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面

人民的殿堂

圣彼得堡，二〇〇一年

罗曼

沃斯卡

葛莉娜

科里亚

鲁斯兰

娜迪亚

艾列克赛

薇拉

莉迪亚

　　　　　　　　　塞尔盖

　　　　　　　　　弗拉基米尔

-1937-1990-1999-2000-2001-2003-20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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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盖·弗拉迪米罗维奇，还有别的吗？”我收到入伍通知的那一天、我爸厉声质问。他挺着大肚子站在门口，沾了一圈芥末酱的指甲捏着一张纸片，纸片上是半克的海洛因。我顺着墙壁颓然坐到卧室地上，肩胛骨噼噼啪啪刮过墙面，斑驳的油漆回旋落下，我抬头，张大眼睛，好像卡通影片里的小猫咪，一脸无辜地瞪视。

“还有别的吗？”

二十万支香烟和整街馅饼摊的气味隐隐萦绕在他的鼻息之间，挥之不去，有如苦苦纠缠的鬼魅。

“还有别的吗？”

他靠着门框，稳住气喘吁吁的身躯。我小时候他已经是个糟老头，现在他够格被称为老古董。我还是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体力稍微恢复之后，我爸重重踏步，走进我的卧室，拉出五斗柜的抽屉，埋头搜寻洗衣篮，四处乱扔CD光盘片，一脚踩扁录像带纸盒。不一会儿，床垫像个酒鬼似的斜靠在墙上，被单一件件垂挂在床柱上，他使尽全力，偌大的身躯不停撕扯、丢掷、踩踏，直到他意识到不管他在找什么，那个东西显然比藏在收据里、踩在脚底下的半克海洛因更捉摸不定。房里每一件搁着、挂着、立着的东西全被扔在地上之后，他颓然坐到摇椅上，抽完最后一口我留在烟灰缸里焖烧的香烟。

“还有别的吗？”

他入狱前的一年，也就是我八岁的时候，他教我受到拷问之时必须保持沉默。他把我妈的一个耳环故意放进我的外套口袋，不准我上学，关上窗户，扭开烤箱，拿开台灯的灯罩，在厨房里拷问我。冰冷蓬松的白云飘过天空，但在厨房里，我大汗淋漓，像是一串油渍渍、黄澄澄的串烧。到头来我说不定会招认自己刺杀了基洛夫某个重要人物，我张开嘴巴，正要招认所有一切，但还来不及喃喃说出半句话，我就感觉我爸爸的手背狠狠甩了我一下。

“还有别的吗？”他的声音屈服于我的沉默之下。他知道我绝对不会招认。他知道他把我教得很好。

“别的什么？”当他一问再问、声音软化到近似耳语，我终于开口。

我爸只是看着我，好像我获选加入国家撞球队、拿着他的卵葩练习冲球。“你招了？你不但是毒虫，还是个报马仔。别的这个。”他摊开纸片，摺缝之间一片雪白。

“这只是白糖。喝茶用的。”

“白糖，是喔。你用皮下注射针把它加进你的茶里吗？”

当你再也无法辩解，你干脆耍赖。

“你有没有受到感染？”他问。他的怒气已消，只剩下些许为人父的关切，听来可悲。

“当然没有。”我只跟其他三个哥儿们共享针头。

我爸站直身子，转身走到门边。“塞尔盖。”他头转也不转地说。“你必须出去工作，直到你入伍为止。”

“不然呢？”

“不然我会拿枪毙了你。”

“这样一来，你就违背你的假释规定。”

“我会宣称那是自我防卫。‘庭上，请听我说，我只是试图解救我的儿子，以免那个住进我儿子房间、穿起我儿子衣服的疯子毒虫出手伤害他。’不管是天堂、地狱，或是国家法院，绝对没有一位法官会判我有罪。”

隔天早晨天光明亮，足证世界并未在一夜之间毁灭，真是令人失望。我跟着我爸走到大楼的顶楼，左边最后一栋公寓装了一扇金属门，门上有道深黑的裂缝，走廊上的灯光由此渗入。

“你看到这个了吗？”他边问、边指指那扇门，眉毛竖起，一副愤慨的模样。我爸没读什么书，但是意见非常多，借此弥补学识的不足。我悄悄做好心理准备，等着熬过他那有如寒冬一样漫长的说教。“他们用回收的锡罐头造门，小偷只需开罐器就可以闯空门。狗屁倒灶，一窍不通，这些……”

老天有眼，有人推开锡门。门里坐着一个缺了腿的男人，他将近三十，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好像银闪闪的滚珠一样油亮，闻起来像是便宜的乌克兰烟草和烧焦的植物起酥油。他坐在轮椅上，两条长长的猪皮皮革和帆布垂挂在橡胶车轮之间——他可能拥有整栋大楼最先进的交通工具。

“这位是我儿子，塞尔盖·弗拉迪米罗维奇，但你可以叫他‘混蛋’。”我爸大声说，然后指指那个缺了腿的男人。“这位是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

“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上士。”缺了腿的男人更正。我跟他握手，却只迎上他冷冷的注视。

我爸跟基里尔在厨房说话时，我探头探脑地四处观望。我以为公寓里肯定一团混乱，毫无秩序，但客厅的地上干干净净，只有椅脚和桌脚贴着地面。一个碗碟架搁在澡缸旁边。排水口周围沾了一点当天早上吃剩的燕麦粥。一个个盛水的玻璃广口瓶沿着护壁板矗立，瓶底蒙上一层红色的水渍。基里尔知道某些我们不晓得的事情吗？我的喉咙干涩，嘴巴带着厨余回收般的酸臭，但是从陌生人浴室里的水瓶喝水？绝对不妥。

党团认可的书册排列在架上：红军野战手册，审查核实的十九世纪小说，宣扬重工业的样板颂辞——你在冬宫宫外，或是堤岸沿岸都可以看到这种专门卖给西方人的市侩商品。我拿起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长篇小说，书中描述一位贫苦青年如何成为革命斗士，是苏联时代一部重要的革命小说。如果我早生几十年，我在校最后一年就必须阅读这类小说，我无须细读也会知道书里说些什么，不管联合毕业考出了哪些文学考题，我都会轻易过关。但我在一九八三年出生，校方指定阅读《大师与玛格丽特》——小说又臭又长，好像一条不晓得通往哪里的运河，结果我考试只得了两分。没有大学要我。军队不在乎，照常征召。

一把黑色的手枪搁在咖啡桌上。我拿起来，用大拇指轻抚黑得发亮的枪身。手枪比在电影里看起来沉重。一枪在手，我觉得自己头顶拉高了几尺，胯下也增长了几寸。这里某处可有一个十八岁的伊斯兰教小伙子头一次握着手枪、同样感到无比强大？

“把枪放下。”

基里尔坐着轮椅穿过门口，我爸跟在他后面。

“你知道契诃夫怎么形容上了膛的枪吗？”我说。基里尔板着脸。说不定他的联合毕业考也不及格。我抹去枪身上的指纹——这也是小时候我爸教我的——把枪放到桌上。

“这会儿你有工作了。”我爸说。他高兴得容光焕发。

“谁雇了我？”

“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

“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上士。”缺了腿的男人更正。

“没错，你将为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上士工作。”

我的前途似乎比殡仪师的衣柜更阴暗。“你肯定在开玩笑。”我说。我爸从来不开玩笑。

“你明天早上开始上班。”我爸说，神情相当自满。“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他幸灾乐祸地笑笑，我是公鸡还是母鸡，显然不言而喻。

“塞尔盖。”我爸说。“你给我记住，我可不怕违背我假释的规定。”

若想延期入伍，你得上大学、当上爸爸、吃上牢饭，而放眼不久的将来，我和我的朋友们只可能符合最后一项。监狱是我们学习技艺的场所，等于是唯一一所核准我们入学的学校，我们也只能在这里获致拓展未来的专长。念了九年书之后，我们应当进入技术学院就读，但我们班教出一大群表现不佳的学生，这是本班得以自豪的特色，结果附近一所不怎么样的专科学校居然比剑桥大学还难进。没关系，如果你想走上犯罪这一行，没有一所学校比监狱更专业。

高中毕业之前的最后一学期，我们的未来几乎大势已定。我们逃学喝波罗的海七号啤酒，在陶立特花园朝着过往的女孩吹口哨。雪地上冒出一圈圈结了冰的淤泥。两个孤僻的糟老头在一张冰冷的桌边下子弹西洋棋。我们围成一个小圆圈，哆嗦地挤在一起。

“我爷爷从伏尔加格勒一路打到希特勒的碉堡，你们知道他返乡之后受到什么待遇吗？他们让这个爱国的老家伙一屁股坐进古拉格集中营。”沃拉里大声说。他从头皮上挑拣出几个白色的颗粒。可能是绒毛碎屑，也可能是头皮屑，谁晓得呢？“跟这种可怜虫扯上关系，真让我丢脸。”

“去年两百个新兵还没赶得上去战场就被活活打死。如果他们宣称两百，真正的数字绝对跟国际电话的号码一样惊人。绝对是受到老兵折磨，这可不是开玩笑。”

“整整两年，你只能操你的军用水壶，这才不是开玩笑。”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坐牢根本不算什么。”

“托尼带着啤酒上哪里去了？”我们的名字——亚历山大·哈尔拉莫夫、沃拉里·拉比达夫、伊凡·弗拉迪米、塞尔盖·马克林——中肯道出我们是何等角色，而不是我们想要变成的人物，所以我们把自己重新命名为托尼·蒙大拿㊟、乔·派西、柯里昂教父、嘻哈饶舌歌手图派克。我们崇尚英年早逝的美国名流。我们的爸妈听披头士学英文，我们的英文老师是嘻哈传奇歌手Biggie Smalls。

不同的午后，不同的公园，同样的对话。

“叛乱一终止，你马上出狱，这就是诀窍。”

“你怎样才办得到？”

“这很简单。”我吹牛。绝对不要忘记“confidence”（信心）的前三个字母是“con”（诈欺）。“你预估战争会持续多久、你必须在牢里待多久，然后找出一个符合刑期的罪行。”

罪与罚。我们对历史毫无所悉——我们四人当中，可能只有一人晓得耶稣在哪年出生——但我们却甘冒鉴古知今的风险，拿自己的未来打赌。我们押注：战争会在一年、两年、五年之内结束。我们翻阅旧报纸，上网搜寻法院公告，找出符合每一个估算的罪行。殴打少数民族关一年。持械抢劫关两到五年。走私贩毒关五到七年。

我们想要混帮派，但是我们能拿哪个人做榜样？我们的英雄在何方？我们的老爸们开无照出租车、洗盘子、帮汽车加油，他们非常怯懦，体内的血液连挨了铡刀都不敢往外流。他们缅怀昔日，倒不是因为以前过得比较舒坦，而是因为当年大伙过得一样悲惨。我们是他们的儿子，我们要的不止于此。

征兵季节始于初春。涅瓦河河水高涨，漫过下游各个村落的水闸。一群年迈的鳄鱼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城墙边晒太阳。酒鬼们不但白天醉醺醺，晚上也喝得酩酊大醉。北极圈的冬天褪去层层的外衣，露出浅粉橘、紫罗兰、蜜桃李的色彩。我们同一天收到军需处寄来的明信片，带着明信片走到公园。这是我爸以前从牢里寄信给我之后、头一次有人跟我写信。

我拿我这张印了红旗的明信片跟朋友们的明信片做个比较，除了姓名之外，大家的明信片一模一样。依照法律规定，军需处可以命令我们毕业隔天就到基地接受检查，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准许我们八月报到。如果我们全都死在基地，我们的家人是不是也会收到一张除了姓名之外、格式全都相同的明信片？说不定为了褒扬我们为国捐躯，军方会寄给我们的家人一封制式的书信？

“我打算抢劫一家电器行。”亚历山大高声宣告，猛吸五口，解决一支香烟。他的肺跟蓝鲸鱼的肺一样可观。“关个三年，应该够了。”

“三年太长，托尼。”伊凡说。“我猜顶多六个月。我打算抢劫观光客。”

我们全都哄然大笑。

“尽管笑吧。”沃拉里说，“但是你们都知道没有一个条子会在乎谁抢了电器行或是观光客。条子才会抢劫观光客。但是偷开条子的警车？最起码关四年。”

他们转头看我。“我还没决定被关个几年。”我说，口气稍嫌迟缓。“但别担心，算我一份，我绝对跑不了。”

我们拍掌击拳，大摇大摆朝着Ploshchad Vosstaniya地铁站前进，领取一张千元卢布支票——所谓“千元卢布支票”，其实是指海洛因，因为海洛因通常藏放在对折的收据里。涅瓦河水花四溅，河面处处油污，远远望去，有如一道道弧形的彩虹。观光客吃力地爬下浮舟，人人惊讶赞叹，在相机前面兴高采烈地跳来跳去，好像沿岸的至尊豪宅是一群珍奇鸟类。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急切。难不成那些有如粉扑的粉红屋顶会长了翅膀飞走？我们转弯走向Arsenalnaya街，继续朝着komsomol街前进。远远望去，克列斯提监狱砖墙环绕，尖塔耸立，穹顶雪白，观光客若将之误认为一座宫殿，倒也不以为过。历史课堂上，我们习知在一九三七年的样板公审中，一些微不足道、用来混淆大众视听的小人物被抓到这座监狱接受拷问。文学课堂上，我们阅读阿赫玛托娃描述这座监狱的诗作㊟。她的儿子被关了十七个月。她随同其他数百名女子在这些高大的砖墙外等待官方的指控、判决与行刑。“你可以描述这一切吗？”一位嘴唇青蓝的女子轻声问道。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是的，我可以。”

如今，砖墙之外，她们的孙女们静静等候，其中几位的外套太大，几乎盖住整副身躯；狱中待审的囚犯们是她们的先生、男友、孩儿、父亲。我们发出嘘声，我们高声叫嚣，我们问她们要不要跑趴。换作七十年前，她们的哀伤说不定值得一位伟大的诗人提笔撰文。但是现在谁还读诗？

“我不怕。”我大声说，沃拉里、伊凡、亚历山大全都同意他们不怕。我不知道我们说的是车臣还是克列斯提监狱。我从我朋友们手中收取一张张沾了汗水而软趴趴的钞票，走上一栋破烂国宅的三楼，领取那张千元卢布支票。

这份工作跟刊登在地方报纸和部落格的分类广告完全不一样，那些广告征求具有商学院学历、会说多种语言的男士，或是面貌姣好、想要到欧洲脱衣舞俱乐部跳舞的单身女郎，我的新工作却既不光鲜，也不浮华，而且无助于提高我的身份地位、让“贾卡达”或是“颓废”那些以长相识人的保镖们放我一马。那些夜店的保全人员可比看守天国之门的圣彼得更难缠。头一天上工，我清晨四点就拖拖拉拉地起床，上楼帮基里尔穿衣。他的衬衫、长裤、床单全都裁剪自政府核发的蓝色帆布。

“你平常到底怎么穿衣？”我问。

他坐在床沿，脸上的笑容有如一万瓦特般灿烂。他竟然喜欢看我受罪！快乐是一场零和赛局，我的比数愈低，他的比数愈高。目前看来，他的得分扶摇直上，随时可能冲破天花板。

“我可以自己来。”他说。他咧嘴一笑，露出跟食用油一样颜色的黄板牙。“只是比较花时间。”

“我们有一整天的时间。”

“你真多嘴。”他说，“尤其是对一个处男而言。”

该死！谁告诉他的？更重要的是，他还跟谁说了？我再也混不下去了。说不定我可以卖肾买个身份、摇身变为一个亚马尔半岛饲养麋鹿的牧人？“亚马尔半岛”（Yamal Peninsula）在俄文里的意思是“世界的尽头”，说不定应该算得上遥远。我已经在脑海里盖起冰屋、娶了一头麝牛当老婆，基里尔忽然打断我的思绪。

“瞧瞧你这副德行，你的脸涨得比我喝的罗宋汤还红。”他闭上眼睛，神情静穆，好像一个所求不多、容易满足的智者。“我记得我的第一次。那是我十三岁生日。”

十八岁的我不但处男，而且是个老处男。

“我爸带我去找他最喜欢的妓女，让她帮我‘转大人’。”基里尔继续说，“我操她的时候，他站在床边，距离倒没有近到让我觉得怪怪的，我必须强调这一点。他只想确定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大概五秒钟就射了，他拍手叫好，我从来没让我老爸这么骄傲。

“但是你啊。”他的眼睛直直迎上我的目光。“你以为你很了不起，不屑帮一个截肢的人穿裤子，而你这个浑小子甚至还是个处男。你丢不丢脸？”

我帮他把长裤拉到他瘦巴巴的臀部，长裤截短，只及大腿中段，下摆折边，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件排球短裤。他指指地上一卷黏答答的胶带。“你得帮我把残肢裹起来。”

“我他妈的才不呢。”

“你得学着怎么做。”他咄咄相逼。

“你缺了脚，又不是缺了手。你自己来。”

“童子鸡，快点。”他下令。

我拿起胶带、在他的残肢上绕了几圈之后，基里尔在头发上抹上植物起酥油，用梳子梳了十几下，然后带着满意的神情把头发中分。“他们可以舀一大匙这个鬼东西放进罐子里，贴上法文标签，把价钱抬高十倍。”他解释，“但他们骗不了我。”

最后一个步骤是喷上大量古龙水，古龙水呛鼻，闻起来像是防止尸体腐化的香油。我把基里尔抬上他的轮椅，推着他走到走廊。

“我自己下楼。”我们走到楼梯口时、他对我说。他把一块厚纸板塞到身下，戴着手套的双手紧紧抓住两边的扶手，好像乘坐平底雪橇似的滑下楼梯。七层楼，没问题，他大气都不吭一声就自己下楼，但是他的长裤却像是一座只有我可以抱着他攀越的高峰。恬不知耻的混蛋。

“等等。”他说。大楼的大门铿锵关上，中古世纪的攻城器具都打不破那个鬼东西。“我想要喘口气，休息一下。”

“你坐轮椅耶。除了喘口气休息，你还能干吗？”

他摇摇头，点一支烟，跟我说话，那种表情好像我才是不讲理的一方。“你这个小鬼，干吗如此慌张？急着想要献出你的童贞？”

我有样学样，也点了一支烟。无眠的夜晚有如一个死胡同，始终通向混沌的清晨。云朵只是懒洋洋地停滞在空中，完全不顾世事。懒惰的混蛋。一座烟囱矗立在涅瓦河对岸，烟囱高耸突兀，比任何一座皇宫的圆塔都显眼。如果世世代代以其伟大的纪念碑流传后世，在后代子孙的心目中，我们这个时代的纪念碑将是移动电话优惠方案的广告牌。马路对面，一群野狗追着一个游民跑过弃置的空地。根据我们的教科书，多达千名的农奴为了兴建圣彼得堡丧命。我们的老师认为不止于此，说不定将近十万。但为了跟你上床，他什么都肯说。带头的野狗咬了一下游民的屁股，他跌跌撞撞地往前走，一只有如水牛般巨大的罗威纳犬冲向他的脊背，他往前冲了三步，终于跌倒在地。我不确定圣彼得堡是否连他这种人都配不上。

“我以为你打算上路了。”

“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基里尔边回答、边举起他的香烟。“我们必须慢慢享用。”

我推着基里尔沿着夏帕勒尔纳亚街往前走，斯莫尔尼修道院的白色圆顶逐渐消失在我们身后。我们在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左转。一个赌场闪闪发亮，好像街灯映照下的棒棒糖。到处都是寿司餐厅和爱尔兰小酒馆。街旁停了一排豪华礼车，车窗上了色，跟司机们的太阳眼镜一样墨黑。生锈的煤灰桶冒出火光，火苗透过格栅抽搐颤动，看起来好像反倒是它们冷得发抖，感觉有点怪异。我们静待车流暂缓，等着过马路。

“你把我抬过入口。”我们接近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的入口时，基里尔对我说。我塞进两枚代币，两只手臂撑着他的腋窝，把他抬过入口。对一个缺了半截身子的人而言，他还满重的。

我拆卸轮椅时，报贩们挥舞着报纸的头版。索契的大型度假中心将于明年开幕。悉尼准备主办夏季奥运会。克列斯提监狱将改建为旅馆购物商场。

“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的电梯深达一百三十七米。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我可以把它当作一把尺，而且长度足以丈量我裤裆里的家伙。”我说。

“童子鸡，随便你怎么讲，我们姑且信之。”他回答。“一百三十七米，这表示它是全世界最深的电梯。我们附近就有一项世界纪录，但是搭乘电梯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晓得这一回事。”

“他们为什么把隧道挖得这么深？”

“因为这样一来，如果美国人丢核弹轰炸我们，隧道就可以用来当作避难所。你太年轻，不记得这些事情，但是我成长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依然害怕美国人会对我们投掷核子弹。”

“被核子弹炸到的人会只丢了两条腿吗？”我问。

“我不知道。”他皱着眉头看看他的残肢。“我又没被核子弹炸过。”

地铁站的大理石地板以方格排列，深浅不一，宛若棋盘。基里尔啪的一声戴上皮手套，手掌紧贴着大理石地板，撑起身子，摇摇晃晃地前进。他似乎把周遭视为一组组双杠。我推着空荡的轮椅跟在后头。

“我看起来怎么样？”他问。他头上戴着尖顶帽，下半身套着半截长裤，全身上下都是军服，看起来太隆重，让我很难把他当一回事。

“很矮。”我说。

列车进站，所经之处热风劲扬，飕飕涌入车站。基里尔下达指令。这套把戏了无新意。你在地铁站每走三步就可以看到一个在车臣战场上受伤的跛脚荣民。他们高唱民俗歌谣，坐在木头栈板上，朗读普希金，盘起软趴趴的双脚，高举硬纸板宣扬他们的苦楚。有些荣民只是喝得醉醺醺，喃喃述说残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列车车门大张，吐出一群拥挤的乘客。基里尔指关节触地，好像大猩猩似的穿梭于过往行人的腿间，我推着轮椅紧随其后，年轻男子让位给女士们和老人家，表现出平日罕见的礼数。车门关上，车轮嗡嗡滑过轨道，基里尔上戏。他不唱国歌、没有从轮椅背包里掏出一个摆着廉价纪念品的托盘、没有高声诉说自己悲惨的遭遇，他只是紧握双拳，抬头挺胸，紧盯着每一个人，缓缓爬过退让到两侧的乘客之间。我仅仅推着轮椅跟在后面，看着卢布哗啦哗啦落入柳条篮。

“玛莎，给他几卢布。”一个瘦巴巴、皱巴巴、系着头巾的老太太悄悄跟她朋友说。“可怜一下那个苦兮兮的家伙。”

“你是个英雄。”一位戴着龟壳镜框眼镜的老先生慎重地说。“宁愿失去你的双腿，也不愿失去你的荣誉。”

列车行进之时，基里尔一句话都没说。他没有开口乞讨，也没有点头道谢，晨间通勤的民众却不断从口袋和皮包里掏钱捐献。他紧握双拳，一前一后撑地，尖顶帽微微一斜，拖着残缺的大腿前进。他不是滑稽的漫画人物，不是马戏班的畸形怪胎，而是一个勇敢的男人，爬过一个在他脑海中依然历历在目的战场。我自己都几乎打开钱包。

列车开抵Ploshchad Vosstaniya地铁站的两分半钟之内，他赚到两百四十卢布。我不敢相信篮子里放着多少铜板和皱巴巴的纸钞。我爸工作三小时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你不能让他们以为你在赚钱。”他把零钱放进口袋，悄悄跟我说。我们在Ploshchad Vosstaniya地铁站登上另一部列车。

我们搭乘这一线和另外两线地铁，直到下午两、三点。不到早上十点，已有一千两百卢布入袋。不到中午十二点，已有两千三百卢布入袋。谁晓得我的同胞们居然如此爱国、如此慷慨？午餐之时，我们从Baltiyskaya地铁站回到街上，跟一个上了年纪、头发染成紫色的小贩买了沙威玛三明治和裸麦啤酒，我看着一个个穿了迷你裙的小妞走过午后斜长的光影。“我这个助理还是处男，浑身上下不对劲，无可救药。”基里尔朝着一个小妞大喊，小妞留着黑褐的刘海，埋头阅读《哈利·波特》，长相非常甜美。“你可怜可怜他吧？”

我真想马上重重打他一拳。我已经从头到尾读了三次《哈利·波特》，但我会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嗯，我说不定会跟她说。但她已经拿起小说，迈步离去。

“未来十年之内预计兴建四十一座新的地铁车站。”基里尔一边享用微焦的羊肉、一边大声宣布。我真希望自己刚才追过去跟那位褐发女孩攀谈，但是我若真的追上去，搞不好只会变成她口中那个“行径近似跟踪狂、跟一个缺了腿的家伙厮混的处男”。最起码目前我只是“跟一个缺了腿的家伙厮混的处男”。一个人活得有没有尊严，其实只是程度问题。

“四十一座新车站，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基里尔问。

“这表示只会盖三座车站。”

“这表示每天更多人搭地铁。乘客愈多，钱也愈多。”

“你已经赚太多钱了。讨钱的人不应该比给钱的人赚得多。”

“我跟你保证，我们比他们勤快多了。”基里尔对着一群拔腿飞奔、赶着过马路的学童微笑。你或许以为一个缺了腿的男人会成天哭兮兮。但基里尔怡然自得，好像始终凝视着一片葵花田。“我正在存钱到乡下买栋房子，而且是栋无障碍空间的别墅，将来我可以在水槽边洗碗。”

我实在很难把他当一回事。只有骗子、寡头大亨、政客——通常这三者是同一个人——才买得起乡间别墅。那些人双脚健全，从来没去过车臣，下一代也绝对不会去车臣。然而，眼前这位基里尔先生居然认为自己是其中之一。不管他哪些部位残缺不全，这家伙依然带种。

“你真是个老千。”我说。

“这是一门艺术。”

“榨取别人的钱？”

他斜眼瞪我。“没有人白白给我东西。我是个生意人。”

“你卖些什么？”

“每一个在地铁里打开钱包的人，当他们看到缺了腿的荣民，他们感到羞愧，说不定有点怜悯。但当他们看到我爬过车里，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默默抗争、绝不乞讨的斗士，不禁感到骄傲。他们应该感到耻辱，心中却兴起一股自豪，他们付钱给我，因为我让他们享受这种特殊待遇。”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我爸穿着睡裤，手脚大张，坐在长沙发上。他直接拿起鱼罐头，边吃边让小猫舔干他手指上的油渍。

“过来。”他下令，就着电视的灯光检查我的瞳孔。猫咪的尾巴缠绕我爸的胳臂，愉快地呜呜叫。那只猫咪简直是披了毛皮的恶魔。

“跟我说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我爸问。

“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的电梯长达一百三十七米。”

“还有呢？”

“我晓得基里尔比你赚得多。”

“他让你留下多少？”

“一毛都没有。”我坦承。“但他请我吃了一个沙威玛三明治。”

“这么说来，我们两个都比你赚得多。”我无话可说，他看起来得意扬扬，转头继续看电视。片中每一个角色都是配音，连那个丰满的蛇蝎美女都粗声粗气地说话，听起来好像是个愚笨鲁钝、烟不离手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人。一个下颚方正的男演员爬进冰箱，躲过了炸弹攻击。我希望这种科技已经传到车臣。

“克列斯提监狱即将改建成旅馆。”我说。

“又要改建？什么时候？”

“报上说等郊外的新监狱盖好就动工。”

“我还没被抓去关之前，他们就这么说。当时我就希望那里是间旅馆。但当然不是。”

我转头，但没办法躲避他——墙上挂了五十张我爸的照片，照片加上黑色的细框，从客厅的墙上延伸过来。从五岁到六十九岁，除了他坐牢的几年之外，他每一年都拍一张照片留念。他妈妈以前每年都带他到照相馆拍照，以防警察把她抓走、他被送到国营的孤儿院。他爸爸是人民的公敌，所以她必须考虑这些事情，做出预防措施。直至今日，每年生日时，他依然穿上他最体面的一套西装，到照相馆拍张照片，把新拍的照片带回家，挂在墙上。老实说，这种行径有点疯狂。即使世间某处有个女孩愿意跟我回家，我也不会把她带到这里。

我走过客厅，瞪着我爸一九八三年的照片。这张照片跟其他每一张都一样，看起来像是放大的护照相片。一九八三是我出生的那一年。他看来相当阴沉。

“你知道的，我始终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小孩。”我爸主动开口。“那年我五十岁，我以为我赢定了，再也不必担心。然后我碰到你妈妈，然后她怀了身孕，这下我不能抛下她了，对不对？”

“爸，有些事情最好当作是无头公案。”

“胡说。你若不晓得你打哪里来，你就不晓得你会在哪里说拜拜。每一个人都得有个起头。”

我闭上眼睛，尽其所能迎合他。“好，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你啊，我的宝贝儿子，因为保险套破了，所以才有你。”

弒父真的不应该受到惩处。我朝着走廊转身，忽然注意到沾了茶渍的扶手椅上方新挂上一张照片。“什么时候是你的生日？”我问。

“几个星期之前。”他说。“别摆出那种表情。这些照片啊，每一张都是为了你拍的。”

“你晓得这话听起来多疯狂，对不对？墙上挂了五十几张你自己的照片，没有一张是我或是妈妈，全都只是你自己。”

他搔搔猫咪耳朵之间的隆起之处。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讨论了上亿次。

“我爸爸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本来有几张，但我妈妈不得不销毁。我小时候，她经常把照片拿给我看，但现在照片没了，我甚至不记得他的长相。我不晓得他是谁，塞尔盖，我不知道我的起头。”他从猫咪身上移开视线，抬头看看照片，然后看看我。“这些都是为你拍的，所以你会知道你的起头、你不会忘了我是谁。”

癌症夺走她的性命之前，我妈在一家小商店当收银员，店里橱架上货品贫乏，零零星星，你看了说不定会以为这里贩卖橱架，而不是一家超商。她出门十五分钟之后，我爸开始干活。他有一支跟皮靴一样大的移动电话，他好像战壕里的士兵似的接听电话，口操行话，清晰明快地处理订单，接着戴上橡皮手套和手术口罩，把厨房桌上的白粉装进小袋里。好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是个医生。

“这东西对你非常不好。”放学之后、我获准看着他工作时，他跟我说。他用我妈的量勺均分白粉，放进对折的小纸袋。“你绝对不可以食用。”

“你在制作什么？”

“我在挣钱。”他回答。

夏季之时，他白天经常派我出去送货。倒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只是把几个信封送交到大学生和应召女郎的手中，分量极为轻微，只有严格解释才算犯法。我出门之前，他跟我说了一连串注意事项。

“你必须先点钱，然后才把货品交给他们。”

“你绝对不可以直视警察的双眼。”

“你必须遵守每一条法律，除了你违反的那一条之外。”

“你绝对不可以停下来跟任何人说话。”

“你必须假装自己是个男子汉，然后你就果真是个男子汉。”

我买了地铁车票，而不是跳过入口。我在每个十字路口静候变换灯号。我的身高不及门上的猫眼，不得不一直敲门，直到有人应门。应召女郎有时请我进去喝杯茶，吃条巧克力棒。过了几年，当我意识到自己曾经进入圣彼得堡几位最美艳、最淫荡的女人的香窝、结果却只受到甜食的诱惑，我不禁觉得自己是个沙皇级的无能蠢蛋。现在我只觉得她们好可怜，必须借用毒品才有办法承受发生在那些公寓里的一切。

桌上的海洛因，窗沿的白雪；一头孤狼的刺青延伸到他的前臂；手术口罩盖住他的半张脸；戴了手套的双手娴熟地执行任务：那就是我印象中的老爸。他是个资本主义者，他是个因应新苏联而生的男人，他是个我以为我会永远崇拜的爸爸。

我妈当然知道，但假装不知情。当她发现我帮我爸跑腿，这事才画下句点。

“你刚才到哪里去了？”八月的一个下午，我慢慢晃进家门，手指沾了融化的冰淇淋，依然黏答答，她那天正好早点下班回家，我一进门就被她逮到。

“送货挣钱。”我骄傲地说。她伸出右手打了我一巴掌，伸出左手搂住我。

“到处都有人犯法。”她说。“电视里，大街上，克里姆林宫，现在轮到我家里。我才不愿意跟两个歹徒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她打电话报警。那天下午，我爸就在我们公寓大楼外面被捕。

既然推着基里尔四处走动，我就不得不躲着朋友们。我没有回他们的电话，而且避开公园、学校操场、我们经常躲在里头昏睡的大楼地下室。我们只碰过一次面，那时是六月底，我跟基里尔在Gostiny Dvor地铁站的月台上，基里尔唠唠叨叨讲述铁路枕木的历史，说了又说，讲个不停。沃拉里呆滞的目光忽然停驻在我身上。他搔搔胯下。他头上的虱子肯定已经迁居到鼠蹊间的密林。

“图派克，你最近到哪里去了？”他问。伊凡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一件超大号、塞得进一个四口之家的运动衫站在他后面。

我朝着基里尔点点头。“哪里都没去，只是工作。”

沃拉里不怀好意地笑笑。“新朋友？”

“我爸逼的。”我试图把音量降低到基里尔听不到。

“你听说托尼做了什么好事吗？他上星期抢了一家电脑专卖店。”伊凡说。“他把他的境内护照留在柜台上，但是依然没办法让自己被抓起来。他得走进警察局，坚称自己犯了罪。真的很丢人。”

“他进了克列斯提监狱？”

沃拉里点点头。“最起码关到开庭。听起来还不错。不会缺水，免费供电，我敢打赌他正在结交各式各样的朋友，我们这个周末就加入他。”

“你们打算以什么罪名入狱？”

“我们打算偷一部警车。”伊凡抓着牛仔裤说，他的裤子正朝着膝盖下滑。基里尔把头转开，假装没有听我们讲话。“你要掺一脚吗？”

“我答应我爸这个周末帮他搬一些家具。”我说。“但我会跟你们在那里碰面。”

“你保证？”伊凡问。

“没错，绝对保证。”

“这事攸关你的小命。”沃拉里走开之前说。“你被关进牢里，说不定就可以保住脖子上这颗头颅。”

基里尔保持沉默，直到沃拉里和伊凡消失在铺了白色瓷砖、通往Nevsky Prospekt地铁站的行人地下道。一个吉卜赛小贩端着一个托盘走过我们身边，盘上摆着一件件通常成包贩售的物品，比方说可抛式刮胡刀、保险套、巧克力棒。

“你会跟他们去偷警车？”基里尔问，语气之中没有轻蔑之意，听起来甚至不像是反对。

“我不知道。”我坦承。

“在我那个年代，若是想要逃避兵役，最普遍的方式是上大学，其次是宣称心理有问题，借此延缓入伍。你必须贿赂一个精神科医生，请他说你是个有凭有据的疯子。问题是缓征令都被谎称心理有毛病的新富阶级拿光了，真正的精神病患反而不得不当兵。我们的连队有两个人精神分裂、几个人情绪躁郁，还有一个家伙说天使经常来找他。战争真是荒诞，不是吗？”

“一张缓征令多少钱？”

“你绝对付不起。”他说。列车驶近，随之扬起的微风急急扫过我的头发，但基里尔被植物起酥油抹得银闪闪的头发，却是纹丝不动。

一星期一星期接踵而逝。自从那天晚上我爸在五百卢布的收据里找到剩余的毒品之后，我就没有再碰海洛因。我一直等着出现戒断的症状——如果我在铺了软垫的病房里乱跑乱跳，他们就不能把我送往车臣——但我猜你如果五个月之内只吸了四次毒，你不会出现戒断的症状。每天早上，我四点半起床，帮基里尔穿衣。我们抽支Java Gold当作早餐，坐上列车激励民众，一直工作到中午。有天我们跟一个乔治亚人买午餐，这个老头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好像身子里有个黑洞，整个人慢慢朝着腹部缩进去。基里尔又开始不停讲述地铁系统。

“全世界最繁忙的地铁之中，我们的地铁系统排名第十三。”他边吃香肠边说。那天是圣彼得与圣保罗纪念日，市区各处热气腾腾，好像毛孔之中冒出闷热的湿气。“但在全世界的大城市之中，圣彼得堡仅仅排名第四十五。你觉得这代表什么？”

“我们穷得买不起汽车？”

“你白痴喔。这表示我们的地铁系统令人自豪。纽约、伦敦，你认为他们的地铁站有水晶吊灯、大理石地板、黄铜雕像吗？”

“当然有。”

“没有。”他坚称。“他们的地铁站都是涂鸦、摇摇欲坠的墙壁、把乘客推向铁轨的无赖。他们没有美丽的物品。”

“那是个电视节目，对不对？”我说，我们终于有个共同嗜好。

“我说的不是电视节目！我说的是地铁。一座不是为了沙皇或是王子兴建，而是属于你我的殿堂。”

“好吧，同志，我们这就朝着你的殿堂前进。”我建议，推着他走向Pushkinskaya地铁站的入口。

“你不该在四月二十日工作。”我把他抬过地铁入口时、他对我说。“那些理个平头的小混混在希特勒的诞辰最嚣张。”

那时还是夏天。我不知道他干吗跟我提出这番劝告。

“如果你……”我们走到月台时、我朝着他的残肢点点头说，“你有什么计划？”

“你是说如果我双脚健全？”

“没错。”

“我打算开公司，提供窒息式性爱的服务。”他毫不犹豫地说。

“你说什么？”

“窒息式性爱。难不成你从来没有听说过？”

“那是一个新的电视节目吗？”

他下巴大张，一脸不可置信。“那是一种嗜好。你应该试试。非常有趣。”

“那是什么？”

“那是你把一条皮带绑在脖子上、干得爽歪歪。”

“听起来不怎么有趣。”我说。“其实似乎蛮可怕的。”

“不但是处男，还是道貌岸然的清教徒。你长大以后会变成一个修女。”

他断了腿的缺憾，全被他的伶牙俐齿补了回来。“那么你要提供什么服务？”我问。“这听起来像是两人之间的私事。”

“你把一条皮带绑在脖子上、让自己几乎窒息，当然会有风险。这种经验可能改变你的一生，也可能让你断送性命。犹如高空跳伞。我的公司将提供类似降落伞的服务。比方说你想要尝试一下窒息式性爱，你事先打电话给我，我手边已经有一副你家的备用钥匙，如果你某个时间之内没有打电话回来报备，就说一个钟头吧，我会过去查看一下状况。到了那时，你说不定已经一命呜呼，若是如此，我会赶快帮你拉上长裤，好让你的亲友们以为你死于一般的自杀，说不定心里比较好过。”

“如果他们没死、而你有他们家的钥匙，你就可以把他们洗劫一空。”

“你这个没经验的小毛头还有点希望。”

我们在月台边缘等候，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出口，但我就是说了。我问基里尔为什么从来不提他怎么失去双腿、他乞讨之时为什么沉默不语、面带挑衅。

他皱起眉头，我们的对话骤然转向，变得如此严肃，让他不太高兴。列车从对面的铁轨进站，几乎飕飕带走他的话语。“你可以靠着别人的罪恶感过活。”他说。“但是你若想要一栋乡间别墅，你也必须让他们感到自豪。”

疾风涌入隧道，夹带着列车尖锐的刹车声。“但你怎么失去你的双腿？”我高声发问，听出自己声音中的恐惧，这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怀疑的事实：我果然是个胆小鬼。

“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他摇摇头，对着自己笑笑。疾风散去，环绕着我们。“我之所以告诉你，纯粹是因为你即将南下，进入战区。我的残废跟地雷无关。几年前一个晚上，我喝得烂醉，昏死在圣彼得堡的地铁轨道上。”

那天傍晚，一套破烂的军服平放在客厅的咖啡桌上，宛如一片蓝灰的雨云。我摊开长裤，举到腰间比一比，裤脚垂过我的脚踝，噗噗啪啪打上地面。

“你爷爷身材高大。”我爸站在门口说。那只恶魔般的猫咪在他双脚之间窥视。“把裤管截短，你看起来就像个大人。”

听到他这么说，我觉得好难过。

“我不想去。”我告诉猫咪。小恶魔的头一歪，尾巴一拍，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我爸伸出一只手指头勾住我的下巴，抬高我的脸，让我看着他。“如果我们可以自己做主，绝对不会有人想要套上军服。”他那支抽了一半的香烟熏得我泪汪汪。他把剩下的半截香烟丢进茶杯里，用大拇指抹去我脸颊的泪水。

“喔，塞尔盖，有时我但愿你看得到我眼中的你。”他的脸有如炽热的大太阳。我不得不移开视线。我试着把目光停驻在一个不会激发情感之处，但是满墙都是他加了框的照片。我躲不开他。他无所不在，看顾着我。

“你看到什么？”两年以来，我头一次声音哽咽。我情愿用我的余生交换一件隐形斗篷，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幻影移形，出现在任何一个我爸视线所不及之处。

“我看到一个脑筋很好、说不定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年轻人。我看到一个心地善良、个性纯真的年轻人，但他的世界却容不下、也不赞许这样的好人。我看到一个我希望他在哪些方面不像我、他就真的跟我不一样的儿子。”

“我不信。”

“你会活得快快乐乐。你会的。”

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一样衷心希望我能够相信我爸。

“瞧瞧你。”他说，身子往前一倾，在我的额头印上一吻。“我的塞尔盖，我的小笨瓜。过去这几年，你花了多少精神想要变成一个混蛋。即使尽了全力，你反而成了一个男子汉。我知道你想要变成一个空前绝后的大混蛋，今后数百年，人们一说到‘混蛋’就会想起你。但你不是一个混蛋。你是我的儿子。所以啰，当你想要自取其辱，请你记住，我的宝贝儿子，你是你爸爸全心的骄傲。”

隔天早上，我的脑袋和天空皆是一片昏沉。我推着基里尔走向Chernyshevaskogo地铁站，浑然不顾他讲古。再过四天，我就必须报到。

连着好几个钟头，我几乎一句话都没说。基里尔指关节触地，大摇大摆地越过车厢，我推着轮椅紧随其后。卢布纷纷落入柳条篮，他每一站都讨得到钱。

“我们休息一下。”快到Ploshchad lenin地铁站之时，我跟他说。

“现在才十一点。”

“我想透透气。”

基里尔叹口气，但是应允。他在电扶梯上算一算早上讨了多少钱，成果令他满意。“你最好把钱收在胸前的口袋里。”他说。“小偷对于残障者颇有戒心，绝对不会接近你的残肢。”

“你一直说‘你’。”我轻声说。我悄悄意识到这一点。

“我在跟你说话，若不说‘你’，不然我还要说谁？”

“你一直对我下达指令，好像在训练我。‘你得这么做、你得那么做，才有办法成功行乞。’”

“我只是笼统说说，没有特定的对象。”他开口，但我已经不再聆听。整个夏天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不是基里尔的助理，而是他的学徒。

我手一松，任凭收叠起来的轮椅噼噼啪啪滚下电扶梯，我不记得路人们的脸孔，或是他们跟我大吼什么，也不记得基里尔说了什么，或是究竟有没有开口。我记得我抓住基里尔熨烫笔挺的蓝色衣领，把他推向缓缓下滑的电扶梯侧板。若是愿意，他大可制住我。他那双手臂每天支撑他越过三千米长的车厢，晚上还有足够的精力举重。但他没有反抗、没有搏斗，我还没挥出第一拳，他就已经投降。当我勒住他的脖子、他的帽子掉到地上、电扶梯的侧板把他一丝不苟的头发压得乱七八糟，我发誓他嘴角一撇、微微一笑，那张眉毛纠结的脸庞毫无惧意。他睁大死鱼般的双眼，似乎打赌我胆怯到甚至做不出这种懦夫的行径。但我痛揍他一拳，表示我做得出来，然后我不停揍他，因为我怕得不敢住手。等到我揪住他油腻的头发、按着他的脸猛撞电扶梯的踏阶，我的指关节已经像是迸裂的莓果。基里尔终于瘫倒在地。我把手伸进他胸前的口袋，抓住纸钞和零散的铜板，转头往上跑，冲过其余的踏阶。隔着半条街，我看到电扶梯将基里尔送在街面，他软趴趴地躺卧，电扶梯的踏阶噗噗啪啪扫过他的残肢。通勤的路人们踏过他匆忙前进。

我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好事，肝胆似乎被大炮轰了一个大洞。我杀了一个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一个残废的战争英雄。这下我永远不必前往车臣，因为我将在牢里度过余生。当我双膝跪地、高声干号，我听到他大喊大叫。

他依然斜斜躺在电扶梯出口，鼻孔朝天，脸上沾满鲜血。下行的踏阶不停消失在他的身侧，他手臂大张，紧握双拳。“我还活着！”他尖叫。“我还活着！我不想死！”

我躲到偏远郊区的毒品注射场所，花了两卢布租了一个针头，肆意狂欢。即使嗑药嗑得恍恍惚惚，我依然摆脱不了高声呼喊自己还活着的基里尔。

克列斯提监狱原本是王室储酒的库房，库藏的烈酒足使皇亲贵族和朝臣们沉醉酒乡之中，度过漫长的寒冬。农奴获得解放之后，政府承接地主们昔日的权责，把初尝自由滋味的人民打进大牢，克列斯提因而成了一座监狱。一世纪以来，苏联秘密警察在此痛殴叛国歹徒，迫使他们招供。苏联瓦解之后，烟毒犯在此等候审判。依据原本的设计，克列斯提监狱只能容纳一千名左右的囚犯，但当我爸从komsomol街的铁门走入狱中，囚犯的人数已经破万。

我只探过一次监。我从我妈那里偷了几百元卢布，贿赂一位狱警。日后当我跟朋友们讲述此事，我把整个经过描述得像是电影“教父”的场景，我爸好像是监狱的大头目，除了如何烹调番茄酱之外，什么都不必担心。但飘散在走道的大蒜味全都来自那位狱警。我跟随狱警踢踢踏踏的脚步声穿过长长的回廊，走进牢房区。手臂有如树枝般干瘦、双眼如洞穴般凹陷的男人们倚着铁栏杆，我爸跟其他十九个囚犯共享的牢房原本是一间单独禁闭室。那天稍早下过雨。

我爸周遭飘散着汗水、阿摩尼亚、漂白水的气味。他看起来像是来自在一个没有蔬果、没有日照的星球。“你有烟吗？”他问我。我当时九岁。

他四年之后出狱。我妈在他第一次假释听证会之前过世，国营的孤儿院比克列斯提监狱更人满为患，但是听证会的法官出奇地守法，而且仁慈得令人讶异，整个司法部里，说不定只有他的心尚未挨了一刀、被换成一块漆黑的木炭。我爸只服了三分之一的刑期，但法官准予我爸出狱。出狱之后，我爸奉公守法。他开无照出租车，碰到每一个黄灯都停车。我真的想要相信他看在我的分上，决定诚实过日子，但他纯粹是为了他自己。他非常惧怕克列斯提监狱，甚至甘愿承受生活的乏味与挫折。

他出狱几个月之后，我被两个年纪比较大的小孩痛揍一顿。我带着黑眼圈回家，额头也多了一道深长的伤口。我爸仔细打量我。

“谁对你做出这种事？”他问。

“他们是——”我开口，但我还没说完，他已经大手一挥，指头用力掐入我额头的伤口。

“我的儿子是个报马仔？”他问。

我张嘴尖叫，但他的手掌紧紧蒙住我的嘴，他那双空洞、受到辜负的眼睛盯着我。

“我在墙上挂了一张张我自己的照片，我知道你觉得我是某种自恋狂。”他说。我已经往后一倒，靠着餐桌。我额头的伤口并不深，但他的指头重重按压，似乎钉住我的头盖骨。

“我不记得我爸爸的长相，因为我伯伯逼我妈妈拿着铜板把他从照片里刮掉。”

我双腿胡乱踢打，双手拍过桌面，想要拿把小刀捅他一刀，或是抓把叉子刺他一下。他紧紧按住我的嘴，一只指头依然掐入我皮开肉绽的伤口。

“过了几年，我问我妈妈我爸爸出了什么事，她说那个到我们家的男人脱不了关系。我记得那个男人，他是我伯伯，他还跟我说了一个沙皇和宫廷画家的故事。说不定他告发我爸爸，我妈妈不太确定，但她知道若非心怀罪恶感，否则他不会上门警告我们。隔天在学校里，我跑去找我的老师，跟他告发一桩莫须有的事件，我说我伯伯搞破坏、我看到他跟外国人打交道。我想要报复。某个人必须付出代价。我不认识那个被我告发的男人。我只碰过他一次面，在一个大清早跟他说了几分钟的话。”

他的神情变得柔和，近似哀伤。

“只要你不会变得跟我一样，我不在乎你恨我。你了解吗？”

我几乎无法呼吸。

“我想要教你做一个比我正直的人。”

他放开我，用他的衬衫衣袖拭去我脸上的血迹。他没有擦拭他的脸颊。他打开窗户，挑了三根冰柱，用菜刀砍下来，悄悄塞进一个塑胶购物袋里，贴在我的脸上。当他清洗我伤口，我不禁哆嗦。“勇敢一点。”他捧着我鼻青脸肿的脸庞、厉声命令。他递给我一个高酒杯的伏特加，然后继续用毛巾清洗伤口。“一个心存畏惧的男人只会沦落到在地上爬。他活该承受世间所有痛苦。”

“我不会。”我保证。即使我满脸鼻涕和泪水，我爸依然神情大喜，带着骄傲的眼光看着我。

我失去了两个夜晚、我的童贞、基里尔的每一分钱。我的脑袋隆隆作响，好像有个勤奋的铁匠在里面不停敲打。我的肚子滚滚翻腾，好像有个龙卷风在里面肆虐。某处有个小妞引吭高歌。我分不清我听到的是她高亢的颤音、还是我血管嗡嗡作响。角落有个没有灯罩的台灯，台灯接上一条延长线，插在对面一栋楼房的插座里，远远望去，延长线好像一条洗衣绳，摇摇晃晃地横越在半空中。一个拄着拐杖的男人不晓得从哪里冒了出来，两只脚的形状与颜色都像是一条黑面包，普通人穿的鞋子绝对容纳不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白粉，撒在烘焙纸上，用刀片加上另一种白粉。角落有个男孩在墙上画了一个个巨乳。男人跟他要了一支麦克笔，在我的臂膀上涂鸦。他一直跟我说一条条动脉与静脉的拉丁学名，就一个吸毒自毁的男人而言，他这种治学态度倒是匪夷所思。隔天早上，我在一个女人身边醒来，她一头有如蛛网的灰发，褐色的双眼凹陷深邃，几乎无神。“你从男孩变成男人的头一个早上。”她说。我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三百卢布。”她说。这下我了解了。“你需要牙刷吗？”她问。我跟她说我不需要，她说：“小伙子，但你需要。你得保持牙齿清洁。你若有口好牙，前途就不可限量。”我买下那把牙刷，又打了一剂海洛因，刺穿某人先前在我青蓝血管间画上的小红船。我搞不清自己有几根指头。哪个神经病的神明会放心将这么多根指头交付给我？斑驳的白漆从天花板上掉落。我等着整片天花板塌下来。几乎杀了基里尔会让我吃几年牢饭？吃牢饭会比去服役更糟吗？

回到家中之时，我以为我会看到警车，但除了往常那部铁锈斑斑、零件被拆得精光、锁在街灯上的自行车车筐，没有其他东西等着我。楼梯犹如往常布满灰尘，我爬上顶楼，倒不是想要道歉，我只是不知道还有何处可去。我无法面对我爸。

基里尔的门没锁。他坐在轮椅上，冰敷他的脸颊，手枪搁在他旁边的桌上。他的脸比他的双腿看起来更残缺。他没有抓起电话，或是大声呼救，他只是伸手拿枪，搁在裹着胶带的大腿之间。

他带着我专为他那种人保留的神情看着我。

“你得下楼。”他沉着地说。

“我会去坐牢吗？你告诉警察了吗？”

这个问题冒犯了他，他只是简单回了一句：“我曾是个上士。”

他轻轻摇头，下颚在阴影之中忽隐忽现。他嘴里没被打断的牙齿，看起来好像保龄球道残余的球瓶。他根本不怕我。我因而憎恨他。

“下楼吧，塞尔盖，你不会去坐牢。”

但我往前一步，举起我的双手，一步变成两步，两步变成三步。咔嚓一声，松开保险杆，再咔嚓一声，扳上击锤。他把手枪握在残肢之间。当他意识到我要求他做什么，我的膝盖距离枪身仅仅两米。他神情了然，面带哀伤，慢慢点头，我只能制止自己不要因为松了一口气而啜泣。我想要说声谢谢，但是枪声掩没我感激的话语。我双脚一软。子弹飕飕穿过我的膝盖。我不知道自己在地上躺了多久才爬向他，他把我抬到他的怀里，轻声说道：“你还活着。你还活着。你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