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走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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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见，三十年前焦昆到金三角寻父的企图是注定要落空的。

焦昆是昆明知青，在滇西下乡，那时候下乡知青很容易耀武扬威，偷鸡摸狗拔蒜苗，把对命运的绝望不满发泄在当地农民身上。焦昆不这样，他本分得像头绵羊，老乡都夸奖说没见过这么本分的男知青。只有焦昆自己心里清楚，他当然比不得别人，别人有张狂的资本，他没有，因为他父亲是右派，还在劳改农场服刑。

有一天，一个人悄悄带信来，告诉他父亲去了金三角。这个消息很突然，父亲到金三角干什么？金三角那样大，他在哪里呢？焦昆傻眼了，就像面对茫茫大海，一时间不知所措。当然父亲的行动有他的理由，焦昆猜不出来，冥思苦想几天以后，他还是做出一个足以改变他一生的惊人决定：偷越国境去寻父。

关山重重，山大林密，金三角地广人稀，加上语言不通，人地不熟，连线索也没有一个，他到哪里去找父亲呢？流浪一个多月，他很快在腊戌附近被缅甸警察抓住，先痛打一顿，然后关进拘留所。

拘留所是在一座地下室里，没有窗户，刚从明亮的地方进来，两眼一抹黑，就像掉进黑窟窿里，什么也看不见。焦昆闻到一股刺鼻的恶臭气味扑面而来，像掉进了大粪池，熏得他连忙捂住鼻子想：“妈呀，这是什么牢房，怎么这么臭？”

等眼睛适应黑暗，他才看清牢房很像闷罐车厢，地上挤着许多犯人。那些犯人都不出声，坐在草席上看他，眼睛像野兽一样在黑暗中闪动绿荧荧的光。焦昆倒吸一口冷气，幸好这时靠近屎尿桶地方站起一个人来，大声用汉语问他：“你是新来的知青吗？……这里有空位置，不过要忍耐些。”

于是他就同牢房里的知青认识了。招呼他的这人是昆明知青，叫秦大力，另外两个，一个是上海知青余新华，另一个是北京知青郜连胜。他还得知，隔壁女牢里还关着两名女知青，一个是余新华尚未结婚的妻子周招娣，另一个也是昆明知青，叫姜小玲。

放风的时候，他见到隔壁的女知青，原来周招娣是个孕妇，挺着大肚子，因为阳光见得少，脸色苍白。姜小玲也没有什么表情，对他们点点头，就顾自蹲在水槽跟前洗头发。大家都觉得很苦闷，很绝望，周招娣忧心忡忡地问余新华：“听说移民局要把偷渡的知青遣返回去，是吗？”

余新华安慰她说：“侬要多保重身体，管他遣不遣返。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

北京知青郜连胜头发直竖，怒发冲冠的样子。他是读过一本叫做《格瓦拉日记》的油印小册子，然后决心献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料革命没有找到，却被关进牢房，他坚信革命信念决不因为坐牢久了，就像雨季的潮湿天气一样发了霉。他看一眼周招娣的大肚子，鄙夷地说：“嘁！你们这样乱搞男女关系，哪有一丝革命青年的气味？”

余新华脸涨红了，脖子充血，问题是他是上海知青，上海男知青个个长得跟豆芽菜一样，是不兴跟人动手打架的。倒是一旁的秦大力看不过去，站出来愤愤地说：“老郜你不能这样说话，都是知青，各人有各人的难处，你要是思想崇高，到山上打仗去，干么跟别人过不去？”

郜连胜看他一眼，因为秦大力人高马大，动起手来会吃亏，就冷笑着走到一边去。焦昆觉得不解，说：“都什么时候了，身在异国他乡，还这么不团结？”

上海知青就乘机说了郜连胜许多坏话，什么自大狂、极左思潮、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等等，听得焦、秦二人无话可说。放风结束，回到牢房里，几个人都气鼓鼓的不想说话。

开饭时候，牢卒给每人发一只芭蕉叶饭团，只有一二两大小。焦昆放在鼻子底下闻闻，觉得气味不对头，打开来一看果然是馊的，吃不下去。他看见那个郜连胜一点也不挑剔，大口吃得很香，心里觉得很佩服。余新华恳求牢卒说：“请把我的饭团给我妻子，她怀孕了，行行好！”

秦大力很同情他，说：“你不吃饭怎么行？”就把自己饭团分一半给他。上海知青很感激，接过来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吃完就抹开眼泪，说：“早知道受这么多罪，干么还要往外跑？”

郜连胜像个坚定的革命者那样说：“只能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暴力。我们必须越狱！”秦大力赞同道：“对！得想法出去！”

拘留所好比一座垃圾中转站，旧垃圾还没有运走，新垃圾又来了。金三角形形色色的人都在这里出入，小偷，毒贩，杀人越货的强盗土匪，也有不少背景复杂的政治犯，比如反政府武装分子，国民党情报人员，等等。总之你很难辨别他们的身份，弄清朋友还是敌人。

这天夜里，隔壁女牢突然传出凄厉的喊叫，夹杂着敲打铁门的哐啷声。余新华脸一下子白了，抓住铁门发疯地喊叫：“来人啦！哦，招娣，招娣，你怎么啦？是不是……要生产啦？！”

一个值班牢卒睡眼惺忪地走进来，大声呵斥道：“闹什么啊！再闹，明天给你戴脚镣！看你们老实不老实！”

余新华央求他：“我妻子要生孩子了，行行好，把她送进医院，求求你了。”

牢卒瞪起眼睛骂道：“想得倒美！你是什么东西，还想进医院？……生就等她生在牢里，明天叫人来收尸。”

知青都气炸了，扑到门边破口大骂：你一个反动派走卒算什么东西？老子堂堂中国知青，受你这样侮辱？……你还是不是人，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你只配做条狗！帝国主义的乏走狗！

正闹得不可开交，有个人从地上站起来，用标准的汉语劝说他们：“好了好了，你们别跟他吵，救人要紧，让我来想想办法。”

大家一愣，这是个新来的犯人，有四十多岁年纪，穿掸族服装，其貌不扬的样子。他原本不声不响地坐着，谁也没有在意他，把他混同于其他缅甸犯人。只见他低声用缅语说了几句，牢卒的态度立刻像演戏一样发生变化，暴躁与怒火像乌云一样从脸上退去，温驯和恭敬的笑容像潮水一样爬上来。他唯唯诺诺，出去打了一通电话，不久就有一辆破破烂烂的救护车开进来，用担架把产妇抬走了。

余新华噗通一声跪在地上，连声说救命恩人救命恩人。那人扶起上海知青，摇着头说都是中国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大家为他的见义勇为而感动，许多日子的苦水委屈无处倾诉，这天晚上他们就热烈而激动地讲了一夜话。那人自己称姓卢，金三角华侨，在仰光做玉石生意，这回因为路上遇上麻烦，才被警察关进拘留所。他说少则两三天，多则一星期他就会被朋友保释出去。焦昆天真地问他，怎么一下子就让牢卒变得像狗一样听话？他笑着说我告诉他如果按我的话去办，明天他就能到一个朋友那里领一笔赏钱。这个朋友的名字在这一带很有影响。郜连胜紧皱眉头，像哲学家一样庄严地思考着，他慢慢张开嘴，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法？”

那人摇摇头，表示不大清楚或者无可奉告。郜连胜没有找到辩论对手，就一脸不屑地坐到一边去不说话。上海知青脑子转得快，他分明对卢先生刚才关于朋友的话产生兴趣，这时他突然急促地说道：“好心的卢先生，能不能请你的朋友，也把我们保释出去？……我们会永远感激不尽的！”

几个中国知青，这时才突然意识到，卢先生的出现对于他们的命运转折意义重大。他的朋友能够保释他，为什么不可以保释别人呢？他们难道还有别的救星或者机会吗？于是他们一齐紧张地望着卢先生，好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卢先生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如果能帮忙他一定想办法。这个回答很像圆滑世故的推诿，也可以看作一个借口，当然不能使知青满意。刚刚燃起的希望立刻又破灭了，他们都很失望，个个垂头丧气的样子。话说回来，要把一群外国偷渡者弄出拘留所决非易事，谁愿意无缘无故地惹这个麻烦呢？

第二天医院传来消息，上海女知青生下一个女儿，母女平安。大家对这个喜报激动不起来，悲观的情绪像虫子啃啮他们的心脏，要知道，产妇和婴儿对这群人来说意味着多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原先还梦想越狱，你能背着孩子越狱么？你能把产妇孩子扔下不管么？！

两天后，卢先生果然自由了，他的那个有地位的当地朋友将他保释出去。卢先生的出狱极大刺激了男知青，郜连胜像狮子一样在牢房里走来走去，他变得越发烦躁和神经质，连睡觉都在说梦话：“越狱！越狱！……”

郜连胜的绝望像传染病一样影响男知青，他们开始认真研究怎样夺枪，怎样越狱，然后怎样击退追兵，从哪个方向沿着怎样路线上山去。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号始终困扰他们，那就是，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郜连胜回答说：“干革命！唤醒广大劳动人民，推翻反动政府！”

秦大力反驳说：“你懂缅语吗？连缅语都不会，怎么唤醒？”

郜连胜哑口无言。焦昆却喃喃地说：“我要去找父亲。”

余新华说：“你父亲在哪里？总不能像瞎子一样找下去吧？金三角有多大，你怎么找？你这一辈子也找不完。”

于是灰心和悲观绝望的气氛又像大雾一样笼罩他们，知青们整日懒洋洋的没有力气，个个都像患了恶性贫血症。现在就是放着越狱的机会，他们大约也懒得去冒险，与命运的抗争的结果是更加茫然，因此日子就像令人恶心的脏水一样慢吞吞从他们身边流过。又过了十多天，走廊里响起杂沓的脚步声，牢卒哐啷一声很不情愿地打开牢门，大声对知青吼道：“还不快滚！……下次再见到你们，决没有你们好果子吃！”

几个人还没有清醒过来，就被莫名其妙赶出拘留所。他们走出大门，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明亮的阳光下面，手捧一束鲜花，亲切友好地朝他们点头微笑。焦昆最先认出那人是卢先生，他像孩子见到亲人一样，“哇”地放声大哭起来。

卢先生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口吻向知青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你们愿意做先生么？……去教那些中国人的孩子吧，他们需要先生。”

2

战争是一种类似在刀尖上行走的生活方式，你简直没法预料什么时候这把刀子会将你削成两段，或者削去你身体的某个部分，再不然就把你的同学朋友同你永远分开。刘黑子的朋友陈倭瓜、郑九九、郭老四就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相继离他而去，陈倭瓜几乎没有落到全尸，郑九九踩上地雷身亡，而郭老四死得更惨，他被政府军抓了俘虏，绑在树上开了膛，活活喂了野狗。大约半年之后，刘黑子忽然向他的朋友李大毛和杨红梅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打仗？”

朋友看着他，觉得这个问题很深奥，把“他们”同“我们”分开，说明刘黑子已经放弃弄个省长市长干干的雄心壮志。李大毛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说：“是啊，我们为什么要……打仗呢？”杨红梅的公开身份是游击队卫生员，她是刘黑子女朋友，他们很早以前就有了那种暧昧关系。她小声建议说：“听人说南边有个泰国，那里生活好，不打仗，人人都有汽车。我们往泰国跑吧。”

刘黑子说：“是资本主义吧？”

杨红梅没有把握地回答：“可能是吧。反正能过好日子。”

刘黑子一拍大腿，咬牙切齿地说：“日他妈！老子想来想去，就去找那个资本主义！”

逃跑是一种反叛行为，在游击队，两种人抓住没有好下场，一种是逃兵，另一种是叛徒。他们趁半夜下大雨逃离营地，躲进一个山洞，等游击队开拔后才沿着萨尔温江往南走。三个人在老百姓竹楼里换了便服，碰巧一队马帮到瓦城运货，经再三央求，并声明免费做脚力，首领才勉强同意让他们跟了一程。就这样，三个中国知青，他们既没有钱，当然有钱也解决不了问题，也不懂当地语言，不懂缅语、掸帮语、克钦语和佤语，再加上人地生疏，无论给游击队或者政府军抓去都没有好下场。但是他们有枪，凭着求生本能，小心翼翼，昼伏夜行，绕开大路村镇，沿着萨尔温江险峻的丛林小道往南走。其实小路也不安全，不但常有毒蛇猛兽出没，而且土匪强盗多如牛毛，防不胜防。他们变成惊弓之鸟，一刻也不敢离开枪，困了抱着上膛的枪打个盹，饿了到寨子里讨口饭吃，遇到老百姓的玉米红薯地就偷上一大抱，躲在树林里大嚼一顿。

这天下午他们来到一座山谷，看见前面有些竹楼和庄稼散落在山坡上，两个男知青躲在树林里，让女知青杨红艳空着手去讨些吃的。按照以往经验，年轻姑娘去讨东西，往往会得到善良主人的同情，讨得一些山薯干玉米棒子，有时还会捧回一竹筒白生生的米饭来。金三角民风淳朴，许多竹楼里都供奉普渡众生的西天佛祖，所以刘黑子往地上一坐说：“小红，给我要撮烟丝来，我的烟瘾实在熬不住了。”

杨红艳白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就走了。两个男知青看着她走出树林的阴影，走进闪耀着金色光斑的太阳里，女青年步履有些不稳，身体瘦弱，头发被山风吹起来，像个发育不良的孩子。他们都没有说话，刘黑子抱着枪想心事，李大毛打起盹来。

过了十多分钟，寨子里突然响起刺耳的枪声，他们吓得跳起来。只见杨红艳跌跌撞撞奔回来，一群穿土黄布军装的缅兵在追赶她。女知青显然又饿又累，渐渐跑不动了，士兵像一群黄狗快要追上她。她绝望地挥动双手，脸拧歪了，大声喊叫什么，大约是让他们快逃，也许是让他们开枪，但是风把她羸弱的声音刮得支离破碎。黄狗追上她，把她按倒在地上，然后开始撕扯她的衣服，士兵显然逮住一个美妙猎物，他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她，把她弄死。李大毛紧张得声音变了调，他绝望地问：“怎、怎么、办？……”

刘黑子手脚冰凉，他明白自己挽救不了即将遭受蹂躏的女友，求生的本能压倒一切，因为即使挺身而出，也只能白白增加两个牺牲品。可是杨红艳毕竟是他的女友，如果放在重庆，谁敢碰一碰她，他准会打烂他的脑袋。

问题是环境不同了，他们在虎狼横行的金三角，面前是一队杀人不眨眼的敌人士兵，他能怎么样呢？你要是愿意送死，谁也不会同情你。他终于被自己的软弱打败了，从嗓眼里挤出一个字：“走！”

两个男人像兔子一样蹿起来，慌慌张张地向树林深处逃去。然而另外一群狡猾的士兵已经从另一个方向包抄过来，他们断定树林里一定藏着姑娘的同伙，欲将这些叛乱分子一网打尽。刘黑子只得负隅顽抗，边打边跑，两支冲锋枪竟也撂倒几个敌人。但是李大毛在这个关键时刻却没有跟上来，原来他腿上中弹，跪在地上，脸色苍白。他的脸疼得挤成一团，喘着大气说：“大哥……救、救我，别扔、扔下我……”

刘黑子突然流下痛悔的眼泪来，他想起女知青杨红艳，半小时前他们手里也握着冲锋枪，与其都是死，为什么不同敌人拼一拼呢？

缅兵仗着人多，看看又追上来，他们跑不动，子弹也快打光了，正在这个山穷水尽时候，山上树林里突然响起意外的机枪射击，缅兵打懵了，以为中了埋伏，丢下他们连滚带爬地撤走了。刘黑子瘫坐在地上，浑身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好像大梦初醒，不明白眼前发生什么。他的战友李大毛却因失血过多已经昏过去。两个知青就这样坐着，一个人身上搂着另一个人，山林静悄悄的，空气中散发着草木热烈的苦涩气息，刚才的战斗好像不真实，好像是场梦，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树林里有人说话，人的声音像无线电一样从远处传来，刘黑子动了动，他屏住呼吸，侧耳倾听，心脏猛然像敲鼓一样狂喜地跳动起来。因为他听得清清楚楚，有人向他们问话，不是像让人莫名其妙的当地话，或者别的什么土语鸟语，而是像母亲乳汁一样美妙而亲切的母语，中国话：

“……下面是什么人？举起手——过来！”

3

排长于小兵在游击队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其实也不完全是个人原因，因为整个革命的大好形势正在变得严峻起来，游击队根据地效仿中国搞文化大革命，政府军趁虚而入，根据地遭到破坏，许多领导人牺牲和下落不明，新的领导机关转移到国外去办公，在国外发布命令和指示，这样就与浴血苦战的游击队产生了很大距离。一些从前收编的反政府武装纷纷宣布独立，游击队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狭小，民众也不支持他们。金三角都是少数民族部落，群众基本上不觉悟，他们宁愿站在土司山官一边，也拒绝与革命游击队合作。于小兵常常困惑地看到，游击队大搞破坏袭扰，政府军就帮助民众修复道路桥梁，恢复生产。政府军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下田插秧，上山劳动，军民鱼水情，这在他们看过的电影中应该是革命队伍才会出现的动人情景。

从内部因素讲，知青与当地游击队员的关系越来越对立。游击队长也是当地野佧，作风粗暴，对来自国境一侧的中国知青抱有天然敌意。据说队长家乡仍保留茹毛饮血和砍人头祭谷的古风，所以游击队长同这些高谈阔论引经据典的中国知青，尤其是干部家庭出身的北京知青有着天然鸿沟就不难理解了。

雨季的一天，上级命令攻打桥头哨所，炸掉吊桥。根据情报，哨所只有一个加强班敌人，也就十几个吧，两挺轻机枪。于小兵私下认为这座吊桥算不得什么军事目标，两岸居民过往都靠它，但是军令如山倒，上级自有战略考虑，难道你比上级还要英明吗？

这是个满月之夜，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月光像满地流淌的银色河流，将人的影子清晰地投映到地上。月光对偷袭不利，担任主攻是于小兵指挥的第二排，这排人基本上都是知青，名义上一个排，其实也就二十来个人，勉强凑够两个班。队伍悄悄运动到距离敌人营房几百米地方，面前有铁丝网，能听见敌人哨兵的咳嗽声。于小兵看见敌人营房附近有老百姓村寨和竹楼，他担心开火会伤及无辜，再说游击队打仗是为了争取人民解放，可是没等消灭敌人，倒把人民打死不少，这从道理上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游击队长亲自赶来观察，他绷紧脸下命令：“马上进攻！一定要全歼敌人。”

于小兵解释说：“我想应该白天打，否则会误伤许多老百姓。”

队长很冒火，拍着手枪说：“给我用火箭筒打！贻误战机我枪毙你！”

于小兵只好命令四零火箭筒手张和平瞄准敌人营房射击。张和平平时是个优秀射手，常常把火箭弹直接射进敌人枪眼里，但是不幸的是他患有轻微夜盲症，一到夜晚就不大看得清目标，这种病属于隐性疾病，别人不大容易理解。刚才排长同队长的争执给他造成很大心理压力，所以他在瞄准时内心紧张，导致击发时手指发生不该出现的轻微颤抖。

第一发火箭弹像一颗偏离轨道的流星，在夜空里短暂地划出一道弧线，越过敌人房顶直接命中老百姓竹楼。脆弱的竹楼理所当然像一枚新年爆竹那样炸开来，四分五裂并且燃起熊熊大火。第二发偏离目标更远，经过寨子外围落入江水里。敌人是正规军，营房下面有暗壕与工事相通，所以枪一响士兵就翻身下床，进入战斗状态。张和平把火箭筒一扔，蹲在地上大哭起来，游击队长简直被这个窝囊士兵气糊涂了，他一脚把火箭筒手踢个跟头，大声下令：“给我冲！谁要是怕死就先吃我的子弹！”

这一仗打得前所未有的糟糕：敌人躲在工事里，弹药充足，坚守待援。游击队偷袭不成只好改为强攻，如水的月光帮了敌人大忙，进攻者简直没法隐蔽身体，你一动敌人子弹就飞过来。敌人还在桥头开阔地上埋设许多地雷，那都是些小巧和不易发现的塑料雷，专门杀伤步兵，于是地雷爆炸就像在月光下绽开的一束束美丽焰火，游击队进攻失利，第二排伤亡大半。

于小兵胳膊负了轻伤，他眼看战友接二连三倒下，尸横遍野，哀嚎、惨叫和呻吟此起彼伏，内心好像被烈火炙烤一般。他明白，战斗根本没法取胜，唯一挽救的办法是，立刻撤退，保存实力，否则第二排就全完了。但是游击队长根本听不进，他挥舞手枪，眼睛喷火，强迫战士继续冲锋。

于小兵看见前面有个人影，刚刚直起腰来投出一颗手榴弹，就被机枪打倒在地，那人看上去好像张和平。他心一紧，喊了几声，那人不应，他连忙爬过去一看，果然是张和平！他已经躺在血泊里，软软的没有反应。

于小兵大恸，泪如泉涌，他唯恐哭声惊动敌人，抓下军帽来塞进嘴里。他与张和平是一个大院长大的伙伴，一起参加老红卫兵，后来又一道南下，投奔境外游击队。张的父母关在秦城监狱，他们根本无法知道他们的独生儿子已经死在战场上。可是这算什么战斗呢？就算消灭一班敌人，能换回这么多年轻战友的生命吗？炸掉这座桥，革命就成功了么？胜利就到来了么？他用拳头捶打自己脑袋，悲痛和愤怒像沸水一样在心中翻滚。

李红军像狗一样匍匐着爬过来，他一看见张和平的尸体就放声大哭，立刻招来敌人子弹。他抹着眼泪恨恨地说谈要武也牺牲了，狗日的，得叫他偿命！于小兵脑袋嗡地胀大了，跌坐在地上，转瞬之间两个情同手足的同学都死了，灰飞烟灭，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就是他们追求的革命？他们为什么要打仗，这能算死得其所吗？复仇愿望像狼一样咬啮着他大脑，眼睛让火焰烧成两粒黑炭，于小兵感到自己心中有条毒蛇咝咝地叫着，他放下战友渐渐变冷的遗体，拎着枪去找游击队长。

亚热带雨季，天气说变就变，一片黑压压的浓云遮住月亮，霎时间大雨滂沱，伸手不见五指，形势转为对游击队有利。于小兵听见队长在什么地方大吼大叫，他们悄悄摸上去，抵近开枪将他打倒。队长尚未断气，瞪大眼睛望着他们说不出话来，于小兵又把枪筒塞进他嘴里连开两枪，方觉了却心头之恨。他们溜出战场，拔腿逃进深山。

4

两个中国知青像野人一样毫无目的地在山里转悠了几个月。这期间他们几次险些让游击队撞上，也险些给政府军逮住。对游击队来说，他们是叛徒，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对政府军来说，他们是破坏分子，是非法入境的武装罪犯，加之山里居民都是没有觉悟的少数民族，语言不通，习俗相悖，所以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敌人。他们就像丧家之犬，整天躲在树丛里，一有风吹草动就难免心惊肉跳。

逃亡的日子，一日长于百年，生命由于没有目标而变得茫然和毫无意义。更要命的是，李红军不幸染上热带疟疾，这种恶性疾病是丛林最凶恶的守护神。他躺在山洞里，时而高烧，时而寒战，脸色红一阵，紫一阵。于小兵绝望得几乎要发疯，眼看战友为病魔所困，无药可救，甚至连一点粮食也没有，你就是自杀也不管用。山谷里有座野佧山寨，于小兵冒着危险去偷来一些苞谷，可是粮食并不能抵挡病魔肆虐。第六天，死神终于来临，来自同一座伟大城市的北京知青李红军在经历生命的苦苦挣扎之后离开战友，他的年轻灵魂幸福地远去，去到一个没有痛苦、疾病和战争的天堂世界。

于小兵守着战友尸体哭干眼泪，他不知道过了几天几夜，直到一阵又一阵单调、神秘而令人心悸的木鼓声才把他从没有边际的昏睡中拖回来。他睁开眼睛，惊讶地突然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而且很轻松，好像一切沉重的精神负担，比如恐惧、死亡、饥饿、孤单、脆弱、动摇等等全都从他身体脱落，都跟随李红军远去，他因此变得无所畏惧，仿佛什么也不怕，也不在乎，就像小时候玩游戏刀枪不入一样。他为自己身上这种变化感到奇怪，一个人，怎么会变得轻飘飘的，连自己都不认识了？这是怎么回事？

他埋葬战友遗体，然后将两枝冲锋枪背在身上，擦干眼泪，跌跌撞撞地走下山谷。木鼓声越来越清晰，山寨燃烧着熊熊火堆，能看见许多人影晃动，他恍然记起原来是野佧在击鼓过节，野佧过节就意味着猎人头剥人皮，彻夜击鼓，将砍下的人头祭祀山神，称“猎生头”。

他忘记害怕，或者说叫做“胆怯”的东西在他身上根本不存在，所以他大摇大摆地闯进山寨。在他面前，全身赤裸的野佧在篝火旁跳舞狂欢，火堆上烤着整头的牛和猪。野佧手中挥舞长矛、毒弩和砍刀，鼓手将木鼓击出一种惊心动魄的效果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在静谧的夜空中，神秘鼓点传播着古老的死亡气息，就像杀人不见血的毒弩，令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于小兵视而不见地往前闯，如入无人之境。野佧突然愣住了，就像看见天上掉下一个怪物。这是个奇特的僵持局面，一个汉人竟然闯进山寨，他难道不知道这里正在举行猎生头的祭祀活动么？一时间山寨出奇安静，连部落酋长也瞪大眼睛感到迷惑不解。这是一种陌生经验，没有先例可循，就像我们面前突然站着外星人，你该怎样对待他？又比如初生牛犊，见到老虎不仅不跑，反而摇头摆尾地迎上去，老虎该拿它怎么办？

于是我们看到，这个叫于小兵的中国老红卫兵从容不迫地穿过人群，安全地通过山寨。经过一个野佧妇女身边，他抱起她的盛水竹筒猛灌一气，又用刺刀割下一条牛肉来狼吞虎咽，吓得那些胆小的野佧纷纷躲闪到一边去。

一连几天，心如死灰的于小兵大摇大摆地走路，居然没有碰上游击队或者政府军，直到他实在累极了，一头栽倒在河沟旁，脑袋沉重得像块木头疙瘩，身体却如腾云驾雾一样飞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听见有人说话，那些语调和音节仿佛都是老熟人，很贴切很舒适地钻进他的耳朵。他神经一颤，接着就醒过来。他看见一个老人眯着眼睛，蹲在火塘跟前吹火，一只瓦罐噗噗地响着，飘来一阵粥香。“你是……什么人？”他像蚊子一样虚弱地问。

老人没有回答，而是对另一个人说：“他醒了，给他吃点东西。”

这回他听清楚了，老人果然说的是汉语，中国话。母语的力量是神奇的，一下子抓住年轻人的心，他的眼泪跟着滚下来。等喝下一大碗热稀粥，他终于弄明白，正是这个好心的汉人老汉救了他，否则他可能已经喂了山中野兽。

“……你往南边走，大约三四十里地方，有个勐平山口，那里有一支汉人队伍。”老人指点他说。

“什么……汉人队伍？”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跟你一样，说汉话……长官叫徐师长。”老人肯定地回答。

5

公元1998年秋天，我在金三角边缘一座宁静小城拜访一位身份特殊的居民。他是一位老人，头发几乎全白，瘦瘦的身体，患有严重的老年性肺气肿。当地朋友再三叮嘱，不得暴露老人真实身份，因为他是一位容易引起误会的历史人物。

我答应对朋友负责。因此我将在本书中完全隐去老人姓名身份，只通过暗示来引起读者注意，因为我的采访内容大都与这位老人一生从事的革命活动有关。

老人(以下简称A)：“游击队发展的高潮在六七十年代，整个东南亚都在打仗，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的力量发展壮大，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咳嗽)……游击队本来也是有可能夺取全国胜利的，我们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我们最强大的时候，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军队达到三万多人，民兵五万人，根据地面积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一千万。我要强调指出，中国知识青年在我国的革命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很多人牺牲在战场上，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宝贵的生命(咳嗽)……但是后来党内出现机会主义、叛徒和反动政府的走狗，革命被他们断送了(咳嗽，然后喝水)……”

作家(以下简称B)：“您能谈谈，究竟有多少中国知青参加你们队伍吗？”

A：“究竟有多少，我也记不大清楚了。从前有关同志向中央汇报工作，曾经提到有几千人吧。队伍经常有变动，有减员，还有逃兵，所以很难进行这方面准确统计，也许多一点少一点。”

B：“您对中国知青的表现如何评价？”

A：“毛主席说过，要一分为二看问题。我认为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为革命战争输送了新鲜血液。”

B：“据说游击队对中国知青采取控制使用，就是只利用，不重用的政策，有这回事吗？”

A(生气地)：“……造谣！我们中央警卫师，就有好些中国知识青年，其中一个叫胡要武，当上警七营副营长(喝水)。胡营长是个好同志，1975年反动军队进攻解放区，德钦辛主席阵亡，胡营长也英勇牺牲(喝水，喘息)。东北军区副参谋长白小光，上海知青，指挥军队打过不少胜仗。还有第四特区司令林××，第108部队司令石××，都是中国知青嘛。(闭目，沉思)……我记得营以上指挥员，知青至少有十几个吧。”

B：“听说不少知青向政府军投降，有这样的事吗？”

A：“战场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凄凉的笑容)……中央机关被包围，给政府军带路的叛徒，有几个就是知青。”

B：“战场上阵亡、受伤、被俘、逃亡等等，有具体数字吗？”

A(摇头，咳嗽)：“……”

B：“缅共中央机关解散以后，他们出路何在？都到哪里去了？”

A(沉默不语)：“……”

B：“刚才您提到的前缅共第四特区司令林××，前东北军区司令石××，有消息称他们为坤沙之后新一代大毒枭，您对此如何评价？”

A(沉默不语)：“……”

老人坐在竹楼的阴影里，像一艘静静沉入在海底的古船，时光流逝，岁月更替，古船正在走向死亡并变成历史墓碑。我嗅到空气中有一股悄悄弥漫开来的腐朽气息。当我向老人告辞出门，外面阳光灿烂，万物生长，无数草木鲜花的勃勃生命气息热烈地拥抱我，我努力眯缝眼睛，打出一个响亮的喷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