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写这部小说思虑已久了。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我，是在饥饿的恐惧中长大的，小时候稍不留神撒漏了粮食，老人就会声色俱厉地告诫我：搁在民国十八年，看不饿死你崽娃子！从那时候起我就记住了民国十八年。后来长大了，查了资料，得知那是陕西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大旱灾，当时陕西人口不到千万，饿死三百多万，逃亡三百多万，人口折损超过半数，真正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而这仅仅是陕西一地，其实那场灾难席卷整个西北，死亡总人口接近千万。这场大饥荒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20世纪人类十大灾难之一。

面对这场大灾难，文学的记忆并不充分。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只看到了柳青和陈忠实在他们的《创业史》和《白鹿原》里提到过民国十八年年馑。因为服从于整体的艺术构思，这场灾难仅作为故事的局部背景点到为止，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和描写。我感到遗憾。米兰·昆德拉说过，文学的职责在于抵制遗忘，这场灾难刚刚过去不到百年，难道我们就遗忘了吗？对于多灾多难的我们而言，这种遗忘是不是过于轻松了？从那时起，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在我的有生之年里，一定要写出一部关于这场灾难的长篇小说。

2008年暑假，我们宗族要重修族谱，由我执笔。在阅览族谱时我赫然发现，我们宗族的好多家庭在民国十八年绝户了！灾难如此近距离地逼迫我，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心里涌出一股急切的冲动，不能再犹豫了，必须立即把自己的构想变成现实。恰逢这一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全国遴选重点扶持的创作项目，我毫不犹豫地申报了。2009年这个长篇写作计划获得批准。

由于长期关注这场灾难，已经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相应的构思也一直在酝酿中，所以写作过程比较顺利，历时三年，终于脱稿。

这部小说是写灾难的，当然要展现灾难的惨烈。惨象不是为了吓唬人，而是要警示我们去思索灾难的根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称为穷人经济学家的阿玛蒂亚·森专门研究过饥荒，他认为自然灾害不一定导致大规模的饥馑，饥荒与其说是自然因素引发的，倒不如说是弊政催生的，它反映的是更为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痼疾。这其中最关键的是一个社会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程度。在民主制度下，即使发生了自然灾害，信息的透明、舆论的监督、选民的制约等压力必然迫使政府立即投入救灾，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的损失；在专制制度下，信息的封锁让外界难以了解灾情，不受制约的政府和官员会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大发灾难财，因而迅速把自然灾害扩大为社会灾难。民国十八年年馑形象地诠释了阿玛蒂亚·森的观点，这场灾难既是天灾，更是人祸。而我们要思索的是，无论科学技术怎样发达，眼下以至将来我们都无法完全避免天灾，如何不让自然灾害衍变成社会灾难，这是我们不息的奋斗目标。

这部小说虽然写灾难，可又不仅仅止于灾难。在篇幅的安排上，起码有一半的文字没有直接涉及旱灾。可能会有人抱怨小说进入情境太慢，不过我认为灾难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它不是当下立即发生的；而且，按照阿玛蒂亚·森的观点，灾难只是一种表征，在它背后潜藏着深刻的社会总体危机。因此我需要更多的笔墨，更宽阔的视野，去描绘、还原、打量那个特定的时代，思考近代乡土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农村经济的凋敝、社会组织的解体、士绅阶层的退化、传统价值观的溃败、暴力的循环……这一切从根基上啃啮着不断遭遇革命却转身艰难的农耕社会，使它病痛缠身却惯性依然，最终由于急病乱医和无药可救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千疮百孔的庞大躯体在更大规模的暴力革命中轰然倒地。

我想说的很多，可到底说出来了多少，我没有把握。毕竟文学是形象的呈现而不是理论的宣示，这部作品意旨的薄厚简繁只能由读者去判断。

在这部小说出版之际，我衷心感谢太白文艺出版社的党靖社长、韩霁虹总编、靳嫦编辑、闫瑛编辑，他们的鼓励和督促让我满怀信心而不敢懈怠。

感谢朋友韩少功、陆三强、崽崽、杨沐、梅国云、董永翔、黄承利等人的热情推荐和指导。

最后要提及的是妻子陈海燕，她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位读者，也是最严厉的校对和最不讲情面的批评家。

诸位的情义将护佑这部小说与世长存。

张浩文

2012年初秋于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