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听筒可射不出子弹……”
采访和讲述是各种各样的……
有些是迫不及待地在电话里就立刻讲开了：“我记得……一切一切都深深印在我记忆中，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另一些则是久久地拖延见面和谈话：“还需要准备呢……我不想再次跌到那个地狱中去了……”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丘达叶娃就是那种长期害怕，而不愿意让别人进入她自己敏感内心的女人。几个月来我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给她，有一次我们在电话里竟然聊了两个钟头，终于决定了见面时间，而且就在第二天。
于是，我就来到她家……
“我们今天要吃馅饼，我从一大早就忙活开了……”女主人在门口高兴地拥抱我。“我们来得及给你好好讲，不过我又得痛哭一回……我早就和忧伤相伴生活了……不过今天第一件事，就是做馅饼。樱桃馅儿的，和我们在西伯利亚时那样。来，进来吧。
“请原谅我毫不客气地就称呼‘你’㊟了，这是我们在前线的叫法：‘嗨，姑娘们！你开始吧，姑娘们！’我们全都是这样子，你已经知道……听说过了吧。你看，我们没有雕花玻璃器皿，我和丈夫积攒的东西，都保存在旧糖果盒子里：就是一对勋章和几枚奖章。平时它们都搁在小碗橱里，过一会儿我拿给你看。”她陪我走进里屋，“你瞧，我们的家具也都是老旧的，我们舍不得换新式的。如果物件和我们一起在家里待得久了，它们也会产生灵魂的。我相信。”
她又给我介绍了自己的女友亚历山德拉·费多洛夫娜·詹钦科，她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是共青团工作者。
我坐到饭菜丰盛的桌子旁：哈哈，真的是西伯利亚风味的樱桃馅饼，这是我从来没有尝过的。
三个女人和热腾腾的馅饼。谈话马上开始，当然是关于战争。
“你可不要用问题打断她，”亚历山德拉·费多洛夫娜预先就提醒我，“如果她停下来，就要开始哭了。流泪之后她就会沉默不语……所以请您不要打断她……”
我来自西伯利亚……是什么激励我这个远在西伯利亚的小姑娘千里迢迢奔赴前线？西伯利亚，可是所谓的天涯海角呀！说起天涯海角，这是一位法国记者在一次采访中对我提的问题。他在博物馆里不知怎的盯上了我，我起初还很不好意思。他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最后他走了过来，通过译员请求丘达叶娃太太接受他的采访。不用说，我感到惶惶不安。我想，他到底要谈什么呢？他莫非是听到我在博物馆说的话了？而他显然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是从听他对我说恭维话开始的：“您如今看上去还那么年轻……您怎样能经历过战争呢？”我对他说：“这恰恰证明了，就像您正在了解的那样，我们是在非常小的年纪上前线的。”其实很使他好奇的是另一件事：我怎么会从西伯利亚赶去了前线，那可是天涯海角啊！“不，”我猜透了他的用意，“看来，最使您一直感兴趣的是，当时是否发出了全民强行征兵，为什么我，一个女中学生，也上了前线？”他点了点头，承认我说对了。“那好吧，”我说，“我这就来回答您这个问题。”我就向他讲了我全部的生活经历，就像我现在对你讲的一样……结果他听得哭了……那个法国人他竟然哭了……最后他承认：“请不要责备我，丘达叶娃女士。对我们法国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震撼要厉害得多。我们一直在纪念一次大战，到处都是坟墓和纪念碑。而关于你们，我们知道得太少了。很多法国人今天还以为只是美国人打败了希特勒，特别是年轻一代人。而关于苏联人为了胜利所付出的代价，四年间付出的两千万人的生命，却鲜有人知。还有你们所遭受的苦难，都是无法计量的。感谢您，因为您震撼了我的心。”
我母亲是什么样子，我一点都不记得。她早就死了。父亲当过新西伯利亚区委负责人，1925年，他被派往自己老家那个村子去征集粮食。当时国家很需要粮食，而富农们却把粮食藏起来，宁可让粮食烂掉。我那时才九个月。母亲想和父亲一起回老家，父亲就带她一块儿回来了。妈妈把我和姐姐带在身边，因为那时没地方寄养我们。爸爸曾经为当地一个富农家扛过长活儿，他在晚上召集农民开会，吓唬他从前的东家：“我们知道粮食藏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们不自动交出来，被我们找出来的话，可就要全部没收。”这是以革命事业的名义没收富农的家产。
开完会之后，我家所有亲戚聚在一起。爸爸一共兄弟五个，后来他们全都和我爸爸一样，没有从卫国战争中活着回来。那天晚上，亲戚们坐在一起欢宴，吃西伯利亚的传统饺子。长凳是直着朝窗户摆放的……母亲正好坐在窗前，一边是窗户，另一边是父亲。父亲这次恰好没有坐在窗子边上。那时是四月份……可是在西伯利亚，这个时节还是很冷的。母亲大概觉得身上冷（我是到后来长大以后才明白的），她站起身，披上父亲的羊皮袄，解开胸襟给我喂奶。这时，传来“半截枪”㊟的枪声，开枪人瞄准的是我父亲的羊皮袄……母亲只来得及说了声“孩子她爸”，就失手把我掉在滚烫的饺子上……那年她才二十四岁……
我爷爷后来当了本村的苏维埃主席。他是被敌人用毒药毒死，又扔到河里的。我保存了一张照片，是安葬爷爷时拍的。在灵柩上方有一个挽幛，上面写着：他死于阶级敌人之手。
父亲是国内战争的英雄，抗击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的铁甲列车指挥员。1931年，他被授予红旗勋章，那时这种勋章是极少的，尤其是在我们西伯利亚，这是莫大的荣誉和尊贵。父亲的身上有十九处伤，简直没一块好肉了。母亲曾经说过（当然不是给我讲，是给亲戚们讲的），捷克白匪判处父亲二十年苦役时，母亲请求与父亲见一面，当时她正怀着我姐姐塔夏，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监狱里有一条很长的走廊，坏蛋们不让妈妈从这儿走着过去看父亲，喝令她：“布尔什维克母狗！爬过去吧……”她再有几天就要分娩了，就这么在长长的水泥走廊上朝父亲爬去。他们就是这样安排我父母相会的。妈妈简直认不出父亲来，他的头发全白了，就像一个白发老人，而他那年只有三十岁……
既然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有这样一位父亲，当敌人又来糟蹋我们的国土时，我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地在家安坐？我身上流动着父亲的血，血脉相传……父亲真是饱经风霜，1937年有人告他的黑状，诽谤陷害他，把他打成人民敌人。唉，这都是恐怖的斯大林肃反人员……叶若夫㊟之流干的……当时斯大林同志说是无风不起浪。宣布新的阶级斗争其实是让整个国家继续生活在恐惧中，使人人都委曲求全。可是父亲设法求见了加里宁，这才让他的名誉得到了恢复。我爸爸可是声名显赫，无人不知……
这些都是亲戚们后来讲给我听的……
就这样，到了1941年……我还记得最后一次中学下课的铃声。那时大家都有自己的计划和自己的理想，这就叫女孩子啊。开过毕业晚会，我们坐船去鄂毕河上的一座小岛，我们当时那么快乐而幸福……就像俗话所说的，还都是没被男人吻过的黄花少女呢，我身边甚至连个男孩子也没有。回程之前，我们在岛上观看了日出……可此时整个城市都已经沸腾了，人们都在一边哭着一边传着坏消息：“战争！战争来了！”所有的无线电广播都开着。我们却一点也不明白：什么是战争？我们是那么幸福，酝酿着各自的打算：要么继续升学，要么挑选工作。可是突然冒出个战争来！成年人都在哭喊，可我们一点都不害怕，还彼此安慰鼓励说，要不了一个月，“我们就会敲碎法西斯的脑壳！”——这是战前大家都爱唱的一支歌。我们的军队当然就会越过国境去追歼敌人……没有一点怀疑……真的，我们丝毫都不怀疑……
一直到家家户户都收到阵亡通知书时，我们才开始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一下就病倒了：“这怎么回事啊，就是说，上面全都是胡说八道？”德国人已经准备在红场上阅兵了……
我父亲开始没有被批准上前线，但他一次又一次到兵役委员会去要求，终于如愿以偿。爸爸身体不好，满头白发，而且还患有慢性肺结核，刚刚好转一点点。可是对他来说，年龄又算得了什么？他还是走了，而且参加了钢铁师团，就是当时所说的斯大林师团㊟，师团成员中很多都是西伯利亚人。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没有我们，战争就打不下去，我们必须参战。立刻发给我们武器吧！我们整个班级都跑到了兵役委员会。这样，我2月10日就上了前线。继母痛哭着说：“瓦丽娅，你不要走……你能做什么啊？你还这样小，这样瘦弱，你算哪门子武士呀？”我从小得过佝偻病，持续了好多年。那是在我亲妈被打死后得的，直到五岁我连路都不会走……可是我的勇气也正是由此而产生的。
我们坐在闷罐车里行进了两个月。两千名姑娘，装了整整一趟军列，西伯利亚列车。到达前线后，我们都看到了什么？我记得有那么一刻，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在一个被炸烂的火车站站台上，有一批水兵在用手臂撑着跳跃式地走路，他们没有腿脚也没有拐杖，就是用手臂在行走……整个站台上全都是……他们还在抽烟……看到我们这些姑娘，他们就笑起来，还和我们打趣开玩笑。看到这情景，我的心跳加快了，扑通扑通地跳……我们会去哪里？火车要开向何方？为了壮胆，我们就唱歌，唱很多很多歌。
每节车厢里都有指挥员，指导我们训练并且鼓舞我们士气。我们学习的是通信联络。列车开到乌克兰，我们在那儿第一次遇到了轰炸。当时大家正在进行卫生检疫和洗澡。我们洗澡时，那儿有位大叔在值班照管澡堂。在他面前洗澡真难为情，就是嘛，我们都是些姑娘，十分年轻的女孩子。可是轰炸开始后，我们全都奔到那位大叔跟前求救。我们赶紧穿上衣服就往外逃，我用一条毛巾包住头发，那条毛巾是红色的。一奔出澡堂，有一个简直还是个大男孩的上尉，冲着我就喊起来：“姑娘，快到避弹所里去！把毛巾扔掉！注意伪装……”
而我却从他身边跑开了：
“我没什么好伪装的！妈妈不许我披着湿头发到处跑。”
轰炸过后，他找到了我：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指挥员。”
我不相信他：
“就你？当我的指挥员，还不够格吧？……”
我跟他大吵起来，就像女孩和男孩吵嘴。我们年龄不相上下。
发给我们的军大衣又肥又大，我们穿上这种大衣，臃肿不堪，活像一捆一捆的庄稼，根本走不成路，动不动就摔倒。一开始，我们连穿的靴子都没有，倒也不是没有靴子，而是都只有男人的尺码。后来给我们换了一种靴子——靴头是红的，靴筒是黑色厚帆布的，穿这样的鞋子我们才能走路！因为我们身材都很瘦小，男兵的套头上装穿在我们身上，简直就像挂着大袍子。凡是会针线活儿的姑娘，就多少能让自己穿上合身一点的衣服。我们还有其他方面的需求呢，毕竟是姑娘家嘛！司务长来给我们量身材，被我们弄得哭笑不得。这时，营长过来问：“怎么样，司务长把你们的女性必需品都发了吧？”司务长只好支吾着说：“量过了，会发的。”
我在高炮部队当通信兵，天天在指挥所值班，搞通信联络。如果不是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也许一直到战争结束我还会当通信兵的。我最心爱的爸爸没有了，我失去了最亲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于是我开始向上级申请：“我要报仇，我要为爸爸的死去向敌人算账。”我想杀人……想开枪……虽然上级劝我，说炮兵部队的电话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电话听筒可射不出子弹啊……我向团长写了申请报告，他拒绝了。我又不假思索地直接给师长写了信。师长克拉斯内赫上校来到我们团，集合起全体人员，问道：“想当炮长的姑娘是哪一个呀？”我站了出来。我是什么模样啊！小小的个子，细溜溜的颈子，而且还挂着一支冲锋枪。枪很沉，有七十一发子弹……可以想见，当时我是怎样一副可怜相，都把师长逗笑了。他又问道：“你想干什么？”我对他说：“我想射击。”我不知道师长在想些什么。他久久没有说话，然后猛地转过身子，走了。“得，”我想，“没指望了，准得拒绝。”不料过了一会儿，团长跑过来对我说：“上校同意了……”
这些你都理解吗？现在能够理解了吧？我希望你理解我的感情……没有仇恨你是不会想去开枪的。这是战争，而不是打猎。我记得在政治课上老师给我们读过一篇伊利亚·爱伦堡的文章《杀了他！》，其中写道：你见到德国人多少次，就杀他多少回。那时候所有人都读这篇著名文章，而且倒背如流。它对我的影响十分强烈，整个战争期间这本书和爸爸的阵亡通知书都一直在我的包里……开炮！射击！我一定要报仇……
我参加了一个速成训练，时间非常短，只有三个月。学会了射击，我很快就当上了炮长。确切地说，我被吸收进一三五七高炮团。最初那段时间，炮声震得我从鼻孔和耳朵往外出血，肠胃痉挛得厉害……喉咙干燥得要呕吐……夜里还不怎么可怕，最可怕的是白天……好像飞机就冲着你飞来，直对着你的高射炮飞来。而且紧跟着你不放松，顷刻之间，就要把你整个儿地化为乌有。这真不是姑娘们该干的事……对于女孩子的耳朵和眼睛都很不好……我们先是操纵八十五毫米高射炮，这种炮在莫斯科防空战中表现出色，后来把它们调去打坦克，又配给我们三十七毫米高射炮。我们当时在尔热夫一线，战斗相当激烈……春天，伏尔加河上的冰在破裂……你猜，我们都瞧见了些什么？我们看到河上漂浮着一大块黑红色的冰，冰块上有两三个德国鬼子和一个俄国士兵……他们死的时候还互相紧紧抱在一起，然后在这块冰上冻住了，这块冰整个儿地成了血红色。伏尔加母亲河遍体都被血染红了……
她突然停下了：“让我歇歇吧……不然我又要会哭出来，破坏我们这次会面……”她转身面向窗外抑制一下自己，过了一分钟又露出了笑容，“说实话，我不是个喜欢哭的女人。从小就学会了不要哭……”
“听瓦丽娅讲这些，我想起了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一直默不作声的亚历山德拉·费多洛夫娜·詹钦科加入了我们的对话：
特别是其中一件事，让我们大家极为震惊。我们听说，有一位老年妇女，每天都打开窗户，用小勺子向马路上泼水，一次次地，越泼越远。起初人们以为：“哦，她大概精神不太正常。”在围困期间是无奇不有的。可是人们到她家去之后，才弄清是怎么回事。你们听听她是怎么说的：“如果法西斯进了列宁格勒，走在我们的大街上，我就用开水浇他们。我老了，再不能干些什么了，可我能这样，拿开水来烫死他们。”她这是在演习……日复一日……那时围困刚刚开始，城市里还有热水供应……这是个颇有书卷气的老妇人。我直到今天还记得她的模样。
她选择了她力所能及的抗争方式。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吧……敌人就在眼前，纳尔瓦凯旋门一带正在激战，基洛夫工厂的车间每天遭到扫射……每个人都在想自己可以为保护城市做些什么。死是很容易的，但必须要做点什么，有所行动。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这么想的……
“我想找到一些词语……我们怎么才能表达呢？”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问我们，也是问自己。
我从战场上回来，成了残废人，一块弹片击中了我的脊背。伤口不大，可是我却一下子被掀到远处的一个雪堆里。我本来就一连几天没能烤干自己的毡靴，不是缺少柴火，就是轮不上我烤火。因为炉子太小，而围着炉子的人又很多。结果等我被人发现时，双腿已经冻坏了。幸亏我在被雪埋住时，还能呼吸，于是在雪堆上形成了小洞洞，被救生犬发现了。它们扒开雪层，把我的棉帽交给了卫生员。我的死亡通知书都填好了——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份通知书，上面写着你的亲属名字，还有寄发通知书的地址。他们把我从雪里挖了出来，放到帆布担架上，我穿的一件短皮袄浸满了血……可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的腿……
我在医院里躺了六个月。医生想把我的一条腿截去，从膝盖以上锯掉，因为我已经开始出现坏疽。这时候我有些惊慌了，我可不想作为一个残废人活下来，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有谁还会娶我？我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在生活中纯粹是个包袱，谁会要我啊，废料一块！我就想上吊自杀……我请求卫生员把小毛巾换一条大的……在医院里，大家都爱逗我：“这里有个奶奶啊，老奶奶躺在这儿呢。”因为医院院长第一次见到我就问：“哟，你多大岁数啦？”我马上回答他：“十九岁……快满十九岁了……”他开玩笑说：“噢！不年轻，是不年轻了，已经这么大把年纪了……”卫生员玛莎大婶也常常这样逗我。听到我的要求，她就对我说：“我会给你一条大毛巾的，既然你快要上手术台了。不过我还得看住你。姑娘啊，你的眼神我可不太喜欢，你是不是在动什么坏脑筋呀？”我没话可说……可是，我看到这件事倒是真的：他们要把我送到手术台上去了。我不知道上手术台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一次也没开过刀，可我却以为，我的身子将被割得支离破碎。于是我把大毛巾藏在枕头底下，想等没人的时候，等大家都睡熟的时候自杀。床架是铁的，我打算把毛巾系在铁床上上吊，只要我的力气够用……可是，玛莎大婶整夜寸步不离，守着我这个年轻姑娘。眼睛都不眨一下……严密守护我这个傻姑娘……
我的住院医生是个年轻中尉，他找到院长请求：“让我试试吧，请批准我试试看……”院长对他说：“你想试什么？她脚上的一个指头已经变黑了，小姑娘才十九岁，可不能因为你我而耽误她的性命啊。”原来我的住院医生反对手术，他主张用另一种方法，在当时是一种新方法。就是用一根特制的针把氧气注入皮下，用氧气供养肌肉组织……反正我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我又不是学医的。反正是这位年轻中尉最终说服了院长，他们这才没有锯掉我的腿，而是开始用这个办法给我治疗。过了两个月，我竟然可以走路了，当然，得拄着拐杖，两条腿就像软绵绵的破布条，一点都撑不起身子。明明能看见两条好端端的腿，就是没有丝毫感觉。后来我又学会了不用拐杖走路。别人都祝贺我：你这是捡了一条命啊。从医院出来，按规定得休养。可是我怎么休养？到哪儿去休养？去找谁呢？我只好回到自己的部队，回到我的火炮旁。我在那儿入了党，当时只有十九岁……
我是在东普鲁士迎接胜利日的。已经连续安静了两天，谁都不开一枪。这天深夜，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们全都跳了起来。紧接着便听到人们在欢呼：“我们胜利了！敌人投降了！”其实，敌人投降不投降我们无所谓，拨动我们心弦的是胜利了：“战争结束了！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开始放枪，手上有什么枪就放什么枪：冲锋枪、手枪……后来连大炮也放起来了……有的人抹泪水，有的人手舞足蹈，大声叫喊：“我活着，我还活着！”还有人卧倒在土地上，捧起泥沙，捧起石头。一片欣喜若狂……而我就呆呆地站在那儿，大脑中的念头是：战争总算结束了，可是我的爸爸再也不能回家了。战争结束了……指挥员却吓唬我们说：“这怎么可以！你们不赔出这些弹药来，就不许复员回家。你们在胡闹些什么啊？给我放掉了多少炮弹啊？”可那时我们觉得，世界上将要有永久和平了，再也没有人要战争了，弹药应该统统都销毁，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啊？我们恨也恨累了，打也打累了。
多想回家去呀！虽然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家，这是一种感觉，它比居住在房子里的人重要，更比房子本身重要。就是那种感觉……每个人都应该有个家……我必须要向继母深深鞠一躬……她就像亲妈一样对待我。我后来就叫她妈妈了。她一直在等我回去，等得好苦。虽然院长已经写信给她，说我的一条腿被截掉了，我得残废地回到她身边，要她有思想准备。院长答应，我在她身边可以住上一段时间，然后再把我接走……然而她所盼的，只是我能活着回来，这就够了……
继母一直在等着我……因为我长得酷似我的爸爸……
我们在十八到二十岁间离家上了前线，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上才回来。起先我们还很高兴，后来却苦闷透了：我们当老百姓能干些什么？面对和平生活，我们倒是害怕了……女伴们连大学都毕业了，可我们干什么呢？干什么都不行，没有专长。我们懂的只是战争，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打仗。我想尽快摆脱战争的影响，麻利地用军大衣改成一件外套，连纽扣也都换了。到市场上把帆布长靴卖掉，买了一双高跟皮鞋。我第一次穿上连衣裙时，泪水忍不住哗哗流。在镜子里都认不出自己了，要知道，我们穿了四年男人的长裤啊！我本来可以告诉别人，我受过伤，给震坏了。可是如果讲出来，谁还会给我工作？谁还会娶我？于是我们都像鱼儿一样沉默，谁都不承认自己在前线打过仗。我们只是在彼此间保持联系，书信往来。直到过了三十年后，才开始给我们搞隆重的荣誉活动……邀请我们去采访……起初我们都躲着藏着，甚至勋章也不敢佩戴。男人可以佩戴勋章、奖章，女人就不行。男人是胜利者，是英雄，是新郎官，他们上过战场是一份荣誉，但人们却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我们这些女兵。完全异样的目光……我要对您说，是他们把我们的胜利夺走了，悄悄地换成平凡妇女的幸福。他们不和我们分享胜利，这对我们是一种屈辱……我们不理解……因为在前线时，男人们对待我们非常温存，很爱护我们。而在和平日子里我从没见过他们这样好地对待过女人。那是我军撤退的时候，大家常常躺在地上休息，睡在光秃秃的泥地上。男人们自己穿着军便服躺着，却把军大衣送给我们盖：“给姑娘们吧……姑娘们得盖好身体……”要是他们从什么地方弄来点棉花和绷带，也送给我们：“喏，拿着吧，你们用最合适……”连最后一点砂糖也要分给我们。那时候，在男人身上除了善良和温暖，我们看不到还有别的什么，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可是战后呢？我无语了……没话说了……究竟是什么妨碍了我们的记忆？回忆令人难以忍受……
我和我丈夫两人复员回到明斯克时，真是一无所有：铺的盖的喝水吃饭的东西都没有……只有两件军大衣和两件套头军装。我们找到一张大地图，把它完完整整地粘在厚帆布上，再把地图用水泡开，这样就成了一张帆布床单，我们家的第一张床单。后来，女儿出生时，我们又把这张地图做了她的襁褓……我现在还记得，那是一张世界政区地图……我们的女儿就睡在箱子里……是个胶合板的手提箱，是我丈夫从前线带回来的，代替了摇篮。我可以这样说，除了爱，那时候家里什么都没有。有一次，丈夫突然回到家里对我说：“快去，孩子她妈，我发现了一个被人扔掉的旧沙发……”于是我们就摸黑出去抬那旧沙发——深夜去抬，免得被别人看见。这个沙发真使我们欣喜若狂！
我们仍然是幸福的。我有这样一个好伴侣！时光艰难，但是我们从未灰心沮丧。每次买到配给食品，都要互相打电话：“快回家来，我搞到了糖，可以好好喝一次茶了……”那时我们一贫如洗，真可谓家徒四壁，哪有这些地毯和玻璃器皿什么的……啥都没有啊……但我们很幸福。我们之所以感到幸福，是因为我们到底活了下来。我们仍在说话、欢笑、逛街……我总是那么自恋，虽然也不知道为何那么孤芳自赏，周围都是断壁残垣，甚至树木都毁得面目全非。可是有爱情在温暖我们。人类总是互相需要的，彼此依存非常需要。虽然后来我们分道扬镳了，每个人都回到自我，有了自己的新家，自己的新住处，但那时还是亲密无间的。肩并肩，就像在前线的战壕里……
现在我经常应邀到军事博物馆做报告……人们请求我给他们做解说。现在这样看重我们了，可已经是四十年之后了，四十年啊！前不久我还向一些意大利姑娘讲过话。她们七嘴八舌问我很多问题：我是被哪个医生治好的？我受了什么伤？不知怎么，她们还发现我从来没有去看过心理医生。她们还关心我都做过哪些梦，是否梦到过战争。就是说，俄罗斯女人拿起武器去作战，对她们而言简直就是个谜。不仅救护伤员，包扎伤口，还亲自开枪开炮轰炸爆破……去杀死男人……这对于女人意味着什么？……她们还很有兴趣地问我是否结过婚。她们都确信我从未嫁过人，是个独身女人。我就笑着说：“别人都从战场上带回战利品，而我带回来一个丈夫。我们有个女儿，现在几个外孙也长大了。”我没有给你讲过我的爱情……已经不能讲了，因为爱情抓不住我的心。另外一次……也是很热烈的爱！还是一样的！难道人没有爱情能过活吗？能活下去吗？在前线有一个营长深深爱上了我……整个战争期间他都护着我，不让别人靠近我，复员之后他到医院来找我，承认了对我的爱情……那，接下来就谈他如何爱我……你来吧，他说，一定要来啊，你会有第二个女儿的。当然，我的梦想就是生很多孩子，我爱孩子，可是我只有一个女儿……宝贝女儿……我的体力和精力都不允许了……再上学读书也不可能了，因为我经常生病。我的这双腿，全都因为我这双腿……可把我害苦了……我退休之前在综合技术学院里当实验员，从教授到学生们都喜欢我。因为在我身体内充满了爱，有很多快乐。我这么懂得生活，只想在战后好好生活。上帝创造人不是为了让他去射杀，祂创造人是为了爱。你怎样认为？
两年前，我们当年的参谋长伊万·米哈依洛维奇·格林科到我们家来做客，他已经退休了。他也坐在这个桌旁，我同样是烤馅饼招待他。他和我丈夫交谈、回忆……他还能叫出我们那些姑娘的名字……而我就突然大哭大叫出来：“您说什么荣誉啦、尊重啦。可是那时的姑娘们现在几乎都是孤独一人，单身未婚，居住在公共宿舍里。又有谁可怜过她们？你保护了她们吗？你们战后都跑到哪儿去了？都是叛徒！”就这一句话，我把高兴的气氛给破坏了……
参谋长就坐在你现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告诉我，有谁伤害了你。”他用拳头敲打着桌子，“你只要把他给我指出来！”接着又请求我原谅，“瓦莉娅，除了和你一起流泪，我什么都不能对你说。”其实没有必要可怜我们，我们是自豪的人。就让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改写历史吧。史书上有斯大林还是没有斯大林，都无所谓。但永远不变的是，我们是胜利者！还有我们经历过的痛苦也是不会改写的。这也不是垃圾和灰烬，这是我们的生活。
我没有别的可说了……
——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丘达叶娃（中士，高射机枪组长）
在我离开之前，女主人塞给我一包馅饼：“这是西伯利亚的特产啊。在商店里你买不到的……”我还得到了长长一串地址和电话号码：“她们一定会高兴你去看她们，她们一直都在等你。我清楚地告诉你：回忆是很痛苦的，但是不去回忆，就更加不能忍受。”
现在我理解了，为什么她们一直要喋喋不休地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