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之地的郁金香和风车
深红色、亮黄色、血红色的郁金香，
在这片不出意外长不了任何东西的土地上，
郁金香一年可以收成三次。
我们也叫它蘑菇之地。这里是布鲁克因瓦特兰以南，外环路以北的地区，当时外环路还没有延伸到阿姆斯特丹北部。如果你在一个好天气里往这个方向走走，会发现它就只是一个没有名字的水沟。时间未曾停止，它吹走了那些历史，就像一阵秋风刮得枯死的芦苇叶上下晃动。这个季节的芦苇叶不再像其他季节里那么可爱，它们僵硬而死板，和其他走到了生命周期末端的事物一样。
蘑菇之地的历史已被抹去，人们现在只知道这是一个荒谬的、过分有序的地方。它不仅看起来“荷兰”，而且真正践行了“荷兰”这个词。这片土地上仿佛总是悬浮着一层水汪汪的蜡笔画一般的空气，装饰着一团团被抹开的云，那云的色彩涵盖了从纯白到深灰的所有色调。地平线被稀少的几个果园或者风车磨坊切断。如果持续的西风没让你流鼻涕的话，你能闻到空气里尽是水汽和牛粪的气味。在古老的沼泽地里，成群的水鸟筑巢在芦苇之间，一月到三月，当温度计的水银柱上升时，它们就从南方以V字形成队飞来。不管你信不信——在布鲁克尔米尔和贝尔莫尔古老的低洼地里，整个春天都生长着一排排的郁金香，无穷无尽，它们有着各种靠人工栽培才能实现的颜色。你还能找到比这更“荷兰”的东西吗？
就是在这个“荷兰”，莫尼肯布鲁克的蘑菇种植业繁荣了二十多年，直到1976年这个地区从地图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为止。和那段过去仍有所关联的唯一一个建筑，是胡恩瑟拉尔的老风车磨坊，坐落在跨越了贝尔莫尔的道路北侧的一块空地上。这磨坊看起来就像死了一样，原因之一是油漆都剥落了。灌满了风的时候，风叶上的布料让这磨坊吱吱呀呀地响着，像是活过来一样——上帝啊，救救我——这个被缤纷的郁金香田环绕，却仍无法被破坏的建筑物因此被赋予了一种悲凉的性格。周围的孩子们都说它闹鬼。
我不能责怪他们。
我一生都生活在这个叫“玩偶水坝”的小村庄里，它就在离以前的孙德多普沼泽地不远的地方。我当时是蘑菇之地的村庄巡警。在官方上它属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区，但据我所知，比起从这里得到财富，掌权者们更希望甩掉它。阿姆斯特丹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们，而且很乐意把这个地区的官方事务都交到像我这样的人手里。所以昨天老格利特来到维米尔，把市政府的信给我的时候，我是那么惊讶。
维米尔是玩偶水坝的一家店，在这里你还能发现一些老守财奴，他们像我一样，知道关于莫尼肯布鲁克的那个奇怪的故事。这个杂货店位于新豪街上，从那里看得见道路一侧的农田和另一侧的沼泽地。它是那种真正的老式杂货店，食物都很新鲜，甘草和香料用纸袋包装。这样的杂货店，你现在只能在像这样的小村庄里才找得到，因为奥伯特·海恩斯超市把它们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都赶了出去。亨德里克·维米尔去年去世了。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遭受了如此多疾病的侵袭，我们没有人预料到他居然活过了90岁。最后他到底是完全老了，但是老维米尔真的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人。我们这样的人大多数都如此——出生在战前，经历过20世纪后期的文化冲击。他的儿子卡雷尔——长着一张饱满的脸，像低垂的十月的月亮——接手了这家店，并且饱含情怀地让一切都保留了旧时的状态。我猜这家店无论如何都会保留到我们这些老家伙进骨灰盒为止。
每到下午都有同一批人来到芦苇板条后面的办公室，一起喝着咖啡和杜松子酒，互相关心彼此那蹒跚的关节和肠道系统。卡雷尔·维米尔自然是其中一员，因为在那个时间，顾客大多已经走了，还在活动的村民们多半正忙着把牛关进棚里，或者准备进餐。格利特·迪尔斯曼也在那里，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自己的古董店在1986年破产了。他大部分时间都醉醺醺的，总会有人留意着他，让他不要再喝杜松子酒了，以免那骨瘦如柴的身体承受不起。小杨·普拉茨玛和盖斯·德容通常也会在那里——如果杨能从午睡中准时醒来的话。他们都是退休的家畜饲养员，总是一起坐着杨的小破车来这里。那辆破车的后窗只挡着一块塑料布，每当杨启动车子的时候，它都会像鞭炮一样噼啪作响。他说那是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疯牛病之前，有一头疯狂的牛脱离控制，撞坏了他的后窗。他很喜欢讲这个故事。其实也许只是附近的几个臭小子拿一块大石头干的。哎对，故事就是那样的。
最后，我自己通常也在那里，坐在维米尔的里屋。我们坐在布艺椅子上抽着烟，冬天里会有燃烧的壁炉，夏天里会有转动的风扇。我们很多年以来都没有再谈过1976年发生的奇怪的事件，有一些事是人们不愿意提起的。在肤浅的对话中间经常会出现一段深刻的沉默，我们就拿着烟斗，让烟雾弥漫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就像是空虚的思绪从我们干枯的肺中流淌出来。但是那样的沉默是好的，我们也总会再回过神来。维米尔让人感觉很熟悉。这里依然飘散着几世纪以来古老的气味，有肉制品混着咖啡的香味，烟丝混着丁香的香味，和我当年闻到的气味一样。那是在1924年，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母亲给了我两毛钱，让我到这里来替她买一块面包、一棵白菜和一袋一公斤的土豆。这些都记录在她给的清单上，我的母亲歪歪斜斜地、潦草地写着：一块面包、一棵白菜、一袋一公斤的土豆。我还能清楚地记得这些。有一些事情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而那种气味也未曾改变过。
是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蘑菇之地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在某些地方，过去的痕迹似乎仍然存在着，就像在维米尔的里屋，我们烟斗里的烟雾。这是一种幻觉，我知道的。一个信封躺在我们每个人家里走廊的门垫上，上面是整整齐齐的邮票和贴上去的地址。最终，时间把我们都带走了，而我们也用坟墓和黑色的泥土完成支付。幸运的话，还能有人偶尔用一束鲜花来做些装饰。
我害怕，如果我没有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我的坟墓上会长满郁金香。
维姆·胡恩瑟拉尔在1923年买下那个老磨坊，当时我刚五岁，那时牛奶还是桶装的，需要用滤网筛去表层之后才可以喝。最初，磨坊通过排水制造出一块干燥的农田。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它都毫无意义地立在莫尼肯布鲁克外面光秃秃的地上，因为这个地区的土壤太潮湿，不能种植粮食。村民们很好奇磨坊将会用来做什么，维姆·胡恩瑟拉尔很快成了人们窃窃私语的对象。他从一开始就不受欢迎，部分是因为他资产丰厚，但主要还是因为他是从阿姆斯特丹来的，是一个从大城市来的人，一个从外面来的人。他因为1917年在法国战壕里遭受枪伤而瘸了腿，一张脸看起来紧张又愤怒，眼睛因为有过多的眼白而看起来很狡猾。这不是一张能吸引人的脸，或许因为他从来都不笑。
在磨坊边的荒地上，他让一个阿姆斯特丹的建筑师为他和家人建造了一个宽敞的家。在这个地区，如果不想让房子陷入泥沼，就必须把桩打得很深，然后建厚厚的地基。如今可以用打桩机来完成，但当时这是一个劳动密集的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胡思瑟拉尔把这样的事情也交由外面的人去完成，这显然遭到了村民们的厌恶。
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种植蘑菇，莫尼肯布鲁克还是一个靠着在周围的沼泽地养牛为生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并不富裕，不像胡恩瑟拉尔（虽然大家都强调说这不是他们厌恶他的原因），但是他们也不算贫穷。那是在二十年代，和大城市之间的乳制品交易还称得上繁荣。我本人并不是来自农民家庭：我的父亲是当时的巡警，也是这个地区的监管。尽管如此，或者说对于一个住在村外的人来说，正因为如此，他成了一个在莫尼肯布鲁克受人尊敬的人。1923年10月，维姆·胡恩瑟拉尔搬进了他那刚粉刷一新的房子里，但那不归父亲管，因为布鲁克因瓦特兰的边界线正好穿过贝尔莫尔的那条路，磨坊是在路的另一侧。次年二月，胡恩瑟拉尔在这一侧的沼泽地后面买了二十四公顷的土地，然后他也就进入了我父亲管辖的范围。
除了绥德曼医生之外，没有人见过胡恩瑟拉尔的妻子。据说她一直病着，据我所知她从来没从家里出来过，直到富利普·赫尔曼斯在1926年用牛车在那种需要穿黑色礼服的场合里把她拉了出来。起初大家都猜测，胡恩瑟拉尔是为了她才选择了远离城市的农村的悠闲生活。但是后来人们在村子里看见了他的三个孩子，猜测变得更加可怕了。他们和父亲一样，从来都不笑，如果你从他们身边经过，他们就会用沉寂的眼睛盯着你看，他们的脸上有明显的近亲繁殖的痕迹，嘴半张着，你能瞥见里面错乱的牙齿。不久后，流言就传播开了，说胡恩瑟拉尔的妻子从不出门是因为她是他的侄女，甚至可能是他的妹妹。
最小的那个孩子大卫和我一般大，我还记得其他孩子和我都不喜欢和他一起玩。他皮肤苍白，天生兔唇，所以嘴总是张着，你可以透过嘴看见他上腭粉红色的肉闪闪发光。尽管他家的条件很好，他却每天都穿着同一件衣服，从三月里春天的第一天开始，他身上就萦绕着一股子永远散不开的汗气，到了秋天才开始凝结，有时候闻起来有一股尿味。切尔克·库普曼斯，他在战争中对抗过德国佬，后来在1976年和其他人一起消失了，他总是说：“那个男孩拥有和沼泽一样的魅力。”然后大声地笑起来，他的朋友就会拍拍他的肩膀。
1924年的春天，磨坊转动起来，维姆·胡恩瑟拉尔在四月份震惊了每个人，他在他的土地上种下了刚刚发芽的郁金香。村民们都感到很吃惊。球根花卉通常在老沙丘后面的北部地区种植得更多，那里有石灰质土壤，可以供给养料。而这里只有黏土，土壤过于潮湿，甚至都不能种罂粟。维姆·胡恩瑟拉尔会怎样成功开展这个生意完全是个谜，看起来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在约翰·普拉茨玛（杨的父亲）的建议下，我的父亲去看了一眼。后来有人说，不仅老普拉茨玛，整个村委会都在敦促他去。不仅是因为外来人的竞争困扰了他们——不只是这样。在胡恩瑟拉尔的地里，有些什么东西不太对劲。他们从水里感觉到了。我父亲去的时候带上了我，那个早上我才六岁，但我还记得很清楚，就好像发生在昨天。
“这不是您的辖区，先生，”胡恩瑟拉尔说，“也许您最好离开这里。”他在院子里吐了一口嚼烟。
“我只是过来聊一聊。”
“当一个公务员过来说要聊一聊的时候，据我所知，就意味着要搞腐败。我可并不期待什么腐败的事。”
“您刚刚也说了——这不是我的辖区。我是作为一个居民过来的。”
他轻蔑地“哧”了一声，我感觉他散发出来的敌意一直深入了我的骨头里。在他身后，在昏暗的磨坊门口站着他的长子，他盯着我的父亲，脸上的表情是一种近乎白痴的怨恨。最小的大卫也加入进来，带着和他哥哥几乎完全一样的怨恨的神情。
“胡恩瑟拉尔先生，我们都知道这里的土地并不适合种植您在这里种的东西。您愿意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
“我不知道您看过我的田地没有，”他说，“这里的土地看起来非常合适。”
“您是怎么做到的？”我的父亲问。他确实比胡恩瑟拉尔矮了十厘米，但因为他在我身边，所以两人看起来竟然差不多的样子，“这工作需要很多人力。”
他指了指身后。“我的儿子也在田里帮我。他十四岁，但是已经足够强壮，可以背着箱子，铲些东西。您觉得这有必要向劳动监察部门报告吗？那您就去报告吧，如果就是这些事……”
“如果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可以这么做。但我感兴趣的是，您和我都知道不可能让这块土地……”
“在哪块土地上种植无所谓，”胡恩瑟拉尔急切地打断了他，“只要有足够的土壤用于种植就可以。”他声音里的一些东西让我的父亲缩了回来，也让我颈后汗毛直立。那一瞬间，通向维姆·胡恩瑟拉尔一直隐蔽的灵魂的门似乎微微打开了，从那里散发出一股潮湿的地窖的气味，在某一瞬间，我似乎真的闻到了那个味道，它飘浮在这院子的上空，一种挥不去的、神秘的、在某种程度上被期待着的味道。
这时，小大卫一把关上了磨坊的大门，味道消失了。
“有人说看见风车在转，”我的父亲带着些许不安继续说，“如果我只是进去看看您在生产什么，您会觉得有什么不方便吗？”
“会，我会觉得有麻烦。”胡恩瑟拉尔说，他已经没有耐心了，“您可以从布鲁克因瓦特兰市获取许可，不过您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办很多烦琐的手续。我可以向您保证，那会是一种浪费。要我说，不如我恢复从前的样子，只让风车偶尔运转？”
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嘴墓碑一样的灰色牙齿，并没有比他孩子们的美观多少。虽然普拉茨玛和其他人都在敦促，我的父亲还是告了别，让这事顺其自然。他当然想更深入地挖掘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胡恩瑟拉尔不配合的话，确实会带来很多公务上的负担。而且尽管莫尼肯布鲁克也属于他的辖区，但玩偶水坝才是他的主要职责所在。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事务上，把这个迷信留在了农业社区里。
我不知道他们当时对胡恩瑟拉尔家田地里发生的怪事关注了多久。如果一页页往回翻看我人生的这八十七年，就会发现大部分童年发生的事就像是阳光下的老照片，最终只剩下了一片空白。虽然偶尔还能找到一张清晰的照片，比如1924年4月在胡恩瑟拉尔家的院子里的那一幕，但是那些年里大部分的事情已经渐渐被遗忘了。
村民们应该是更关注它了，因为我脑海里还清楚记得另一个画面，在一个雾蒙蒙的六月天里，无尽的郁金香田一直延伸到沼泽的另一边。那天我和一群附近的小孩一起光着身子在沼泽地里游泳，给我们发热的身体降温。这是对花期的嘲弄。五月收获之后，七月又有了新一轮的收获，然后到了九月又是新的一轮。风车一直不停地转动着，好像这片土地从来不会被耗尽一样。深红色的、亮橙色的、淡粉色的，胡恩瑟拉尔全都收获了。这个人要么是个天才，要么就是会什么巫术。
他把收成卖给了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在那年年底攒了一笔资金。第二年的早春，他买下了贝尔莫尔北半边的所有土地，因此也就拥有了莫尼肯布鲁克周围大部分的土地。
哦对了，人们确实曾试图模仿他，但没有人成功过。这片土地上什么也长不出来。托恩·维布鲁克，村里的一个送奶工，在一个好天气里和他的牧羊犬一起，去磨坊想问问秘密是什么。
“坦白说，胡恩瑟拉尔充满敌意。”格利特·迪尔斯曼有一次在维米尔的壁炉边的某个晚上说。他的声音很浑厚，喝了几杯杜松子酒之后才肯继续说那个时候的事。“我的父亲是老托恩的朋友，是他告诉我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胡恩瑟拉尔突然开始大叫，那条一直坐在他脚边咆哮着的狗立刻跳出来咬住了他的手，信不信由你，他像一头牛一样扭动起来。”
他划了一根火柴点燃烟斗，来回看着我们，好像期待我们说出什么反对的话。
第二天托恩·维布鲁克的牧羊犬就失踪了。根据这故事的说法，在这狗之前待的院子里长出了亮黄色的郁金香，那里之前从来没长过花。有人怀疑胡恩瑟拉尔那天晚上为了报复而杀死了这条狗，然后在维布鲁克的院子里种下郁金香作为残酷的嘲讽。这件事从来没有被证实过，但不管怎么说都很残酷：那是他的院子唯一一次长出郁金香。
1927年，一场严重的春季风暴毁了荷兰北部所有的郁金香收成。胡恩瑟拉尔的田地一片空白，郁金香像在受污染的河里的死鲑鱼一样漂浮在水塘里。但不出一星期，他已经成功地把一切都弄干了，又种下了一颗颗球茎，仿佛风暴从没来过。在那个星期里，人们总会看见风车在转。在阿姆斯特丹，大家都认为维姆·胡恩瑟拉尔是一位天才的种植者，他的垄断地位让生意成倍扩张，他也变得比以往更加富有。
胡恩瑟拉尔在那些年里把大部分的资产都投资给了美国富有的公司。1929年10月，股市突然崩盘，他的钱一下子都没了，这土地也变得一文不值。三个星期之后，他的儿子大卫在磨坊里找到了他，在阁楼下的一根木梁上吊着。清冷的秋日阳光，透过开着的阁楼窗口照进倾斜的走道里，在墙上投射出他悬挂着的身体怪诞的影子。绥德曼医生割断绳子的时候，需要两个男人抱紧他肋骨的位置才能防止他的尸体从八米的高空中坠落。
维姆·胡恩瑟拉尔被埋葬在了阿姆斯特丹的家庭墓地，在他的妻子旁边。他唯一的女儿，一个愚钝的孩子，那时和她最大的哥哥一样已经成年了，开始负责照顾年幼的大卫。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抑郁症开始在我们的国家蔓延。但是在一个满脑子春梦和爱情的年纪里，贫穷就像是覆盖在背景的透明薄膜，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就好比一直在乡下生活就闻不出身上的粪便气味一样。阿姆斯特丹的宣传栏里展示着失业的农业人口；我们用牛奶桶、木炭，硫黄棒和鸡屎制造出火药炸弹，然后在胡恩瑟拉尔光秃秃的土地上引爆了炸弹。烟雾笼罩了阴沉的天空，笼罩了他的土地上总是反着光的水坑，笼罩了那个再没有转动过的，像裸露的骨架一样死寂地站在地平线上的，永恒的老风车磨坊。
战后，德国人没有在这个地区留下什么影响。莫尼肯布鲁克交叉口的弹药库很快就被拆除了，换成了我父亲制作的木质路标，关于占领者的记忆似乎就这样被完全抹去了。一切又变得和从前一样，变得和以前那个古老的、丑陋的荷兰一样。但确实还是有一点不同的：德国人离开之后，我开始觉得这里真正属于我。和过去不同，我有了这里是我的家园的感觉。
1948年，我的父亲退休了，我成了这个地区的巡警和监管。从1950年起，这里开始被称为“蘑菇之地”。在莫尼肯布鲁克周围有五个大型蘑菇棚，由银行贷款提供资金，形成了河流上方最大的（并且几乎也是唯一的）集中型蘑菇种植区。村民们都觉得这是个好生意：合作种植的盈利足够偶尔从北布拉邦特的某家工厂买一堆肥料和种植土壤。由于生长周期很短，所以每一季都能收获多次，而它还有广阔的市场，所以蘑菇种植的盈利能力看起来是畜牧业的好几倍。很快，整个莫尼肯布鲁克的人们都在蘑菇棚里工作了，蘑菇之地也就成了一个事实。
唯一没有追随这股趋势的人是大卫·胡恩瑟拉尔。他已经长成了一个大高个儿，大概有一米九，比他的父亲还要高一些。他的哥哥在战争中死去了，姐姐也随着落日离开了，所以留下他一个人待在这古老的磨坊里——一个一点资本都没有的大地主。因为这地区的其他人也不太富有，所以在三十二岁之前，他还可以通过做一些聪明的小买卖养活自己。但是如果你有天早上醒来，发现周围地区出现了一个金矿，让你可以一夜暴富，而死守着土地则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这是不是值得深思？
1951年，风车再次转动起来。很快，村子周围的田野上一眼望去尽是郁金香，就像旧日的时光复苏了。尽管春天多雨，阳光很少，胡恩瑟拉尔依旧获得了一次珍贵的收成。而二十年过去了，新一代的蘑菇种植者还是没有忘记该怎么嫉妒地看着这老磨坊。
没过多久，人们又开始说起那些不该在白天说的话。我觉得就算在月光下也不该说。
“就是那个磨坊，”蘑菇种植园的老板之一德克·斯鲁伊斯说，“只要那个风车转起来，那里就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要是你问我，我看那老头的魂魄还待在那里的某个地方。”他把堆好的五箱蘑菇放到地上，拍了拍围裙上的土，瞪大眼睛看着我。
“我也不知道那个磨坊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让风车运转起来，”我抿着嘴说，“反正关于鬼魂什么的我是一点也不知道。”我靠在大棚巨大的双层门的一根栅柱上，在潮湿的阳光里皱了皱眉。巡视的时候我总会和种植者们聊聊天，但我是第一次听到他们用这种方式谈论胡恩瑟拉尔，让我感到震惊。
“那你就快出去吧。”他说着，点头指向我身后的方向，在那里，胡恩瑟拉尔的土地上新冒芽的球茎像士兵一样站立着，一直延伸到布鲁克因瓦特兰的主路上。“上周他才刚收获了一次。你和我一样清楚，在那片土壤里没什么矿物质了。不论如何，那里都根本不可能再长什么东西了。”
我哼了一声。
“而且没有人见过他播种。他不可能独自一个人完成，这一点你也和我一样都知道。但确实没有任何人受雇。”
我点了点头，保持了沉默。
“这就和从前一样，他和他爸爸做的完全一样。没有任何人明白他们做了什么。”
我又哼了一声。没错，事实确实是这样……但你能怎么办？
斯鲁伊斯抓了抓他的胯部，狠狠地哧了一声：“我是不会晚上过去的。要我说，他一定是和魔鬼签了契约。”
在开着的门后，黑暗的房间里传来一声叹息，我看见离我们最近的几个采摘员停下了手里的活，正惊讶地听着。我举了举手当作打了个招呼。“听着，请不要再说这种迷信的胡话了，大家都被您吓到了。那个人就像他爸爸一样，是出色的种植者，你只能就这么简单地接受。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事情。”
但我自己相信吗？斯鲁伊斯看向我，像是在说着“去骗别人吧”，他没有听我刚说的话，而是在我眼里看见了更多。那一天，他的话不停地在我的脑子里回荡着，我怎么也没法把它们从我的脑海里赶出去。
就是那个磨坊。只要那个风车转起来，那里就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一句没有任何含义的评论，却是一个真理，像牛一样真实。我知道，莫尼肯布鲁克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甚至整个玩偶水坝的人都知道。但是没有人会为此做任何事情。有时候，对于一个肮脏的秘密，你最好保守它、隐藏它，而不是去唤醒那些本可以沉睡的东西。
然而，我在某一次日常巡视中还是来到了大卫·胡恩瑟拉尔的地里。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计划着要去拜访他，但总是会被一些事情耽误，然后在某个晴天里，我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拖延。于是我看着镜子，给自己鼓了鼓劲，异乎寻常地在一大早就喝了整杯杜松子酒之后，出发了。
大卫·胡恩瑟拉尔做了唇裂修复手术，但是痕迹并没有消除。他扭曲的脸在这些年里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变老了。他的眼睛和他父亲的一样狡猾。他站在院子里，我第一眼看见他，就有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二十七年前那个小男孩的身体里，在我父亲的脚边晃荡着。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这个从我的童年里走出来的鬼魂，而他一定以为我疯了。
“我以前来过这里。”我终于说了一句。
“哼，是吗？”胡恩瑟拉尔低沉地说，“那我当时肯定不在这里。我从来没有在这里见过您。顺便说一句，这里不是您的辖区。”
他不记得了。我松了口气，因为在这鬼魂面前，他怨恨地盯着我父亲看的样子变得愈发清晰了。注意，那时候他是六岁。我努力回了回神，然后说：“让我们跳过这些寒暄吧，胡恩瑟拉尔先生。大家都很好奇这里发生了什么。说实话，我也很好奇。”
胡恩瑟拉尔扬起了鼻子，眼神也变得可怕起来。“告诉他们，最好不要多管别人的闲事。”
“听我说，这里的土地……”
“在哪块土地上种植无所谓，”他高声打断了我的话，“只要有一个有效的种植理由就可以。”
恐惧在我的胃里翻滚，沿着脊背向上蔓延。我感觉我的睾丸都皱缩了起来。这种熟悉感来自一段被深埋的过去，像是一只从坟墓里伸出的肮脏的手，那瘦骨嶙峋的手指紧紧地抓住我的脚踝。那段过去是不是真的给这个幼小、沉默，却有着怨恨眼神的小男孩留下了些什么，就像在11月的树林里散步会在头发上留下一片落叶一样？或者说他是在说谎，在嘲讽我？
我突然有了一种想要离开这里的强烈的感觉。我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变得嘶哑了：“听着，胡恩瑟拉尔。什么也不要告诉我。我知道这里还有别的事情，我知道你在做着什么邪恶的事，我不想和这些事情有任何的关联。但是一旦有什么事情在这个村子里……发生了，我们是找得到你的，听到了吗？到那个时候，我不会一个人来的。”
他笑了起来。“你还是担心一下他们，让他们别找太多针对我的理由吧，警员。我尊重他们的生意，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们也能尊重我的生意。最好我们互不干涉。”
我们互不干涉——那天晚上我到乔珀·库艾斯特拉的小酒馆向村委会的人汇报这次拜访的时候，这句话依然在我脑子里回荡着。莫尼肯布鲁克的蘑菇种植者们有充分、合理的理由对胡恩瑟拉尔和他的磨坊有所猜疑，我在他的土地上短暂停留时就感觉到了。那是一个坏地方，一个邪恶的地方。在那里，发生着背离《圣经》的事情。它悬浮在那个院子的上空，散发着生病的老女人一样的腐烂气息。而我们呢？我们遵循了彼此达成的共识，不再干涉这些古怪离奇的事。我们太害怕了，你知道吗？害怕那里可能会发生什么。
在后来的二十五年里，人们都尽量不谈论胡恩瑟拉尔；他则不断地用村庄周围广阔的郁金香田向人们表达着他的观点，深红色的、亮黄色的、血红色的郁金香，在这片不出意外长不了任何东西的土地上，郁金香一年可以收成三次。关于这个男人只出现过一次大的骚动。1963年，哈里·维布鲁克（托恩的儿子）开车经过磨坊去回收空牛奶瓶的时候，看见那个院子里站着一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看起来和大卫·胡恩瑟拉尔小的时候一模一样。没有人知道胡恩瑟拉尔是怎么得到一个儿子，也没有人知道是谁生了他——他就这么在某一天突然出现了，就像“丰饶之角”中出现的食物一样难以解释，唯一的区别是带来羊角的并不是幸运之神福尔图娜。也许，在这个情况下带来羊角的人，当他在胡恩瑟拉尔耳边低语的时候，带着一股硫黄的味道。
蘑菇之地发展成了一个繁荣而富饶的地区。那时候，我和我亲爱的妻子艾丝特已经结婚好几年了，父亲去世之后，我们留在了玩偶水坝的老房子里。我们的婚姻很简单，没有孩子，但在相处的这些年里，我们一直都很快乐。她在1996年去世了，以一种我们都愿意的方式：安静地，在睡梦中从所有年老带来的腐烂中解脱。她脑膜上一根细小的静脉爆裂了，根据医生的说法，她三秒内就死了。
是的，上帝应该都用这样的方式带走我们，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运气。有时候，命运会走向其他的岔路，就像1976年那样。
这对夫妇是典型的有钱人，态度傲慢，你偶尔会见到这样的人。他们是从阿姆斯特丹到马尔肯沿途旅游的美国人，就像所有的游客一样，他们给穿着本地服饰的当地人拍照，在某家纪念品商店买一双木屐，这样当他们回到堪萨斯或者得克萨斯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之后，可以告诉别人他们在荷兰的经历。那些年，我们看到来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但是已经多到足以让这个地区的老人时不时感到一种怀旧的忧愁。
在6月26日那个血腥的傍晚，我在胡恩瑟拉尔的土地上遇到了他们。维米尔外墙上挂着的国旗，无力地垂在旗杆上，连边缘都没有一丝轻微的摆动。空气很干燥，天空阴沉沉的，郁金香田散发着甜美的味道，让人在这腥热的天里感觉头晕目眩。
在回家的路上，我到布鲁克因瓦特兰的市场里买了几袋狗粮，然后看见了大卫·胡恩瑟拉尔，他疯狂地打着手势，跑过开着花的土地。我把雪铁龙停在路边，后面是一辆开着引擎的深红色达夫。从它肮脏后窗上贴着的贴纸看来，这是一辆史基浦租车公司的车。敞开的车门里传出响亮的音乐声。
“混蛋！”胡恩瑟拉尔咆哮着，“离开我的土地！滚出去！白痴！”
我很快就意识到了车的主人是谁。我随即问自己，为什么上帝会创造出美国游客这样的人？为什么世界那么大，他们偏偏选择了在胡恩瑟拉尔的土地上展现愚蠢？我小步跑下低矮的堤坝，靠近骚动的地方，穿过小路的时候注意着不要踩到那些郁金香。在这田地里，它们散发着强烈的奇怪的气味，几乎是种非自然的味道，比腐烂的橘子味道还要浓烈。
这对游客已经喝得烂醉，听到咆哮时，他们大笑起来。他们可能是在主街道的某家酒吧露台上喝了一堆啤酒；没有掉下堤坝也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他穿着一件印刷着“我♥荷兰”的T恤和一双昂贵、锃亮的皮凉鞋；而她原本穿着一条碎花夏裙，现在把裙子脱下扔在了一边的草地上。这位太太穿着内衣，四肢伸展躺在郁金香做的床上。她半裸的身体上也摆放着郁金香，是她的丈夫放的，齿间也咬着一朵。他站在她身边，手里拿着他昂贵的佳能相机，拍完这组照片之后他们会做些什么也是显而易见的。
胡恩瑟拉尔愤怒极了。他是真的非常愤怒：他的嘴唇颤抖着，紧紧抿着，像瘦小的牛肝一样。这对游客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做了什么错事，在胡恩瑟拉尔的吼声里，我试图用战争中跟加拿大人学到的一点点英语跟他们解释。美国人无比友好地道了歉，然后拍了拍我的背，好像我们已经相识多年。他的妻子蹒跚着站起来，身上盖的郁金香掉到地上，她毫不在意地开始穿裙子，笑着，摇晃着，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我看见她躺过的地上压着数十支郁金香，茎都被压断了。
“你做了什么！”大卫·胡恩瑟拉尔咆哮着。他想揍她，我赶紧跳到他们中间。我决定对酒后驾驶开一张罚单，然后把这笔罚金给胡恩瑟拉尔，补偿他被破坏的作物，希望可以平息他的怒火。美国人顺从地给了钱，胡恩瑟拉尔也接受了这个提议，但他的眼神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怨恨，让我在压抑的热浪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徒步把这对游客送到了库艾斯特拉酒馆，那里是离他们最近的可以睡一觉的地方，并承诺下午把他们的车也开到那里。离开之际，那个女人又一次以风车磨坊为背景摆了个姿势，然后跌跌撞撞地摔倒在郁金香中，大笑起来。大卫·胡恩瑟拉尔愤怒地捏皱了手里的钱，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了。
在那天剩余的时间里，我觉得我有些喜怒无常，有些慌乱。我的嘴唇很干，我喝了一杯又一杯的水。我不知道把那两个愚蠢的人送到酒馆对不对。身上的汗味让我感到非常恼火，它就像一个坚固的物体一样包围了我，所以我换了两次衬衫。艾丝特问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我感到很惊讶，然后发现自己在发抖。
你在害怕，对吗？我自言自语。那天晚上完成巡视之后，我沿着堤坝走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反抗带项圈的姆尔，在我身边静静地小跑。你在害怕，因为你们和胡恩瑟拉尔一起保守着一个隐秘的、卡夫卡式的秘密。而现在你有一种感觉，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无法阻止。
我静静地走着，努力不去听脑子里的声音。接下来，无尽的郁金香田在道路的右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农场和一些房屋。养牛人这个时间已经把牛关进了牛棚，棚顶的广告牌上写着蘑菇种植者的电话号码，在明亮的星空下只看得见剪影。月光照在田野上，已经是六月中旬快要月圆的时候了，只有我和百万只蟋蟀组成的合唱团看见了它。
“这不是您的辖区，先生。也许您最好离开这里。”
夜晚很闷热，但是我止不住地颤抖着。来自过去的、幽灵般的声音突然出现，异常地清晰，而我绝对不喜欢它。我隐约害怕地意识到，这不是大卫，而是维姆·胡恩瑟拉尔说过的话。
过了那么久，再一次出现。
郁金香的气味重重地压向我，让我感觉很不舒服。我歪着头站了一会儿。左侧堤坝的水沟后面就是田地，它们无限地对称，一排排站立着，就像一个迅速隐入夜色的军团，等待着指挥官的命令。
没有人见过他播种，他不可能独自一个人完成，这一点你也和我一样都知道。但确实没有任何人受雇。
郁金香沙沙作响，就好像在窃窃私语。月光下它们不再美丽，变得很黑，就像采石场里冰冷的湖水。这里一点也不美，一点也不好。这些六月的郁金香，它们很不正常，就像独眼孩子的诞生。
姆尔轻声呜咽着。我继续往前走，试图把思绪关起来。然后老磨坊出现在视野里。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看见风叶在悄悄转动着。虽然没有风，木框上的细麻布软绵绵地挂着，但是风车在转。
就是那个磨坊。只要风车转起来，就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
为什么胡恩瑟拉尔要让风车转起来？风车的运转和郁金香的生长有着某种邪恶的关联，没必要否认。他的土地上开出了花朵，很快就可以收割了。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姆尔像被蜜蜂蜇了一样拔腿就跑。
这声音从左边传来，从下面传来。我不由自主地盯着堤坝边休耕的绿地。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在干涸的排水沟出口移动着，这排水沟从地下通过，用于给牧场排水。姆尔从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声，我突然感觉到了害怕，或者说恐惧。但我却只能在那里等着，等着看是什么东西正缓慢却有着明确决心地，从地下爬出来。
我无法描述我的所见。姆尔恐慌地呜咽着，疯狂地拉扯绳子。我甚至叫不出声，好像肺里空气不足一样。我在那里站着，开始发抖，两条腿像细细的木板条。
爬上堤坝的怪物，是维姆·胡恩瑟拉尔。他的头以一个疯狂的角度挂在脖子上，绳子的勒痕在脖子苍白的皮肤上依然清晰可见。他的嘴巴张着，露出痛苦的笑容，一只烂手用力地抓着草，而草却沿着斜坡往下滑。我听见它们被连根拔起，也听见堤坝的沙子向下流动。
但那都不是最疯狂的。最疯狂的是，从那只腐烂的手里，长出了小小的、淡绿色的茎，末端是白色的，卷曲着——从这个腐烂的怪物身上，好像长出了郁金香。
那东西感觉到我了，我知道的。只要它爬到堤坝上，就会抓住我，把我拉进排水沟里，在那里等着我的是沉睡的黑暗恐怖。所以我做了一件生命中从来没做过的事：我拔腿就跑。姆尔也跟着我一起跑了。
我只回头看了一眼。
那东西消失了——如果它曾经出现过的话。它离开了这个堤坝，排水沟安静又黑暗。有没有可能是我被内心的恐惧吓跑了，而整个事件都是我幻想出来的？我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我一步没停地跑回了家，到家的时候已经精疲力竭。我的心跳得很快，让我觉得可能会突发心脏病。我坐在桌子的一角喘着气，眼睛盯着门的方向，就这样坐了半个小时之后，我才给自己倒了一杯干雪莉酒，然后一饮而尽。
我还可以告诉你，姆尔整晚都躲在咖啡桌下不敢出来。在那个堤坝上，有什么东西伤害了它。不管是郁金香的耳语，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这个问题我不想回答。那天晚上我也没有睡着。我躺在床上，因为恐惧而神经紧张，有一点声音就会吓一跳。那个念头在我脑子里萦绕着，就像一个重复出现的噩梦：只要那个风车转起来，那里就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要是你问我的话，我看那老头的魂魄还待在某个地方。在那时我就知道，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或者已经发生了。我不知道将发生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毫无疑问一定会来。
第二天早晨终于到来了，一大早我就听见有人在猛烈地敲窗户，艾丝特从睡梦中惊醒。是乔珀·库艾斯特拉。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像他那么惊恐的人。他的喉结上下滚动着，脸色看起来就像一块旧抹布。
“这……这太可怕了……”他几乎说不出话来，声音听起来不像人类，好像喉咙里塞满了脂肪。他清了清喉咙，说道：“您必须跟我来，趁现在还早……”
我让我担忧的妻子给他倒了一杯酒。同时，我到客厅的柜子里拿了我的配枪。我从不随身携带它，也只有一次不得不用它指向了一个人，那是在1958年，有一个城里来的抢劫犯想要抢劫维米尔。但是它一直都装配好子弹放在那里，以备不时之需。现在看来到了它派上用场的时候。
库艾斯特拉的脸上恢复了一点血色，但还是没有勇气说出发生了什么。我穿上大衣，然后我们一起出发了，我把枪放在口袋里，不停地伸手摸向它。到了半路，我们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库艾斯特拉的恐慌突然发作了，他的手根本握不住方向盘。他大声呻吟着，我因为这个声音而颤抖，既尴尬又害怕。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男人这样呻吟。
当我们沿着摇摇晃晃的楼梯走向酒馆顶楼时，我闻到了一股糟糕的、压倒性的恶臭，强烈的气味挤压着我的肺部。这是我闻过最可怕的味道。就好像在这通道的尽头有什么死掉的东西正在腐烂，有什么东西曾经甜美，现在被毁坏和玷污了。
“乔珀，看在上帝的份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库艾斯特拉走在我前面，他用大衣的领子掩着鼻子和嘴。他撞上了挂在天花板上的可怜的小灯泡，昏暗的灯光在木板上来回舞动。然后他打开通道尽头的门。一股病态的恶臭向我们袭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东边的窗口照进来，让我看见了直到今天还不断地出现在我最可怕的噩梦里的东西。
这间小小的农民客房，里面长满了郁金香，到处都是。昨晚，风车转了一整夜，所以这里长满了郁金香。我紧紧地抓住门柱，急促地喘息着，发出了可怕的、嘶哑的声音。郁金香从随意地扔在老布艺椅子扶手上的衣服里长出来。它们从打开的手提箱里长出来，从缠绕在那上面的皮带中长出来，甚至从金属开关里长出来，金属开关已经变得弯曲，失去了光泽。它们长在地面上，在臭水沟和绿色的植物水汽中，从我昨天还在胡恩瑟拉尔的土地上看见那游客穿过的皮凉鞋里长出来，也从那对美国人的身体里长出来。
他们躺在床上，那个男人已经死了，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以一种可怕的方式被抽干了，几乎成了木乃伊，嘴巴张开着，露出一种痛苦的笑容，就和从排水口爬出来的怪物脸上的表情一样。从他剥落的灰白皮肤里长出的郁金香茎长满了整个躯体，但是大部分的茎干已经变成棕色，花球失去了生命的色彩，叶子也在枯萎。这个男人被吸干了，所有的营养物质都耗尽了。
而那个女人还活着。她挣扎着，但是没办法爬起来，因为看起来健康而充满生机的深绿色茎干从床垫长进她雪白的皮肤里，把她像十字架上的基督一样固定在床上。她全身裸露着，原来长着阴毛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了叶子。茎干不管从全身上下哪片皮肤里长出来，都是紫色的，带着裂纹，就像吻痕，或者被感染的缝合伤口。从她的身体里长出来的郁金香，有着血红的大花球，散发着肥沃的光芒。
在哪块土地上种植无所谓，那来自过去的声音说着，只要有足够的土壤用于种植就可以。
“胡恩瑟拉尔，上帝诅咒他……”我听见库艾斯特拉在我身后低声说。他画了一个十字，然后用一个简单的手势抓紧了我的手。
床上的女人抽搐着，她看见我们之后，喉咙发出了尖叫的声音。她没法说话，因为郁金香从气管里长出来，穿过口腔和下唇的肉伸到了外面。她的眼睛在眼眶里疯狂地转动，然后她看见了那个已经被抽干的男人，看见了等着她的命运。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带动郁金香上下晃动着，沙沙作响。
我突然重新获得了对身体的控制能力，我冲上前去，冲向床的方向。“我们必须救她！”我气喘吁吁地说，但是库艾斯特拉没有过来。他靠在门柱上，颤抖着，手指已经被咬出了血。
我必须做点什么，必须把她从这种疯狂的监禁中解救出来。我抓住从她胃里长出来的一支郁金香，折断了它。茎干颤抖着，好像是活的一样，然后从中喷出了噩梦里才会有的东西，像春天的洪水一样：一股浓浓的血液。紧接着是可怕的脓状物质，像是从她的内脏直接流出来的。那个女人咕噜了一声。胡恩瑟拉尔以前说过的话压迫着我的神经，现在我对其背后的含意有了可怕的、清楚的理解。我意识到郁金香正在吸取她的体液，从她身上吸取生命，就像吸血鬼吸食年幼的处女。
这也超出了我能承受的范围，于是我跑出那个房间。上帝诅咒他。他不能存在于这世上。
四月，阳光普照，外面已经不怎么冷，但是卡雷尔仍点燃了壁炉，在烤架上燃烧的木块噼啪作响。他说他很喜欢闻这个味道。我们都很喜欢闻这味道。它闻起来很真实，仿佛只要这火还在燃烧，我们就能继续活着。电视机开着，RTL5台一直播放的新闻速递正在说着集体劳工合约里的陷阱，但没有人真的在听。比我们年轻两代的游客骑着车从外面经过，我们透过大大的窗户渴望地看着他们，窗外看得见大路，也看得见古老的沼泽。墙上的钟镇定地走着，好像永远不会停止。
门铃响了，维米尔把头伸出板条。“格利特。”他叫道。
“最近怎样，孩子？”小杨·普拉茨玛喊道，他起身把扶手椅转向右边，刚刚他还把脚放在那椅子上。
“我厌倦了这种疼痛。”这声音从店里传来。过了一会儿，板条被推到一边，格利特·迪尔斯曼走了进来，他穿着大衣和三件套，自从他的公司在1986年破产以后他就一直穿着这一身。肘部已经有些磨损了，他瘦了之后衣服也变得有些不合身，但他很喜欢穿，它让他保持了自尊心。大家都知道这几年以来他的风湿病已经变得难以忍受，他已经不能仰面入睡了，但是只要你不问，他就不会抱怨。他已经受够了。我们也受够了。
“要咖啡吗？”维米尔问道。
“经历了今天这事之后，杜松子酒才是我需要的。给你们每个人也都倒一杯。”
“稍微注意点给自己灌了什么东西，知道吗老头？”维米尔说，但还是从架子上拿了一瓶酒，然后从柜子里拿出五个玻璃杯。
“发生了什么，格利特？”我问。
老格利特把他的大衣挂在炉子上方，然后从内侧口袋里拿出一个白色的信封。“这就是发生的事，”他坚决地说，“邮递员刚刚把信送来。我们被赶出家门了。把杯子递一下，卡雷尔。”
盖斯刚想点燃烟斗，又放下了火柴，把杯子握在僵硬的手指间：“你说什么？”
维米尔把灌满的杯子递给每个人，我打开了格利特的信封。他在杨·普拉茨玛旁边坐下，用手搓着后颈，发出一阵摩擦的声音。我戴上眼镜，开始读信，大家都沉默着，小口喝着杜松子酒，炉膛的温暖充满了整个房间，沿着壁纸和泛黄的年历向上传递着热量，也渗进我们的骨骼。唯一能听见的声音是盖斯呼吸时偶尔发出的轻微的喉音。“从玛士撒拉中幸存的玩偶水坝人的静物画”，如果这场景被悬挂在博物馆里，一定是这个名字。
这封信是由约布·柯亨签署的，收件人是“亲爱的阿姆斯特丹北部瓦特兰的居民”。它用简短而官方的几行话通知，阿姆斯特丹市议会决定从2008年开始进行瓦特兰的城市改造工程，这是一个在市区范围内进行的新的城市扩张项目，必须在2014年完成。这里将建造一些现代化的新楼，为两万四千人提供住宿。布鲁克尔米尔、南边的贝尔莫尔、古老的沼泽地和花田延伸的区域，都在拆除的范围。孙德多普和兰斯多普的居民不必担心，因为旧的村中心将得到保留，但新豪街沿线的房屋将被拆除，因为计划中这条街将得到大幅拓宽。换句话说，除了我们得到的遣散费，我们有三年的时间要么死去，要么拖着衰老的身躯搬家。
“我的天哪。”我沙哑地说，然后清了清喉咙。我把这封信读给其他人听，我读完后大家都陷入了沉默。卡雷尔·维米尔去看了看他的邮箱，然后带了一封同样的信回来。他又读了一遍，然后把头埋在了手里。盖斯点燃烟斗，一缕蓝色的烟向着烟囱飘去。
“会有人不和他们站在同一边的。”最终，杨·普拉茨玛喃喃地说。
“什么，你要用你这把老骨头去游行抗议吗？”维米尔说，“能有什么用……”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刚刚说了贝尔莫尔对吗？”他啜了一口杜松子酒，我们都看向他。然后我们意识到了什么，全都睁大了眼睛。
“哦，圣母玛利亚，”格利特说，“哦，神圣的圣母玛利亚。”
我直到现在还记得他说出最后几个字的时候，那颤抖的声音。事实上它概括了所有我们想说的话，甚至更多：它象征着那突如其来的、强烈的认知，是如何扭曲了我们的现实，直到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声抽象的、鲜红的尖叫声，把我们的记忆一掌拍回了1976年那黑暗的几个小时里。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能做到什么。
那时，我们犹豫地在楼下的酒吧里等待。我的手颤抖着，我不记得有比那时更害怕的时刻了。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时间已经到了七点——我们才敢到通道尽头那个楼上的客房里去看一眼。恶臭已经弥漫在整个酒馆里，虽然它已经失去某种蕴含的力量，却产生了一种更为强烈的气味——一种腐烂在沼泽里的尸臭，让我差点在楼梯上吐出来。
他们正在融化。那个女人还能隐约辨认出一个棕灰色的人形，但是她丈夫曾躺着的地方现在只是在床垫上一个由植物和人类的水汽凝结而成的臭水坑。遍地生长的郁金香都已经枯萎；种植的土壤已经枯竭，正缓慢地溶解到腐烂的污泥里，花茎也软软地浮在上面。你找不到一丝美国人的痕迹：郁金香把所有的证据都掩盖了，吞食了，然后最终，枯萎了。
在高温把臭气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之前，在它扩散到整个莫尼肯布鲁克之前，我们村里的四个男人悄悄地清理了一切。库艾斯特拉酒馆后面的停车场也需要清理：郁金香抓到了美国人租来的汽车，那个地方也一样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只剩下一个巨大的绿色水坑。我们处理完一切之后，我禁止他们所有人把这疯狂的事告诉任何人。这秘密最好是掩藏起来，然后——多么苦涩的笑话——被遗忘。我们目睹了胡恩瑟拉尔能做到的事，除了送死，我看不到试图对付他能有什么结果。我很害怕，害怕至极，是我们让事情发展成现在这样，因为我们之前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不管是在堤坝上和怪物对峙，还是酒馆客房里的奇异景象，都让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四周徘徊着某种力量，只要魔鬼般的播种者看上了某块土地，它就会种上自己的郁金香，上帝保佑。
我回家之后睡了一整天。晚上一场暴风雨降临，结束了高温天气。就在暴风雨来临之前，莫尼肯布鲁克的一群蠢货带着石油、火把和干草叉去了胡恩瑟拉尔的磨坊，想结束他的行为。某个人——库艾斯特拉或者其他的某个人——没有管好自己的嘴巴，钉死了自己的命运，也向其他无辜的人挥动了命运的权杖，而也许在他生命最后疯狂的时刻里，他会止不住地想：“我们怎么知道会这样？”
我不知道那是谁。我也不知道过程究竟如何，因为我不在现场。我只能靠想象去猜测那里发生了些什么，但想象中的画面都十分真实。
也许他们及时赶到了磨坊，然后四处泼洒石油。也许他们看见大卫·胡恩瑟拉尔站在院子里，双手伸向天空，就像是他自己创立的邪教的主教一样。而在他身后，他瘦高的儿子用愚钝的双眼怨恨地看着他们，同时第一道闪电划破了天空。然后也许他们看见风车转了起来，郁金香开始生长，于是他们扔下干草叉，尖叫着逃走了。
有一件事我是确定的，那就是他们在被胡恩瑟拉尔报复丧命之前，放火烧了磨坊。风暴来临，当我弯腰探到窗外去关窗的时候，看见了北面的天空中明亮的橙色光芒。我赶紧穿上雨衣向外跑去，穿过新豪街一直跑到通向莫尼肯布鲁克的分岔路。我预见到有可怕的事发生了。雷声卷过整片草地，倾盆的暴雨浇湿了我裸露的皮肤，但我继续跑着，浑身湿透，跑在空无一物的路面上。越过沼泽地之后，我看见了胡恩瑟拉尔的土地，我惊得下巴抽搐，发出无声的尖叫。
磨坊在燃烧，风车正在转动。黑色的烟雾从屋顶上升起，在咆哮的火焰中，木质的骨架清晰可见，就像一只巨大的史前怪兽。四片风叶也在燃烧，并且在强有力的转动中喷射着火焰。这场大火照亮了四周，在这个灾难性的夜晚显得尤为不善。
我不由自主地朝那个方向走去。我必须看看情况有多严重，看看还保留下了什么。在胡恩瑟拉尔土地的几百米之外，我发现了一个人体形状的抽搐着的物体，上面长满了沙沙作响的郁金香——是某一个逃出来的人。我继续走了五十米，不敢再往前走了。
莫尼肯布鲁克被开满了郁金香的地毯掩埋。堤坝上的房屋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一切都被弯曲、扭曲了，所有突角都长满郁金香变成了圆角，排水沟里灌满了绿色的植物烂泥。蘑菇种植者的广告牌被推倒了，上面的字淹没在大片的花海里，变得难以辨认。我看向德克·斯鲁伊斯的谷仓，那屋顶突然塌了下来，仿佛郁金香完全吸干了支撑的梁柱，屋顶因为太重而坍塌。雨水哗哗地落下，熄灭了胡恩瑟拉尔磨坊的大火，让晒干的地面再次变得肥沃，然后沾染上村里甜美的郁金香气味。接着，从残存的房屋里传出了里面住着的人的尖叫声，听起来几乎不像是人发出的。他们正无助地、无可避免地逐渐走向死亡。
然后我听见它们来了。
当郁金香离得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仿佛听见它们在窃窃私语。我并没有看着它们长出来，可是我每看一眼，它们就好像变得更多了。一开始它们只长到了我左边农场的院子里，现在已经蔓延到通向堤坝的道路的半路。我向后踉跄了一步，差点绊倒，下一刻就看见它们已经蔓延到路边的一排邮箱上。其中一个邮箱被打开了，一封信落在路边，纸张很快被雨水湿透。我眨了眨眼，下一刻那信封里已经长出了茎干。
我转身逃走了，没有回头看。我感觉不到雨水，我闻不到燃烧的气味。我只能听见郁金香的窃窃私语，听见它们就在我身后，没等我经过父亲亲手插进地里的莫尼肯布鲁克的路标，它们就蔓延到了那里。在回家的路上我只记得我大声地唱着“沿着一个绿色的磨坊”——一首我母亲总是对我唱的老儿歌——只记得我笑着，只记得我想着我可能要疯了。
那是莫尼肯布鲁克和蘑菇之地的终结。第二天，我和卡雷尔·维米尔上了车，向着岔路口开去，路标已经被一片明亮的黄色郁金香取代。胡恩瑟拉尔的磨坊从远处的地平线上升起，就像一块怪异的柴火。磨坊被毁坏了，但好在有那场暴雨，所以可能还不到无法修复的地步。莫尼肯布鲁克本身已经不见了。郁金香田悄悄地延伸到了所有风吹得到的方向。原来长期用于蘑菇种植的大棚现在变成了低矮的山丘，长满了盛开的郁金香，仿佛在那张地毯下面仍旧躺着一具尸体，而吸血的花正贪婪地吸食体液。一周之后这些山丘也将全部沉没。发臭的绿色水坑散发的植物水汽很快就能渗进雨后又变得肥沃的土地里，为下一次的收割做好准备。
那一年，在北荷兰省的很多花园里，除了郁金香，还长出了蘑菇。
我下了汽车，走在胡恩瑟拉尔院子里松散的沙子上，关上了大门，扶着我的手杖。我现在已经走得不太灵便了。虽然手杖确实很有用，但是我已经不再适应连续四天的夜间活动了。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在门垫上发现了一封信，同样也来自市政府。所以昨天在维米尔，拼图突然拼成了。我们都知道胡恩瑟拉尔最近一直在做什么，但一直不明白他是为了什么。现在我们明白了。
我见到的这个男人看起来五十多岁的样子，但是我知道他不会超过四十五岁。毫不意外，他看起来就和那个在1951年对我说我们最好互不干涉的男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也和那个在1924年，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和我父亲说过话的男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大卫·胡恩瑟拉尔在1991年去世了，这是他的儿子，但站在这里的就好像他本人一样，或者是他的祖父。
“有什么事吗？”他吼道。他穿着一件绿色的棉衬衫和一条肮脏的工装背带裤，然后他在上面擦了擦手。
“下午好，”我说，然后清了清喉咙，“我是……”
“我知道您是谁，我的父亲跟我说过您。您来这里干什么？”
我退了一步。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一些我认得的东西，一些完全就是大卫·胡恩瑟拉尔的东西，我突然意识到他不仅仅是长得像而已。我正在和一个鬼魂说话。我上一次看见鬼魂的幻影是在1976年，七年之后我就退休了，一个来自兰斯多普的公务员接手了我的工作。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贝尔莫尔，尽管那里离我住的地方还不到四公里。开车去布鲁克因瓦特兰的时候我更愿意走途经孙德多普的那条路，那个村庄曾经住着蘑菇种植者，奇怪的是从那时起一直有人失踪，现在只剩下郁金香田，上面什么也没有。
这是二十九年以来我第一次到这里来，此地仍然被同样的黑暗的邪恶统治着。
“不论您在计划着什么，”我轻声说道，“请不要那么做。”
大卫·胡恩瑟拉尔的脸扭曲了，他之前兔唇的痕迹变得痛苦而清晰。“一个半星期之前那些官员来了这里，他们拿着闪亮的手提箱，穿着过时的衣服。他们给了我两年的时间，这些蠢货，他们以为可以就这样从我手里买走我的土地。”
没错，胡恩瑟拉尔是企业家，也是一大片土地的所有者，所以这些愚蠢的人单独拜访了他，而不是只给他寄了一封信。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给脖子上方悬了什么。
他往地上啐了一口。“如果要我给您什么建议的话，我会建议您尽快离开这里。”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脸在充满水汽的阳光里变得苍白，然后逐渐变得丑陋可怕。他的脸苍老起来，肉从骨头上剥离，一股腐烂的死亡气息让我作呕。一开始我以为是可怕的幻觉，但很快我就认出他是当时从堤坝下面的排水沟里爬出来的东西。然后我看见他的脖子，在腐烂的皮肤上，有绳子的伤痕。我站在维姆·胡恩瑟拉尔面前，这个在1929年上吊自杀的人，从他的脸上长出了新生的郁金香细小的茎干。“我还需要花上一天或者十天、十二天，让一切都运作起来，”他用一种气泡一样的声音说着，这声音听起来已经完全不是人类的声音，“到那时你最好离开这里。我得和阿姆斯特丹市政府解决这些问题。而我也不准备停手。我能做到很多事。”
我踉跄地退了一步，靠手杖支撑着才没有跌倒。胡恩瑟拉尔身后立着那个磨坊，它在1977年被重建了，然后年复一年地转着，给周围的田地带来丰厚的收成。磨坊后面的牧场里升起了巨大的起重机，它遵循建筑师和一群工人的指挥，吊起细长的风车固定到属于它的位置。这就是那种真正的地平线污染物，白色的柱子有老风车磨坊的三倍那么高，螺旋桨有一座大房子那么大。更远处还有六个这样的风车，它们沿着堤坝站着，彼此之间隔着一大段距离。
我回到车上，看见院子边有一块大木合板，上面写着：“瓦特兰风车公园，四月中旬建设完成。”堤坝这一侧的土地属于布鲁克因瓦特兰政府，他们显然对胡恩瑟拉尔的计划有激烈的反应。木合板上郁金香的图像下面写着某个关于绿色电力的口号。
这就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一切。我开车离开了那里，回到家时我感觉仿佛在未来穿越回了从前一趟，就好像胡恩瑟拉尔的磨坊把过去以某种方式停在了那里。但我知道那是一个错觉，就像从我小时候开始就一直悬浮在维米尔店里的咖啡豆和烟草的气味，让人产生了过去一直存在的错觉。未来在两边都清楚地昭示着它的到来，在这边是以市政局的信件的方式，而在胡恩瑟拉尔那边是以院子外的木合板的方式。现在这房子已经不是我的家了。曾经那么富有荷兰特色的我的家园，变成了一个像爱德华·蒙克的画《呐喊》里一样的地方，空气像血一样鲜红，而未来像死亡一样黯淡无光。那个尖叫的人就是我。
我因为彻底的绝望而尖叫，因为这里变成了这副模样。
在后来的某一天，我带着心里的伤痛离开了，这伤痛将伴随我余下的几年甚至只有几个月的时光。一些老家伙将会陪着我。我不知道我们该走多远——也许到A9高速公路的南边就足够了。但相较于不确定的选项，我们最好还是选择更确定的选项，不是吗？格利特·迪尔斯曼建议道，在他看来，那里是一个能让他安享晚年的地方，美丽而悠闲。谁知道呢？
因为当我展望未来的时候，我看见风车旋转着。当我展望未来的时候，我看见郁金香田无限地延伸，一直到整条红色的地平线。当我展望未来的时候，在蘑菇之地，以及那以外很远的地方，除了郁金香和风车之外，我什么也看不见。
（厉青冰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