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曹务成说：“财产保全人家已经提出来了。昨天，我的六个银行账号让牌楼区法院、钟楼区法院和广东一家县法院一起冻结了，肉联厂的那些陈年猪板油也让封了。”

马面很关心地问：“你这六个账号上一共还有多少资金？”曹务成马上问马好好：“马主任，这事你办的，你知道，还有多少资金呀？”

马好好说：“六个账号上资金还不少呢，一共1000多哩，也怪我晚了一步，没把中信银行最后920块提出来。”

曹务成直埋怨说：“你看，你看，晚一步就丢了半桌酒钱，真的是！——吃了不心疼，丢了太可惜嘛！”

马面笑道：“好，好，曹总，和你这样的聪明人打交道，有意思，很有意思，我相信我们这次的合作会非常成功。”

曹务成马上说：“不是这一次合作，而是要长期合作。我决定聘两位律师做我的常年法律顾问。这个联合公司破产之后，我准备再成立一家商务公司，注册资金800万，不搞国营了，搞中外合资。公司名字都起好了，叫‘DMT国际商务公司’，外方是俄罗斯的一个朋友，叫他汇点美元过来验一下资，再把美元拿走，公司还是我的。”

这么一来，曹务成和牛头马面两个大律师便成了患难中的莫逆之交。

曹务成也算够朋友，趁着几家法院还没把他的所有商品仓库的分布情况弄清楚，抢先一步，带着牛头马面到平川郊外一个贸易货栈一次提走10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两台投影机作为帮忙的个人好处费送给了牛头马面。

牛头马面嘴上说这种小黑白电视机和投影机早过时了，得当垃圾扔，可还是笑眯眯地叫了出租车运走了。

事情果然如牛头马面所料，六场曹务成做被告的官司，四场调解，两场败诉。早调解的，债主还拿到了黑白电视、韩国投影机和“独眼龙”收录机；晚一点调解的，只好去运胜利矿的石英石，拿70年代美国产的口香糖。

广东和上海两家胜诉的公司最惨，一家于胜诉之后，无可奈何地面对一堆国家明令禁止销售的劣质化肥。另一家面对的是平川肉联厂的陈年猪板油。劣质化肥在法院解封之后，即由工商质检部门前往销毁；陈年猪板油可以运走，但两年多的仓储费要由胜诉方支付，胜诉方一算账，连运费加仓储费已两倍于猪板油的进价了，只得放弃。结果，两家赢了官司的，都输了钱，各自拿着劣质化肥和猪板油的进货发票回去冲账了。

两场曹务成告人家的官司，在牛头马面的授意下，由曹务成主动撤诉，暂时不打了。原因是，就算打赢，要来的钱物也落不到曹务成手上，还是要让广东和上海的公司拿去抵债。

曹务成一撤诉，上海和广东两家公司急死了，也气死了，还不好和曹务成硬来，只好赔着笑脸，贴上差旅费一次次到平川来，请曹务成、马好好和牛头马面吃饭、喝酒，希望联合公司能继续把官司打下去。牛头马面和曹务成便一致地表示惋惜，怪他们当初不早一点接受调解，而对继续打官司毫不松口。

然而，曹务成那个新的中外合资“DMT国际商务公司”的成立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麻烦不是来自别处，却是来自曹务成的亲哥哥曹务平。

曹务平很偶然地在市外经委的一个情况通报材料上发现了这家申请成立的“DMT国际商务公司”，先还没留意，后来一看中方负责人竟是曹务成，马上火了，一个电话打到市工商局李局长办公室，问李局长：“曹务成的联合公司不是刚刚破产吗？怎么一下子又成立了一个中外合资公司？他哪来的钱？手续合法吗？”

李局长说：“曹市长，这事我知道，所有手续全合法，也很完整。俄罗斯方面已从圣彼德堡汇了60万美元过来验资，验资报告就在我手上，中方曹务成的资金也进了账，绝对没问题。”

曹务平说：“这个人的资信情况你知道吗？他八场官司一起打，坑了那么多人，你们还不接受教训吗？李局长，我和你说清楚，你别以为他是我弟弟，就网开一面，真出了事，市委、市政府要严厉追究你的责任！”

李局长说：“曹市长，你真弄错了。曹务成的八场官司，都是经济纠纷，都是合同违约之类的问题，就算坑了不少人，我们现在的法律也拿他没办法。至于不给他注册登记，就更没有道理了。”

曹务平说：“怎么没道理？国外对这种人就有制约办法。新加坡不就有破产者入贫籍的规定吗？凡入贫籍者，不但不能去办新公司，连超过标准的富裕生活都不准过，你听说过没有？”

李局长苦笑着说：“我听说过，可那是国外呀，咱中国目前的工商法上没有这一条呀，你说让我怎么办？”

曹务平说：“你把有关法律全找出来，再研究一下，要像曹务成和他的律师一样研究透，找出理由来，对他所办的一切公司都不予注册，至少不能在我们平川注册，连办事处之类的机构都不准他设！”

李局长说：“曹市长，你想想，我是代表国家执行工商法的权威机关，对法律还能研究不透么？实在是找不出理由呀！”

曹务平火了：“那好，你们真找不出理由，就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就说是我这个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说的，这家DMT国际商务公司不能注册。就算我走你工商局长一次后门了，好不好？我这么做是对大家负责，也是对我的亲弟弟曹务成负责，你心里要有数！”

于是，工商局李局长只好把不准DMT国际商务公司注册的原因如实告知曹务成和牛头、马面二位大律师。曹务成和二位大律师啥话不说，转身就走，四天之后，便将一份行政诉讼状递到了牌楼区法院，状告平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连带责任人曹务平。

在这份行政诉讼状上，诉方义正词严地写道：“我国已步入法制轨道，国家的法制建设日益完善。但是，总有一些国家行政单位和部门屈从上级长官意志，有法不遵，肆意践踏国家神圣的法律。平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其连带责任人曹务平先生，粗暴阻止我DMT国际商务公司的正常注册登记即为最严重的一例。”因此，诉方在诉状的结尾提出，“有鉴于此，诉方要求法庭责令平川市工商局及其连责任人曹务平遵守我国工商法，按照工商法之规定，依法给我DMT国际商务公司进行登记注册，并赔偿经济及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45621.6元整（亦可以美元支付，其折换价为判决生效之日中国银行公布之美元兑付中间价）。”

曹务平后来发狠，在母亲刘凤珠和父亲曹心立面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只要有可能，他一定要把自己亲弟弟曹务成送到平川大牢里去好好休息几年。曹心立听后，一般情况下都不做声，有时，也骂曹务成两句，刘凤珠却吓得要死，一边央求小儿子不要再告，一边要大儿子别和自己弟弟计较。这个母亲在尽一切可能进行调解。

两个儿子不接受调解，全不买母亲的账。

小儿子说：“妈，我这是忍无可忍，你家曹市长要把我往死路上逼，连个饭碗都不给我了，我不告下去行么？他平川不受理，我告到省里去；省里不受理，我告到中央，告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我有最好的律师。”

大儿子说：“让他去告好了，我最多输掉这场官司。可你家那个宝贝儿子还想不想在平川呆下去？我还就不信我日后收拾不了你家这个小无赖！”

做母亲的刘凤珠气死了，骂过小儿子，又骂大儿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你们还认不认我这个妈了？开口闭口‘你家’、‘你家’。你们都只有一个家，都只有一个妈！”

小儿子说：“妈，看在您老的份上，要我不告你家曹市长也行，但有个条件，他马上给我的公司注册，再给我赔礼道歉，精神损失赔偿费我也就不提了。”

大儿子说：“休想！我宁愿公开输掉这场官司，也不给你家这个小无赖注册新的骗人公司，更不会去道歉！妈，你看看我们胜利煤矿的工人同志们过的什么日子，再看看你家小无赖过的什么日子，也就能理解我的心情了！”

每到这时候，曹心立总会叹着气说：“老太婆，我看你就别管他们的事了。你管不了，我也管不了。他们不是当年的小孩子了，不会为了你的眼泪就在各自的立场上让步的。尤其是务平。你别说我又偏袒他，官官相护。他多难呀，当着常务副市长，还兼着市委副书记，管着全市那么一大摊子工作，市里那么多不景气的厂矿都要他过问，这个不争气的混账东西竟还要告他，也是太不像话了！我看呀，务成这坏小子真到大牢里去休息几年，让务平安心工作也真不是坏事哩。”

刘凤珠实在没有办法，嗣后也就不大去管两个儿子的事了。……这时，曹务平手中的事情真是多极了。八县市的1100里市县公路已在吴明雄的主持下上了马，虽说市委、市政府有专门的班子负责，可作为常务副市长，要曹务平一天到晚参与协调处理的事并不少。市里的总体经济走出了低谷，但开不上工资的厂矿仍有不少。像胜利煤矿，虽说不吃大食堂了，可仍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工资发60%，有时发80%，几乎从来没发过全工资。

胜利煤矿这个老大难单位，是曹务平代表市委、市政府亲自蹲点抓的。和弟弟曹务成的官司即将开打时，曹务平正在酝酿一个大胆的计划——把整个衰败的胜利矿由平川市划给民郊县，全矿一体实施联采，让河西村庄群义的万山集团名正言顺地和矿方携手，以乡镇企业的办法管理经营整个煤矿，以期走出绝境。

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这个改革方案时，曹务平胸有成竹地说：“这一步已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晚走不如早走，被迫走不如主动走。河西村万山集团和胜利矿三年多的联采试点证明，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不但用不着吃财政补贴，矿产资源税还可以收上来，联采队的工人也可以拿到全额工资奖金，是于国、于民、于企业都有好处的事情。估计不应该有太大的阻力。修环城路时，我到胜利矿的施工队调查过，吃大锅饭和不吃大锅饭就是不一样。当把施工队500人的铁饭碗端掉，安全按农民包工队伍一样管理时，这支队伍表现出的素质是全路最优秀的！他们的拼命精神让现场总指挥严长琪同志感动得落了泪。”

根据曹务平的方案，胜利煤矿从1996年1月起，全部固定资产和8500名职工划归民郊县，由民郊县委、县政府具体负责组织该矿和万山集团的全面联合。离退休人员由民郊县负责，切实保障他们的生活，真正做到老有所养。其他的在职人员，保留全民身份不变，保留档案工资，离退休时照常享受国家规定的全民待遇，但在在职工作期间，一律实行真正的合同制。

曹务平把试点方案一介绍完，市长束华如就第一个表态说：“这个方案比较圆满，看得出，务平同志为此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很符合胜利煤矿的实际。但我要提醒一点，那就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胜利矿怎么说也还是个县团级单位，我们不能忘了这一点。为了顺利实施务平同志的改革方案，我意可考虑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一、让胜利矿现矿长兼党委书记肖跃进兼民郊县委副书记，万山集团董事长庄群义兼县政协副主席或县人大副主任。这表明市委、市政府对胜利矿的行政级别不予降格。在这种前提下走这深化改革的一步，可能会减少一些阻力，至少是干部的阻力。”

吴明雄没急于表态，而是问曹务平：“你了解过没有？胜利矿的最大开采期还有多少年？在无煤可采的时候又怎么办？如果储量还很大，还能有较长的开采期，会不会造成国有资源的流失？”

曹务平说：“根据现存的地质资料看，按现在的开采速度，胜利矿所属煤田，最多还可开采七到十年，而且大都是深部薄煤层，不存在什么国有资源的流失问题。而有这七到十年的转轨时间，再加上和乡镇企业的全面合作，胜利矿劳动力从地下向地上的转移是可以完成的。”

吴明雄仍是犹豫，又提议说：“我看是不是这样：在本次常委会上先不要急于定，把改革试点方案再拿到市人大、市政协多听听意见好不好呢？胜利矿的事大家都比较了解，集思广益总没坏处嘛！”

曹务平有些不满了，说：“吴书记，我这可都是根据您和束市长的意思作了深入调查后拿出的意见呀！改革的阵痛有时不可避免，我也想了，可能会有人叫一阵子。但是，我们既然要胜利矿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就得使自己的神经坚强一点。”

吴明雄笑道：“好你个曹务平，倒怪我神经不坚强了！束市长提出的问题，你认真想过没有？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的消极影响确是不可低估嘛！把一个县团级煤矿划给县里，实施和乡镇企业的联合，这在全国都没有过，是大胆而富有想像力的，这种尝试的精神和大的路子是对的。但是，这毕竟触及了胜利煤矿干部群众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原有的体制。体制是个大问题，不能等同于水利上的以资代劳和修环城路时的市民捐款。出点钱，捐点款，就算他不情愿，也不过骂两句娘。而涉及到体制的根本性改革，搞不好他会和你拼命哩。”

曹务平不禁有些困惑，盯着吴明雄问：“吴书记，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胜利矿的改革试点就不搞了？”

吴明雄摇摇头说：“务平，我是建议多听听大家的意见，把我们的方案尽可能搞得圆满一些，不是说不搞。不改革，像胜利矿这种单位是没有出路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只是，我们千万要记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搞任何改革，都不能以牺牲稳定为代价，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不流血的革命，演变成流血的动乱。”

这时，肖道清说话了。谁也没想到，这两年除了自己分管的计划生育和工青妇范围，对啥事都不表态的肖道清，这一次对曹务平的改革方案竟持毫无保留的支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