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还记得这双眼睛……”
搜寻还在继续……不过这一次我不需要远行……
我在明斯克居住的那条大街，是用苏联英雄瓦西里·扎哈罗维奇·科尔日的名字命名的。他参加过国内战争，又是西班牙战争的英雄，后来是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游击队领导人。每个白俄罗斯人都读过关于他的书，就是在中学课本上和电影中也有他。他是白俄罗斯的传奇。虽然我无数次地在信封和电报纸上写过这个名字，却从来没有把他作为一个现实的人去想过。神话早已取代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成了他的双胞胎。可是这一次，我是怀着崭新的感受走在这条大街上的：我乘了半个钟头电车赶到市区的另一边，专程去看望他的女儿和妻子，英雄的两个女儿也都曾经在前线作战。我眼中的传奇神话变活了，变成了凡人的日常生活，降落到了人间，宏大变成微小。不论我喜欢仰望天空还是眺望海洋，只要从显微镜中看，每一粒沙子都要比我大得多，一滴水中可见大千世界，我从战争中发现了深刻得难以估量的个人生活。当宇宙与个人的维度同样都是广阔无边的时候，又怎能把小称之为小，把大称之为大呢？我早已经区分不开它们。对于我来说，一个人是如此丰富而复杂，他可以包含一切，也可以失去一切。
我找到了正确的地址，这又是一幢庞大而笨拙的高层建筑，我走进第三个门洞，按了第七层电梯按钮……
他的小女儿给我开的门，她叫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那宽宽的黑眉毛和直率坦诚的目光，一如照片上她的父亲。
“请进吧，我们正等着您呢……奥丽雅姐姐今天早晨才从莫斯科赶来，她常住那边，在卢蒙巴各民族友谊大学教书。我们的妈妈住在我这里。瞧，我倒要感谢您使我们家人相聚了。”
这两姐妹，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和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都曾经在骑兵连里当过卫生指导员。她们并排坐在一起，但眼光都望向她们的母亲，菲奥多西雅·阿列克赛耶夫娜。
母亲先开腔了：
“敌人轰炸我们这儿时，到处是一片火海……政府安排我们往后方疏散……我们跋涉了很长时间，才走到斯大林格勒。妇女儿童继续往后方撤，男人就迎头向前方赶。收割机司机和拖拉机司机们都上了前线，所有卡车司机也都开上了前线。我记得有一次，一个人在车上站了起来，冲着我们喊：‘母亲们，姐妹们！你们到后方去吧，多打些粮食，支援我们打败敌人！’这时，全车的人都摘下自己的帽子，向我们致意。而我们出来时唯一来得及带着的，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把孩子们举起来，有人捧在手上，有人抱在胳膊里。那人还在朝我们喊着：‘母亲们，姐妹们！你们到后方去吧，多打粮食……’”
这以后，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菲奥多西雅·阿列克赛耶夫娜再没有插一句话。女儿们时不时地轻轻抚摸她的双手，安抚妈妈。
我们那时住在明斯克……我只有十四岁半，奥丽雅十六岁，弟弟廖尼亚十三岁。那几天，我们刚好要送奥丽雅去少年儿童疗养院，父亲也想和我们一起去趟乡下，看看他的亲戚……可是这天夜里他实际上没在家过夜。他白天在州党委会办公，深夜人们把他叫走，到早晨才回家来。他跑进厨房，匆匆吃点东西，说：“孩子们，战争爆发了，你们哪儿也别去，等着我……”
到了夜里，我们离开了家。父亲有一件他最珍贵的西班牙战争纪念品——一支猎枪，很名贵，带弹夹。这是对他勇敢作战的奖励。他把猎枪交给哥哥说：
“你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已经是男子汉了，应该照看好妈妈和妹妹……”
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一直珍藏着这支猎枪。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都卖掉了，或者换了粮食。可是这杆猎枪却始终保存了下来。我们不能同它分开，它寄托着我们对爸爸的怀念。爸爸又把一件大羊皮袄扔到我们车上，这是他最保暖的一件衣服。
在车站上，我们换乘了火车，可是还没有到戈麦尔，就遭到敌机的激烈扫射。上面下令：“统统下车，到树丛里去趴下！”扫射结束后……先是一阵寂静，接着就是一片哭声……大家都朝火车跑过去……妈妈和小弟弟及时钻进车厢，而我就落在了下面。我很害怕……真的好怕！我从来没有一个人留下过。突然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觉得自己那段时间甚至突然失语了……哑巴了……有人问我什么，我却说不出话来……后来我就紧跟着一个女人，帮助她，她是个医生。大家叫她“大尉医生”。我就随着她的卫生部队一起出发了。他们给我吃给我喝，但很快就想起一件事，问我：“你多大了？”
我知道，要是我说实话，他们就会把我送到哪个儿童收容院去。我马上就想到了。可是我再也不愿离开这些有能力的大人，我想和他们一样去打仗。那时我们总是不断地得到保证，父亲也常说，我们就要打到敌人老家去了，目前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战争很快就会胜利结束。既然如此，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那时的想法也太天真了。于是我回答他们，说我十六岁了，这样他们才正式收留了我，派我去受训。我在训练班学习了四个多月，除了学习，大部分时间是照料伤员。我习惯了战争……当然是需要逐渐习惯的……我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卫生营里训练出来的。我们撤退时，带了很多伤员。
我们不能走大路，因为大路常常遭到轰炸和扫射。我们只能走沼泽地，走羊肠小路，而且三五成群，分散前进。只要什么地方集合了许多人，就是说，那里要进行战斗了。就这样走啊，走啊，走啊。我们路过了大片田野，地里庄稼多好啊！我们走着看着，踩踏着无人收割的黑麦。那是前所未有的丰收年景，庄稼长得很高很高。绿油油的青草、明晃晃的阳光，可是地里却躺着死人，凝着血……死人当中也有活人。树木烧黑了……火车站被炸毁了……在熏黑的车厢上，挂着烧焦的尸体……我们就这样走到了罗斯托夫。在那儿又遇上一场轰炸，我受了伤。当我恢复知觉时，已经在火车上了。这时迷迷糊糊听到一个乌克兰老兵在训一个年轻人：“你老婆生孩子的时候，她没哭，你倒哭了。”他回过头，看到我已经睁开了眼睛，就对我说：“你哭几声吧，孩子，哭几声吧。哭哭，心里好受些。你是可以哭的。”我想起了妈妈，于是哭了起来……
出院后，上级安排我休个什么长假。我就想方设法去找妈妈。妈妈也在四处找我，而奥丽雅也在找我们。真是奇迹！我们竟然通过莫斯科的一些熟人找到了彼此。我们都往熟人的地址写信询问，这样就找到了。真是神奇啊！妈妈住在斯大林格勒郊区的一个集体农庄里。我也到了那儿。
那是1941年年底……
他们怎么过活呢？弟弟廖尼亚已经开上了拖拉机，他还完全是个孩子，才十三岁。他起先是当耕播助手，拖拉机手全都上了前线后，他便当了拖拉机手。他白天黑夜不停地工作，妈妈担心他会困得睡着，一头从拖拉机上栽下去，便常常到拖拉机上去看他，或跟他并排坐在一起。妈妈和廖尼亚睡在别人家里的地板上……都是穿衣睡觉，因为没有任何可以盖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不久，奥丽雅也来了，她被安排当会计员。但她给兵役委员会写了信，申请上前线，可她的申请一直没被批准，于是我们决定（那时我已经是有战斗经验的人了）两人一起到斯大林格勒去，到那儿设法混进一支部队。我们哄骗妈妈，安慰她说，我们到库班去投靠爸爸的朋友，那儿是个富有的地方……
我有一件旧军大衣、一件军便服、两条长裤。我给了奥丽雅一条长裤，她什么都没有。一双长筒靴我们两人可以轮流穿。妈妈用纯羊毛线给我们织了一双既不像袜子，又不像鞋子的东西，但穿上很暖和。我们俩步行了六十公里，到了斯大林格勒。二月天，饥寒交迫，我们冒着严寒行走：一个人穿长筒靴，一个人穿妈妈做的那种便鞋，然后再调换。妈妈给我们路上准备的吃的东西是什么？是用骨头汤做的肉冻和一些干粮。我们一路真是饿坏了……只要一睡觉做起梦来，就都是梦见吃的东西。在梦里，一个个大面包就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
我们到了斯大林格勒，可是那里的部队都不理睬我们，根本没人愿意听我们讲话。于是我们决定，就像我们哄妈妈的那样，真的到库班去，按爸爸给的地址去找熟人。我们钻进了一辆货车：我穿着军大衣坐在车上，奥丽雅就钻到货架底下。然后我们换穿大衣，我再爬到货架底下去，让奥丽雅坐在外面，因为军人是没人管的，而我们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
我们到了库班……真是幸运……找到了爸爸的朋友。在那里我们得知，哥萨克志愿军，即第四哥萨克骑兵军成立了，后来又被命名为近卫军，全是由志愿者组成的。在这支部队里，年龄参差不齐：有曾经在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率领下冲锋陷阵的老哥萨克，也有年轻人。他们接收了我和奥丽雅。我至今都不知道为何那么顺利，大概因为我们反复地恳求吧。反正我们也无处可去，我们被编入一个骑兵连。每个人都发到了军装和马匹。自己的马必须自己喂、自己饮、自己照管，全部由自己负责。好在我们小时候家里就有马，对马很熟悉，也喜爱它们。马一发到我手里，我就骑了上去，一点都不害怕。虽说它没有立刻驯服，但我却不慌张。我得到的是一匹精干可爱的小马，尾巴拖到地上，跑得快，听使唤。我很快就学会了骑术，扬扬得意。后来……后来我连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马都会骑了。我是那么爱马，我发现自己直到现在都不能够漠然地从马儿身边走过，我喜欢拥抱马儿。我们在马儿的腿下睡觉，它连移动腿都很轻，绝不碰到人。它永远不会去踩踏死者，而对于活人，如果主人只是受伤了，它就绝不会离开，不会抛弃你，真是非常聪明的动物。对于骑兵来说，马就是好朋友，永远忠诚的朋友。
第一次战斗洗礼……是我们军在库绍夫斯克参加的坦克大战，库绍夫斯克战役（很著名的库班哥萨克骑兵冲锋战）之后，我们军被授予“近卫军”称号。那次战斗十分残酷，对于我和奥丽雅来说尤为可怕，因为我们那时胆子还很小呢。我虽然打过仗，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可是这种场面……骑兵们像怒涛一般冲向前去，骑兵的契尔克斯战袍腾空翻起，马刀出鞘，战马嘶鸣，简直飞到空中了，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这股怒涛，扑向坦克，扑向大炮，扑向法西斯，这真是阴曹地府的梦境一般。绝不是人间的景象……法西斯人数很多，比我们多得多，他们挎着冲锋枪，跟着坦克并排前进，可是这下，他们顶不住了。德国鬼子知道自己无法抵抗这股怒涛，纷纷抛下武器，抱头鼠窜……就是那样一幅景象……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
我正在给伤员包扎，边上躺着一个法西斯。我以为他已死了，根本没去注意他。不料他只是受了伤，还想杀死我。我发觉有谁在后面动我，赶忙转过身一看，飞起一脚踢掉了他的冲锋枪。我没有打死他，也没给他包扎，就走开了。那家伙是腹部受伤……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
我正在背伤员，突然发现有两个德国鬼子从一辆轻型坦克里爬出来。坦克被打坏了，而他们显然没及时跳出来。只差一秒钟！要是我没有及时射击，我和伤员就被他们开枪打死了。事情总是那么突然。战斗结束之后，我走过去看那两个家伙，他们死在地上，眼睛还睁着。我至今也忘不掉那两双眼睛……其中一个是很英俊的德国小伙子……虽然他们是法西斯，但我还是有些可怜他们，毕竟都是人……那么长时间，这样的感觉一直挥之不去：我真的不想杀人，您明白的。可是内心又如此憎恨：他们为什么要到我们的土地上来？然而如果亲手杀死他们，又真的很痛苦……没有其他的话可以说……就是非常痛苦。亲手杀过人……
战斗结束了，上百名哥萨克都从马鞍上跳下来，可是这时奥丽雅却不见了。我逢人便问，最后一个离开战场，到处都查看过了。天已经黑了，奥丽雅仍没找见……大伙儿都说，她和其他几个人留在战场上负责抬伤员了。于是我什么都不做，只是一个劲儿寻找她。我留在大队人马后面等姐姐，然后再去追赶大家。我哭了起来：难道第一次战斗就把姐姐弄丢了？她到哪儿去了？她出什么事了？也许她正在什么地方快死了，在呼唤我……
奥丽雅……原来奥丽雅也是哭成了泪人……她深夜才找到我……见到我们姐妹俩重逢，连哥萨克们都哭了。我们吊在对方的脖子上，不肯分开。到这时我们才明白，我们不能在一个连队，双方都受不了。最好是分开，不见面。如果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眼前死去，那么我们肯定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于是我们决定，我得申请到别的连队去。可是怎么分开……怎么能呢？
把您调走了吗？
是的，我们俩分开作战。起初是在不同的骑兵连，后来甚至不在同一个师了。但只要有机会，就互相转达问候，了解一下对方是否还活着……死神在每一步之外等候着，等待着你……我还记得在亚拉拉特山下的一件事……我们扎营在沙漠中。亚拉拉特还被德寇占据着。那天是圣诞节，德国人在休息过节。我们选出了一个骑兵连和一个四十毫米口径炮兵连。下午五点钟左右我们开始出发，彻夜行军。黎明时分见到了我们的侦察员，他们刚刚从那个镇子上出来。
城镇就在山下……一切如常……德国鬼子怎么也不会料到我们居然能够从这样的沙漠中走过来，他们防守很松散。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他们的身后。从山上冲下去，马上抓住了哨兵，摸进了镇子，好像从天上飞下来的。德国大兵们还在赤身裸体地唱啊跳啊，只是冲锋枪还抓在手里。他们在圣诞树边狂欢……酩酊大醉……每个院子里都停有至少两三辆坦克。有轻型坦克，还有装甲运兵车……所有的装备都在。我们就在原地把这些装备炸毁了，当时是枪声大作、炸弹横飞，德国人惊恐万状，四处流窜，一片混乱……当时的情况太可怕了，每个人都唯恐逃之不及。那真是火海一般……圣诞树燃成了火炬……
那次我救了八个伤员……把他们一个个背上山……但是我们却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疏漏：没有切断通信联络。结果德寇的炮火劈头盖脸地炸向我们，又是迫击炮又是榴弹炮，火力非常密集。我急忙把自己的伤员放到救护马车上运走……但是我又眼睁睁地看着一颗炮弹落到救护马车上，把它炸得粉碎。当我再过去看时，只见到有一个人还活着。这时候德国人已经上山来了……那个伤员求我：“护士，丢下我吧……别管我了……我就快死了……”他的肚子被炸烂了……肠子都流了出来……这样子……他又自己把肠子拢在一起，塞回肚子里……
我以为我的马是因为这个伤员而沾了满身的血，可是再一看，原来它的一侧也受了伤，我把全部的急救包都给马用上了。最后发现身上还有几块糖，就把糖也给它吃了。这时子弹从四面八方射过来，可我就是看不到德国人和自己人都在哪里。我骑着马走了十几米，不断遇上伤员……我想，还是得找到一驾马车，把所有伤员都带走。我走到了一个斜坡，看到下面有三条路：一条向左，一条向右，还有一条向前。我迷了路……到底要向哪儿走呢？只好牢牢地抓住缰绳，任由马儿走，往哪儿走都行。其实，当时我不知道怎么才好，就是一种本能暗示我，听说走到这种三岔口，马儿自己可以凭着嗅觉找方向，于是我就放松缰绳，让它朝着与我自己想走的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方向走下去。走啊走啊，一直走了下去。
我浑身无力地坐在马背上，不在乎马儿往哪儿走，走哪儿算哪儿吧。它就这样走啊走啊，后来它似乎越来越高兴起来，开始摇头晃脑，我就提起缰绳抓在手中，又弯下身子，轻轻用手抚摸它的伤口。继续走着，马儿显得更加欢快，还嘶鸣起来，显然是听到了什么。我却担心了：可别突然出现德国人啊。我决定先跳下马再说，这时我自己也发现了新鲜踪迹：马匹踩出的蹄印，还有车轮的辙印，看来是有五十多人走过去了。又经过了二三百米，马儿就一头撞到前面一辆大车上了。大车上躺着我们的伤员，就是说找到了我们骑兵连的散落人员。
不久，援助人员也找到了我们，带来了马车、牛车……原来上级下了命令：要找回所有人员。哪怕冒着枪林弹雨，也要把自己人全部找到，一个人都不能丢下，伤员和死者都要带回去。我也上了一辆牛车。我在那里找到了所有人，就连那个肚子炸开的伤员也找到了，所有人都运了出来。只有被射杀的战马留在了那里。黎明那么美丽，一边走一边看，成群结队，那么漂亮而强壮的马群……晨风吹起了它们的鬃毛……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
在我们坐着的大房间里，整面墙壁挂满了姐妹俩在战前和前线的放大照片。有一张照片上，她们还是中学生，戴着太阳帽，捧着鲜花，这是在战争爆发前两周拍的一张照片。两张纯朴而又带孩子气的面孔，笑盈盈的，因为想显得成熟些，而稍稍有点一本正经。在旁边的照片上，她们已经穿起了哥萨克的袍子和骑兵的毡靴，是1942年拍摄的，时间上虽然只隔了一年，但面孔却大变样了，简直是判若两人。这张照片是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从前线寄给母亲的：胸前已佩上了第一枚勇敢奖章。还有几张照片是两姐妹在胜利那天拍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们神态的变化：从轻柔稚气的线条到成熟女性的目光，甚至还含有某些坚毅的严厉。很难相信这些神态的变化是在短短的几个月或几年时间里完成的。在和平的年代，这种变化会十分缓慢，而且不知不觉。人的面孔是靠长年累月塑造成型的，而在面孔上会慢慢显现出灵魂。
但战争却很快就能创造出自己的人物肖像，书写出自己的人物画廊。
我们攻占了一个大村庄，有三百多户人家。还留下了一所德国人的医院，就在当地医院的一幢大楼内。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院内挖了一个大坑，里面有一些被枪毙的德国伤兵——在逃跑之前，德国人杀死了自己的伤员。显然他们认为我们也会杀掉他们，以为我们也会做出他们对我们的伤病员所做的那些事情。只有一个病房的伤员留了下来，看来是他们没来得及动手杀掉他们，也可能是存心抛弃他们，反正他们都没有腿脚。
我们走进病房时，德国伤兵都用仇视的眼光看着我们，大概以为我们是来要他们命的。翻译告诉他们，我们不杀害伤员，而且会给予治疗，这时有个伤员提出要求说，他们三天三夜滴水未进了，三天没有换药了……我过去一瞧，果然不错，真是太危险了。德军医生早就不管他们了，伤口化脓腐烂，绷带都长到肉里去了。
你们怜悯他们吗？
我不能说出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怜悯或者同情，这毕竟是一种情感。我还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情感。这是另一回事……我们还遇到过这么一件事……有个战士打了一个俘虏……这在我看来是不应该的，所以去保护了那个俘虏，虽然我很明白，那是他心灵的呐喊……他认识我，痛骂了我，当然他比我年长。但是他没有再打那个俘虏，而是对我大喊大叫：“你都忘记了吗……妈的！你难道都忘了他们怎么对待我们的……他妈的！”我当然什么都没忘记，我清楚地记得见过的那些靴子……当时德国人竟然在他们的战壕前摆上一排带着断腿的长筒靴。那是在严冬，那些穿着靴子的腿竖立在那里，就像一排木桩子……那些靴子……都是我们在自己同志身上看到过的……留下来的……
我还记得水兵们是如何赶来援救我们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地雷炸死，我们当时撞入了一片雷区。这些水兵，他们在地上躺了很久。在太阳底下躺着……尸体都肿胀起来，他们穿着海魂衫，肿胀得看上去就像西瓜，好像大片野地里一个个巨大的西瓜，很大很大。
我当然不会忘记，我绝不会忘记。但是我却不能去打俘虏，虽然因为他已经没有武器。不过，这是每个人自己的决定，为了自己，这是很重要的。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
那次战斗在布达佩斯城下，是在冬季……我正在背着一个伤员，中士机枪班长。我自己身穿棉裤和棉袄，头戴遮耳棉帽。一边背着伤员，一边看到：前面的白雪中有一大块黑色……烧焦的黑色……我意识到那是一个深深的大坑，这正是我需要的。我滑到这个大坑中，发现里面还有活着的人，我觉得他还活着，还有咯吱咯吱的金属声音……我转过身，原来是个腿部受伤的德国军官，躺在那儿，用冲锋枪对着我。当时我的长发从棉帽中露出来，肩背着急救挎包，挎包上有红十字标记。当我转过身时，他看到了我的脸，意识到这是一个女孩，显然情绪就放松了！他本来紧张的神经平复下来，扔掉了枪，他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此时在一个坑中有三个人：我们的伤员、我和这个德国人。坑很小，我们彼此的腿都搭在一起。我身上都是他们的血迹，我们的血都混合在一起。那德国人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他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看我会对他做什么。该死的法西斯！但是他马上扔下了枪，你明白吗？这一幕……我们的伤员都没有去想这是怎么回事，就抓起了枪……挺起身子想掐死那个德国人……而德国人就看着我……现在我还记得他那双眼睛……我给自己人做了包扎，而德国人还在血泊中，他的血快流尽了，一条腿完全炸断了。再流一会儿血他就会死掉。我很明白这一点。于是，我还没有给我们的伤员包扎完，就转身去给这个德国人撕开军服做包扎，缠上止血带。然后我又转身回来给我们的伤员包扎。那德国人不住地说：“好人，好人。”不停地重复这个词。而我们的伤员就对我大叫着发脾气，直到失去知觉……我抚摸着他，安慰他。这时候救护马车到了，把他们两个都装上车，运走了……德国人也救走了。您明白吗？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
当男人们在前线看到女人时，他们脸色都会起变化，就连女人的嗓音也会使他们的神态跟原来不同。有一天夜里，我坐在掩蔽部外面，小声唱着歌。我以为大家都睡着了，没有人听得见我在唱歌。可是第二天早上，连长对我说：“我们都没睡着。我们真渴望听听女人的声音……”
还有一次，我给一个坦克手包扎伤口……战斗还在继续，轰轰隆隆的。他却突然问起我：“姑娘，您叫什么名字？”口气中带着明显的暧昧。我说我叫奥丽雅，我对于在这隆隆的炮声中，在战火纷飞的险境里还要把名字告诉人家，自己都感到惊愕不解。我平时总是力图保持整洁端庄的外表，别人常常议论我：“天哪，难道她在战斗中还这么干干净净的吗？”我就是害怕自己万一被打死，躺在地上会很难看。我见过一些被打死的姑娘……在泥巴中、在污水中……那怎么行……我可不愿意死的时候像她们那样……有时我躲避扫射，不是考虑如何保住性命，而是把脸藏起来以免毁容，还有双手也不能难看。我觉得所有姑娘都是这样想的。而男人们总是嘲笑我们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滑稽可笑。他们说，姑娘们担心的不是死，鬼知道她们担心什么，傻不傻。都是女人的那些胡思乱想。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
死神是无法驯服的……没有可能……必须习惯与它交往……有一次我们部队躲开德国鬼子，退到山里。留下了五个重伤员没法走，他们全都伤在腹部，而且是致命伤，过上一两天他们肯定是要死的。带他们走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办法挪走他们。上级要我和另一个叫奥克萨诺奇卡的卫生指导员留在板棚里照料伤员，对我们说：“过两天我们就回来接你们。”可他们过了三天才来接我们。我们和这些伤员们在一起等了三天三夜。他们本来都是些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他们不愿意死……而我们只有些消炎粉，别的什么都没有……他们不住地要水喝，可是不能给他们喝水啊。有些人理解，另一些人就骂人，什么粗野的话语都用了。有人摔杯子，有人扔靴子……这是我人生中最恐怖的三天。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却完全没法帮他们……
您问我的第一次奖赏？上级决定授予我一枚勇敢奖章，可是我没去领它，因为我不服气。我的上帝，真好笑！您猜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一个女友被授予了战功奖章，而我只弄了个勇敢奖章。她总共只参加过一次战斗，而我在库绍夫斯克和其他地方参加过好多次战役。我可委屈了：她只参加过一次战斗，就得了战功奖章，那就是说有许多功勋，而我，到头来只有一枚勇敢奖章，好像我只有一次是勇敢的㊟。后来指挥员来了，当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时，忍不住笑了。他告诉我：勇敢奖章是最高等级的奖章，只差一点就是勋章了。
在顿巴斯的马克耶夫卡，我负了伤。伤在屁股上，一块石头子儿大小的弹片钻了进去，卡在里面。我发觉自己流血了，赶忙把急救药棉塞在伤口上，又继续跑起来，给伤员包扎。我不好意思向别人说及此事。一个姑娘家受了伤，再说又是伤在屁股上，这种事，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是羞于承认、不敢告诉别人的……这样，我带着伤继续奔忙，给别人包扎，直到流血过多昏死过去，长筒靴子灌满了血……
我们的人看到这情景，显然以为我已经死了。卫生员跑来，又走了。战斗继续进行。也许再过一会儿，我真要死了。可是，几个出来侦察火力的坦克手发现了我——看见一个姑娘躺在战场上。我没戴帽子躺在那里，帽子已经不知丢到哪儿去了。他们看到我下身还在流血，断定我还活着，马上把我送到了卫生营。此后卫生营把我转到野战医院，然后又从这个医院转到那个医院。啊呀呀……我的战争这么快就结束了……光是确定我的健康状况就花了半年时间。我才十八岁……可是身体垮了：三次负伤，一次严重的震伤。但我还是个姑娘啊，不用说，我把身体状况隐瞒了。我告诉别人我受过伤，但从不说震伤的事。可是震伤本身却把我出卖了，我又被送进了医院，还发给了我伤残证书。可是我能容忍吗？我把这证书撕得粉碎，扔掉了，连伤残抚恤金我也没去领。如果领了证书和伤残金，就得经常到会诊委员会去复查身体。要不断地述说：啥时候震伤，啥时候负伤。到哪儿去啊？
我住院时，骑兵连长和司务长到医院来探望。在战争时期我就很喜欢连长，可那时他从来不注意我。他是个美男子，军装特别合身。男人穿军装个个服帖。可女人的穿着又怎样呢？都要穿肥大的男式长裤，辫子也不许留，一律剪得简直像个男孩子。直到战争后期才批准我们留头发，梳辫子。在医院里，我的头发长了出来，梳成了长辫子，就变得漂亮了，结果呢，我的上帝，真好笑！他们两人竟然同时爱上了我……太突然了！整个战争我们都是在一起过来的，我从来都没引起过他们的兴趣，可是现在，他们两个人，骑兵连长和准尉司务长，同时爱上了我，都来向我求婚了。爱情啊！爱情……我们所有人都渴望爱情！渴望幸福！
这是在1945年年底的事情了……
战后人们都想尽快忘掉战争，父亲帮助了我和姐姐。爸爸是个聪明人，他把我们的奖章、勋章和奖状、证书全都收去，藏了起来，对我们说：
“战争过去了，仗也打完了。现在你们必须把它忘掉。战争是战争，现在是现在，该过日子了。你们应当穿上便鞋。你们俩都得给我打扮得漂漂亮亮才行，你们还应该去学习，应该出嫁……”
可是奥丽雅却老是不能适应新生活，她太傲气了，就是不肯脱掉军大衣。我记得，有一次听到爸爸对妈妈说：“这是我的过错，让姑娘们这么小就去打仗。战争哪能会不伤害她们呀……那样的话，她们一辈子都在打仗了。”
因为我获得过勋章和奖章，收到一些优待券，可以到军人服务社去买些紧缺商品。我到那里去给自己买了一双当时最时髦的胶底女鞋，还买了外套、连衣裙和高筒套鞋。我决定把军大衣卖掉，就去了旧货市场……穿着一件时髦光鲜的连衣裙……漂亮的发夹……猜猜我在旧货市场看到了谁？一群失去腿脚和胳膊的年轻小伙子……全部都是战场上回来的……胸前挂着奖章和勋章……那些手臂完整的在出售自制的匙勺、女人的胸罩和内裤。另一些人……没有手没有脚的……就坐在那儿流泪，乞讨点小钱……他们没有残疾人的轮椅，是被还有手臂的弟兄们用板车推着来的。他们都喝得醉醺醺的，唱着《我被人遗忘，我被人抛弃》。看到这样一幅景象，我悄悄离开了，没有卖掉自己的军大衣。我在莫斯科住了几年，有五年多吧，再也没有去过旧货市场。我害怕这些伤残军人中有人认出我来，他们会对我怒吼：“为什么你那时候要把我从战火中救出来？为什么要救出我们？”我想起一位年轻的中尉……他本来有两条腿……一条被弹片削掉了，另一条悬挂着……我给他做了包扎……冒着轰炸……他对我大吼道：“别管我！对我开枪！打死我……我命令你……”您明白吗？所以我一直害怕见到这位中尉……
我住在医院时，那儿所有人都认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他是坦克手，名叫米沙……但没人知道他姓什么，只是知道他的名字……他的两条腿都给截掉了，右胳膊也截掉了，只剩下左边一条手臂。截肢部位很高，腿是从盆骨那儿锯掉的，连假腿都不能装，只能坐轮椅。医院为他特别定制了一辆高轮椅，只要能做到，大家全都轮流推他。当时有很多老百姓到医院来帮助照料伤员，他们都特别照顾米沙这样的重伤员。有妇女也有中学生，甚至还有孩子们。人们把这位米沙抱上抱下，他也不感到沮丧。他真想活下去啊。他只有十九岁，简直还没好好生活过。我也不记得，他是否有亲属。但是他深知人们不会撇下他一个人受苦的，他相信人们不会忘记他……当然，战争是在我们国土上进行的，到处都留下了废墟。我们解放的一些村庄，已经全被烧毁了。人们只剩下了土地，唯有土地还存在。
我们姐妹俩战前的理想是当医生，可是后来我们谁都没当。我们不需要经过任何考核，就可以去学医，我们前线回来的人有这种权利。可是人们的苦难、人们的死亡，我们见得太多了，已经不能够再见到伤病员，哪怕连想象都受不了。甚至过了三十年，我还劝阻女儿不要报考医学院，虽然她很想报考……都几十年过去了……只要闭上眼睛，我又能看到那些景象……春天……我们在刚刚打过仗的野地里走着，寻找伤员。野地被打得一片惨象。我们意外发现两具死尸，一个是我们的年轻士兵，一个是德军的年轻士兵。他们都躺在麦苗中，眼睛直直地看着天空……他们就好像没有死去。就是那样望着天边……我至今还记得他们的眼睛……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
我对战争中最后那几天记得最清楚。那天，我们正骑马行军，忽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音乐的声音，是小提琴独奏……在我的感觉里，战争就是这天结束的……那真是神奇的时刻：突然间听到了音乐，久违的另一种声音……我就像大梦初醒似的……我们大家都觉得，经历过战争，经过如此人间浩劫和滔滔血泪，生活将变得格外美好，一切都是美丽的。胜利之后，这一天之后……我们都觉得，所有人都会变得非常善良，彼此相爱。大家都成为兄弟姐妹，情同手足！我们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一天……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