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蓟丛中的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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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塔说她工作的那所位于下东区苏厄德公园的高中正在招老师。主楼过于拥挤，所以我被派到新增的教学区，位于东河边的一所废弃小学。我的少年们抱怨说，将他们正在发育中的身体硬塞进婴儿家具中很不舒服而且有伤尊严。

这是所不同种族混合的学校：犹太人、华人、波多黎各人、希腊人、多米尼加人、俄罗斯人和意大利人。对于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我没有准备也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训。

孩子们都想扮酷，从来不遵从父母或者大人。他们想四处闲荡，说些街面上的话。他们想用流利的口才骂人。你可以诅咒，可以骂人。你是个人，哥们儿。

如果你四处闲荡，而这个狐媚的白人小妞又走在人行道上，你就得摆出很酷的样子，哥们儿。如果你不知道暗语或者带着点儿可笑的外国口音，她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哥们儿，你就回家手淫去吧。你会很恼火，因为英语就是个该死的没有意义的语言，你永远都学不会。哥们儿，可你在美国，你就得接受它。

所以，教书匠，忘掉你那妄自尊大的文学，讨论些实质性问题吧。回到最基础的对话上来吧，哥们儿。好好讲课吧。慢慢、慢慢地讲课吧。

铃声响了，我听到了巴别塔的声音。

对不起。

他们不理我，或者他们不理解我这温和的请求。

再一次。对不起。

一个红头发、大个子多米尼加男孩对上了我的目光。老师，你要我帮忙吗？

他爬上课桌，大家都欢呼起来，因为爬上课桌被当局严厉禁止，而雷德·奥斯卡就当着老师的面公然藐视当局。

唷！奥斯卡说，看吧。

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看吧，看吧，看吧，看吧，看吧，直到奥斯卡举起手叫道：唷！住嘴！听老师讲话。

谢谢，奥斯卡，但是你能下来吗？

一只手举了起来。那么，先生，你叫什么名字？

我在黑板上写上“迈考特先生”，接着读了一遍。

嗨，先生，你是犹太人吗？

不是。

这个学校所有的老师都是犹太人。你怎么会不是？

我不知道。

他们看上去很诧异，甚至可以说很震惊。这种表情传遍整个教室。这种表情说：米盖尔，你听到了吗？站在那边的老师，他不知道。

那是个富有刺激性的时刻。老师承认自己无知，全班学生被惊得鸦雀无声。摘下面具吧，教书匠，那真是个解脱。不再是无所不知先生。

几年前，我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是杂居平民的一分子。那是我的移民舒适度。我通晓英语，但我的窘境和他们差不多，处于社会最底层。我可以摘下老师的面具，走下讲台，和他们坐在一起并询问他们的家庭，问他们在故国的生活怎么样。我可以对他们讲我的生活，那些坎坷的日子，告诉他们多年来我如何躲藏在面具后面。事实上，我现在依然如此。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关上那扇门，将世界关在门外，直到他们能够说让他们觉得很酷的英语，酷到他们可以和那个狐媚的白人小妞讲，他们已经准备好做些小动作了。

那不是很好吗？

我看着这群来自各个国家的孩子，这些颜色、形状各异的脸庞，这个上帝的多彩花园：头发比在欧洲见到的任何东西都更黑更亮的亚洲人；西班牙裔男孩和女孩那大大的褐色眼睛；有些人腼腆，有些人喧闹，男孩装模作样，女孩忸忸怩怩。

南希·朱问她是不是可以在这天最后一节课后和我谈谈。她坐在座位上，等着教室空下来。她提醒我她在我十年级第二学时那个班上。

我从中国来，到这儿已经三年了。

你的英语很好，南希。

谢谢！我跟弗雷德·阿斯泰尔学英语。

弗雷德·阿斯泰尔？

我知道他的电影里的所有歌曲。我最喜欢的是《高顶黑色大礼帽》。我一直在唱他的歌。我父母认为我疯了。朋友们也这么认为，他们只知道摇滚乐，而你无法从摇滚乐中学习英语。因为弗雷德·阿斯泰尔，我一直和父母有意见。

嗯，那不正常，南希。

另外，我还观察你讲课。

哦。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紧张不安。你懂英语，所以你应该很酷。孩子们都说如果他们懂得英语，他们会很酷。你有时候不紧张，孩子们喜欢那样。他们喜欢听你讲故事、唱歌。当我紧张不安时，我就唱《在黑暗中跳舞》这首歌。你应该学会这么做，迈考特先生，对着全班同学唱歌。你的嗓子并不差。

南希，我来是教英语，不是来表演歌舞。

你能告诉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不紧张的英语老师吗？

但是你的父母会怎么说？

他们认为我已经疯了。他们说他们后悔把我从中国带来，那儿没有弗雷德·阿斯泰尔。他们说我甚至已经不是个中国人了。他们说如果只是为了当老师、听弗雷德·阿斯泰尔的歌，从中国来到这儿又有什么用呢？那儿也有老师。你到这儿是为了挣钱，我的父母说。迈考特先生，你能告诉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英语老师吗？

没问题，南希。

谢谢，迈考特先生。如果我在班上问问题，你会介意吗？

在班上，她说：来美国时就懂英语，你真是运气。你来美国时的感受如何？

困惑。你们知道困惑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单词在教室里游走。他们用各自的语言互相解释这个词，然后点点头：耶，耶。那边的那个人，那个老师曾经和他们一样感到困惑，而他通晓英语，并且无所不知。这让他们很吃惊。那么，我们有了共同之处——困惑。

我告诉他们，刚到纽约时，我在语言和食物名称方面遇到了麻烦。我不得不学会一些食物的单词：泡菜、酸卷心菜丝、热狗、抹了奶油干酪的硬面包圈。

然后我对他们讲了我的第一次教学经历。那次经历与学校无关。在当老师之前，我曾在一家旅店工作。比格·乔治，一个波多黎各厨师，说有五个厨房工人想学英语。如果我能每周一次在午饭时间教他们单词，他们愿意每人付五十美分，一小时就是两美元五十美分。到月底，我就有十二美元五十美分。那是我一生中一次性挣得最多的钱。他们想知道厨房物品的名称，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物品的英语名称，你怎么能晋升呢？他们举起一样东西，我说出名称并拼写在纸上。当我说不出那个带把的扁平物品（我人生中的第一把刮刀）的名称时，他们笑了。比格·乔治笑得大肚子直颤。他告诉厨房工人那是刮刀。

他们想知道如果我来自英格兰之外的别的国家，我又怎么会说英语呢？我不得不解释爱尔兰如何被占领，英国人如何欺侮我们、折磨我们直到我们讲他们的语言。当我谈起爱尔兰时，会有一些他们不懂的单词，而我不清楚我是否应该为解释这些单词而向他们额外收钱，还是只收与厨房有关的单词的钱。不，在我谈论爱尔兰时，他们看上去很伤心。他们说是的，是的，是的，还拍拍我的肩膀，让我吃几口他们的三明治。就冲这个，我就不能向他们收费。他们理解，因为他们也被占领过，先是西班牙人，然后是美国人。他们被占领过那么多次，以至于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究竟是黑人、白人、印第安人，或是三者合一。那很难向你的孩子解释，因为他们想成为一种人，一种人！而不是三种人。这就是他们在这个油腻腻的厨房里拖地板、洗锅、刷盘子的原因。比格·乔治说：这厨房油腻腻的，所以小心点。他们说：去你的！大家都笑了，甚至比格·乔治也笑了，因为像这样同纽约市个头最大的波多黎各人说话这个念头是如此疯狂。他自己也笑了，给每个人一大块楼上那些大英帝国的女儿们在盛大午餐中剩下的蛋糕。

上了四节课并拿到十美元后，厨房里已经剩不下什么可以让我教名称的东西，但这时，那个想晋升的埃德瓦多开始问有关食物和烹调的问题。炖肉怎么讲？他说，煸炒怎么讲？是的，还有腌泡。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词。我望了望比格·乔治，想看看他是不是会帮忙，但是他说只要我还在作为单词大专家赚大钱，他就不会对任何人说任何事。他知道我无法理解这些新单词，特别是当他们问我意大利面食和意大利调味饭之间的区别时。我提出到图书馆查查这些词的意思，但是他们说他们会自己去查。他们付给我钱又是为了什么呢？我本可以告诉他们：如果不能读英语，你们就无法到图书馆查任何东西。但是我没想起来可以这么说。我很紧张，以至于可能失去这笔每周两美元五十美分的新收入。他们说如果我在刮刀这个单词上浪费时间，他们不会介意，还会付给我钱；但是，他们不会付给一个不知道意大利面食和意大利调味饭之间差别的外国人大价钱。有两个人说对不起，他们要退出。另外三个说他们会坚持下去，希望我能帮他们熟悉像炖肉和煸炒那样的单词。我努力为自己辩解，说这些是法语词。当然，他们不会指望我知道除英语之外的任何东西。那三个人当中的一个拍拍我的肩膀，希望我不要让他们失望，因为他们想在厨房这个世界里获得提升。他们有妻子，有孩子，还有女朋友。这些人都等着他们晋升，给家里带来更多的钱，所以我能明白有多少人指望着我和我的单词知识。

比格·乔治说话很粗鲁，以此来掩饰他实际上相当温柔的内心。当那五个波多黎各人不在厨房时，他就教我那些我从未听说过的蔬菜和水果的名称：洋蓟、芦笋、柑橘、柿、芜菁甘蓝。他冲我一个劲儿地大声叫喊这些名称，让我感到很紧张，但是我知道他是想让我明白。这是我对波多黎各人的感受。我想让他们知道那些单词。当他们能够背诵我教给他们的单词时，我几乎忘了钱的事。这让我觉得高人一等，我想这一定是老师的感受。

后来，在我们更换衣服、洗手洗脸的更衣室里，那两个退出者生出了事端。他们知道锁柜这个单词，但现在他们想知道我们坐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板凳——还有锁柜里你们搁小件物品的那个平平的东西叫什么——架子。他们免费从我这儿得到这些单词的方法很聪明。他们会指着鞋上的带子，而我会告诉他们那是鞋带。他们会笑笑，说：谢谢，谢谢。他们不用付钱就学到单词，但我并不介意，直到三个付钱的波多黎各人中的一个说：你为什么告诉他们这些单词？他们不用付钱而我们却要，嗯？为什么？

我告诉他们，这些更衣室里的单词和厨房以及晋升没有关系，但是他们说我怎么说他们都不在乎。他们付我钱，不明白为什么退出者应该获得免费单词。这是那天他们在更衣室里用英语说的最后一句话。三个付钱的人用西班牙语冲两个退出者大喊大叫，而那两人也以怒吼相回应。锁柜门砰的一声响，五根中指刺向空中，直到比格·乔治咆哮着进来，用西班牙语冲他们叫喊，他们才停下来。我为更衣室里发生的这场激烈争吵而过意不去，想对那三个付钱的人作些补偿。我试图向他们泄露一些免费单词，例如地毯、电灯泡、簸箕和扫帚，但是他们说他们已经不在乎了，还说我应该拿着我的簸箕打自己的屁股。我说过我是从哪儿来的呢？

爱尔兰。

是的，是的。嗯，我要回波多黎各。不再喜欢英语了，太难，伤我的嗓子。

比格·乔治说：嗨，爱尔兰人，不是你的错，你是个好老师。你们这些家伙都到厨房吃块桃派。

但是我们没有吃到桃派，因为比格·乔治心脏病突发，瘫倒在炉火上。他们说你可以闻到他身体烧着的气味。

南希梦想着带她母亲去看弗雷德·阿斯泰尔的电影，因为她母亲从未出过门，而她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她母亲能背诵中国诗歌，特别是李白的诗。你听说过李白吗，迈考特先生？

没有。

她对全班同学讲，她母亲喜欢李白是因为他以一种很美的方式死去。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喝了些米酒，泛舟江上。月亮倒映水面的美景打动了他，他靠到船边想去拥抱月亮，结果掉进水里淹死了。

南希的母亲说到这一段时总会脸上挂满泪珠。她的梦想就是在中国的情况好转后回去，到那个江上泛舟。南希说，母亲说如果她年纪很大或者得了很严重的病，她也会像她喜爱的李白那样，靠到船边去拥抱月亮。谈起这件事，南希也哭了。

下课铃响起时，他们没有从座位上跳起来，急急冲出教室，而是静静地拿起东西，鱼贯而出。我相信他们的脑海里有月亮和江水的模样。

一九六八年，我在苏厄德公园高中遇到了整个教学生涯中最严峻的挑战。和以往一样，我有五个班：三个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班和两个正常的九年级英语班。其中一个九年级班由二十九个来自预备学校的黑人女孩，和两个坐在角落里、只管自己的事情、从来不说一句话的波多黎各男孩组成。如果男孩们开口说话，女孩们就会立刻攻击他们：谁叫你们说啦？所有的困难因素都集中在这个班里：性别冲突、同代人冲突、文化冲突和种族冲突。

女孩们不理我这个站在那儿试图引起她们注意的白人男子。她们有事要谈。前一天晚上总是有一些奇遇。男孩，男孩，还是男孩。塞丽娜说她没有和男孩约会，而是和男人。她有着姜黄色头发和淡棕色皮肤，很瘦，紧身衣松松地搭在身上。她十五岁，是班级的核心、争议的仲裁者和作出决定的人。一天，她告诉全班同学：我不想当领导了。你想和我一起吗？好的，你可以和我一起。

一些女孩对她在班级的地位发起挑战，试图和她较量。嗨，塞丽娜，你怎么会和老男人约会？他们什么也干不了。

不，他们能。他们每次能给我五美元。

她们向我抱怨：在这个班，我们什么事也不做。其他班都有事情做。

我拿来一台录音机。显然，她们喜欢听到自己讲话的声音。塞丽娜拿起麦克风。

我姐姐昨天晚上被捕了。她是个好人，只不过从商店里偷了两块猪排。白人一直在偷猪排之类的，但是他们没有被捕。我看见过白种女人将牛排藏在衣服里面走出商店。现在我姐姐被关在监狱里，一直到上法庭。

她停下来，第一次看了看我，递回麦克风。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你只是个老师，你只是个白人。她转过身，走回座位。她一本正经地坐着，手搁在课桌上。她已经煞了我的气焰，全班都知道这一点。

教室里出现了那个学期以来的第一次安静场面。他们等着我采取下一步行动，但是我惊呆了，手拿麦克风站在那儿。磁带一圈一圈地走着，什么也没录上。

还有其他人吗？我说。

他们盯着我看，那是蔑视吗？

一只手举了起来。玛丽亚，那个穿着考究、笔记本整洁的聪明女孩有一个问题。

先生，为什么其他班级出去旅游而我们哪儿也不去？我们只是坐在这儿对着愚蠢的录音机说话。为什么？

是的，是的。全班同学说，为什么？

其他班级去看电影。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看电影？

他们看着我，对我讲话，意识到我的存在，将我算进她们的世界里。如果你在那时走进教室，你也许会说：哦，有一个真正和班级打成一片的老师。看看这些聪明年轻的女孩，还有那两个男孩。他们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这让你相信公立教育。

那么，我说，你们想看哪部电影？我感觉自己像个主管。

《戒烟奇谈》，玛丽亚说，我哥哥在时代广场附近的百老汇看过。

不，塞丽娜说，那电影讲的都是毒品。你彻底停止服用毒品，不去诊所也不去看医生。

第二天，她们带来了父母同意他们去看电影的纸条。有十二张是伪造的，用父母给老师写信时应该使用的庄重言辞写成。

两个波多黎各男孩没带纸条，女孩们不答应了。为什么他们不去看电影？我们带了纸条之类的，我们得去看电影，而他们可以休息一天。为什么？

为了平息女孩们的不满，我对男孩们说，他们得写一篇关于他们如何度过这一天的短报告。女孩们说对，对，而男孩们看上去很生气。

到地铁站六个街区的路程中，二十九个黑人女孩和一个白人老师的队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店主冲我叫喊，要我告诉这些孩子把她们该死的手从该死的货品上拿开。你就不能控制一下这些该死的黑鬼吗？

她们跑到商店买糖果、热狗和瓶装的粉柠檬。她们说粉柠檬最棒了。为什么学校自助餐厅没有这种果汁，而只有那些个味道像洗涤剂或牛奶的果汁？

我们走下台阶，进入地铁站。女孩们把车费这码事抛在脑后，跳过旋转栅门，冲进大门。换零钱的货亭里的人叫道：嗨，嗨，你们买票！你们得买该死的票！我停了下来，不想让他知道我和这群野人是一伙的。

她们在地铁月台上跑来跑去。地铁在哪里？我看不见地铁。

她们作势要彼此把对方推到铁轨上。老师，老师，她想害死我，老师。你看见了吗？

等车的人向我怒目而视。一个男人说：她们为什么不回到属于她们的城外？她们不知道如何像人类那样行为举止。

我想成为一个勇敢、关切、负责任的老师，勇敢地面对他，为我那二十八个黑人女孩（玛丽亚这个谎言编造者除外）辩护，但是我离勇敢还很远。无论如何，我该怎么说呢？你试一下，愤怒的市民先生，你试着带领二十九个黑人女孩到地铁站。她们都十五岁，都因为一天不用上课而激动万分，饼干、糖果和粉柠檬里的糖分让她们兴奋不已。她们每天都像看一个快要融化的白雪人那样看你，你去试试在这种情况下教她们。

我什么也没说，为F列车的轰鸣声而祈祷。

上了车，她们大声尖叫，推搡，抢座。乘客们看上去很不友好。为什么这些小黑鬼不上学？怪不得她们那么无知。

在西第四街，一个很胖很胖的白人妇女一摇一摆地进了地铁，背朝关闭的车门站着。女孩们盯着她窃笑。她瞪了回去。你们这些小杂种看什么呢？

塞丽娜有一张聪明而善于惹麻烦的嘴。她说：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山坐地铁。

她的二十八个同学大笑起来，装出要倒下的样子，然后又笑了。塞丽娜满脸严肃地盯着那个胖女人，而那个胖女人说：过来，宝贝。我向你展示一下山怎么移动。

我是老师，我得显示自己的威风，但是该怎样做呢？那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看了看其他乘客，他们紧皱眉头表示反感。我想还击，想保护我的二十九个学生。

我背对着站在那个胖女人面前，以阻止塞丽娜靠近。

她的同学们反复喊着：冲啊！塞丽娜，冲啊！

地铁开进第十四街车站，胖女人倒退着走出车门。你很运气，我得下车了，宝贝。要不然，我会把你当早饭吃了！

塞丽娜在她身后嗤笑：是的，胖子，你确实需要吃早饭。

她移动身子，好像要跟踪那个女人，但我挡在门口，把她拦在车内，直到我们到达第五十二街。她看我的那个样子让我既满足又困惑。如果能把她争取过来，我也就控制了整个班级。她们会说：那就是迈考特先生，那个阻止塞丽娜在地铁上和白种女人打架的老师。他在我们这一边。他不错。

一看到第五十二街两旁的色情和性用品商店时，就没人能再把她们聚集在一起。她们呵呵咯咯地笑着，摆出和商店橱窗里半裸模特一样的姿势。

迈考特先生，迈考特先生，我们能进去吗？

不，不能。你们没看见告示牌吗？你们得二十一岁才行。我们走吧。

一个警察站在我面前。

我是她们的老师。

那么，这些孩子大白天的在第五十二街做什么？

我脸红了，感到很尴尬。去看电影。

嗯，这就有意思了。去看电影！我们就为这个纳税。好了，老师先生，让这些女孩们走开。

好的，女孩们，我说，我们走吧，直奔时代广场。

玛丽亚走在我旁边。她说：你知道，我们以前从没来过时代广场。

我真想因为她和我说话而拥抱她，但是，我所能做的只是说一句：你应该晚上到这儿来看灯。

电影院到了，她们冲向售票处，互相将对方推到一旁。五个女孩在我身旁徘徊，斜着眼睛看我：怎么回事？你不去买票吗？

她们不断改变位置，眼睛看着别的地方，说她们没钱。我心想：嗯，那你们到底为什么来这儿呢？但我不想破坏与她们正在发展中的关系。明天，她们可能会让我当老师了。

我买了票，分给她们，希望她们能看我一眼或者说声谢谢。可什么也没有。她们拿了票，冲进大厅，揣着她们告诉我没有的钱，径直来到货摊前，然后抱着爆米花、糖果和几瓶可乐摇摇晃晃地上楼。

我跟着她们来到楼厅。她们在那儿推搡、抢座位，还滋扰其他观众。引座员向我抱怨：我们不允许这样。我对女孩们说：请坐下，安静！

她们不理我。她们是一个由二十九个黑人女孩组成的亲密团体，她们自由自在，不受约束；她们嗓门粗哑，目空一切；她们互相扔爆米花，冲着上面的放映室大喊：嗨，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电影啊？我们不想永远住在这儿。

放映员说：如果她们不安静下来，我就要叫管理员了。

我说：好的。管理员来的时候，我想在场。我想看管理员对付她们。

但是，灯光暗了下来，电影开始了，我那二十九个女孩安静下来。开始的一段镜头展示了一个完美的美国小镇：美丽的林荫大道，金发碧眼的白人孩子骑着小自行车沿街飞奔。欢快的背景音乐使我们相信在这个美国乐园里，一切都很美好。从第一排传来了我那二十九个女孩中的一个发出的一声痛苦的惨叫，嗨，迈考特先生，你怎么带我们来看这些白鬼子的电影？

电影放映的整个过程中，她们一直在抱怨。

引座员拿手电筒照她们，用管理员相威胁。

我恳求她们：女孩们，请安静。管理员来了。

她们将抱怨转变为单调而有节奏的喊叫：

管理员来了

管理员来了

嘿！嗬！爸爸啊！

管理员来了

她们说管理员会拍她们的马屁，这下惹恼了引座员。他说：好吧！就这话！就这话！这话！你们行为不检点。你们出去！出——去！

哦，姐们儿，他知道怎么拼写呢！好吧，我们安静。

当电影结束，灯光亮起来时，没有人起身。

好了，我说，我们走吧。电影结束了。

我们知道电影结束了。我们不是瞎子。

你们现在应该回家。

她们说她们还要待在电影院。她们还要再看一遍这个白鬼子的电影。

我告诉她们我要走了。

好吧，你走吧。

她们转过身，等着看第二遍《戒烟奇谈》，那个无聊的白鬼子电影。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二十九个女孩说：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吗？不再有外出活动了吗？就这么坐在这儿讨论名词吗？你就让我们写你抄在黑板上的那些东西吗？就这些吗？

我信箱里的一张纸条宣布，我们的学生要到长岛看一场由大学生表演的《哈姆雷特》。我把这个通告扔进废纸篓。二十九个可以坐两小时看《戒烟奇谈》的女孩，绝不会欣赏《哈姆雷特》。

第二天，更多的问题来了。

为什么别的班都去看话剧了？

嗯，那是莎士比亚写的一个话剧。

是吗？那又怎么啦？

我怎么能告诉她们事实？怎么能告诉她们我对她们的期望很低，认为她们绝对听不懂莎士比亚的话呢？我说那话剧很难懂，我认为她们不会喜欢。

哦，是吗？那么，它讲的是什么，这个话剧？

这个话剧名叫《哈姆雷特》，讲的是一个外出归来的王子惊讶地发现他的父亲死了，而母亲嫁给了他的叔叔。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塞丽娜说。

全班都惊叫起来：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

娶了母亲的兄弟想杀死王子，对不对？

是的，但那个后来才发生。

塞丽娜看了我一眼，表示她正在尽量保持耐心。这个当然是后来才发生。所有事情都后来才发生。如果所有事情在一开始都发生了，那么后来就没什么可发生的了。

唐娜说：你在说些什么呀？

不关你的事。跟老师讲有关王子的事。

一场争吵正在酝酿之中，我得制止它。我说：哈姆雷特对母亲和叔叔结婚很生气。

她们说：哇呀！

哈姆雷特认为叔叔杀害了父亲。

我不是早就那么说了吗？塞丽娜说。如果你也要这么说，我说又有什么用呢？我们还是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去看这个话剧？白人孩子去看这个话剧只是因为这个王子是白人。

好吧。我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和其他班一起去。

她们排队上公共汽车。她们告诉过往的行人和开车的人，她们要到长岛看那个关于一个女人嫁给她死去丈夫的兄弟的话剧。波多黎各男孩们问他们是否可以坐在我旁边。他们不愿意和这些不停讨论性和其他事情的疯女孩们坐在一起。

汽车一开上街，女孩们就打开书包，分享午餐。她们悄声讨论：谁能用面包片击中司机，谁就可以得奖。她们每人出十美分，获胜者可以得两美元八十美分。但是司机正通过后视镜看着呢。他告诉她们：你们试试。来，试试！你们那黑色小屁股就会被扔到车外。女孩们用那种无畏而放肆的语调说：噢，耶！她们所能说的也就这些，因为司机是个黑人。她们认识他，她们不会得逞。

到了大学，一个手提电喇叭的人宣布：老师们要把自己班的学生集合在一起。

我那所学校的校长助理告诉我，他们指望我维持我班上的秩序。那个班名声不好，他说。

我领着她们走进礼堂。我站在过道上，而她们在座位上推搡争吵。波多黎各男孩们问他们是否可以坐在远处。当塞丽娜称他们为美籍西班牙人和西班牙人时，女孩们发出阵阵咯咯的笑声。直到哈姆雷特父亲的幽灵出现并把大家都吓坏了，她们才止住笑。那个幽灵踩着黑布包着的高跷出现在舞台上，女孩们发出“嗬”、“啊”的赞叹声。当聚光灯暗去、他消失在舞台侧幕时，坐在我旁边的克劳迪娅叫道：啊，他是多么可爱啊！他上哪儿了？他还回来吗，老师？

是的，他会，我说。整个礼堂里严肃的人们发出的低低的嘘声让我很尴尬。

每次幽灵出现时，她都鼓掌；当他离开时，她就抽泣。我认为他太酷了，我想让他回来，她说。

话剧结束，演职员鞠躬致谢时，幽灵没有上场。她站起来，冲着舞台喊道：幽灵哪儿去了？我要幽灵。那个幽灵哪儿去了？

另外二十八个女孩也站起来，要求幽灵上场，直到一个演员离开舞台，幽灵马上又重现为止。二十九个女孩鼓掌欢呼，说她们想和他约会。

幽灵摘下他的黑色帽子和斗篷，以表明他只是个普通的大学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二十九个女孩倒吸一口气，抱怨这个话剧是场骗局，尤其是台上那个假幽灵。她们保证她们再也不会去看类似这样的假话剧了。即使她们不得不和那个迈考特先生一起坐在教室里，做他布置的拼写作业以及其他什么，她们也不会去看。即使全校其他班级都去看，她们也不会去。

回家的路上，她们都睡着了，坐在司机后面的塞丽娜除外。她问他是否有孩子，他说他不能边开车边讲话，那可违法。但是，有，他有孩子，他不希望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当公交车司机。他工作，以便送他们上好学校。如果要他们做的事他们不做，他就会打烂他们的屁股。他说在这个国家，如果你是黑人，你就得更加努力地工作，但是最终，那会让你更坚强。当你不得不更加努力地挣钱向上爬时，你的实力得到了增长。到那时，就没有人能阻止你。

塞丽娜说她想成为一个美发师，但是公交车司机说：你可以干得比那更好。你愿意一辈子站在那儿给愚蠢的老女人理发？你很聪明，可以上大学。

是吗？你真的认为我能上大学？

为什么不能？你看上去相当聪明，谈吐很好。所以，为什么不能？

没人对我说过这个。

嗯，现在我告诉你了。不要低估你自己。

好的，塞丽娜说。

很好，公交车司机说。他从后视镜中冲她笑了笑。我猜她也冲他笑了笑，我看不见她的脸。

他是个公交车司机，一个黑人。她向他吐露秘密的方式让我想起了世界上被遗弃的人类。

第二天，克劳迪娅想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和那个女孩过不去？

奥菲莉娅？

耶。每个人都和那可怜的姑娘过不去，而她其实压根儿不是黑人。怎么会这样？那个发表了所有演讲的家伙有一把剑能和人斗，所以没人能把他怎么样。

哈姆雷特？

耶，你知道些什么吗？

什么？

他对他妈妈很刻薄，而他是个王子或其他什么。为什么她就不能鼓起勇气扇他耳光？为什么？

那个聪明的塞丽娜像普通班里的普通孩子那样举起了手。我盯着她的手。我确信她会要求去上厕所。她说：哈姆雷特的母亲是王后，王后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扇人耳光。你是王后，你得有尊严。

她用那种几乎是挑战的坦率方式看着我，眼睛睁得很大，很美，一眨也不眨，隐隐带着一丝微笑。这个瘦瘦的十五岁黑人女孩知道她的能量。我感觉自己脸红了，而那引起了又一轮的咯咯笑声。

接下来的星期一，塞丽娜没有来上课。女孩们说她再也不会回来了，她母亲因为毒品被捕，现在她不得不到佐治亚州和祖母住在一起。她们说在那儿，黑人被看成是黑鬼。她们说塞丽娜不会永远待在那儿，不久她就会因为和白人顶嘴而惹麻烦。那就是她说脏话的原因，迈考特先生。

塞丽娜走了，整个班也变了，成了一个没有头的躯体。玛丽亚举起手，问我为什么讲笑话。我结婚了吗？我有孩子吗？我喜欢哪一个，《哈姆雷特》还是《戒烟奇谈》？为什么我要当老师？

她们架了些我们可以走来走去的桥。我回答她们的问题，而且毫不在乎给她们太多信息。在我像这些女孩那么大时，我曾向多少个神甫忏悔过？我吸引了她们的注意力，那最重要。

塞丽娜走后一个月，出现了两个美好时刻。克劳迪娅举起手说：迈考特先生，你真不错。全班学生点点头：耶，耶。波多黎各男孩们坐在教室后面笑了。

然后玛丽亚举起手。迈考特先生，我收到了塞丽娜的信。她说这是她生平第一封信。她本不想写，是她的祖母叫她写的。她以前从没见过祖母，但是她爱她。因为她不会读也不会写，所以塞丽娜每天晚上给她念《圣经》。她说：这会让你不舒服，迈考特先生。她说她要学完高中课程，上大学，要教小孩子。不教像我们这么大的孩子（因为我们只是永久的痛），而是教不会顶嘴的小孩子。她说她为自己在班上的所作所为感到抱歉，让我告诉你这些。总有一天，她会给你写信。

我的脑海里绽放出烟花，比新年前夜和七月四日的烟花灿烂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