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该去前线，却在这儿爱我妈妈……”

雅妮娅·切尔尼娜，十二岁。

现在是一名教师。

平常的一天……这一天的开始与往常没什么两样……

但是，当我坐到有轨电车上，人们已经是议论纷纷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可我什么都不明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跑回家，看到自己的妈妈，她在和面，泪水雨点般从她的眼睛里流淌出来。我问：“出了什么事？”她告诉我：“战争爆发了！轰炸了明斯克……”我们最近几天才从明斯克回到罗斯托夫，我们去姨妈家做客了。

9月1日，我们仍然去上学，到了9月10日学校就关闭了。罗斯托夫开始疏散居民。妈妈说，我们应该收拾东西，准备上路，我不同意：“为什么要疏散呢？”我到了共青团区委，请求他们尽快吸收我加入共青团。他们拒绝了我，因为吸收的团员需要满十四周岁，而我只有十二岁。我以为，如果加入了共青团，就能够参加一切活动，立刻就成了大人。我就能到前线去。我和妈妈坐上火车，我们随身带了一只皮箱，里面装着两个布娃娃：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我记得，当我把它们放进去的时候，妈妈甚至都没有反对。到后来这两个布娃娃救了我们，我一会儿再说……

我们抵达了高加索车站，火车遇到了轰炸。人们都趴到了一个露天的站台上。往哪里去，搞不清楚。人们只知道：我们在离前线越来越远，离战场越来越远。下着雨，妈妈用自己的身体为我遮蔽风雨。在巴库近郊的巴拉扎拉车站，火车喷吐着潮湿而浓黑的蒸气。人们都很饥饿。战前我们生活得就很清贫，非常清贫，我们家里没有一件好东西可以拿到市场，去交换或出售，妈妈随身带的只有一本护照。我们坐在车站里，不知道怎么办。去哪里呢？一个士兵走过来，不是士兵，而是小兵，年龄很小，皮肤黝黑，肩膀上挎着背包，绑着小饭锅。看得出，他刚刚参军不久，他正要去前线。他在我们旁边站住，我靠紧了妈妈。他问：“女士，你去哪里？”

妈妈回答：“不知道，我们是撤离的难民。”

他说的是俄语，但地方口音很浓重：“不要担心我们，你们到村子里找我妈妈吧。我们全家都被征兵入伍了：我们的父亲、我、两个兄弟。就剩下她一个人在家。去帮帮她，你们可以一起生活。等我打仗回来，我就娶你的女儿。”

他说了自己家的地址，没有东西可以写下来，我们就记住了：叶夫拉赫车站，卡赫区，库姆村，穆萨耶夫·穆萨。这个地址我记了一辈子，虽然我们没有到那里去。一位孤身的女人收留了我们，她住在一个胶合板子搭建的临时小房子里，里面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个小凳子。我们是这样睡觉的：我们的头冲着过道，把双腿伸到床底下。

我们有幸遇到了不少好人……

我忘不了，有一个军人走到妈妈跟前，我们聊了会儿天，他说，他全家人在克拉斯诺达尔都死了，他要去前线。同志们喊叫他，招呼他上军用列车，可是他站着，舍不得离开我们。

“看得出，你们很穷，请允许我把自己的军人证书留给你们吧，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妈妈哭了起来。我却按自己的意思理解，冲着他喊叫：“正在打仗……您全家人都死了，您应该去前线，向法西斯分子复仇，可是您却在这里爱我的妈妈。您真不觉得害臊！”

他们两个人站在那里，他们的眼里都流着泪，而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善良的妈妈可以和这样的坏人聊天：他不想去前线，他诉说自己的爱情，要知道爱情只有在和平时期才会有。为什么我觉得他是在谈恋爱？要知道，他的话里提到了他的尉官证……

我还想说说塔什干的事……塔什干——这是我的战场。我们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妈妈在那里上班。它位于市中心，让人们住在工厂的俱乐部里。在前厅和观众席里住的是一家一家的，而在舞台上，住的是——光棍儿们，人们称呼他们是光棍儿，实际上他们都是些工人，他们的家人都疏散走了。我和妈妈住的地方在观众席的一个角落里。

发给了我们土豆供给证，妈妈从清晨到深夜都在工厂上班，我需要去领取这些土豆。排半天的队，然后把一袋土豆拖在地上，走四五个街区，我背不动这些土豆。不让小孩坐公交车，因为正在闹流感，宣布所有人都要检疫。正好是这些日子……太不像话了——不让我坐公共汽车。在离我们的宿舍还剩下一条马路时，我的力气都用完了，倒在口袋上，大哭了起来。陌生的人们过来帮忙——把我和土豆送回了宿舍。到现在我都能感觉到那种沉重。每一个街区……我不能丢掉土豆，这是我们的命根子。就算是我死了，也不能扔掉土豆。妈妈下班回来，非常饥饿，脸色发青。

我们饿着肚子，妈妈甚至瘦得和我一样了。我心想，我也应该帮助下妈妈，不能把我抛开。可是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有，我决定卖掉我们唯一的一条绒布被子，用这些钱买些面包。可是禁止孩子们买卖，警察把我带到了一个儿童室。我坐在那里，等他们通知上班的妈妈。妈妈换班后来了，把我领回家，我因为羞耻而痛哭，还因为妈妈在挨饿，可家里一块面包也没有了。妈妈得了支气管哮喘，深夜里咳嗽得厉害，喘不过气来。她要是能吃一口碎面包渣儿，也会变得好受些。我总是在枕头底下为她藏起一块面包。我觉得，我已经睡着了，但是仍然记得，枕头底下还放着一块面包，我非常想吃掉它。

我背着妈妈偷偷地去工厂里找活儿干。可我那么小，典型的营养不良症患者，他们不想要我。我站在那里，哭。有人觉得我可怜，就把我领到车间会计室：给工人们填写派工单，计算工资。我用打字机工作，它的样子就像现在的计算机。现在的计算机工作起来没有声音，而当时它简直像拖拉机，不知为什么工作的时候还必须亮着电灯。十二个小时的工作把我的脑袋烤得像火热的太阳，因为打字机的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耳朵都聋了。

我遇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给一个工人的工资应该是280卢布，可是我却算成了80卢布。他有六个孩子，在发工资之前，谁也没有发现我的错误。那天我听见，有人在走廊里跑动，叫喊：“我要杀了她！我要杀了她！我拿什么来养活孩子？”

人们跟我说：“快藏起来，大概，这是冲你来的。”

门打开了，我紧贴着打字机，没地方躲藏。冲进来一个高大的男人，手里拎着一把沉家伙：“她在哪里？”

有人指着我说：“她在那儿……”

他看了一眼我，往墙壁退了几步。

“呸！不值得杀，她自己都这样啦。”他转回身，走了。

我倒在打字机上，大哭了起来……

妈妈在这个工厂的技术检验车间上班。我们的工厂为“喀秋莎火炮”制造弹药，炮弹有两种规格——十六公斤的和八公斤的。要在高压下检验炮弹外壳的结实程度。需要把炮弹抬起，固定好，加到一定数量的气压。如果外壳质量好，就把它取下来，装进箱子。如果质量不合格，卡扣承受不住，炮弹就会轰响着飞出去，飞向上面的车间顶棚，然后掉到不知什么地方。当炮弹飞出去后，那种轰响与恐惧……所有人都吓得钻到车床下面……

妈妈每天深夜都会在睡梦中惊醒，喊叫。我就搂着她，她这才安静下来。

眼看就到了1943年的年末……我们的军队早就反击了。我明白，我需要上学。我去找厂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很高大的桌子，从那张桌子后面几乎看不到我。我就开始说提前准备好的话：“我想辞职，我要上学。”

厂长发火了：“我们谁也不辞退。现在是战争期间。”

“我总出错，就像个没文化的人。不久前我就给一个人算错了工资。”

“你能学会的。我们这里人手不够。”

“战争结束后，需要的是有文化的人，而不是没受过教育的人。”

“哎呀，你啊，真是倔头啊，”厂长从桌子后站起来，“你什么都懂！”

我上了六年级。在上文学和历史课时，老师给我们讲课，我们边坐着听讲，边给军人们织袜子、手闷子、荷包。我们边织，边学诗，齐声朗诵普希金的诗。

我们等到了战争结束，这是多么期盼的理想啊，我和妈妈甚至害怕提到这一天。妈妈在工厂上班，我们这里来了一位全权负责人，问大家：“你们可以为国防基金奉献什么？”他们也问了我。我们有什么呢？我们什么也没有了，除了几张债券，妈妈很珍视它们。大家都给了些什么，我们怎么能不献出去呢？！我就把所有的债券都献了出去。

我记得，妈妈下班回到家，她没有训斥我，她只是说：“这是我们全部的家当，除了你的娃娃。”

我也跟自己的娃娃告别了……妈妈丢失了面包月票，我们处在死亡的边缘。在我的头脑里冒出了一个拯救我们的念头，用我的两个布娃娃换些什么吧——大的和小的。我拿着它们到了集市上。一个乌兹别克老头走到我跟前问道：“多少钱？”我们说，我们要坚持生活一个月，我们的票证没有了。乌兹别克老头给了我们一普特大米。就这样，我们没有被饿死。妈妈发誓：“等我们回到家后，我要给你买两个漂亮的布娃娃。”

等我们返回罗斯托夫，她没有给我买布娃娃，我们再一次过着穷困的生活。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她给我买了。两个布娃娃——一个大的，一个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