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头上连块三角巾都没有……”

娜佳·戈尔巴乔娃，七岁。

现在是一名电视工作者。

在战争期间让我感兴趣的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直到现在我还会时常想起……

可父亲怎么去的前线，我却不记得了……

谁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受到大人的保护。早晨，爸爸把我和妹妹送到幼儿园。一切都如往常一样。傍晚，我们当然要问父亲怎么不见了，但是妈妈安慰我们说：“他很快就会回来的，再过几天。”

我记得一条大道……有一辆辆的汽车从上面开过，车厢里装满了牛，挤满了猪，在一辆汽车上——有一个小男孩抱着一盆仙人掌，由于汽车的颠簸，他从车厢的一边被颠到另一边……我和妹妹觉得他非常可笑，在车厢里颠来颠去的。我们还都是小孩子……我们看到了田野，我们看到了蝴蝶。我们喜欢乘车出行。妈妈很疼爱我们，我们都躲在妈妈的“翅膀”下。如果在哪里发生了不幸，只要是和妈妈在一起，不管到哪里，我们都会感觉很好。她让我们躲避炸弹，远离人们惊吓的交谈，躲开所有不好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阅读妈妈的表情，那我们会从上面读到一切。但是我不记得她的面庞了，我只记得一只大蜻蜓，飞落到了妹妹的肩膀上，我大声喊叫了起来：“飞机！”大人们不知怎么回事，都从马车上站了起来，开始抬头仰望天空。

我们坐车到了谢涅恩斯基地区戈罗杰茨村的爷爷家。他有一个大家庭，我们住在了夏季使用的厨房里。人们称呼我们是“避暑人”，就这样一直到战争结束，才算不这么叫了。我不记得我们玩耍过，退一步说，战争开始的第一年，我们确实没有玩过夏天的游戏。最小的弟弟长大了一点，我们要抱着他，因为妈妈要翻地，播种，缝缝补补。我们被留在家里：需要洗勺子、盘子，擦地板，烧坑炉，为明天准备木柴。要往水缸里储备水，我们提不动满满一桶水，就提半桶。傍晚的时候妈妈就给我们派好活儿：你——负责收拾厨房，你——负责照看弟弟。每个人都有自己承担的活计。

我们都在饿肚子，但是我们收养了一只猫，然后是一条狗。它们也都是家庭成员，我们有什么吃的，都和它们均分。如果有一次不够猫和狗吃的，我们每个人就悄悄从自己的那一份里尽量给它们藏下一小块。这只猫后来被弹片炸死时，我们都非常痛心，甚至觉得没有力气挪动它。我们哭了两天，我们为它出了殡，流着泪水，把它安葬了。竖起了一个十字架，在墓地上种了花，浇了水。

直到现在，当我一想起我们流下了多少泪水时，我就不能养猫。女儿还小的时候，求我给她买一条小狗，我没敢答应她。

后来，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我们不再害怕死亡。

一辆辆德国的大汽车开来，把人们都从家里赶了出来。让大家站好，点数：“一，二，三……”妈妈是第九个，而第十个被枪毙了，我们的邻居……妈妈怀里抱着小弟弟，他从妈妈的手里掉到了地上。

我记住了那种气味……如今当我看到电影中的法西斯分子，我立刻就会闻到士兵的气味。皮革的、优质呢料的、汗水的气味……

妹妹在那一天照看弟弟，而我在园子里除草。我在土豆地里弯着腰，外面都看不到我，您知道，童年的孩子眼睛里一切都显得那么大，那么高。当我发现飞机后，它已经在我的头顶上盘旋，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飞行员年轻的面孔。

短促的自动步枪射击声——啪啪！啪啪！飞机第二次转圈回来……他不想立刻打死我，他在拿我取乐。当时，连我这个小孩子都明白怎么回事了，可我头上连块三角头巾也没有，没什么可以遮蔽……

唉，这叫什么事？该怎么解释？很有趣吧：这个飞行员不知现在是不是活着？他会回想起什么来？

到了这样的时刻，你应该决定：是被子弹打死，还是被吓死，也有个中间地带——刚躲过了一个不幸，下一个不幸暂时还不知道——也有许多可笑的事。人们相互打趣，相互开玩笑：谁在哪里藏起来了，怎么逃跑，子弹怎么飞，但没有被打中。这些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甚至我们这些小孩子，聚在一块时，也相互取笑——谁被吓坏了，而谁没有。笑与哭是同时的。

我现在回忆战争年代，是想弄明白……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回忆呢？

我们家养了两只母鸡。当对它们说：“安静——德国人！”它们立刻不叫了。它们一声不吭地和我们躲藏在床底下，没有一只叫唤。因此，后来再看马戏时，看到那些驯养的母鸡，不管它们多听话，我都不会感到吃惊。我们家的母鸡雷打不动地在床下的箱子里下蛋——每天两个。我们当时觉得自己是那么富足！

不管怎么样，新年的时候我们都要摆放一棵圣诞树。当然，是妈妈记得，我们还都是孩子。我们从书上剪下彩图，用纸做成小球：这一个是白色的，那一个是黑色的，用旧毛线编成花带。在这一天大家都特别高兴，彼此微笑相对，代替礼物的（当时根本没有）是我们放在新年枞树下的纸条。

在自己的纸条上，我给妈妈写道：“亲爱的妈妈，我非常爱你，非常！非常！”我们互相赠送祝福的话语。

一年一年过去了……我读了那么多的书。对于战争的了解，却并不比当时多，当时我还是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