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地覆天翻人已老
池步洲服刑十二年,释放回上海,接着又当了二十多年“贱民”。一个旷古奇才,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竟沦为出卖劳动的苦力。
历史的误会,又由历史的巧合来解除。三十二年的冤狱,因巧遇当年的顶头上司、国民党特务机关里的共产党高级情报人员,一纸证明,冤枉解除。
但是“老骥”年已七十有六,虽有千里之志,已无千里之力,只能侨居日本,安度晚年。拳拳之念,但求不祸延子孙,于愿足矣。
吉人自有天相,神户大地震。池先生一家大小二十余口,安然无恙。
一、三等贱民,悲惨生活
池步洲服刑期间,他的第二个儿子国雄一九五八年高中毕业,成绩在班内是第二名。那一年,高校考生严重不足,政府动员各机关单位在职干部以“调干”的形式带着工薪去上大学。因此可以说是考大学最容易的一年。国雄的那个班,除两人外,都考上大学了。说来也许没人相信,没考上大学的两个人,正是班上功课最好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其中当然也有他池国雄。
正好那一年江西有一些工厂到上海来招工,池国雄知道大学与自己无缘,再说,也为了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就去报了名。这一回,倒是一考就考取了。从此就在南昌农业机械厂当工人,一干就是二十三年。六三年父亲释放的时候,他都已经当了五年工人了。
虽然池步洲刑满释放,并没有留下尾巴,也没戴什么帽子,算是恢复了“公民”的身份,而且他不仅仅是“身有一技之长”的小知识分子,而是有“满肚子学问”的大知识分子,按说应该很有用武之地的。但是在那个时代,一切讲究“阶级路线”,对刑满释放的人,有个非常混帐的名称,叫做“劳改释放犯”或“刑满释放犯”,刑满释放居然还称为“犯”,似乎“刑满释放”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或犯罪行为似的,何况他还是国民党中央军委的高级将领呢?因此只能把他安排在街道办的房屋修建第三队里,做一些和泥、搬砖之类的体力劳动,每月工资四十元。在上海那个大城市里,四十块钱,还不够在中等饭店里吃一顿饭的,全家人生活之清苦与困难,可想而知。
幸亏他的爱妻白须宾自从来到中国以后,不但一口流利的“国语”讲得比池步洲那福建腔强得多,更不容易的是:十八九岁才开始学中文的她,居然精通中文,一笔汉字,写得极为娟秀漂亮。因此,一九四八年池步洲一家到上海来以后,她即在一家纺织厂当会计,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加收入,贴补家用,俾便能在物价飞涨的岁月中活了下来。解放后,如果大学里设有日语课,按说她应该是最难能可贵的日语教师了。但是一者解放后提倡“一面倒”,连语言也加上了政治色彩,“外语”课只许学俄语,号称世界通用的英语尚且不许学,更遑论“鬼子话”哉!
池步洲被捕以后,她成了“反革命家属”,会计是“掌握财权”的人,不能交到反革命家属手中,工作终于失去。那一段时间,她只能靠给人家洗衣服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后来幸亏姚耐、罗俊等人背后出力,以她长子参军为由,作为光荣军属,被安排到幼儿园去当个保育员,方才能够含辛茹苦地把两子二女(长子已参军)拉扯长大,教养成人,其中的艰苦,不言自明。
池步洲出狱返沪以后,虽然释放证上没有写着戴任何帽子,名义上也是公民,但实际上戴着一顶无形的“黑帽”,而且是最高的黑帽:战犯,连三等公民也数不上,干的又是最脏的活儿,按照当时流行的称呼,叫做“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谁见了都会“掩鼻而过之”的。
这期间,左右的邻居,当年的朋友,好多人都怕惹上是非,连跟池步洲见一面都不敢。例如人民银行储蓄部时期的人事科王科长、储蓄科潘副科长、汪股长及当年的积极分子吴天敏和另一些同事们,虽然都知道池步洲已经劳改释放回来,也知道他没有戴什么政治帽子,但是经过镇反、肃反、反右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人们对于政治上翻过车的“反革命分子”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心理,避之唯恐不及,是可以谅解的。
只有东中野“沙龙”中人,到底旧观点浓,旧情谊深,能够做到不以成败论英雄,继续来往,而且是真心实意的,不是装腔作势的、虚情假意的。
走动得最频繁的,还是梁孝志家。他们两夫妇一如既往,并不因为池步洲的身份变了而投以白眼。相反,每次登门,诚挚招待,没有一丝半点儿蔑视的音容,依旧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天南海北,无话不谈,家常便饭,殷勤招待。十几年来,始终如一,全没有勉强应付做作敷衍的味道。
解放以后,圆明讲堂被政府封闭,改为某工厂的仓库,大多数和尚都还俗了,只有明旸法师依旧吃素,也不结婚,靠在工厂里干活儿的微薄收入“自食其力”。因为是单身,依旧住在圆明堂旧址的一间小房间里。他几乎天天都要到姐姐家里来混日子,也帮姐姐干些家务活儿。赶上姐夫宴请朋友,他也帮忙端酒上菜,但他自己恪守佛门戒规,不沾一点儿荤腥,只吃素菜。
还有一个刘子崧,每次到上海出差,总要到池步洲家里去坐坐,照常来往,照常畅叙,并不因为一个是党员一个是“战犯”、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反革命”而有隔阂。他还多次提出来要请池步洲到他的农学院去任教,倒是池步洲不愿牵连朋友,婉言谢绝了。
三年后,大陆开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池步洲受到冲击,数次被抄家,不但他本人受到了折磨,也牵连到妻子儿女,跟他一起受苦。他的子女在学校里功课名列前茅,成绩优异,得之家传,对数学尤有天分,但也囿于“阶级路线”,无缘进大学深造,只能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中“面朝黄土,背负青天”,逐渐消失才华,蹉跎青春。
可以设想,如果池步洲果真接受了刘子崧的聘请,到福建农学院去任教,则他们两个,势必一根线绳上拴俩蚂蚱,跑不了这个也蹦不了那个也!
不过刘子崧这人也怪,作为三十年代初期的老党员,解放以后本来应该当个更大的官儿,但他却安于教务,不追求高官厚禄。以他的学识与才华,本应该有若干著作问世的,但终其一生,居然一部书也没有出版过。一九七六年,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宣布结束,池步洲到福州去探望五哥、五嫂,刘子崧听说了,多次来找池步洲畅叙,还多次提出要请池步洲到他的农学院去教书,有一次甚至把应聘的表格都带来,一定要池步洲填写。像这样“超然物外”、不以阶级偏见待人的人,在党内可真不多。
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几乎人人都“触及了灵魂”。当年人民银行储蓄部的积极分子吴天敏,年轻,漂亮,活跃,简直是一颗璀灿的明星,竟也遭到了“管制”的处分,最后落一个夫妻二人双双开煤气自杀的下场。
比较起来,梁孝志因为不问政治,与世无争,倒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他的内弟,因为坚持吃素,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典型,红卫兵把他揪出来批斗,还把猪肉硬塞在他嘴里,强迫他“开荤”,不料从小吃素的他,也和唐三藏一样,一碰到荤腥就呕吐,终于保住了佛门子弟的“纯洁”,弄得红卫兵们也无可奈何。
谁也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许多事情走向了“革命”的反面:当年红卫兵们所要“砸烂”的“封资修黑货”,经过上山下乡锻炼的小将们回城以后,竟比当年的“老黑帮”更加热衷。宗教活动不但恢复了,而且比“文革”以前更其活跃,信徒也更多。有许多当年的老党员、最彻底的无神论者,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磨炼,终于大彻大悟,扬弃了“阶级斗争”学说,居然变成了虔诚的宗教徒,大谈其“博爱”和“为善”。上海的圆明堂修整一新,明旸不但重新当上了主持,还当上了上海市最有名的龙华寺主持,后来又当上了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佛教协会上海分会会长,经常出国访问。有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梁孝志也得了个中国佛教协会上海分会理事的头衔,并被聘为圆明堂执事,还曾跟随明旸法师出国访问;陈秀惠也成了圆明堂的内当家,帮助弟弟处理一些日常杂务。
打倒了“四人帮”之后,池步洲一家的遭遇,方才有了小小的转机,得到了小小的自由。这时候,中日邦交已经恢复,与海外通信,也不再算是“里通外国”,经白须宾写信到日本探询,得知她的父母早已谢世,弟弟也在战后不久病故,只有两个姐姐还健在。一九七六年,白须宾提前办了退休手续,申请赴日探亲。
一别三十年,沧海桑田,变幻极大:故土既不依旧,故人太半零落,依稀难寻旧梦,恍惚有如隔世。回想当年离别亲人的场面,却仍历历在目,感慨唏嘘,自不待言。
两个姐姐都劝她落叶归根。她没有办理过改变国籍的手续,日本政府仍认为她是日本人,因此并不存在恢复国籍之类的问题。她仔细想想:以池步洲的身份,明明是对国家民族有功的人,仅仅因为政党派系的不同,不但所有功劳一笔勾销,爱国反而有罪,如今进入老年,犹以出卖劳力为生,在大陆的处境,不会有多大改善。从子女的前途出发,只有申请“回国落籍”,子女的深造,庶几有望。于是在姐姐的帮助下,办理了手续,在日本定居,并把几个孩子也都陆续迁回日本。
这一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在生活的道路上挣扎,在事业的道路上奋斗,艰苦拼搏,惨淡经营,个中辛酸,一言难尽!
所幸池步洲的几个孩子继承了乃父的遗传基因,天份分不低,智商极高,特别善于经营。如今子孙们在日本、在中国都开有工厂、办有企业,并秉承父志,继续从事中日友好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活动。他们的业绩,因为不属于这部书所要叙述的范围,这里不多罗嗦。如果有可能,不妨单独再写一部书,专门介绍。读者诸君,“且听下回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