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求我，让我开枪打死你……”
瓦夏·巴依卡乔夫，十二岁。
现在是一名生产培训技师。
我常常会回想起这些事……这是童年最后的时光……
放寒假的时候，我们整个学校都参加了军事竞赛。在此之前，我们学习了列队，使用木制的步枪操练，缝制了白色伪装衣和卫生员穿的白大褂。从军营派来的教官是坐着“玉米机”㊟来的。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惊喜！
6月，德国人的飞机已经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空降下来一些密探。这是些年轻小伙子，他们穿着灰格子上衣，戴着鸭舌帽。我们和大人一起抓住了不少这样的人，交给了村委会。我们为自己能参加军事行动而自豪，它让我们联想到寒假的军事竞赛。但是很快就发生了一些另外的事情……见到的德国人不再是穿着灰格子上衣，戴着鸭舌帽，而是一身绿军装，卷着袖口，脚穿长筒皮靴，钉着铁掌，脊背上是沉甸甸的背囊，腰间是长长的防毒罐，斜挎着步枪。他们一个个长得肥壮，强大。他们唱着，喊着：“茨瓦依马拿特——莫斯科完蛋。”父亲给我解释说：“茨瓦依马拿特，就是‘两个月’的意思。”总共用两个月？总共？这种战争完全不像我们不久前玩过的，我非常喜欢那种军事竞赛。
起初，德国人没有驻扎在我们马列维奇村，他们去了日罗宾车站。我的父亲在那里工作。但他已经不再去车站上班了，他在等待着我们的战士打回来，把德国人赶回到边境去。我们都相信父亲，也在等待我们的部队，等了一天又一天。可是……我们的士兵们……他们躺下了，躺得到处都是：道路上，森林里，水沟中，田野间……在郊外……泥炭坑中……躺满了他们的尸体，和自己的步枪并排躺着，和自己的手榴弹。天气炎热，他们的尸体因高温而膨胀，他们好像变得一天比一天胖大。整个军队。没有人去埋葬他们……
父亲套好马车，我们去了田野。我们收集那些死尸。挖掘好坟坑……一个坑里放进去十个人十二个人……我的书包里装满了他们的证件。我记住了地址，他们都是来自古比雪夫州，乌里扬诺夫斯克市。
过了几天，我在村子外面找到了死去的父亲和我最要好的朋友——十四岁的瓦夏·舍夫佐夫。我是和爷爷一起去的那个地方……轰炸开始了……把瓦夏埋葬了，没有来得及掩埋父亲。轰炸过后，我们已经什么也找不到了。没有一点痕迹。我们在那块地方插上了一个十字架，只能这样了。一个十字架。下面埋的是一件父亲过节时穿过的西服……
过了一周，已经无法再收集士兵的尸体了……他们已经不能抬起来了……从军便服中向外淌水……我们把他们的步枪收集起来，还有士兵的证件。
在一次轰炸中，爷爷也被炸死了……
往后该怎么生活？没有了父亲该怎么活？没有了爷爷该怎么活？妈妈一直哭啊，一直哭。这些武器怎么办？我们把收集来的武器都埋在了一个可靠的地方。把它们交给谁呢？没有人可以商量。妈妈一直在哭。
冬天，我们跟地下工作者取得了联系。他们为我们的礼物而高兴，武器转交给了游击队……
过了一段时间，有多长——我记不清了……也许，大约四个月吧。我记得，在那一天，我在去年的土豆地里刨冻了的土豆。回到家，全身湿淋淋的，非常饥饿，我拎回了满满一桶土豆。我刚刚脱下鞋子，脱下湿乎乎的树皮鞋，就听到地窖顶上有声音，当时我们都住在地窖里。有人问：“波依卡乔夫在这里吗？”我刚刚探出地窖口，一队人就围了上来。因为匆忙我没来得及戴护耳帽，戴的是布琼尼式军帽，因此立刻遭到了一顿皮鞭抽打。
地窖旁边站着三匹马，骑在上面的是德国人和伪警察。一名伪警察下马，用绳子套在我的脖子上，拴到了马鞍子上。母亲急忙求情：“让我再给他吃点东西吧。”她爬回地窖，去拿冻土豆做成的土豆饼，可他们催动马匹，小跑着就走了。拉着我就这样跑了五公里，到了微笑雷村㊟。
在第一次审问时，法西斯军官只提了些普通的问题：“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生日……父亲和母亲是谁？”翻译是一个年轻的伪警察。在审问结束时，他说：“现在你去收拾一下刑讯房，小心看好那里的凳子……”他们给了我一桶水、一把桦树枝、一块抹布，命令我过去……
到了那里，我看到的是一幅恐怖的画面：房间中央摆着一张宽宽的条凳，上面绑着皮带。三道皮带——用来捆绑人的脖子、腰部和腿脚。角落里是一堆粗粗的桦木棍子和盛满了水的小桶，水都是红色的。地上淌满了血洼儿……还有尿……粪便……
我一趟一趟提水进来。那块抹布，尽管反复冲洗，但仍然是红色的。
早晨，军官叫我过去：“武器在哪里？跟哪个地下工作者保持联系？接受了什么任务？”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抛过来。
我只是反复回答，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还小，我在田野里收集的不是武器，是刨的上冻的土豆。
“把他押到地窖去。”军官命令一个士兵。
他们把我投进了灌了冷水的地窖里。在此之前，他们还指给我看一个游击队员，刚刚把他从里面拖出来。他忍受不住严刑拷打……沉到了水底……现在他躺在了外面……
水没到了喉咙……我能感觉出，我的心脏剧烈跳动，血在脉管里流动，血液把我身体周围的水都变温暖了。我很担心：千万别失去知觉，千万不要打盹，千万不要沉到水底淹死……
下一次提审：军官用枪管对着我的耳朵，开了一枪——一块地板噼啪折断了。他们是朝地上开的枪！他们用棍子敲击我的颈椎，我倒下了……在我面前站着一个身材高大、壮实的家伙，从他身上散发出火腿的气味和熏人的酒气。我感到恶心，却什么也吐不出来。我听见他在叫嚷：“立刻用舌头舔干净，吐到地板上的东西……用舌头，明白吗……明白吗，小赤佬？！”
我躺在牢房里不能入睡，疼痛令我失去了知觉。我恍惚觉得，我站在学生的队列里，女老师柳波芙·伊万诺夫娜·拉什凯维奇说：“秋天你们就要升入五年级，现在和大家先说声再见，孩子们。一个夏天你们就会长大。瓦夏·波依卡乔夫是最小的，到时会长成最大的。”柳波芙·伊万诺夫娜微笑着说……
我又仿佛看到，和父亲走在田野里，寻找着我们牺牲的战士。父亲走到前面去了，而我在一棵松树下发现了一个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人体残余的部分。没有了手，没有了脚……他还活着，请求我：“打死我吧，孩子……”
牢房里，有一位老人躺在我的旁边，他把我叫醒了：“不要喊叫，孩子。”
“我喊叫什么了？”
“你求我，让我开枪打死你……”
几个十年过去了，我还在吃惊：我还活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