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为小说技术说几句话

大约是从七八年前开始，华语小说便被一种“新技术”霸占了，那就是“强叙述”。这种技术手法的特征是一切都在转述之中完成，转述的场景、转述的对话，甚至转述的心理活动，而这一切都在一个外来词的光环笼罩之下——叙事。

这种表面化的技术革新，实际上是一种倒退，是作者在技术手段上捉襟见肘的表现。

小说技术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欧洲小说技术的发展，是在史诗与戏剧这两种叙事技术成功结合之后，到了十九世纪才形成传统小说技术的高峰——注意，这是西方语言基础上的高峰。当时无论是在叙述、描述、人物、戏剧场面、心理描写和小说结构方面，都已形成了非常成熟的技术手法，这些规律性的可操作的技术，在每一个作家的作品中都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没有技术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小说。

二十世纪初期的现代主义小说兴起，是以哲学为依托，以新小说技术为突破口发展起来的。他们的成功是我们后来人发展小说技术的可靠的楷模，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伟大作家是在熟稔掌握传统小说技术的基础之上，再强化某一项或几项特殊技巧，以服务于其文学理想，我们不论是读伍尔芙的作品，还是罗伯·格里耶的作品，他们的描述，他们偶尔一见的对话，都会显示出传统技术下的完满的个性化特征（作家的个性化与人物的个性化），他们对具有反叛精神的自由联想的选择与结构方法，同样带有强烈的作者操纵的“隐含技巧”，不失为一种趣味盎然的叙事。

本人指责今天华语小说中的技术倒退，是因为正在流行的“强叙述”小说，是一种技术上粗制滥造的表现。叙述在小说技术中是最原始的叙事手段之一，以此为主要手段的小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事件讲述的过程化、人物符号化、场面作用弱化、对话特征被主述者的语言特征代替、阅读趣味骤减等诸多缺陷。

在当今时代，读者肯拿出宝贵的时间来读我们的作品，已经算是给了我们天大的面子，而他们所期待的是一场多种趣味满足的盛宴，我们的任务是如何让读者在快慰的满足当中接受我们暗藏的思想。假如我们懒惰或是笨拙得不能，甚至不会运用全部技术手段，在小说开篇之处便把读者紧紧地捆缚在笔下，让他欣喜地跟随我们走完几十万字的漫长旅程，他们很可能在读到十几页时便心生厌憎，同时会牢记我们的名字，以免日后再因同一位作者而浪费时间。

每一位小说家都明白，叙述是最省时省力，也是最容易隐藏作者技术和知识上的缺陷的手法，以这种单一手段来完成作品，能吸引读者的办法并不多，它通常是虚构一个复杂得可怕的故事，或是伪装成现代主义的个人化剖析，但是，过分复杂的故事和枝节，也会让读者生厌，更不用说枯燥乏味的作者自我的心理分析。我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极可能是因为有些作者还没有完成小说创作的准备，甚至还没有学会大多数的小说技术手法，便匆忙地扑向电脑的结果。眼下我们看到的情况不得不让人担忧，谬种流传会伤害到的绝不仅仅是一代人。

当然，近几年来许多东欧的和非洲的作家获得了一些国际上重大的文学奖项，他们的一些以叙述手段为主的作品，给今日投机取巧的创作方法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但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里边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区别，其中之一便是语言系统的差别。在这叙述上，西语有它们独特的优势，如精确的时态、意旨确切的修辞、能严格区分物类的名词等等，这都是现代汉语所不具备或缺乏的，西语作家用他们的语言进行叙述，仍然能保有一定的戏剧性成分，描述的趣味仍在，人物命运的趣味反而被加强了，快速发展的事件进程因为时态的作用而条分缕析。这些都是现代汉语写作中的困难，我们不能用自己语言系统的短处来学习别人语言系统的长处，这是一种极不明智的方法，就如同瘫痪病人硬是要跳高一样不现实。

华语写作有自己的优势，我们的小说传统不同于欧洲的小说传统，虽然小说技术与西语小说家有极大的共通之处，但在技术的使用上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当今华语小说若想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成就，华语本身的特征和由华语生发出来的特殊的表现手法是我们重要的资本，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地抛弃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反倒拿来不适宜自己的技术夸大自己的缺陷。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小说读者会最先起来反抗，不论我们用怎样的包装，怎样的花言巧语和舆论宣传，当读者在小说中找寻不到能给他带来愉悦的东西时，他们便会离我们而去。小说读者就如同北美大草原上的野牛，它庞大的队伍让人们难以注意到他们数量的减少，而一旦发现这个种群在迅速消失的时候，已然无法挽回。数量是小说读者这个种群得以存活的基础，让我们每一个从业者都满怀敬意地爱护他们，不要让他们因我们写作技术的粗劣而离去，否则，最先消亡的必是小说家这一类食物链中最上层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