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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阿布杜拉把兄弟之情看得很认真。听盲人歌手演唱那晚过后一星期,他来到我位于卡夫帕雷德区的简陋小屋,带着装了药、药膏和绷带的包包,还带了一个小铁盒,里面装了一些手术工具。我们一起翻看包包里的东西,他问我关于药的问题,想知道那些药有多大用处、日后会需要多少。问毕,他擦干净木凳,坐下,好几分钟不讲话,静静看我把他带来的东西放进竹架子。拥挤的贫民窟里,传来聊天声、争吵声、歌声与大笑声。

“咦,林,他们在哪里?”他终于问。

“谁在哪里?”

“病人啊,他们在哪里?我想看我兄弟治病。没有病人不可能治病,不是吗?”

“我,呃,我现在没有病人。”

“噢。”他叹口气,皱着眉,指头敲打着膝盖,“那你想我该不该去替你弄几个病人来?”

他半坐起身子,脑海里浮现他硬拉着病人和伤员到我小屋的情景。

“不用,顺其自然。我并非每天都替人看病。但我如果真的替人看病,如果我人在这里,通常下午两点左右才有病人来。几乎每个人都至少工作到中午。我通常忙我自己的,我也得赚钱养活自己,你知道的。”

“但今天早上不用?”

“不用,今天不用,我上星期赚了些钱,够我用一阵子。”

“你怎么赚那些钱?”

他一脸真诚地盯着我看,浑然不觉这个问题会让我觉得尴尬或有所冒犯。

“问外国人怎么赚钱可不怎么礼貌哟,阿布杜拉。”我说,大笑起来。

“哦,我知道了,”他微笑说,“你用非法的方式赚钱。”

“这个嘛,也不完全是这样。但你既然提起,我就跟你说。有个法国女孩想买半公斤的大麻胶,我替她找到卖家。我还帮一个德国男人以非常公道的价钱卖掉他的佳能相机,而帮他们的忙我就能抽头。”

“你做这生意能赚多少钱?”他问,眼睛直盯着我。那是对淡褐色的眼睛,近乎金黄色,就像塔尔沙漠里的沙丘在下雨前一天的颜色。

“我赚了大约一千卢比。”

“每一件一千卢比?”

“不,两件共一千卢比。”

“钱很少,林兄弟。”他说,皱起鼻子,噘起嘴,露出不屑的表情,“非常少,少得可怜的钱。”

“是啦,对你而言或许是少得可怜,”我带着防卫心态低声说,“但够我过上一两个星期啦。”

“那你现在有空,对不对?”

“有空?”

“你现在没病人?”

“是没有。”

“现在没有抽佣金的生意要忙?”

“没有。”

“很好,那我们一起走,现在。”

“是吗,去哪里?”

“来,到了我就会告诉你。”

我们走出小屋,强尼·雪茄迎面跟我们打招呼。他显然偷听了我们的对话。他对我笑笑,绷着脸对阿布杜拉,然后再度对我微笑,笑脸里带着几丝不悦。

“嗨,强尼,我出去一会儿,千万不要让小孩拿到药,好吗?我今天把一些新东西放上架子,有些很危险。”

强尼的下巴一沉,捍卫他受伤的尊严。

“没有人会碰你屋里的任何东西,林巴巴!你怎么这样说?你可以把几百万卢比放在屋里,没有人会碰;你也可以放金子,印度银行都没林巴巴的小屋安全。”

“我只是想说……”

“你也可以放钻石,还可以放翡翠、珍珠。”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强尼。”

“没必要担心,”阿布杜拉插嘴,“他赚的钱那么少,没人会有兴趣。你知道他上个星期赚了多少钱?”

强尼·雪茄似乎不放心阿布杜拉这个人。不怀好意的怒容,使他的脸绷得更紧,但这问题挑起他的兴趣,他克制不住好奇心。

“多少?”

“各位,我觉得现在没必要谈这个。”我抱怨道,努力想避开这个话题,我知道我那笔微不足道的钱可能会扯上一个钟头。

“一千卢比。”阿布杜拉说,吐了口口水以示强调。

我抓着他的手臂,推他往小屋之间的小径另一头走。

“好了,阿布杜拉,我们不是要去什么地方吗?快走吧,兄弟。”

我们走了几步,强尼·雪茄跟上来扯我的袖子,使我落后阿布杜拉一两步。

“帮帮忙,强尼!我现在不想谈我赚了多少钱。我保证晚一点你可以问我,但……”

“不是,林巴巴,不是那事,”他用粗嘎的嗓门低声说,“那个人,阿布杜拉,你不该相信他!别跟他来往!”

“什么?有什么问题,强尼?”

“不要就是了!”他说。他大概还有话要说,但阿布杜拉转身叫我,强尼悻悻然走开,消失在巷子的转角。

“什么事?”我跟上时,阿布杜拉问道。我们曲折穿行于小屋之间。

“哦,没事,”我低声说,并未如实告诉他,“一点事都没有。”

阿布杜拉的摩托车停在贫民窟外的马路上,几名小孩正帮忙看着。个子最高的小孩迅速拿走阿布杜拉递给他们的十卢比小费,带着他那帮一身破烂的顽童叫喊着跑开。阿布杜拉发动车子,我爬上后座。我们没戴安全帽,只穿薄衬衫,冲进混乱而友善的车阵,与海平行,朝纳里曼岬驶去。

懂得摩托车的人,从别人骑车的习惯就能看出那人的个性。阿布杜拉骑车靠的是本能反应,而非专注。他控制行进中的摩托车,就像控制行走中的双腿那么自然。他分析交通状况时,既善用技巧,又诉诸直觉。有几次,明明看不出有减速的需要,他却先减速,从而免去紧急刹车。没有这种天分的骑士,则免不了要紧急刹车。有时他加速冲向一个明明有车挡着的地方,然后就在似乎要撞上时,前方神奇地露出缝隙让我们钻入。最初我胆战心惊,但不久这本事让我对他勉强有了信心,我放松心情让他载着走。

我们在昭帕提海滩处驶离海边,从海湾吹来的凉爽海风渐渐平息,接着被林立高耸排屋的街道遮挡。我们汇入流往纳纳乔克区乌烟瘴气的车流。那里的建筑建于孟买发展为大港市的中期,有些建筑以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坚实几何结构筑成,已有两百年历史。阳台、窗缘装饰、阶梯式正立面的复杂精细,反映了某种豪华优雅的风格,那是这座光鲜而迷人的现代城市几乎无力营造的风格。

纳纳乔克到塔德欧之间的地区,人称帕西人区。最初我很惊讶,像孟买这样风貌多元,种族、语言、爱好日益庞杂的城市,竟会倾向精细的区隔。珠宝商有自己的市集;技工、水电工、木匠和其他行业,也各有市集。穆斯林自成一个居住区,基督徒、佛教徒、锡克教徒、帕西人、耆那教徒也一样。如果想买卖黄金,要到札维里市集,那里有数百家金店抢着要你光顾;如果想看清真寺,可一次连看两三家,因为它们彼此间的距离都在步行可至的范围之内。

但一段时间后我理解到,这些区隔一如这个多语言的复杂城市里其他大大小小的划分,并不像所见的那么泾渭分明。穆斯林区有印度教神庙,札维里市集里有菜贩杂处于闪闪发亮的金饰间,而每栋高级公寓大楼旁几乎都有贫民窟。

阿布杜拉把摩托车停在巴提亚医院外,那是由帕西人慈善信托基金会捐资建立的几座现代医疗机构之一。庞大的医院大楼里,有服务富人的豪华病房和服务穷人的免费治疗中心。我们走上阶梯,进入一尘不染的干净大理石门厅,大风扇吹来宜人的凉风。阿布杜拉和柜台服务人员讲了话,然后带我穿过走廊,来到急诊与住院区。问过一名杂务工和护士之后,他终于找到他要找的人:那名坐在堆满凌乱东西的桌旁,矮小且非常瘦的男医生。

“哈米德医生?”阿布杜拉问道。

医生在写东西,没抬头。

“是。”他不耐烦地回答。

“我是阿布德尔·哈德汗派来的,我叫阿布杜拉。”

哈米德医生立即停笔,缓缓抬起头来盯着我们,带着暗暗忧心的好奇神情。有时,你会在目睹斗殴的旁观者脸上见到那种神情。

“他昨天打了电话给你,告诉你我会来?”阿布杜拉轻声说,带着提示对方的口气。

“是,没错。”哈米德说,露出自在的微笑,回复原本的镇定。他站起身,隔着桌子握手。

“这位是林先生。”我与医生握手时,阿布杜拉介绍我。那是非常没有感情而无力的一握。“科拉巴贫民窟的医生。”

“不,不是,”我反驳,“我不是医生。我只是有点赶鸭子上架,在那里出点力。我……不是科班出身……不是很懂。”

“哈德拜告诉我,你跟他聊天时,抱怨把病人转诊到圣乔治与其他医院的问题。”哈米德谈起正事,不理会我的声明,露出那种忙得无暇跟人客套的姿态。他的眼睛是近乎黑色的深褐色,在擦得发亮的金框镜片后炯炯发亮。

“哦,是。”我答,惊讶于哈德拜记得我跟他的谈话,惊讶于他竟觉得那很重要,重要到必须告诉这位医生,“问题在于我是半吊子,如果你知道我意思的话。我懂得不够多,无法解决上门病人的所有疑难杂症。碰到无法确认的病,或者我只知道大概的病,我要他们到圣乔治医院就诊。我不知道除了这样,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们。但他们多半什么人都没见到,没见到医生、护士或任何人,只好回来找我。”

“你觉得那些人会不会是装病?”

“不会,我很肯定。”我为自己受冒犯而有些不悦,也为贫民窟居民被看轻而觉得气愤,“他们装病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且他们很有自尊心,非不得已不向人求助。”

“当然。”他低声说,同时拿下眼镜,揉了揉眼镜在鼻子上压出的凹痕,“你去过圣乔治吗?见到那里的人,跟他们说过这件事吗?”

“去过,我去了两次。他们告诉我病人太多,他们尽力在做。他们建议我从有执照的开业医生那里取得转诊单,这样一来,说白点,那些贫民窟居民就可以插队。我不是在抱怨圣乔治医院那些人不好,他们有自己的问题:人力不足,病人太多。我的小诊所一天大概看五十个病人,他们每天看六百个,有时还上千人。我知道你一定了解那是什么情形,我想他们是竭尽所能在做,他们尽力想治疗急救病患。问题症结在于我的人看不起正牌医生,没办法取得转诊单让他们插队到大医院就诊。他们太穷了,所以他们才找我。”

哈米德医生扬起眉毛,对我露出自在的微笑。

“你说‘我的人’。你越来越像印度人了,林先生!”

我大笑,首度用印地语回应他。我引用了卖座电影主题曲里的歌词,当时那电影正在许多戏院播映。

“在这一生,我们竭尽所能更上层楼。”

哈米德也大笑,双手用力一拍,既高兴又惊讶。

“好,林先生,我想我可以帮你。我一个礼拜在这里看病两天,其他时间我会在我的诊所,位于第四帕斯塔巷。”

“我知道第四帕斯塔巷,离我们很近。”

“没错,而且我和哈德拜谈过,同意你有需要时把病人转给我,我会看情况,安排他们到圣乔治医院治疗。可以的话,明天就开始。”

“好,就这么办,”我立刻说,“我是说,太好了,谢谢,非常感谢。不知道该怎么付你费用,但……”

“不必谢我,也不必担心费用,”他答,瞥向阿布杜拉,“我看你的人完全免费。要不要一起喝杯茶?不久,我会有个休息时间。对面有家餐厅,如果你可以在那里等我,我会过去找你,我想我们很有的聊。”

阿布杜拉和我告辞,在餐厅等了二十分钟,隔着一面大玻璃,看着穷病人吃力地走到医院门口,有钱病人坐出租车和私家车到医院。哈米德医生依约前来,扼要说明把贫民窟病人转到他在第四帕斯塔巷的诊所的必要手续。

好医生至少有三个共通点:懂得观察、懂得倾听、很累。哈米德是个好医生,聊了一小时后,我看着他未老先衰、布满皱纹的脸,看着他因睡眠不足而发红灼痛的眼睛,我为他奉献的疲累而感到惭愧。我知道他可以赚大把的钱,可以到德国、加拿大或美国执业,享受优越的生活,但他选择留在这里,跟他的同胞在一起,只赚取微薄的报酬。这城市里,像他这样的医疗专业人士有数千名,他们在克制物质享受与工作成就方面同样令人赞佩,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便能让这个城市存活下去。

我再度坐上阿布杜拉的摩托车,驶进拥挤的车阵。摩托车在巴士、小轿车、卡车、脚踏车、牛车和行人之间穿梭,险象环生。他回过头大声跟我说,哈米德医生住过贫民窟。他说,哈德拜从全市几个贫民窟里挑了一些特别聪明的小孩,出钱让他们读私立大学。从高中到大学毕业,这些小孩都由他供养,受他鼓励。他们毕业后成为内外科医生、护士、教师、律师、工程师。哈米德是二十多年前被选中培养的那批聪明小孩之一。为了解决我的小诊所的难题,哈德拜打电话要他相助。

“哈德拜是创造未来的人。”我们在红灯前停下时,阿布杜拉说,“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还有我的好兄弟,你,都等着未来自然降临。但阿布德尔·哈德汗构思未来、规划未来,让未来实现。那是他和我们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

“你呢,阿布杜拉?”我们跟着车流冲出时,我大声问他,“哈德拜规划过你吗?”

他放声大笑,胸口因为高兴、笑得很用力而起伏着。

“我想他有!”他答。

“嘿!这不是回贫民窟的路。我们要去哪里?”

“去可以拿到你的药品的地方。”

“我的什么?”

“哈德拜替你打点好每个星期拿药的事,我今天拿给你那些东西是第一批,我们要去卖药的黑市。”

“卖药的黑市?在哪里?”

“在麻风病患贫民窟。”阿布杜拉如实回答,再度大笑,同时猛然加速,就在快要撞到前方车阵时,车阵突然开出缝隙,他钻了进去,“交给我就是了,林兄弟。你现在是这计划的一部分,不是吗?”

事后回想,当初听到“你现在是这计划的一部分”,我就该有所警觉。在那时候,在刚开始时,我早该察觉到……事有蹊跷……但我那时没担心,反倒几乎开心,那句话似乎让我兴奋得热血翻涌。逃亡生涯展开后,我失去家人、家乡、文化,我以为下半辈子就要这样度过了。经过几年的放逐生活,我理解到,放逐也让我得到某样东西。我得到放逐之人那种孤单而可以不顾后果的自由,一如任何地方的放逐之人。我追逐危险,因为危险是足以让我忘记所失去的少数事物之一。凝视着热风吹送的午后,坐在阿布杜拉的摩托车上,穿行于纵横交错的街道间。我在那天下午,义无反顾地堕入无可逃避的命运,就像男人义无反顾地爱上羞涩女人的迷人微笑。

麻风病患聚居区位于孟买郊外。孟买有几个机构收容麻风病患,但我们要去看的那些男男女女并不肯住在那里。那些机构提供医疗、关心和干净的环境,但规定严格,而并非所有麻风病患都能接受那些规定。因此,有些人选择离开,有些人被赶了出来。随时都有数十名男女、幼童住在那些机构之外,住在更广阔的城市天地里。

贫民窟居民收容各种阶级、各种种族、各种处境的人,展现宽大包容的胸襟,但这份胸襟鲜少扩及麻风病患身上。地方政务委员会和街道委员受不了他们久住,麻风病人被人们当成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他们只好自行组成流动贫民窟,碰上空地,不到一小时就在上面落户,然后在更短的时间内了无痕迹地离开。有时他们在垃圾掩埋场旁住上几星期,侵犯了长居该处的拾荒人地盘,双方为此上演攻防战;有时,他们在湿软的空地或工业废水的排放口安家落户。那一天,我跟着阿布杜拉第一次拜访他们时,他们在卡尔郊区附近,铁路岔线锈迹斑斑的石头上,搭建起破烂的栖身之所。

我们不得不停好摩托车,跟麻风病患一样穿过围篱间的缝隙,跨过壕沟进入铁道区。这块锈迹斑斑的高地是火车集结待命区,大部分城市线火车和许多运送农产品、制造物出城的货运列车均在此集结待命。分站后面坐落着配套的办公室、仓库、维修棚,更后面是庞大的调轨区,一大片空地上有数十条铁道和铁道交会处,外围则有高高的铁丝网围住这块空地。

铁道区外是舒适安逸、生意热络的卡尔郊区,可看到车来人往的交通、花园、阳台与市集。铁道区里则是死气沉沉之地,没有植物、没有动物、没有人。就连隆隆驶过的列车都是幽灵列车,从一个调车点行驶到另一个调车点,车上没有列车员、没有乘客,而麻风病患的贫民窟就坐落在这里。

他们在铁轨间找到一块菱形空地,在那里一起搭设简陋小屋。他们的屋子都不到我胸口高,远望就像是笼罩在炊烟中的军队野营地里的楔形小帐篷。但走近一看,它们破烂得离谱,相较之下,我住的贫民窟小屋坚固、舒适得多。那些小屋以弯曲的树枝为骨架,以卡纸板、塑料碎片为建材,用细绳绑缚,草草搭成。我单靠一只手,不到一分钟就能把这整个营地夷为平地,但三十名麻风病人却在这里栖身。

我们进入这贫民窟,未受任何阻拦,来到位于其中心附近的一间屋子前。居民停下手边的动作,盯着我们瞧,但没人开口。很难不看他们,而一旦看了,又很难不盯着他们。有些人没鼻子,大部分没手指,许多人的双脚缠着带血渍的绷带,有些人严重到嘴唇、耳朵都开始消失。

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女人为美丽所付出的代价),女麻风病患外形毁损的程度,使她们看起来似乎比男病患更丑陋骇人。许多男人对肢体不全抱着不服输甚至昂扬自得的态度,那种带着好斗意味的丑陋本身还颇富魅力。但在女人身上,羞涩只显得畏怯,饥饿则显得虎视眈眈。在我见到的许多小孩身上,几乎看不到这种病的痕迹。他们清一色都很瘦,但看起来身体健全,相当健康。而且所有小孩都很卖力工作,他们的小手担负起抓握东西的任务。

他们早就看到我们来,而且想必已经把消息传出去了。因为我们一靠近那小屋,就有一名男子爬出来,站起身来迎接我们。两名小孩立刻现身扶着那男人。他受到麻风病的严重摧残,很矮小,大概只到我的腰那么高。双唇和脸的下半部分已被蚕食到只剩一块又硬又多疙瘩的隆起黑肉,从脸颊往下延伸到下巴。下颌骨裸露,牙齿、牙龈也裸露,而鼻子所在的位置变成一个窟窿。

“阿布杜拉,孩子,”他用印地语说,“你好,吃了没?”

“我很好,兰吉特拜。”阿布杜拉以恭敬的语气回答,“我带了这位白人来见你。我们刚吃过,想喝杯茶,谢谢。”

小孩搬凳子给我们坐,我们坐在兰吉特拜屋前的空地上。一小群人聚拢过来,坐在地上或站在我们四周。

“这位是兰吉特拜,”阿布杜拉用印地语告诉我,嗓门放大好让所有人听见,“他是麻风病患贫民窟的老大,是这里的国王,在这个kala topi的俱乐部里。”

印地语kela topi的意思是黑帽,有时用它来指称小偷,因为在孟买的阿瑟路监狱里,服刑的偷窃犯得戴黑环帽,由此得名。我不清楚阿布杜拉为什么这样说,但兰吉特拜和其他麻风病患欣然接受,而且重复说了这个字眼几次。

“你好,兰吉特拜,”我用印地语说,“我姓林。”

“Aap doctor hain(你是医生)?”他问。

“不是!”我几乎是惊慌得大叫,为这疾病和对它的无知而感到焦虑,担心他会求我替他们治病。

我转向阿布杜拉,改用英语道:“告诉他我不是医生,阿布杜拉。告诉他我只是在做一些初步急救的工作,治治老鼠咬伤和倒钩铁丝围篱剐伤之类的,跟他解释。告诉他我不是科班出身,完全不懂麻风病。”

阿布杜拉点头,然后面向兰吉特拜。

“是的,”他说,“他是医生。”

“真谢谢你,阿布杜拉。”我咬着牙狠狠说道。

小孩端来装满水的玻璃杯给我们,还有盛在有缺口杯子里的茶。阿布杜拉咕噜咕噜一下子把水喝完。兰吉特拜头往后仰,一名小孩把水倒进他的喉咙。我迟疑不敢喝,害怕身边那种怪病。贫民窟居民对麻风病人有多种印地语称呼,其中之一可以译为僵尸,我觉得手里正捧着僵尸的梦魇,我觉得这种害人病全浓缩在那杯水里。

但阿布杜拉已喝掉他杯子里的水,我想他一定评估过风险,断定那很安全,而我哪天不是在风险之中?经过逃狱那场豪赌之后,每个小时都危险。逃犯那股不顾一切的血气之勇,从手臂灌注到嘴。我喝下那杯水,四十双眼睛看着我喝。

兰吉特拜的眼睛是混浊的蜂蜜色,而我分析那混浊是初期白内障所造成。他仔细打量我,视线从我双腿移到头发和背后,前后几次,毫不掩饰其好奇。

“哈德拜告诉我,你需要药。”他用英语慢慢说。

他说话时牙齿咔嗒合在一起,由于没有嘴唇能够清楚发音,他的话很难听懂。例如,发不出字母B、F、P、V的音,M、W则发成其他音。当然,嘴巴不仅能发音,还会传达态度、心情、言语的细微意涵,而在他脸上,这些表达内心情感或想法的暗示也付之阙如。他没有手指,因而帮助沟通的手势也做不出来。因此,有个小孩,或许是他儿子,站在他身旁,以轻而稳定的嗓音重述他的话,就如同步口译般。

“我们一直很乐于帮阿布德尔·哈德汗大人,”两个声音说,“为他服务是我的荣幸。我们每个星期都可以给你很多药,没问题。顶级的药,真的。”

就在这时,他喊了一个名字,一名十几岁的高个子男孩从人群中走出来,把一包用帆布包起来的东西放在我脚边。他跪下来打开帆布包,露出一堆针剂和塑料瓶,里面装有盐酸吗啡注射液、盘尼西林,治疗葡萄球菌、链球菌感染的抗生素。容器都是新的,上面还有标签。

“他们去哪里弄来这些东西?”我检视药物时问阿布杜拉。

“偷来的。”他回答我,用印地语。

“偷来的?怎么偷?”

“Bahut hoshiyaar(非常高明地)。”他答。

“没错,没错。”

周遭传来异口同声的附和,那和谐一致的声音里,没有一丝诙谐。他们严肃地接受阿布杜拉的赞美,仿佛他是在欣赏他们集体创作的艺术品。厉害的小偷,高明的小偷,我听到旁边的人窃窃私语。

“他们怎么处理这些东西?”

“拿到黑市卖。”他告诉我,仍用印地语说,让在场的人全能听懂我们的谈话,“他们靠这个和其他偷来的好东西安然生存下来。”

“我不懂,怎么会有人向他们买药?到药店不就可以买到?”

“你想知道全盘真相,林兄弟,是不是?那好,我们得再来杯茶,因为这是喝两杯茶才能说完的故事。”

围观人群听了大笑,更往前移,挑选靠近我们的地方坐下,准备听故事。一个空荡荡、无人看顾的大货车厢,在邻近的轨道上隆隆缓缓驶过,近得让人担心小屋会垮掉。每个人只是朝它草草看了一眼。一名铁路工人身穿卡其衬衫和短裤,走在两条铁轨间检查,偶尔抬头看麻风病人的聚居地,但经过我们时,他那小小的好奇心消失,没再回头。茶送来,我们小口啜饮,阿布杜拉开始讲故事。几名小孩坐在跟前,腿顶着我们的腿,要好地以手臂揽着彼此的肩膀。一名小女孩用手臂在我的右腿上磨蹭,天真可爱地抱住我。

阿布杜拉用非常简单的印地语说,察觉到我听不懂时,用英语重述某些段落。他们从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开始谈起,那时候,欧洲人掌控了从开伯尔山口到孟加拉湾之间的整个印度。他说,费伦基(firengi),也就是外国人,把麻风病人列在顺序的最后一位。麻风病人被排在最后,因而往往分不到有限的药物、绷带及其他医疗资源。饥荒或水灾时,就连传统药物和草药都短缺。麻风病人渐渐练就偷窃的本事,偷取他们用其他办法所无法取得的东西。由于窃术高超,偷来的药多到有剩余,他们开始在自己的黑市里卖药。

阿布杜拉继续说道,在辽阔的印度大地上,冲突始终不断,土匪洗劫、叛乱、战争、人们互相杀伐,但死于伤口化脓溃烂、疾病肆虐者,比死在战场上的还要多。警方和政府最好用的情报来源之一,即是来自对药物、绷带、专业技术的掌控。药品店、医院药局、药物批发商的所有销售情况,全登记在案。任何一次购买或一连串购买的数量若超过寻常标准,就会引来官方注意,有时会导致逮捕或杀戮。已有许多武装土匪和革命分子,因为药物(特别是抗生素)泄露的蛛丝马迹而遭政府循线逮捕。但在药物黑市,麻风病人不过问买家做何用途,只要对方出钱就卖。他们的销售网和秘密市场,分布在印度每个大城。他们的买家是恐怖分子、渗透分子、分离主义者,或者只是野心特别大的不法之徒。

“这些人活不了多久,”阿布杜拉用了我已开始见怪不怪的漂亮措辞总结,“他们为自己偷到了可以苟活的生命,然后把生命卖给其他垂死的人。”

阿布杜拉讲完时,现场陷入深沉的静寂。每个人看着我,似乎希望我听了他们的不幸与本事、他们惨遭孤立不得不诉诸暴力的故事之后,能有所回应,有所反应。呼呼的气息声,从一张张咬紧牙关的无唇嘴巴里发出;一双双认真的眼睛盯着我,耐心而又充满期望。

“我可以……可以再来一杯水吗?谢谢。”我用印地语问。这话想必说对了,因为在场所有人哄堂大笑。几个小孩跑去拿水,一些手拍我的背和肩膀。

然后,兰吉特拜解释道,我需要药时,苏尼尔(就是把帆布药包打开给我们看的那个男孩)就会把药送到贫民窟给我。起身离去之前,他要求我多坐一会儿。然后他指挥每个男女老少上前摸我的脚,那真令人困窘、折磨,我恳求他不要。他不让步。他眼神散发出严肃、几近严厉的神色,在这同时,麻风病患吃力地走上前,一个接一个,用皮革似的残肢或变黑、蜷曲的手爪轻拍我的脚。

一小时后,阿布杜拉把摩托车停放在世贸中心大楼附近。我们站在一起一会儿,然后他突然伸出手,给我一个热情的熊抱。我们分开时,我大笑,他对我皱眉,明显露出困惑的神情。

“好玩吗?”他问。

“不好玩,”我郑重地告诉他,“我没料到会被熊抱,就这样。”

“Bare?你是说光着身子?”

“不是,不是,我们叫那‘bear hug’,”我解释,同时把双手当熊爪般做出动作,“熊,你知道吧,吃蜂蜜、睡洞穴的毛茸茸的动物。你那样抱住人时,我们说你在熊抱。”

“洞穴?睡洞穴?”

“没事,别放在心上。我喜欢这样。那是……交情好的表现。在我的国家,朋友就会这样做,像那样抱住对方。”

“好兄弟,”他说,带着轻松微笑,“我明天跟苏尼尔一块去找你,从麻风病人那里带着新药去。”

他骑车离去,我一人走进贫民窟。环视周遭,那个我原本觉得惨不忍睹的地方,似乎变得坚固、生气勃勃,变成充满无限希望与潜力的微型城市,与我擦身而过的人健壮而精神十足。我关上薄胶合板门,在小屋里坐下,哭了起来。

哈德拜曾告诉我,苦难是对爱的考验,特别是人对上帝的爱。诚如他所说的,我不认识上帝,但即使身为不信上帝的人,我那一天仍未通过那考验。我无法爱上帝,任何人的上帝,也无法原谅上帝。几分钟后,我不再落泪,但那是我第一次哭了那么久。普拉巴克进屋,在我旁边蹲下时,我仍深陷在那情绪中。

“他是危险人物,林。”他没头没脑地劈头就说。

“什么?”

“那个叫阿布杜拉的家伙,今天来这里的那个人。他很危险,你最好不要认识他,跟他一起办事更危险。”

“你在说什么?”

“他是……”普拉巴克停住,和蔼、单纯的脸上明显可见挣扎,“他是个杀手,林。杀人的家伙,他为钱杀人。他是哈德拜的打手、帮派分子。大家都知道,只有你不知道。”

不用再问,不用再找人求证普拉巴克的话,我心里知道确是如此。我在心里说,确是如此。心里这么说的同时,我理解到自己早已知道这点,或早就怀疑这点。别人对待他的方式,他所引起的窃窃私语,还有许许多多双看着他的眼睛里所露出的恐惧,都说明了这点。阿布杜拉就像是我在牢里认识的那些最厉害、最危险的人物,也说明了这点。事实必定是如此,或差不多如此。

我努力思索他的形象、他的所作所为、我与他应有的关系。哈德拜说的的确没错。阿布杜拉和我很像,我们都是凶狠之人,情况需要时就会使用暴力,而且我们都不怕犯法。我们两人都是不法之徒,都孤零零地活在这世上。而阿布杜拉和我一样,愿意为他觉得应该的理由赴死。但我没杀过人,在这点上,我和他不一样。

不过我喜欢他这个人。我想起下午在麻风病患贫民窟的事,想起我和阿布杜拉在一起时的笃定自信。我知道我勉力表现出来的镇定自若,有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来自他的感染。跟他在一起时,我坚强,处变不惊。他是我逃狱后,第一个对我有那种影响的人。他是那种被凶狠歹徒称为百分之百的男人,那种一旦把你当朋友,就愿为你两肋插刀的男人;那种毫无疑虑、毫无怨言支持你,不管面对任何困难都和你站在一块的男人。

电影与书本里的男主角,多的是那样的人,因而我们忘了现实世界里,这样的人其实很少见。但我懂这道理,那是我从监狱里学到的东西之一。监狱扯下人的面具,在牢里,人无法隐藏本性,无法假装凶狠。你是什么样的人,大家清清楚楚。有人对我亮出刀子(我碰过不止一次)要拼个你死我活时,我知道,数百人中只会有一人,基于朋友义气支持我到底。

监狱还教我如何在碰到状况时,认出这些难得之人。我知道阿布杜拉就是这样的人。在四处躲藏的逃亡生涯中,我压抑恐惧,在每个胆战心惊的日子里,我随时有战斗而死的心理准备。而在这样的处境里,我在他身上所发现的坚强、狂野及意志,比世上所有道理和美德更为受用。坐在小屋里,炎热日光和凉爽阴影交错打在我身上,我暗暗发誓,将永远当他的兄弟和朋友,不管他干了什么,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抬头望着普拉巴克忧心的脸,投以微笑。他本能地回我微笑。在格外清晰的一瞬间,我领悟到,对他而言,我就是使他感受到类似那种笃定的人:我之于普拉巴克,就如阿布杜拉之于我。友谊也是种药,而这种药的市场,有时也是黑市。

“别担心,”我说,伸出一只手搭在他肩上,“我不会有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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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塔兰1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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