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十二节 祭司的教义

祭司的教义能够简单地归纳为一句话，“注意您的外形。”无论是政治、宗教或道德的，所有的教学都以改善个人和集体的外形为目标——尤其注意的就是圆的外形，其他的形状都比圆低等。

古老的异端邪说教唆人们浪费精力和感情，相信行为取决于意志、努力、训练、鼓励、赞美或其他任何东西，这些都是徒劳，圆有效抑制住这些异端学说，让人们只相信外形，这是圆的成就。克劳斯——上面提到的镇压了颜色起义的功勋显赫的圆——第一个说服人类，是外形成就了人类；例如，如果你生来是个等腰三角形，但是两条腰却不相等，你肯定就会出问题，除非你去等腰三角形医院，把两条腰治疗到相等。同样，如果你是一个三角形或正方形，甚至是多边形，出生时是不规则图形，你必须被带到规则图形医院，把你的病治好；否则，你的余生将在国家监狱中度过，或是死在国家刽子手的锐角之下。

所有的问题，从最轻微的不端行为，到最凶残的犯罪行为，克劳斯都把他们归因于与身体绝对规则外形相比，出现的偏差，原因可能是（如果不是先天性的）在人群中的一些碰撞；疏忽锻炼，或是过度锻炼；甚至是温度的突然变化，这些都会导致外形上一些比较敏感的部位收缩或扩张。因此，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得出的结论是，行为不好不坏才是合法公民，对别人的赞美或责备，都要有清醒的认知。例如，对于正方形的正直，你本应该佩服他的直角的准确角度，为什么你要去赞美他忠实地捍卫他的委托人㊟的利益？再或者，抓到一个等腰三角形的扒手，你为什么要去谴责他撒谎偷盗，而不是去痛惜他无法治愈的不平等的两腰？

从理论上说，这种学说无可置疑；但实际上也有缺点。在审判一个等腰三角形时，如果这个流氓辩护说，因为他两个腰不相等，他无法克制住自己去偷盗的行为，你回答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因为他无法克制住滋扰邻居，你作为法官，也无法克制住判他死刑，此事就此结束。但在家里的一些小问题不可能涉及到死刑或死亡的时候，外形的理论有时显得非常笨拙；我必须承认，有时，我的六边形孙子为他的违抗行为辩护，说温度的突然变化让他的外形吃不消，我不应该怪他，而是责备他的外形，必须给他补充大量的上等甜品让他外形规则起来。对于他的结论，我无法反驳也不能接受。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最好是假设严厉的责骂或苛责，对我孙子的外形会无形中施加一些强化的影响；虽然我自己知道，这样想其实根本没有依据。不管怎么说，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处于这种矛盾中。因为我发现很多最高等的圈在法院行驶法官权利时，对规则和不规则图形进行赞美和指责；而且我知道，他们在家中训斥自己的孩子时，谈到“正确”或“错误”时慷慨激昂、滔滔不绝，仿佛这些名字就是真实存在的，人们完全能够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一样。

圆不断颁布政策，强化外形在人们心中的主导地位，借此，圆也扭转了空间国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的戒律。你们教导孩子要孝敬父母；在我们这里——仅次于所有人都尊敬的首领圆——有孙子的人都被教导要尊敬孙子，或者，如果没有孙子的话，尊敬他的儿子。所谓“尊敬”，绝非指的是“溺爱”，而是虔诚地为他们的最高利益着想：圆教导人们，父亲的职责是服从自己后代的利益，从而为整个国家及自己的后裔谋福利。

该体系中的缺点——如果一个不起眼的四边形斗胆可以向圆建议缺点的话——在我看来是处理与女性的关系。

社会中最重要的事情是降低不规则图形的出生率，所以，凡是希望后代的社会地位能够提升的男人，都不愿意和祖辈当中有不规则图形的女人结婚。

男人的规则性通过测量可知，但因为所有女人都是直线，所以可以说，看起来都是规则的。人们必须制定另外的方法，测量这些女人潜在的规则性，也就是说衡量这些女人生育不规则后代的可能性。这必须由精心打理和保管家谱的人们来操作，没有经过血统认证的女人都不允许结婚。

所以可以知道，一个圆——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也非常在意自己后代的情况，后代中很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未来的首领圆——在挑选妻子的时候，对于未婚妻血统上有没有污点会更加谨慎小心。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在挑选规则形状的妻子的时候却越疏忽。一个有抱负的等腰三角形一心希望生出等边三角形的儿子，他绝对不会娶有不规则图形先辈的女人，一个正方形或五边形非常自信家人的社会阶层正在稳步地上升，只会打听妻子五代以内的情况；六边形或十二边形对妻子的血统更是粗心；而圆形就算已经知道女人的曾祖父是不规则图形也会娶她，就是因为自身的优越感或是低音的魅力——对于我们来说，低音就是“女人很美的一面”。

这样随意结合的婚姻的结果就如预期的一样，要么无后，要么就是生出不规则或边长更少的图形；但这些罪恶迄今还没有足够的威慑力。一个高度发展的多边形少几条边不容易被发现，到新理疗医院做个手术就能恢复。圆们在高级发展法律中都默许不孕的行为。然而，如果不规范这样的恶性事件，圆阶层的衰落速度就会加快，不久的将来，这个族群将无法生出首领圆，平面国的宪法也肯定会被推翻。

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另一条警示，不过目前我还不能提出补救措施；这也涉及到我们与女性的关系。约三百年前，首领圆层宣布，因为女性理性缺乏、感情丰富，她们不再被视作理性人物，也不接受任何心理教育。其结果是，她们不再学习阅读，甚至不学习算数，无法计算自己的丈夫或孩子的角度；因此，她们的理性和智慧一代不如一代。现在这个女性零教育政策仍然在实施。

怀着最纯净的动机，我开始担心，这一政策的执行已经对男人造成了伤害。

后果是，现在男人必须过着一种双语的，几乎可以说是，双向心理的生活。和女人一起，我们讲“爱”、“责任”、“正确”、“错误”、“同情”、“希望”等非理性的、情绪化的抽象概念，除了控制女性，没有其他的目的；但在我们之间，在我们的书里，所用的词汇完全不同。“爱”就变成了“利益预期”；“义务”变成“必然性”或“适应性”；其他词语也有相应的变化。此外，我们对女人使用的语言暗示出我们对她们的最大限度的尊重，所以她们完全相信，我们爱她们，就如我们热爱首领圆一样，但是在她们背后，人们都认为或是这样描述她们——所有人，除了小孩——她们跟“无脑生物”差不多。

女人的神学体系也和我们的完全不同。

现在我内心有着愚拙的担心，这种语言以及思想的双重训练已经成为强加给年轻人过重的负担，尤其是当他们在三岁的时候，他们就不再被妈妈照料，也要开始学会忘记过去的语言——除了在母亲和女护士面前使用——去学习新的词汇和科学。目前人们的数学能力与我们三百年前的先辈发达的智力相比，已经有了退步的迹象。如果一个女人偷偷地学习阅读，并告诉她的同伴她读书的结果，或是某些叛逆的小男孩，告诉妈妈逻辑思考语言的秘密，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危险。只是出于男性智力逐渐衰退的考虑，我谦卑地呼吁最高当局重新考虑女性教育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