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长安
如果有经历就能写出好文章，易长安确信自己会是个不错的作家。仅这两天里，他就从北京跑到天津，再跑到秦皇岛，接着再回天津。如此反复折腾，就算写写一路上颠三倒四的好玩事，用去几个章节都没问题，何况他们这是马不停蹄的逃亡。林惠惠抱怨一直窝在车里，腰都坐断了，此刻她抱着一只双手蒙面的玩具泰迪熊，下巴抵在泰迪熊疲惫的脑门上；其实大部分时间她都是躺着的，用安全带把自己拴在后座上，尽管心怀恐惧，晃晃悠悠还是一次次把自己晃睡着了。睡久了腰也疼嘛。易长安和小舅子轮流坐在驾驶座和副驾座上，关键的时候需要日夜兼程，尼桑越野车的轮子都跑出了热辣辣的橡胶味。林惠惠一路上都在问，危险吗？易长安懒得理她，给他小舅子使了个眼色。小林就说，要危险你还能好好地躺在车后座上吗？他姐姐撇了撇嘴，不危险你们干吗没命地跑？易长安，说你呢！你摇头晃脑的坐在那里想什么？易长安说：
“我在想，假如经历和写作的成就成正比，我跑了这么多地方，该写成多大的作家。”
林惠惠笑了。“你能把情书写过五封再说。当年你可是说每天给我写一封，马上第五年了，你还停在第四封上。”
“情书能当饭吃？”小林开着车，“对你好才是真的。”有那么一瞬间，易长安觉得这话像讽刺或者提醒，扭头看看小林，那张忠诚的脸又让他确信他是在称赞自己。这个小舅子，这种时候还能带在身边的，也就他了。小林跟了他五年，在办假证这条道上他们筚路蓝缕，有酒同喝，有肉同吃，有妞同泡。他把自己的亲姐姐也介绍给了他，他坚定地认为，这个当着姐姐的面叫“长安”、其他时候称“老大”的男人，是条汉子，肯定也会是个人物；果然，易长安做大了。易长安相信他的忠诚，一个男人名利奔驰，可能会把妹妹送进虎口，但很少会打姐姐的主意。小林把亲姐姐介绍给易长安的时候说，老大，只要你对我姐好。易长安说，你可想好了，我不结婚，不生孩子，我还会找别的女人。小林说，只要你对她好。这一点他做到了。她是易长安留在身边时间最久的女人，别的女人可以随时换，她从来不换。他怀疑主要的原因在小林，他固然要对这个女人负责，更重要的是，对一个如此信任自己的小兄弟负责。干他们这一行，钱重要，义气更重要；义气靠得住了，声誉也就立得住，钱自会排着队往你口袋里跑。当然，他也喜欢她。她有一股蛮横的韧劲儿，既闷骚又明骚，嘴头上凶巴巴的不饶人，骨子里心疼男人。
“你们男人不懂，”林惠惠说，“情书比饭管用多了。”
这回轮小林笑了，“姐，我看你才适合当作家。槽牙都酸掉了。”
“不跟你们说了，没情趣！停车！”
“下车干啥？赶着路呢。”
“荒郊野外的，还能干啥？尿尿。”
易长安指了指路标，二十公里外有服务区。“下了高速换牌照。还有，准备好驾驶证和身份证。”
小林拍了拍座椅后背。都准备好了。易长安在驾驶座上弄了点小机关，椅背有一部分是空的，平常用来放轻巧应急的东西。现在装的是四对号码不同的汽车牌照、三个人的备用驾驶证和身份证、一些现金、一把藏刀和一把小巧的手枪。现金、藏刀（易长安去西藏时买的，在林芝。卖藏刀的老妈妈说，这把刀是家传的宝物，能辟邪，可逢凶化吉）和手枪（在甘肃天水，一个退伍军人、当时民间铁匠艺人，邱师傅，根据自己离开部队时带回来的五十三颗子弹，量身定做了这把手枪。邱师傅说，如果易长安不告诉别人，那么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世上还有这么一把枪。尽管是手工制作，但比真枪还耐看，在实用主义之外还有真枪不具备的质朴的美感）是真的，牌照、驾驶证和身份证是假的；每到一个城市，他们都要给汽车换上一个新的牌照；每到一个城市，他们都要给自己换上一个新的驾驶证和身份证，证件上有他们的标准照，他们给自己取了别致的名字。如果你打算从证件人手抓到他们，几乎没有可能。易长安是干这个的，他能把任何证件在形式上做到乱真的程度。他的敬业态度用来造假币也绰绰有余。
要不是这两年他把兴趣转移到制作假的汽车牌照上，他的工作重心很可能是建立假证信息的数据库；也就是说，他所伪造的证件，你在相应的网络数据库里都能够找到与之匹配的信息。这是个庞大的工程，科技含量比较高，需要一大批高精尖的专业人才才能完成。易长安想，劳民伤财的事，还是等赚足了钱再说。正好过去零零散散进行的汽车假牌照业务出人意料地突飞猛进。山东的某老客户找上门来，和他签了一个长期的流水订单，他们会把所需要的牌照样本提前发给易长安，易长安负责找人制作，数目之大让他眼晕。合作了半年，他才弄清楚对方的来路，那个长着络腮胡子的老家伙是个盗车团伙的头头，手下有近百号人分散在全国各大城市，开锁技术一流，百分之八十的队员能在十秒内把最可靠的车锁打开，而且不触动报警系统。偷了车开着就跑，然后换上假牌照，到三线或者四线小城市卖掉。易长安不关心络腮胡子最终把赃车卖到哪，他只管承做订单；他也以为自己只是个兼营假牌照的，没想到该盗车团伙最近突然隆重地进入了公安部的黑名单，假牌照和配套的假驾驶证成了盗车环节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也跟着被视为盗车集团的关键分子之一。
十天前，络腮胡子给他打了个电话，络腮胡子说：“兄弟，欢迎你入伙。最近小心。”没头没脑，说完就挂了。拨回去，“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易长安没当回事，他挣的就是每天都得“小心”的钱；假如合作也算入伙，那他早就入伙了，为什么络腮胡子现在才“欢迎”呢？莫名其妙。两天后，一个小兄弟从东北老家带了两盒雪蛤送他，易长安用不上，林惠惠也不愿吃。不管它有多白多雪，也不管木瓜雪蛤对女人有多好，听见一个“蛤”字，林惠惠就觉得皮肤上冒出一堆疙瘩，浑身痒。易长安想起来公安局的沈警官没准需要，他老娘刚做了股骨头置换手术，大动作，很伤元气，老太太又长年哮喘，雪蛤对症滋补，就让小林开车送过去。当晚沈警官回电，谢谢，但务请以后别再来往。
“多心了。”易长安在电话里说，“我是送给一个姓沈的哥们儿的，不是送给沈警官。放心，不添乱。要不我就亲自给老太太送过去。”
“哥们儿，”沈警官沉默了一会儿，说，“最近风大。好像有个什么盗车案。好自为之吧。记着，我不认识你。”
“当然，所有警察都是我易长安的死对头。”
易长安查来电显示。既不是沈警官的手机号，也不是他家里的电话，更不是他办公室的号码。看来真来事了，北京这边都要动手了。就算络腮胡子他信不过，沈警官他是绝对信得过的，他们几次交往都令人满意。
沈警官是易长安的第一个警察客户，那时候他刚干这行不久，还没学会跟警察打交道，见了戴大盖帽的腿肚子都要暗暗哆嗦；后来见多了，胆子也大了，管你局长、警司还是督察，找上门的就是客户，在商言商，该多少就多少，别拿一身警服吓人。警察也需要假证，易长安的警察客户里，相当一部分都是外地的，在当地做他们怕露馅，也担心质量不过关，千里迢迢跑北京来求个心安。沈警官的老婆评职称，紧急需要一些学位证书、获奖证书之类的东西，他从小区门口的电线杆子上看到了易长安贴的电话号码。
那时候易长安对每一单生意都很敬业，他想把这件事干好。沈警官需要1993年北京理工大学的会计硕士专业学位证书，需要1999年和2001年北京市海淀区会计系统先进个人的获奖证书。这几样母本都不好找，没有原件就没法照葫芦画瓢。他托初平阳在网上搜到几种样本，又征询了相关朋友，最后每一种圈定两个方案。易长安交货时带去六本证书，每样二选一，还对注意事项作了详细的说明，把沈警官小感动了一下。沈警官问：
“知道我是干啥的吗？”
“不知道。”
“真不知道？”
“警察。”
“你咋知道的？”
“有你太太的名字，又有你的姓，网上一搜就出来了。”
“因为我是警察你才做得这么周全？”
“对我来说只有客户，没有警察。除非你想把我抓进去。”
沈警官递给他一张名片，“只要不过分，小麻烦可以找我。”
一年后易长安找了他，遇到麻烦了。他的业务拓展太过迅速，让部分同行看不下去了。易长安的确适合干这个，嘴头上比一般人能忽悠，他在你面前站五分钟，就能告诉你多一个证件可能会带来的五百条好处；他在钱上不跟你斤斤计较，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当然，关键是活儿干得漂亮，中文的证件当然不在话下，外文的活儿也能干，英文和韩语他自己处理，搞不定的法语、德语、日语和西班牙语等证件，他找初平阳（初平阳从北大帮他介绍了一群外文系的朋友。后来初平阳发现，易长安和那些外语系的朋友比他熟多了），也就是说，别人的客户只能是中国人，易长安从事的却是面向全世界的国际贸易（这一点尤其让同行们嫉恨，狗日的金赫永赚大了。都知道外国人傻，拿人民币不当钱用，不会讨价还价，你要多少他就给你多少）；此外，他还招募了两个小兄弟（小林即为其一），你说这家伙得有多少钱！他们找了三个新入行的浑不吝，借口找易长安办证，见了面把他绑架了。
那三个小杆子绑架的水平比办假证还差，把易长安弄到挂甲屯一间租来的黑屋子里，让他给能赎他的人打电话。五十万。除了杨杰，易长安把祖宗三代都想上去，也没想出谁能拿出来五十万。他拨杨杰的电话，不通，在缅甸买石头还没回来。然后他在手机上翻到了沈警官的电话，死马当活马医打过去，谢天谢地他接了。易长安心里立马有了底，因为恐惧直线下降的智商又迅速升上来。他对沈警官说：
“表哥，小麻烦，需要钱，五十万，越快越好。你知道的，一年了就求你这一次。”
沈警官一听“小麻烦”就明白了。半小时后他打过来，在警察局里做了手机定位；又过半小时，两辆警车进了挂甲屯；只在外面吆喝两声，门就抖抖嗦嗦地打开了。三个菜鸟两手贴着裤缝，犯了错的小学生一样垂着脑袋，排队走了出来。
此后他们成了朋友，有闲情就招呼一声的那种，一起喝喝茶吃个饭。两条道上的，不宜靠得太紧，都是明白人，所以喝茶就是喝茶，吃饭就是吃饭；两人也都明白，抛开职业，都是靠得住的人。易长安知道什么能麻烦人家，什么不能，别鸡毛蒜皮的都往上凑。他唯一进去过的那一次，他就没麻烦沈警官。是在绑架时间之后。好在时间也不长，两个月就被清理出来了。拘留所里人太多，管着一大堆人吃闲饭不划算，小偷小摸小毛病的就画个押赶出来了；易长安是个办假证的，在戴大盖帽的看来都不如小偷小摸体面，赶紧走吧。
事出有因，他被一个睡过的女人坑了。那女的曾是一个办假证的女朋友时，私下里跟易长安睡过几觉；她喜欢易长安在做爱时能喊几句洋文。她听不懂他叫的是什么，但洋文让她兴奋；只要听见的洋文超过三句，她准到高潮。易长安怀疑这是看多了欧美色情片的后遗症，洋人们干爽了都会“欧耶欧耶”地叫，那声音相当性感，听着让人血往脑门子上走。有段子说：色情录像带刚入大陆时，某夫妻行房，丈夫总喊“欧耶”，妻子很生气，疑夫有外遇，找男人单位领导告状。男人干活儿时总叫别的女人名字，她叫欧耶，领导得管一管。领导同是录像带爱好者，不懂洋文，他也一直疑惑，为什么所有洋人一脱光了都互称欧耶。但领导就是领导，凡事喜欢盖棺论定，他严肃地说：欧耶不是一个人，是所有的洋人，男人和女人；当他们穿着衣服的时候，他们各叫自己的名字，当他们脱掉衣服干那啥啥啥了，他们就都叫欧耶。妻子更生气了，原来丈夫不仅叫别的女人名字，男人的名字他也叫。
易长安和那女的偷欢时，录像带早就淘汰了，那女的是个光盘爱好者；除了办假证，她的业余时间基本上都交给了各种DVD故事片。她嫁人后，易长安坚决不碰了；他有他的规矩：不跟有夫之妇上床。那女的被警察抓到时，正挺着肚子在交货，当然那孩子不是易长安的。倘若她胆子大一点，什么事都没有，警察不会跟一个孕妇耗下去的，万一肚子里出现啥意外，官司都扯不清；他们就是象征性地恐吓一下，让她供出同谋，那女的就晕了，但晕得又不彻底，因为她供出来的不是她老公，而是易长安，也算报一报不再被染指的仇。她给易长安打了个电话，说遇到点麻烦，易长安吹着口哨去了，刚拐过街角就被摁住了。警察问她，确定是这人？那女的恨恨地说，除了他还有谁。易长安没争辩。没有人可以白睡，这个代价你得认；就像他爹当年把影剧院的售票员架到腰上，然后自己变成了门卫。那女人挺着肚子大摇大摆走了，他进去了。
这事是可以找沈警官的。后来沈警官说，一个电话的事，顶多放点血，交个三五千块钱就出来了。易长安没找，他知道这事不大，而且拿下半身惹的祸去劳烦人家，张不开嘴。正因为明白分寸，他们俩才能交往至今。现在，沈警官在电话里提醒了，易长安不得不重视。他让小林搜集了一下信息，果然，络腮胡子已经被通缉了。公开的通缉令里没他，但黑名单上肯定有，要不沈警官也不会知道——他从来不和沈警官聊业务上的事。
也许他们要找的是金赫永，易长安想，让他们找去吧。刚开始他还没有风声鹤唳，照样被林惠惠缠着去看房子、买时装，中午他们俩在中关村的比格披萨吃饭，小林打来电话，说一个兄弟转来消息，有人在这个圈里鬼鬼祟祟地打听他了。易长安挂了电话就开始拆手机电池，防窃听的手段他懂。此后他和别人联系只用公用电话。
车停在服务区，小林给车加油；林惠惠去洗手间；易长安到超市去打公用电话。他拨了沈警官的号。对不住了，非常时候，老兄多包涵吧。他想了解一下最新消息。沈警官倒也不绝情，言简意赅：迂回远遁，深居简出，避过风头再说。易长安谢过，匆匆挂了电话。油加好了，小林在给三人换一套新证件；林惠惠在盥洗池前对镜补妆；易长安抽了一根烟，是时候给初平阳打电话了。他料到会有亡命的一天，没想到这么快。不过话又说回来，来得早他也挺自豪，说明在这个行当里他很快就成功了。平庸的笨蛋一辈子都没机会被人追着跑。
他不知道初平阳和秦福小刚从精神病院出来，也看不见他们面前的牧羊老人和几百只羊，但他们是他这辈子最信得过的朋友。他不相信那些和他有过鱼水之欢的女人，一个都不信，包括林惠惠。他可以对她们好，尽其所能让她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但要把身家性命都放在她们手里，想都别想。他断断续续把钱存到初平阳、杨杰和秦福小的账户上，甚至比存到自己户头上心里还踏实。他敢保证这些钱必能物尽其用，他敢保证他们能替他做出所有正确的决定。最后他对初平阳说：
“青天白日的，有啥敢不对的？一点儿小麻烦，so so。这几天要方便，撒泡尿工夫就能回去。先这么说。”
“待会儿进了城，”上了车，小林说，“咱们找个如家还是更小的旅馆？”
“五星的。”易长安坐在副驾座上闭了眼，“把自己弄舒服点。”
“会不会太招眼？”
“你是便衣，你会去如家找我还是会去希尔顿找？”
“明白。”
林惠惠的右手从易长安的右侧伸过来，在他的屁股上摸索开来。“希尔顿弄坏盏灯，他们都赔不起，是吧长安？”她说。这一路她断断续续地睡，精神头养足了，五根手指头隔着易长安的衣服，开始了意淫的旅程。希尔顿，亲爱的希尔顿。他们第三次做爱就在希尔顿，易长安决定从此带着她。北京三环边上，亮马桥的那个希尔顿。舒适，隔音效果好，林惠惠在那里突然养成了一到高潮就哭的习惯。她坚持认为是情之所至，到了制高点把持不住，非哭不能释放羽化登仙般的欢乐。但易长安倾向于是希尔顿本身让她哭了，在此之前的二十三年，她连希尔顿酒店的大堂都没进去过。心理学可以提供理论支持：环境带来的意外兴奋可以导致情绪失控。事实上，进了门一看见房间正中的那张大床，林惠惠就觉得下身一热。那么大的一张床，适宜两个人做任何高难度的运动。经过两次实践，她认为易长安也确是这方面的高手。在躺到那张床上之前，她已经充满了蓬勃的求知欲。
不管原因何在，那天晚上林惠惠的确在大叫之后哭了。稀里哗啦，委屈得不行似的。易长安遇到过高潮后一声不吭的，也见过顶点刚过人就晕过去的，还见过完事后整个人爽得抖成一团的，放声大哭的头一次撞上。他有点蒙。整个过程里，除了规定动作，他没对她使过任何有违职业道德的小动作，她怎么就哭了呢？问她也不理。直到她哭够了，破涕为笑，拿小拳头砸易长安的胸大肌。“讨厌，人家就想哭嘛！”好吧，想哭你就哭，可是你为什么就哭了呢。这是做爱，多快活的事，整得像受难。林惠惠也不明白。
剩下的这一夜他们俩也没闲着，照林惠惠的说法，要把昂贵的房费做回来。接下来的三个回合里，一高潮林惠惠就哭，把易长安搞得不知道该停下来还是继续。林惠惠拍了一把他的光屁股，不许走神，该干吗干吗！易长安才放心地进行新一轮的助跑、加速和冲刺。天亮时他们勉强睡了个囫囵觉。一醒来林惠惠就把易长安弄醒了，很认真地对他说：
“哥哥，我知道了！只要把爱做透了，做彻底了，就会哭。你想想啊，都通透了那还不得两头都流水啊！”
易长安被自己的笑声呛着了，她竟然如此严肃地跟你探讨问题。她有一股愣愣的傻劲儿，其实她很聪明。她知道高潮时的哭声把易长安征服了。或者说，易长安通过哭声确认他把她征服了。她从易长安翻来覆去地问她为什么哭看出来，他在乎这个；哭也让她跟别的女人区别开来了，一场爱因为哭声做得风情万种——所有人都笑的时候，哭反倒是稀罕和珍贵的。四年多里，他们做了无数次爱，百分之九十她是水到渠成地哭出声来，剩下的那百分之十，她努力让自己哭出来：靠对这个男人的心疼和憎恨，靠对自己年华逝去的祭奠和浮萍般的漂泊感，也靠对一种别样命运的虚构和悲伤。一上了林惠惠的身，易长安就开始想象她那楚楚动人的哭声，他要为这个“通透”的结局加倍努力，让她“两头流水”。
可惜天津没有希尔顿，他们住进了紫金山路上的喜来登大酒店。就要找繁华的地方，酒店临近国际展览中心和天津广播电视塔，窗外就是好景。他们用假证件登了记。为了防止小林听见他姐的叫声和哭泣，易长安让小林住在离他们三个房间之外的房间。如果他们就此别过，以后再也见不着了，这很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个五星级之夜。按照林惠惠姐弟俩的口味，他们把晚餐叫到房间里来吃。有上好的法国普罗旺斯的葡萄酒，有林惠惠喜欢的芥末三文鱼、烤秋刀鱼、松仁玉米、枇杷虾、酸辣藕带，有小林爱吃的东坡肉、双层肚丝、荷包青椒、清蒸鲩鱼。一桌子菜上来，小林说：
“老大，不过了？”
“过。还要好好过。所以喜欢什么吃什么。”
三人喝了两瓶，刚刚好，再喝都不像逃亡的了。他们要了最低层的房间，有人敲门必须保证拉开窗户就能跳下去，然后胳膊是胳膊腿是腿地狂奔。九点半，小林离开。林惠惠洗澡的时候易长安打开电视，看巴塞罗那队的比赛。林惠惠让他一起洗，她在路上就想着要在浴缸里哭一场，易长安不同意。卫生间里对着大镜子小镜子和喷涌的花洒和龙头，固然有助于提升奢华淫佚的情绪和氛围，可也难免局促和潦草，做得再从容优雅也像逃难路上的野合。他们在逃亡，但是不能把什么事情都弄得像在逃亡。易长安发现自己在要一种仪式感，并为此狠狠地嘲笑了一把自己。仪式是个正大庄严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他一向看不上任何类型的装模作样。今天他决定做一回。林惠惠从卫生间里出来，巴塞罗那败了，终场前五秒钟被对方射穿了球门。作为巴塞罗那的球迷，易长安发现，所有的仪式感最终都是给自己找不痛快。
不过巴塞罗那球队的失利并未影响他在床上的发挥，他像战神一样完美地结束了上下两个半场。假如林惠惠不是因为超常的直觉去配合自己的男人，假如她不是因为预见了从明天开始就得改变的生活，那她的确是性致勃发，她的叫声足足穿透了四层墙壁，在到达弟弟的耳朵之前才停下来。她觉得她的身体里有那么多猩红嘹亮、荡气回肠、气急败坏、声嘶力竭、痛苦纠缠的声音需要释放出来。她觉得易长安的每一下撞击都是在向她体内充气，她要被充得爆炸开来；她想尽情地伸展紧绷的四肢，她想象胳膊越伸越长，能把整个房间都结结实实地抱在怀里；她想象自己的腿脚也越长越长，以便像钢筋铁索一样盘牢男人的屁股，让他一直暴涨在她体内，不留下一丝空隙。然后，她觉得泪水突然来到眼里，整个人像一锅沸腾的滚水，来了，又来了，她不能自抑地哭出声来；她想说脏话，想得不行，想象易长安就这么在她身上如永动机一般劳作，一生一世一分一秒也不要停，那么想她就像沸水般地说了：
“操我！操我！操死我！操——操——操——我——操——死——我！长安——你操死我吧！”
听见脏话之前，易长安觉得自己离终点还很远，“操”字入耳，终点线唰的金光闪闪地就来了。“完了，完了，”他绝望地说，同时开始了加速度。等他开始啊啊啊叫唤的时候，林惠惠猛地松开了盘在他腰上的双腿，卡着他的腰往上提。“我要吃！”她大张着嘴，“给我！”史无前例的要求。然后她把垫在腰下的枕头抽出来，蒙到脸上，继续号啕大哭。
易长安贴着林惠惠躺下，任她号哭。林惠惠从来没在做爱时说过脏话，也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要求。易长安也没有，经常脏话到了嘴边就是出不了口；他也动过这样的念头，但一听见她哭，他就觉得自己的想法龌龊不堪。而对其他女人，他没有这些忌讳，他会尽情宣泄，各种稀奇古怪的花样都玩一遍；对她们说脏话，引逗她们跟着说，他要进她们身上所有能进的地方，她们会把他的体液当作蜂蜜一点点地舔食掉。
哭完了，已经是下半夜。林惠惠把脑袋扎进易长安的脖颈窝里，问他：“我是不是很贱？”易长安说：“你是最值钱的女人。”除了我妈，你是全世界最贵的女人。他把林惠惠光溜溜的上半身托起来。跑了一天的路，他竟然毫无疲倦；林惠惠的长头发埋了他的脸。
他闻着她的洗发水味、森林菁萃补湿水的味、眼霜的味、护肤霜的味、汗味、浓重的体香和荷尔蒙的味，这些复杂的气味化合成一种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狂野的色情与生殖味道，这味道让他想起母亲养过的一只黑白相间的母猫，长一双咖啡色的眼睛，她是所有易培卿里最受宠的一只，因为漂亮，经常被一群竞争的公猫追着跑。这个独特的想象让性欲大风一样迅速灌满身体，他感到那玩意儿在一秒钟内如同路标一般竖起来。他把林惠惠整个人端起来，对准自己放下；林惠惠精确地坐到了他的胯上。她的长发和两只乳房动荡起来，黑的黑，白的白，像夏天傍晚泄洪的运河水，狂乱地寻找河床。
林惠惠在睡着前，抱着易长安说：“爱你，大头宝贝。”
易长安不相信天作之合，更不相信绝配，忠贞不渝都不相信。小时候父亲喝了酒，巴掌扇到母亲的脸上、脚踢到母亲的腿上，他就在想：假如母亲嫁了另外一个男人，比如平阳的爸爸，是不是就一定没我呢？或者说，假如母亲这辈子注定要生下我，是不是一定就得嫁给这个叫易培卿的坏男人呢？结论：不是。母亲完全可以嫁给另外一个男人，比如初医生，那么我就会是初平阳；母亲嫁给任何一个男人都可能生下一个男孩，那个男孩毫无疑问是我——那么，她就没任何理由非得嫁给易培卿。他进一步得出结论：任何所谓的爱情其实都是偶然，任何婚姻皆非天生地牢靠。很多年后，一个叫李宁的运动员创立了一个叫“李宁”的运动品牌，广告词说得好：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意味着一切皆不可信。
就是这样。男女关系也不过如此：撞上了，对上眼，上了床；下了床，眼神不聚焦了，各自散掉。上床，也就是性交，男男女女的世界由此展开。一个男人与世界的关系，你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开拓的你的疆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和女人们的联系，取决于你和多少女人上床；当阴阳两个器官交合时，你就在世界的棋盘上，又落下了一颗你的子。
“谬论吗？”初平阳到北大后，那年的十一月他和舒袖发生了严重的争执，精神颓败不堪，易长安坐在未名湖边长椅上开导他。他们谈到爱情和性。面对发小的焦虑和质疑，易长安不以为然，“我一点都不觉得荒唐可笑。如果你跟一个女人睡过了，又跟另一个女人睡过了，等你能够自如地进入到第三个女人的身体里时，你就明白爱情是多么无聊、脆弱和可笑。别那么当回事。有一种说法你听过吗，科学研究表明，爱情和大脑里的化学物质有关。”
初平阳没听过。
科学研究：爱情的强弱程度，与男女大脑深处的化学物质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有关。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热恋、生死恋，不过是因为这些化学物质此刻正处于激烈的活跃状态而已。没咱们想象的那么浪漫和诗意，就是几种小东西在作怪。男人在爱情上不那么较劲儿，可能因多巴胺、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比女人要弱一点、少一些。据说，某位研究人员正在致力于一种抗抑郁药物的研究，以减弱患者对一些事物的持续关注与思考。不过这位研究人员有点担心，此药物的副作用会减弱情人间的爱恋感觉；他拿一种擅长从一而终的雌性田鼠做了实验，发现，该药物抑制了田鼠脑部的多巴胺后，田鼠很快就失去了对伴侣的迷恋。
“看看，书呆子，这就是我们的爱情。”
“也许爱情的确如此，”初平阳说，“我不知道。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宁愿不相信显微镜下的报告。我知道我和舒袖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要是认死理，那谁也救不了你。易长安再一次想到父亲和母亲，嘴角往上挑了挑。等你从第三个、第四个女人的身上爬起来后，你就明白，真理都是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他把他情感生活的约法三章介绍给初平阳——兄弟，仅供参考，跳出泥潭最终只能靠自己：
1.不说我爱你；
2.不结婚；
3.不要孩子。
他做到了。从一个女人到另一个女人，击鼓传花般地践行这三条，一直到林惠惠。睡着了的林惠惠温顺地抱着他的左胳膊，发出小猪一样轻微的呼噜声。眼球在眼皮底下偶尔疾速转动两下，不知道她在做什么梦。
这个睡觉时喜欢在房间的某个角落开着一盏小灯的女人，左胳膊上有一块烫伤的疤痕，三枚硬币大小。小时候她和弟弟蹲在厨房里弹玻璃球，邻居家的猫爬上他们家的灶台，挤翻了热水瓶，她把弟弟推开，刚灌上的热水浇到她的胳膊上，留下三枚硬币大小的明亮的疤。做爱时她一定得把眼前的灯关掉，她不希望易长安看见那三枚硬币影响情绪。易长安说，它们只让他更加兴奋；那也不行，必须关掉。现在他的胳膊放在被子之外，她的两只胳膊在被子之外抱着它，她抖动身体的时候，碰巧某个角度反射到了远处的灯光，三枚硬币亮一下，倏忽又归于亚光。易长安的右手摸着那块疤，有种平滑和崎岖的手感。三个房间之外，累了一天的小林完全沉入了逃亡的梦境，他梦见三个影子在追赶他们。
他顺着她的肘关节往下滑动，只有在最安静的夜晚才能感受到的纤细柔软的汗毛。在所有的女人里，他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差不多是他和她们在一起的时间的总和；在所有的女人里，他和她做爱的次数差不多是他和她们做爱的次数的总和。她凡事认真，生气的时候都认真，但又有点傻。她体贴你，但她绝不会自作聪明地替你做决定。她有财经专业的毕业生才有的强悍记忆力和高智商，但她更愿意用身体去思考。也许他应该早一点采纳她的建议，开个干正经营生的公司，实在不行做做房地产也可以，那样抢钱也有个合法的借口，公司可以取名“青天白日”或者“正大光明”；如果她正在卖珠宝，或者做书店的副总，或者当某个咖啡馆的老板娘，或者成立一个“安惠”慈善基金，那么现在，她就不必跟着自己和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了。
他摸到了她的手腕，那一块倔强、小巧的圆骨头。她应该有做慈善和义工的天赋，“5·12”大地震之后，他在郊区监督一批汽车牌照的生产，她和小林押运了两卡车的救灾物资去了汶川，长途行车、联络、分发物资、现场救援，他在官方公布出来的救灾的图片里看见了她，穿着一次性雨衣，头发贴在前额上，抱着两箱农夫山泉，这个重量在北京打死她她也抱不动。救灾归来，他指着电脑上她的图片，对她说：“谁都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做假证和造假牌照人的老婆。”她回答说：“因为你分裂，所以我分裂。”两个分裂的人，合在一起是不是就完整了？
手面的皮肤很薄，手指硬净细长，放松地弯曲着；摸到她的中指时，她抽搐了一下，随即平静了。也许她梦见他们被抓了。贴近指根处的白金戒指有点紧，转动时有些困难。款式是他们一起挑的，大小由她决定；她把它套到无名指上，首饰店的售货小姐都觉得没有比这个更合适了，款式、大小，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虽然她们通常对所有顾客都这么说）；他把它褪下来，套到她的中指上，有点紧，他让店员帮换一枚同款大一圈的；她夺过来，套回无名指，不换，就它；他握着她的手，你知道的，听话，他把戒指重新褪下来，放到柜台上；她的眼圈一下子红了，我就要这个，她把戒指捏起来，戴到中指上，因为用力过猛，皮肉挤在指关节处，戒指套到中指的一半就停住了，她低着头一边把中指往里挤，一边转身往首饰店外走；他对店员歉疚加自嘲地笑笑，对不起，有点小脾气，刷卡可以吗？
现在，戒指和中指已经十分契合，那一圈地方已经习惯了给戒指留下舒适的空间。易长安摩挲着戒指，开始慢慢转动它，一点一点地往下褪。林惠惠只在开始时抽搐了一下，然后安静地随他褪下戒指。易长安闭着眼睛，他在头脑里清晰地看见了整个过程：他只用一只右手，褪下了林惠惠中指上的戒指；接着，他看见自己的右手找到她中指旁边的无名指，从指尖开始，转着圈地把戒指戴到了无名指的指根前；他把戒指上的花纹调正，吐出一口气，像在运河里潜水多时终于露出了水面。这一阵子林惠惠停止了小呼噜，玻璃、窗帘和浓重的夜晚过滤掉天津后半夜的市声，他听见床头柜上卡地亚手表的指针走着接近于无声的小碎步，仿佛生活十分美好，他的睡意来临。正当他的另一只脚即将迈进睡眠的门槛里，打了一个寒噤醒了。他摸到了林惠惠的无名指，然后在头脑里清晰地看见了另外一个过程：
他把戒指从林惠惠的无名指上轻轻地褪下，找到她的中指，转着圈又套上去；戴戒指是一件考验耐心的艺术，他从容、悄无声息地克服了中指上漫长的困难；很好，那一小块空间依然停在原地，虚席以待，他把它放到了历史上的最正确的位置。林惠惠抽搐了两下。
他看见自己吐出了另外一口气。那是一个在运河里潜游了两个来回的人终于浮出了水面。哦，天长地久。
第二天早上，小林在外面敲门。他们俩同时醒来。林惠惠睁开眼看见易长安，满眼都是“你还在”的惊喜。“我梦见你被三个影子抓走了，”她抱着易长安的脖子哽咽着，姐弟俩都梦见了三个影子，“我和弟弟挡在你面前，他们对我俩视而不见，一把扔到了路边上，推着你就走，一声不吭。我怎么哭喊他们都不回头，你也不回头。宝宝，你也不回头。”易长安呵呵地笑，“天清地泰，这不好好的嘛。”他把她的胳膊分开，触到了她的左手。戒指还在中指上。
早餐送到房间里来，有著名的狗不理包子。吃完了，易长安让林惠惠把他和她的衣物分开来。
“为什么？”
“你和小林先回大连。”
“为什么？”
“分开走更安全。”
“开玩笑！”小林急了，“我姐是那种人还是我是那种人？”
“别说那没用的。你也回去收拾。车跟着你们俩。”
“那我姐先回，咱俩开车走。”
林惠惠一把揪住易长安的两只耳朵，把他的脸拉到自己面前。“易长安，我哪儿对不起你了吗易长安？”两颗眼泪掉下来。她把易长安的脑袋抖来抖去。
“拽耳朵有点疼。”易长安说，扒开她的手。左手中指上的圆环。“回家看看爹妈，你爸的六十寿辰快到了。过了这阵风，我去大连给老爷子补上块好蛋糕。”
“那咱们一起回大连。”小林说。
“一堆人往那儿跑，你怕目标不够大？”
“我看根本就是风声鹤唳！”小林说，“咱们兜着圈子净浪费汽油了，连个鸟警察影子都没看到。”
“看到了咱就不用跑了。”易长安打开行李箱，开始分类，“就这么办。你先把你姐送回家。”
“少来！”林惠惠把他分好的衣服又扔回去，“要么一起走，要么你就别要我！”她的东北妞的蛮脾气又犯了。这时候对她来硬的不好使。易长安站起来，走到她跟前，像电影里风流倜傥的男主角一样缓慢地抱住她，拍了拍她的后背。手在后背上都能感受到她剧烈的心跳。这样的桥段几乎所有滥俗的三流电影里都会出现，但它的确管用。易长安想象自己和过去一样，穿风衣戴墨镜，如同《上海滩》里的许文强，酷得一塌糊涂，他拍了拍她的后背。“惠惠，听话，”他说，“听话。”说第二遍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入戏了，天涯飘零之感油然而生。“一定要听话。”他松开她。林惠惠抓着他的手：左手中指上硬硬的圆环。他把她的左手举起来，慢慢地往下褪戒指。这是唯一的办法。林惠惠一直盯着他的眼，易长安不看她，低着头专心地伺候戒指。他把褪下来的戒指认真地套到她的无名指上。他把它戴到她的无名指上。戴好了，他笑笑，再把林惠惠抱在怀里，在她耳边说：
“过几天我去大连找你，希望它还在。”
林惠惠觉得这像梦境重现。她用右手转动那枚戒指，确认了它的确在无名指上。“在！”她说，又哭了，“它一定在的！”
“小林，你把你姐送回去我才放心。”易长安说，“我一个人更方便，也更安全。”
“你打算去哪？”小林问。
易长安指了指早饭时看的地图，“国家大就是好，起码逃跑的地方比较多。”
姐弟俩默认了，开始收拾行李。林惠惠把易长安的真假证件、化装用的道具、衣服、日常用品归类放进他的奥索卡大登山背包里。包背在身上跑起来更方便。小林问他藏刀和手枪带不带，易长安摆摆手，那些东西只能对付流氓无赖，真要出门撞见鬼，被警察堵上了，背颗飞毛腿导弹也白瞎，亮出来只会死得更早。
退房。到停车场。分别。小林发动了汽车。易长安向姐弟俩挥手，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小林松开刹车刚要起步，林惠惠喊：“停！”她从车上下来，用弟弟听不见的声音对易长安说：
“最后一句话：你，真的需要那么多女人吗？”
她指的是他的花心还是旺盛的性欲？你必须要过种猪一样的生活吗？或者是，她认为凭他的身体状况和性能力，应付那么多女人太过奢侈？易长安知道这句话一定把她憋坏了，可他的确无法在临别之际给出言简意赅的答案；是否存在一个正确答案他自己都没把握。他清了清嗓子说：“到了大连，我再告诉你。上车吧。”他决定在火车上把这个问题想清楚。林惠惠说：“那好，我等着你。”车起步，出了停车场，他们把手伸出窗外向他摇摆。等他们汇入天津五月初的车流再也分辨不出来，易长安背着包走到路边，坐上出租车去火车站。
到火车站他先去了洗手间。火车站的洗手间永远人满为患。他跟他们一起抽烟，以便把呛人的尿骚味压下去。两根烟之后等到了一个蹲位，他连人带包都进入小隔间，关上门把自己挡起来。易长安开始化妆。这件事早两年是日常生活，因为他一个人干，出入大街小巷，要接货也要交货，一旦感觉到附近有可疑的人影晃动，他找个避风的地方转眼就能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从小隔间里出来，他是一个戴着棒球帽、长了鲁迅式的小胡子、鼻梁上架着方形黑框眼镜的看不出老也看不出年轻的男人，衬衫改成了圆领套头灰色文化衫，前胸和后背都印着鲜红的交通图标，前面是“不许鸣笛”，后面是“前方路障请绕行”。他没忘记给蹲坑冲水。等在隔间外面的第一个人一脸疑惑，难道自己站错位置了？之前进去的不是这个人啊。不过他顾不上细琢磨了，肚子里翻江倒海，括约肌眼看要失控，而易长安也如一个幻象，在浑浊的洗手间里消失了。
他用四川话对不小心撞到的一个大妈说：“对不起。”
他用天津话对面无表情的售票员说：“最近的一班，石家庄，一张。谢谢。”
车厢和洗手间里一样拥挤杂乱。这是趟过路车，易长安上车时已经没座位了。五一长假刚结束，全国人民乱鸟归巢般在各种交通工具中穿梭，长途火车上你别想找到空位置。这样最好，易长安环视左右，所有人都很安全。行李架上塞张纸的地方都没有，刚上车的旅客只能把行李带在身边，过道里挤满了男男女女和箱包。易长安在两节车厢连结处站着，后悔出门时没带游戏机，喧闹的环境里你要有比它更喧闹的方式才有意思。这不是立地成佛的地方，他觉得脑子有点乱，稍微深沉一点的问题都想不动。旁边站着一个姑娘，一手抚着一只巨型拉杆箱，一手拿着一本文摘类的杂志在读。长得不错，二十五六岁模样，或者再大一点，这些易长安不太关心；他关心她的胸，据他目测应该有36D，火车颠动一下，它们就在女孩的白衬衣里汹涌一阵，他很想问问她：小姐，你知道“呼之欲出”是什么意思吗？
为了让自己不显得十分流氓，他一手托着下巴，倚着车厢装作打瞌睡。只用一线目光足够了。如果她偶尔调整一下姿势更好，衬衫的两个纽扣之间的衣服会张开来，露出一部分丰白酥软的乳房。他敢肯定，这是天津地界上最美的两座山。希望她别在石家庄之前下车；希望车上一直这么多人；如果下一站上来的人更多，千万别把她挤到别人面前。易长安没更多的想法，只是看看，否则枯燥漫长的逃亡之路实在不好打发。
这些年来他已经习惯了在祖国的大地上奔波。开始他在不同的城市招募办假证的小兄弟，再把他们送到不同的城市去；后来他觉得网络更便捷，主要通过网络寻找客户和交易往来，但有些事情他还是得亲自去各地现场办公。如果不是络腮胡子开辟了他的汽车牌照业务，转移了他的大部分精力，他的理想，“金赫永证件股份有限公司”，很可能已经成了业界的托拉斯，他的连锁店和驻各大城市的办事处将会像一朵朵恶之花妖艳地盛开在我们能叫出名字的各个城市。尽管托拉斯未能实现，恶之花只开放了有限的十几朵，他的假证业务还是零零散散覆盖了半个中国。这些年他已经习惯了在祖国的大地上奔波，他也习惯了在奔波的长途里，靠此类的“审美”来调剂乏味的旅程。
在易长安，“审美”分两种：一是用视觉审，一是用身体审。前者无处不在，男人审女人，女人同样也在审男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后者就是易长安的本事了，他就是能放出足够的手段，跟各种女人勾搭上。在他的身体审美史上，光按职业就可以列出一大串名单：空姐、火车乘务员、银行职员、教师、学生、护士、公务员、化妆品推销员、酒店大堂副理、公司老总、歌手、演员、无业游民、出租车司机、售楼小姐、房东女儿（易长安在北京租过一套两居室房子，是房东十二套房产中的一套；该房东是职业房东，靠收房租生活，房东的女儿也以收房租为生）、画家、记者、厨师……还有杨杰公司的一个女雕刻师，扬州人，杨杰带着她跟他和初平阳吃了顿饭；饭后一起去后海的酒吧，易长安在卫生间里搞了她。女雕刻师把裙子掀起来，双手撑着马桶的水箱，在易长安从她后面进去之前，她要求他必须对着她屁股扇满三十下。易长安的手掌心都打疼了，女雕刻师哼哼唧唧的，俨然很享受。据她说，这三十下让她的高潮来得比过去更高更快更强。做完后易长安开始提裤子，突发奇想，撅起屁股让她也扇三十下；她的力道比他想象的要大，但他的确感到前所未有的快感。晚上洗澡时，他摸着只剩下疼的屁股。为什么当时他那么爽？他坐在浴缸里往回想：在卫生间里。在卫生间里。哦，那快感源于他对自己施虐的歉疚：他觉得被扇过了，债就还上了。
火车保持着节奏不变的咣叽咣叽咣叽咣叽，视觉审美常见的疲劳很快出现，易长安觉得自己要睡着了。那姑娘的手机响了，她把文摘放到行李箱上，左手压着，右手去回短信。易长安因为看她的手指，顺便看到了一段话：
三十七岁的黄青州来到车站，他要坐火车回到北京。这些年青州跑营销，总是从北京出发，像子弹一样发射到全国各地。就他的工作状态，如果不在休息的床上，就在出差的车里和飞机上，或者在谈判桌前和酒桌上，尤以后者居多——我们中国人更喜欢酒桌外交。黄青州坐在火车上，窗外的楼房、树木、庄稼、野地和更远处天边的云朵唰唰唰往后跑。旅程如此漫长，回到北京时黄青州三十五岁，因为两年里除了出差、工作，他的生活乏善可陈。三十五岁这一年所以值得停留，是因为他破产了，在2006年，很多中国的散户股民腰包渐鼓时，黄青州赔了个底朝天。他也搞不清楚怎么就砸进去了，这些年的积蓄眼睁睁像灵魂一样变成尘烟，风吹过再没有聚集到一起，烟消云散归于无形了。
这段话眼熟，黄青州的名字貌似也听过。易长安盯着“黄青州”三个字使劲儿想，终于记起初平阳写过一个专栏，叫《时间简史》。讲1971年出生的黄青州在汶川地震中被压在了楼板下，差点死掉，灵魂出窍，晃晃悠悠往回走，回到了少年、童年和生命之初。这个回归本源的故事很有意思，等于逆时针重过了一遍。易长安顺着那姑娘的手指一根根看，在她小指尖处看见了文章的结尾，后面注着黑体字：
卢西元摘自《京华晚报》
初平阳的文章无疑了。以这种方式碰到初平阳的文章，有点意思。那姑娘发短信时面带微笑，手机装进牛仔裤兜里微笑还没有散掉。她发现了易长安在盯着自己看，不屑地白了他一眼。易长安笑了笑，36D的傲慢。“黄青州的灵魂一直往回跑，”易长安说，“跑过一年又一年，最后跑成了一颗精子。这家伙倒着也能活。”黄青州是个倒霉蛋，跟他差不多，经历都有几分像。她又白了他一眼，因为易长安偷看了她的杂志。“这文章是我哥们儿写的，发表之前我还给他改了两个错别字。”
“了不起啊？”女孩说，接着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搭讪的小小骗局，“你哥们儿谁啊？”
“初平阳。”
“碰巧看到了，算什么本事！”
“你可是一直把杂志攥得紧紧的，缝撒得都没衣服大。”易长安说，“箱子可以坐吗？闲着也是闲着。站得我两腿打秋千。”
姑娘赶紧把衬衫整了整。没骂他流氓。很多年前，他骑着自行车跟踪下了班的父亲，他知道易培卿要去哪里，他也知道跟踪的结果只会平添羞耻和愤怒，但他还是要确认一下。他看见父亲把自行车锁在丹凤街上一所房子前，敲响了房门。门从里面打开，父亲进去。他一只脚撑地，斜坐在自行车上，远远地盯着那扇门。一个小时后，父亲懒洋洋地出来了。他看见那个长着一对大奶子的女人把父亲送到门口，父亲临走时她还亲了一下他的腮帮子。父亲走远了，他骑车来到那门前，咚咚咚敲门。在门打开之前，他听见那女人的声音：“健忘鬼，你又落下什么了？”看见是个小男孩，立马把一张肉脸仰起来。其实她没那么高，但当时易长安就是觉得那是一具宏伟的肉体，尤其是她的两只奶子，傲慢而又咄咄逼人，雄踞在他头顶上。尽管她的衣服遮住了鼓鼓囊囊的两只大热水袋子，他依然觉得，她是在透过幽深的乳沟俯视他。
“你们家卖肉吗？”他仰着脸问。
“卖什么？”
“肉。”
不知道她是真听明白了，还是因为他在盯着她的大奶子，易长安认为是后者，因为除了她丈夫，出入她家的男人只有易培卿。她骂了一句：“小流氓，滚！”
看初平阳文章的姑娘没骂他流氓。“要是不信，给你男朋友发个短信，让他到网上搜一下，”易长安说，“初平阳正在《京华晚报》上开一个叫‘我们这一代’的专栏。1978年生，淮海人，北大社会学博士，长得不生气时勉强能看，左屁股上有颗——”他比画了一个扇形，“银杏叶状的胎记。有一条信息错了，我帮你扛行李箱。”
“这箱子撑不住你。”
“坐上去就撑住了。”易长安一屁股坐上去，“这种箱子最大的优点就是骨架结实。你要有一车皮，可以拿来盖房子。”
姑娘撇撇嘴，随他去了，继续看杂志；她想证实，黄青州最后是不是真跑成了一颗精子。这中间她收发短信，侧身让别的旅客通过，变换三次左右脚来调整身体重心。她知道小胡子还在看自己。后来她把文章读完，又看了一条短信，对易长安说：
“你赢了。只是，网上没说最后一条。”
“最后哪一条？”
“胎记那一条。”
关于胎记，易长安知道她也在开玩笑，就说：“这就是网络的局限性，距离真相总差那么一点点。如果你想证实，我带你去实地考察，让平阳把裤子脱了给你看。”
“去你的！”
就算搭上了。姑娘住石家庄，会计（又是会计），在天津参加华北片业务培训，待了一个月；幸亏带了只大箱子，要不新买的衣服得穿着回去。“石家庄是难得的几个比北京空气更操蛋的城市，”易长安说，“祝贺你，待了这么多年还能健康地活下来。”
“北京挺好啊。”姑娘说。
“要是人类进化到不需要呼吸，那北京的确是个不错的地方。问题是，咱们离了空气谁也活不了。一月份的报纸和新闻你看了没有？北京雾霾。真不能看。三步之外，不见来人。咱俩这样靠得这么近，我才勉强能看清你的眼睛在哪儿。”易长安又瞟了一眼她的胸，看见它们俩这个距离刚好；当然，能再近些更好，“一点都没夸张。要夸我也是替北京往小里夸了。一天到晚都是灰扑扑的雾，出门你觉得是走在解放前。空气当然有毒。我听说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马尔代夫来的洋鬼子，一下飞机就开始皮肤瘙痒，脸上开始往外冒大疙瘩，噗，一个，噗，又一个，从首都机场车还没坐到四环，一个个都跟得了天花似的。这还恶心？更恶心的我都没舍得跟你说。不信？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那时候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莫过于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不见毛主席。这个你一定要信。我亲自去了天安门广场，站在旗杆下；让你失望了，我真没看见毛主席，天安门我都没看见。别笑啊，多严肃的事儿。你还笑。再笑让你看毛主席去。”
忽悠了一路，石家庄到了。石家庄的空气的确不能恭维，但易长安还是狠狠地嗅了两鼻子，他从小就喜欢闻煤烟味儿。
“不喜欢你还来我们庄上！”姑娘说。石家庄人爱说自己是“庄上人”。
其实是在问易长安此行的目的。没有目的。他看到售票员的那一瞬间想到的第一个地方是石家庄，就买了来石家庄的票；但他说：“领导不愿出的差，只好小兵张嘎来了。”为什么想到的是石家庄呢。
“那你是干什么的？”姑娘说，“要不方便回答就当我没问。”
“方便，问什么都方便。质检的。就是看你质量过不过关。主要是打假。”
易长安帮她拎箱子，自己的包背在身上。“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去。”
“不必了。出了站我打车。”
“跟我客气就等于跟公家客气。”易长安说，“先把你送回去。打车票我能报销。”
出了站，一辆出租车停过来。易长安把两人的行李放到后备厢，易长安坐副驾座，姑娘坐后排。这是一种纯洁的坐法。而她想的是，跟公家人没什么好客气的，说不定这笔打车费就是她纳的税。“燕赵大街丁香园。”她说。一个月之后的石家庄没有任何变化，还是人挤人、车撵车。但对易长安来说，此石家庄非彼石家庄。他终于想起来十六年前来过这里。那时的石家庄相对于现在，更像是“庄上”。他们四个人，杨杰、初平阳、吕冬和他，与其说是为了寻找出走的秦福小，不如说是因为对这个城市名字的好奇才决定来到这里。
福小去了哪儿谁都不知道。仅凭吕冬的记忆，但凡福小平常提到过的地方，都是他们的目的地。吕冬说，福小说到过石家庄，肯定说过。那就杀过来。石家庄，挺好玩的名字。他们的理解是，一个住满了姓“石”“人家”的“庄”子，但它是一个城市。他们从济南一路走过来，半道上爬上一辆东风牌大卡车。杨杰给了司机两包“大前门”香烟，操河南口音的斜眼司机才答应捎他们一段。车厢里装着一排箱子，箱子里装着冰镇的舟山带鱼，他们后背贴着驾驶室坐在仅有的空隙里。夜里起了大风，本来冰镇的冷气已经冻得他们一个劲儿地哆嗦，大风把他们抱团取暖得到的那点热气也给搜刮走了。再坐下去要出人命。杨杰把最后的一包半“大前门”拿出来，趁斜眼司机停车撒尿的工夫，硬塞给他，求他把副驾座让给他们，俩人俩人轮；每两个人进去坐半小时，暖和过来后再换另外两个人。他第一回进驾驶室，和吕冬挤到副驾座上，觉得被冻掉了半截的命一寸寸地慢慢活过来了。
跟他们在别的地方一样，在石家庄他们同样无功而返。他们打听、查问，在大街小巷和省政府、公安局门口贴自己写的寻人启事，结果和弥漫在这个城市上空的云雾一样，慵倦茫然。庄上太“平”，可能正因为那时候的石家庄的没有特色，导致了若干年后，易长安在十几个城市连锁了他的假证托拉斯，独独把靠近北京的河北省会给忘了。
路边有家像样的酒店，路面上有个坑，车猛地颠了一下，姑娘叫了一声。易长安回头看，因为惊吓她的乳房还在跳动。易长安对司机说：“停！”
“没到呢。”姑娘说。
“正好经过定点的酒店，”易长安说，“我喜欢住最低层的，晚了被人住光了。房间定下来我接着送你回丁香园。”姑娘没置可否，易长安已经下了车，让司机打开后备厢取行李。他把他们俩的行李都拎下来，待会儿重打一辆车。
如愿以偿，恰好还有一间二楼的空房间。先放置行李。易长安背上包，拖着石家庄姑娘的箱子，一起坐电梯上了二楼。进了门，就是易长安可以一手操控的舞台了。“没什么悬念，”过去面对初平阳们的讨伐，易长安为自己辩解，“她们都跟你进房间了。我也没办法，不做点啥多对不起人。”
易长安的动作轻柔缓慢，不管接下来如何炫目和暴烈，他坚持认为要给足女人温情脉脉的前戏。他极端厌恶易培卿那种霸王硬上弓的粗俗暴戾，从他很多次隔着一堵墙含泪听到他对母亲施暴的全过程，他断定，父亲在这件事上基本相当于畜生。无须想象他也知道父亲面对一个妓女时是副多么不堪的形象。所以他坚决不找妓女，他无法像父亲那样，上来就面对一具沉默的肉体。他知道很多男人，他断定易培卿肯定在内，在女人身上耸动出入，直到排泄掉那可笑的几毫升液体像死猪一样滚到一边，这个或漫长或短暂的过程中，听见女人唯一的声音就是伪装出来的叫床。易长安不能容忍自己也是这样的男人，他要听见她们更多的声音，他要听见她们声音里的诸多层次，他也要给予她们更多的声音：对他来说，沉默是他欲望的敌人，而沉默的欲望是可耻的。
姑娘比他料想的要娴熟。欲望纾解过半，穷凶极恶的欲望劲儿过去，她也玩起了花样，把乳房挤压到一起，让他进来。“知道是你想要的。”她说。易长安蹲坐在姑娘的肚子上，想起丹凤街上睥睨他的那对高耸的奶子，易培卿不知曾如何把玩它们；他把屁股向前推，钻进了姑娘留给他的艰险的空隙。姑娘说：“快！快！”他听从她的节奏，越来越快。与此同时，他的脑子里有种东西越来越慢，或者说，只是相对于加速度的活塞运动他的脑子慢了；其实那感觉并不是慢，而是清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无比清晰。他从来不会像别的男人和女人那样，情欲爆满或者激烈地性交时，脑子里就乱成一锅咕嘟咕嘟冒泡的热粥；他的理智从来不会躲到后台去怠工，他只会越来越清醒。天地澄明、万里无云、冰清玉洁的那种清醒。清醒到灵魂仿佛置身事外，出了窍站在床边，看着自己在某个女人身上像农夫一样不懈地劳作。
他的身上缀满细密的汗珠，身体中的卡路里像在万米长跑中一样迅速地消耗。他觉得过去历历在目，如同开了天眼。他想到小时候，想到父母，想到那些面目模糊甚至再也记不起的人和事——此时此刻，在火热的劳动现场，他们栩栩如生地回到他的记忆里。
前两年在玉渊潭公园，周末有个相亲会，多是工作太忙没时间谈恋爱的姑娘小伙子们，在特批的一块区域里，像赶集或者商品展销会，每人用纸板、招贴或者打印材料提供自己的相关信息，有意者可当面、也可以背后联系。当然更多的是未婚年轻人的家长，一群老头老太太，举着孩子的照片和言简意赅的黑体字简介，替孩子们展示。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奔腾4、奔腾5、双核技术的时代，年轻人忙得连从容地谈个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这个相亲会分研究生学历以上和以下的两拨，时间通常错开，这个周末硕士博士相，下个周末本科、专科的相，都不坏这规矩。易长安去玉渊潭看樱花，无意中转进了相亲市场，看见一个低着头站在树下的女孩。她的信息打印在一张八开的白纸上，夹在树上：学历专科。这个低学历让她自卑地低下头。易长安认真地阅读她的信息，她抬头的某一瞬间像一个人，像谁易长安说不清楚。这个相似如同猫爪挠心，让他无法安宁，转了三圈还是回到女孩身边。
“小妹，”他说，“想变成研究生学历吗？”
女孩狐疑地看看他。
“有了那张纸，你就可以换个时间站在这里。也可能根本不需要站在这里。”
两天后，他在她的单身宿舍里，把她赤裸的下半身抱到自己赤裸的胯间。当她闭着眼睛颠动得忘乎所以时，他明白她像谁了：运河影剧院的售票员。她们一样娇小，笑的时候眼睛弯成甜蜜蜜的两端向下的半圆弧。接着，他一一回忆起他见过她的二十一次中的各个细节；他还想起因为这个女人，母亲坐在地上哭了六场，喝敌敌畏自杀未遂一次；他想起那段时间易培卿像条脊椎被打断的草狗，寻寻觅觅地在文化站和影剧院之间转悠，他觉得父亲就是一条找不到屎吃的狗。整个性交的过程他没有乱过节奏，他有充分的体力和本能般的技巧。他把父亲在售票小屋里和那女人的苟且、连同被她的大块头丈夫捉奸的全过程像电影一样在头脑里过了一遍，其清晰和完整，如同现在他抱着已经拿到研究生学位证书的专科女孩映照在门后的穿衣镜里。女孩晕晕乎乎哼哼唧唧，他却比外科医生站在手术台前还要清明冷静。当他的高潮长途跋涉地来临时，除了性交本身带来的生理快感，他还得到了报复易培卿和父亲的那些女人的快感。
当然，他也尽最大努力让所有的女人快乐，包括满足她们某些隐秘和偏僻的要求。如同他在咖啡馆的卫生间里与杨杰的女雕刻师互扇屁股：他会把那些女人绑在床头，用皮带抽她们的后背，在她们的乳房和私处上滴蜡烛油，让她们模拟某一种母兽完成高难度的性爱动作，进入她们身上所有可能进入的器官，把精液涂抹到她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他让她们扮演妓女、肉铺的老板娘、农民的老婆、三岁女孩的母亲、临时工的寡妇、邮递员的情人、隔三岔五与公爹扒灰的儿媳妇、打鱼男人的贤内助、退休上司的女儿，易培卿曾分别与此类女人有染；他也乐于被绑在床头，被皮带狠抽后背，同意她们在他形同虚设的小乳头和怒目金刚般的阴茎上滴蜡烛油，他会配合她们完成男人极限内的任何一种力所能及的性交动作，他愿意亲近她们任何想要敞开的器官，任她们把散发着古怪气味的体液沾染到他的身体的各个角落，他还会服从她们的指导，去饰演她们意淫和幻想中的白马王子（对不起，他会真诚地道歉，我的皮肤偏黑），他当过国家领导人、美国驻华大使、尼日利亚约巴鲁部落的酋长、进入过外太空的宇航员、嫖客、好莱坞的万人迷影星、亿万富翁、靠假唱成名的歌星、每天至少能收到三个红包的骨科大夫、满嘴跑火车的房地产大鳄、写两篇文章就可以捧红一个女作家的文学系教授，以及她们各种莫名其妙的行业里的各种莫名其妙的上司。她们高兴了，满足了，歇斯底里结束了，他也跟着高兴；仿佛他以受虐的方式替易培卿赎了罪过。
“你的身体真好！”女会计真诚地夸奖他，拍着自己的白里透红的乳房，“我终于完美地用了一次它们！”
“谢谢。”他说。结束了，他觉得头有点昏。
“你知道你做爱的时候什么表情吗？太好玩了。一脸严肃，像我大学时教微积分的老师。想什么呢你？”
“可笑吧？”他摸了摸假胡子，还在。假的东西往往质量更好。数学老师是多么庄严的职业。他的数学一向很好，但高二分班选了文科，原因很简单：他爸让他学理科，他只好选文科。“好吧，你学文科，”易培卿说，“只要别当老师就行。臭老九最没出息。”高考填志愿时，从头到尾他填的都是师范院校，进了淮海师范大学。“师范就师范吧，”易培卿妥协了，“毕业后在市里找个好学校，让我和你妈也过两天好日子。”毕业前夕，他找到学生处主管分配的副处长，主动要求去鹤顶最困难的乡下中学教书。副处长问原因，他说，献身祖国的教育事业。校长在大会上公开表扬了他，他借口尿急去了厕所，让同学替他领了“优秀毕业生”证书。他没那么高的觉悟，他只想让易培卿不舒服；如果不是怕母亲过于担忧，他就申请援藏或者援疆了。教了几年书，烦了，易培卿让他考公务员或者研究生，他辞职去北京了，成了个办假证的。“脑子一片空白，啥也没想。”
但他差不多想明白了。在刚才那一瞬间，他看着自己的那玩意儿出出进进，突然有种彻骨的荒诞感：这东西看起来茁壮勇猛，不过是在被动地劳作，它对自己的勇猛其实无能为力。为了让这个集体活动完满地进行下去，他尝试把思路往相反的方向转变。然后他发现，谁说这玩意儿没头没脑？对他来说，起码对他易长安来说，阴茎是他另一个思考的器官。事实已经证明，性交的时候是他一天中最清醒的时刻之一。这十几分钟至一两个小时不等的时间段里，他总能神思飞扬，要让擅长掉书袋的初平阳来描述，他可能会引用刘勰《文心雕龙》里的句子：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算不算不道德的性交罪状之一：走神？
反正多年来他的确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当他阴茎忙碌的时候，他更容易看清过去、反思现在，也许还可以更好地预见未来。他一次次地在一具又一具美好的身体上不懈地起伏撞击，深入对方的同时，是不是也在形而上地深度掘进了自己？
——深入别人，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深入自己。如果他要把这个结论告诉林惠惠，她会不会悲哀地狂笑到泪流满面？
他们穿好衣服。在酒店门前坐上出租车时，和他们从车上下来时一样正派体面。石家庄和两个小时前没区别。进了丁香园小区，易长安打算把女会计送到家，她制止了。
“让我老公来接吧，”她说，掏出手机准备打电话，“看见了不好。”
“不是你男朋友吗？”
“我看上去像没结婚？哈，太谢谢了！我好开心！”
“Shit！”易长安说。坏规矩了。他觉得下身有种不洁感。
“什么意思？我从来没说什么‘男朋友’好不好？”女会计也很生气，想着觉得不对，“结了婚怎么了？你觉得吃亏了？”她还想问问他什么时候离开石家庄，也许还有鸳梦重温的机会。
“Shit！”易长安这次是骂自己。怪不了别人，自己看走眼了。
“你从不和结过婚的女人那个？”女会计应该拖着箱子就走，但她不甘心自己美好的身体受到了偏见和侮辱。
“从不。”
“为什么？”
“因为我爸。”易长安掏出一根烟点上，“除了妓女，所有他上过的女人都是结过婚的。”
“去你妈的！”女会计压着声音骂道，“你个变态！滚！”拖着箱子转身就走，带着两只饱满的36D。
不知道因为“变态”还是因为雄伟的36D，易长安绝望地发现裆部的帐篷在升高。他气急败坏地往回跑。酒店离丁香园很近，出租车起步价之内。他在石家庄的大街上奔跑，完全忘了身后可能跟着三个影子。进了房间他直奔卫生间，褪下裤子坐到马桶盖上，开始手淫。
他的力道空前之重，完全像在给敌人打飞机，往把对方打残的方向撸。他的另一个思考的器官，它真切地为他反思过这件事没有？他以为他强大了，已经摆脱了父亲，但在最隐秘的事情上，父亲其实还在对他行使着暴力。他自以为是的报复、受虐和赎罪，不过是从相反的方向上证明了父亲的暴力阴魂不散。他撸啊撸。为什么不能彻底地忘掉多年前的那个易培卿，在最基本、最朴素的意义上看待女人和性，看待纯粹的身体和忘我的生理之乐？
有生以来，易长安的下半身头一次背叛了他。这个攻无不克的“战神”越撸越软，像一只自暴自弃的大虫子，丑陋地垂在两腿之间。易长安在镜子里看见自己，每一个眼袋上挂着一滴眼泪，稍微动一下就会掉下来。他站起来提上裤子，决定现在就退房，离开石家庄。
目的地济南。他在前台拿到最新的火车和汽车时刻表，最靠近的时间是一趟长途大巴，现在打车去汽车站，抽完两根烟就可以上车。结账之后，易长安去了洗手间，出来时变成一头卷卷毛，戴一副光线越强颜色越重的茶色平光镜。
再接下来要去的地方他也清楚：郑州、武汉、长沙、井冈山、南昌、杭州、上海、南京、合肥、连云港。顺序比较随机，因为他记不起当年四个人究竟按照什么顺序走完了这些地方。十七岁的秦福小此前从未迈出过淮海市辖区一步，她对世界的概念基本上由这些省会城市组成；吕冬忠实地传达了她对世界的想象。他们的寻人之旅首先从杭州开始，因为她和吕冬约定要搭的是去杭州的船。他们搭乘了除飞机和雪橇之外的几乎所有交通工具：轮船、竹排、乌篷船、火车、长途客车、小中巴、卡车、拖拉机、三轮车、马车、牛车、驴车、自行车，还骑过毛驴。自行车是偷的：他们在南昌的八一广场旁边成堆的自行车里，找了两辆车主忘了上锁的，骑上就跑；两人一组，轮流换骑，骑了两百多公里，四个人的大腿根全磨破了；为了搭一辆拖拉机，他们把自行车送给了拖拉机手。驴也是偷的：他们没多余的钱坐车，只好步行穿过合肥边上的农村；中午的太阳晒得他们昏昏欲睡，实在走不动了，吕冬解下村头树底下打瞌睡的毛驴；每人骑十分钟，到了晚上，他们错过了一个借宿的村庄，赶着毛驴希望它跑得再快点，毛驴使劲儿勾了勾头，前腿打了个绊子摔倒在地，口吐白沫再也不起来了；在空旷的野地里，他们饿得眼冒金星，眼前仿佛挂着条银河，杨杰提议，三人附议，割了毛驴的肉烤着吃，但他们需要等着毛驴自然死亡，谁都不敢在它喉咙上捅一刀；等待的过程比忍饥挨饿还痛苦，他们焦躁地围着毛驴转圈，只有易长安敢对着驴脖子踹上几脚，柴火一直在燃烧，到了凌晨两点，毛驴终于吐出最后一口气；接下来的三天，他们顿顿吃驴肉；都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美味中的至美之味，他们吃驴肉吃到变质才扔掉剩下的。以后好多年里，听见“驴”字他们每个人都犯恶心。
豪华大巴里有股正在消化的大葱味儿。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易长安只能忍受邻座男人的呼噜声和口臭。那家伙一上车就睡，嘴巴朝天，张得像百慕大黑洞。有小孩大哭，有女人窃笑，有老头老太梦游般漫无边际的聊天，有大嗓门的男人用听不懂的胶东方言打电话，有人在听手机里的音乐（没戴耳机），有人不知所云地抱怨；车上的电视里正播放杨钰莹的专辑，那浓得化不开的情、软得理不直的调调，听得人肝儿颤肠子抖。易长安无法集中思考任何像样的问题，这让他对自己在性交时的冷静和思虑清晰更加耿耿于怀。女会计骂得好，“变态”：一切不能自然的东西皆属变态。他如此地厌恶自己，都懒得环顾四周，检查一下身边是否潜伏了敌人。随他去，想抓就让他们抓吧。
发酵的大葱、喧嚣和浮躁。仿佛一切都不可改变。他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绝望的人。如果把这样的旅程变成小说，他会写什么？十六年前他们从南昌去郑州，没买到火车票，四个人坐长途卧铺汽车，他无法肯定卧铺上的被褥多少年没洗了，每一根布纤维都散发着臭脚味儿、各种诡异的体味儿，以及永远说不清来路的味道。他记得车快开了的时候，一对去郑州伺候儿媳妇月子的老夫妻匆匆忙忙地爬上车，两只蛇皮口袋里分别装着四只走地鸡和八只老鸽子，煲汤给儿媳妇催奶用的。他们把四只鸡塞在下铺的床底下，和先前上车的乘客带的一只猫和一条巴儿狗，这辆车上除了人之外，还有四种动物。那一夜真是热闹，鸡抓口袋猫就抓关它的笼子，鸡和猫一有动静狗就开始叫，吓得鸽子也咕咕个不停。一激动它们就拉屎撒尿，易长安觉得自己生活在牲口棚里，车里的气味黏稠得可以直接用铲子端下地，放进田里做环保的肥料。到了凌晨，被折腾得疲惫不堪的乘客以为可以消停了，老两口的公鸡在狭小的空间里艰难地伸长脖子，开始打鸣，第二轮动物大战又开始了。
四个人被搞得神经都快衰弱了，头对头脚对脚地相互抱怨。抱怨吕冬那天早上不该迟到，否则他们就不用大海捞针一样来寻福小；抱怨初平阳晚了十分钟，没买到火车票；抱怨易长安贪图安逸，非要坐卧铺车；最后抱怨杨杰，谁让你想出贩卖毛竹的好主意，让我们赚到了钱！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开始讨饭了，所有钱都已经花光：进了一个村庄，他们四个人分走四个方向找饭吃，免得因为集团作战招人烦；到了城市，他们在四条平行的街道上同方向乞讨，为的是最后能在正确的方向上碰头。走到吉安，他们碰上装运毛竹的车队，他们帮他们捆扎和装车，每人赚到了五十块钱。杨杰把钱汇总，建议钱生钱，留下五十应急，其余一百五十块钱批发毛竹，然后再卖给远道而来买竹子的人。买了卖，卖了再买，买了再卖，赚其间的差价，如此反复，五天竟然赚了九百三十六块七毛八分钱，他们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然后搭车重回南昌，转向郑州进发。
他们走了很多路，坐了很多车，干了很多荒唐事，没找到秦福小。他们在吉安倒卖毛竹的时候，福小正在湖南邵阳的一个饭店里端盘子；他们到了郑州，她已经决定南下去广东。所有人都说，广东遍地是钱。
从南昌去郑州那次，后遗症是易长安再也不坐长途卧铺汽车了；石家庄去济南的这一次，后果是，他决定下一个逃亡区间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坐长途汽车了。他宁愿步行着去讨饭，只要耳根子能清静，让他觉得自己还在，没有被集体的、喧嚣的东西取消掉；他受不了任何意义上的大型团体操（他有密集恐惧症吗？）。
1999年5月，他去南京找初平阳玩（也是坐长途汽车去的。感谢财神，那时候手机还不普及，接打收费都很高，一般人舍不得用它来拉家常、扯闲淡。那时候从淮海去南京的人也不像现在这么无聊，觉得整个车里就自己一个人），正赶上南京的各大高校举行反美游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的导弹准确地误炸了。他在学校后门饥肠辘辘地撞上初平阳，后者正要加入走过来的游行队伍。他把背包往初平阳怀里一塞：“帮我整点吃的，我先替你游一会儿。”举起手臂，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就插进了爱国队伍。开始他觉得挺好运，雄壮，激昂，凛然正义，赤子情、家国恨和青年的血，他在响彻南京上空的呐喊和讨伐声里喊哑了嗓子。走了两条街，他感到了隐隐的不适，他无法克服内心里冉冉升起的被淹没感和荒谬感。他仿佛看见了另外一个自己（正如若干年后，和那些女人性交时他看见了自己灵魂出窍，那个透明的易长安站在身边审视自己），那个易长安看见自己在人群里张大嘴，却听不见任何声音；看见自己举起钢铁般的胳膊和誓言般的拳头，却找不到它与森林般的其他手臂有任何不同；他淹没在人群里，可以忽略不计——易长安不在了；或者说，在如同不在，在与不在是一回事。他把声音放得更大，手臂举得更高，幅度挥舞得更大，他想驱赶掉这种可怕的被淹没感；他提醒自己，一个爱国的青年理当及时地、激情地、愤怒地表达自己对美国行径的抗议和谴责，这是五四以降的传统，他生长于这个伟大的传统；但他还是失败了，淹没感不仅覆盖了自己，也覆盖了游行的每一个人，他觉得所有人都被淹没了；明知道被淹没还依然淹没于被淹没，他感到了荒谬。发现荒谬感的前提是你得置身事外。我在这里干什么呢？他在原地停下来，人群像潮水般避开河道里他这块石头，继续向前奔流。十分钟后，河流消失了，整条街道上剩下他一个人，和随风飞舞的废纸、塑料袋、撕坏的标语。他看见了地上自己的影子，宽阔的路面都是它的，突然感到了舒展和自由，对着自己的大腿拧了一把，Fuck，I'm back（易长安他妈的回来了）！
回到初平阳的宿舍，初平阳正守着一盒米饭和一份回锅肉等着他。后门口的一溜小饭店里只有一家还在营业，一是不在饭点儿上，二是店老板、老板娘和伙计们都跟着队伍游行去了。他让易长安吃完了随便看他床上的书，他去游行。
“游什么行！我比画给你看，”易长安说，两脚交替跺着地板，举起手臂大声喊口号。“就这样。”
“那是你一个人的游行。我想体验一下走在革命队伍里的感觉。”
“你可别。”易长安往嘴里扒着米饭和回锅肉，“现身说法：本人经过深刻体验，发现更有意义的是一个人的游行。一个人时你是你，想说什么说什么，很多人时你就不知道是谁了；你得跟大家一样，大家说什么你说什么。也可以说，很多人时你谁也不是，你是个零，是个零蛋。集体像个陷阱。”
初平阳还是坚持去了。游行表达的本身就是集体的力量，巨大的数字是它必要的表现形式；加入它，意味着你认同它的力量和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逻辑。等他沿着游行路线追到大部队，他们已经到了终点，正在解散。此后的十一年里，初平阳没遇上任何游行的机会；每念及此，他就让易长安请客，因为他，他失去了一次“作为爱国青年”的机会。
一个人很好。易长安从豪华大巴上下来（总算摆脱了那些人），独自走在济南的街道上，觉得一个人真好。他梳理了卷卷毛，把茶色眼镜换成黑框的透明眼镜（他觉得这样的眼镜更适合这座城市），粘了络腮胡子，住进靠近趵突泉公园的一家四星酒店。济南有一群小兄弟，他的托拉斯的连锁店之一，但他没有跟任何人联系：兄弟们，闷头发财吧。距离上一次来济南，也有半年之久。络腮胡子（络腮胡子，他摸着刚贴到脸上的络腮胡子，此巧合是凶兆还是吉兆？）请他来商讨新一批汽车牌照的制作。他带了小林，济南的连锁店里来了一个头头，外号生姜。此人济南土著，曾在北京混过一年，入了易长安麾下，结婚后带着媳妇回老家，为易氏江山开拓疆土。他曾力谏老大三思：如果办假证相当于卖摇头丸，那造假牌照等于走私海洛因；政府一生气，改过自新的机会都不一定给你。易长安说，他懂，但是办假证的一抓一把，造假牌照的抓来抓去也就那么几个，他不喜欢在人堆里玩。生姜笑了笑，递给他一根烟。易长安接了，等生姜给他点上火，才说：
“你是不是想说，女人堆也不扎？除了女人堆。”
生姜的儿子现在该八个月了，很好。小生姜。遗憾不能给小东西送个礼物。易长安在济南逗留了两天（住过一晚后，从趵突泉公园左边的酒店换到了右边的另一个酒店），然后买了去淮海的火车票；火车临近淮海时，被抓了。三个影子把他夹在中间。加上从火车上下来的那个胖子，一共四个。
回淮海乃是突发之举。在济南的两天，易长安把自己打扮成六七十岁的海归观光客，背有点驼，说一口不利索的汉语，偶尔夹杂几句英文（再不用英文，就全忘了。牙齿一定不漏风，洋鬼子和假洋鬼子对牙齿的关注已经健康得到了病态的程度），出门拎着根拐棍。敌人在暗处，你永远无法判断他们什么时候会跳出来。没出现不等于不存在，他提醒自己别掉以轻心。凭借不太可靠的记忆，他把十六年前走过的地方走了一遍。能变的都变了，不能变的也变了；济南在大城市里不算是气急败坏求发展的那一类，看上去依然像个大乡镇，但十六年的变化照样天翻地覆。在一条条街巷里穿行，有时候易长安觉得自己真是一个海归观光客。一个三十三岁的亡命途中的老人。逃亡是一个人的游行。老年也是一个人的游行。济南的“游行”结束，他背着行李在火车站买了去郑州的火车票。在火车站里，他是一个优雅但迂腐的中年知识分子，不过此刻是休闲装；别人要刨根问底，他就说他是北大社会学系的教授；作为教授，我的名字你一定没听过，但我的师侄，初平阳，也许你听说过，他写了一个小有影响系列专栏；没办法，这是一个媒体为王的时代，谁占有了媒体，谁就可能成为时代的英雄。
因为半小时后火车就开动，易长安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老年是一个人的游行。他不担心警方跟踪到他的电话，即使他们已经监听了他家里的电话。就算查明了他在济南火车站，等他们济南警方的同行赶到，他们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留下了还是离开了，离开又是坐的哪一趟车。老年是一个人的游行。他希望母亲接电话，但发出牛栏山二锅头味儿的声音的是父亲。
“震生啊，真是你！”易培卿的声音很兴奋，“电话一响你妈就说，可能是咱们儿子！”
“是长安。爸。”二十多年后，他坚持为父亲纠正。
易长安小名震生，出生那天赶上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时间简史》里的黄青州五岁，因为别人哭，觉得自己也应该哭，就咧嘴哭了。唐山大地震的时候，预产期还要等一周的易长安，等不及了，提前来到这个百废待兴的世界。唐山地震的那一刻，凌晨三点多，易长安他妈正在做梦，觉得身底下猛的一震，肚子开始疼痛，接着剧烈的宫缩鬼撵似的一波追着一波。她让易培卿扶着自己下床，羊水已经顺着两腿往下流了，只好回床上再躺下。她还没做好准备，孩子已经进了产道。去东大街请接生婆肯定来不及，易培卿硬着头皮跑去请初医生（想到又一个男人能看见老婆的下身，易培卿胃里直泛酸水）。初医生背着药箱跑进易家，前脚进来的易培卿的嫂子正抓着弟媳妇的手，易长安的头顶已经露出来了。初医生就着灯光看一眼产妇的两腿之间，说：“胎发不错。再加把劲儿！”易培卿很想从门外冲进来，把医生掐死。
生产的过程挺顺当。事后易长安他妈说，生易长安的整个过程里她都觉得大地在颤抖。生完了，初医生抓着易长安的脚脖子倒拎着他，拍了一巴掌他就哇哇哭了。又过了一天，屋檐下的小喇叭突然响了，主持人用无比悲痛的声音说：唐山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当时外面的花街一片黑暗，陆陆续续传来越来越多的哭声。照时间推，生易长安的时候正赶上唐山地震。因此，生出易长安对易培卿两口子是件悲痛的事。
但也是一件他们极为骄傲的事。他们儿子在娘肚子里就准确地预测到了唐山大地震。于是取名震生。易长安是否有地震专家的天赋，没人检测过，不过三十二年后的汶川地震，易长安似乎有所感应。那个中午的午觉他辗转反侧就是睡不着，两点多的时候，他觉得床在动，一骨碌坐起来，对林惠惠说：“有地震。”林惠惠迷迷糊糊地说：“又做噩梦了，宝宝？”很快小林打来电话，证实四川发生了地震。但是易长安不喜欢震生这个名字，相当不喜欢。只有动物才会有预测地震的能力，你是猪、狗、鲤鱼还是癞蛤蟆或者蛇？据说蜻蜓也喜欢在地震之前大规模出现，你是蜻蜓吗？四岁之后他反感所有此类的戏弄。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是易培卿取的；易培卿在叫儿子“震生”时，有种参与了新中国历史进程的自豪。那易长安坚决不喜欢，“我叫长安，”他正告父母、同学、老师和所有叫他“震生”的人。“长安”是学名。母亲觉得“震生”固然很有纪念意义，但来得凶险动荡，人生在世，“长安”最好。
易培卿被纠正了无数次。
——震生。
——是长安。
——震生。
——请叫我长安。易长安。
在易培卿高度兴奋的时候，在他做出了重大决定和抉择的时候，在他突然又感觉参与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时候，他就会习惯性地脱口而出：“震生。”
“请叫我长安。爸爸。”
“对不起，长安。”易培卿说，“你的手机总打不通，是不是坏了？这两天联系不上你，没法跟你商量，爸爸只好独自做出决定了！”易长安等着父亲继续说，易培卿反而停下来，他觉得这么重大的问题应该等儿子问了再说出来，才显得其隆重；此外，他心里也没底，担心自己决策有误，不得不承认，儿子现在教训起老子越来越在行了，他脱口而出的“震生”已经让儿子不高兴了。易长安继续等。半分钟的空白，电话里只有一只名叫易培卿的猫在叫，以及母亲从楼上下来踢踢踏踏的拖鞋声。在这场沉默的较量中，易培卿率先缴械，他绝望地发现，一声不吭是如此的折磨人，半分钟已经是他的极限。“长安，是这样，”他的声音沉下来，飞扬的、轻飘的东西过滤掉了，如同撇去酒花的啤酒。一个父亲的溃败。“我和你妈商量过了，同意拆迁为了把斜教堂保留下来你知道的教堂是你死掉的秦奶奶的命根子一——”他必须在儿子劈头盖脸地责骂之前把话说完，“福小找我谈过了。平阳和杨杰也支持我。不信你问他们。”接下来是等候审判。
“没问题，”儿子说，“迁就迁吧。”
易培卿松了口气，声调又扬起来，“能把文物保护下来，也是咱们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嘛！”
“拆迁可以，钱一分都不能让。”
“那是当然。一分都不能少。”易培卿说，“抽空给杨杰打个电话，他找你。要不要跟你妈说两句？”
易长安看看手表，还有二十二分钟开车。提前十分钟结束检票，走到检票口要两分钟，他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下次吧。跟妈说一声，我和惠惠都挺好，别担心。你们注意身体，酒别过量。就这样吧。”
他拨了杨杰的号。杨杰正在淮海市最好的酒店“运河名都”宴请客人。在座的有市文化局局长、工商局局长、水晶加工厂所在醴水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花街所在的淮中区区长、沿河风光带管委会主任、齐苏红（她以双重身份赴宴：朋友和沿河风光带管委会副主任）；纯粹的亲友团成员有：崔晓萱、杨泽和初平阳。除了崔晓萱和杨泽，这一桌人聚在一起头绪纷繁，但杨杰举杯的时候给它化繁为简：为了友谊；答谢诸位。这一桌人这两天解决了两件大事情。
第一件：镇长和镇委书记答应杨杰的水晶加工车间可以继续租用前中学废弃校舍，并答应将剩下的空校舍一并租给杨杰，以鼓励其利用新设备扩大再生产；饭前他们签署了接下来的五年续租合同。
第二件：保留斜教堂；初步筹划由杨杰牵头，成立一个斜教堂的民间修缮管理基金。
这两个问题扯到一起有些怪诞，但的确就成了。易培卿以为，答应了拆迁就理所当然地保留下了斜教堂，没想到他的决定迟了。文化局和风光带管委会先前做好了易培卿拒不拆迁的预案，即拆掉教堂。他们对教堂进行了勘测，发现即使保留下这个文物，保护和维修也要花费一大笔钱；它一直在倾斜，修缮的费用会与时俱增，相当于无底洞；文化局和风光带管委会还有淮中区，谁也不愿当冤大头；所以，易培卿同意拆迁之后，他们依然打算再拆斜教堂（有一种意见是，在原址上复建一座教堂；从长远的费用看，新建一座也比保留老的划算）。初平阳从齐苏红处得到消息，赶紧叫上福小，一起去找杨杰。就他们目力所及，民间能够委此重任的只有杨杰，他的身家足以给政府提供可持续修缮斜教堂的承诺。
当时杨杰正为生产车间租约不能续签伤脑筋，还轮不到操心配备新机器扩大生产。醴水镇的领导层认为，工厂的地理位置没得说，但杨杰上缴的租金差了不少意思；城市像恶性瘟疫一样迅速蔓延，运河以南的地皮一天能涨两次价，这么一大块地方随便卖给哪个房地产商，数钱都能把镇领导们数残废。他们齐刷刷地盯上了房地产商的腰包。
杨杰叼着一根没点火的香烟，坐在杨泽的办公桌前；杨泽围着一株盆栽铁树转圈子。初平阳和秦福小不知道他们来错了时候，上来就跟杨杰兜底。“只能靠你了。”初平阳说。
“为什么非得是我？”杨杰说。他知道斜教堂是个有意思的地方，但跟他挂上钩，而且只能靠他，他想不明白。不管从哪个刁钻的角度想，这都该是官方的事儿。
“你是著名民营企业家嘛。”初平阳打趣道。这是那天杨杰给八十岁以上老人捐赠水晶佛像挂件活动上，主持人引用市工商局长的说法：“著名民营企业家”，“长居京城”，“经常与柳传志、任志强、王石、潘石屹、马云等大鳄一起出席各类重要商业活动”。
“还民营企业家，民族企业家我也不稀罕！”杨杰说，终于把烟点上了，“我就是个商人，做买卖的，见不到钱，说到天上去也白搭！”
秦福小坐在杨杰对面的沙发上，身后的墙上挂着初医生的字，装裱在玻璃镜框里。内容是弘一法师的一段话：识不足则多虑；威不足则多怒；信不足则多言。除了进门时打了个招呼，福小一直没出声，现在站起来就往外走。杨杰尴尬地站起来，初平阳示意他坐下，他追出门去。“这家伙一定有大麻烦，”初平阳安慰福小，“要不就是吃错药了。你先到花坛那儿歇会儿，我给他号号脉。”
果然，进了门，杨杰说：“福小没事吧？遇上点小麻烦。”
“就别谦虚了。钱的事儿我靠边站，其他的没准能参谋一下。”
“厂房。马上到期了，原定可以续租，醴水镇突然通知，到此为止。上午跟他们谈了，转机不大。这世道，房地产商一有想法，人就乱了。从上到下都开始乱。”
跟地产商比钱，那是找死。“如果没歪门邪道可走，”初平阳做了一个印把子的手势，“能惊醒小官僚的发财梦的，只有这个了。”
“给工商局局长打过电话，他说比较挠头。基层的日子也不好过，想钱想得嗷嗷叫呢，铁手腕往下压，未必好使。再说，人家凭什么帮你压？”
“民营企业家啊。淮海市十大杰出青年。新时代创业先锋。你给淮海推广了水晶、纳了税、扩大了就业、培养了工艺人才，这些还不够？政府不是一直把‘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关心青年人才成长’挂在嘴上吗？”
“这个你也信？博士白念了。啥玩意儿会被整天挂嘴上？”杨杰用嘴努努墙上初医生的书法，“做不到的事情。”
初平阳也没辙了。如此说来，政府才是个儿最大的商人！这倒提醒了初平阳，“找点啥跟政府交换？”他也开始围着铁树转起圈来，“比如，修一修斜教堂？”
杨杰笑了，“我看你小子才是最大的商人。厂房的事先放放，刚才跑神了，你和福小到底啥意思？”
“说正经的。没准可以用斜教堂讨价还价。”初平阳越想越觉得有可能，“作为企业的那一块贡献就不必说了。如果还能在斜教堂上做做文章，我的意思是，比如成立一个‘杨杰修缮基金’，文化上也贡献了，上头总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吧？听齐苏红说，他们也纠结，拆除文物也要冒风险，全市这种年头的教堂，这是独一份。而且倾斜恰恰是它的特色，比萨斜塔都斜不过它，真拆了，谁拍板这事谁迟早是罪人。他们不就是相互踢球、不愿意往外掏钱吗？好，老爷们都坐好了，不让你们掏，咱们民间自己整。钱我们出，活儿我们干，文物还是你们的，牌子上、石碑上、功劳簿上刻的也都是你们的名字，满意了吧？”
“可行吗？没跟文化官员打过交道，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庸俗得没法看了。”
“有枣没枣打一竿。”初平阳说，“至于钱，我和福小不会敲你的竹杠，意思一下就成。不意思也无所谓，总会筹到的。我们就想借你的名，让他们觉得，我们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教堂委托给我们，靠谱。有一个经济实体，相关的程序也好走。”
“早说清楚不就完了嘛！”杨杰说，“厂房的事另说。基金没问题，50万够不够？不够我再加。如果能成，别叫什么‘杨杰基金’，我担不起。”
“给我根烟，”初平阳点了烟回到沙发上，挨着杨泽坐下来，“看上去是为了斜教堂，其实我们都明白，跟教堂没什么关系；甚至也不是为了福小和秦奶奶，而是为了天赐；甚至也不是为了天赐，是为了，我们自己。”
“明白。所以我想，得让长安也进来，落下他，知道了他能把咱俩给砍了。杨泽，”杨杰对弟弟说，“把福小叫过来。算了，还是我自己去吧。”
他们俩进了办公室。初平阳说，他想了个名字，“兄弟·花街斜教堂修缮基金”，如何？
杨杰说：“好，就这个。”
福小说：“听你们的。”
基金商定之后，初平阳带着杨杰去见齐苏红。通过齐苏红见到了风光带管委会主任。管委会主任带他们见了淮中区的区长。接着见到了文化局佟局长。初平阳一点都没开玩笑，如果厂房续租和斜教堂基金问题上局长不愿出力，尽管他知道“侠妓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是世界上最虚无缥缈的头衔之一，他也会辞掉。佟局长问这算不算要挟。初平阳说，假如这算是要挟，那这要挟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佟局长说，到底是北大博士，正说反说貌似都有道理，他会和工商局局长通个气，两件事一起向副市长反映，当官要为民做主嘛。一层层上去，又一层层下来，成立基金是没问题了，马跑马又不吃草，何乐不为？厂房续租的事，杨杰又带了礼品和醴水镇领导谈了一次。镇领导想，此人能把事情捅到副市长那里，看来有名堂，不如见好就收，也落一个顺水人情，没准哪天用得上。
事成当言谢，杨杰明白这个理。这年头谁都不缺顿饭吃，但很多人聚在一起吃，意义又不同了。文化局长得知工商局长要来，就来了；区长得知局长来了，也来了；主任得知区长来了，也来了；镇长听说局长、区长和主任都要来，这顿饭那无论如何得吃；副市长临行前打来电话，市委常委紧急会议，来不了，非常抱歉，同志们吃好喝好，谢谢杨企业家了。
易长安的电话打进来时，杨杰正端着意大利康帝葡萄酒逐一敬各位领导。不管这些头头们看着让人多么不舒服，他都得忍着，他们是地头蛇，不把这些地头蛇伺候好了，什么事你都干不成。杨杰让杨泽和崔晓萱代他接着敬下去，走到包间外接了电话。
“陪中央领导出访了？”杨杰说，“电话打坏了都没找到你。”
“就是陪中央领导我也得走在你后头。说吧，找我啥事？现在我惜时如金。”
“少扯淡。我跟平阳、福小想成立一个斜教堂修缮基金，有兴趣吗？”
“啥意思？”
“你爸答应拆迁，他们还是打算把斜教堂拆掉。他们拿不出钱来修，但歪下去迟早出事。我们想把教堂保下来，成立一个民间的修缮基金；平阳想了个名字，‘兄弟·花街斜教堂修缮基金’。”
“叫‘天赐·花街斜教堂修缮基金’，是不是更合适？”
“私下里我和平阳真讨论过这名字，怕福小和景叔叔、秦阿姨他们情感上接受不了。”
“倒也是。需要我干啥？你这着急上火的。”
“我想这两天要是能聚齐，咱们把基金数目敲定一下，每人签个名。钱我可以先支出来入基金的账，签名你得亲自来，他们要这道手续。基金让福小管理，你有意见没？”
“举双手双脚赞同。回去的时间定下来我再告诉你们。钱嘛，我看咱俩就多放点血，你是老大，我少你十万；平阳和福小，意思一下就行了。”
“我也这么想。你要没意见，我多二十万也没问题。平阳也在，和他说两句？”
初平阳看见杨杰推开门对他招了招手。
易长安抬起左手腕，还有两分钟。
“忙啥呢？”初平阳问。
“一个人游行。”逃亡也是一个人的游行。
“神神道道的。能回来吗？签名的事你得上点心。过两天我和杨杰都回北京了。”
“好，明天从郑州回。”从易长安的角度看，检票大厅空了一半，检票员举着小喇叭，请去郑州的旅客赶紧检票上车。“我得检票了。”
“你在哪儿？”
“济南。”
“济南直接回淮海多省事。刚开通的铁路线。”
易长安已经挂了电话。在检票厅门前的电子显示屏上，他看到北京开往南通方向的火车半小时后离开本站。初平阳说的就是这趟车，天亮到达淮海。易长安转身往售票口跑。退票很简单，扣除百分之二十五的费用；买去淮海的票就麻烦了，卧铺票一张没有，全卖光了，硬座票还剩最后两张，要吗？为什么所有售票员都长着一张债权人的脸？不要硬座票也没了！易长安还在犹豫，后面的人着急（为什么所有买票的人一站到别人后面都要心急火燎），装作站立不稳在推搡他。易长安转身白了后面人一眼，又白了售票员一眼，说：
“不要，留给他吧！我要明天晚上的，卧铺。”
唯一的一张下铺。很可能是别人刚刚退的票。“你运气不错。”售票员说，还了易长安一个白眼。易长安很想告诉她，她有一根眉毛画歪了。
易长安捏着车票来到济南站的一层，门口挤了一堆人，下雨了。从那些刚从外面跑进来的旅客神经质的哆嗦来判断，雨不小，他们的上衣至少湿了一半。易长安没带伞，也不打算冒雨在这个城市的马路上散步。他用棒球帽遮住眼睛和半个鼻子，重新回到公用电话机旁。
“运河名都”的饭局还在火热进行。
“明晚的票。”易长安说，“下雨了。”
初平阳关上包间的门，站在走道里。“老家的雨下到济南了？”初平阳说，“今天淮海就没消停，电闪雷鸣的，傍晚刚停。回来最好，咱们有多少年没在花街聚齐了？”
“要算上福小，十六年。”易长安听见初平阳在那头抽了口凉气，“不算福小，就咱们仨，鸡齐鸭不齐的，也四年了。”他还想说，要算上天赐，就是十九年了。“闪电还那么壮观？”
“办个闪电博览会没问题。”初平阳说，“西大街的铜钱，曹平凡儿子，前几天雷击的恐惧还没过去，中午又被雷追上了，当时就休克。头发烧掉了半边，成了阴阳头。”
“哪一种闪电？”
“这可怜的倒霉蛋。三番五次被雷劈，不被猪踢过也早傻了。”
“线形闪电还是链形闪电？还是叉状闪电或者球状闪电？”
“没人看见。他一个人在河边走，挨了一下子。应该是叉状闪电。中午我站在窗前，看见落到运河上的基本都是叉状的。你怎么突然关心起闪电了？”
“我还关心灵魂呢。大雨天他往河边跑什么，找魂哪？”
“多少年了。他想满世界跑。”
易长安把帽檐再压低一些，他努力让自己跟别的随便一个旅客没有任何区别。满世界跑有可能是逃亡。不过易长安倒并不恐惧。满世界跑久了，其实已经把最坏的结果都考虑过了。关于最坏的打算这道程序，多少年来一直在他的后台运作。他不恐惧，他只是想能避开就避开，能躲掉就躲掉。你要努力过上自由的生活，才有可能过上自由的生活。满世界跑惯了，突然强迫你停下来哪也不准去，就跟强行摁住指针想让时间停下来一样，结果所有精密的齿轮都打坏了。“如果不出意外，后天早上到家。”他说，“还有，仅限你和杨杰知道。我爸妈那里也别说。”
“说你神道还真神道了！真有麻烦了？”
“回去再说。”
“这事儿得你自己把握。回不来别逞强；能回来，我就和杨杰去车站接你。”
回不来也得回，易长安想，事关天赐。他等到雨稍微小一点，出车站打了辆车去酒店。雨夜的城市总显得萧索，他从车窗看远处的天，仿佛看见缥缈的闪电从黑暗中挤出来，迅速照亮一片夜空，那光明薄薄的，让心也跟着微微地颤。他想象一道火红的叉状闪电凶险地扎进水中，在十分之一也许百分之一秒内，闪电切断了水和水的联系，如同摩西分开了红海的海水，然后，水和水迅速怀抱了彼此。他用了第三个假名字和假身份证住进了济南的第三家酒店，夜里梦见叉状闪电在十分之一也许百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分开了运河水。
他确信擦着天赐鼻尖插进运河里的是叉形闪电。他坐在岸上，掐着大伯从深圳带回来的电子表（据说是从香港大批量走私到内地的），看天赐和另外两个伙伴谁能从南到北最先游完四个来回。他对他们的比赛本身没有任何兴趣，他只想看天赐四个来回要用多长时间。天赐胜过他们没有悬念，即使是在天赐已经和他比过两个回合之后。两个回合他都输给了天赐。这让易长安很不爽，他比他大两岁；无论他如何努力，冲刺时总要慢天赐半个身位。见了鬼了。他想测测天赐每个来回分别用多久。傍晚的黑云像赶集一样往花街奔跑，雷声和闪电在后面追赶。雷声和闪电让运河摇篮一般开始慢慢摇晃。往常这个时候，他们该穿上衣服回家了，但他鼓动另外两个伙伴跟天赐再比试一下。天赐的短裤都穿上了，易长安说：“游得再好也怕输啊。”
“谁说我怕输？”娇纵惯了的天赐这点言辞上的委屈也受不了，“我是怕正游着天下雨了。你看黑云和雷电眨眼就到。”
“要不就下次再比，”两个伙伴说，“遭了雨回家又得一顿剋。”
“一群胆小鬼！”易长安说，“不比了，回家抱你妈的粗腿睡安稳觉去！”
“比就比，”两个伙伴说，“大不了再输一场！”
“好吧，”天赐轻蔑地笑笑，“那就比。让你们输得蛋疼！”世界上完全可以没有这场比赛，但是易长安成功地让它有了。他看着他们仨一跃入水，摁下了手表。傍晚的黑云像赶集一样来到花街，雷声和闪电在后面追赶。运河黑下来。运河的黑是从底下往上黑。但天赐和他的对手们看不见，他们无暇他顾。雷声和闪电让运河摇篮一般慢慢摇晃，天赐和他的对手们同样感觉不到。一个来回之后天赐就开始领先。两个来回之后，天赐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两个身位。闪电已经到了几里外的水面上，叉形的，根须状的枝枝权权伸进运河里。易长安站起来，打算在天赐第三个来回结束时让他停下来，但他感觉天赐在第三个来回中速度慢下来，他突然心生欢喜，仿佛看到了希望。他看见第三个来回结束时，天赐看了他一眼，因为他站起来了：天赐也许在征求他的意见，停下来还是继续游。他对着他一挥手，继续！天赐转身开始第四个来回。天赐快到北岸时，易长安觉得他是在黑暗里涌动的墨汁里游泳；天赐每次从水里探出脑袋和上半身的时候，他觉得墨汁浸透了天赐，这个小他两岁的小兄弟宛如传说里的非洲人。
因为黑，不仅运河的水黑，满天满地都是黑的，易长安有点怕了；在天赐从北岸游往南岸做最后的冲刺时，他又站了起来，手表都忘了看。他希望天赐和两个伙伴立刻、马上、迅速、飞一般地游上岸。他下意识地原地跑动起来。然后，他看见天地突然亮了，像一把刀将黑暗豁开了一个耀眼的口子；他仰起头，叉状闪电从天上落下来，如同一棵无比巨大的树，其速度之快，当他的目光跟着它落到水面时，它已经分开了运河水；他看见叉状闪电照亮了天赐惊恐的脸——他不是黑人，也不是黄种人，而是一个肤色银白的人：那张脸上仿佛本身就是哈哈镜，五官已经变了形，眼睛像乒乓球一样圆，嘴巴像银白色碗口，牙齿和舌头镀了银，鼻子、额头和耳朵小得可怜。他听见天赐银白色的尖叫淹没在霹雳中。
易长安感到两腿间一热，尿了。
“当时你在干什么？”一轮一轮地问。
“我在撒尿。”易长安坚持他的说法，“我什么都没看见。我真的在撒尿。那泡尿把我憋坏了，我撒了很长时间。”
他说后面两个人叫起来时，他才看见天赐已经漂在水面上了，那会儿闪电早就过去了。然后下起了瓢泼大雨，雨点落进河里像密密麻麻粗大的银灰色长钉子。他跳进水里，和两个伙伴把天赐抬上了岸。
没有人怪罪易长安，他当时正在撒尿。尽管时候不太对，但谁能算好了时间才撒尿？他还和两个伙伴把天赐从水里救上来。救人的人永远是恩人，秦家感激他。至于撺掇比赛，谁都没有认真提及此事，天赐和两个伙伴也许都忘了。比赛有什么好说的呢？夏天的运河边，每天都有无数这样的比赛，四条街上长大的男女老少，谁没在下大雨的时候游过运河？再说，一头扎下水从来都是自己的事，没人在你身后推了一把。
然后，天赐吓傻了。然后，天赐开始伤人。然后，天赐开始伤自己。然后，天赐割破血管，杀了自己。
半夜里，易长安在济南的酒店里醒来，拉开窗帘向外看。没有监视，没有盯梢，没有正在展开的围捕。湿漉漉的马路上空无一人，雨丝还在路灯头底下缠绕，天边没起闪电。他打开窗户抽了一根烟。这些年，只有他自己知道当年撒了一泡什么样的尿。他怕过，所以决定从此以后不再怕。这些年他的确没再怕过，不管什么事。易长安回到床上，睁着眼躺下。这趟淮海务必得回。
第一次坐上直达故乡的火车，易长安现买了行头，把自己收拾得像个故乡的逆子：粗犷，朋克，不修边幅：脑袋上只剩下头顶中央一圈板寸；戴一副无镜片的黑圆形镜框；胡子嘴唇上没有，下巴上曲里拐弯一大团，乍一看以为从新疆来的；圆领套头衫，色彩就是图案，或者说，图案本身就是色彩；裤子像最便宜的居民楼，口袋一个挨着一个，裤脚踝在鞋底下；脚上的两只大头皮鞋目测的重量应该有十斤；脖子上的银链子倒是一直都有，粗壮的程度可以用来拴狗；从靠近裆部的口袋里伸出来一根线，到了脖子处才岔开，这是两个没接任何播放器的空耳机，就是个摆设，这样他可以听见任何突发的动静。这是最后一关。以他的反追捕和逃亡能力，到了故乡，除非他把自己送到你面前，没有人能找到他。
他还是大意了。这最后一夜如果一直醒着，他就知道天亮时被抓实属必然；他还提醒自己，别睡着别睡着，凌晨一点多还是睡着了。睡眠像个泥潭，他慢慢就滑进去，然后被淹没。他梦见了叉形闪电，梦见了三个影子包围了他，闪电亮起的一刹那，他看见他们都长着十九年前天赐的脸。
凌晨两点，火车停在一个小站，对面的下铺换了一个人；他们在昏暗的灯光里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对接。新上来的乘客头靠着窗户，在小桌子下面一直盯着可疑的前卫青年。四点多，火车停下了，习惯早起的乘客看了看窗外，荒郊野外。黎明正从潮湿的大地上升起来。
第一次坐这趟车的人嘟囔：火车坏了？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好多次坐过这趟车的乘客说：难道又坏了？对该趟车稍有了解的乘客说：果然又坏了！然后，易长安在喧嚣起来的抱怨声和桶装方便面的香味里突然醒来。他猛地坐了起来，一时竟不知身在何处。窗外是正在黎明中醒来的大野地，凭直觉他明白车停在了淮海市的地界上。他所在的小隔间里六张床，一个人坐在对面的窗前吃泡面，一个人托着下巴对窗外发呆，另外三个还在睡。他对面下铺的人睡觉时还蒙着脑袋。喇叭里响起播音员甜美的女声：
“各位旅客请注意，各位旅客请注意，我谨代表本次列车的列车长和全体乘务人员抱歉地通知您：因突发事件，列车暂停行驶，请大家耐心等待，继续休息，我们的列车很快就将继续前行。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遗憾，祝您旅途愉快，祝您旅途愉快。”
不管谁的突发事件，都得保持高度警惕，易长安下床准备穿鞋。脚在床底下拨拉半天，什么都没碰到，却一眼瞥见对面摆着一双适于野战的军用鞋，后背噌地起了一层冷汗。背包是没法要了；打开对面的车窗容易，但爬出去比较困难，冒着倒头栽地的危险也得十来秒；从卫生间的窗户爬出去时间倒是充裕，只要进去了把门插上，问题是车停了通常卫生间也会锁上，百分之五十的成功率是不是有点低？但转念又想，假如卫生间门锁上了，他可以打开另外一个车厢的某扇窗户爬出去，不过前提是，他要把动静压到最低。
易长安做了一个无声的深呼吸，拎起军用鞋就往卫生间跑。他用眼睛的余光看见，他跑起来的时候，对面的下铺掀起了被子；等他跑到卫生间门口，才听见车厢里响起了和自己一样的没穿鞋的跑步声。谢天谢地，一个女人刚从卫生间出来，头发凌乱，一手掩着嘴打哈欠。对不住了，他把那女人推到一边，迅速钻进卫生间，插上门。他打开窗户，一股混合着泥土、青草与河流清香的清冽的风吹进来，熟悉的、故乡的味道。易长安先把军用鞋扔出去，然后踩着不锈钢的盥洗台，把上半身伸到车外，背后响起砸门声。他抓住垫着肚子的窗户把自己往外送，肚子出去了，胯部出去了，在整个人坠下火车时双手抱住了脑袋。落地时他就地滚了一下，铁轨路基上尖利的小石子划破了他的手面和胳膊。那人踹开卫生间的门，扒到窗户前往外看时，易长安已经穿好了军用鞋。大小正合适，跑起来肯定很舒服。他对那人肥大的脸挥了挥手（从那张脸和浑圆的上半身，可以预测他有一个大肚子；由此断定，他得花上自己三倍的时间才可能从窗户里爬出来，如果他的肚子还不算大得离谱的话），在潮湿的野地上跑了起来。
三分钟后，背后响起了焦躁的汽车发动机声，接着车上拉响了警笛。一辆越野，隶属淮海市公安局。易长安看见警车冲着自己驶来，后面两只轮子把湿泥巴甩到了天上去，好像这辆车长了一只松鼠一样古怪的尾巴。或者这辆车本身就是一只古怪的动物，正一边跑一边斜上四十五度朝黎明的天空拉着拉不完的稀屎。他们把喇叭伸到车窗外，用淮海普通话喊：
“站住！再不站住就开枪了！”
转眼他们就到了自己身后。易长安停下来，呼哧呼哧地喘粗气，心想，老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是有道理的。他不愿意自己狼狈的逃跑之相被火车上的淮海人看见，他们一定都把浮肿的脸挤到了窗户前。
车上下来三个人。他们给他戴上手铐。火车上的那个人一蹦一跳地也跑来了，气喘得比易长安粗多了。易长安看了一眼胖子的脚，竟然穿了双白袜子，如果不是袜桩露出来一点白色，易长安还以为他穿了一双柔软贴脚的ECCO黑皮鞋。不是三个影子，是四个。易长安想，要是还能见到林惠惠姐弟俩，他得跟他们说，不是三个影子，是四个，咱们三个的梦都做错了。他抬了抬下巴对胖子说：
“麻烦你把我下巴上的胡子揭下来。”
“留着吧你！”胖子嘿嘿笑了一下，一口山东味儿，“妆要不化得这么好，我都不敢确定是你！”跟着踹了他一脚，“给我脱下来！这鞋是他妈你能穿的么！”
淮海市公安局的人说：“上了车再说吧。”说话的人是个头头，他让一个瘦高的年轻人去火车上，把易长安的背包取下来，还有鞋。“这破火车，还真帮上了大忙。”
车在野地里跑。易长安歪头问身边押解他的公安：“你们窃听了我父母的电话？”
“那叫工作需要。”
“你们怎么知道我会坐这趟火车回来？”
“要找你的那个杨杰，我们查到他人在淮海。估计你要回来。”
“昨晚你已经害得我一个兄弟白坐了一夜车。”胖子插了一嘴，“他要是我，当场就把你摁床上，还容你钻出窗户往下跳？能的你！”
“留点神，”淮海的公安头头说，“对面来了一辆车。”
宝马轿车，屁股后头也甩出一只大松鼠尾巴。车牌上是杨杰的号，这个号不是假的。果然，易长安看见开车的是杨杰，副驾座上坐的是初平阳。他们的脸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