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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OK,彼此彼此

& 费朗的记述

在本书第一部分,我曾提到葛任的狱友孔繁泰,在法国记者费朗(Jacques Ferrand)的帮助下去了法国,并成了卢梭的信徒。他和费朗保持了终生的友谊。1943年春天,他返回法国不久就因病去世了。他死后,费朗写了一篇名为《L'Entretien infini》(《无尽的谈话》)的回忆文章(他后来的文集用的也是这个题目),其中提到了孔繁泰的这次故乡之行。我从文章中得知,孔繁泰到重庆来,并不是为了焚香祭祖,而是为了与鲁迅等人创办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取得联系。下面是文章中与葛任、冰莹、范继槐有关的内容:

……迟至1942年,孔(繁泰)才在一份关于萧伯纳访问中国的报道中得知,鲁迅、蔡元培、杨铨等人在中国创办了民权保障同盟,同盟的宗旨是争取释放政治犯,向他们提供法律保护,并获得出版、结社、言论、集会等公民自由。这与他信奉的天赋人权观念是相同的,于是他立即着手回国,欲与同盟取得联系。一想到他要见到许多老朋友,他就彻夜难眠……他也提到了葛任,他的狱友,诗人,一朵个体存在的秘密之花。我记得那天晚上,孔向我背诵了葛任的诗句:“谁曾经是我,谁曾经是我的一生,是微风中的蓝色火苗,还是黑暗中开放的野玫瑰?”而孔先生本人便是诗中所说的“蓝色火苗”,黑夜中散发奇异芳香的野玫瑰。我想起许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向我背诵过这首诗。当时他刚从步军统领衙门的马厩释放出来,身上还散发着马粪的味道。

当他飞越驼峰回到祖国以后,他才知道同盟早于1933年6月就解体了。他白跑了一趟。他也没能见到当年负责接待萧伯纳的民权同盟的秘书长杨铨。他回到法国后对我说,早在1933年的6月,杨铨就在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被国民党特务刺杀了。我记得孔提到此事时,不无讽刺地说,上海人总喜欢把上海与巴黎、纽约、伦敦相比,其实更应该把它与吉隆坡、西贡、马尼拉相比。至少,巴黎和纽约从来没有当过别人的殖民地。在上海,特务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他说,杨铨就是在一个礼拜日的早晨被枪杀的,同时死去的还有杨铨的儿子。我清晰地记得,他把那些行凶的特务称为“歹徒”。

在重庆,他见到了葛任的遗孀冰莹,葛任和冰莹早年的一个姓赵的仆人,以及多年前回上海时认识的一位律师朋友范继槐。他劝冰莹与他一起到法国去,但冰莹说,她身体多病,无法远行。有趣的是,那个姓赵的仆人和姓范的律师正是特务组织的负责人。当范问他为何回国的时候,他说他是回乡祭祖的。他的说法似乎骗取了律师的信任。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孔子,就是孔繁泰的祖先。在孔子故居山东曲阜沦入日军之手以后,重庆夫子池边的文庙就成了祭孔圣地。孔说,在谈话的第二天早晨,范还曾亲自陪同他到文庙祭祖。昔日的友情像花蕾一样,突然绽放了,但友情并不能弥补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当孔试图向范律师表示他对国内政治现状的不满时,那位律师先生引用旅居英国的中国小说家老舍在《猫城记》中创造的一个独特词汇“Sharekyism”(大家夫司基主义),委婉地说明,这是战争的需要。经孔提醒,我才知道老舍创造的那个词“Sharekyism”,指的就是“人人工作,人人快乐,人人共享”。范提到老舍是意味深长的:一方面说明他对流亡在外的中国人的政治活动并不陌生;另一方面又说明,他反对孔繁泰尊奉的天赋人权观念,认定那是不负责任的猫人的语言。孔对我说,范最后用戏谑的口吻对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直是孔子的信徒,而你,孔子的后裔,却成了孔子道德观念的背叛者。”

范说的没错,在中国,具有永恒价值的孔子的道德观念,是不需要人权观念支持的。孔子的世界是二元论的世界:劳心者与劳力者,小人与君子,奴隶与贵族。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与卢梭就像冰与炭难以相融。而孔繁泰先生,这位东方的君子和卢梭的信徒,就在那冰与炭之上踏步前行,直至现在进入天堂……

这段文字表明,连费朗这样精通中国时局的记者,也认为葛任早已经战死了。事实上,在当时及以后的许多年里,这都是西方通讯社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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