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通往教学的漫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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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了。
我还没有作好准备。
我该怎么办？
我是个新老师，在工作中学习。
在我教学生涯的第一天，我因为吃了一名高中男孩的三明治而差点被开除；第二天，我因为提到和绵羊交朋友的可能性而差点被开除。除此之外，我在纽约市三十年的高中教学生涯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事件。我常常拿不准自己是否应该待在那儿。后来，我想知道自己是如何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一九五八年三月里的一天，在纽约市斯塔滕岛区麦基职业技术高中一间空荡荡的教室里，我坐在讲台边，摆弄着这份新工作的办公用品：五个马尼拉纸文件夹（每班一个）、一团松脆的橡皮筋、一叠褐色的战时记录纸（上面沾着造纸时掉进去的任何东西）、一块破黑板擦和一摞白色卡片（我将把这些卡片一排排地插入这本破旧的红色德莱尼考勤记录本，以帮助我记住一百六十多个男孩、女孩的名字，他们将每天排排坐在五个不同的班级里）。在卡片上，我将记录男孩、女孩们出勤和迟到的情况；他们干坏事时，我也要在卡片上做些小记号。我被告知应该用红笔记录坏事，学校却没有提供红笔。现在，我要么填写表格申请一支，要么就到商店买一支，因为记录坏事的红笔是老师最有力的武器。我有许多东西要到商店购买。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的美国社会繁荣，但这种繁荣并未惠及学校，特别是需要教学用品的新老师。负责行政的校长助理给过一张纸条，提醒所有老师注意本市的财政困难，并请节约使用这些教学用品。今天上午，我得作些决定。一分钟后，铃声将会响起，他们将蜂拥而入。如果他们看见我坐在讲台边，他们会说什么呢？嘿，快看，他正在躲起来。他们是研究老师的高手。坐在讲台边意味着你害怕了或者你很懒，所以把讲台作为屏障。最好的办法是离开讲台站着，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做个男子汉。第一天犯的错误需要几个月来弥补。
即将到来的孩子们上十一年级，十六岁。从幼儿园到现在，他们已经在学校待了十一年。所以，老师来，老师去，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老师：年长的、年轻的、粗暴的、和善的。孩子们观察、审视、判断。总的来说，他们知道老师的身体语言、语气语调和行为举止。他们似乎不是在洗手间或自助餐馆里无所事事时才讨论这些。十一年来，他们完全掌握了这一切，并传授给下一届的孩子。留心博伊德小姐，他们会说，作业，啊，作业。她改作业。改的。她没结婚，所以没有别的事儿可做。尽量选已婚有孩子的老师，他们没有时间坐下来读书、看文章。如果博伊德小姐定期做爱，她就不会布置那么多作业。她和她的猫一起在家里听古典音乐，改我们的作业，给我们添麻烦。有些老师好对付。他们给你布置一堆作业，收上来打个钩，甚至看都没看。你可以抄一页《圣经》交上去，他们照样会在页首写上“很好”。博伊德小姐不这样。她会立马走到你身边：对不起，查理，这个是你自己写的吗？而你不得不承认，不是，这不是你写的。这时，你就麻烦了，哥们儿。
提前到校是个错误，这给了人太多时间考虑将要面对的一切。我从哪儿来的这个勇气，认为自己能够应付美国青少年？无知。就是它给了我勇气。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时代，报纸上报道了美国青少年的巨大不幸。这些是“‘迷惘的一代’的迷惘孩子的迷惘孩子”。电影、音乐剧、书籍都在告诉我们他们的不幸：《无因的反叛》、《黑板丛林》、《西区故事》、《麦田里的守望者》。他们发表绝望的演讲：生活没有意义，所有的大人都是骗子，活着有什么用？他们没有什么可盼望的，甚至没有一场他们自己的战争（他们可以在这场战争中前往穷乡僻壤杀死土著人，戴着勋章，拄着拐杖，穿过抛撒彩纸的欢迎人群沿百老汇大街行进，接受姑娘们的赞美）。对刚刚打完仗的父亲们抱怨没有用，对父亲们打仗时在家等候的母亲们抱怨也没有用。父亲们会说：哦，闭嘴，别烦我。我屁股上还有块炸弹碎片。我没时间听你抱怨。你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好抱怨。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像你那么大时，都已经在废品回收站工作了，后来又到码头干活，这样我才能送你这个可怜的笨蛋去上学。去挤你那些该死的青春痘吧，让我看会儿报纸。
青少年有那么多不幸，以至于他们组成众多帮派，相互斗殴。这不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有着凄美爱情故事和雄壮背景音乐的暴力美学，而是卑鄙的打斗。他们彼此谩骂诅咒。意大利人、黑人、爱尔兰人、波多黎各人手持刀子、链条、棒球棒，在中央公园和希望公园彼此攻击，血溅草地，而不论是谁的血，都一样鲜红。如果有人丧命，就会招致公众的愤怒和指责：如果学校和老师履行职责，这些可怕的事情就不会发生。爱国者们声称：如果这些孩子有时间和精力打群架，我们何不把他们送到海外去打那些该死的共产分子，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那个问题？
许多人认为，职业学校是为没能力上普通高中的学生开办的垃圾倾倒场。这样说很势利。上千个年轻人想成为自动化机械师、美容师、机械师、电工、水暖工和木匠，对于公众来说，这无关紧要。这些年轻人不想被宗教改革、一八一二年战争、沃尔特·惠特曼、艺术欣赏和果蝇的性生活所困扰。
但是，哥们儿，如果不得不学这些，我们会学的。我们会坐在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的课堂上。我们会在我们的商店工作，在那儿，我们了解真实的世界。我们会努力对老师好，并在四年后离开这里。唷！
他们来了。门砰的一声撞上黑板下方的架子，激起一阵粉笔灰。一大群人涌进教室。他们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地走进教室，说声早上好，然后坐下呢？哦，不。他们得推着挤着。一个用装出来的威胁口气说：嗨。另一个回敬道：嗨。他们彼此侮辱，毫不理会最后一遍铃声，不慌不忙地坐下。那很酷，老兄。看，那有个新老师。新老师懂个屁。那又怎样？铃声？老师？新家伙。他是谁？管他呢。他们隔着整间教室和朋友交谈，懒洋洋地靠在对于他们来说过小的课桌上，伸出双腿。如果有人被绊倒，他们就哈哈大笑。他们朝窗外看，视线越过我的头顶，看美国国旗或者看由马德小姐（现已退休）用胶布贴在墙上的爱默生、梭罗、惠特曼、艾米莉·狄金森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他是怎么来到这儿的？——的图片。这是《生活》杂志的封面，那图片到处都是。在课桌上父兄多年前的凿痕旁，他们用铅笔刀刻上姓名的首字母，刻上心和箭头表示爱的宣言。有些旧课桌被凿得太深了，以至于你能透过曾经刻着心和箭头的窟窿看到自己的膝盖。情侣们坐在一起，手拉着手，说着悄悄话，凝视着对方。靠着教室后面壁橱的三个男孩唱着男子和声重唱（男低音、男中音和男高音），打着拍子，告诉全世界他们是恋爱中的青少年。
他们每天五次推挤着进入教室。五个班，每班三十到三十五个人。青少年？在爱尔兰，我们在美国电影里见过情绪乖戾不定、驾车四处兜风的他们，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乖戾不定。他们有吃、有穿、有钱，但对父母很无礼。爱尔兰没有青少年，在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是个孩子。你上学直到年满十四岁。如果你对父母无礼，他们会劈脸给你一巴掌，把你打翻在地。你长大成人，干体力活，结婚，在星期五晚上喝杯啤酒，在同一天晚上跳到妻子身上，让她不停地怀孕。几年以后，你移民英格兰，在建筑工地干活，或者加入皇家部队，为大英帝国而战。
当一个叫皮特的男孩大喊“谁要大红肠三明治”时，三明治事件上演了。
你开玩笑吧？你妈妈一定不喜欢你，给你这样的三明治。
皮特把棕色的三明治纸袋扔向发表评论的安迪，全班欢呼起来。打，打，他们说，打，打。纸袋掉在黑板和安迪所在的第一排课桌之间的地上。
我从讲台后走出，发出了教学生涯的第一声：嗨。在纽约大学受过四年高等教育的我，此时能想到的只是“嗨”。
我又说了一遍：嗨。
没人理我。他们正忙于使这场既可以消磨时间又可以使我忘掉上课的战争升级。我走向皮特，发表了我的第一份老师声明：不要扔三明治。皮特和整个班级惊呆了。这个老师，新老师，就这样阻止了一场好戏。新老师应该管好他们自己的事，或者去找校长或主任——人人都知道他们要很久才会赶来。这意味着你可以边等边看好戏。另外，你打算拿一个在你已经扔了三明治后却叫你不要扔三明治的老师怎么办呢？
本尼从教室后面喊道：嗨，老师，他已经扔了三明治。现在叫他不要扔三明治没用。那边地上有个三明治。
全班大笑起来。世界上再没有比一个在你已经做了一件事后却叫你不要做这件事的老师更傻的了。一个男孩捂住嘴说：傻瓜。我知道他在说我。我真想一脚把他从座位上踢出去，但那将会终结我的教学生涯。另外，那只捂着嘴巴的手很大，而他的课桌对于他的身体来说太小了。
有人说：哟，本尼，你律师呀，啊？全班又大笑起来。耶，耶，他们说着，并等着我的行动。这个新老师会怎么做呢？
纽约大学的教育学教授们从来没有教过如何应对飞舞的三明治之类的情形。他们谈论教育学理论和理念，道德和伦理责任，以及同完整孩子、格式塔、孩子感受到的需要（如果你不介意）打交道的必要性，但从来没有讲过如何应对教室里的关键时刻。
我是不是该说，嗨，皮特，站到这儿来，捡起那个三明治之类的话？我是不是该把三明治捡起来，扔进废纸篓，以示对那些扔三明治的人的蔑视？世界上还有上百万人在饿肚子呢！
他们得意识到我是老板，我很强硬，我不吃他们那一套。
包在蜡纸里的三明治已有一半露出纸袋，散发出来的味道告诉我，三明治里不仅只有大红肠。我把它捡起来，打开包装纸。这不是把肉夹在几片没味儿的美国白面包里做成的普通三明治。这个三明治的面包黑而厚，由布鲁克林区的一位意大利母亲烘烤，硬度足够承受几片香喷喷的大红肠，中间夹着西红柿片、洋葱片和辣椒片，还淋了橄榄油，散发着唇齿留香的美味。
我把三明治吃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课堂管理行为。我那张被三明治塞得满满的嘴吸引了全班的注意力。他们，三十四个平均年龄十六岁的男孩和女孩，惊讶地呆望着我。我可以看见他们眼里的钦佩。我成了他们生命中第一个从地上捡起三明治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它吃掉的老师。三明治人。在我童年时期的爱尔兰，我们也钦佩过一个老师，他每天都吃一个苹果，并把削下来的长长的苹果皮奖给好学生。这些孩子看着油从我的下巴滴到我那从“广场上的克莱恩”连锁店花两美元买的领带上。
皮特说：哟，老师，你吃的是我的三明治。
全班同学都嘘他：闭嘴。没看见老师正在吃东西吗？
我舔了舔手指，说：好吃。然后把纸袋和蜡纸搓成团，用手指把它弹进废纸篓。全班欢呼起来。哇噻！他们说，唷，乖乖，真不得了！看哪，他吃了三明治。他命中废纸篓了。天哪！
难道这就是教学？是的，哇噻。我感觉像个冠军。我吃了三明治。我命中了废纸篓。我觉得我在这个班上无所不能，我已经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很好，只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我是来教书的，但我不知道怎样从三明治转到拼写或语法或段落结构或其他与我应该讲的内容（英语）有关的题材。
学生们一直笑着，直到他们看见窗户上出现了校长的脸，黑色的浓眉在额头中间拧成一个问号。校长推开门，示意我出去。能和你说句话吗，迈考特先生？
皮特小声说：嗨，老师，别担心三明治。我不要了。
全班都在附和：是的，是的。他们说话的方式表明，如果我和校长之间有麻烦，他们会站在我这边。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师生间休戚与共的情感。在教室里，你的学生可能会支吾其词、抱怨连连，但当校长或其他外人出现时，他们马上就会和你形成一个牢固的统一阵线。
在楼道里，他说：我想你明白，迈考特先生，老师早上九点在教室里当着学生的面吃午饭可不合适。你第一天教课，你打算以吃三明治开始吗？那是正确的步骤吗，年轻人？这不是我们这儿的做法，这会给孩子们错误的观点。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吗，嗯？如果老师停下手头的工作，在教室里吃午饭，尤其是在还是早饭时间的上午，你想想这会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在早间课上，偷吃东西、用蟑螂和各种啮齿类动物吸引大家注意力的孩子已经给我们带来足够多的麻烦了。教室里赶出过松鼠，至于老鼠，我简直不愿再提。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这些孩子和一些老师，你的同事，年轻人，将会把学校变成一个大自助餐厅。
我想告诉他三明治事件的真相，以及我如何很好地应对了这个局面。但是，如果我这么做，我的教学工作可能也就走到了尽头。我想说：先生，这不是我的午饭。这是一个男孩的三明治，他把它扔给另一个男孩。我捡了起来，因为我初来乍到，班里就发生了这种事，可大学课程里没有关于扔三明治和捡三明治的内容。我知道我吃了三明治，但我这么做是出于绝望，或者是对全班进行有关杜绝浪费的教育并让他们明白谁是班级的主宰，或者，上帝，我吃三明治是因为我饿了。为了不失去这份好工作，我保证我再也不这么做了，但你必须承认这个班没有闹，很安静。如果那是个吸引职业高中学生注意力的方法，你应该为我今天余下的四个班准备一堆大红肠三明治。
我什么也没说。
校长说他会帮我，因为，哈，哈，我看上去非常需要帮助。我承认，他说，你吸引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那很好，但是看看你是否可以用不那么戏剧性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试着教课。那是你来这儿的目的，年轻人。教课。现在你要收复失地。就到这儿吧。老师和学生都不允许在教室里吃东西。
我说：是，先生。然后他挥挥手，让我回教室。
全班同学问：他说什么了？
他说我不应该上午九点时在教室里吃午饭。
你没有吃午饭。
我知道，但他看见我在吃三明治。他告诉我不能再这么做了。
嘿，那不公平。
皮特说：我会对我妈说你喜欢她做的三明治。我会告诉她你因为她的三明治遇到不少麻烦。
好的，皮特，但不要告诉她你把三明治扔了。
不会，不会。不然她会杀了我。她从西西里来，西西里那儿的人很容易激动。
告诉她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吃的三明治，皮特。
好的。
我有罪。
我讲故事，而不是讲课。
讲任何能让他们安静、让他们坐在座位上的事。
他们认为我在讲课。
我在学习。
你称自己为老师吗？
我不称自己为什么。我不仅仅是个老师，同时又称不上是个老师。在高中课堂上，你是军训教官、拉比、哭泣时可依靠的肩膀、维持纪律的人、歌手、低水平学者、店员、裁判、小丑、顾问、服装礼仪的实施者、乐队指挥、辩护者、哲学家、合作伙伴、踢踏舞者、政客、精神治疗师、傻瓜、交警、神甫、母亲——父亲——兄弟——姐妹——叔叔——阿姨、记账人、评论家、心理学家和最后一根稻草。
在教员餐厅里，老教师们警告我：孩子，不要告诉他们有关自己的事儿。他们是孩子，该死。你是老师。你有隐私权。你知道这个游戏，是不是？这些小浑蛋无恶不作。他们不是，重复一遍，不是你的正常朋友。当你准备正经地上一堂关于语法什么的课程时，他们能闻出来。他们会转移你的注意力，孩子。小心提防他们。这些孩子在这儿已经好多年了，十一或十二年。他们对老师了如指掌。他们知道你是否在考虑语法或拼写。他们会举起小手，脸上挂着那种很感兴趣的表情，问你小时候玩过什么游戏或者你喜欢该死的“世界系列”节目中的哪个人物。哦，他们会的，而你会信以为真。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你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而他们分不清句子成分就回家了。回家后，他们会把你的生活告诉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关心的不是这些。他们会应付了事，但那又会给你带来什么呢？你不可能要回留在他们小脑袋瓜里的那些有关你生活的点点滴滴。你的生活，老弟，那是你拥有的一切。不要告诉他们。
他们的忠告被糟蹋了。我通过反复试验才弄懂教书之道，并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不得不寻找自己做人、做老师的方式。这是我三十年来在纽约市课堂内外一直努力想得到的。我的学生不知道，他们面前站着那么一个挣脱了爱尔兰历史和天主教教义的蚕茧，并将蚕茧碎片撒得遍地都是的人。
我的经历挽救了我的人生。在麦基职业技术高中任教的第二天，一个男孩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将我带回到过去，影响了我日后三十年的教学方式。我被推到过去，推到我的人生素材之中。
乔伊·桑托斯叫道：哟，老师——
你不应该喊叫。你应该举手。
是的，是的，乔伊说，但是……
他们说是的是的，那种样子告诉你他们正勉强容忍你。我们正尽量耐心，嘿，给你个喘息的机会，因为你只是个新老师。
乔伊举起手：哟，教书匠——
叫我迈考特先生。
是的。好吧。那么，你，苏格兰人还是其他什么？
乔伊是班级代言人。每个班除了牢骚鬼、小丑、好好先生、第一美女、热心于任何活动的志愿者、运动员、知识分子、妈妈的乖儿子、神秘主义者、娘娘腔、情人、评论家、笨蛋、认为罪恶遍地的宗教狂、坐在教室后面盯着课桌的沉思者、乐天派和认为所有生物都有其优点的圣徒外，都有一个班级代言人。这个人的工作就是向老师提问，问任何能让老师不再讲烦人课程的问题。我也许是个新老师，但我识破了乔伊拖延课程的把戏。这个把戏很普遍，我在爱尔兰也玩过。我在利米国立学校就读时就是班上的代言人。老师一在黑板上出代数题或爱尔兰语的动词变化题，男孩们就会发出尖利的嘘声：问他问题，迈考特，别让他上这该死的课。问呀，快问。
我会说：老师，爱尔兰以前有代数吗？
奥哈洛伦先生喜欢我这个书写整洁、礼貌而听话的好孩子。他会放下粉笔。从他坐在讲台旁的姿势和开口说话之前不慌不忙的神态，你会发现，能够逃脱代数和爱尔兰语句法，他多么开心。他会说：孩子们，你们有权为你们的祖先而自豪。在希腊人，甚至在埃及人之前，在这个可爱的国度里，你们的先人就能在严冬收集太阳光，并用它们长时间照亮昏暗的内室。他们知道天体运行的方式，而这使得他们懂得比代数、微积分更多的知识。孩子们，哦，更多，多得多呢。
有时候，在温暖的春日，他会坐在椅子上打盹，而我们四十个孩子静静地坐着，等他醒来。即使他睡过了放学时间，我们也不敢离开教室。
不，我不是苏格兰人。我是爱尔兰人。
乔伊看上去很真诚：哦，是吗？什么是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就是任何来自爱尔兰的人。
就像圣帕特里克㊟，对吗？
哦，不，不准确。这就要讲有关圣帕特里克的故事，这会让我们远离烦——人——的英语课，而这又会带来其他问题。
嘿，老师。在爱尔兰，人人都说英语吗？
你们玩什么样的体育运动？
在爱尔兰都是凯尔特人吗？
别让他们左右课堂秩序。勇敢地面对他们，向他们表明谁是课堂的主宰。要么态度坚决，要么死路一条。别理会他们。告诉他们：打开笔记本，拼写单词的时间到了。
哎，老师，哎，上帝，哎，哥们儿。拼写，拼写。我们必须做吗？他们呻吟道：烦——人——的——单词拼写。他们假装用脑袋砰砰地撞桌子，把脸埋到胳膊里。他们乞求不要做单词拼写。不要，不要嘛。嗨，我们本认为你是个好人，年轻有为。为什么所有英语老师都要做同样老掉牙的事情呢？一样老掉牙的拼写课，一样老掉牙的词汇课，一样老掉牙的狗屎。抱歉，说脏话了。你能不能跟我们多讲些有关爱尔兰的事呢？
哟，教书匠——乔伊又开口了。救场的代言人。
乔伊，我对你说过，我的名字是迈考特先生，迈考特先生，迈考特先生。
好吧，好吧。那么，老师，你在爱尔兰和女孩子约会吗？
没有，该死的。绵羊。我们和绵羊约会。你们以为我们会和什么约会？
全班哄堂大笑。他们拍着胸脯大笑，用胳膊肘推来推去，假装从课桌上翻下去。这个老师，他疯了，哥们儿。讲笑话呢。和绵羊约会。锁好你的绵羊。
劳驾，请打开你们的笔记本。我们开始拼写单词了。
他们大笑不止。单词表里有绵羊这个词吗？哦，上帝。
那个自作聪明的回答是个错误。那会招来麻烦。好好先生、圣徒和评论家一定会打小报告：噢，妈妈，噢，爸爸，噢，校长先生，猜猜老师今天课上说了些什么。有关绵羊的坏事。
我对此措手不及。我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训，也没有准备。这不是教学。这和英语文学、语法、写作无关。什么时候我能足够强大，能步入教室后立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并开始上课呢？这所学校有一些在老师掌控之下安静好学的班级。在自助餐厅，老教师们告诉我：哦，那至少需要五年时间。
第二天，校长派人找我。他坐在办公桌后，抽着烟接电话。他不停地说：对不起。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我会和当事人谈。新老师，我猜。
他放下电话：绵羊。怎么扯上了绵羊？
绵羊？
我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有人投诉你在课堂上说“该死的”。我知道你刚从一个农业国家来，不熟悉这儿的情况，但是你必须有些基本常识。
不，先生，不是刚到。我到这儿已经八年半了，包括两年兵役。这还不算我在布鲁克林区度过的几年婴儿期。
好了，看看，先是三明治，现在又是绵羊。该死的电话又响了。家长们都在抗议，我得找个地方躲起来。你到这儿才两天，两天都麻烦不断。你是怎么做到的？如果你能解释清楚，你就会振作一点。你到底为什么要对那些孩子讲起绵羊？
对不起。他们不停地问我问题，我被惹火了。他们就是不让我讲单词拼写。
就这些？
那时我觉得绵羊事件是有点儿可笑。
哦，是的，的确是。你在那儿主张纵欲。十三位家长要求解雇你。斯塔滕岛区有许多有正义感的人。
我只是开玩笑。
不，年轻人，这儿不允许开玩笑。这是个时间和场合的问题。你在课堂上说的话他们都信以为真。你是老师。当你说你和绵羊约会时，他们会轻信你说的每一个词。他们不知道爱尔兰人的婚姻习惯。
对不起。
这次就算了。我会告诉家长，你是个刚下船的爱尔兰移民。
但是，我出生在这儿。
在我挽救你人生的时候，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听我讲，嗯？这次，我就不追究了。我不会在你的档案中记上一笔。你意识不到在档案中记一笔有多么严重的后果。如果你想在这个系统里获得提升，成为校长、校长助理、教导主任，档案中的那一笔会拖你的后腿。那是长期向下滑行的开始。
先生，我不想成为校长。我只想教课。
是的，是的。他们都这么说。你会忘了这些话。这些孩子会让你在三十岁之前就头发花白。
很显然，我还不是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老师。他们不理会所有的问题、请求和抱怨，只是自顾自地讲授经过认真准备的课程。这使我想起利默里克那所学校。在那儿，功课最重要，而我们什么也不是。那时我就梦想有这么一所学校：在那儿，老师是向导，是顾问，而不是监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教育理念，只是讨厌那些逃离了教室却回过头来给教室的主人（老师和学生）带去麻烦的官僚主义者和上级长官。我从未想过要填写他们的表格，遵守他们的指导方针，负责他们的考试，忍受他们的窥探，或使自己适应他们的学习计划和课程。
如果校长说，这个班是你的，老师，做你想做的事，我会对我的学生说，把椅子推到一边，躺在地上，睡觉。
什么？
我说，睡觉。
为什么？
你躺在地上自己想去吧。
他们会躺在地上，有些人会迷迷糊糊地睡过去。男孩扭动身子靠近女孩时会咯咯地笑。睡着了的人会发出甜蜜的鼾声。我会和他们一起伸着四肢躺在地上，问谁会摇篮曲。我知道有个女孩会起个头，其他人会跟着唱。一个男孩可能会说：哎，如果校长进来该怎么办？不管他，继续唱摇篮曲。有人低声说。迈考特先生，我们什么时候起来？有人会告诉他：嘘，哥们儿。他就会不做声了。铃声响起，他们慢慢从地上起来，离开教室，浑身轻松但也很困惑。不要问我为什么上这么一堂课。一定是精神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