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港日文字缘——日译刘以鬯《对倒》

沈西城

三十八年前的耶诞，冬日的太阳柔柔弱弱，朔风吹脸，砭骨生痛。我从居处松原町转乘了两回车子，到达御茶之水，再徒步十余分钟，来到神保町书城。舟车劳顿，目的是寻访内山书店。

我是从鲁迅先生的日记里，初闻内山书店之名，知道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在上海时期，帮过鲁迅不少忙，包括“一·二八”淞沪战祸中，转移居所，避过日军炮火。

解放后，上海内山书店歇业，回归东京。基于对鲁迅和内山的尊敬，一到日本，就想着去看内山书店，可由于种种原因，到整装上道，已是我到东京之后的第三个月了。

内山书店蜷缩在一条名叫“铃兰里”的小巷里，门面毫不起眼，店堂面积约五十平方米，两边墙壁靠着一排四格高桦木书架，放着各式各样的中文善本。

周末下午，店里空荡荡，只有一个客人，矮个子、穿着黑色西装、佝偻着背、手上捧着一本书，站在书架前，正在聚精会神地翻看。

由于内山书店素以售卖中文书籍名闻日本，我下意识地以为那个先来的客人定必是同胞了，“他乡遇故知”，心情激荡，于是冒昧地走过去打招呼。才开了口，立刻深悔自己的孟浪，呈现在眼前的那张脸孔，活脱脱的是典型东洋脸孔，他一听我说国语，连忙伸出右手摆了两下，示意听不懂，我这才知道对方是一个日本人，只好改用非常蹩脚的日语跟他聊了起来。

他告诉我他是二松学舍大学的中文教授本桥春光，此番到内山书店来，是为了搜寻有关中国近代作家的小说，准备翻译成日文，结集成书，在日本出版。

我看他手上捧着的是鲁迅的《呐喊》，知道他想从中取经，于是告诉他鲁迅的作品，大抵已给日本文学家翻译殆尽了，与其集中介绍鲁迅，倒不如选择性翻译别的中国作家。

本桥春光那时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却不以我这个黄毛小子信口雌黄为忤，立刻拉我到附近的吃茶店坐下，要我为他介绍近代中国作家。

我那时正为《快报》写“日本杂记”，立时想起了刘以鬯先生，他是《快报》副刊的主编，同时也是香港有名的作家，对“五四”时代的文学，有着深邃的认识。

回家后，立刻写信给刘先生，详告经过，并请他代为搜寻有关作品。很快就接到了刘先生的信，大意是“提议甚好，‘五四’漏网的作家甚多，当会尽力搜寻奉寄”。

刘先生古道热肠，两个星期内，就寄上不少作品，沙里淘金，最后选定了鲁迅的《藤野先生》和《孔乙己》；师陀的《期待》；七等生的《跳远选手退休了》；王文兴的《缺点》；刘以鬯的《对倒》；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和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这里头的老中青作家，除了鲁迅和刘以鬯外，那时大多不为人知，可见刘先生挑作品，是重质不重名。我把作品交给本桥翻译，本桥却向我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我充当助手，原来本桥怕在翻译时，万一遇上晦涩不明的俗语，字典解不了困，就寄望我这一个小友援手。坦白说，那时候我只读了三个多月的日文，程度不高，可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大业，只好硬着头皮骑上驴背。从此每个周末，一老一少伏案于神保町的吃茶店台子上，专心一致地展开翻译工作，每遇本桥不明的处所，我就用有限的日文做出解释，有时候词不达意，就辅以绘图解厄。本桥的工作态度十分认真，有时候所提问题，超越了我认识的范畴，逼不得已，只好写信麻烦百忙之中的刘以鬯和书话家黄俊东两位先生。承蒙他们不嫌麻烦，屡屡以长信赐教，解决疑难，令本桥跟我感激涕零。

过了一年，我因家事辍学回港，翻译尚未完成，本桥便独挑大梁，艰辛地完成翻译。可难题又涌现了，这又回到出版的问题上。

日本的出版事业虽然蓬勃，翻译近代中国作家小说的书，却难有获得出版的机会。本桥一连接洽了几家有名的出版社（包括了专门出版近代中国小说的岩波社），都给打了回头，百般无奈的本桥写信向我诉苦，我看了心酸，复信说：“万一没办法，那就请放弃出版吧！”本桥赐示：“沈先生：我务必要把书出版，这样既维系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同时也促进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放心吧！你们一定会看到书的出版。”

不知经过多少岁月，七五年某天，我收到了邮差送来的特挂邮件，拆开一看，赫然是《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并附一信——“西城先生：我最后动用了自己的积蓄，拜托荣光社印制了这本小书。刘先生和黄先生处已另封奉寄了。谢谢你的赐助，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在神保町吃茶店里并肩奋斗的光景。希望我们再会有合作的机会。春光谨拜。”

如今本桥春光教授早已作古，而刘以鬯先生仍然一如苍松翠柏，在文坛上持续发光发热。最近书展颁发了首届“年度作家”的荣誉予刘先生，他的名作《酒徒》也经由黄国兆导演拍成电影，快将公映。看到刘先生的创作成就获得肯定，足以让我相信本桥春光教授三十八年前的辛劳并无白费。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