一条条胖胖的毛虫。左腿仅仅是一道裂口,鼻子肿胀得不成样子还带着抽搐的阵痛,我只能用嘴巴来呼吸。

我躺在臭哄哄的呕吐物中渴念着水。已经两天没喝水了。

在痛苦中我毫无尊严可言。我明白这痛苦不仅仅是痛,还要我屈服于人体最基本的需求:要喝水,要撒尿,躺下去时还须找个能够减轻痛感的卧姿。当警官迈德尔和他的手下第一次把我带回到这里,点上灯关上门时,我还拿不准一个胖胖的一向养尊处优的老家伙能够忍受多少痛楚(帝国为了他的古怪念头而对他使出的种种手段)。但我的行刑者对疼痛的程度并不在意,他们要向我证明的是活着的身体意味着什么,一个活着的身体,只有当它完好无损时才有可能产生正义的思维,当这身体的脑袋被掐住,喉咙里被插进管子灌入一品脱盐水弄得咳嗽不止,呕不出东西,又连遭鞭笞时,它很快就会忘记一切思维而变得一片空白。关于我说过的野蛮人的事儿或是野蛮人说过什么话,他们没有再来逼问。所以我没有机会把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激烈言辞朝他们脸上扔去。他们曾到囚室里向我表明人性的意义,在那一个小时里他们表现得够多了。

* *

也不是在比谁能撑到最后。我曾这么想:“他们坐在另一个房间里议论着我。他们说,‘他做硬汉还能做多久呢?一小时后再去看看吧。’”

然而事情好像不是这样。他们并没有费心设计折磨我的程序,琢磨着怎么使我屈服。比如说我两天没吃喝了,而第三天却送来了饭食。“对不起,”送饭的人说,“我们忘了。”他们也没有什么恨意要忘记,折磨我的人过着自己的日子,我才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迈德尔的手下大概正忙着在军需商店里清点货品或是在工地上巡逻,不住抱怨着天气太热;迈德尔呢,我相信他宁愿花时间擦亮自己的皮带扣也不愿来关注我。心血来潮时他会过来以人性的方式给我一点教训。我在他们随心所欲的攻击下能抵挡多久?倘若我在持续的折磨下屈服、哭泣、趴下,情况又会怎样?

**

他们把我叫进院子里。我在他们面前遮掩着裸体,小心护着自己受伤的那只手,一头疲倦的老熊,已经被太多的折磨驯服了。“跑。”迈德尔命令。我在明晃晃的大太阳底下绕着院子跑。一旦松懈下来,他们就会用棍子打我屁股催我快跑。士兵们不睡午觉了,站在阴凉底下,厨房女仆撑着门框,孩子们透过门上的栅栏,一起看着我。“我不行了!”我大喘着气。“我的心脏!”我停下来,捧着脑袋,弯下身子。大家都耐心地等着我恢复过来。棍子又戳了过来,我蹒跚举步,没法跑得比常人走路更快。

他们还叫我玩把戏给他们看。他们拉起一条绳子,离地面一膝高的样子,叫我跳过来再跳过去。他们唤来厨子的孙子,把绳子的一头交给他:“拽稳了,我们不想叫他绊一跤。”这孩子用两只手拉住绳子,全神贯注对付这项重大使命,在等着我跳。我巡逡不前。长棍子接连戳到我的臀部。“跳。”迈德尔低声说。我蹦蹦跳跳地跑过去,撞在绳子上,傻站在那里。我闻到了屎臭。他们不准我去洗。苍蝇总是围着我,很有兴趣地叮着我脸上的伤处,我稍一停下就会叮上来。我两手不停挥赶着好像牛甩着尾巴。“跟他说下次一定得表现好点。”迈德尔对男孩说。男孩微微笑着把脸转开去。我一屁股坐在尘土里等着下一步的把戏。“你知道怎么蹦跳?”他问那男孩,“把绳子给这人,叫他跳个给你看。”我就跳了。

第一次被带到外边赤条条地站在那些闲汉面前,扭着身体蹦跳供他们取乐那种羞耻的痛苦实在难忘。但现在我已经不感到羞耻了。每当我跪下喝水,或是心脏像螃蟹似的紧攥住我,让我只能一动不动地僵在那儿,我全部意识就只能对付这类致命的威胁了。我还惊讶地发现,每次只要稍稍休息一下,或是伤处涂上药膏稍稍止住疼痛,我又能走动,也能跳,或是连爬带跑地耍弄下去。是不是会有这样一刻,干脆躺倒说:“杀了我吧——死了也比这样好?”有时我觉得已经抵达这个极点。但总是没有这样做。

在这些事情里丝毫没有什么崇高可以作为安慰。如果我半夜从睡梦中醒来,那是因为在梦里陷入了更加卑琐的堕落。我甚至没法死去,除非像只狗似的死在墙角。

* *

一天,他们打开门,我走出去时没看见原来那两个看守,而是一班人马站在那里。“接着。”迈德尔递给我一件女人的白棉布罩衣。“穿上。”

“为什么?”

“好,你要是喜欢光着身子那就光着好了。”

我从头上把那件罩衣套上去,长短只及大腿根。我一眼瞥见两个最年轻的女仆一头钻进厨房里,叽叽咯咯地笑着。

我两手被反绑在身后。“时候到了,行政长官。”迈德尔对着我的耳朵轻声说,“尽最大努力像一个人的样子吧。”我肯定在他的呼吸里闻到了酒精气味。

他们推着我走出院子。桑椹树下,酱紫色的桑果落了一地,一拨人等在那里。孩子们在树枝上攀来攀去。我这边一伙人走近时,那儿立刻鸦雀无声。

一个士兵拿出一条簇新的大麻绳,把绳子一端抛上树去,树上的孩子接住绳子,在枝杈上绕了几圈再挂下来。

我知道这不过又是一个新把戏罢了,旧的花样玩腻了,再给一个无聊的下午找个解闷的乐子。可是我这会儿尿急了。“上校在哪里?”我轻声问。没人理会我。

“你要说什么?”迈德尔问,“想说什么就说吧,我们给你这个机会。”

我凝视着他那双湛蓝的眼睛,蓝得好像眼球外面有一层水晶玻璃。他也看着我。我不知道他看出了什么。脑子里想到他就想到一个词:“行刑……对我用刑的人。”但这些词好像很陌生,我越重复默念,就愈觉陌生,弄到后来像石块似的压在我的舌尖上。也许是这个人,他带来帮助他和上校的人都是行刑者;也许他们都是首都哪个地方来的安全官员。但我看着他,却只看见那双湛蓝的眼睛、虽说僵硬但相当英俊的相貌,牙齿稍长,腭部微凹。他料理着我的心灵:每天把一个活生生的肉体关进栏圈,又对人的心灵百般蹂躏。然而说实在的,人的心灵在他职业生涯中留下的印象,还不如人的心脏在手术台上给外科医生留下的印象来得深刻。

“我实在难以理解你对我的看法。”我说。我忍不住嗫嚅地说出这句话,声音有点战战兢兢,我很害怕,汗水不禁淌了下来。“与其给我机会对那些我无话可说的人倾述,我更想跟你说几句,好让我知道为什么你在这事情上那么起劲;好让我知道你对我这个人——你伤害得这么厉害,这会儿还打算要弄死的人——是怎么想的。”

这话拐弯抹角地从自己嘴里冒出来,我一时惊诧不已。我难道发疯了想要找茬?

“你瞧见这只手了?”他说。他举起一只手,离我的脸只有一英寸。“当我还是个半大孩子时”——他弯了弯手指——“我就能用这只指头,”他伸出食指——“捅穿南瓜壳。”他把那只手指对着我的前额,猛地戳过来,我朝后退了几步。

他们倒是给我准备了一顶帽子,一个装盐的袋子,往我脑袋上套下去,在喉咙口用一根细绳扎住。透过袋子的网眼,我看见他们搬来一把梯子架在树杈上。我被带到梯子边,让我脚踩在梯子最下边的横档上,把作为绞索的麻绳拴在我耳朵下面的脖子上。“现在开始爬。”迈德尔发令。

我扭头看见两个模糊的人影拿着绳子的一头。“我的手绑住了没法爬。”我说。我的心脏怦怦直跳。“爬。”他说,一边用胳膊顶住我。绳索抽紧了。“再抽紧点。”他命令。

我往上爬,他也跟着上来,在屁股后面催着。我数着一共爬了十档,一根树枝挡在那儿,我停了下来。他抓着我胳膊的手掐得更紧了。“你以为我们在跟你玩吗?”透过齿缝他恶狠狠地吐出这句话,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动怒。“你以为我说话不算话?”

捂在袋子里,眼睛被汗水蛰得生痛。“不,”我说,“我不觉得你们是在开玩笑。”只要绳子还拉紧着我就知道他们不过是玩玩。可是一旦绳子松开,让我滑落下去,那就完了。

“那么,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吗?”

“我要说的是,我和野蛮人的战事没有关系。我只是处理一件私事,把那姑娘送回家去。没有其他目的。”

“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

“我要说没有谁是应该死的,”我套着滑稽可笑的罩衫和布袋,满嘴是胆小怯懦的恶心话,“我想活,每个人都想活。想要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不管是怎么个活法。”

“那还不够。”他放开我的胳膊。我在第十级梯档上摇晃着,绳子稳住了我。“你看见了吗?”他问。他爬下梯子。

没有汗只有泪。

树叶在我身边沙沙响。一个孩子的声音传来:“你能看见吗,大叔?”

“看不见。”

“嗨,猴子,爬下来!”有人在下面喊。从扯紧的绳索上我可以觉出他们在树枝间的举动。

我久久地站在那儿,小心翼翼地平衡着自己在横档上的站位,尽可能绷紧绳子,横在脚弓间的木档使我有一种安全感。

这样看着一个人站梯子,那帮看热闹的闲人要多久才能心满意足呢?也许我得一直在这儿站下去,直到皮肉从骨头上剥落开来,被暴风雪、冰雹和洪水卷走。

但此刻绳子还紧在那里,甚至能听见绳索在树皮上蹭出刺耳的吱吱声,我必须抻着脖子以免被勒死。

这不是什么耐心的比拼,如果观众不满意,就得换花样。但这能诿过于观众吗?替罪羊已经有了;节日已经排定;法律已被中止,谁不想看一场好戏呢?在这场由我们的新政权上演的充满下贱、痛苦和死亡的好戏里,我有什么可反对的呢?我有什么政绩会被人们记住呢?这政绩还包括二十年前出于情理考虑把屠宰场从集市搬到郊外。我想喊,因大骇而大喊,因胆颤而失声尖叫,但绳子抽紧了,被卡住的嗓子什么也喊不出。耳部血管的脉流“嘭嘭”地撞击着耳膜,脚趾已经抵不住横档了。我在空中轻轻摇晃起来,两脚左一下右一下地踢蹬着梯子。耳部血液的撞击慢下来了,但我听见了耳膜的响声。

我站在一个老人面前,硬是迎风撑开眼睑,等他开口说话。那支老式的枪还架在马的两耳之间,却没有对着我。我知道四周是广袤无垠的天空和沙漠。

我盯着他的嘴唇,只要他一开口我就会灵敏地捕捉那每一个音节,过后可以在自己脑子里复忆,向自己倾说,于是我就可以找出那个问题(那一刻像一只小鸟似的从我的记忆里飞出来的问题)的答案了。

我可以看见马鬃上的每一根毛发,老人脸上的每一道皱纹,山坡下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条沟壑。

那女孩,按野蛮人的式样梳起的黑辫子拖在肩上,骑马跟在老人身后。她低着头,也在等着他开口。

我叹了口气:“遗憾,”心想,“现在已经太迟了。”

我松弛地晃荡着,微风吹动身上的罩衫拂弄着赤裸的身体。我松弛地飘荡起来,穿着女人的衣服。

我多么想踏在地上——虽说麻木的双脚失去了知觉。我尽可能小心地把身子伸展开,完全抻直,像一片轻轻的叶子,吊紧脑袋的绳子感觉松了些,还能透气,我拼命呼吸着,这还像回事儿。

头上的“帽子”掉了,阳光直刺我眼睛,脚下被人拽一下,突然一切都在面前游动起来,我一片空白。

一个字“飞”,在我意识的某处边缘出现。是了,是这样,我正在飞。

我直视着迈德尔的蓝眼睛。他的嘴唇在动,可我什么也听不见。我摇晃起脑袋,发现这一旦摇开了就停不下来。

“听我说,”他说,“现在让你试试另一种‘飞’法。”

“他听不见。”有人说。“他听得见。”迈德尔说。他解开我颈上的绳套,转而系在缚着我手腕的绳子上。“拉他上去。”

如果我能稳住手臂,能像杂技演员那样把脚拎上来勾住绳套,那就能倒转身子悬挂在那里避免受伤——这是他们起吊时我脑子里最后的意识。但我就像个病恹恹的孩子,手臂反缚在身后,看着脚尖慢慢离开地面,肩膀瞬即发出一阵可怕的撕裂般的巨痛,手臂就像被拧下来了。我喉咙里发出第一道惨烈的嚎叫,犹如滚滚砾石倾泻而下,我一声接一声嘶叫着,不可遏止。这是意识到身体惨遭蹂躏后再也无法修复的悲咷,恐惧而绝望的惨叫。就算全镇的孩子都听见了我也收不住声:我们只有祈祷孩子们不要模仿他们父辈的把戏,否则有一天他们小小的身体也将在树枝间荡来荡去惨遭噩运。有人推我一下,我两脚悬空一前一后地摆动起来,像一只被夹住了翅膀悲鸣不已的大飞蛾。“这是在召唤他的野蛮人朋友。”看热闹的人打趣说。“诸位听到的是野蛮人的语言。”一阵大笑。

①信天翁被西方航海者视为吉祥之鸟,英国十九世纪诗人柯尔律治的长诗《老水手谣》写主人公射死信天翁遭致厄运后又为此赎罪,此处暗用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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