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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将近两年过去了。五月最初的日子到来了。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坐在自家的阳台上。她已经不是利平娜,而是列日涅娃了;她和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结婚一年多了。她依然是那么可爱,不过近来体态更为丰满。在有台阶通往花园的阳台前面,一个奶妈抱着一个面颊红润的婴孩来回走着。婴孩裹着白色小斗篷,帽子上有一个白绒球。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不时打量着他。婴孩没有哭闹,他傲然地吮着自己的指头,静静地望着四周。已经可以看出,他堪称是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好儿子。

阳台上,在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旁边,坐着我们的老相识皮加索夫。从我们和他分手以来,他的头发白多了,背驼了,更瘦削了,说话发出咝咝的声音:他掉了一颗门牙;这咝咝的声音使他的话显得格外狠毒……他那愤世嫉俗的情绪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但尖刻的程度却不如以前了,而且说话比以前更爱重复。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不在家,他们在等他回来喝茶。太阳已经落山。在日落的地方,沿地平线伸展着一抹淡金色的浅黄的晚霞,在它对面有两道晚霞:低一些的呈浅蓝色,上面的呈紫红色。轻云在高空渐渐消失。一切都预示着天气仍旧会晴好。

皮加索夫忽然笑起来。

“您笑什么,阿夫里坎·谢苗内奇?”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道。

“是这么回事……昨天,我听见一个乡下人对他老婆说(他老婆正在唠叨个没完):‘别吱吜!’我觉得这话说得妙极了。别吱扭!一点不错,妇道人家能说出个啥道理来。您知道,对在座的人我是向来不说的。我们的先辈要比我们聪明。在他们的神话里,美女总是坐在窗前,额上有一颗星星,她自己从不吭声。就该这样才是。要不,您自己评评理看:前天咱们的贵族长夫人好像冲着我的脑袋里打了一枪似的对我说,她不喜欢我的偏见!偏见!要是大自然有什么妙法能使她丧失运用舌头的能力,那对她本人,对所有的人,岂不更好?”

“您啊,还是老样子,阿夫里坎·谢苗内奇:老是攻击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您要知道,这真是一种不幸。我替您惋惜。”

“是一种不幸?您这是什么话!第一,照我看,世上只有三种不幸:冬天住冷屋子,夏天穿紧靴子,还有跟一个又哭又闹的婴孩在一个房间里过夜,而你又不能给他洒上些除虫粉让他不闹;第二,我这个人现在是脾气最好不过的了。简直堪为模范!看我现在是多么循规蹈矩!”

“您的行为好,真没得可说的!昨天叶连娜·安东诺夫娜还向我抱怨您呢。”

“是吗!她都对您说些什么,我可以知道吗?”

“她对我说,整个早上不论她问您什么,您总是回答说,‘什么,太太?什么,太太?!’而且还那么尖声尖气的。”

皮加索夫笑了起来。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您该承认,这个主意不是挺好吗?……是吗?”

“妙极啦!难道可以对一个女人这样没有礼貌吗,阿夫里坎·谢苗内奇?”

“怎么?您以为叶连娜·安东诺夫娜是个女人?”

“那您以为她是个什么?”

“她是一面鼓,对不起,是一面普普通通的,可以用棒槌来擂的鼓……”

“啊,瞧您说的!”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想改变话题,打断了他的话,“听说,可以向您祝贺,是吗?”

“祝贺什么?”

“祝贺您的官司结束了。格林诺沃牧场归您了……”

“是啊,是归我了,”皮加索夫不高兴地说。

“这么多年您一直要把它弄到手,现在反倒好像不满意似的。”

“我告诉您吧,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皮加索夫慢吞吞地说:“再没有比来得太迟的幸福更坏、更可气人的了。它反正是不能使您得到满足,反而剥夺了您的最宝贵的权利——骂人和诅咒命运的权利。是啊,太太,迟来的幸福,这玩意儿是一种痛苦的、叫人生气的东西。”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只是耸耸肩。

“奶娘,”她开始说。“我看米沙该睡觉了。把他抱过来。”

于是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就忙着照顾自己的儿子,皮加索夫只好嘴里嘟囔着退到阳台的另一角落。

突然,在不远的地方,在沿着花园的大路上,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驾着他的马车出现了。跑在马前的是两条很大的守门狗:一条黄狗,一条灰狗;是他新近豢养的。它们不停地互相咬着玩,好得难舍难分。一条老狗从大门里迎着它们跑出来,张开嘴巴好像要吠叫,结果只打了一个哈欠,友好地摇着尾巴,往回走了。

“你看,萨莎,”列日涅夫老远就对妻子喊起来,“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一下子没有认出坐在丈夫背后的是什么人。

“啊!巴西斯托夫先生!”她终于高声叫道。

“是他,就是他,”列日涅夫回答说,“他还带来了多好的消息。你等等,马上就会知道。”

说着,他把车赶进了院子。

几分钟后,他和巴西斯托夫在阳台上出现了。

“乌拉!”他高呼着拥抱了妻子。“谢辽沙要结婚了!”

“跟谁?”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激动地问。

“当然是跟娜塔利娅……就是这位朋友从莫斯科带来了这个好消息,还有给你的信……你听见了吗,米舒克,”他一把抱过儿子,继续说,“你舅舅要结婚啦!……你这个小鬼头,什么都不关心!只会一个劲儿地眨巴眼睛!”

“他想睡觉了,”奶娘说。

“是的,太太,”巴西斯托夫走到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跟前,说,“我是今天从莫斯科来的,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派我来查查田庄的账目。这儿还有信。”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急忙拆开弟弟的来信。信中有寥寥几行。在第一阵迸发的喜悦中,他告诉姐姐,他向娜塔利娅求了婚,并且得到她和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同意,他答应下次写信要多写一些,并随信拥抱和亲吻所有的人。显然,他写信时高兴得有点飘飘然了。

端来了茶,请巴西斯托夫坐下。问题像雨点似的向他落下来。他带来的消息使所有的人,甚至包括皮加索夫,都为之高兴。

“请告诉我,”列日涅夫顺便地说,“我们这儿风闻有一位什么科尔恰金先生。看来,这是捕风捉影吧?”

(科尔恰金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社交界的大红人,非常自高自大,不可一世:他的举止态度庄严异常,好像他不是一个活人,而是由公众集资为他竖立的一尊塑像。)

“嗯,不,也并不完全是捕风捉影,”巴西斯托夫带笑说。“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非常赏识他;可是娜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连听都不愿意听到他。”

“不过我倒是知道他的,”皮加索夫接腔说,“他是个双料的笨蛋,地地道道的笨蛋……得啦吧!要是人人都像他,那么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

“也许是这样,”巴西斯托夫说,“不过在社交界他也不算是无名小卒啊。”

“嗯,反正是一回事!”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高声说,“不去管他!啊,我真替弟弟高兴!……娜塔利娅快活吗,她幸福吗?”

“是的,太太。她像平时一样平静,——您是知道她的——不过,她好像也满意。”

黄昏在愉快热闹的谈话中过去了。大家坐下来吃晚饭。

“顺便问一下,”列日涅夫一边给巴西斯托夫斟红葡萄酒,一边问道,“您知道罗亭在哪里吗?”

“现在我可说不准。去年冬天他到莫斯科逗留了一个短时期,后来就跟一家人家到辛比尔斯克去了。我和他通过一个时期的信,在最后一封信里他告诉我,他要离开辛比尔斯克——没有说到哪里去,——打那时候起我就没有听到他的音信。”

“他丢不了!”皮加索夫插话说,“一定是待在什么地方讲大道理呐。这位先生永远会找到两三个崇拜者,他们听他讲话会听得目瞪口呆,还会借钱给他。你们等着瞧吧,弄到末了他会在察列沃科克沙伊斯克或是丘赫洛马的什么地方,在一个戴假发的、老掉了牙的老处女的怀里死去,而她会认为他是世上最了不起的天才……”

“您把他挖苦得太厉害了,”巴西斯托夫怀着不满低声说。

“一点也不厉害!”皮加索夫反驳说,“而且十分公允。照我看,他无非是个吃白食的马屁精而已。我忘了告诉您,”他转向列日涅夫继续说,“我认识和罗亭一块出国的那个捷尔拉霍夫。可不是!可不是!他对我讲的罗亭的事,您简直没法想象——太可笑了!值得注意的是,罗亭所有的朋友和追随者慢慢地都会变成他的敌人。”

“请把我从这些朋友里面除外!”巴西斯托夫激动地打断了他。

“哦,您嘛——又当别论!我并没有说您。”

“捷尔拉霍夫都对您讲了些什么?”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

“他讲得可多啦:叫人都记不全。不过最妙的是罗亭的一件趣事。他在不断地发展(这些先生们总是在发展的;别人,比方说,只是吃饭睡觉,可他们却是边吃边睡边发展的;不是这样吗,巴西斯托夫先生?——巴西斯托夫没有理他)……就这样,罗亭不断地发展着,通过哲学方法得出结论:他应该恋爱了。他开始去物色一个和这样惊人的结论相般配的对象。幸运向他微笑了。他认识了一个法国女人,一个非常标致的时装女裁缝。请注意,事情发生在莱茵河上的一个德国城市里。他开始常去看她,带各种各样的书给她,跟她谈论大自然和黑格尔。您能想象得出这个女裁缝怎么样吗?她以为他是个天文学家。可是,你们知道,他这个人长得不错;又是个外国人,俄国人,于是她就中意了。终于,他和她约会了,而且是一个富有诗意的约会:在河上泛舟。法国女人同意了:打扮了一番,和他到小船上去。他们在船上度过了大约两个钟头。你们想,他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干些什么?他一直抚摩着那个法国女人的头,沉思地仰望长空,一再重复说,他对她的感情是慈父般的爱。法国女人回到家里都快气疯了,后来亲口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捷尔拉霍夫。他这位先生可真妙!”

皮加索夫说着就大笑起来。

“您这个老家伙真没羞!”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愠怒地说,“这使我越来越是相信,就连那些骂罗亭的人,也说不出他有什么不好。”

“说不出他有什么不好?得啦吧!那他总是靠别人养活,向别人借钱又算什么呢……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他一定也借过您的钱吧?”

“请听我说,阿夫里坎·谢苗内奇!”列日涅夫说,脸上露出严肃的表情,“您听我说:您知道,我的妻子也知道,近年来我对罗亭没有特别的好感,甚至还常常批评他。尽管如此(列日涅夫给每人的杯子里斟上香槟酒),我现在向你们提议:刚才我们为我们亲爱的兄弟和他的未婚妻的健康干了杯;现在我要提议为德米特里·罗亭的健康干杯!”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和皮加索夫愕然望了望列日涅夫,巴西斯托夫却高兴得浑身抖动了一下,涨红了脸,睁大了眼睛。

“我很了解他,”列日涅夫接着说,“他的缺点我也很清楚。正因为他本人不是一个卑鄙的小人,所以他的缺点都暴露在外面。”

“罗亭——是天才的性格!”巴西斯托夫接腔说。

“天才嘛,他大概是有的,”列日涅夫说,“至于性格……他全部的不幸正在这里,老实说,他根本没有性格……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他身上有着好的、罕有的品质。他有热情;而这,请相信我这个冷漠的人的话,这是我们时代最可贵的品质。我们大家都变得谨小慎微,麻木不仁,萎靡不振了;我们在睡大觉,我们冻僵了,有人哪怕只有一瞬间弄醒我们,给我们温暖,我们都要感谢他!是时候了!你还记得,萨莎,有一次我跟你谈起他,责备他,说他冷。那时候我的话说得又对又不对。这个冷,是在他的血液里——这不能怪他,——而不是在他的头脑里。他不会演戏,像我以前说的那样,他不是个骗子,也不是个滑头;他靠别人养活,但并不是老奸巨滑,而是像一个小孩……是的,他的确会在什么地方穷困地死去;难道我们因此就可以对他横加指责吗?他自己所以会一事无成,正因为他没有坚强的性格,没有热血;但是谁有权利说他不会给人带来,而且没有给人带来过有益的东西呢?谁有权利说他的话没有在青年人的心灵里播下许多良好的种子?对这些年轻人,大自然像对罗亭那样,也赋予他们活动的力量和实现自己的计划的能耐。拿我自己来说,我首先就亲身体验过这一切……萨莎知道,在我的青年时代罗亭在我的心目中占有过什么地位。我记得我还断言过,罗亭的话不可能对人们产生影响;但那时我指的是像我,像我现在这个年纪的人,尝过生活的酸甜苦辣的人。只要说的话里有一个音符不对——我们听起来就会觉得它的整个和声都消失了;可是对于青年人,幸好他们的听觉还没有那样发达,还不是那么爱挑剔。如果他觉得他所听到的东西的本质是美好的,他才不去管它什么音调呢!他在自己心里会找到合适的音调的。”

“好极啦!好极啦!”巴西斯托夫高叫道,“说得真公允!至于说到罗亭的影响,我可以向你们发誓,这个人不但善于使你震动,他还会推动你,不让你停顿,他还会使你彻底改变,让你燃烧起来!”

“您听见吗?”列日涅夫对着皮加索夫,继续说下去,“您还需要什么证明呢?您攻击哲学;一谈起哲学,您就觉得挖苦蔑视的字眼还不够用。我自己并不太喜欢哲学,对它也不太懂;但是我们主要的不幸并非由于哲学!俄国人跟哲学的复杂奥妙和胡思乱想向来是沾不上边的:他们的想法太实际,搞不来那一套。然而,假借攻击哲学的名义来攻击一切对于真理和理性的真诚的追求,是决不容许的。罗亭的不幸在于他不了解俄国,这的确是极大的不幸。俄国可以没有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可是我们中间却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俄国。抱有这种想法的人,是不幸的;而真正不要俄国的人,更是加倍地不幸!世界主义——是胡扯,世界主义者——是零,比零还不如;丧失民族性就没有艺术,没有真实,没有生活,什么都没有。没有自己的特征甚至谈不上有完美的面貌;只有平庸鄙俗的人才可以没有特征。不过我还是要说,这不能怪罗亭:这是他的命运,令人辛酸而痛苦的命运;我们不能因为他有这样的命运来责怪他。如果我们要分析为什么我们中间会出现罗亭这样的人物,那我们就扯得太远了。然而为了他所具有的优点,我们还是要感谢他的。这要比对他不公平要容易些,而我们过去一向对他是不公平的。惩罚他,不是我们的事,而且也不需要:他对自己已经惩罚得够凶的了,远远超过他所应受的……愿上帝让他在饱经忧患之后把身上不好的东西一扫而尽,只留下美好的!我为罗亭的健康干杯!为我最美好岁月的同学的健康干杯,为青春,为青春的希望,为它的憧憬,为它的轻信和老实,为二十岁时我们的心为之跳动,为我们在生活中始终没有尝到过和也不会尝到的更为美好的一切,干杯……为你,黄金时代,干杯,为罗亭的健康干杯!”

大家都和列日涅夫碰杯。巴西斯托夫过于兴奋,差点把酒杯碰碎,一口把酒喝干。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却紧握了列日涅夫的手。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我根本没有料到您有这么好的口才,”皮加索夫说,“简直可以和罗亭先生本人媲美;连我都深深感动了。”

“我的口才一点不好,”列日涅夫不无愠意地说,“不过我想,要使您感动可不容易呀。可是,谈罗亭已经谈得够了,让我们来谈些什么别的……那个……他叫什么来着?……潘达列夫斯基还住在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家里吗?”他转向巴西斯托夫,又说。

“那还用说,还住在她那里!她给他谋了一个很肥的美差。”

列日涅夫冷笑了一声。

“这样的人是不会穷死的,这我敢担保。”

晚餐结束了。客人们散了。只剩下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和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她含笑望了望他的脸。

“你今天真好,米沙!”她抚摩着他的额头,轻声说,“你说得多么聪明,多么有气派!不过你要承认,你夸奖罗亭有些太起劲,就像你从前起劲地反对他一样。”

“对人总不能落井下石呀……从前我是担心你被他迷上。”

“不会的,”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天真地说,“我一向认为他太有学问了,我怕他,在他面前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可是皮加索夫今天把他损得够恶毒的了,不是吗?”

“皮加索夫吗?”列日涅夫说,“正是因为皮加索夫在这儿,我才那么热烈地为罗亭打抱不平的呢。他竟敢叫罗亭是不要脸的马屁精!照我看,他皮加索夫扮的角色,更坏一百倍。他有钱,不必仰人鼻息,他嘲弄一切,可是碰到达官贵人,就一味地巴结奉承!你可知道,就是这个无论对什么人什么事都要恶毒谩骂、攻击哲学、攻击妇女的皮加索夫,——你可知道,在他做官的时候居然受贿,就别提有多丢人啦!啊!一点没错!”

“是吗?”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高声说,“这我可怎么也没有料到!……你听我说,米沙,”她沉吟了一会,又说,“我要问你……”

“问什么?”

“你想,我弟弟跟娜塔利娅在一起会幸福吗?”

“叫我怎么说呢……大概是会幸福的……他会听她的——在我们之间这也不必讳言——她比他聪明;但他这个人非常好,他打心眼里爱她。此外还要什么呢?你看,咱俩不是相亲相爱,而且很幸福吗?”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微笑了,紧握了一下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手。

就在我们上面讲述的那些事情在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家里发生的同一天,——在俄国一个边远的省份里,在骄阳似火的酷热中,一辆由三匹耕马拉的、敝旧的带篷马车在大路上慢腾腾地走着。驭者座上高高地坐着一个破衣烂衫的花白头发的农民,他两脚斜撑在拴套轴上,不时抖动着缰绳,挥动着马鞭;马车里的一只扁瘪的箱子上,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戴着制帽,穿的旧风衣上满是尘土,这就是罗亭。他低头坐着,帽舌扣到眼睛上。车子的颠簸使他左右摇晃,他似乎毫无感觉,好像在打盹。最后,他挺了挺身子。

“我们要到几时才能到驿站啊?”他问坐在驭者座上的农民。

“你瞧,老爷,”农民更用劲地拉着缰绳说,“上了坡,大约只有两俄里了,不会多……啊,你这个畜生啊!在想心事……我叫你想,”他用尖细的嗓音又说了一句,就用鞭子抽打拉右边套的马。

“你赶车的本领好像很不行,”罗亭说,“我们慢慢吞吞地走,尽管一大早就出来,可怎么也走不到。你还是唱点什么吧。”

“叫我有啥办法,老爷!您自己也看得出,马都累得不行了……天又热。咱们可不会唱:咱们不是驿站上的车夫……小羊羔,喂,小羊羔!”农民突然朝着一个穿褐色长袍和破树皮鞋的过路人高声叫道,“闪开,小羊羔。”

“你这个赶车的……也真是!”过路人在他后面嘟囔着,站了下来。“好一副莫斯科人的架势!”他用满含谴责的声音又说了一句,摇摇头,一瘸一拐地走开了。

“你往哪儿走!”农民拉着辕马,从容不迫地说,“唉,你这个调皮鬼!真是个调皮鬼!……”

筋疲力竭的马儿好不容易总算挨到了驿站。罗亭从马车里出来,付了车钱(农民没有给他鞠躬,把钱在手心里掂了又掂——可见嫌酒钱给少了),自己提着箱子走进驿站。

我有一个熟人一生中走遍了俄国各地。他说过,如果驿站墙上挂的是画着《高加索俘虏》中的场面的画或是俄国将军们的肖像,你很快就能弄到马匹,如果画上画的是著名赌徒乔治·德·热尔曼尼的一生,那么旅行者就别指望很快地离开了:他大可以从容地去欣赏那高耸的鬈曲的额发、敞开的白背心以及那赌徒年轻时穿的紧身短裤,欣赏他成为老翁时,在一座斜屋顶的农舍里抡起椅子要把儿子打死时满脸狂怒的表情。罗亭走进去的那间屋子里,墙上挂的恰恰就是描绘着《三十年,或一个赌徒的一生》的那些版画。他喊了一声,驿站长应声出来了,脸上一副还没有睡醒的样子(附带说一句,可曾有人见过脸上不带睡容的驿站长么?),他甚至不等罗亭开口,就用少气无力的声音宣称:没有马。

“我要往哪儿去您都不知道,”罗亭说,“您怎么开口就说没有马呢?我是雇老百姓的马来的。”

“随便去哪儿都没有马。”驿站长回答说。“您去哪儿?”

“去**斯克。”

“没有马,”驿站长重复了一句,就走出去了。

罗亭愠怒地走到窗前,把帽子往桌上一扔。他的模样变化不大,但是近两年来他的脸色有些发黄;鬈发里已经开始闪着银丝,眼睛仍旧很美,目光似乎有些黯淡;嘴角、面颊上和两鬓都现出了细碎的皱纹——痛苦和忧思的印痕。

他身上的衣服已经破旧,也看不到里面的衬衣。他的似锦年华显然已经消逝;他,正如园丁所说,已经该结子了。

他开始读墙上的题词……这是人们所熟知的、旅客在百无聊赖之中的消遣……忽然门吱的一响,驿站长走了进来……

“去**斯克的马没有,再等下去也不会有,”他说,“但是回**沃夫的倒有。”

“回**沃夫?”罗亭低声说。“得啦吧!我根本不顺路。我要去平查,可**沃夫好像是在去唐波夫的那个方向。”

“那有什么?您到了唐波夫可以再去,否则从**沃夫可以想办法再拐过去。”

罗亭想了一想。

“嗯,也好,”他最后说,“您关照套车吧。我反正无所谓:我就去唐波夫。”

马很快就套好了。罗亭提着自己的小箱子,爬上车子坐下,像原先一样垂着头。在他那低头弓背的身形里有一种无告的、无可奈何的忧伤的神态……三匹马不紧不慢地小跑起来,小铃铛若断若续地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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