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战斗

16

黎明突然来临，西方一片淡蓝，东方天空厚厚的横条状乌云被染成了红色。好一阵子，天空都保持着这样的景象。从地面上方六英里处往外看，景色是如此开阔壮丽。飞机缓缓下降，离开了上方的晨曦。在厚厚的云层下面，非洲大地看起来是一片湿淋淋的墨绿色。可以看到，下面刚刚破晓；森林和溪流仍然黑黢黢的。森林覆盖的大地绵延不绝。阳光透过云层的下方。飞机着地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我终于到了首都。我到这里来的方式有些奇怪——绕了这么多路。如果我径直从河上游的小镇到首都来，我会觉得这是个庞大而富有的城市，是个名副其实的首都。但是经过了欧洲之旅，伦敦还历历在目，所以首都虽然大，却显得脆弱而粗糙，只是欧洲的影子，像是森林尽头的幻象。

欧洲乘客中那些比较有经验的根本不去看总统拿着酋长手杖的巨幅照片，急匆匆地走到入境和海关检查处，好像要直接冲过去。我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这种自信，不过他们大半是有特权的人——大使馆工作人员、参与政府项目的人、大公司的职员等。我自己过关的过程就慢多了。等我过了入境和海关检查处，机场大楼差不多空了。没人在看航班宣传画和总统像，大部分官员也不见了。天已经大亮。

到市内的车开了好长时间。感觉像是在我们小镇上开车从领地到镇中心。不过这一带多山，而且什么都比我们那儿大几号。连这里的棚屋区和非洲城区（房屋之间也种着玉米）都比我们那儿的大。路上能看到穿梭往来的公共汽车，甚至还有一列火车，拖着老式的敞篷车厢。还有各种工厂。沿途竖着很多牌子，有十英尺高，漆成同样的颜色，每块上面都有一句总统的语录或者格言。有的地方画着总统的肖像，有一幢房子那么高。这都是我们小镇上没有的东西。我发现我们小镇上的一切都比这儿的小几号。

画像、格言，偶尔还能看到非洲圣母雕塑——这些东西一路伴随我到下榻的旅馆。如果我从小镇上头一次到这里来，准会感到窒息。不过我才从欧洲回来，才从空中俯瞰过这个国家，才感觉到首都的脆弱，所以我能用不同的态度看待这一切——这让我自己都感到吃惊。在我看来，这些格言、肖像、圣母雕塑都有种可悲的意味：这个丛林出身的人想彰显自己的伟大，竟然采取如此粗劣的方式。我甚至有点儿同情这个如此宣扬自己的人了。

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多到领地造访雷蒙德的人嘲笑这个国家，觉得我们对总统的敬畏荒诞可笑。不过，我从机场过来一路看到的东西并不可笑。我觉得那更像是一声尖叫。我刚从欧洲回来；我见识过真正的竞争。

一夜之间，我从一个大陆到了另外一个大陆。刚刚抵达时，我对总统产生了一种古怪的同情，我意识到他努力在做的事情不可能成功。熟悉了首都之后，这种同情慢慢消退，我开始感觉到首都只是我们那个小镇的翻版，只不过比小镇大一些。其实，我是在住进一家新开的大酒店（有空调，大厅里有商店，还有没人使用的游泳池），发现酒店里到处都有秘密警察之后，开始收回原来的同情。我真不知道这些警察待在酒店能干什么。他们是在向客人展示自己。另外他们也喜欢待在这家漂亮的新酒店。他们想在这个现代化的环境中让旅客看到自己。这很可悲；你也可以把它当成笑话。不过这些家伙有时候会让你笑不出来。此时，我已经恢复了对非洲的紧张心理。

这是总统的城市。他在这里长大，他的母亲在这个城市的旅馆做过用人。在殖民时代，总统在这个城市里对欧洲产生了一些认识。原来的殖民城市仍依稀可辨——比我们的小镇大，有很多居民区，里面到处是高大的、装饰性的遮阴树木。总统想要在自己盖的大楼里和这个欧洲比拼。市中心在衰败，殖民时期的大道后面是肮脏的公路和垃圾堆，但城市里到处在兴建新的公用设施。临河的大片土地被总统征用，成为他的领地——有高墙围护的宫殿，有花园，还有各种政府大楼。

在靠近急流（这里也有急流，和千里之外我们小镇上的急流不相上下）的总统花园里，原来竖立着一个欧洲人的塑像，此人绘制出了大河的河道图，率先引入汽船，现在这塑像被一尊巨大的、手里拿着矛和盾的非洲部落成员的塑像所取代。后者是现代非洲风格的——惠斯曼斯神父还活着的话，应该对它没兴趣。在这尊塑像旁边，还有一尊小一些的非洲圣母像，低着头，蒙着面纱。附近是一些最早来到此地的欧洲人的坟墓：一片小小的墓地，长眠于此的人是这里一切的发源，是他们播下了小镇的种子。简单的人，简单的生意，简单的商品，但他们曾是欧洲的代表，就如同现在来的这些人，如同飞机上那些人。

急流轰鸣不息。水葫芦，或曰“河上的新东西”，从大老远，从大陆中部一路奔腾跳跃，结成团，连成片，或是单打独斗，到了这里，它们已经接近旅程的终点。

第二天一早，我回到机场去乘坐前往内陆的飞机。现在我对这地方有些适应了，对首都的扩张也有了更深的印象。在机场公路两侧，总能看到新的定居地。这些人都是怎么生活的？这片起伏不平的土地已被刮得干干净净，分割得支离破碎，无遮无挡，任由日晒雨淋。这儿以前有森林吗？支撑总统语录牌的柱子埋在裸露的土里，牌子上沾着路上溅过来的泥污，底下蒙了灰尘，没有我前一天感觉的那么新，在周围的一片荒凉之中并不显得突兀。

在机场的国内航班候机区，离港布告栏上显示我们的航班和另一个航班该登机了。布告栏是电子显示，从上面的标签看，生产于意大利。这算是现代设备，和我在伦敦、布鲁塞尔看到的一样。但在布告栏下方，在办票台和称重设备前，仍旧一派混乱。在叫喊声中，行李一件件接受检查，这些东西看起来就像集市上那些便宜货：金属箱子、纸盒子、包袱卷、麻袋装的各种东西，还有用布包扎着的大搪瓷盆子。

我有机票，票也没什么问题，可我的名字不在乘客名单上。塞钱是免不了的。然后，就在我准备出去登机的时候，一个穿着便衣、嘴里嚼着东西的安全人员要我出示证件，最后决定对我仔细检查。他看起来好像很生气，把我带到里面一间没人的小屋子。这是常规程序：摆出生气的脸色，眼睛瞥向一边，把你带到没人的小屋——中层官员都这样暗示你掏钱。

不过这伙计最后一无所获。他跟我装傻，让我在小屋里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过来索要贿赂，结果导致我的航班不能按时起飞，被一个航班工作人员吼了出去。这个人显然知道我在哪里，他直接冲进来，对我大喊大叫，要我立刻出去，并赶着我穿过柏油路，一直跑到飞机下面。我是最后一个登机的乘客，不过还算幸运，没有错过航班。

飞机前排坐着该航班的一个欧洲飞行员。中年人，个子不高，看起来是个有家室的人。他身边有个矮小的非洲小伙子，不过很难判断他和飞行员是什么关系。往后隔着几排有七八个非洲男人，都是三十多岁，穿着旧夹克和衬衫，扣子扣得严严实实，一直在大声说话。他们在喝威士忌，对着瓶口喝——才九点钟，他们就喝上了！这里的威士忌价格不菲，这些人唯恐周围人不知道他们在喝威士忌。他们把酒瓶传来传去，传给陌生人，甚至传到我手上。这些人和我们这一带的人不一样。他们块头更大，肤色和五官特征也有所不同。我看不懂他们的面孔，只能从上面看到骄横和醉意。他们自吹自擂，想让别人都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种植园。这伙人就好像暴发户。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怪异。

航程不长，只有两个小时，但中途要停一下。我刚坐过洲际航班，所以觉得这趟旅程几乎就是飞机刚冲上云霄，又立刻下来着陆了。我们发现飞机在沿着大河飞——从高空俯瞰，大河呈褐色，波光粼粼，沿途叉出很多河道，夹在狭长的绿色岛屿之间。飞机的影子在森林上面移动。待这影子逐渐变大，森林看起来就不是那么整齐、稠密了。飞机最后降落在一片颇为杂乱的森林里。

着陆后，工作人员要我们全部下飞机。我们来到机场边缘的一间小屋，在那里我们看到飞机转身、滑行，然后飞走了。是要为总统办什么差事，等任务完成才能回来。我们只好等着。这时才十点左右。此后一直到中午，天气越来越热，我们都很烦躁。后来我们平静下来——我们所有人，包括那几个喝威士忌的——继续等待。

我们处在丛林中央。机场是开辟出来的一片空地，周围都是森林。在远处，沿着河道，树木尤其茂密。我们已经从飞机上看到河道的复杂，明白在这些纵横交错的河道中多么容易迷路。要是一不小心搞错了方向，可能就得白白划几个小时船，偏离到离主河道很远的地方。在距离大河几英里的村庄里，人们几百年来过着几乎没有改变的生活。就在四十八小时前，我还走在繁华的格洛斯特路上，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现在，我一连几个小时盯着丛林看。我和首都相隔多少英里？我和小镇又相隔多少英里？如果从陆路或者水陆走，需要多长时间？要走上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要经历多少风险？

天上的云开始聚集。云渐渐变黑，丛林也暗了。天空中电闪雷鸣，然后开始刮风下雨，把我们从走廊赶回到小楼里。雨时而变小，时而成倾盆之势。在雨中，丛林消失了。就是像这样的雨滋养了这些丛林，让机场建筑周围鲜绿色的杂草长得这么高。雨慢慢小了，云也散了一些。丛林再一次出现，一排树接着另一排树，近处的颜色较深，越到后面，颜色越淡，和灰色的天空融为一体。

金属桌子上摆满了空啤酒瓶。没有多少人走动，几乎所有人都找到了待的地方。没有人说个不停。屋子里有个比利时中年妇女，在这里等着和我们一起上飞机，此刻她还在聚精会神地读一本法语平装本的《佩顿镇》㊟。看得出，她根本没把心思放在丛林和天气上，她的心在别处。

太阳出来了，阳光在高大的、湿淋淋的草上闪烁。柏油路在冒热气，我观察了一阵。下午晚些时候，半边天空成了黑色，另外半边却还亮着。黑色的那半边很快就有耀眼的闪电划过，然后又下起瓢泼大雨，雨势迅速蔓延，包裹了我们所在的地方。天变黑了，又冷又湿。丛林成了昏暗凄惨之地。再次降临的暴雨已经没有了原来的刺激感。

非洲乘客中有个人上了年纪，戴着灰色毡帽，西服上面罩着毛巾布做的蓝色浴袍。没人对他表示出太多关注。我只注意到他的怪异，心想：“这人用外国的东西自有一套。”正这样想着，过来一个人，赤着脚，戴着消防头盔，头盔上的塑料面罩拉下来护在面前。他也上了年纪，瘪瘪的脸，穿着破烂的褐色短裤和灰色格子衬衫，浑身都湿透了。我在想：“他这样子可以直接去参加面具舞会。”这人挨桌检查啤酒瓶。要是发现还有剩酒，他就掀开面罩一仰脖子喝掉。

雨停了，天色仍然很暗，是黄昏那种暗。飞机回来了。开始我们只看到天空划过一道褐色的烟雾。我们走了出去，到潮湿的机场上登机，这时我发现那个戴消防头盔的人和另外一个戴头盔的人守在门口。原来他还真是消防员。

飞机升空了，我们看到了大河，看到了最后的日光：先是金红色，然后变成红色。我们一直看了几十英里，好几分钟，后来只剩一片光芒，柔和平滑，接着是一片乌黑，没入乌黑的丛林之间。最后，天全黑了。我们在这一片黑暗中飞往目的地。上午这旅程还像是小菜一碟，现在它有了不同的特征，它重又让人意识到了距离和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飞了好几天。飞机下降之时，我意识到自己走过了很远的路，在这么远的地方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我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

接着，一切突然又简单了。我看到了熟悉的建筑，熟识的官员，我可以与之讨价还价的官员，还有那些我能看懂其面孔的人。我上了消过毒的出租车，颠簸在熟悉的、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小镇进发。先是经过特征鲜明的丛林，然后路过几个临时居住地。经过这样陌生怪异的一天，我感觉自己又回到正常生活中了。

我们路过一幢被焚毁的建筑，看来是不久前才遭到破坏的。这里原本是所小学，不过从来没有好好拾掇过，更像普通的矮棚屋。天已经黑了，我本来根本没有注意到它，是司机指给我看的。这景象让他兴奋。暴乱、解放军——这一切仍在继续。这并未破坏我轻松的心情：回到了镇上，看到了夜间人行道上的人群。刚回来，身上仍带有丛林的灰暗气息，我发现我站在自己的街道上，一切都没有变，和往常一样真实，一样普通。

回到家，我发觉梅迪对我冷冰冰的，我很吃惊，也很难过。经过了这样的旅程，我多么希望他明白，我期待他给我最热烈的欢迎。他应该听到了关出租车门的声音，听到了我和司机讨价还价。但他没有下来。我从外面的楼梯走了上去，看到他就站在自己房间门口，见到我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没有想到你会回来，恩主。”这话让我的整个回归之旅似乎变了味。

屋子里井井有条。但是客厅，特别是卧室，好像有些异常——或许是收拾得太清爽了，陈腐气息没有了——这让我感到怀疑，梅迪肯定是趁我不在的时候占用了整套房子。他一定是看到我从伦敦发来的电报才收敛的。他怨恨吗？梅迪？他自小在我们家长大，不知道还有别的生活方式。他不是跟着我们家就是跟着我。他从来没有独自生活过，除了从海岸到这里来的那些日子，还有我去欧洲的这些天。

第二天早上，梅迪给我送来了咖啡。

他说：“我想你知道你为什么回来，恩主。”

“你昨晚上就这么说了。”

“因为你的退路断了。你不知道？伦敦没有人跟你说过？你没有看报纸？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拿走了你的商店。他们把商店交给公民西奥泰姆了。两个星期前，总统发表了一次演讲，说要实行激进化政策，要剥夺所有人的一切。所有的外国人都包括在内。第二天，他们就给你的商店贴了封条，还封了其他一些商店。你在伦敦没有看到这消息？你现在一无所有了，我也一无所有。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回来。我想这不会是因为我的缘故。”

梅迪情绪很差。这些天来，他一个人在这里。他肯定发疯似的等着我回来。他想挑动我做出愤怒的反应，希望我做出保护的姿态。但是我和他一样，只是感到茫然。

激进化：两天前，在首都，我在报纸的新闻标题上看到了这个词，我没有在意。我以为不过是另一个新词。我们已经有这么多新词了。到现在我才明白，激进化真的发生了，这是近来的一件大事。

梅迪说得没有错。总统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这次袭击把我们牵连进去了。我——还有其他像我这样的人——被国有化了。总统一纸号令，我们的生意不再属于我们，被转到其他人手里了。这些新业主被称为“国家托管人”。公民西奥泰姆托管了我的店铺，梅迪说，过去一个星期，这人真的就待在我们店里。

“他待在那里做什么？”

“做什么？他在等你回来。他要聘你为经理。你就是为此回来的，恩主。不过你自己会看到的。你不用着急，他来上班的时间不会太早。”

我到了商店，看到过去这六个星期，货物减少了，但还是按原来的样子摆放着。西奥没动。只是我的桌子被从商店前面靠柱子的地方搬到了后面的储藏间。梅迪说，这是西奥来的第一天搬的。公民西奥决定把储藏间当作自己的办公室，他喜欢有私人空间。

桌子最上面的抽屉里（原来放着耶苇特的照片，那些照片曾改变过我眼中集市广场的样子）有一些卷角残边的法文非洲插图小说，还有漫画书：里面画着过上了现代生活的非洲人。这些漫画书上的非洲人被画得和欧洲人差不多——过去两三年，市面上出现了很多这样的读物，都是法国人出的，纯粹是垃圾。我自己的东西，杂志、我留给梅迪备用的商店有关文件，都在下面两层抽屉里。西奥还算有风度，没有胡乱处理。国有化：过去它只是一个词儿。如今这么具体地出现，让人无法不吃惊。

我等着西奥。

西奥终于来了，看得出他很难为情。他透过玻璃看到了我，愣了一下，差点从门口走开，继续往前走。西奥原本是个机械工，和我认识已有好几年了。以前他负责卫生部门的器械护理工作。后来，因为部落的关系，他在政治上开始上升，不过也没有升多高。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西奥约莫四十来岁，相貌平平，宽脸，皮肤呈暗褐色，因喝酒过多皮肤显得憔悴而松弛。此刻他醉醺醺的，不过喝的是啤酒，他还没有到喝威士忌的级别。他也没有穿短袖夹克加领巾的官员制服，还是穿着原来的裤子和衬衫。他确实是个不怎么张扬的人。

我站在原来放桌子的地方。我注意到西奥的衬衫被汗水浸湿了，脏兮兮的。这一情景让我想起过去到我店里来敲诈我的那些学生，他们拿我当猎物，跟我玩一些小花招。西奥鼻子上的毛孔在冒汗。我想他早上应该没洗脸。他的样子像是宿醉初醒后又喝了几杯，然后什么也没有吃。

他说：“萨林姆爷，萨林姆，公民。这事你不要责怪我，不要往心里去。发生这样的事，不是我期望的。如您所知，我对您可是崇敬有加。不过，现在的局势想必您也知道。革命变得有些”——他在寻找合适的词语——“有些变味了，有些变味了。这里的年轻人失去了耐心。有必要——”他又在寻找合适的词语，表情很纠结，他攥起拳头，做了个笨拙的击掌动作，“有必要开展激进化运动。我们绝对需要激进化运动。我们太依赖总统了。没有人愿意直接担当责任。现在责任强制性地分派到各人头上了。不过你也不会吃亏，你会得到充分补偿。这里的进货还是你安排，你将继续在这里工作，担任经理。总统一再强调，业务要照常开展，不让任何人吃亏，你会拿到一份合理的薪水。专员一到，就能拿到文件。”

他一开始磕磕巴巴，但渐渐地就有了条理，好像每句话都经过再三斟酌。最后，他又一次露出难堪的表情，等着我说话。然后，他改变了主意，跑到储藏室，也就是他的办公室。我离开之后，直接去了汉堡王找马赫什。

汉堡王的生意一如往常。马赫什又胖了一些，正在倒咖啡。伊尔德丰斯在招待迟来的吃早饭的客人，窜来窜去忙得不亦乐乎。我很吃惊。

马赫什说：“这家公司这些年来一直是非洲公司，还怎么激进化？我是为丰斯等几个人管理汉堡王的。他们成立了这家公司，给了我一点儿股份，让我出任经理，然后他们又从我手里拿到一份租约。这都是繁荣时期的事情。他们为此在银行贷了不少款。看到丰斯那样子，你或许不会相信这一切，但这千真万确。自从诺伊曼把自己的产业卖给政府之后，这种事情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我们察觉到了风向，我们中的一些人提前兑现了补偿。那时候还很容易，银行的钱多的是。”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

“这种事人们一般不愿意多说。再说你的心思也不在这上面。”

此言不虚。当时我和他的关系确实不怎么热乎。诺伊曼走后，我们的脾气都比较差。

我又问：“那蒂弗里情况怎么样？他们的厨房里都是新设备。他们的投资很大。”

“蒂弗里现在入不敷出，负债累累。没有哪个头脑清醒的非洲人愿意担任蒂弗里的托管人。不过，他们排着队要当你那家商店的托管人。我这才知道原来你没有采取什么措施。西奥泰姆甚至和人打了起来，就在汉堡王，当时像这样闹到拳脚相见的情况有不少。总统宣布采取激进化政策后，这里就像过狂欢节一样。外面到处都是人，这些人每到一处，也不和里面的人打声招呼，就直接在门上做记号，或者在地上留下一些布条，好像是在市场上认购肉食一样。那几天真够乱的。有一个希腊人干脆把自己的咖啡种植园一把火烧了。现在大家都冷静下来了。总统发布了一个通告，告诉大家大人物既然能把这些财产派给大家，就能够收回去。这就是大人物对待他们的方法：想给就给，想收就收。”

整个上午我都泡在汉堡王。在上班时间聊天，交流新闻，看着客人们进进出出，看着对面的凡·德尔·魏登，感觉自己被隔离在小镇生活之外，这种状态于我很陌生。

马赫什没有多说舒芭的情况。我只了解到她没多大变化，还是躲在家里不让人看到她破相了。不过，马赫什不再反抗这一局面，似乎也不再为此烦心。听说我去了伦敦，他并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表现出不快。别人旅行去了；别人离开了；他留在原地不动。对马赫什来说，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我成了西奥的经理。这似乎让他松了口气，他很开心，我提出的工资条件也满口答应。我重新添置了桌椅，放在柱子边上，感觉和原来一样。我花了不少时间收集旧发票，清点存货，准备进货。我交给西奥的是一份很复杂的文件，当然，账目中有虚报。没想到西奥很快就批准了。打发我离开储藏间后，他费力地在文件后面写下自己的名字：“公民：西奥泰姆”。我意识到马赫什的话是对的，我不能指望兑现补偿了，顶多只能拿到政府债券——如果还有人记得的话。

库存只能让我联想到自己的损失。我现在还剩下什么？在一家欧洲银行，我存了大概八千美元，都是过去黄金交易的收益。这笔钱一直存在那里没有动，天天都在贬值。还有镇上的公寓，但不会有人愿意买的，只有汽车还可以卖上几千美元。另外，我在各银行一共存了约五十万本国法郎——按官方汇率约值一万四千美元，而到自由市场上只能换到一半。这就是我现有的一切，实在不能算多。我必须挣更多钱，越快越好。至于现有的这点儿钱，我得尽量弄到国外去。

作为商店经理，我有一些机会，但都是小打小闹。所以我开始冒险，开始做黄金和象牙生意。购买，储存，出售。我有时也给大经营商当帮手，帮他们储存、运输，从中提成（他们把钱直接汇入我在欧洲的银行账户）。这生意有风险。我的供应商（有时是偷猎者）是官员和军人，和这些人打交道总是危险的。回报不算很高。黄金虽然听起来很贵重，但其实只有交易量达到几公斤，提成的数目才稍显可观。象牙好一点儿，不过象牙不好储存（我还是利用院子楼梯下的洞来储存），运输也更棘手。我使用的运输工具是集市上的货车或小公共汽车，我把大象牙夹在床垫之间，小象牙藏在装木薯的麻袋里，和其他货物一起运走。每次运输我都是用公民西奥泰姆的名义，有时还要西奥泰姆亲自出马，用他的官衔压阵，把司机当众训斥一顿。

钱是可以赚到，但是把钱转移到国外就是另一回事了。要是生意做得很大，能让高官、部长这些人感兴趣，钱就很容易转移出去。此外，如果有足够多的业务活动，也可以汇钱出去，但现在业务活动很少。我只好指望游客——他们会因种种原因需要换取本地货币。没有别的办法。我先把本地货币给这些游客，指望他们回到欧洲或者美国后，把钱汇到我的账上，汇不汇天知道，只能靠信任。

这生意做起来很慢，要四处兜售，很失身份。我真希望我能发现人类行为的规律，知道哪些阶层、哪些国家的人值得信任，哪些不能信任。要是这样，事情会简单得多。每次交易都像是一次赌博，在这种交易中我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钱——等于白送给陌生人了。

做这种货币交易的时候，我要多次进出领地。我的很多关系户都是在那里认识的。一开始去领地我心里很不自在。后来，我用行动验证了因达尔“践踏过去”的说法：在我眼中，领地很快就不是原来的领地了。我在领地上遇到的那些受人尊敬的人很多是第一次做这种违法交易，不久之后就开始面不改色地利用自己遵纪守法的名声欺骗我，想方设法按照比我们原先商定的汇率更优惠的条件和我交易。这些人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紧张，二是鄙视，鄙视我，鄙视这个国家。我和他们的立场有一半重合；我很羡慕他们的鄙视——摆出这种态度对他们而言是多么容易。

一天下午，我看到雷蒙德和耶苇特的房子里住进了新房客，一个非洲人。自从我回来后，那幢房子就一直关着。雷蒙德和耶苇特都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是为什么走的，连马赫什也不知道。现在，那房子的门窗大开着，更显出设计和做工的粗劣。

新房客打着赤膊，我来的时候他正在耙房子前面的地，我停下来想和他聊聊。他是河下游某地的人，很友善。他说他准备在这块地上种玉米和木薯。非洲人不擅长大规模耕作，他们热衷于小块种植，喜欢在自家房子附近种点儿东西，自家种自家吃。他注意到我的车，才想起自己还打着赤膊。他说他以前为政府的汽船公司做事。为了让我更进一步了解他的身份，他说他每次坐船都坐头等舱，而且一分钱不用花。担任过政府要职，又在政府的领地上分到这么一幢大房子，他知足了，他对自己所得到的感到满意，别无他求。

现在领地住着很多这样的家庭。理工学院仍在那里，但领地不再具有展示现代化的特征了。这里越来越肮脏，越来越像非洲人的定居地。到处都长着玉米，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玉米只需三天就能出芽。还有绿中带紫的木薯叶子。这些木薯你只要剪一段枝子插在地里，哪怕是插反了，也能长得郁郁葱葱，看起来仿佛是花园里的矮灌木。这一片土地经历了多少变化！河湾处的森林，人群汇合的地方，阿拉伯人的定居地，欧洲人的前哨，欧洲式的郊区，湮没文明的废墟，罩着光环的新非洲的领地，如今，又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正说着话，从屋子后面跑出几个孩子——还是乡下孩子的模样。他们先是向大人单膝下跪行礼，然后才羞怯地过来看着我们，听我们讲话。接着又跑来一只高大的德国猎犬。

拿着耙的人说：“别怕。它看不见你。它的视力不大好。是外国人的狗。外国人走的时候把它送给我了。”

他说得对，那猎犬离我只有一英尺，却没有看到我，从我身边跑开了。但跑出去没几步，又跑了回来，在我身边活蹦乱跳，不停地摇着被剪短的尾巴，高兴得不得了。可能是我身上的外国人气味吸引了它，让它误以为我是别的什么人。

我为雷蒙德的离开感到高兴。不管是在领地还是在小镇上，他都不安全。他后来不知怎么招惹来这样一个名声：他是给总统开路的白人，把可能发生在总统身上的不幸引到自己身上。这种名声肯定会刺激解放军来杀他，特别是现在，因为听说总统要到镇上来访问，镇上正在为此做准备。

人们正在清理、搬运镇中心的垃圾山，平整坑坑洼洼的路段。还有油漆！镇中心到处都是油漆，溅在水泥墙面上、灰泥上、木头上，滴落在人行道上。有人清空了自己的存货一粉红色、酸橙色、红色、紫红色、蓝色。丛林里在打仗，镇上处于暴乱状态，每天晚上总会发生点儿什么事。而突然之间，镇中心仿佛在过狂欢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