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生命的伟大。有人在反复呢喃着这句话，连同罗莎琳吹风机的声音一同将贝罗安从睡梦中唤醒，至少他自以为清醒的，不过很快就又坠入了梦乡。再度醒来的时候，他听到了罗莎琳开关衣橱的沉闷声响，那是一对大型的嵌入式壁橱，里面装有声控灯，还镶嵌了光滑的胶合木板，并且散发出淡淡的幽香；又过了一会儿，罗莎琳赤着脚走了进来然后又出去，她的丝绸衬裙发出簌簌的摩擦声——没错，一定是那件他在米兰买给她的印有凸起郁金香花纹的黑色衬裙；最后从洗手间里传来的是罗莎琳上班穿的靴子的鞋跟走过大理石地砖所发出的响声。她应该正站在梳妆镜前做着出门前的最后准备：喷洒香水，梳理头发；与此同时，用吸盘固定在浴室墙壁上的那台飞跃的蓝色海豚形象的塑料收音机一直在反复地播放着那句话，其寓意在不断地加深直到他开始体会到了一抹宗教的意味——“生命的伟大”。收音机里的声音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生命的伟大。他又睡了足足两个小时才彻底清醒，此时罗莎琳已经出门，房间里一片寂静。从微开的百叶窗的缝隙中射入一道狭窄的光束，外面的阳光亮得有些炫目。他掀开被子，仰面躺在属于罗莎琳的那一边，赤身享受着中央空调的温暖，回忆着那句话的出处。那是达尔文书中的句子没错，来自昨晚他坐在浴缸里阅读的一段，就在那本贝罗安之前未曾拜读过的巨著的末尾。慈悲、坚定却身体虚弱的达尔文出于谦卑地借用了昆虫和宇宙的名义，向这世界做最后的告别。为了安抚那些反对人士的情绪，他甚至还提到了造物主，但是他显然对祂缺乏虔诚，因此在后来再版时删掉了相关内容。这本洋洋五百多页的巨著真正得出的结论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小到一丛灌木之中都蕴藏着无比丰富且无限美丽的物种。你我有幸贵为人类，是自然规律的高级产物，是饥荒、死亡和自然灾害的幸存者，生命之伟大就在于此。人类历史纵使短暂，但足以令我们引以为傲。
曾经有一次他和女儿在埃斯克代尔河边散步，那是一个雪后初晴的傍晚，天空披着淡红色的落日余晖，女儿引用了她所挚爱的一位诗人的诗句。显然没有多少同龄人像她那样欣赏菲利普·拉金㊟的才华。诗中是这样说的：“倘若我获召唤/来开创一种信仰/我会让人们去膜拜水。”黛西说她喜欢“召唤”这个简洁的用词，仿佛这事真的会发生，仿佛宗教就是这样产生的。然后两人停下来分享保温杯里的咖啡，贝罗安用手指追溯着一溜青苔，表示如果他被授予这项使命的话，他会选择崇拜进化。还有什么比进化的过程更加神秘莫测的呢？在无边无际的时间长河中，一代又一代的人类缓慢地演变，原本简单的物质，在历经了偶然的变异、自然的选择和环境的变化之后，衍生出了美妙而又复杂的生命，人类虽然回避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悲剧，但与此同时也孕育出了智慧的奇迹，随之诞生的还有道德、爱情、艺术和城邦，这种信仰的硕果就摆在我们眼前。
他们站在两条小溪汇合的石桥上，在听完贝罗安近乎背诵的诠释之后，黛西不由得大笑，甚至放下手中的杯子为他鼓掌。她品评说：“这的确称得上是一个古老而又纯真的信仰，证据确凿。”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贝罗安很是想念女儿，终于她就快要回来了。难得的是在星期六这样的时候，西奥居然也答应今晚待在家里，至少留到十一点。贝罗安打算做一道海鲜烩，为此去一趟海鲜卖场是今天日程单上相对简单的任务：他打算买些鱼、蛤蜊、蛤贝和对虾。为了摆在面前的现实任务，为了这些带着咸味的海鲜，他终于从床上爬了起来，进了洗手间。有人认为男人坐着小便是可耻的行为，因为只有女人才会那样。不过那又怎样？他就选择坐着，因为它让他无比放松，当下面的水流倾泻进马桶的时候，最后一丝睡意也被彻底驱散了。他试图在自己的感觉里搜寻某种莫名的羞愧、内疚甚至更微妙的感觉，例如刚刚是否做了什么尴尬或者愚蠢的事情。然而才几分钟的光景，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曾做过什么事情，行为本身已经被遗忘，但感觉仍在萦绕。似乎是一件可笑的举动或者是话语，让自己成了傻瓜。既然记不起前因后果，他也就无法说服自己不去想它，但谁又在乎呢？只是这种复杂的情境让他的思维变得有些迟缓——让他联想起蛛网膜，就是那层覆盖在大脑外面的薄膜，每次手术他都不可避免地要将它们切开。那一句生命的伟大，多半是吹风机的嗡嗡声所造成的幻觉，让他把收音机里播放的新闻搞混了。不过，能够在半醒半睡之间让思维天马行空倒是种难得的享受。至少他昨晚站在窗前的时候是完全清醒的，即使现在，对这一点他也是确定无疑的。
他站起身来冲刷了坐便器。他有次在手术区的咖啡间里随手翻起了一本杂志，上面有篇荒谬的文章提到说你冲走的废水中至少有一个分子有一天会转化成雨滴再落回到你的身上。至少从概率的角度说有这个可能，但是推论并不等于现实。“我们定会再相遇，不知何时，不知何地。”哼着这首战时的流行歌曲，贝罗安穿过白绿相间的宽阔的大理石地板走向洗漱池去刮胡子。倘若少了这道程序他总会觉得这一天缺失了什么，即使是在休息日也不会例外。他应该学学西奥，随它去，不理睬。不过贝罗安喜欢那木质的盛放剃须液的小碗和獾毛刷，还有那过于精致的一次性的三层刀片，及其设计合理的带横纹的曲线形绿色刀柄——当这个工业进步的宝贝划过他的面颊的时候，感觉精神都为之一振。威廉·詹姆斯㊟曾对当人们遗忘了某个词语或者是名字时的感觉做过以下描述：“曾经所代表的含义已经模糊不清，只剩下让人欲罢不能的空壳。你费力地想要唤醒麻木的记忆，但你能想到的都不是你想要找的。”詹姆斯的长处在于从平常之事中发掘意外——这至少是贝罗安的拙见，而且詹姆斯的文笔要远胜于他的兄弟，后者情愿绕一百个弯子来叙述一件事情也不肯直言不讳。黛西——他文学水平的仲裁者，是永远都不会赞同这一观点的。她早在大学时代就曾经就亨利·詹姆斯㊟的几部后期作品撰写过一篇长篇论文，她甚至能够背诵《金碗》中的个别篇章。黛西十岁左右就能背诵数十首诗歌，这是她从外公那里赢取零用钱的一种途径。她所获得的培养和她的父亲所得到的是如此的迥异，难怪他们总爱争辩不休。她怎么会知道那么多事情？在黛西的鼓励下，他试着阅读了一个有关一个小女孩遭遇父母不负责任的离婚的悲惨故事。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儿意思，但可怜的小女主人公梅琪的形象很快就被淹没在了一堆文字当中，只看了四十八页，贝罗安却已经感到筋疲力尽了。他可以忍受一连七个小时站着做手术，也具备足够的体力去参加伦敦马拉松赛跑，却忍耐不了读书的辛苦。有一本书的女主角甚至和他的女儿同名，这本书也同样令他迷惑不解。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看待黛西·米勒㊟那意料之中的堕落，除了感慨人生残酷之外，还能得出什么其他的结论吗？但这显然不够深刻。贝罗安弯下腰来，凑近水龙头，开始洗脸。也许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开始如同晚年的达尔文一样，对莎士比亚这类作家厌烦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贝罗安指望着黛西能够让他恢复对文学的品鉴能力。
现在贝罗安终于彻底清醒了，他回到卧室，突然急切地想要穿戴完毕，好摆脱这房间的禁锢，抛开一切的梦境、失眠和头脑发热的胡思乱想，甚至包括性。凌乱的床单还保留着激情的痕迹，让人联想起之前发生的一切。没有欲望的心境是如此的澄澈。依旧赤身裸体的贝罗安迅速地抚平了床单，捡起了地板上的几个枕头，把它们堆到床头，然后走进更衣室，来到他置放体育用品的角落。星期六的早晨通常有两样东西让他感到兴奋——一是刚刚煮好的咖啡，二是那套已经褪色了的壁球装备。讲究穿戴整洁的黛西总是戏谑地说他的这身旧行头如果套在稻草人身上足以吓跑乌鸦。蓝色的短裤已经被无法洗掉的汗液浸渍得深浅不一。灰色T恤衫外面是一件胸部有好几个蛀洞的开司米套头衫。蓝色短裤外面又罩了一条运动短裤，用一条穿在裤腰上的棉绳腰带系紧。白色高弹的运动长袜的顶端那黄粉相间的松紧带让人联想起幼儿园时代的装束。翻开袜子便能闻到一股温馨的洗衣液的芳香，但壁球鞋却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混合了人造皮革和动物汗液的味道，让他联想到壁球场，那里有着白色的墙壁和红色的边线，上演的是毋庸置疑的决斗和胜者为王的情节。
假装对胜负毫不在乎是徒劳的行为。就在上个星期，在和施特劳斯的较量中贝罗安不幸失手，而今天当他迈着矫健而又轻松的步伐穿过房间的时候，他自信自己今天一定能够凯旋而归。当他再度穿过卧室去打开还是刚才那扇百叶窗的时候，已经渐渐模糊的迷惑几乎又死灰复燃。但那也只是刹那间的感觉，转瞬就被冬日里冉冉升起的阳光驱逐得无影无踪了，更主要的是广场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转移了贝罗安的注意力。
乍一看，她们就像两个二十不到的女孩子，身材窈窕，面庞苍白，穿着在二月里略显单薄的衣衫。也许她们是亲姐妹，一同站在中心花园的栏杆旁，无视路过的行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家务事里。过了一会儿，贝罗安开始推断其中正对着自己的那一个应该是个男性，不过实在很难辨认，因为他始终戴着自行车头盔，头盔下面则是浓密的棕色鬈发。尽管如此，贝罗安还是从他的动作中猜测出了他的性别，因为他站立的姿势是两脚外分，而且当他伸手揽过女孩的肩膀时，贝罗安看到了他粗壮的手臂。不过女孩挣脱了他的拥抱，显得很是气愤，而且一直在哭泣，不知所措的模样。女孩双手捂着脸，当男孩靠近想要拥抱她的时候，她在他的胸前象征性地捶了几下，就像经典的好莱坞电影中的女主角那样。然后她转身背对着男孩，但并没有跑开。贝罗安从她的面庞联想起了自己女儿那鹅蛋形的小脸、娇俏的鼻子和淘气的下巴，这种相似促使贝罗安对她更加关注。女孩显然对这个男孩又爱又气。渴望使得男孩看上去更加狂躁，都是为了她吗？男孩拒绝放开女孩，一直在讲话，耐心地哄着她、劝诱着她，可能是想要说服或者安抚她。女孩的左手不停地伸向身后，在T恤衫下面用力地抓挠。她的动作是下意识的行为，甚至在她哭着对男孩子半推半就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过。这是安非他明所导致的紊乱——女孩此刻的感觉一定有如蚂蚁在她的血管中蠕动，只不过这种瘙痒是无法用抓挠来缓解的。也可能是外用吗啡的组织胺反应，初次使用者往往都有这种症状，女孩的苍白和激动的情绪也证实了这种判断。显然，两人都是瘾君子，也许在女孩的不满和男孩的安抚背后并非是家庭的是非而是毒品的纠纷。
在这个广场上常常可见各种戏剧性的镜头，显然人们认为拥挤的街头不适合上演惊天动地的情节，激情需要更宽阔的舞台。早晨的阳光和崭新的开始让贝罗安再度陷入了习惯性的沉思。凡人的这种心理如果放大到国家的层面上，可能就是导致伊拉克沙漠战争的根源——一马平川的地形正好可以让一个战略家纵横驰骋，难怪有人说在沙漠作战是一个军事家的梦想。城市的广场就等于是沙漠的缩影。上个星期天就曾有一个男孩在广场上来来回回地徘徊了两个多小时，边走边对着电话大喊大叫，每次当他背对着走远的时候声音便会逐渐减弱，但每次面朝着返回的时候音量又会逐渐增强。在紧接着来临的周一早上，贝罗安在上班的路上，又看到一个女人一把夺过她丈夫的手机狠狠地砸在了人行道上。也是在同一个月，他目睹了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小伙子跪在地上，身边放着一把雨伞，把头夹在花园的栏杆之间。后来他才明白原来他正在抱着栏杆抽泣。那个威士忌不离手的老女人的叫喊和咆哮在狭小的街道上如雷贯耳，每次喊不到三个小时绝不罢休。广场的公开为个人的隐私提供了展现的舞台，情侣们可以坐在长椅上静静地倾诉或者哭泣。无论是居住在政府救济的住房里的抑或是住在连排公寓里的人都喜欢迈出他们狭窄的小巷走到这片宽阔的广场上来，在广袤无垠的天空下，尽情享受开阔的视野、挺拔的悬铃树林和青草茵茵的绿地。这里的自由与生机让他们重新记起这些本都是人类基本需求，却竟然无法得到满足。
不过这里也不乏快乐的场面。就在此刻，贝罗安看到在广场的远处有一家印度青年公寓。他又打开了另一扇百叶窗，卧室里顿时被填满了阳光。广场另一边发生的事情真是令人兴奋。两个穿着运动服的印巴裔年轻人——贝罗安认得他们平日是在沃伦大街上报亭工作的——此时正在从卡车上往停靠在人行道上的一辆手推车上卸货。海报已经堆得很高，还有折叠的横幅、胸牌、口哨、足球迷用的拍板和喇叭、滑稽的帽子，以及堆得摇摇晃晃的政治家面孔的橡胶面具——都是布什和布莱尔的。放在最上面的脸谱空洞地仰视着天空，在阳光下犹如死人的脸一样苍白。广场向东几个路口的高尔大街是游行的起点之一，一些闲散的游行者已经聚集到了这里。卖主还没有开张，就已经有人围着手推车想要购买。四处弥漫的兴奋情绪让贝罗安觉得难以理解。不少家庭更是全家出动，年纪各异的四个孩子都穿着清一色的鲜红上衣，听从父母的吩咐手挽着手；还有学生，甚至还来了一车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穿着棉衣，踩着厚实的棉鞋，她们可能是妇女联合会的会员。穿着运动服的一个印度小伙举起双手假装投降的样子，他的同伴则站在卡车上开始做起了买卖。平日里的宁静被突如其来的骚乱破坏，广场上的和平鸽被纷纷惊起，成群结队地在空中盘旋起落。一个颤颤巍巍的脸膛红润的男人坐在垃圾箱旁边的长凳上，身上裹着一条灰色的毯子，膝头放着一条切片面包，正在等待着鸽子的光临。在贝罗安儿女的眼中——“喂鸽子的人”是弱智者的代名词。在卡车周围聚集的人群背后，站着几个身穿皮夹克、梳着朋克头的年轻人，正微笑着注视着面前的情景。他们已经展开了手中的标语，上面简洁地写了几个大字：“和平不是幌子！”
此情此景带有一种单纯的英式疯狂。一身壁球装扮的贝罗安，想象自己就是萨达姆，正站在巴格达政府大楼的某个阳台上，心满意足地检阅着下面的群众：西方民主制度下善良选民断不可能允许他们的政府入侵别人的国家。然而萨达姆判断错了，至少有一件事贝罗安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这场战争已经在所难免，无论联合国同不同意。军队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自从贝罗安为一位伊拉克古代史的教授治疗过动脉瘤之后，尤其是亲眼目睹了酷刑在他身上所留下的疤痕，并了解了他的凄惨遭遇之后，他对于这场即将爆发的入侵的看法就发生了变化，开始感到迷茫和不确定。米瑞·特勒伯是一位年逾六旬的老人，身材矮小到几乎像个女孩子，脸上总挂着紧张不安的笑，这种咯咯傻笑的习惯或许是牢狱之灾留下的后遗症。他是伦敦大学的哲学博士，所以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研究领域是闪族人文化，在巴格达的大学里教授这门学科长达二十多年，曾参与过幼发拉底河地区的多项考古研究。他是在一九九四年一个冬日的下午被捕的，就在他要进去授课的教室门外。他的学生们全都在教室里等候着他的到来，因此没有人看到外面发生的一幕。三个男人向他出示了安全部门的委派证明，然后请他跟他们到车上去。在车上他们给他铐上了手铐，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的酷刑便开始了。手铐铐得那么紧，长达十六个小时，以至于当手铐打开的时候，除了疼痛，他已经没有了任何感觉，他的两条胳膊都遭受了永久性的损伤。在接下来的十个月里，他反复辗转于伊拉克中部的多个监狱之间。他根本不明白这种转移背后的意义，也没有任何途径能让他的妻子知道他还活着。甚至直到他被释放的那一天，他仍然不知道指控他的是什么罪名。
贝罗安在他的办公室里聆听了教授的讲述，后来又曾在手术之后去他的病房里和他聊过天。很幸运，那是个相当成功的手术。作为一个将要度过七十岁生日的老人，特勒伯有一副不同常人的外表：孩子般光滑的皮肤，长长的睫毛，仔细修剪过的黑色胡子——当然是染过的。在伊拉克他从来没有参与过政治，甚至可以说毫无兴趣，所以拒绝加入社会复兴党，这可能正是他被捕的原因；同样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妻子的一个表亲，尽管已经去世很久了，但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要不就是因为另一个表亲收到过一封从伊朗寄过来的信件，这封信是一个因被怀疑有伊朗血统而被驱逐出境的朋友寄来的；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个侄女的丈夫为了在加拿大的教师工作而拒绝回国；再有一种可能就是教授本人的原因，他曾经为了协助考古挖掘而去过一次土耳其。教授对自己的被捕并没有表示出特别的惊讶，他的妻子应该也不会。他们两个人都曾有朋友，甚至每个人都有认识的人曾经被抓进去过，关上一段时间，也许会吃点苦头，然后再被放出来。这些人会突然之间又冒出来重新上班，对自己的遭遇只字不提，也没人敢多问一句——周围实在有太多的告密者，不当的好奇心会把自己也送进监狱。有些人躺在棺材里被送回来——任何人不许打开棺材。时常会听说朋友或者熟人走访医院、警察局和政府部门这类地方，希望能打探到他们亲人的消息。
特勒伯被关押的监狱臭气熏天，因为不能通风——六十平方英尺的空间里塞进了二十五个人。当被问到那些都是什么人的时候，教授忧郁地笑了笑。他们并不是如人们所推测的那样是普通的罪犯外加几个知识分子，而主要是极其普通的平民百姓，之所以被关到那里，往往只是因为汽车没有牌照；或者不巧和一个当官的人吵了一架，还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被哄骗而说出了他们的父母曾在餐桌上说过关于萨达姆的不当言论；或者在被网罗的时候拒绝加入社会复兴党；另外一种常见的罪名就是有某个家庭成员在部队里当了逃兵。
被关押的人里也有安全局的官员和警察。伊拉克国内各种保密机构林立，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所有特工都不得不卖力地工作以示忠诚，否则这个机构都可能会受到怀疑。刑讯是家常便饭——特勒伯和他的同伴们在监狱里时常听到痛苦的尖叫，而且早晚会轮到自己。鞭打、电击、鸡奸、溺水、抽打脚底板，无所不用。每一个人，上自政府要员，下到清洁工人，都无时无刻不生活在一片紧张和恐怖之中。贝罗安看过教授臀部和大腿上的疤痕，看来像是用类似于荆棘条的东西抽打的结果。把教授打成这样的人和教授并无冤仇，他之所以这样卖力只不过是在履行职责——因为他们也惧怕他们的上司。那个人也在同样为自己的处境而恐慌不安，或者说在为他未来的自由担心，因为去年曾经逃跑过一个犯人。
“人人都憎恨这样的生活，”特勒伯告诉贝罗安，“要知道，是恐惧将这个国家维系在一起，整个体制都是在依靠恐惧而运转，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制止这种局面。现在美国人要来了，也许他们动机不纯，但至少可以赶走萨达姆和他的社会复兴主义者们。如果能实现的话，我的医生朋友，我将在伦敦最好的伊拉克饭店里请你大吃一顿。”
刚才贝罗安观察的那对少年情侣此时正穿过广场，也许是已经放弃，也许是乐意顺从，总之不管他想要带她去哪里，她显然已经允许了男孩搂着自己，她的头正懒洋洋地靠在他的肩上。女孩的一只手，还在背后抓来抓去。她真应该穿件外套，甚至远从这里，贝罗安也能看到女孩身上粉红的抓痕。暴虐的时尚迫使她将自己的肚脐和腰部都裸露在二月的寒风当中。瘙痒症显示她吸食海洛因的时间并不算长，还是新手，她只要服用比如烯丙羟吗啡酮类的药物就可以抵消毒品的作用。贝罗安走出卧室，来到了楼梯边上，一边注视着高高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十九世纪的法式吊灯，一边考虑是不是应该出去追上那个女孩，给她开个戒毒的处方，毕竟他现在的装束完全适合奔跑。不过那个女孩更需要的是先戒掉这个引她吸毒的男朋友，然后再开始重新开始。贝罗安走下楼梯，正在地下深处穿梭的地铁的振动使得吊灯的饰坠发出丁丁当当的悦耳声音。想到人生的无常让贝罗安感到心情沉重，无论是大风大浪还是微小的变化都有可能会改变人一生的轨迹，这种影响偶尔立竿见影偶尔潜移默化，不同的性格和境遇导致他在巴黎的女儿今天将背起周末的行囊，带着她的处女诗集的草稿登上火车奔向正在期待着她归来的家。而与此同时，也让和她同龄的另一个女孩被不良少年引诱去体验化学物质带来的刹那快感，但从此以后，痛苦将会像毒瘾一样如影随形。
贝罗安情不自禁地猜测，是不是西奥的熟睡让房子里的寂静变得更加浓重。此刻儿子应当正在位于三楼的卧室里酣睡，面朝下地趴在他那张双人床上，盖着被子。他将睡上好几个小时。醒来之后他会听音乐，把互联网上的歌曲通过音响播放出来，然后他会去洗澡，再去煲电话粥。不到饿的时候他是不会下楼的，怎么也要到下午以后他才会进厨房，然后把那里也变成他的地盘，接着打更多的电话，继续放音乐，喝点啤酒或者果汁，邋遢地拌个沙拉，或者用酸奶混合上蜜枣、蜂蜜、水果和碾碎的坚果做一碗早餐。这种吃法在贝罗安看来好像和蓝调音乐不大协调。
贝罗安下到二楼，在书房门前停住了，这是整幢房子里最华丽的一间。阳光从巨大而又轻薄的麦色窗帘里渗透进来，给室内笼罩上了一层庄重和博学的棕色光辉。所有的藏书都是由岳母玛丽安搜集的，贝罗安从未料想到自己有一天会住在一幢有书房的房子里。他一直以来的心愿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在这间书房里消磨整个周末，舒服地躺在诺勒式的沙发上，旁边放上一壶触手可及的咖啡，然后阅读一本世界名著，就算只是译著也好。他倒没想过具体要读哪一本，只是觉得自己有必要见识一下何谓惊世之作，尤其是黛西口中的那些文学天才，这总没有害处。几番尝试之后，他仍然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已经体会出了什么叫惊世的才华，他甚至对它的存在半信半疑。然而他的空闲时间总是被切割得支离破碎，不单单是因为各种杂事、家庭的责任和体育锻炼，还有每个周末为了充分地放松反而导致的劳顿。他可不想把宝贵的休息日用来躺着，甚至坐着也觉得浪费。他更不想成为故事角色生活的旁观者，尤其是那些虚构的情节，尽管在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他一直站在卧室的窗前观察着别人的一举一动。他只是对文学再创作的世界形态不感兴趣而已，他想要得到的是对现实世界的解释。眼前的时代就已经够让人费解了，还有必要再编造一个吗？他似乎缺乏从头到尾读完一整本书的耐心，唯有工作才能让他专心致志，除此之外的事情都让他不胜其烦。他很诧异竟然有人会把在业余时间里的一些活动当作成就去炫耀，比如能在电视机前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而这不过就是对全国收视率作出了一点儿贡献而已。记得上个星期在某次手术的间歇，多普勒超声探测仪突然坏了，他们不得不等待从另一间手术室调一台机器过来，就在这时，施特劳斯从麻醉器械的监视器和控制台后面站了起来，一边伸懒腰一边打哈欠，说他几乎整夜都没睡，就为了想看完一本由某位美国天才新秀所写的长达八百页的小说。贝罗安很受触动，也备受困扰——难道真的是自己太浅薄了？
事实上，在黛西的指挥下，贝罗安已经完整地读完了两本公认的世界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他为了消化那些错综复杂的童话故事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放慢了自己思考的速度，同时还浪费了无数个小时的宝贵时间。而他又从中学到了什么道理呢？无非是通奸也是可以理解的，却是错误的，显然十九世纪的女性觉得很难接受这类行为，再不就是了解了当时莫斯科和俄国乡村以及法国城镇的一些风土人情。如果，果真如黛西所说的，天才蕴含于细节之中，那他就更不能认同了。书里的细节确实繁多而且严密，但只要你不感情用事，而且有足够的耐心将它们都记录下来，那么要理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绝不是什么困难的任务，这些作品不过是一个辛勤的作者仔细堆积素材的产物。
不过这些作品也不是完全没有优点的，至少它们诚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总好过那些所谓的神奇派的现实主义作家，后者恰恰是黛西在大四那年选择研究的对象。他们这类备受推崇的作家写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明明是成长于二十一世纪环境下的一代作者——却竟然编排他们的主人公拥有超自然的力量？他从未耐心读完过任何一本这类让人厌烦的瞎话。尤其是考虑到这些书居然还是写给成年人的，而不是儿童。在不止一部作品里，男女主人公与生俱来或者是于后天长出了一对翅膀——据黛西解释，这是一种挣脱束缚的象征——因此，学会飞翔便成了勇于追求的代名词。还有些作品中的主人公被赋予了不可思议的嗅觉特异功能，或者能够从高空飞行的飞机上坠落下来却毫发无伤，甚至还有一个灵异之士透过酒吧的窗户，看到他的父母从窗前走过，后者正在讨论是否要把怀上几个星期的他流产掉。
像贝罗安这样试图通过修复大脑来拯救思维功能障碍的人，必然对现实存在抱有一种敬重，因为他深知自然之道之不可违背，也了解认知是人类思维的基础。在他这不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而是已经被科学证明的事实，思维是大脑这一现实存在的首要功能。如果说这一点值得我们心存敬畏的话，那么它也同样值得我们为之好奇；不过幻想并非难事，探寻真相才是最大的挑战。纵观黛西所推荐的种种科幻作品使贝罗安相信超自然的故事其实恰恰是想象力贫乏的结果，是对写作的不负责任，是对他们无法理解的奇妙现实的孩子气的逃避，是对本已完美的世界的粗劣的再创造。
“不要再让我读什么会魔法的侏儒鼓手的故事了，”贝罗安在给黛西的信中发出这样的请求，当然这是在他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之后，“拜托，我不想再看什么鬼魂、天使、魔鬼或者变形人的故事了，如果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话，什么也都没有意义了。我实在觉得这种作品很低俗。”
“你真是麻木，”黛西回了一张明信片责备他，“你就像葛擂硬㊟一样顽固不灵，要知道你读的是文学著作，不是物理教材。”
这是他们第一次通过书信来争论问题。贝罗安回信写道：“这话应该说给你的福楼拜和托尔斯泰听听，他们笔下可没人是长了翅膀的。”
黛西回信说：“再看一遍你的《包法利夫人》。”接着附了几个供查考的页数，“福楼拜特别警告世人要提防‘像你这样的人’。”最后的六个字下面画了重重的横线。
到目前为止，黛西推荐的阅读书目只是让贝罗安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小说里充斥了人类的瑕疵，太多的杂乱无章和牵强附会，既没能彰显人类伟大的想象力，也没有激起读者对自然无与伦比的创造力的感叹。也许唯有音乐才算得上是纯粹的。在众多音乐家中，他最崇拜巴赫，尤其是他的钢琴曲；昨天在手术室里给安德莉亚切除星形细胞瘤的时候，贝罗安听了两首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协奏曲。他通常听的音乐家还包括：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他也有一些喜欢的爵士乐手：例如埃文斯㊟和戴维斯㊟，还有考崔恩㊟。在画家中，他最崇拜塞尚㊟，贝罗安还曾在度假的时候特意去参观了塞尚设计的大教堂。除了艺术，他尊崇的成就还有爱因斯坦的概论，贝罗安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曾简短地了解过他的数学理论。他觉得应该给这些自己仰慕的成就列一张清单，他一面沿着宽敞的石头楼梯往一楼走一面决定要这样做，虽然他知道自己并不会真的去做。这种伟大完全超乎你想象的极限，标志着近乎超人类的完美境界——这才是贝罗安对天才的定义。在黛西眼里，人们脱离小说便无法“生存”，这绝非事实，贝罗安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
贝罗安从门口的地板上拾起信件和报纸，一边浏览新闻标题，一边往厨房走。布里克斯向联合国宣称伊拉克人已经开始合作，针对他的这一言论，首相将于今天在格拉斯哥的讲话中重申战争的人道主义动机。在贝罗安看来，这才是这场战争唯一的正当理由。首相最近的转变好像有点讽刺的味道。贝罗安原本期望他在清晨四点半目击的事件能赶上今天报纸的头条，但是没找到任何相关的消息。
显然自从贝罗安早前离开厨房以后就再也没人来过，桌子上还留着他的杯子，还有西奥喝完的矿泉水瓶子，旁边是电视机的遥控器。这种情景有时真有点不可思议，人去楼空，再回来，一切还是从前的样子。这种僵硬的没有生命的忠诚，有时让人宽慰，但有时则让人不安。贝罗安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机，却将声音关掉——九点钟的新闻还有几分钟才开始——贝罗安开始烧水。一个简单的水壶历经了多少次的技术改进才有了今天的近乎完美：浑圆的壶身增大了容积，塑料的外壳确保了安全，宽大的壶嘴使注水更加方便，小巧扁平的底座提供了电力的来源。贝罗安从来不曾觉得老式水壶难用——包括那很难卸下的锡质壶盖，壶身上巨大的黑洞似的电插口，等着电击任何没有擦干手的人。不过有人对水壶的设计仔细地进行了研究，因此如今那种古老的设备已不再为人所用了。这些仿佛都是为了要提醒世人：并非所有事物都在每况愈下。
就在贝罗安研磨咖啡豆的时候九点新闻开始了。这一次的新闻主持人是位很有点韵味的肤色较深的女性，一对修过的弯弯的眉毛，对今早发生的一切表示惊讶。首先是来自高速公路桥的镜头，长途客车一辆接一辆地运来了众多的游行者，本次反战示威游行将可能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接着一名记者来到河畔区采访较早抵达的一群示威游行者，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兴奋和热情让人不由得产生怀疑。聚集的群众无不兴高采烈——他们不但互相拥抱，更恨不能拥抱自己。不排除他们的想法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倘若他们情愿让无休止的刑讯、大批量的处决、种族清洗和不时发生的大屠杀继续下去也不同意让西方入侵的话，那他们现在至少不应该如此情绪高涨，而应该是心怀忧虑。至于贝罗安今早看到的飞机，现在已经屈居新闻的第二位了。相关的照片还只有那几张，只是多了几个细节的报道：电线故障被怀疑是造成起火的原因。机组人员和警察站在一起——两名俄罗斯人——驾驶员是个干瘦的家伙，头发黏在头上，而副驾驶正相反是个胖子，高兴得有点莫名其妙。两人都被太阳晒得黝黑，也许是因为他们来自南部的某个共和国。一个原本就令人失望的新闻素材，几乎就要被人遗弃了——因为这其中缺少亡命之徒，没有死亡，更没有悬念跌宕的结局——但突然间被一场人为制造的争论激活了，因为据一位飞行专家说，在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却允许一架正在燃烧的飞机飞过人口集中的都市上空是不顾后果的决定。机场方面的代表声称伦敦市民的生命财产没有受到威胁，政府部门尚未就此做出评论。
贝罗安关上电视，选择了一只高脚凳坐下，一手端着咖啡一手拿起电话。在开始享受周六之前，他得先给医院打个电话。他拨叫了重症监护室，并要求值班的护士接电话。当有人去叫值班护士的时候，贝罗安透过电话又听到医院里那熟悉的低声细语，他辨认出其中一个是运送工的声音，听筒里还传来一本书或是文件夹被人“啪”的一声放在桌上的声响。
接着电话里传来一个繁忙的女人的平淡的声音，“重症监护室。”
“是迪尔德丽吗？我以为今天是查尔斯当班。”
“他感冒了没来，贝罗安先生。”
“安德莉亚的情况怎么样？”
“格拉斯哥昏迷指数是十五，氧气吸收良好，没有并发症。”
“脑室外引流情况怎么样？”
“引流量仍在五厘米左右，我正在考虑送她回普通病房。”
“那就好。”贝罗安说，“你能不能转告麻醉师，她可以下班了。”刚准备挂电话，贝罗安又想起一件事，“安德莉亚没给你添麻烦吧？”
“她还没完全清醒，贝罗安先生，我们更喜欢这个时候的她。”
贝罗安从一只银质的盘子里拿起了他的钥匙、手机和车库门的遥控器。他的钱包在他外套的口袋里，就挂在厨房后面的那个房间里，挨着葡萄酒窖。壁球拍在上面一楼的洗衣间的橱柜里。贝罗安穿上那件旧的远足用的羊毛大衣，正准备打开防盗警铃，突然想起西奥还在家里。贝罗安返身将门带上，一面向外走，一面听到进城觅食的海鸥的尖叫声。太阳才刚刚升起，广场只有一半沐浴在阳光下——贝罗安所处的那一半。贝罗安沿着湿漉漉的小径朝着与广场相反的方向走去，惊讶于天气的清爽。空气几乎有种洁净的味道。他感觉就像阔步行进在大自然的表面上，正在沿着一望无际的海滩前行，让他隐约回想起童年度假时走过的平坦而敦厚的玄武岩堤岸。一定是海鸥的叫声唤起了他的记忆，他甚至还记起了那狂怒的蓝绿色大海所溅起的飞沫的味道。当他走过沃伦大街时，贝罗安提醒自己一定不要忘了去买海鲜。借着咖啡的提神，又经过了一段路程的舒展，并带着对球赛的渴望，就连裹了鞘皮的球拍攥在手里的感觉也那么舒服，这一切都让他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步伐。
往常在周末的时候，这附近的街道都是空荡荡的，但是今天前方的尤斯顿大街的人行道上，却有一大群人正朝东向高尔大街走去，而机动车道上则蠕动着同方向的巴士队伍，和贝罗安在九点新闻上看到的情景一样。车上的乘客都脸贴着车窗玻璃朝外张望，恨不得下车加入下面的人群。他们已经把标语、足球俱乐部的围巾以及家乡的名字都挂在了窗外——他们来自像斯特拉特福德、格洛斯特和伊维塞姆这样中部的城市。人行道上骚动不安的人群中，不时传出一些喧闹的声音——长号、汽车喇叭、兰姆博格鼓，甚至还夹杂了一些口号。起初贝罗安还没听懂他们在喊什么，过了一会儿才发现原来说的是：“咚通咚通，咚咚通，不要攻击伊拉克。”还没有上阵的小标牌轻快地搭在人群的肩膀上，上面写着“不要以我的名义发动战争”的条幅从贝罗安眼前经过了好几次。这种过度的自我意识标志着抗议活动已经进化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现代的消费者空前地挑剔，从洗发水到软饮料样样都要让他们自我感觉更加良好。贝罗安更喜欢从前那种愤懑的抗议风格，那时的人们总是用类似于“让某某某见鬼去吧！”这样的口号。一个扛着条幅的组织从贝罗安面前走过——上面写着英国穆斯林协会。贝罗安对他们统一的着装印象深刻。接着经过的是斯佤弗汉妇女唱诗班，后面跟着犹太反战团体。
贝罗安从沃伦大街向右拐，现在他正向东走向托特纳姆法院大道。这里则更加拥挤，从地铁站口蜂拥而出的人群更令队伍不断膨胀。太阳从他们后面照射过来，只能看清众人的轮廓分别融入黑压压的人海中去，隐约还可以辨认出角落里一个临时搭建的书报摊和热狗摊，不太道德地坐落在拐角的麦当劳门前。这里的孩子多得出奇，竟然还有躺在手推车里的婴儿。尽管贝罗安对反战活动持有疑义，但此时穿着白色球鞋，手握着球拍的他还是不禁被他们所感染，只是觉得这种兴奋和活动的宗旨似乎不太相称；群众的海洋淹没了街道，成千上万的陌生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聚集在一起，彰显了革命的可怕威力。
如果不是因为结识了特勒伯教授并为他切除过大脑动脉瘤的话，贝罗安可能已经加入到游行中去了，至少在精神上他会赞同他们，但现在无论任何情况都不可能改变他去打球的计划。在和特勒伯教授谈过之后的几个月里，贝罗安忍不住查阅了有关伊拉克政权的资料。他还了解了发人深省的斯大林的故事，以及萨达姆如何依靠家族纽带和民族忠诚来维系政权，并把宫殿像礼物一样的作为奖励。贝罗安也熟知了发生在伊拉克南部和北部的那些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人种大清洗、庞大的告密组织、匪夷所思的酷刑，还有萨达姆喜欢事事亲为的嗜好，以及被载入法律的各种奇怪的惩罚方式——例如在人身上打下烙印和切断肢体。不难理解，贝罗安更关注那些拒绝施行这种断肢惩罚的外科医生所遭受到的待遇。贝罗安得出一个结论，在那个国家罪恶得以前所未有地嚣张，而且变得更加系统化，更加富有创造性。特勒伯教授说的没错，那真的是一个恐怖之地。贝罗安也读了马克亚㊟的著名作品，不难得出结论，萨达姆政策的核心就是恐怖主义。
贝罗安知道任何一个强大的政权——无论是亚述、罗马还是美国——即使是打着正义的旗号来发动战争，也不会永留青史。贝罗安同时也很担心对伊拉克的入侵或者说占领会演变成一场惨剧。也许反战游行者是正确的。贝罗安相信观点形成的偶然性，如果他不曾结识特勒伯教授，也没有对他产生景仰，那么他对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可能就会持有完全相反的看法，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矛盾。观点的形成就像是掷骰子，严格地讲，现在蜂拥在沃伦大街地铁站周围的那些人当中，没有几个曾经亲历过伊拉克政府的折磨，他们的朋友和亲人中也没有人有过这种遭遇，甚至他们对政府将要进军的那个地方一点也不了解。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可能只是知道关于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或者南部什叶派的一些状况，却突然间觉得自己应当深切地关注伊拉克人民的境遇。他们现在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包括为了自身的安全。据说基地组织虽然既憎恨无神论者萨达姆，也反感什叶派穆斯林的对立，但如果看到伊拉克遭到入侵的话同样会被激怒，从而对西方国家脆弱的城市发起攻击作为报复。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无可厚非，可能那些反战示威者自信只有西方的民众才具备道德的识别力，但贝罗安并不这么认为。
街道两边的三明治吧为了这个周末而关门歇业，只有酒铺和报刊亭开了门。在一个名为左岸的法国熟食店的门前，店主正拿一只镀锌的桶往人行道上泼水，典型的巴黎人的作法。背对着人群迎面朝贝罗安走来的是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清洁工，脸色红红的，戴着一顶棒球帽，身上穿了一件荧光外套，推着手推车，正在清扫下水道。他好像很想把工作干得出色，用扫帚的一端使劲地捅着马路的缝隙，想要把里面的残余清扫干净。他的用心和专注让人看着很不舒服，仿佛是在对周六发出无声的抗议。还有什么比看着一个工资微薄的清洁工如此卖力地工作，而与此同时就在不远的街道的尽头，游行的人群正肆意地将纸壳箱子和喝水的纸杯丢在脚下更让人难受的呢？不只是他们，每天城市各处都有人制造着无数的垃圾。在贝罗安和他擦肩而过的瞬间，他们的目光快速地接触了一下。清洁工人眼白有些昏黄，还带着几缕血丝。有那么令人眩晕的一瞬间，贝罗安突然觉得自己和他的生命是相连的，就像坐在跷跷板两端的两个人，以同一根轴为支点，你升我降，生命的位置仿佛可能随时互换。
贝罗安将视线移开，慢下脚步，拐进一个马棚改造的车库，他的车就停在那里。古人的生活是多么的简单，在他们的年代，如果有人过得富足，别人会认为这都是上天的安排，而不会去想为什么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没有同样赐予自己富裕——一种不可知论的信仰，帮助那些不了解自己权益的人们克服了愤愤不平的心态。现在我们以为我们看透宗教的本质，可结果又怎么样了呢？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历经了多少次毁灭性的打击，目睹过多少种卑鄙的行径，牺牲了多少人的性命，最终还是不得不用一个脆弱的不可知论来解释正义的扭曲和贫富的不均。世界不会再因为某个伟人的创举而发生巨变，纵使还有进步的可能也只能是一点一滴、按部就班地发生。人们大多对现实抱有一种存在主义的心态——一个人如果迫不得已要靠扫大街维持生计的话，那只能说他运气太坏。这不是一个梦想者的时代。街道总得有人清扫，那就让运气不好的人去干吧。
贝罗安沿着下坡的光滑的鹅卵石小道走向原本是马棚的车库。旧时像他住的这种房子都有这样一个放马的地方，今天有钱人则将其改造成了他们爱车的蜗居。贝罗安钥匙环上挂着一个红外的遥控装置，轻轻一按，钢质的车库闸门就会随即升起。一辆有着长长车头和大大头灯的座驾就摆在了面前，等待着有人来解放它。银色的奔驰S500外加车内乳白色的装潢——他已经慢慢习惯了人们对此赞叹的眼神了。他其实并不喜欢它——但他既然有幸作为这世界上少数能享受到荣华富贵的人群中的一员，开一辆好车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告诉自己说，即使他不买那辆车，也会有别人去买。贝罗安已经一个星期没开车了，而即使是被遗忘在这昏暗但一尘不染的车库里，车子也像动物一样保持着温暖的体温。贝罗安打开车门，坐进去。他喜欢穿着他这套破旧的运动服开车。副驾驶座位上放了一本旧的《神经外科期刊》，上面刊登了他在罗马一次大会上作的报告。他随手把壁球球拍扔在杂志上。西奥最不赞成他买这辆车，说一看就知道是有钱的医生的车子，好像这是件罪大恶极的事情似的。然而，黛西观点却恰恰相反，她说哈罗德·品特㊟也有这样一部车子，所以她也喜欢。罗莎琳则鼓励他买下，她说他的生活太过简朴了，从来不买名牌服装、名酒，也从不收藏名画，未免让人觉得他节俭得虚伪。他不能再像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那样生活了，该是他享受一下的时候了。
可是车已经买了几个月了，贝罗安还是有种罪恶感，极少用第四档，不但不好意思超车，还总是主动给别的车让路，尤其是遇到便宜的车子时，他总是小心翼翼地不和他们抢道。他的这个心病最终在一次去苏格兰西北钓鱼的旅行中被施特劳斯治好了。在一望无际的公路的诱惑和施特劳斯的过度的兴奋的感染下，贝罗安终于接受了他是这部车子的拥有者，是它的主人这一事实。事实上私下里他一直都认为自己车开得不错：就像在手术室里，一样的沉稳、一样的细心、一样的游刃有余。他和施特劳斯在托里登附近的溪流里钓棕色的鲑鱼。那是一个多雨的下午，贝罗安一面向水里抛撒鱼钩，一面回头眺望一百码外的车子，它正伫立在一个斜坡之上，背景是白桦林、石南花丛和风雨欲来的阴沉天空——简直就是浑然天成的广告镜头——贝罗安心头第一次涌起温柔的拥有的幸福感。人有可能也有权利去爱恋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那时那刻正是这种喜爱的巅峰，因为从那之后，他的感觉渐渐平静成为一种温和的、偶尔的欣赏。有时候，驾驶会给他带来一种朦胧的满足感，但其余的时间里他几乎很少留意它的存在。就像它的设计者所预期和承诺的那样，人车已成一体。
但是一些细枝末节仍会在贝罗安心底激起特别的悸动，例如发动机的声音静得几乎细不可闻，转速计算器是引擎正在工作的唯一证明。贝罗安打开收音机，里面传出经久不息而又富有节奏的热烈掌声。他小心地将车开出，车库的闸门在他的身后应声关闭，他慢慢地倒出院子，先左转，然后开上沃伦大街。他的壁球俱乐部就坐落在亨特利大街，是由一个旧的养老院改建的——一点也不远，但他之所以开车来，是因为等一会儿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办。说来有些惭愧，但贝罗安更喜欢坐在车里观赏这座城市，呼吸着经过过滤的洁净空气，聆听着高保真的车内音响将音乐的震撼诠释得淋漓尽致——《舒伯特三重奏》使得他正在穿越的这条狭窄的街道也显得高贵起来。他向南穿过了两个路口，想要再向东穿越托特纳姆法院大道。克利夫兰大街过去曾以服装血汗工厂和妓女云集而闻名，如今则充斥着希腊、土耳其和意大利的餐馆——那种旅游指南上不会提及的本地餐馆——夏天的时候，人们可以在外面延伸的遮阳棚下用餐。在这里你还可以找到电脑修理部、布料店、修鞋铺，如果你肯再走远一点的话，还可以发现假发商店，主要是易装癖者光顾。这里是内城小巷的典型写照——百变、自信但又默默无闻。就在这一瞬间，贝罗安突然再次记起了他之前那种模糊的羞耻和尴尬的缘由：他居然如此武断地断定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也就意味像眼前这么安详的街道和相互包容的生活方式将会被新的敌人毁掉——这群敌人组织严密，无所不在，是充满仇恨的偏执狂。他的这种末世般的悲观在朗朗晴空之下看起来是多么的荒谬！眼前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就是不言自明的证据，他的世界并没有从根本上被颠覆。谈什么百年危机实在是夸大其词了。世上永远都有危机存在，伊斯兰恐怖主义总有一天也会得到解决，就像近年来的其他战争、气候变迁、国际贸易所牵出的政治纠葛，以及土地和淡水资源匮乏、饥饿、贫穷等等其他问题和危机一样，早晚都会成为历史。
舒伯特的音乐优雅地在他的耳边起伏跌宕。街道井然有序，从古至今多少代人的辛勤耕耘才成就了今天这座生机勃勃的伟大城市。谁能允许它就那么被轻易地摧毁？如此美妙的一方乐土怎能轻言抛弃？几个世纪以来，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在稳步提高，尽管现在社会也不乏吸毒者和乞讨者。但空气更加清新了，鲑鱼也又重新跳跃在泰晤士河里，连水獭都搬回来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在物质、医疗、文化和享乐等方方面面都在逐渐改善。黛西大学时代的老师曾认为人类进步的信仰已经落伍了，甚至可称得上是荒谬。想到这，贝罗安的不满传递到了把着方向盘的右手，握得更紧了。他想起梅达沃㊟说过的几句话，梅达沃是他非常崇拜的一个人：“嘲笑进步的希望是愚蠢的极致，是思想贫乏的顶点，是见识浅薄的终极。”是的，他就是那个相信百年危机的傻瓜。黛西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贝罗安曾经在一个学校开放日参观过她的学校。年轻的教授喜欢把现代生活戏剧化地描述为一连串的悲剧。这是他们的风格，是他们自以为是的表现。把治愈天花或者民主制度的普及，作为人类进步的一部分，会让他们看起来不够潇洒也不够专业。当晚他们当中的一个还作了一场讲座，谈的是用户至上主义和科技文明的前景，结论当然是一片黯淡。倘若我们能够彻底消除贫富差异的话，我们的后代必将视我们如上帝一般伟大，至少在这座城市里，少数幸运的群体可以享有超级市场的丰盛、潮水般唾手可得的资讯、薄如蝉翼的服装、不断延长的寿命、妙不可言的机器——这是一个神奇的机器时代，便携电话能做得比你的耳朵还小，巴掌大的物体居然可以容纳整个音乐图书馆，还有可以窥视全世界每个角落的摄像头。贝罗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通过他办公桌上的设备和互联网相连，然后订购了他正在开着的这辆奇妙的车。就在昨天，他利用计算机引导的三维立体排列革新了他做活组织切片检查的手段。此刻街上那对手拉手散步的中国夫妇正在分享着数字化的娱乐，一个Y字形的耳机接口让他们欣赏着同一台播放器的音乐。身穿披风、体态修长的妻子推着一辆三轮的高级婴儿车，脚步轻快得几乎要跳起来了。事实上，在这条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街道上，每个经过贝罗安身边的人都是一派喜气，至少是像他一样心满意足。然而在那些高等院校的教授眼里，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看，苦难是更容易谈论的话题，幸福对他们来说太过深奥。
抱着为这个时代的兴盛而庆祝的高昂兴致，贝罗安开着奔驰向东驶进枫树街。他的快乐似乎源自自我争论，总是得先给自己制造点烦恼，再从解决问题中获得满足。有时在体育比赛之前，他喜欢经历这么一种心理过程。他并不怎么喜欢自己的这种习惯，但是每分每秒的思绪翻涌并非是他可以完全控制的——那时那地的心境会让他陷入一种孤独的沉思，并随之漂流沉沦。也许他其实并不快乐，只不过是在自我安慰。此刻贝罗安正开过邮政大楼——铝质的大门使得它看起来不再那么难看了，蓝色边框的对称的窗户和通风口看起来有点蒙德里安㊟的绘画风格。再往前走一点，在菲茨罗伊街和夏洛特街交汇处，是拥挤不堪的狭小办公区和学生宿舍——蹩脚的窗户，庸俗的风格，注定不会长久存在。换作是在某个飘雨日子里，恰逢你的心绪合适，你甚至会以为自己身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波兰华沙。只有当这类建筑被拆得近乎消失的时候，才有可能让人们开始喜欢上它们。
贝罗安现在正沿着两个街区以外的和沃伦大街平行的街道行驶着。他的心绪仍然被之前那种奇怪的感觉搅得很乱，这份快乐也因为过度强烈而打了折扣。当贝罗安快要开到托特纳姆法院大道时，他又再次陷入了一贯的思维模式，梳理着最近左右他心境的事情。他和罗莎琳刚做过爱，又到了星期六的早晨，他正坐在自己的车子里，飞机事故中所幸无人伤亡，一会儿还有一场比赛等着他，那个非洲来的问题女孩和他昨天治疗过的其他病人的情况都很稳定，黛西就要回来了——所有这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另一个方面呢？刚想到这里他突然踩下了刹车。一个穿着黄色马甲的巡警正站在托特纳姆法院大道的中央，旁边停着他的摩托车，伸出一只胳膊示意他停下。当然，这条道路因为游行而被封锁，他早该想到。但是贝罗安还是继续往前开，并且慢慢地减速，假装不知道有这回事，也许他能被允许破例——毕竟，他只是要穿过这条街，而不是要一直在这条路上行驶；或者至少他可以行使他的权利，上演一场在坚定而又抱歉的警察和庄严而又宽容的市民之间发生的小插曲。
贝罗安在两条路的交叉路口停了下来。没错，警察的确是朝他走来，并回头瞥了一眼游行示威者，脸上露出包容的微笑，暗示换作他是决策者，早就下令轰炸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某些国家了。坐在方向盘后面的贝罗安本打算回报给他一个他自认儒雅的笑不露齿的微笑，但这时发生了两件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在这名巡警的身后，在街道的尽头，三个男子，其中两个身材魁梧，另外一个短小粗壮，身穿黑衣，急急忙忙地从一家名叫留兰香犀牛的艳舞俱乐部里跑出来，踉踉跄跄地想跑又假装只是在走。当他们跑到街道的拐角处，就是贝罗安想要开上的那条街时，他们再无顾忌，一起冲向停在旁边的一辆汽车，那个矮胖的家伙跑在最后。
同时发生的第二件事情是那位巡逻警察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那三个男人的存在，径直走向贝罗安，但突然间他停了下来，举起一只手到左耳边，一边点头，一边对着嘴边的麦克风说话，紧接着转身走回他的摩托车。正走着猛然想起自己刚才过来的目的，便回头朝贝罗安这边看。贝罗安用顺服并带着询问的眼神看着他，并用手指了指大学路。警察耸了耸肩，然后点点头，用手势示意贝罗安快速穿过那条街。没什么大不了的，游行者还在街道的另一头没过来呢，而他自己又刚接到新的执行任务。
贝罗安要去参加比赛还完全来得及，他也并不急于要穿过这条马路。他虽然喜欢自己这辆车，但他对它的具体性能从来不感兴趣，例如从发动到最高时速需要多长时间，他从未考虑过。他猜想数据应该是惊人的，但他从没想过要尝试一下，他早就过了那种爱在路口急刹车好在路面上留下胎痕的年纪了。他换到一挡，谨慎地左右察看，尽管这是一条由南向北的单行道，但他知道那些步行者不一定从哪个方向走过来。如果贝罗安足够迅速地穿越这条四车道的交叉路口，就不会让正打算骑车离开的警察有任何担忧，贝罗安不愿这位巡警为了给他放行而受到上司的批评，巡警刚才的手势也示意他动作要快。贝罗安驶过六七十英尺的距离进入了大学街，接着将速度调到二挡，时速只有二十英里，或者二十五英里，但最多不超过三十英里。即使在他换到更高挡的时候，他也小心地看着外面，想在高尔街之前找一个街口右转，因为那里也被禁行了。
车子的移动又再次勾起了他的思绪，他顷刻间又回到了之前没有想完的理由，也就是造成他这种精神状态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当人在自省的时候，一秒钟可以感觉像一世纪那么漫长，足以让贝罗安找出令他不安的因素，至少足以让他发现，或者说感觉到，暂且不去考虑如何用语言来表述这种感受，而先承认真正让他感到烦闷的是当今世界的现状，那些游行示威者不过是提醒了他而已。也许今天的世界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面对这种变革人们手足无措，尤其是美国人无法很好地接受。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些人在有意识、有秩序地组织起来，企图杀掉像贝罗安这样的人，以及他的家人和朋友，来证明自己的某种信念。预期的死亡率早已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可能在这座城市里，在相同的人口基数下，死亡率却要更高一点。是不是他过于恐惧以至于无法面对这样的事实？他无法清楚地思考。对这类情况贝罗安起初的反应往往是不甚在意，但接着又不由自主地多想。这是一种语言成型之前的状态，语言学家称之为心灵语言。几乎不具备语言的特征，它更像是令人迷惑的图形组成的矩阵，将所要表达的思想凝固、压缩在一秒之内，把它和独特的精神样式牢牢地结合熔铸在一起，这本身更像一种色彩，惨淡的黄色。即使是天才的诗人，想要把这浓缩的感觉表达出来，也要动用上百个词语，花去好几分钟的时间才能描述。因此当贝罗安用左眼的余光看到一道红色的影子一掠而过的时候，就像失眠时印在他视网膜上的形状一样，一种思想便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但又是完全自我的，独立于公共的世界之外。
凭着潜意识的轻车熟路贝罗安把车开进了一段狭窄的街道，右边是用边石规划出来的自行车道，左边停放着一排汽车。也就是在这一瞬间，他的思想走了神，随之而来的是后视镜断裂以及车子的侧翼外壳被挤压的声音。显然两辆车子挤上了只够一辆车通行的道路。贝罗安下意识地加速然后猛地右转，同时他还听到了另外一种噪音——从他左边经过的那辆红色汽车从排列在道边的几辆汽车侧面刮过，发出断断续续的咔嚓声，而与此同时贝罗安的奔驰的轮胎在水泥路面上剧烈摩擦，吱的一声开上了自行车道，车子的后轮也相继上来。他在相撞的车前方停了下来。两辆惨遭毁坏的车彼此相距三十码，引擎同时停了下来，静默了一会儿，双方司机都没有马上下车。参比现代的交通事故的严重程度——贝罗安在事故急救中心工作过整整五年——像这种事故简直是微不足道。不可能有人受伤，他也无需充当临时医生。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贝罗安做过两次临时医生，两次都是有人心脏病发作，一次是在飞往纽约的航班上，另一次是六月的酷暑期在一家闷热的伦敦剧院里，两次结果都不尽如人意，而且病情复杂。此刻他并没有感到震惊，却也没有异常地平静，既非激动不已，也非麻木不仁，他的视觉并没有比平时更锐利，他也没有在发抖。贝罗安听到热金属冷缩的喀嚓声，越来越重的烦躁和饱经世故的理智在他的内心交战着。他不用看也知道——自己车子的一边已经损坏了。他已经预见到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他将要办理无数的手续、应付保险赔偿和反赔偿，然后再打无数的电话，并把车送去修理等等一系列的麻烦。但无论如何，汽车原有的那种别致和风华都永远地消逝了，无论经过多么努力的维修都再也无法恢复。还有前面的轮轴，轴承和其他复杂的零件受到的冲击更是永久的——甚至会影响到齿轮齿条转向器。他的车子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一辆了，它被破坏性地改变了，同时被毁掉的还有他的星期六——他计划中的比赛泡汤了。
最主要的是，此时在他的心里有一种奇怪的现代情绪正在膨胀——想要捍卫车主的权益，这种感情有如电焊一般，把对公正的要求和对另一方的愤怒糅合在一起，以至于几句被人用烂了的咒骂在他的脑海中翻滚，陈旧中竟也衍生出新意来，而且那么容易就脱口而出，没有任何先兆：“愚蠢的混蛋，会不会看后视镜？他的后视镜是干什么吃的？真他妈的混蛋！”现在这个世界上他唯一憎恨的人正坐在后面的车上，贝罗安准备要和他谈谈，面对面地，和他就保险细节交换一下信息——他本该去打壁球，可现在却不得不做这些事。他感觉自己好像被人遗弃了似的。仿佛自己一分为二变成了两个人，两个自我彼此观察着，然后其中一个消失在路的尽头，他更符合贝罗安平时的模样，像个有钱的大叔，深沉而又快乐，无忧无虑地开着车穿越星期六的街道，而另一个自我却被困在这儿，独自受罪，不得不接受他这陌生的、意外的却又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后者才是真实的。因为他直到现在都无法相信会发生这种变故，只能一再地提醒自己这已成事实。贝罗安把跌落的球拍从座位下拾起来，丢回到那本《神经外科期刊》上。他的右手已经放到车门把手上了，但是他突然停住了动作，从后视镜里观望着，还是谨慎一点好。
正如他所料想的，后面的车里有三个人影在晃动。他知道自己容易贸然下结论，于是他先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据他所知，光顾艳舞俱乐部并不违法。但是倘若这三个人是从维康基金会㊟或者大英图书馆这样的地方跑出来的，哪怕是一副鬼鬼祟祟的模样，贝罗安也一定早就从车里走出来了。看他们之前行色匆匆的样子，此刻极有可能感觉比贝罗安更急躁。他们所开的那辆车是德国宝马五种系列车型之一，像这种车，贝罗安想不出有什么理由来把它和犯罪或毒品交易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最矮的一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贝罗安看到他正打开车门，司机紧接着也钻了出来，然后后面的车门才打开。贝罗安可不想一会儿坐在车里和他们对话，于是也下了车。但这短短半分钟的迟疑，已经让局面蒙上了一层斗智斗勇的气氛，贝罗安已经权衡了眼前的局势。那三个人也同样为了他们自己的理由而经过了一番踌躇和讨论才从车里走出来。有一点很重要的，贝罗安提醒自己要牢记，那就是他没有做错什么，他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向对方发火，但他同时也必须克制。这样想着，他绕到了车子的前面。这两种自相矛盾的情绪让他感到更加不知所措，于是贝罗安决定最好还是走一步看一步，没有必要一开始就陷入制定原则的麻烦中去。他服从自己的直觉，暂时忽略这三个人，背对着他们，绕过车头，去察看碰坏的那一边。但是即使是当他站在那里，手掐着腰，摆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愤怒的姿势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用眼角的余光去观察这三个人一起慢慢地向自己逼近。
乍一看，他的车子好像毫发无伤。后视镜完好无缺，侧面也没有碰撞的凹陷痕迹；更令人吃惊的是，银色的车漆竟然也是光洁如新。贝罗安又弯下腰换个角度看看，也是一样。他又伸开五指，用手掌轻轻地抚过车体，很像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似的，但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现——简直是完璧无瑕。贝罗安立刻敏感地意识到，这好像让他陷入了一种不利的位置，他失去了可以发怒的理由。即使确实有损坏的话，也是隐形的，应该在前面的两个车轮之间。
那三个人已经停了下来，在看着路上的什么东西。那个穿黑衣的矮个子用脚尖踢了踢宝马车折断下来的后视镜，仿佛在拨弄一只死了的动物。另一个拉着一张马脸的高个子，把镜子捡了起来，捧在手里反复抚摸着。他们三个一起低头看着，然后，那个矮个子说一句什么，他们便同时把脸转向贝罗安，脸上带着突发的好奇，就像森林里受了惊的梅花鹿。第一次，贝罗安感到被一种可能的危险包围。街道的两端均被游行的人群堵住了，导致这条街上空空荡荡。在这三人身后，托特纳姆法院大道上，零零散散的抗议者正向南行进要加入大部队。贝罗安又回头看了看，身后的高尔街上的示威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成千上万的人组成一支密密麻麻的队伍，正浩浩荡荡地向皮卡迪利大街进发，手中高举的旗帜英武地向前倾斜着，犹如革命的标语似的。他们的面庞，手臂和衣服汇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海洋，看上去几乎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这种场面只有当人类团结一心的时候才能见到。为了渲染气氛，他们居然选择在送葬般的鼓声中默默前行。
那三个人继续靠近，和刚才一样，还是那个矮个子——大约五英尺五，或者五英尺六高——一马当先。他的步法很特别，有点像跳爵士舞那样扭动着身体，好像他在跨越一条小河一样，一个刚刚光顾过留兰香犀牛艳舞俱乐部的人，也许他正听着随身听。有些人无论做什么都一边听着音乐，甚至包括在吵架的时候。另外两个人摆出一副言听计从和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架势。他们都穿着旅游鞋、运动裤和带帽子的外套——全都是时下的潮流，太泛滥以至于毫无个人风格可言。西奥有时也这样穿，他给出的理由是为了回避为自己的着装品位负责。长着马脸的那个家伙手里仍然拿着后视镜，大概是想用作证据。无休无止的鼓声丝毫没有缓解这边的紧张气氛，枉自周围布满了人，却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边的情况，这让贝罗安觉得更加孤立无援。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假装很忙的样子。他贴近汽车蹲了下来，在前轮下面发现一个压扁的可乐易拉罐。接着在车后门上贝罗安看到了一小块让他既生气又宽慰的不规则的擦痕，上面的油漆已经失去了光泽，好像被用细砂纸磨过似的。这里显然是两辆车相交的地方，造成了两英尺长的划痕。他是多么的明智啊，想到在刹车之前先猛地转弯。现在，贝罗安感到安心多了，他直起腰来去面对来到他面前的那三个人。
和他的某些同事不同的是——那些神经外科狂人——贝罗安总是尽量回避和人正面冲突。他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类型，但是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之后，尤其是多年临床行医的磨砺，让他渐渐失去了起初的多愁善感，变得愈发刚硬。每天面对着患者、见习医生，新近又被剥夺了管理的权限，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曾无数次面对艰难的局面，迫使他不得不奋起捍卫自己的领地，为自己辩解，用自己的冷静来化解对方的冲动。几乎每件事都是利益攸关的大事——对同事来说，自己要考虑上下级关系、他们的面子，或者是否浪费医院的资源；对患者来说，他要考虑他们的身体是否会受到影响；对患者的亲属来说，他要考虑他们是否会因此而丧失亲密的爱人或者子女——这些都远比一辆被刮碰的汽车重要得多。尤其凡是涉及患者的事情，都具有一种纯洁和无辜的成分；每一件事情都回归到了人类存在的根本——记忆、视力、辨认面孔的能力、慢性的疼痛、活动的能力，甚至是自我的意识。这一切事情发生的背景正是鲜为人知的医药科学的进步、医学创造的奇迹、由此激发的信仰，但同时也暴露了人类知识的不足，例如虽然日渐减少、但依然普遍存在的对大脑和意识的极其有限的了解，尤其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多数情况下取得了成功的开颅手术其实还处在一个崭新的探索阶段，失败是在所难免的，每当这样的时刻降临，他都不得不在办公室里和患者的家属摊牌，这种时候没有人再会刻意地考虑该怎样表现、该如何表达，也再没有人会在乎旁人的眼光，有的只是一味地对痛苦的宣泄。
贝罗安的朋友当中有些是心理医师，他们医治的不是大脑，而是思想，是精神的疾病；他的这些同事信奉一种传统，固执于一种偏见，尽管如今这种偏见已经很少被公开表露，但是心理医生普遍认为神经外科医生是一群盲目自大的傻子靠着拙劣的设备就妄图医治宇宙中最复杂的器官。每当手术失败，患者或者他们的家属就会倾向于赞同这种观点，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剩下的只有悲剧的结局和真诚的歉意。无论贝罗安如何表达他发自内心的难过，也无论他多么清楚地知道患者是在故意否认曾经被详尽地警告过的手术的风险，更无论他如何自信自己已经在当前的知识水平和现有的技术允许范围之内，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贝罗安还是躲不过被指责——他无力降低人们对他的期许——但同时他也觉得自己仿佛得到了灵魂上的净化，他历经了一次最基本的情感洗礼，深切得和爱一样。
但是此时此刻，就在这大学街上，贝罗安忍不住感到一出戏剧即将上演。他穿得像个衣衫褴褛的稻草人，破旧的外套，满是虫蛀的羊毛衫，沾了油漆的裤子，用一根线绳系在腰上，身旁是性能卓越的跑车。他已经被角色禁锢，无处可逃。这就像是人们常说的，是一场城市闹剧。一个世纪的电影和半个世纪的电视让原本真实的场景变得虚假。本片纯属虚构，这句话已经被重复了太多次。今天的剧情包括两辆汽车，双方车主，主人公是几个男人，素不相识，针锋相对。先有人挑起事端，双方再一分高下，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样的情节已经被恶俗的流行文化磨平了。传统的骨子里的好斗成性成就了多少五花八门的故事角色，每一幕或许着装各有不同，但游戏规则就像凡尔赛宫廷的礼仪一样不容更改。以此次为例，他们双方都绝不可以承认事情实属偶然，而且暗含着浓厚的讽刺意味：就在不远处，和平鼓吹者的踏步声和部落仪式般的鼓声不绝于耳。总而言之，即将发生的事情虽然是无法预料的，但是无论出现任何情况，又好像都在情理之中。
“抽支烟吗？”
就这样，序幕拉开了。
对方的司机一歪手腕，用一种老式的手法，从烟盒里倒出几支烟，排列得像教堂里的排管乐器似的。握着烟的那只手很大，配上他矮小的身材和白纸般的面色，指背上还长着黑色卷曲的汗毛，一直延伸到他指骨的末端。他一直在抖动的双手也引起了贝罗安职业性的关注，这种不平稳或许可以让贝罗安放心一点。
“不用，谢谢！”贝罗安回答说。
矮个子为自己点燃了一支烟，把烟雾吐吹向贝罗安——这让他感到在气势上矮了一截，不抽烟等于是缺少了男性的特征。一定不能陷入被动，他必须左右局势，于是他伸出自己的手。
“我叫亨利·贝罗安。”
“巴克斯特。”
“巴克斯特先生？”
“叫我巴克斯特。”
巴克斯特的手很大，贝罗安的手好像还要大一点，但是两个人都没有要展示手劲的意思。他们只是轻轻地、礼节性地握了握手。巴克斯特是那种毛孔中都散发出烟味的人，分泌着一种来自烟草的油脂。大蒜在某些人身上也有类似的效果，也许和他们的肾脏有关。他是个毛躁的年轻人，长着一张小脸，眉毛浓密，棕黑色的头发理得很短，紧贴头皮。嘴巴宽宽大大的，下巴上刮得绿青的胡子痕迹，看上去更像动物的嘴。向下耷拉的肩膀，让他长得更像猿猴。T字形的上半身显示他曾经认真锻炼过，也许是为了弥补身高上的不足。身上穿的是一件六十年代风格的西服——紧身、大翻领、不带裤线的裤子挂在胯骨上——外套上只有一个纽扣，绷得有点紧。双头肌附近的衣服也很紧绷。他半转身，扭过去一会儿，然后又转回来，表现得极度没有耐心，好像身体内有巨大的能量等待发泄出来一样，他可能马上就要出击了。贝罗安阅读过一些有关现代社会暴力的文字。并非总是如病理学认为的那样：只有利己主义者才会相信使用暴力是合理的行为。持有像托马斯·霍布斯㊟这样观点的策略家和激进的犯罪学家层出不穷。用著名的“群众力量”去辖制那些蛮横之徒和恶棍，同时也让普通的大众保持对统治者的敬畏——这其实是一种统治武器，赋予了独裁者合法动用暴力的权力。但是像毒贩子和拉皮条的这类恶人往往逍遥于法律之外，他们不太可能在碰到麻烦的时候求助于警方，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纠纷。
贝罗安，差不多比巴克斯特高了一英尺，可此刻却在想万一打起架来，他觉得首先得保护好他胯下的要害。但这是一个荒谬的想法，他自从八岁开始就没有和别人徒手打过架，更何况现在是三对一，他决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他们握过手后，巴克斯特就说：“我想你已经准备好了要告诉我你对此是多么的抱歉。”他回头看着奔驰后面的他自己的宝马车，此刻正斜着停在路的中央。后面是一排停靠的汽车，有六七辆都被宝马的门把手在离地三尺高的位置刮出了一道痕迹。如果现在有任何一个车主冲出来，那么一系列的索赔就将揭开序幕。贝罗安熟知书面手续的繁琐，已经预感到将要面对的漫长过程。在这种事故中做众多受害者中的一个要远远好过做罪魁祸首。
贝罗安说：“我着实对你没有先检查过往车辆就开出来感到很遗憾。”
他对自己说出的话很是吃惊，这矫饰而又过时的“着实”两个字不是他常用的措辞。之所以用了这个字眼为的是要表明一种坚定——他绝不屈从于街头语言，他要义正词严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巴克斯特把他的左手放在右手上，好像是为了停止抖动。然后耐着性子说：“我没有必要先查看再挑头，不是吗？托特纳姆法院大街已经被封锁了，你本不该开到这里来的。”
贝罗安说：“路是封了，但交通规则什么时候都得遵守。况且，是一个警察挥手让我通行的。”
“警察？”巴克斯特一字一字地重复，这让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幼稚。他转向他的朋友，“你们谁看到警察了吗？”然后再转向贝罗安，模仿贝罗安礼貌的语气说，“这位是纳克，这位是奈杰尔。”
在这以前，那两个人一直都是站在一边，在巴克斯特的背后，面无表情地听着。奈杰尔是马脸的那个，另一个看上去很像警方的线人，要不就是染上了毒瘾，因为他一副睡不醒的样子，仿佛有嗜睡症似的。
“这周围没有警察，”奈杰尔解释说，“他们都在忙着管游行的那些混蛋的事。”
贝罗安装作那两个人不存在，这是他和巴克斯特之间的事情。“现在我们该交换保险的细节了。”三个人听了全都吃吃地笑了起来，但贝罗安还是继续说，“如果我们不能在事情的前因后果上达成共识的话，那只好打电话叫警察来。”他看了下表，施特劳斯应该已经到了球场，现在没准儿正在热身，解决完这里的事再赶过去也许还来得及。巴克斯特对他提到打电话的事并无反应，而是从奈杰尔手里拿过后视镜，给贝罗安看。玻璃上蜘蛛网一样的裂痕映照出蓝白相间的斑驳天空，在巴克斯特抖动的手里闪着星星点点的光芒，但他的语气还算和气。
“你很幸运，我的一个哥们儿就是干这个的，很便宜，但活儿干得可不赖，我算了一下，大概七百五十块，他就可以帮我搞定。”
纳克兴奋地附和说：“那边有个自动提款机！”
奈杰尔好像对这个发现也有意外的惊喜，也说道：“是的，我们可以跟你一起过去。”
这两个家伙挪了挪位置，几乎想对贝罗安形成两面夹击之势，巴克斯特同时则向后撤了一步。整个行动太过明显又有点笨拙，像孩子们跳的拙劣的芭蕾舞表演。贝罗安的注意力，出于职业的关注，再一次落在了巴克斯特的右手上。那不是一种简单的颤抖，这种无休无止显示每一寸肌肉都有同样的症状。诊断这只手的过程让贝罗安感到放松，即使现在他已经感觉到那两个人的肩膀轻轻地抵触着他的羊毛外套。贝罗安甚至异常地坚信自己不会再有太大的危险，想怕这三个家伙都难，想要勒索钱财的想法真有点孩子气的幼稚。他们所说过的话句句都好像是从哪里借来的，虽然烂熟于心，到真要用到的时候却发现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这时街道那边传来了专业的喇叭吹奏，四个人的目光一起朝着游行队伍的方向看去。那是一连串复杂的乐曲片段，但每段都是以一种高亢尖细的曲调结束。有可能是巴赫清唱剧中的一段，因为它让贝罗安马上联想到了女高音和一种甜美的忧郁氛围，背景音乐是大提琴伴奏。高尔街上那令人不快的葬礼似的游行队伍已经改头换面了。想要成千上万的人挤在一起蜿蜒几百码同时还要保持严肃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现在那里正传来此起彼伏的掌声和欢呼声，大部队里形成了好几个小的方阵，慢慢经过大学街的交叉路口。当他们经过的时候，巴克斯特目不转睛地盯着看，肢体轻微地转过去，脸上写满了叹息。像之前联想起巴赫的音乐一样，巴克斯特的行为让贝罗安突然想起一个学过的医学术语——贝罗安体内的肾上激素的增多大大引发了他不同寻常的联想力。也可能是上个星期的压力迫使他一时无法摆脱职业本能，不由自主地去诊断一切。那个术语叫做“虚幻的优势意识”——是的，这是性格的略微改变造成的，往往出现在肌肉抖动之前，比精神病学上的妄想症或者严重的幻觉等病症要轻微一些。但也有可能是他记错了，精神病学毕竟不是他的专业。巴克斯特在注视队伍的时候，他的头一直在动，时而点头，时而摇头。在大体观察了他几秒钟之后，贝罗安突然间恍然大悟——巴克斯特不能转动眼珠或者说不能扫视——就是说他的眼睛无法从一个固定物转移到另一个上面。要扫视人群，他就不得不转动头部。
好像是为了让贝罗安更确定他的判断，巴克斯特把整个身子都转向贝罗安，温和地说：“一群可恶的乌合之众，居然还要为他们憎恨的国家说好话。”
贝罗安认为他已经对巴克斯特有了一定的了解，从而清楚地知道自己还是马上离开的好。他摆脱了奈杰尔和纳克的夹击，转身走向他的车子，“我是不会给你们现金的，”贝罗安表示拒绝，“我只会给你们我详细的保险条款，如果你们不想也给我你们的，没关系，我只要记下你们的车牌号就够了，我要走了。”然后他又加上一句，尽管不是真的，“我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马上要迟到了。”
但是这些话都湮没在了一个声音里，是愤怒的大喊声。
正当他惊讶地返身面对巴克斯特的一瞬间，他看到有东西正飞速地扑向自己，贝罗安的意识中还残留着一个医生的诊断，仍然以为面前的这个人只是缺乏自控能力，精神不稳定，脾气暴躁，就像伽马氨基丁酸水平过低，神经元细胞出现裂纹一样。这种症状是由于多巴胺和侧面的梅毒螺旋体当中的两种酶缺失——谷氨酸脱羧酶和胆碱乙酰转移酶。人类的很多行为都可以在分子的复杂状态下得到解释。有谁会想到如果人体里有过度或者不足的神经传导素就可能会损害到一个人的爱情、友谊和所有对快乐的希望？当人们从自身的感觉上寻找出路的时候，又有谁会想到要从生化酶和氨基酸上寻找道德和伦理的根源？人们还普遍以为这些都是外来因素造成的。黛西在牛津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受了一位教师的英俊外表的迷惑，而企图说服父亲疯狂是社会造成的恶果，是富人压迫穷人的方式——对于这一点可能贝罗安的理解是错误的。父女之间为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结果以贝罗安设的一个圈套告终，那就是他承诺要带她去封闭的精神病院亲身经历一下。黛西毫不犹豫地答应前往，结果果然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她忘到脑后去了。
尽管巴克斯特视力有缺陷，再加上他的舞蹈症让他不停地肢体抽动，他直指贝罗安心脏的拳头还是那么迅速和凶猛，贝罗安尽管闪躲了一下，但拳头还是打中了他的前胸。他觉得有一股尖锐的刺激，一波强烈的震荡，使他的血压骤然上升，震荡带来的疼痛并不比电击造成麻木的疼痛和冷颤更强烈，贝罗安眼前一片空白。
“好了。”贝罗安听到巴克斯特说，像是在给他的同伴下命令。
他们拽着贝罗安的胳膊肘和前臂，待贝罗安的视力恢复到他能看清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被他们推到了停着的两辆车之间的夹缝里。他们一起穿过人行道，将贝罗安挤在一扇用铁链锁着的双重门的门厅处。贝罗安贴在墙上看到左边磨得光光的铜牌上写着：安全出口，留兰香犀牛，街道的北面是一家名叫杰里米·本瑟姆的酒店。但是如果酒店这么早就开门，那就意味着有饮酒者躲在里面取暖。随着他的意识慢慢恢复，贝罗安想到有两条原则得提醒自己遵守，这样才能保证安全：第一就是保证自己不还手，刚刚挨过一击已经让他明白自己远远缺乏打架的本领；第二就是无论如何得稳稳地站住，千万别趴下。那些不幸在攻击者面前倒在地上，而被打成脑损伤的倒霉蛋，贝罗安见得多了。脚，就好像那些粗鲁的乡下人居住的地区，是大脑控制之下最偏僻的省份，山高皇帝远，最不受控制。用脚踢远不如用拳头打来得过瘾，所以总感觉踢一下不够劲。当贝罗安还是一名普通医师的时候，有组织的足球暴力正处在巅峰时期，钢鞋尖的马廷斯医生牌皮鞋所造成的伤害让他对硬脑膜血肿有了深刻的了解。
贝罗安站在那里，面对着他们，这里是一个由白色的砖墙围成的角落，从这里看不到游行的队伍。封闭的空间放大了他们粗重的呼吸声。奈杰尔一把揪住贝罗安的羊毛外套，另一只手伸到里面摸出他鼓鼓的钱包，钱包就放在里面拉上拉链的口袋里。
“住手，”巴克斯特说，“我们不要他的钱。”
这下贝罗安明白了，只有一顿痛打才能挽回他们的面子。这和保险索赔一样，他将面对灰暗冗长的手续。他要痛上好几个星期才能康复，也许这还是比较乐观的想法。巴克斯特盯着贝罗安，想要把目光移开，他就得转动他整个笨重的头。巴克斯特的脸因为轻微的抽动而生动了很多，但这种抖动并没有形成任何表情。这种肌肉不停的抖动总有一天——这是贝罗安思考后得出的结论——会恶化成手足徐动症，患这种病症的人将遭受不自觉的、不受控制的抖动的折磨。
三人帮看来打算先喘口气，为下面的行动做好准备。纳克已经攥紧了他的右拳。贝罗安注意到纳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三个指头上都戴着戒指，戒指很粗，就像截断的疏导管一样。贝罗安想容他思考的时间不多了。巴克斯特大约二十五六的样子，现在不是询问他家庭历史的时候。如果父母一方有这种病症，子女就有百分之五十被遗传的可能。病症的根源在于一个单基因过度复制了一个序列——三核启酸。这是个纯粹的生物学决定，当这个小小的密码被复制了四十次的时候，人将注定会患上这种疾病。你的未来已经不可更改，而且不难预测。复制的次数越多，病症发作的时间越早，症状越严重。这个过程会在十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完成，从一开始性格上的微小改变，到手和脸的抖动，到情绪的变异，包括——最明显的症状——不可控制的突发脾气，到不自觉的痉挛似的手舞足蹈、智力下降、记忆力衰退、认识不能症、运用不能症、痴呆、完全失去肌肉的控制力，有时会出现僵化，做噩梦的幻觉，最终是在毫无理智中死亡。这就是无比精妙的生命体，竟然只因为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瑕疵，一个暗中潜伏的隐患，一个遍布每个细胞的变异，而被彻底终结了。
纳克已经拉开了右臂准备出拳，奈杰尔好像很愿意让纳克先来。贝罗安曾经听说过较早出现症状意味着可能是遗传自父亲，但是也可能不对。反正猜测也不会损失什么，贝罗安直视着巴克斯特问道：“你父亲有过这个病，现在你也染上了。”
贝罗安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巫师那样传递着诅咒。巴克斯特的表情很难判断，他用一个模糊的手势，制止了他的同伴。巴克斯特吞咽了一下，伸了伸脖子，皱着眉头，好像要咳出喉咙里的异物，有好一会儿寂静无声。贝罗安故意用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发音，他的“有过”很容易会被听成“有”。巴克斯特的父亲，是活着还是已经去世，可能他的儿子也不知道，但贝罗安指望的是巴克斯特知道自己的病症。但即使他知道，他也决不会告诉奈杰尔、纳克或者他的任何一个朋友。这是他的隐私，令他感到耻辱的秘密。他可能会否认，已经意识到但又不完全明白；或者知道但情愿不去考虑。
当巴克斯特终于开口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是异样的，也许是谨慎，“你认识我父亲？”
“我是医生。”
“去你妈的，瞧你穿的什么德行！”
“我是医生，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的病最后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你愿不愿意听我的诊断？”
这个办法奏效了，无耻的威胁起了作用。巴克斯特突然问道：“什么病症？”
在贝罗安回答之前，他又凶恶地加上一句：“你他妈的给我闭嘴！”接着，他迅速退到一边，扭过头去。他们二人，巴克斯特和贝罗安，同处在一个魔幻的世界里，而并非一个医学的领域。当你得病的时候，得罪巫师是个很不明智的做法。
奈杰尔问道：“发生什么事了？你爸爸得了什么？”
“闭上你的臭嘴！”
挨打的危机已经过去了，贝罗安感到自己的勇气又回来了。这个小小的火灾出口成了他的诊疗室。他又恢复了日常的身份，重拾自信的专家语调，他问道：“你看过病了吗？”
“他在说什么，巴克斯特？”
巴克斯特把那个损坏的后视镜塞到纳克手里，“回车里等着去。”
“你在开玩笑吗？”
“我是说真的，你们两个一起，回那辆该死的车里去等我！”
这是令人同情的表现，巴克斯特迫不及待地要阻止他的朋友看穿他的秘密。两个家伙对视了一下，耸了耸肩，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回到刚才的大路上。他们多半已经觉得巴克斯特有些异常，但是现在能看到的还只是早期的症状，而且恶化得很慢。没准儿他们认识他也没有多久，在他们眼中，巴克斯特走路时喜欢迈着爵士乐样的步态，经常有趣地颤抖，偶尔像霸王一样失控的脾气和情绪，也许在他们的世界里被认为是男人个性的体现。两人走到宝马车边，纳克打开车后门，把后视镜扔了进去。两个人肩并肩靠在车前面抱着胳膊，像电影里的强盗一般看着巴克斯特和贝罗安。
贝罗安以尽量柔和一些的声调问道：“你父亲是什么时候过世的？”
“别提这个。”
巴克斯特不看贝罗安。他扭着肩膀焦虑地站在那里，就像一个赌气的孩子等着人来哄，不肯采取主动。这是很多神经退化性疾病的共同症状——即突然从一种情绪转变为另一种情绪，而自己却意识不到，或者不记得有这回事，也不理会别人会怎么想。
“你母亲还在世吗？”
“对于我来说，她已经死了。”
“你结婚了吗？”
“没有。”
“你的真名就叫巴克斯特吗？”
“这不关你的事。”
“好吧，你的家乡是哪里？”
“我在福克斯通长大。”
“那你现在住哪里？”
“住在我爸爸那座老房子里，肯特师镇。”
“你的职业是什么？有没有参加过什么培训？上过大学吗？”
“学校不适合我，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那么对你的病症你的医生怎么说？”
巴克斯特耸耸肩，但他默许了贝罗安可以询问的权利。他们已经适应了自己的角色，贝罗安继续询问。
“没有人跟你提起过亨廷顿舞蹈症？”
微弱的噼啪声从游行队伍那里传来，好像石子在瓶子里摇晃发出的声音。巴克斯特的眼睛盯着地面，贝罗安把他的沉默当作默认。
“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医生是谁吗？”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可以把你转诊给我的一个同事，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可以更好地帮助你。”
这句话让巴克斯特转过身来，他努力地调动着头的角度，好让这个更高大的人的形象落在自己的视线之内，本该是敏锐的目光，现在却显露出一丝沮丧。其实任何人都没办法挽救一个已经被破坏了的扫视系统，一般来说，对这种病根本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除了遏制后代遗传之外。但是这一刻，贝罗安从巴克斯特激动的表情中看出他急切地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想要看到希望，甚至能和人谈谈的机会也好。
“他能为我做什么？”
“进行一些锻炼，外加药物治疗。”
“锻炼……”巴克斯特哼着鼻子重复了一遍，他有权对如此简单和平常的治疗方案嗤之以鼻，但贝罗安没有放弃。
“你的医生告诉你该怎么办？”
“他说无法治愈。”
他这么说仿佛在向贝罗安发出挑战，又像在要求贝罗安回报他之前的宽恕；他让贝罗安免于挨打，作为答谢他必须给他一个乐观的理由，能治愈更好。巴克斯特想要证明他的医生搞错了。
但是贝罗安说：“我想他是对的。九十年代后期进行过一些干细胞培植的工作，但是……”
“那都是扯淡！”
“是的，结果是很令人失望。现在最好的希望当然就是核糖核酸的干扰疗法。”
“是的，基因的抑制，也许有一天可以，但那时我早死了！”
“看来你熟知医学方面的进展。”
“谢谢你的夸奖，医生。你刚才说的药物是怎么回事？”
贝罗安很熟悉病人的这种冲动，即使只有一线微弱的希望，他们也要追问到底。倘若真有药物可以治疗，那巴克斯特和他的医生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巴克斯特还是想问个明白，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他寄希望于有人有可能知道一些他尚不知晓的讯息，没准儿在过去的一个星期有了新进展也说不定。当科学的方法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总会有坑蒙拐骗的人守候在一旁等着兜售什么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巴克斯特身后，贝罗安看到奈杰尔和纳克已经不再倚在车子上了，而是在车子的前面来回溜达，指着街的尽头，眉飞色舞地谈论着什么。
贝罗安说：“我指的是用药减轻你的疼痛，阻止你身体失去平衡，减少颤抖，缓解抑郁的情绪。”
巴克斯特把他的头转来转去，他脸颊上的肌肉不受控制地自顾自地活跃着。贝罗安感到巴克斯特的情绪可能又快要变了。“他妈的！”巴克斯特继续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他妈的！”当他的情绪从困惑转变为悲伤时，他那有点类似猿猴般的外表看起来几乎是温柔的，甚至是可爱的。巴克斯特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给人印象是疾病让他错失了大好的机遇，犯了一些重大的错误，才导致如今和这些人混在一起。也许他在很久以前辍学，现在觉得很是后悔。又没有父母在身边。现在，还有比他所处的环境更加糟糕的吗？他已经无路可走。没有人帮得了他。但贝罗安知道自己已经不会再为患者的遭遇而感到同情。多年的临床经验早就让他麻木了。更何况贝罗安内心深处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计算还有多久自己才能脱离眼前的危机，更何况这也不是单纯的同情就能解决的问题。人的大脑可以有无数种方法让你遭殃，就像一部昂贵的车，纵然看起来精雕细琢，但也还是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全球八成有六十亿辆类似的车。
与此同时，巴克斯特进一步确信自己是被人愚弄了，贝罗安想用这种伎俩来躲过一顿胖揍，并削弱自己的威严。想得越多，巴克斯特越是怒不可遏。他的心情再一次风云变幻，一种新的情绪正在酝酿，这次是怒气沸腾。巴克斯特停止小声的嘟囔，逼近贝罗安，贝罗安甚至能闻到他呼吸中金属的味道。
“你这堆狗屎！”巴克斯特一边大骂，一边推搡贝罗安的前胸，“你想耍我，让我在那两个家伙面前出丑，你以为我怕你？去你妈的吧，我要把他们叫回来！”
从倚在紧急出口上的贝罗安的角度看，还有一个更糟糕的消息在等着巴克斯特。巴克斯特转身背对着贝罗安，走到人行道的中间，正好看到奈杰尔和纳克正从宝马车那里走开，朝托特纳姆法院街走去。
巴克斯特朝着他们走的方向小跑了几步，大声地叫他们：“哎！”
他们回头看了一眼，纳克异常兴奋地冲他做了一个污辱的手势。他们两个一边继续往前走，奈杰尔又蔑视地冲他做了一个全身无力的姿势。当头儿的优柔寡断，手下人就当逃兵了，真是羞辱到家了。贝罗安也看到了自己逃离的机会，他穿过人行道，走到大路上，绕到他的汽车旁，钥匙还插着。当他发动引擎的时候，在后视镜里看到巴克斯特正因为两边的离去而气得发抖，冲两边大叫着。贝罗安佯装不急不忙地向前开——为了尊严和骄傲——他不想显出急于逃命的样子。保险的事情已经不存在了，他现在很吃惊自己刚刚把它想得那么重要。他看到球拍还在旁边的座位上，该是远离的时候了，也许他还有可能赶上他的球赛。
贝罗安泊了车，在从车里出来之前，他给正在上班的罗莎琳打了个电话——他的手指还在发抖，在狭小的键盘上点击着。今天对她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贝罗安不想拿刚刚遭遇的惊险去打搅她。况且他也不需要同情，他想要的是更基本的东西——只要能和她说两件家里的日常琐事，他就会感觉一切又恢复了正常。还有什么比夫妻之间讨论今天晚上吃什么更平凡的话题呢？一个临时雇员接了他的电话，他得知她今天和编辑的会面延误了，所以现在仍在进行当中。他没有留言，只说他等一会儿再打过来。
通常壁球室在星期六的时候都是人满为患，但今天例外。贝罗安沿着一条污迹斑斑的蓝色地毯走过一间间一面透明的壁球室，又经过了巨大的可口可乐和巧克力自动售货机，终于在尽头的五号球场看到了他的顾问麻醉师，他正对着墙进行快速的反手低球练习，仿佛在借机发泄胸中的怒气。不过贝罗安很快发现，他只不过晚了十分钟而已。施特劳斯住在河对面的旺兹沃思，游行的队伍迫使他把车停在了节日大厦。他为自己可能要迟到而大发雷霆，于是一路小跑穿过滑铁卢大桥，看到下面成千上万的人正蜂拥穿过堤坝，涌向议会广场。当年反对越战的抗议示威时，他还太小，所以他这一辈子还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多人聚集在一个地方。尽管他不赞成他们的主张，但他还是有点被他们感动。他告诉自己，无论这给他的生活造成了多少不便，但是人民有权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他在那里观看了五分钟，然后跑向国王路，和巨大的人流逆向而行。贝罗安一边坐在长凳上脱下他的外套和外裤，一边听他描述这一切。他又把鼓囊囊的钱包、钥匙和手机堆在前墙的一个边角里——他和施特劳斯还没对比赛认真到一定非得把球场清理得一干二净不可。
“他们不太喜欢你的首相，但是，天啊，他们简直是他妈的痛恨我的总统！”
施特劳斯是贝罗安认识的唯一的一位牺牲了丰厚的工资和舒适的工作条件而来到英国工作的美国医生。他说他更喜欢这里的医疗体制，他还爱上了一个英国女人，并和她一起生了三个孩子，然后又离了婚，娶了另外一个和前一个女人长得差不多只是年轻十二岁的英国女人，又和她生下两个孩子——都还在蹒跚学步，第三个孩子又即将诞生。但他对公费医疗制度的尊重和对孩子的喜爱没能让他成为推进和平事业联盟中的一员。贝罗安发现可能发动的战争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让人们产生分歧，简单地把存在的观点分为几类并不合理。据施特劳斯看来，整个事情一目了然：一个开放的社会以怎样的姿态来处理新的世界格局将决定着它在未来是否还能够保持开放。施特劳斯本人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个性，没有耐心听人大谈什么外交政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查小组和是否与基地组织有瓜葛这类话题。伊拉克是个混乱的国家，是恐怖分子的天然盟友，注定有一天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不如借着美国军队在阿富汗取得胜利的东风，趁早铲除。但施特劳斯强调，他所谓的铲除指的是给予伊拉克人民自由和民主。美国必须弥补他们先前的灾难性的政策带给伊拉克的破坏——退一万步讲，美国欠伊拉克人民的。每次听过施特劳斯的言论之后，贝罗安都感觉自己要改旗易帜主张反战了。
施特劳斯是一个强壮结实而又讲求实际的人，身材迷人、精力充沛、直率爽朗——虽然在他的一些英国同事看来，有点过于直言不讳。他三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完全谢顶了。每天锻炼至少一个小时，看起来活像一个摔跤手。每当他在麻醉室里围着病人忙个不停，为他们进入麻醉状态做准备的时候，病人一看到他前臂上鼓起的肌肉、粗壮的脖子和宽厚的肩膀，听到他简洁明了而又毫不矫揉造作的话语，便会完全安下心来。紧张的病人会相信这个敦实的美国人一定将尽一切努力来为他们免除痛楚。
他们在一起工作已经六年了。在贝罗安看来，医院的成功要归功于施特劳斯。当手术遇到麻烦时，施特劳斯就会表现得尤其平静。比如说，如果贝罗安不得不暂时阻断一根主要血管的血液流通以便进行手术的时候，施特劳斯总是用他那令人安定的声音提醒他控制好时间：“你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头儿，然后就必须恢复循环。”在极少数特别糟糕的情况下，当局面已经不可挽回的时候，施特劳斯便会在事后找到一个人静静地愣在走廊里的贝罗安，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轻轻地一捏然后说：“好吧，贝罗安，在你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前，先让我们好好谈谈。”这不是一个麻醉师，尤其是一个顾问医师，该对一名外科医生讲话的口气。因此，施特劳斯难免树立了超出常规的仇敌队伍。有时开会的时候，贝罗安不得不为他的这位朋友的无比宽阔的后背充当挡箭牌，抵住来自多位同僚的对施特劳斯的抨击。时不时地贝罗安会发现自己对施特劳斯说出诸如此类的话：“我不管你怎么想，但对这个人一定要客气，别忘了我们明年的投资还要靠他呢。”
在贝罗安做准备活动的时候，施特劳斯又返回球场继续热身，对着右墙击球。今天他的低球好像格外有力，快速的截击看来是用来威慑对手的。这对贝罗安来说很有效，如枪声一般响彻球场的击球声让他觉得倍感压力。像往常一样，贝罗安用左手抵住右臂，但感到他的脖子出奇地僵硬。透过开着的玻璃门，贝罗安提高声音解释他为什么迟到，但只是一个经过删节的叙述，重点集中在刮碰事件本身，说了红色汽车如何从停车位上开出，他是如何急转弯的，以及车身的损坏是多么令人惊奇的轻微。贝罗安跳过了余下的细节，只说他花了一点时间才处理完。他不想听到自己描述巴克斯特和他的同伴，他们会引起施特劳斯过度的兴趣，然后他就会追问那些贝罗安不想回答的问题。他已经对这次遭遇愈发感到不安，虽然他还不能确定这份不安包含了什么，但很明确的是，内疚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贝罗安伸展腿部筋骨的时候，他听到自己左腿膝盖骨吱吱作响。什么时候他才能停止参加这种运动？难道要等到过五十岁生日的时候吗？也许他挺不到那时候了。至少得赶在他撕裂前面的十字韧带之前，或者在他因为冠状动脉血栓突发而一头栽在地上之前停止。贝罗安接着伸展他的另一条腿的肌腱，这边施特劳斯还在表演着他的凌空抽射。贝罗安突然感到他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和宝贵。自己的肢体好像一个被长久遗忘的老朋友，异常的修长而又易断。他是否依然沉浸在轻微的震惊中？在遭遇了那一拳的冲击之后，他的心脏格外脆弱。胸部还在隐隐作痛。他不能为了一个单调地往墙上击球的无聊运动而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他有责任为某些人而好好活着。但是这世上不存在舒缓的壁球比赛，尤其是和施特劳斯较量，就算是他自己也不容许自己不尽全力。他们俩都痛恨失败，一旦比赛开始，他们就会像狂人一样拼命想要得分。他现在应该找个借口取消比赛，虽然可能要冒着激怒朋友的危险，但那相比之下是一个可以忽略的代价。当贝罗安直起身来的时候，他有一种强烈的愿望，真的想回家躺在床上，把大学街上的那番争吵细细地梳理一遍，找出哪些地方是他做错了，然后决定他该怎么办。
但是即使贝罗安这样想着，他还是戴上了护目镜，走进球场，顺手关上身后的门。他跪下来把他的贵重物品放在前墙的一个边角里。每个星期六的上午和好朋友兼同事一起打壁球，这已经成了他每周生活的固定安排，他没有勇气去中断它。他站在球场反手的位置，施特劳斯从中央发过来一个轻快而友好的球，贝罗安机械地打回去，让球沿着同一路线返回。他们按照熟悉的热身套路发射起来。他错过了第三个球，球打中了响板发出一声巨响。几个回合下来，他停下来系鞋带。他无法静下心来，他感觉自己动作迟缓，束手束脚，握在手里的球拍把手总是感觉别扭，是握得太松了，还是太紧了，他也分不清楚。打球的间隙里他不停地拨弄着手中的球拍。四分钟过去了，他们还没打出来一个像样的回合。通常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那种挥洒自如的配合几乎荡然无存。他注意到施特劳斯的步伐慢了下来，改从更容易的角度击球好让球不至于射失。最后贝罗安不得不说，他已经准备好了正式开始比赛。既然他上个星期输了那场比赛——这是他们之间的规定——谁输谁先发球。
他站在右边的发球区，听到身后球场另一端的施特劳斯叫道：“开球。”室内是彻头彻尾的寂静，这在喧嚣的大都市中是不可多得的——没有其他打球的人，没有街上的喧嚣，甚至游行的声音也听不到。有那么两三秒钟，贝罗安盯着自己左边厚重的黑色墙壁，尽量缩小自己联想的空间。贝罗安发了一个吊高球，但发得太高了，球从边墙反弹到后场。早在他出手的一刹那，他就知道自己力气使大了。球借着残留的速度弹离后墙，留给了施特劳斯足够的空间将球直直地打回理想的远处。球在贝罗安够到之前就落在了后墙边的角落里。
没有任何间隔，施特劳斯立刻拾起球从右边发球。贝罗安揣测对手的想法，应该是想来一个漂亮的举手过肩球，所以决定向前蹲伏，准备在球到达边墙之前来一个凌空抽射。但是施特劳斯并不是这么想的，他照着贝罗安的右肩发了一个软球，这在对手犹豫不决时是绝妙的一招。贝罗安向后撤，但是太迟了，而且撤得不够远，甚至在他疑惑的一瞬间，根本没看清球在哪里。当他急忙奔向球场前边的时候，施特劳斯又用力地将球打向他右手的边角里。他们打了还不到一分钟，贝罗安就丢掉了他的发球局，先失一分，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贝罗安又丢了五分，施特劳斯占据了球场的中央地带，贝罗安眼花缭乱，疲于防守，根本没有反攻的余地。
在六比零的时候，施特劳斯终于犯了一个非受迫性失误。贝罗安还是发了一个吊高球，但这次，球稳稳地从后墙反弹回来。施特劳斯做好准备本想来个截击，但球稳走在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贝罗安惊讶于自己竟然打出了这么一个起死回生的妙球。这个小小的惊喜让贝罗安马上集中精力进入状态，他轻而易举地夺得了接下来的三分，其中最后一分，他是以一个漂亮的吊球截击扳倒对手的，他听到施特劳斯走回球场后部的时候恼怒地咒骂自己。现在，神奇的权柄和主动权都掌握在贝罗安手中。他占据了场地中央，他的对手则要前后左右地满场跑。很快他就以七比六领先，而且很有把握夺得接下来的两分。但就在他想这些的时候，贝罗安犯了一个疏忽，施特劳斯猛然扑上，一个优雅的回球，让球落在了边角。贝罗安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懊恼，跑向左边去救球。但是当球划过前墙向他飞来的时候，那些不必要的遐想又来动摇他的专心，脑海中浮现起他在后视镜中看到的巴克斯特的可怜模样。这一刻本该是他向前一步反手截击凌空球的时候，他本来一纵身就能够到的——但是他犹豫了一下便错失了机会。球击中了接缝——墙和地面的连接处——然后挑衅似的滚到他的脚边。这是个倒霉球！他一边倍感郁闷一边这样安慰自己。七比七平，但比赛还没有结束。贝罗安感到自己像在精神的迷雾里穿行，施特劳斯迅速地赢得了最后两分。
他们俩谁也没有对比赛抱有不现实的幻想。他俩都只不过是不赖的业余选手，而且都已经年近五十了。他们说好在比赛中间——他们从来都是打满五局——停下来让他们的脉搏恢复正常的频率，有时他们甚至坐在地上休息。今天，第一场打得一点也不费力，所以他们只在场地里慢慢地走动放松。麻醉师想知道那个姓查普曼的小女孩情况怎么样了，他有意和她成为朋友。这个女孩市井的举止丝毫没有妨碍施特劳斯对她的鼓励，贝罗安经过走廊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这位麻醉师先是走进病房做了自我介绍。屋里一个菲律宾裔的护士因为受了女孩的谩骂，正在那里暗自垂泪。施特劳斯坐到床沿上，把自己的脸凑近女孩的脸。
“听着，亲爱的。如果你想让我们把你可怜的小脑袋治好的话，你就得帮帮忙。你听到没？如果你不想让我们给你治，就带着你的脾气回家去。我们还有很多病人等着用你占着的床位呢！喏，这是你储物柜里的东西，要不要我替你装进你的包里？好吧，让我帮你收拾行装吧！牙刷、随身听、木梳……什么？你改主意了？那你想要我怎么做？好，好，瞧，我把它们又从包里拿出来了。不相信？看我真的把它们都放回原位了。你好好表现，我们也好好医治你。一言为定？那让我们握握手。”
贝罗安把她今天早上的恢复状况告诉了施特劳斯。
“我喜欢那个孩子，”施特劳斯说，“她让我想到自己在她这个年龄的样子，处处惹人嫌。她能言善辩，没准儿有一天会很有出息。”
“是的，她很快会熬过这一段的。”贝罗安一边说着，一边回到他自己的位置上准备继续，“除非她非要选择撞墙，让我们开始吧。”
他其实还没有准备好，施特劳斯发出的球却已经向他袭来。但他刚刚脱口而出的“撞墙”两个字，让他联想起今天清晨和上午发生的两起事故，两者又勾起他无数的思绪。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一股脑地涌进他的脑海，他已经心不在球场了，而是飞到了早上冰冷的广场，又再次看到飞机及其起火的情景，还有厨房里的儿子、床上的妻子，以及从法国归来的女儿、街上的那三个人——不过它们发生的时间顺序全被打乱了，好像同时都在发生。看到迎面而来的球让他吓了一跳——好像他刚刚离开了球场一会儿。他接球晚了一步，但还是赶在它落地之前打了回去，施特劳斯马上从T形区一跃而起打出了一记杀球。第二场比赛由此揭开序幕，但这次贝罗安不得不拼命地奔跑才不至于输得太惨。施特劳斯已经做好了重整旗鼓的准备，一会儿跳到中央，一会儿跑到后面，一会儿冲到前面，寻找着最佳的击球角度。贝罗安就像马戏团的小马一样围着他的对手跑个不停，他一会儿转身从后面的边角里挑起球来，一会儿又向前纵身救球。不断变换的方向让他疲于奔命，与不断增加的懊恼一起涌上心头。为什么他要自取其辱，自愿忍受这份折磨，甚者还抱着期待的心情？每当在比赛中遇到这样的时刻，他性格当中的本质就会暴露出来：狭隘、无能、愚蠢。这场比赛演变成了他性格缺陷的象征，他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是那么典型、那么熟悉，就像印有自己的签名，或者自己隐秘之处的一个疤痕、一处畸形。那种隐私和显见就像舌头在嘴里的感觉。只有他才能犯下这样的错误，也只有他才活该遭受这样的失败。当比分越差越远的时候，心中积累的黑色愤怒成了他仅有的动力。
他什么也没说，对自己、对他的对手都保持沉默，他不想让施特劳斯听到自己骂人，但沉默是另一种痛苦。他们现在的比分是八比三。施特劳斯打了一个横过球场的击球——这也许是个错误，因为球势缓慢，很容易中途拦截。贝罗安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如果他能够把握好这次机会，那施特劳斯就会被调离。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施特劳斯便从他的一边移到了中心区域，挡住了贝罗安的路。贝罗安立即叫犯规，他们停下来，施特劳斯惊讶地看着他。
“你在开玩笑吗？”
“你他妈的才开玩笑呢！”贝罗安喘着粗气，愤怒地大叫，用他的球拍指着自己的前方，“你闯进了我的范围。”
那句粗话让他俩都大吃一惊，施特劳斯立即妥协，“好，好，算我犯规。”
贝罗安再次走向发球区，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情不自禁地想到在八比三的悬殊差距下，而且在已经先赢了一局的前提下，施特劳斯居然还质疑这个明显的犯规，未免太不大方了一点，实在有失风度。这种不满无助于他发挥应有的水平，况且这是他扳回比赛的最后机会。然而他的球打得太让对手有机可乘了，施特劳斯轻而易举地就跨到了左边，来个出色的正手反击。施特劳斯又收回了发球权，半分钟之后本局比赛彻底结束。
通常在一局比赛结束后他们会休息几分钟闲聊几句，但今天这种想法让贝罗安觉得不能忍受。贝罗安放下球拍，摘下护目镜，嘟囔着说要去喝点水。他离开球场，来到更衣室，喝着饮水机里的水。这里除了淋浴间里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之外没有别人，墙上的电视正在播放新闻。他从洗手池里捧水泼在脸上，把头靠在前臂上。他听到脉搏声冲击着他的耳膜，汗水顺着脊柱直流而下，他的脸和脚都感觉炙热。现在他只想做一件事，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那就是他要打败施特劳斯！他必须连续赢三场才能扳过来，那将是多么难以想象的困难，但这是他此刻唯一的愿望，不想考虑其他任何事情。在这独处的一两分钟时间里，他必须认真考虑一下这场比赛，找出病根来，搞清楚他究竟是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该怎样改正过来。他以前打败过施特劳斯好几次，他必须停止自责，好好谋划一下这场比赛。
当他抬起头来，透过洗漱间里的镜子，看到他那张红通通的脸，还有他身后静音的电视屏幕。正在播放的还是他之前看过的货机在跑道上的录像，但是紧接着一个简短却引人注目的镜头出现了——两名飞行员——头上蒙着衣服戴着手铐被带向一辆警车，他们被捕了。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一名记者站在警察局外正在对着摄像机作报道，然后是主持人向记者了解情况。贝罗安移了移身子，让电视屏幕脱离自己的视线。想要安安心心地打一个小时的球怎么就这么困难，还要受到这些新闻的打扰？他开始用一种简单的眼光去看待要解决的问题：赢得比赛等同于捍卫个人空间的宣言。他有权利——任何人都有——偶尔不被世界上的大事或者街道上的事所侵扰。在更衣室里他慢慢冷静下来，对贝罗安来说好像忘记，或者忽略纷乱的社会百态来集中精力，是一种最基本的自由，应该叫做思维的自由。他要通过打败施特劳斯来释放自己，想到这他激动地在更衣室的长凳间走来走去，看到一个肥胖得浑身一圈一圈的少年光着身子就从淋浴室里走了出来，看上去不太像人类，倒像只海狮。时间不多了，他必须采取简单的作战策略，照准着对手的弱点进攻。施特劳斯的身高只有五英尺八，没法大范围地拦截，也不善于奔跑。贝罗安决定挑高球，打远角——就那么简单，保持向后场进攻。
他一回到球场，麻醉师就走过来说：“你没事吧，贝罗安？不乐意了？”
“是的，但不是因为你，只不过你的抵赖成了导火索。”
“你是对的，错在我。我很抱歉，你准备好了吗？”
贝罗安站在接球的位置，调整好自己的呼吸，准备实施简单的策略：其实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只要在球打到边墙之前击中它，然后再闯进中央的T形区来个高球——就这么简单！该是折腾折腾施特劳斯的时候了。
“准备好了。”
施特劳斯打出一个快速发球，又是冲着贝罗安肩膀来的。贝罗安设法将球挡开，球走的路线或多或少符合他的预期，现在他来到了适当的位置，T形区域。施特劳斯将球从边角救起，球沿着同一侧的墙飞回来。贝罗安向前一步，又打了一个漂亮的抽球。球在左手边的墙上来来回回地弹了六七次，直到贝罗安瞅准机会，用一个反手将球高高地打向右手边的墙角。他们狠狠地对着那块墙击球，两人都在彼此的半场中来回穿梭，然后又满场地追着球跑，局势此消彼长。
以前他们也有过这种激烈的角逐——拼死地、疯狂地，但同时又是滑稽地，就像真正的比赛在于谁先憋不住笑出声来。但这次不同，这次一点也不好笑，而是漫长的、极度消耗体力的。他们这个年龄的心脏无法长时间地承受每分钟跳动一百八十次，要不了多久便会有人疲惫或者瘫倒。在这场没有观众、业余的、友谊性质的比赛中，两个人都抱有一种强烈的得分意识。尽管其中一人已经为刚才的争执道了歉，但是不和谐的气氛依然没有散去。施特劳斯一定猜测贝罗安在更衣室里给自己打了气，如果他能挫败贝罗安的反攻，就可以立刻击垮他的士气，自己一举拿下最后的三局比赛。而对于贝罗安来说，比赛的规则是最主要的障碍，他必须先赢得发球权才能够得分。
在长时间的激烈角逐中，人完全有可能变成无意识的机器人，生存在眼前的时空中最狭窄的夹缝里，下意识地作出反应，来一个球打一个球，只是苟延残喘。贝罗安此时已经陷入了这种状态，他站位靠前，但突然想起自己刚才筹划好的作战计划。正在这时，机会来了，一个短球飞过来，贝罗安趁机把球击向左面的边角。施特劳斯本想举起球拍准备抽射，但突然改变了主意，转身跑回去。他刚把球打出来，贝罗安又将球击向另一边。当你疲惫不堪的时候，从一个边角跑向另一个边角是很艰难的事情。每次击球的时候，施特劳斯都发出一声低吼，这让贝罗安备受鼓舞。他没有打出任何刁钻的球路，因为他认为自己没准儿会失误。于是，他不停地大角度拉球，一连五次，损耗对手的体力。终于到第五个球的时候，施特劳斯那个无力的回球虚弱地落在响板上，贝罗安结束了这一局。
他俩打成了平手。他们都扔下球拍，弯下腰站着，上气不接下气，双手撑着膝盖，双目呆滞地注视着地面，接着用手掌按着墙壁，把脸贴在冷冷的白色墙壁上，时而毫无目的地在球场中游走，一边用T恤衫的边角擦拭着眉毛上的汗水，一边呻吟着。有时他们会在赛间休息的时候对刚才的一局加以点评，但今天两个人都默默无语。想早点结束比赛的贝罗安先准备好了，等在发球区那里，在地上拍着球。他发的第一个球从施特劳斯的头部上方飞过，这一次比之前更冷静更温和，停在了角落里。一比零，不费吹灰之力。这一分，照比之前的得分，应该更有分量。贝罗安现在击球既有高度又有广度。下面的一分又顺利地被他纳入囊中，接着又得一分。施特劳斯被一系列雷同的球路激怒了，因为他们之间的对决每次都是如此短暂，甚至转眼就结束了，所以球始终没有被磨热还是硬邦邦的，就像油灰泥一样很难从狭小的空间里摆脱出来。但施特劳斯越是烦躁，水准就越是下滑。高球他够不着，低球他又来不及接。有几次他甚至直接放弃，径直走回到原位等着下一次发球。正是这同样的套路、同样的角度、同样的高度、同样的结局，令他怒火中烧。不一会儿的工夫，他就丢了六分。
贝罗安差点放声大笑——他赶紧用咳嗽来掩饰这种冲动。他不是幸灾乐祸或是洋洋自得——现在还为时太早，这不过是一种被尊重的愉悦、一种同情的欢乐。他觉得想笑是因为他十分清楚施特劳斯现在的感觉：贝罗安太熟悉那种由愤怒和无奈所带来的情绪低落的恶性循环，以及无法控制的自我厌弃。在另一个人身上认出不完美的自己的翻版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他知道自己的球路是多么让人讨厌，换了他自己也一样无法抵挡。但是施特劳斯占上风的时候从不手软，而贝罗安现在确实需要得分，所以他再接再厉，继续让球从他对手的头上掠过，声东击西，不费吹灰之力，九比零。
“我要去方便一下。”施特劳斯简洁地撂下一句话，连护目镜都没摘掉，拿着球拍就走出了球场。
贝罗安才不相信他要方便呢！但他明白这是个明智的举动，也是唯一可以阻止这种一泻千里的败局的方法，而且在不到十分钟之前，他本人也做了相同的事情，但他还是感觉受到了欺骗。他本可以一举拿下最后一局的，现在施特劳斯可能正把头浸在水龙头下重新思索他的比赛策略。
贝罗安强忍着坐下来休息的欲望，走出来看其他人比赛——他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可以跟高手学习学习，但是整个俱乐部还是空荡荡的。其他成员如果不是去参加反战游行了，就是无法进到市中心来。他一边走回自己的球场，一边撩起T恤衫，察看胸部的伤势。左边的胸骨附近有一大块浓黑的瘀青，他抬起左臂的时候会感到疼痛。盯着变色的皮肤让他把纷乱的思想集中到巴克斯特身上——他，亨利·贝罗安，是否有损医德地利用了自己的专业知识戏弄了一个正在遭受神经退化的病人？是的。受到挨打的威胁可以作为他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和借口吗？可以，但不完全正确。但是身上这个肿块，茄子般的颜色，李子大小的瘀伤——预示着他可能会遭遇到的毒打——答案是肯定的，他应该被原谅。只有傻子才会在有路可逃的时候还站在那里挨踢。那么是什么让他仍旧感到内疚呢？很奇怪，尽管巴克斯特充满暴力倾向，但贝罗安几乎可以说是喜欢巴克斯特的。说喜欢可能过分了点儿，更应该说他是被他勾起了兴趣，对他无助的境遇，对他的拒绝妥协充满关心。本是个聪明的孩子，却步入歧途。而他自己，贝罗安，被迫滥用了他的权力——但那是他自己甘愿落入那样的境地的。从一开始他的态度就是错误的，不该那么心存戒备；他目空一切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是可耻的。尽管是迫不得已，他也本可以更友好一些，甚至应该接受那支烟；他应该放松一点，不应该那样盛气凌人、怒气冲冲、充满挑衅。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是三个人，他们只想运用暴力抢些钱花花，这是在他们从车里出来之前就已经商量好了的，赔偿损坏了的后视镜只是行凶抢劫的一个幌子而已。
他回到自己的球场外面，直到施特劳斯出来，贝罗安心中的那份忐忑不安还是丝毫没有消散。施特劳斯在脸盆里洗脸的时候把他两个宽厚的肩膀都弄湿了，他又恢复了平日的幽默。
“好了。”当贝罗安走向发球区的时候，施特劳斯说，“以前我认识的那个好人已经不复存在了。”
刚才的独自沉思，让贝罗安感到虚弱；就在发球前的那一刻，他记起了自己要如何赢得比赛。但是第四局比赛却完全没有了套路。他先赢得了两分，但紧接着施特劳斯进入了状态，迎头追上，比分变成是三比二。这是一场冗长而又紧张的对决，双方都犯了非受迫性失误，比分改成了七比七平，贝罗安发球。他轻而易举地得了最后两分，他们每人各赢两局。
他们稍做休整就进入了最后的角逐。贝罗安没感到太累——赢得比赛要比输掉比赛消耗的体力少得多。他真正缺乏的是要打败施特劳斯的欲望，他情愿和他握手言和，好继续今天余下的生活。今天整个早上他都处在各种各样的争斗中，想逃都逃不掉。施特劳斯倒很享受，斗志昂扬，一边走向他自己的位置，一边大叫：“奋斗到死！决不退缩！”
于是，伴随着一声压抑的叹息，贝罗安开了球。由于他已经黔驴技穷了，所以又回到高偏球的老伎俩上。事实上，在他击球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球，在高空划了一条弧线，准备径直落向边角。但是正处在异常亢奋状态中的施特劳斯竟然做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在短暂的助跑之后，然后纵身一跳，跃起两三英尺，高举着球拍，他那健壮、肌肉丰满的后背弯成一个完美的拱形，露出雪白的牙齿，头用力向后仰，左臂举得高高地以保持身体平衡，就在球要到达它抛物线的最高点时正好够到了它，用一个挥鞭子似的反手扣球，将球击落下来，直击前墙，离下面的响板还不到一英寸的距离——多么漂亮、绝妙而又无法抵御的一击啊！贝罗安几乎没有挪动自己的脚步，脱口叫出来：“太不可思议了！”一眨眼的工夫，他的对手便将发球权夺了回去，现场再一次陷入剑拔弩张的紧张之中，胜利的欲望又再次在贝罗安心中燃起。
两人的斗志都被激发起来。现在每一分的争夺都有戏剧般的过程，如同一场临时上演的短剧，第三场比赛时那种严肃和白热化的拉力赛又再次重现。双方都不顾自己心脏的抗议，积极地奔跑于场地的各个角落。他们没有再犯非受迫性错误，每一分都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对手那里抢过来的。除了在发球时宣布比分之外，谁也不说一句话。随着比分的攀升，双方始终保持一分之差。即使输了比赛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俩谁也没想登上俱乐部的壁球手排行榜，只不过他们都有一种原始的要赢的冲动，和口渴这样的生理冲动没有什么两样。比赛的动机是纯粹的自我满足，因为这里没有一个观众，没有人在乎结果，更没必要考虑朋友、妻子或是孩子的看法，其过程甚至不是享受的。也许将来再回忆起这场比赛会倍感难忘——但快乐的只有胜者。如果此刻一个过路者恰好经过这里，停在玻璃门外观看一会儿的话，他一定会想这两个打球的老家伙肯定曾经辉煌过，直至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点激情。他也许甚至会以为这是一场决斗性质的比赛，否则怎么会拼得你死我活、水火不容？
感觉像过了半个小时，但其实只用了十二分钟。在七比七平的时候，贝罗安从左边发球，夺得了最后一分。他走到球场的一侧准备发球，他的精神高度集中，他的自信也空前高涨，所以他来了一个威力强大的反手击球，角度刁钻，贴近墙壁。施特劳斯用一个近乎网球的抽球反手回击，把球打向球场的前方。这是个好球，但贝罗安站位恰到好处，抓住机会打出了致命的扣杀。他对正在上升的球发出当头一击，把它扣死在左手边的边角里。大结局，贝罗安胜出——他在完成决定性的动作的同时，向后退了几步——正好撞在施特劳斯身上。巨大的冲击力让两个人同时分开，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施特劳斯喘着粗气低声地说：“那一分本来是我的，贝罗安。”
贝罗安说：“施特劳斯，比赛结束了。我三胜两负。”
这个明显的分歧又让他们陷入沉默。
贝罗安说：“你跑到前面干什么？”
施特劳斯走开，走到发球区那里，把刚才的一幕重新演示给贝罗安看。他想把结果按照他的愿望改写，他说：“我以为你会打低球到你右边呢。”
贝罗安很想笑一笑，但是嘴巴很干，嘴唇不肯轻易地露出牙齿。“那是我在迷惑你，那样你就会被调离，没法反击我的进攻。”
麻醉师摇摇头，脸上挂着他那令病人感到安心的处乱不惊的平静，但他前胸的起伏暴露了他的情绪，“球本来从后墙上反弹过来，力道足够给我时间反应，亨利，是你挡了我的道。”
直呼彼此的名字本身就像尖端涂了毒药的剑直刺对方的心窝，贝罗安忍不住也反唇相讥。好像是要提醒施特劳斯注意一个忽略了好久的事实，他说：“但是，杰伊，你本来也不可能够到那个球。”
施特劳斯盯着贝罗安的眼睛，平静地说：“我能的，贝罗安。”
贝罗安无论如何不能认同他的这种言论，只能反复地嘟囔着：“你的位置差远了。”
施特劳斯说：“这不违反规则。”然后又加上一句，“听我说，贝罗安，上次我这么做的时候我可给你道了歉。”
贝罗安感觉像是在被逼还债，本来理智的语气越来越难以维持，他快速地说：“这次情况一清二楚。”
“我不这么认为。”
“你瞧，施特劳斯，这可不是礼尚往来的事情，我欠你一个再还你一个。总得实事求是不是？”
“我同意，但你也没必要给我上课吧？”
贝罗安本已降下来的脉搏听到谴责马上又加速跳动起来——骤然燃起的怒气就像加快的心跳，给已经心律不齐的心脏又添打击。他还有事要做，他需要开车去水产店买鱼，然后回家、洗澡、再出来、再回家——做饭、开瓶酒、迎接他的女儿和岳父，让他们重新和好。更重要的是，他夺回了属于他的东西——他在失利的情况下连扳三局赢得了比赛，足以证明他近来几乎已经遗忘掉了的一种本性。但现在他的对手想要把它偷走，或者企图否认它。他把球拍靠在那个他存放自己贵重物品的边角里，也是在向施特劳斯表示比赛已经结束了。但球场的另一边，施特劳斯仍然固执地站在发球区里。以前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该不会是因为其他什么问题吧？施特劳斯同情地看着贝罗安，嘴角上翘似笑非笑——完全是一种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刻意摆出来的表情。贝罗安仿佛看到自己——这样想着的时候，他的脉搏跳动又加快了——向施特劳斯冲过去，照着那张得意洋洋的脸快速地反手一掌。也许他应该耸一耸肩，离开球场，但他的胜利如果没有对手的认可就毫无意义。然而除了幻想将对方说服之外，在没有裁判、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他们怎么能够达成共识呢？
已经有半分钟的时间，他们谁也没有说话，贝罗安摊开手，用和施特劳斯的表情同样矫揉造作的语调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施特劳斯，我只知道我打出了致胜球。”
但是施特劳斯很清楚该怎么办，他进一步挑起事端，“贝罗安，当时你是面向前方，你不可能看到从后墙上反弹过来的球，我能看到是因为我正朝那里走，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你能说我是在撒谎吗？”
这就是结果。
“去你妈的吧！施特劳斯。”贝罗安说着弯腰捡起球拍，走向发球区。
于是他们重新再赛一局，贝罗安再次发球，正如他猜测的那样，他丢了这一分，还没等他回过神来，他又丢了三分，一切都结束了，他输了，他回到球场的边角，捡起自己的钱包、手机、钥匙和手表。在球场外面，贝罗安套上外裤，系紧腰带，戴上手表，套上毛衣，又穿上他的外套。现在他依然很在意刚刚的失败，但已经不如两分钟以前那么强烈了。他转向正从球场里出来的施特劳斯。
“你小子真不赖，我为刚才的争吵道歉。”
“去他妈的！这次比赛胜负纯属偶然，是我们最棒的比赛之一。”
他们把球拍放进盒子里，挎在肩上。穿过白墙红线的刺眼的走廊，远离比赛的规则，他们向可口可乐售货机走去。施特劳斯为自己买了一听，贝罗安没要。只有美国人才会已经成年了还这么喜欢喝这么甜的饮料。
当他们离开球场的时候，施特劳斯停下来，痛快地喝了一气，然后说：“医院里的人都得了流感，今天晚上我得过去值班。”
贝罗安说：“你看过下星期的手术安排了吗？又是很繁重。”
“是的，那个老人和她的星细胞瘤。她不太可能活下来，不是吗？”
他们站在亨特利大街通向人行道的台阶上。现在天上的云彩更多了，空气是阴冷潮湿的。游行的队伍很有可能遭遇下雨。施特劳斯提到的那位女士的名字叫维奥拉，她的肿瘤长在松果腺区域。她今年七十八岁，据说她是个天文学家，六十年代的时候曾是乔德雷尔银行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在病房里，当其他病人看电视的时候，她却在读有关数学和线性理论方面的书。在这个阳光渐渐减弱的冬日的早晨，贝罗安不想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离开，更不想做出不祥的预言，只能说：“我想我们能够挽救她的生命。”
施特劳斯明白他的意思，冲他扮了个鬼脸，举起手示意再见，两个男人从这里各奔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