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和德国男孩子玩，你就不是我的哥们儿……”

瓦夏·西卡廖夫-克尼亚泽夫，六岁。

现在是一名体育教练。

这是一个黎明……

射击开始了，父亲从床上跳起来，跑到门口，刚打开门，就喊叫了一声。我们以为他是被吓坏了，可他倒在了地上，一枚爆炸的子弹击中了他。

妈妈抓起一件不知什么衣服披上，没有点亮灯，因为射击还在持续。父亲在呻吟，翻转着身子。从窗外透进微弱的光线，照在他的脸上……

“躺到地板上。”妈妈说。

突然，她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我们呼喊着跑到她身边，我被父亲的鲜血滑了一跤，摔倒在地。我闻到了鲜血的气息，还有某种浓重的味道——父亲的肠子被打断了……

我记得一口长长的棺材，可父亲的个头并不高大。“为什么给他用这么大的棺材？”我心想。后来我想通了，父亲的伤势太重了，这样一来，他就不那么疼痛了。我也是这样跟邻居的小男孩解释的。

过了一段时间，也是一个清晨，德国人闯进我的家，抓住了我和妈妈。让我们站在工厂前的广场上，我们的父亲战前在这个工厂里上班（位于维捷布斯克州的斯莫罗夫卡村）。站在这里的，除了我们，还有两个游击队员家庭，孩子比成年人还要多。从妈妈那里得知，这是一大家子：五个兄弟、五个姐妹，他们都去参加了游击队。

他们开始打妈妈，整个村子的人都看着，他们在打妈妈，包括我们这些孩子。有一个女人一直往下按着我的脑袋：“低下头，闭上眼睛。”而我挣脱开她的手，我看着……

村庄后面有一片长着树木的小山岗，他们留下孩子，把大人们带到了那里。我依偎着妈妈，而她推搡着我，叫喊：“永别了，孩子们！”我记得，当妈妈飞落进土沟时，微风吹起了她的裙子……

我们的军队来了，我看见了佩戴着肩章的军官。这让我非常喜欢，我用桦树皮也给自己做了一对肩章，用煤炭画上横道。我把它们粘在自己的粗毛料上衣上，上衣是姨妈给我缝制的，我穿着一双树皮鞋——就这样去了，向伊万金大尉报告（我是从姨妈那里知道了他的姓氏），说自己叫瓦夏·西卡廖夫，想和他们一起去打德国鬼子。他们先是开玩笑，笑了一会儿，然后问姨妈我的父母在哪里。得知我是一名孤儿后，士兵们连夜为我用帐篷布缝制了一双皮靴，改短了一件军大衣，塞给了我一顶帽子、半个肩章。有人还给我鼓捣了一条军官才有的武装带。就这样，我成为第二百零三排雷小分队的孩子。指定我的任务是通信员。我非常卖力气，但我既不会写字，也不会读。我的妈妈还活着的时候，叔叔对我说：“去铁路大桥那儿，数一数，那里有多少德国人。”我怎么数呢？他往我的衣服口袋里塞了一把麦粒，我数一个敌人，就把一粒麦粒从右边的口袋放到左边的口袋里。叔叔然后就数这些麦粒。

“战争是战争，可你应该学会读写。”党支书沙波什尼科夫对我说。

战士们搜罗来一些纸，他亲自为我做了一本练习簿，在上面写了乘法表和字母表，我学习，回答他的问题。他弄来一只装弹药的空箱子，翻过来，说：“写吧。”

在德国的时候，我们一起的已经有三个小孩了——瓦洛佳·波奇瓦德洛夫、维佳·巴利诺夫和我。瓦洛佳十四岁，维佳七岁，我当时是九岁。我们非常友好，就像亲兄弟一般，因为我们都是没有亲人的孤儿。

但是，有一次我看见，维佳·巴利诺夫和德国的小男孩们在一起玩“打仗”的游戏，还把自己的一顶带五角星的船形帽给了其中一个小孩，我立刻冲他喊叫了起来，他再也不是我的兄弟了！永远也不会是我的兄弟了！我掏出自己的战利品手枪，命令他跟着我回了部队驻地。在那里，我亲自把他关进了一个不知干什么用的贮藏间做禁闭室。他是列兵，我是下士，于是，我觉得自己按军衔比他高一些。

不知是谁把这件事告诉了伊万金大尉。他叫我过去：“列兵维佳·巴利诺夫在哪儿？”

“列兵巴利诺夫关在禁闭室。”我报告说。

大尉给我解释了很长时间，你们全都是好孩子，他们无论如何没有什么过错，俄罗斯和德国的孩子，战争快结束了，要友好相待。

战争结束了，上级给我颁发了三枚奖章：一枚是奖励抓捕盖世太保的，一枚是奖励攻克柏林的，第三枚是战胜德国的。我们的部队返回了日特科维奇，我们在这里扫除田野里的地雷。我偶然知道，我的哥哥还活着，住在维列依卡。在去苏沃洛夫军校途中我跑到了维列依卡。在那里找到了哥哥，姐姐很快也赶来与我们团聚，我们又有了一个家。在某个顶层阁楼上我们安置下来。当时食品短缺，等我穿上军服，佩戴好自己的三枚勋章后，我到了市执委会。我走进去。找到门牌上写着“主席”的门，我敲了门，走进去，像样地行了个军礼：“下士西卡廖夫前来申请国民保障事宜。”

主席微笑着，起身迎接我。

“你住在哪里？”他问道。

我说：“住在阁楼上。”我给了他地址。

傍晚的时候，有人给我们送来了一口袋卷心菜，又过了一天——送来了一口袋土豆。

有一天，主席在街头遇见了我，给了我个地址：“晚上来吧，有人在那里等着你。”

有一个女人出来迎接我，这是主席的妻子。她名叫尼娜·马克西莫夫娜，主席名叫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他们请我吃饭，我还洗了澡。我个头已经长了，军服显得小了，他们还给了我两件衬衫。

我开始去他家做客，起初去得很少，然后是经常去，最后是每天去。警卫看见我，问：

“小伙子，这是戴的谁的勋章？你的父亲呢？”

“我没父亲了……”

看来必须得随身带证件了。

有一次，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问我：“你想做我们的儿子吗？”

我回答：“想啊，太想了。”

他们就认了我做儿子，给了我个姓氏——克尼亚泽夫。

很长时间我都不能叫出“爸爸”和“妈妈”。尼娜·马克西莫夫娜立刻喜欢上了我，很疼爱我。如果弄到什么甜食，就专门为我留着。她想抚慰我，爱抚我。可我不太喜欢吃甜食，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吃过。战争年代我们生活得很贫穷，已经习惯了军队里对战士的所有规定。我不是一个喜欢受爱抚的人，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受过特别的爱抚了，都是住在男人堆里。我甚至连句温柔爱抚的话语也不知道。有一次深夜醒来，我听到尼娜·马克西莫夫娜在栅栏后哭泣。显然，她很早就在那里哭泣了，但是我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她哭泣，抱怨：他永远都不会像我们亲生的，他不能忘记自己的父母……自己的血统……他不像个孩子，他不懂得爱抚。我悄悄走到她跟前，搂住了她的脖子：“不要哭泣，妈妈。”她停止了哭泣，我看到她闪着泪光的眼睛。第一次我叫了她“妈妈”。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开始称呼“爸爸”。只有一件事保留了一辈子，我称呼他们为“您”。

他们没有让我长成一个恋家的懒散男孩，为此我非常感激他们。我清楚自己的职责：我收拾房间，拍打擦脚的垫子，从板棚里抱木柴，放学后点着炉子。没有他们，我就不会受到高等教育。这是他们劝导我的，应该学习，战争结束后应该好好学习，要好好学习。

还在军队的时候，当时我们的部队驻扎在日特科维奇，指挥官就命令瓦洛佳·波奇瓦德洛夫、维佳·巴利诺夫和我一起学习。我们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前。二年级的时候我们都有了自己的武器，我们谁也不服。我们不想服从国民教师的命令：他怎么能命令我们呢，他又不穿军装？对于我们来说，只有指挥官才是权威。老师走进来，整个班级的学生都起立，可是我们还坐着不动。

“为什么你们坐着不动？”

“我们不会回答您的问题，我们只服从指挥官的命令。”

大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让所有学生站成一排，进行队列练习，教给他们唱军歌。

校长找到了部队，向政委汇报我们的操行。我们被关进了禁闭室，受到降职处分。瓦洛佳·波奇瓦德洛夫曾经是上士——现在是中士，我是中士，成了下士，维佳·巴利诺夫是下士，成了上等兵。指挥官和我们每一个人都进行了一次长谈，开导我们，要好好学习。我们想练习射击，可他对我们说，你们应该上学。

但是，我们仍然佩戴着勋章去上学。我保留下来一张照片：我佩戴着勋章坐在课桌边，为我们的《少先队员报》画插图。

当我从学校里带回一个“五分”，从门口就喊叫：“妈妈，五分！”

我已经很轻易就能叫出“妈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