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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因

周梅森君将他近三年所写的四部中篇小说结集印行,自谦为习作。这或许是他从事较有份量的文学创作的第一步,然而是坚实的一步。

弱水三千,人大抵只能取一瓢饮。人间如此广大,世态又如此纷纭,文学者何能将自己的视野遍于一切,但却必须有自己独异、明澈的广角镜。作者生于煤矿之乡,少年半工半读时,即入地层采掘,以至于成长。煤乡生活的熏陶浸润,使他得以熟知周遭各色人等和诸种世相,而又敏于感应,善于体察,勤于深思,所获渐丰,进入文学,也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这正是他的作品所显示的。本集中的两篇:《沉沦的土地》和《庄严的毁灭》,所写是早年的事情,非作者所亲历,而是他阅历人间,身经自己年代的动荡坎坷之后,探寻生活脉络,沉思历史底蕴的结果。历史的描绘,和他在生活中所感受,所呼吸,所沉浸者不可分。因此,其中人物的肺腑肝胆,各种社会力量的交错拚搏,才不是凭空的设想,而分明呈现着活生生的血和肉,为读者展示了过去所少见的煤乡真实的历史图画。读者可以从这大地的一角,见到生活的长河怎样怒涛汹涌,血泪滔滔而又气势浩浩地前行。这显示了作者的文学现实主义已非轻浅的功力。

将速写的材料拉成小说,或将短篇的材料拉成鸿文,现在已经时有所见了,据说这是文学家才华之所在。读者不敏,却也不敢苟同。周君不屑于为此,而是力求将获得的材料加以浓炼,这种艺术的志趣和追求,是可贵的,而且确也可以看出他有熔裁的本领。

生活的积累,历史的探求,在文学中自然都应铸入人物的雕塑。这雕塑又必须自然而传神,并力透其灵魂的深层次。梅森君显然为此而付出了辛勤。只准从各类人物在教科书上的定义出发,依据若干概念,以“净化”之法,剪贴出如人体标本一样的“人物”,是过去多年中文学的不幸。纸糊的角色只能使文学失去自己。本集中出现的许多人物,其社会意义和艺术成就固然不尽相同,并且也有明显的弱笔和败笔,然而却各有独特的音容笑貌和生活的涵义。这独特之处,又并非出自琐屑的个人欲望或偶然的外在表象,而是历史、生活之流所形成,所凝聚的。因而,这独特的人物在他同各种社会关系的纽结、颉颃、搏斗或协调中,就显示出生活的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矛盾和历史前进的步伐。作品中出现的各个剥削者和劳动者的面貌迥异,他们脉管中各自流动着本阶级色彩分明的血液,然而又有各自相异的生活逻辑和人生境界。即如对于煤矿工人的描写,作者就完全超越了那种空泛的“工人阶级力量大”和工人应具某几点特色的观念图解,而致力于探索早先破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成为窑工以后,怎样牢牢地被缚于原有的狭隘观念和落后习惯,并因此而一时不能成为自觉的、独立的社会力量;只有在血和火的严酷的锻炼和教训中,才能摆脱过去,有所成长,才能顶天立地。就在写解放后煤矿一段历史的《荒郊的凭吊》中,这种进程还在延续,并且仍很深刻。这是在别的作品中不常见,而却是颇能启迪于读者的。

通常所说文学对于历史的概括和对于生活的剖析,都出发并归结于人物的塑造,无此则一切难有依托。虽然近年来有种种议论,对此持轻忽或排斥态度,据说乃是一种时代的创新。其实这不过是不求甚解或者贪图省事者的主张,似为识者所不取。倘被目为陈腐,那末,且看实践的验证罢。

文学者的眼界和境界,或高山极目,或谷底窥天,往往很不栩同。一己的悲欢,身边的琐事,固然也可写入作品,倘能越出窄小的视角,也可能是有价值的艺术品;然而也常见囿于褊狭的境界而一时不能自拔的。初执笔的年轻的作者,有时不免如此。例如,狂热受骗,家庭横祸,插队艰辛,情场变故,升学就业之难,世态炎凉之叹,其中固然也有较为深厚的作品,但是不少却只是一己身世的申诉,境界不出自身的否泰顺逆,有时仿佛天下伤痛,萃于一身,悲哀之至,而民间疾苦,社会前途,民族命运,仿佛和自己不大相关,因而也无暇涉及了。这样,在文学上恐怕也难卓有所成。这集子中的作品则有别一样境界。作者放眼于万家忧乐,瞩目于生活行程,眼界既宽,心胸亦广,这就使作品有某种历史的深度,远非单纯的自我的抒发可比。作者似乎也不屑于以缠绵不休的卿卿我我之类,来装点自己的作品,以娱读者的目睛,邀取轻易的赞赏。在当今某些轻飘飘、软绵绵的作品之前,周君的小说自有其独具的风貌。

动人的花卉必饱含生命的液汁,坚实的文学必充盈人世的挚情。梅森君的作品所揭示,大多是人民的苦难,命运的艰辛,他们在贫困、愚昧中作殊死搏斗,以至于新生,而流动于笔端的,则是作者对于大地的深情。在《荒郊的凭吊》的最后,作者写道:

“我们矿工象煤一样,深沉,炽热,我们并不把显赫写在脸上。我们一辈子拚命流血,把最美好的几十年光阴埋在地下,我们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正因为有了我们的牺牲,人间才有热,有能,有光明。我们不象其它职业的人们,造一座桥,建一幢楼,让人们永远怀念。我们也许什么都不会留下,可后人照样会记住我们,缅怀我们,用煤的时代不结束,任何历史都将记下我们光荣而伟大的创造。”

这是矿乡之子的心声。大夜弥天之时,虎狼啸嗥之际,黑暗似乎将要吞噬一切,然而苦难深重、钢筋铁骨的劳动者永远是民族的脊梁,是他们在创造历史,生活必将在他们手中涤除层层血污,出现光华灿烂。一切顾影自怜,遁世伤怀者,一切以流俗为雅致,拿肉麻当有趣者,在时代激荡的风云之前,都将黯然失色了。文学似也如此。

生活严峻,历史教训严酷。作者似乎深感于此,因而他的笔触颇为冷峻。这样的笔,在穿刺生活的脓疮,鞭挞鬼魅的恶行,解剖生活的内层时,是颇为犀利的。然而冷峭过甚,则使人感到有失于阴冷的地方。作者自然也写出,无声处有动地惊雷,万家墨面时有地火运行,人间希望不灭,劳动者的斗争是热和力的源泉。然而在描写他们的不幸时,却往往悲悯过甚,似乎较少有对于生活中新生美好事物的敏锐感应和热情奔放的讴歌。文学自然不应涂以廉价的光明,但是必应有美好灵魂和理想的烛照。无理想即无文学。这美的境界是出于现实的,然而又是充满着希望与追求的,因而也才有鼓舞的力量。当然,这又必须渗透于对生活的描写,不能仅仅求助于文中作者的议论或抒情。

十年浩劫中盛行的假大空之类,当然必须摈除。但是近年来某些作品中,生活的理想之光有时却显得黯淡,事业的壮丽,人民的豪情,有时也日见其消融,甚至还出现了对于生活的种种冷嘲,而自诩为新时代的文学。这未必是文学之幸。创作的途径,人各有异,但是对于生活的真实的追求,其精神却应当是相近的。在这方面,读者将有望于周君。

一九八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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