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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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人回到金河宾馆三号楼，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
张春山一走进会议室，马上说，“去告诉两个服务员小姑娘，以后不要再进这个楼了。再对她们说，让她们在咱们那辆面包车旁边立个警示牌，写上：此车危险，请勿靠近触摸。”
丁美玲用一次性水杯给张春山倒了一杯开水说，“请喝口水吧。以后我能叫你伯伯吗？我真的很希望有你这样一个伯伯。”
张春山笑道，“你叫我一声伯伯，我不是很满意。难道你不想叫我一声爸爸吗？”
丁美玲羞红了脸，吃惊地看着张春山。在一旁的吴东更是惊个目瞪口呆。
张春山把自己的口罩取下来，说，“你们也把这口罩取下来吧。从今天起，我们的危险级别一样了。知子莫若父。最近，我仔细研究了我儿子的有关表现，我得出的结论是：我这个儿子恋爱了。这几天，我又看了你的表现，我彻底弄明白了。开始，我还有点担心，担心你自我意识太强，缺少保国的妻子所应具备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看到你这两天的表现，这个担心不存在了。我的儿子挺有眼力，也挺有福气的。你要是觉得叫爸爸太早，可以叫我伯伯。我只想早一点儿确认我的判断是否正确。”
吴东看丁美玲还像只呆雁一样站着，推了丁美玲一把，“美玲，还不快叫爸爸？”
丁美玲抿抿嘴唇，朝张春山走了两步，大大方方地叫一声，“爸爸。”
吴东挠着头说，“院士水平就是院士水平。我跟美玲搭档一年半了，一点儿蛛丝马迹都没有看出来。”
张春山开玩笑说，“你忘了我是研究病毒的。蛛丝马迹虽小，直径总有几十、几百微米吧？病毒的直径可是用纳米来计的！你当然看不见了。可惜我现在只是一个百无一用的老头了。什么法子我都用了，竟然没让钱东风清醒过来。”
丁美玲劝道，“爸爸，你已经尽力了。爸爸，能不能让省第一人民医院的SARS病人转到别的医院接受治疗呢？譬如转到市传染病医院，转到市第一人民医院？至少，这两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有足够用的专用隔离服。网上说，加拿大等地的SARS病人死亡率已超过了百分之十。”
张春山叹了一口气，“这当然是上上之策。可是，我们没有能力做出这种决定。”
胡剑峰进来了，“我让她们在路口立了个牌子，写上了：此楼危险，请勿靠近。爸，该给厅里汇报了，再晚，怕找不到领导。你说，怎么说？”
张春山不假思索地说，“你直接打电话给黄厅长。你告诉他，平阳的疫情已经快失控了，不，应该说在有些地方已经失控了，不能再把SARS叫成急性春季呼吸道传染病了。如果现在不采取断然措施，用不了半个月，局面将不可收拾。你直接告诉他，鉴于省第一人民医院已整体被污染，应该把这家医院隔离起来。你再告诉他，省第一人民医院的SARS病人已有近七十名，必须考虑把这些病人转至其它没被污染的大医院。另外，鉴于疫情已经开始失控，建议以省卫生厅的名义通知各地、市、县卫生部门，让他们做好防大疫的准备工作。”
胡剑峰悲观地说，“怕是只能尽尽心而已。我相信政治上十分成熟的黄厅长不是不知道平阳疫情的严重性，他恐怕有难言之隐。北京的形势一派大好，你能指望黄厅长拿出什么断然有力的措施？有人说，黄厅长能在厅长的位置上一坐十年，最主要的经验是：不管遇到什么难题，先把它放凉了再去找解决之道。如今他已经五十九岁了……”
张春山大声打断女婿的话，“你别给我讲这些保官经了。尽尽心就尽尽心吧。何况，这也是我们疾控中心的职责。”
丁美玲有些担心，说，“我看还是以疾控中心的名义，正式写个文报上去吧。你只打个电话，谁知道你已经在第一时间提出了正确的建议？日后出了大问题，他们要是不认账，你们怎么办？还是留个白纸黑字吧。”
张春山苦笑一下，“也好。真是让人失望！剑峰，你先给钱东风打个电话！让他趁新入院的二、三十个病人还没烧迷糊之前，对这些病人做一次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能做多细，就做多细吧。看来，我真该在几天前给党中央、国务院写封信。我这个院士写的信，也许能够畅通无阻地送到中央领导人手中吧？”
胡剑峰出去了。
吴东说，“难说。上个月，《南方周末》的一群记者给即将卸任的朱镕基总理写的信，是用公开信的方式发出的。你老不是报社的社长、总编，你恐怕连公开信都发不出去。”
张春山说，“那也不能呆在这里无所作为吧？你们俩上网看看，看看国际上寻找病毒工作有没有新进展，重点看看香港那边的情况。香港才是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城市。我们的国际化程度，也还是初级阶段呀！寻找SARS的元凶，必须依靠国际社会多方合作。我呢，看看电视，看看大形势有没有什么变化。现在，你们这两只自由的鸟儿，也进了这只笼子，你们就再委屈几天吧。”
丁美玲和吴东走到会议室的另一端，把两台电脑都打开了。张春山站起来伸个懒腰，一只手捶着后背，一只手拿着遥控器，把电视打开了。
画面上先掠过一个个经常出镜的平阳企业界的各路精英和男、女记者，镜头一闪，出现了王长河和三个外国人，其中一个戴着口罩的外国人高高地把手举起，从画面里跳了出来。
王长河笑着把手指向这个外国人，朗声说，“最后一个问题，让这位外国朋友提吧。咱平阳不常搞这种现场直播，超了一点儿时，请史蒂夫先生、邓肯先生、弗兰克林先生原谅。也请在座的企业界朋友和新闻界的朋友原谅。”说罢，朝台上三位外国人点头致歉，又向台下的人点头致歉。
翻译用英文翻出了这段话，挨着王长河坐的弗兰克林笑着说，“没有关系。事先我没有想到平阳有这么好的软投资环境。通过这次现场直播的对话活动，我对投资平阳的信心有很大提高。此前，我还担心平阳的资讯传递比中国沿海大城市落后，会在今后在物流和资金流上给我们公司带来不利的影响。现在看，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翻译把这段话译成中文，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戴口罩的外国人站了起来，“我是美国独立记者迈克尔·戴卫。从三月中旬到四月初，我一直在中国的北京采访。一周前，我来到了你们古老而美丽的平阳。在这座已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古城，我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历史这个词的重量。即便是看一处残垣断壁，我都感到十分踏实，因为它告诉我的，是一种完全没有修饰过的真实。因此，我希望市长先生，也能像秦砖汉瓦一样，能给我提的问题回复一个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答案。”
王长河没想到这个外国人的中国话说得如此流利，没等翻译把这段话翻译成英文，抢先说道，“迈克尔先生，你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我很愿意坦诚地回答你提出的、我所了解的任何问题。”
迈克尔·戴卫发问了，“市长先生，SARS疫情是目前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现在，国际媒体都在纷纷质疑北京的疫情。我在北京期间，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走进一家医院进行实地采访。一周前，我在北京的一个中国朋友告诉我说：北京的SARS真相你是看不到的。据可靠消息，H省的平阳市已经出现了SARS疫情，你可以去那里看看。于是我就来到了平阳。很遗憾，我去了几家平阳的医院，那里的医生都不接受我的采访。同时，我在街上看到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不少市民告诉我，平阳确实出现了很多SARS病人。他们说他们只知道得了这种病必死无疑，因为得不到正确的信息，他们只好听信很多传言，付出更多的钱买中药来喝。这些情况，市长先生你知道吗？我希望你能告诉你的市民，这个城市到底有没有SRAS病人？如果有，有多少个？他们是在哪里接受治疗的？为了防止疫情扩散，你们市政府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市长先生，恕我直言，我看见你的市民有很多人已经生活在恐慌之中。”
王长河拿起矿泉水瓶子，仰脖喝下大半瓶水，脸上堆出外交官的微笑，答道，“十分感谢你对平阳市民的关心。SARS疫情只是目前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焦点问题中的焦点，还是伊拉克战争。萨达姆失踪了，并不意味着伊拉克问题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戴卫先生，你说是吧？”
迈克尔·戴卫固执地说，“市长先生，我只想问你平阳市的SARS疫情。尽管我戴了口罩，我还是能闻到这里的空气里弥漫的消毒水味道，这种味道和这座城市很多家医院弥漫的味道一样。如果这个大厅是安全的，我认为用不着进行过氧乙酸消毒。如果这里不安全，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像我一样，戴上一只口罩？”
会场的气氛有点儿紧张了。
吴东一吐舌头，“这个问题有点儿考人。”
丁美玲轻声说，“你别说话，听他怎么说。”
王长河笑了起来，“不戴口罩，是因为我们认为这座城市是安全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谣言止于智者。中国还有个传了几千年的著名故事，我想讲给你听听。有个母亲，他的儿子曾参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母亲一直认为，她的儿子一向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市民。一天上午，有人告诉这位母亲说：你的儿子曾参杀了人。母亲听了只是笑笑。中午，又有一个人跑来告诉这位母亲：你家曾参确实杀人了，有人亲眼看见了。母亲有些将信将疑了。傍晚，又有一个人跑来告诉这位母亲：你家儿子曾参杀的是个小寡妇，用的凶器是杀猪刀，把女人的肠子都捅出来了。母亲连夜赶往儿子生活的城市。结果是，曾参连随地吐痰、开车闯红灯这些小错都没犯过，刚刚被市政府评为优秀市民。故事讲完了，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平阳市无一例SARS病人。这个城市这些天在流行一种急性春季呼吸道传染病。这个病的有些症状与我们广东和北京出现的非典的症状有些相似。我不是学医的，可我也知道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是完全不一样的……”
张春山黑着脸把电视机关了，“真是难以置信。”说完，坐在一把靠椅上闭目养神。
丁美玲和吴东继续上网查资料。查来查去，还是那么一点儿老的不能再老的旧消息。吴东说，“这里的网，不知加了几道防护墙。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丁美玲感到百无聊赖，就打开了自己的电子信箱。打开在央视四套工作的同学发来的急件，屏幕上赫然出现这样的一段文字：
告诉你一个爆炸性新闻。解放军三一医院离休主任医生蒋彦永四月八日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苏珊·杰克斯的专访，这个专访已于四月八日晚登录《时代》周刊网站，专访的名字叫《北京的SARS袭击》。据蒋大夫提供的数字，仅三一、三二和三九三家军队医院，几天前收治的SARS病人（我们叫非典病人）已经超过一百四十例。三一医院是否有蒋彦永这个人，我还没查出来。据另外渠道得到的消息，北京的地坛、佑安两大传染病医院，已经收满了非典病人，故，北京的各大医院已接到通知，以后各医院对非典病人要就地消化。你问北京民情如何，我以刚刚收到的一条短信息告诉你，基本情况如此。短信息云：北京春光，千里病风，万里菌飘。望长城内外，人心慌慌，京城上下，鸡飞狗跳。服板蓝，饮中药，欲与非典试比高。看今朝，口罩手套，分外紧俏。据可靠消息，蒋大夫四日写过一封信，通过电子邮件发至凤凰卫视和我们四套节目。有哥们儿已下载此信，我找到后转你一阅。你说你已有与非典病人面对面的经历，既让我羡慕，又让我替你担心。据看过蒋大夫信的哥们儿说，蒋大夫在信中说过这样的话：希望你们也能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负责，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场和SARS斗争的行列中来。至少，你已经参加了战斗，虽然还没看到你的战果，但已让我眼馋。然而此病传染性极强，我又怕你遭受出师未捷什么什么的厄运……此事重大，望你阅后洗掉。虽说文革时期我们还没降临到这个世界，但也不能忘了鲁迅先生的话：翻遍中国史书，每一页上写的都只有两个字：吃人。我还想好好活着，好好地、美美地看看这个花花世界呢！气氛真的压抑，狂郁闷啊狂郁闷！
丁美玲紧张地注视着显示屏，又打开了一个邮件。一行行文字跳了出来：
丁美人儿啊丁美人儿，为什么不回个信儿？难道你已经挂彩了？手机也不开，给我无限联想。该不会在跟你那个市长老帅哥幽会吧？如果他这种时候还想着跟你幽会，劝你早点跟他拜拜。他是个冷漠而残酷之人，根本不用求证。再告诉你一点新情况：WHO公开批评了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北京很可能被重新划为疫区。另外，前几天死的那个外国人的秘书已染上SARS住进协和医院。你千万要当心啊！蒋大夫的信已找到，另外发你。再叮嘱你一句：看完洗掉。现如今我名花无主，让我享受过已婚待遇的男人，不会有一个到监狱为我送饭。多想早一天脱离京漂大军的行列呀！
丁美玲毫不犹豫地打开了打印机。
张春山仔细看看这几篇东西，像一个入定老僧一样，一言不发地盯着一个地方呆坐。
吴东说，“可能是谣言。你想想，天子脚下，谁敢隐瞒这天大的真相？这个蒋大夫，估计是什么国外记者杜撰出来的。”
“胡说八道！”张春山狠狠地瞪了吴东一眼，“好一个蒋大胆！写这种信，符合蒋彦永的一贯做人原则。”
丁美玲问，“你认识他？”
张春山回忆道，“十多年前，在美国一次会上跟他有一面之交。我听过他的不少故事。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性格特点，是他的不畏权、不畏上。三一医院有个少将副院长想评个博士生导师职称，蒋大夫是评审组成员。评审组讨论时，副院长也到场听。这种违规的情况，各界都有。蒋彦永当着副院长的面说：你做了副院长后，一直搞行政，业务放弃多年了，你没有资格再评博士生导师了。官衔、军衔、学衔，你不能都要吧？后来，我就记住了这个人……终于有人站出来说真话了……你们还年轻，不知道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在这样的气氛里，讲出这番话有多难！不管他这封信、这些话能起到多少直接作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永远记住蒋彦永这个在这种时候讲真话的医生。我不如他，真的不如他呀……”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我没有他的胆识，我没有他的勇敢，我没有他为了维护生命的尊严可以付出自己一切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我……”
丁美玲扯出几张餐巾纸递过去，轻声细气地安慰道，“爸爸，你不要自责了，你不知道你做得有多出色……”眼泪顺着脸颊也流了下来。
胡剑峰拿着写好的东西过来，看见眼前的场面，呆住了。
张春山继续说，“你不要安慰我！我是一个病毒学专家，我是一个靠所谓在病毒学方面有贡献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对于SARS的敏感，我总比他这个外科医生强吧？他只是到了几家医院做了一些收治SARS病人情况的调查。我呢？我早就意识到了SARS的巨大危险，我一周前就见了平阳的第一例SARS病人，今天又见了六十多个SARS病人，我已经见了近一百个SARS病人了，可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一直在等待，一直在观望……我想了很多，我甚至想上书党中央、国务院，可我这些想法又有多少付诸了行动？这种时候，中国不需要躲在自己的安乐窝里看着电视瞅着英特网、指指点点的先知，而是需要蒋彦永这样伟大的行动者！”
几个人劝说了半天，张春山才渐渐平静了下来。
窗外，响起万富林的声音，“丁美玲、张教授、胡主任，你们出来让我们看一眼呀！”
几个人戴上口罩，走到小楼门口站下了。
万富林挠着头，用腿踢踢拴着隔离绳的木牌，“乖乖，恐怖升级了。你们晚上想吃点儿什么，给我说，我一定满足。”
胡剑峰说，“万大老板，已经够麻烦你们了。看了那么多病人，心里堵得慌，炒两个素菜，煮一盆手擀面就行了。”
万富林转过身去，“小董，你去安排吧。再加一条清蒸鲩鱼，一斤白灼活虾。别清淡得一点儿营养都不讲了。”
张保国问，“爸，情况怎么样？”
张春山回头对女婿说，“剑峰，把你刚写的东西消消毒，让保国直接交给黄厅长。”
两个女服务员戴着胶皮手套，拿着两页纸，往上面喷消毒液。
万富林叫道，“小姑娘，小姑娘，别喷到盖章的地方。”
丁美玲回到会议室，把打印出来的东西拿出来，递给服务小姐说，“把这个也消消毒，给张市长看看。”
张保国把两份东西匆匆浏览一遍，说，“爸，你认为可信度高吗？”
张春山瞥儿子一眼，“什么意思？”
张保国说，“我说的是北京的情况。”
张春山说，“你看看平阳的情况，自己判断不出来吗？”
张保国把两份东西叠在一起，“美玲，我可以拿走吗？”
丁美玲低头想了想，猛地把头朝后一甩，“万一出了问题，我就说是我编造的。怎么样我也不能言而无信、出卖朋友。我记得修改过的《刑法》已经删去了反革命罪。”
万富林从张保国手里拿过东西，展开看了几眼，忙又分开叠上说，“可是，《刑法》上有扰乱社会秩序罪。保国，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可以过目不忘。”又把下载的东西展开看看，“没问题了，我基本上能背下来了。情势汹汹，还是不要留下这白纸黑字吧。美玲，你把这份东西烧掉吧。”
“拿来！”张保国一把抢夺过来说，“我不会把它印成传单，到处散发。真是的，草木皆兵了！我估计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恐怕是信息阻断。否则，不可能是现在这种局面。”
张春山说，“要真是这样，疏通一下上通下达的信息渠道，就可以扭转大局。怕只怕真相只在信息孤岛上才能看见。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只有那些涉及重大国家机密的公共信息，经过法律程序获得豁免，才可以不向社会公开。我真的不明白，SARS疫情为什么需要保密。它已经不是中国独有的地方病了。你听听王长河是怎么说的？平阳无一例SARS病人。”
张保国说，“爸，我去找他谈谈。”
张春山说，“一个市长，在电视上公开说谎，隐瞒危及全市民众生命安全的重大疫情，起码也该引咎辞职。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另外，你告诉王市长，如不尽快解决不交押金就不收治病人的问题，疫情一旦在收入很低的人群中爆发，后果不堪设想。你们能不能与省卫生厅商量一个办法，把SARS病人集中收治到指定的几家医院。像北京目前采取的就地消化办法，不符合处理传染病的基本原则。平阳的医疗水平远不及北京，绝大多数中小医院，根本不具备收治非典病人的基本条件，如果用行政命令要求他们收治了SARS病人，就是制造一个又一个传染源。必须马上封掉省第一人民医院，把那里的病人转到市传染病医院。”
见张保国和万富林要走，胡剑峰下意识地向前追了两步，又退回去喊道，“哥，你要想办法，先把朱全中转到传染病医院。他的情况相当危险。”
张保国和万富林走了。四个人站在小楼外，一直看到他们两人从视野里消失。
张春山说，“给全中打个手机，看看他还能不能接电话。我要告诉他，他并不是孤军奋战。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这无物之阵总有一天会被破掉。不能让他在绝望中挣扎。”
26
晚上十点半钟，王长河迈着微醺的步子，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他用朦胧的醉眼，瞧瞧在这里已等候多时的两个下属说，“忘了哪个混账说老外喝白酒不灵，这情报错到家了。这三个老外，五粮液、剑南春，都能灌个七、八两。有两个还说不喜欢茅台那酱香型味道。”又朝椅子上一塌，“亏得我胃出血后学会了出酒，否则，最先倒下的肯定是我。”
万富林凑上去说，“长河同志，我去给你搞点儿醋醒醒酒吧。摆平三个大公司，真不容易。”
“醒什么酒？”王长河挥挥手，得意地说，“谁说外国人不讲感情？扯淡！这一套组合拳一打，全搞定了。外国人也是人。是人，他的心都是肉长的。他们都向我发出了邀请，让我秋天去他们总部看看。我看，再这么走动个两回，近一个亿美元的投资，就投到咱这儿了。”
张保国忍不住说了一句，“可是，你这个市长，欺骗了你的市民。我不知道他们过了今天会怎么看他们的市长。”
王长河揉揉眼睛，盯住张保国看看，哈哈大笑起来，“总有一天，他们会理解我的。我不就是说了一句平阳没有一例SARS病人吗？SARS病人中国都没有嘛。我们只有非典。所以，也不能说我骗人吧？孙子云：兵者，诡道也。”
张保国又说，“有多少老百姓知道你走的是诡道？他们只知道市长说平阳非常安全，不但没有SARS，连非典都没有，有的只是上呼吸道感染。市长，你看看这两样东西吧。”把两份材料朝王长河面前一放，“今天又收治了二十个，这还是咱们自家医院统计的数字。小医院也治这种病人了。”
王长河边看边说，“百密一疏，竟让一个美国的独立记者溜进了会场，问这个问那个的。都说以为他是哪个老总的小跟班。这小子是有备而来，又有内线接应，还受过高人指点，一出手就捅到我腰眼上了，疼得我直咬牙，恨得我只想一口活吞了他。头也磕了，揖也作了，总不能毁在这一哆嗦上吧。”
张保国痛心地说，“你完全可以用外交辞令对付他呀！市长，恕我直言，到现在为止，在你的思想上，根本没有把非典重视起来。”
王长河把材料朝桌上一放，“我现在开始重视不行吗？当时，我是把话说大了，说绝对了。外交场合，哪有绝对的大实话？明天早上把这三个财神爷一送上飞机，咱们不就可以认认真真抗非典了。”
张保国说，“你说话的时候，现场直播并没有中断……”
王长河来了气，大声说，“你究竟想干什么？你说。”
张保国说，“我建议马上开个常委会，让在家的常委知道疫情的严重性。然后，我们直接向张书记和郭省长报告情况。他们没回来，我们应该亲自给他们打电话。”
王长河问，“再然后呢？”
张保国说，“市长，马上就有人要病死了。省第一人民医院危在旦夕，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你是这座城市的市长，市长是城市之父。”
王长河问，“怎么个救法？”
张保国说，“我们市里的两家医院准备得比较充分，先把那里的病人转到我们医院里来。”
王长河端起茶杯又放下，“书记、省长不在，家里总有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副省长，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向他们汇报？”
张保国语塞了，顿了一会儿，说，“我打电话简单汇报了疫情……”
王长河眼睛直直盯住他，“他们怎么说？”
张保国说，“他们说，北京那么大个城市，闹了一个多月的非典，卫生部领导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北京目前只有二十二个病人。他们说，北京这么少，平阳一下子出现这么多，会不会弄错了？他们还说，应该先弄清楚我们到底有多少非典病人，然后才能采取下一步措施。坦白地说，现在在家的省领导，像你一样，对疫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有些轻慢。”
王长河冷笑起来，“要是裕智同志和怀东同志听了你我的汇报，也认为这事不太重要呢？我们是不是要直接上报中央，是不是要学这个蒋彦永，把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你我是不是应该利用手中的权力，搞一个新闻发布会，把什么《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时报》、《泰晤士报》、世界三大通讯社、CNN、FOX、BBC的记者都请来，告诉他们，中国的平阳市，已经有一百多个SARS病人了？你说。”
张保国痛苦地闭上眼睛，“我不想抬杠。”
王长河站起来又坐下，脸露愠色，“我早说过，这上网的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俊是丑都搞不清楚，这网上的东西谁信谁倒霉。三一医院是咱们解放军的总医院，是中央首长的保健医院，那里面的医生能写这种信？他敢随便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编这条谣言的人，连中国的基本国情都不懂。这专访都上网两天了，为啥我们对外公布的数字，北京还是只有二十二例？还不是为了辟谣嘛。咱们的电视台你不信，咱们的内阁部长说的话你不信，你偏偏信这网上的谣言。保国，能有多大的事？横竖不过八个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个小小的SARS，能毁了咱这中华民族？”
张保国情急之下拍了一下桌子，“王市长！平阳市已经有一百多个非典病人，这是铁的事实，可你下午刚刚在电视上说，平阳一个这样的病人都没有……”
王长河把身子朝后仰仰，盯住张保国看了又看，用手指神经质地敲了一会儿桌面，头一点一点地说，“好哇，真好，敢跟我拍桌子了。”
张保国讪讪地搓搓手，后退两小步，“对不起，对不起。”
万富林急忙上前端起茶杯，递给王长河，打圆场说，“长河同志，保国同志怎么敢跟你拍桌子。他说话爱带个手势，怕是想用手势增添一些感染力吧。他没注意到自己离桌子……”
王长河呷口茶水，双唇一送气，把两片茶叶吐飞了出去，干笑一声，“你说是惯性，就算是惯性吧。已经是正厅级常务副市长了，应该练练拍桌子骂娘，长点脾气了。没点脾气，也做不了大人物。保国，可喜可贺呀！”
张保国低着头负疚地说，“请你原谅！”
王长河长吁一口气，“我撒了弥天大谎，该挨骂。古人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为啥撒谎？我他妈的是个二球嘛。这要是搞全民公决，看来一家伙就能把我这个市长给公决掉了。我知道水能覆舟。可是，我不后悔说这个谎。这么大个国家，治起来不讲个规矩，做事不知道个纲举目张，遇个难张皇失措，能治好才怪呢！朝中没出什么大奸臣，都是一些巴望着国家好的忠臣。你是忠臣，我也是。我们只是地处偏远江湖而已。省疾控中心写给省卫生厅的这个报告，是人家那个系统内部上传下达的公文，轻重好坏，我和你都不好置评。省第一人民医院就是变成了一张产生SARS病毒的大温床，我们目前也没办法。我们插手人家的事情，行吗？这个医院再传染成千上万人，人家的主管部门不让它关门，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垒个高墙？在咱们家的地界上垒个高墙把它圈起来？规则还是要讲的。至于你说的那个转移病人的方案，我坚决不同意。你不是说平阳的疫情快失控了吗？还是各人守各人的阵地吧。你这个常务副市长专职抓抗非典，能说市委市政府不重视这件事？目前，我们只有一家医院的一个护士染上了非典，能说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没做好？这不是发扬风格的事儿。这种病，十万、二十万块钱还没治利索的，大有人在。你说省第一人民医院的病人，有多少人能出得起这笔钱？治一半，他没钱了，怎么办？总不能把他抬到大街上不管吧？肯定得管。我们可以命令我们的医院先治病后收钱，可收不上来呢？拖垮了医院怎么办？最后还得你这个主管财政的副市长准备成箱成箱的钞票擦这个屁股。好了，明天我还要起早去机场送三个财神爷到广州。上午要去上邑看蔬菜基地，下午要去锦绣中华小区调解地皮纠纷。你呀，带领咱自己的人马，守住咱自己的阵地，是正事。好的建议，当然也可以提，采纳不采纳，是上级的事。做副市长的，可以练练副总理的目光，但千万不要忘了自己只是副市长。”
张保国带着一肚子的郁闷和万富林一起走了。
万富林一边开车，一边说，“都不容易。你呀，有时候太较真儿。这种企业家的对话，老百姓本来就兴趣不大，加上又是下午直播，能有多少人看这个节目？”
张保国拿出手机看看，竟关机了，取出一块电池换上，叹道，“这不是一个小事情。医疗体制上的弊端，已经开始大暴露了。老先生的担忧不无道理。这种富贵型传染病，传到农村去，肯定是一场大灾难。平阳的六区四县，在全省两百来个区、县里，医疗条件无疑是最好的……真不敢想啊！”
万富林笑道，“这口气，已经像个副省长了。怎么样？明天到几家医院看看？”
张保国说，“恐怕还得去了解一些部属院校医院。军队、武警、铁路、民航的医院收治非典病人的情况。”
万富林说，“我知道，你该越级汇报了。我不劝你放弃，也许，这种病对人类的威胁真的比艾滋病大。人可以不性交，可以不吸毒，可以不接吻，但人不能不呼吸。”
张保国的手机响了，一看是家里的电话，马上接听。他又好气，又好笑地说，“这么晚了，你还不睡觉！”
胡君在那边说，“舅舅，我一直给你打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了。舅舅，我告诉你，我们学校五（一）班的王老师，今天咳嗽得厉害。她还是个大肚子。校长劝她去医院看看。她去没去，我就不知道了。”
张保国说，“好了。你睡觉吧。”
胡君又说，“舅舅，很多巴格达人在抢东西，连博物馆的东西都抢光了。我马上睡觉。”
张保国考虑了一下，对万富林说，“明天我们找一个中学、一个小学看看……看看他们防治非、非……防治急性春季呼吸道传染病的情况……”
27
该发生的事情，注定是要发生的。受各种传言的影响，白天平阳街上的人比平时少了很多。这种变化，出租汽车司机们最先感受到了。
夜里十一点半，丁美霞给尚万全打电话，催他早点儿收车回家。
尚万全又数了一遍手中的钱，说，“今天跑了三百五十公里，刚刚挣了二百五。空车回去，还要亏五、六块油钱。打车的人至少比平时少两、三成。我再转个把小时吧。”
份儿钱是固定的。伊拉克战争刚刚打响时，油钱一公升长了三毛六，二十天过去，巴格达沦陷了，国际原油价钱每桶跌到了三十美元以下，可平阳加油站的油价没跟着调下来。四、五天来，一到晚上十一点多，这对夫妻总要打这样一个电话。若是在平常，一接到丁美霞催他回家的电话，尚万全总是马上照办，立即哼着小曲，空车回去。十来年的夫妻了，夜间进行的那么点娱乐，已经程式化了。若是丁美霞不主动召唤，这娱乐活动常常不能尽兴，甚至还会半途而废。
丁美霞主动召唤了三、四天，又一次听到再“转个把小时”的回答，有点儿动了莫名之气，在那边说，“你转到天亮都行。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回来把我弄醒了，我可跟你没完。明天我们单位组织春游，要出去一整天，尚劲的午饭……”
尚万全忙说，“我接他到妈那里吃……”
丁美霞骂道，“你怎么跟白痴一样啊？非要让我把话说白了不可。我那个东西明天一准来，你看着办吧。”
尚万全央求着，“美霞，美霞，我再拉一个活儿就回去。开这么多年车，我一天都没白跑过，我不想让这个纪录就此终结。我再拉个十几块钱的活儿，就回去。你先洗个澡，你先洗个澡。”
丁美霞在那边恨恨地说，“我都洗八遍了。”把电话挂了。
尚万全把手机放好，慢慢开着车，目光一直盯在右边的人行道上。开了一、两公里，竟没看见几个人，尚万全有点儿慌了。看见十字路口挂着平阳大学的指示牌，他打开了右转灯。他早知道晚上十一点到一点之间，大学区很好揽活儿，可他从来没有主动到过这里等客。他受不了从大学校门里走出来的姑娘上车后用蚊子一样嗡嗡的声音说，“某某夜总会。”
车到平阳大学门口，他看见两个女孩扶着一个女孩，拼命向他招手。他叹口气，把车刹在女孩们面前，大声说，“我不去河东区，我要回家了。”平阳几家著名的娱乐场所都在河东。
一个瘦高女孩央求着，“你行行好吧，师傅。圆圆烧得厉害，又咳嗽……”
尚万全打了个寒噤，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下午在省第一人民医院看到的情形，下意识地想踩油门溜走，铁着心说，“你们应该打120。这种病……”
矮女孩说，“师傅是怕非典吧？你没听市长说，平阳只有春季呼吸道传染病。你看，我们连口罩都没戴。”
尚万全说，“我这车每天要坐一、二十个人，要不，我帮你们叫？”说着，拿出了手机。
瘦高女孩带着哭腔说，“我们打了一个小时了，急救中心说他们的车都派出去了，要我们自己去医院。拦出租车，我们都拦二十分钟了……师傅，你看她人都烧迷糊了，求求你啦。”
尚万全心硬不起来，一咬牙，把四扇车门的车窗都打开，让三个女孩上了车，开车直奔平阳市传染病医院。
丁美霞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把尚万全恨得直咬牙。终于，她睡着了。一睡着，她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三个蒙面人闯进了她的家，在搬她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叫蒙面人一吓，她醒了。人一醒来，她就听见卧室外面有响动，惊得差点儿叫出声来，躺在床上用手捂住嘴，大口大口喘气。突然，她想起儿子还睡在小卧室里，忙翻身下床，从床头柜里取出尚万全专门为她买来壮胆的藏刀，拦开门冲了出去。
夫妻俩在长条形客厅的两头对望着，呆呆地站着。尚万全脸上蒙着大口罩，双手抱着一只电视机箱子，丁美霞赤身裸体，一手拿刀鞘，一手握着藏刀，样子都怪吓人的。
丁美霞瘫坐在沙发上，哭了起来，“你这个混蛋，吓死我了。大半夜的，你瞎折腾什么呀你？你把我魂都吓掉了……”
尚万全说，“你快进屋披件衣服，别冻着了。”
丁美霞骂道，“你没看我浑身发抖，这两条腿软得跟面条一样？你，你快来把我抱进去！”
尚万全把箱子放在地板上，艰难地说，“美霞，告诉你，我在楼下转了好久，一直在想我该不该回家……”
丁美霞突然像弹簧一样蹦了起来，舞着手里的刀和鞘，“你说什么？你想离婚？你他妈的是不是挂上狐狸精了？说！”凶神恶煞般朝尚万全走过去。
“站住！”尚万全大喊一声，“你站住！你想到哪儿去了。他妈的倒霉得很，刚才我可能拉了一个非典病人。我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个什么情况……她们连口罩都没戴，不知道会不会把我传染上了。”
丁美霞长出一口气，跑回卧室找件上衣披上，又走出来，说，“听人说市长已经辟谣了，说咱们这儿没有非典。看把你吓的。还是个爷们儿！”
尚万全叫道，“你别过来！市长说了假话。你没看到下午美玲和几个教授穿的那衣服，吓死你。告诉你吧，咱平阳已经有一百多个了。美玲下午到省第一人民医院病房穿着那种衣服呆了半天，还不敢保证没事，他们已经把自己隔离起来了。我想那个女大学生刚才坐在后排，我又戴着口罩……这才硬着头皮回了家。”
丁美霞又一次站立不稳，扶着墙过去坐在沙发上，“她不是在开会呀？这可咋办？喝那中药管不管用？”
尚万全说，“不知道。我想在这个小屋里住上几天。美玲说这个病是飞沫传染，只要离病人五米开外，就传染不上。戴着口罩离三米远可能也没事。对了，美玲还说这个病的潜伏期是两到七天。一个星期内我没发烧咳嗽，就没事了。”
丁美霞叹口气，“真是个倒霉事儿。哎，那你这几天咋吃饭呢？”
尚万全指指放杂货的小屋，“明天，我去买点儿一次性饭盒，我要是赶上在家吃饭，你就把饭菜装到饭盒里，放在我脚这个地方，我拿到这屋里吃。”
丁美霞“扑哧”一声笑了起来，“那不是把你当条狗来喂了？”
尚万全也笑了起来，“只要你们母子平安，把我当猫当老鼠喂，我都愿意。”
正说着，儿子尚劲穿着短裤，揉着眼睛拉开门出来了，“吵得睡不成，明天还要考试……”
丁美霞像只猫一样蹿过去，把儿子推进屋里，“快进去！劲儿，一个星期内，你不要到那小屋，不要靠近你爸。他拉过非典病人。”
尚劲早把脸背过去，“知道了。妈，给你提个意见，出了你们卧室，要穿文明点儿。”把门关上了。丁美霞顿时满脸通红，忙不迭地进了卧室。
第二天一大早，尚万全开着车去了金河宾馆，隔着警示牌，把昨晚的事讲了一遍。胡剑峰让服务小姐用消毒液，把尚万全的出租车里里外外喷了一遍。
张春山一听已经有女大学生染上了非典，十分紧张，忙打电话到平阳医科大学、平阳大学询问防非典的情况。因为平阳医大附院已收治了非典病人，学校里知道内情的人不少，加上本身又是医科大学，有医学常识，医大已按防非典的要求下发了一个紧急通知，目前，医大的教职员工和学生还没人感染上非典。平阳大学的情况就不同了，接电话的处长说他们只知道平阳有急性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只是让各系讲了讲预防流行性感冒的事情，具体有多少学生和教职员工因发烧、咳嗽而接受治疗，校方没做统计。
吃过早饭，张春山临时决定：先不去考察哪几家医院可以改造成传染病医院，首要的事情是要把平阳的非典真相，上书给省里主要领导。他说，“剑峰，你马上搞一个学校防非典的细则，然后以省疾控中心的名义，传真给各地、市卫生局，要他们那里的学校马上遵照执行。平阳的中、小学的防治工作，让保国去安排。我们把这个东西传给平阳的大、中专院校。”
丁美玲说，“爸，卫生厅已经下发了预防春季呼吸道传染病的通知……再说，省里对平阳有没有非典病人，也没有个明确表态……要是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像蒋彦永一样做，我赞成。可是，以疾控中心的名义……”
张春山说，“我明白了。这样吧，把非典改成急性春季呼吸道传染病，预防措施全按防非典要求写，写上全省所有人口聚集单位都必须遵照执行，用疾控中心名义发出去。你还年轻，用不着学蒋大夫。小丁，小吴，你们俩给剑峰打个下手。要快，越快越好。”
说着，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丁美玲情不自禁地叫一声，“爸爸……”
张春山扭过头来笑笑，“上午你们不要打搅我。下午，你帮我把我写的东西打印出来。爸爸老了，无所谓了。必须这么做了。”
一种悲壮的感觉，弥漫了丁美玲全身，她追过去说，“爸爸，你口述，我帮你打字好吗？我怕你的身体吃不消。这个时候，你决不能倒下。我还年轻，跌倒了还有时间爬起来，也无所谓。”
张春山转过身，仔细看看丁美玲，突然笑了起来，“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这种性格，很像你妈年轻时候。来吧。这个时候我要是倒下了，真叫死不瞑目。”
一老一少朝走廊深处走去。
做过张家媳妇的王思凡，也是一个性格执拗的人。这些日子，王思凡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SARS入侵这件事。她认为，省市两级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不明、措施不力，有愧于人民的信任。作为一个社会学工作者，自己决不能袖手旁观。当然，她的工作方法，肯定与众不同。
五天来，王思凡已经走访了自己所住这栋楼六十户中的四十七户。这四十七户，常住人口一百三十六人，三十五岁以下的九十四人，大学在校生四人，中、小学学生二十一人。这四十七户，已喝过板蓝根或其它中药的有三十二户，已经用消毒液消过毒的有八户，家中有防毒面具的有两户。二十一个中、小学学生中，家长不让到校上课的五人。王思凡认为莫名的恐惧心理正在市民中迅速传染，这个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
周五晚上，女儿张怡回来了。周六，张怡作为助手，参加了王思凡对这幢楼十二户人家的调查。张怡明显地感觉到，平日里对母亲既热情又尊敬的邻居们，对她们的造访并不欢迎。张怡因此也感到恐慌。
吃完早饭，王思凡带上录音笔，说，“小怡，咱们上五楼。”张怡说，“妈，她不会告诉你的。顶多，她会说托人找个防毒面具，只是为了好玩。‘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哪一家没买防毒面具？这并不能证明美国人的心理十分脆弱。你说伊拉克战争开打一周，约旦边境的难民营里没收留一个伊拉克人，说明伊拉克人的心理承受力特别好，我不同意。我认为这只能证明伊拉克人对生活已经彻底绝望了。五一准一备了防毒面具，证明她很热爱生命。”
王思凡不想跟女儿辩论，边走边说，“那好，我自己去找她。”
张怡追上去说，“妈，我就陪你看看这个邻居。”
母女俩一打开门，与一个少妇撞个满怀，这个少妇的丈夫整日里天南海北地飞着帮公司跑销售，她和保姆带着小儿子住在四一。
少妇忙后退几步，用戴着皮手套的右手捏着打印的一份东西举到王思凡面前，“王老师，真不好意思，又来麻烦你了。你看，这是网上公布的防非典药方，有八个，我想去买药，你说我该按哪个方子抓？”
王思凡帮少妇挑了一个，跟张怡一起上了五楼。五一屋里响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浓烈的消毒水气味刺鼻。
无论王思凡母女如何敲门和叫喊，五一就是不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