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操作世界的华尔街精英

为了中国，超级精英须留在华尔街

裔锦声 华尔街人力资源专家、作家，美国重心集团总裁

1992年，我文学博士学位到手后，阴错阳差撞进华尔街，为华尔街赫赫有名的大老板们在海外的分行替他们招贤纳士，专攻在政府债券和外汇交易方面的超级精英，在发掘和提升这些罕见的精英的同时，提升公司价值。

华尔街有句潜台词：买团队只花几百万；买公司要花上亿万（Toget a talent，you pay millions；toget a company，you pay billions）。

在海外寻找精英人才18年，曾经一年内为高盛公司全球寻得26位年轻交易员，一周内可以马不停蹄从纽约飞到伦敦再飞到约翰内斯堡、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为90年代刚从经济衰退中抬头的外国银行如高盛、JP摩根、雷曼寻访难得的人才，为这些银行在当年的合并、兼并和业务互相影响和金融产品创新的进程中，起到一定作用，并推荐了近100名亚洲精英进入华尔街，因而，我深知华尔街对精英人才的重视。瑞士信贷波士顿第一，90年代一家十分创新的金融公司，在1994年因金融衍生品等外汇交易做过了头，创新过度全面亏损后，不惜砸锅卖铁，低价卖掉在曼哈顿下城的两幢楼房，拿去给自己的超级精英和核心团队分红，保住人才。

富于创新的超级人才、善于出奇招的奇才，是华尔街公司之间永远的一个竞争点。

“我们的资产就是我们的人才（Our assetis our people）”，这句话，挂在高盛公司的进门处；“公众信任就是我们的业务（Public trust is our business）”，这句话，挂在当年雷曼兄弟在世贸大楼交易中心的进门处。

2008年后，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和超级金融大鳄，并没有随着华尔街的倒下而倒下。华尔街自生修复的能力、复苏的机制是非常强的。华尔街金融公司在淘汰了一大批“过时”和“老化”的人才后，继续注入新的血液、新的理念、新的力量，甚至新的人种。

今天，穿行在华尔街越来越多、衣冠楚楚、能大呼小叫的是“大象的传人”——印度人，他们从银行的电脑后台，走向融资操盘的投行前台。而我们龙的传人，却在相对地减少。在华尔街20万雇员中，我们中国精英不到2000人；而这2000人中，80%是在跟钱不打交道的电脑后台做着数据支撑和风险管理。

事实是，花旗银行的CEO是印度人，花旗银行的最大股东是中东人，花旗在全球100多个国家的20多万雇员，其实都在为中东人打工。如今，美联储都得让这些中东阔佬一点。如果长此以往，我们中国是要吃大亏的。因为国家之间的竞争，一定是金融的竞争。

一个崛起的大国，怎能在国际舞台上没有一个强大的金融话语权？！

一个资产每年递增的国家，怎能没有自己信得过的精英，捍卫自己国家在华尔街的利益？

还有，中国上万亿的美元存款和政府债券，难道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每天缩水？

以1万亿美国国债为例：假设美国国债年回报率为1%，人民币国债成本为3%，人民币年增值4%，这样，以人民币计算，这笔投资组合的年回报为负数-6%，换算成美元为600亿美元损失。众所周知，中国政府现持有外汇储备金值3万亿美元（不包括民间美元存款），其中约一半是美国国债。对安全地减少美国国债的持有，对中国来讲是迫切的和必须的。

其他不说，那是好几亿中国老百姓在改革开放30年中含辛茹苦用劳动和心血、用离乡背井、用生命换来的，那笔钱关系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国家安危，怎么能眼看着它在资本市场上打了水漂！

该怎样解决国家这个燃眉之急？为国所想，为国所急，这是每一个心中装着祖国的华尔街精英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认识的华尔街人中，有着这样技能和忠诚的中国精英并不少，他们的愿望，就是能为祖国在这节骨眼上，大禹治水，分而治之，为国家解难、解危。

说到底，华尔街绝不是一个进行人民战争的地方，不是人多就力量大；也绝对不可能从量变到质变。华尔街是一小部分精英掌握着巨大资金的地方，是一个“玩钱”的地方。

谁来定这些“玩钱”的规则？谁来定价？谁来为我们的国家利益说话？所以，我建议不要一概而论，回国就爱国，留在美国就不爱国。

一部分华尔街超级精英必须留在华尔街！为中国的话语权和国家利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