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部分(2)

他接过来看了一下：“啊，这是从前门饭店徐邦呈房间的纸篓里拣出来的，一共拣出三张，除了这封信，还有一个通讯录，一个账目单，后两样我都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前几天我到看守所提审徐邦呈的时候，把这封信的情况问了问他，据他说，这个写信的刘亦宽是北京的一个中学教员，曾经在今年暑假期间给他做过几天义务导游，他送过刘一支带电子表的圆珠笔，香港货，不值钱。后来听说刘的父亲住医院了，就又给了刘二百块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来往。”

“刘亦宽住在什么地方问了吗？”段兴玉问。

“住北京甘雨胡同，在中学教书，这都是刘对他说的。”

“这些情况你核查了吗？”

“已经打电话请北京市公安局帮着查了，不过，北京八九百万人，叫这个名字的恐怕不止一个，再说，接受外国人的馈赠，大概不会用真名实姓和确切住址，所以，从户籍卡片上查可能不会有多大意思。北京还没有回电，所以对这封信的注明就还没有填。”

段兴玉没有表示什么态度，转脸对严君说：“把刚才志明说的一段审讯录音拿来听。”

一盒ＴＤＫ磁带从木柜里取出来，装进了录音机的卡盒里。因为是周志明自己刚刚审过的情况，记忆犹新，所以他很快就在这盘磁带中找到了段兴玉要听的那一段对话。

喇叭里先跳出来的是他自己的声音：“……还有一个问题，你在国内还和什么人有过来往？”

隔了片刻，徐邦呈的声音才出来，“除了生意上有来往的，再有就是……就是住饭店认识的服务员。还认识什么人呢？……不记得了，我想我都讲过了。”

又是周志明自己的声音，“你听到过刘亦宽这个名字吗？”

徐邦呈的声音，“刘亦宽，这名字有些熟，啊，……他，给我来过一封信……”

“是这封信吗？”

“是的。”

“你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他的？”

“你问什么地方？啊，在北京。”

“他在北京是干什么的，你们怎么认识的？”

“啊，我们是萍水相逢……”

“咔！”段兴玉伸手关掉了录音机，倒回来，又把这段重听了一遍，然后往椅背上一仰，眼睛看着志明，说：“听到了吗？你的问话有个很大的空子，给这家伙钻了。”

周志明浑身一激灵：“什么空子？”

段兴玉说：“现在很难说刘亦宽是不是北京人，而要判断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最直接的根据是信封上的邮戳。既然信纸没有彻底毁掉，那信封一般也不会单独毁掉，说不定让他信手塞在什么地方了，但是徐邦呈并不一定知道我们没有搜到信封，如果你在审讯中始终不让他摸到这个底细，他是断然不敢胡说八道的，那样，主动权就在你手里了。”

周志明恍然大悟，“哎呀，对了，我不该问他是在什么地方认识刘亦宽的，也不该问刘是在北京什么地方工作，哎呀……”

“是的，因为你第一个问法，让他察觉出我们根本不知道刘的所在地区；第二个问法，等于告诉他你已经对刘在北京工作这样的供述不怀疑。”

“对对对，真该死，我当时只想把这封信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好装卷，没想太多。怎么，难道这封信会有问题？”

一直在旁边听他们说话的严君插了一句嘴，“信文上好像还看不出什么破绽来。”

段兴玉用食指敲敲那封信，“你们好好看看。”

两个脑袋凑到一起，看了半天，严君先把头抬起来，“我看不出什么。”

周志明迟疑了一下，说：“文笔不错，可为什么字写得这样差？歪七扭八像个小学生，我看像个低年级小学生。”

段兴玉看着那封信，不动声色地说：“笔迹是经过伪装的。”

“有伪装？”严君惊叫起来。

志明连忙把信又抓过来看，果然，笔迹确实带有明显的伪装痕迹。他虽然把这封撕得烂碎的信从纸篓里拣回来，实际上却并没有对它抱多大希望，除了粗粗研究了几遍信文内容就是准备打入副卷了，竟至对笔迹上的显著问题视而未见。他带着点儿惭愧，连连说道：“是有伪装，是有伪装。”

段兴玉从抽屉里取出一只放大镜，贴近信纸，说：“看嘛，笔画顺序混乱，不规律；比例搭配失调；运笔僵硬，你们看这儿，还有这儿，凡是收笔的地方都有个小倒勾，典型的左手书写。不过看起来这个人并不具备文字伪装的专门知识，虽然把自己的真实笔迹掩盖了许多，但是做得太露骨了，不高明。”

周志明脸上发热，“哎呀，我险些把它放过去了。”

段兴玉话里带着明显的责备口气，“这样的信应该早跟我说一声，怎么能当一般材料自己随便处理呢？你们想想，徐邦呈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十点钟离开前门饭店去机场的，我们当天下午搜查他的房间，发现这封信还在纸篓里，饭店的纸篓一般一天倒一次，那么这封信很可能就是徐邦呈十二月二十九号当天或者是二十八号收到的，换一句话说，徐邦呈是在收到这封信不久才仓皇出逃的，那这封信是否和他的逃跑有关，就不能不格外怀疑了。”

周志明思索一下，说：“科长，这封信会不会就是你估计的那个向徐邦呈预示危险的确实信息呢？”

段兴玉沉吟着没有回答，严君说：“会不会是信封上有密写或者显微点，他看完以后把信封毁了？可如果要是特务信件的话，为什么不把信纸也销毁了呢？”

段兴玉点点头，“当然，按道理是应该销毁的，间谍斗争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很高的艺术，许多间谍行动都被精心设计得天衣无缝，但任何人都难免会有纰漏，反间谍部门的水平常常就体现在能不能不失时机地一把抓住敌人的疏忽和纰漏，然后顺藤摸瓜，揭开全案。哎，对了，徐邦呈的危险信号是什么来着，１１２７，对吧？”

周志明他们两个人异口同声地答道：“对。”

“你们看看信上有没有这个数字。”

他们在信上仔细寻找了一遍，“没有。”

段兴玉拿起信来看了看，又放下，在屋里来回踱了两趟，突然站住，说：“信文里会不会有漏格密码？”

周志明和严君的脑袋又凑到一起，按“漏格密码”的拼译方法，先试着把每句话的第一个字拼连起来。信的全文是：“你寄来的钱，已经收悉。病危入院的家父，于前天脱离危险后，即命我代为执笔，速寄一信与先生，以转达他的谢忱。他下周便可以移榻回家了。看来他的病，讫今无大渐，你付予的帮助，使他在自己残烛之年又得到了一位热心的朋友。”他们拼成：“你已病于即速以他看讫你使”十二个字，怎么看也是无机联系，不成话。

“可能是‘乱码’。”严君直起身，不无扫兴地嘀咕着。

周志明又把每句第二个字拼起来了，拼成：“寄经危前命寄转下来今付他。”他泄气地在纸上捶了一下。

段兴玉摆了下手：“算了吧，实在不行送到技术部门让专家们破译去吧。”

周志明无精打采地把这封信又放回到卷里去。段兴玉又拿起另一份材料，对严君说：“严君，这是你写的吧？这种材料不光要写上徐邦呈这个原名，他那个冯汉章的化名也要注上，还有代号２７１１，危险号１１２７，还有……”段兴玉指点着的手突然在半空停住了，呆怔了片刻，突然像发现了什么大钻石那样，叫了一声：

“他的危险信号是１１２７！”

“是呀。”周志明和严君莫名其妙地同声答道。

段兴玉指着周志明手上的副卷，“拿出来，那封信，按他的危险信号拼，按１１２７拼，试试看！”

周志明如梦方醒，飞快把那封信又取了出来。他们按１１２７的顺序，先把第一、第二句的头一个字；第三句的第二个字；第四句的第七个字拼连在一起，眼前不由豁然一亮，这句话拼成：“你已危险。”

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段兴玉也几乎不能保持固有的矜持，叫起来：“往下拼！”

按１１２７的顺序，他们拼完全信，拼出的十二个字端端正正写在一张白纸上。

“你已危险，即速转移，看讫付烛。”

他们激动得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一种既庆幸又后怕的心情在周志明心里交错起来，这是在他不算短的侦查员生涯中从未有过的一种复杂感触。他庆幸能把这包碎纸片带回来而没有被饭店的服务员当垃圾倒掉，又为自己把它当成普通信处理的疏忽而后怕，差点儿就是无头案了呀！

大陈和小陆去市检察院联系工作回来了。当他们听完严君兴高采烈的叙述之后，自然也是惊讶不已。谁能想到这个近于扫尾的案件又突然节外生枝，重开了一片神秘莫测的天地呢？

段兴玉脸色凝重，环视众人，说道：“都谈谈看法吧。”

陈全有的目光在那封充满了扑朔迷离的未知数的信上停了一会儿，顺口说：“会不会是施季虹发的？”

这个怀疑马上被段兴玉摇头否定了，“不会，施季虹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三点多钟还给南州饭店打电话找徐邦呈，说明她在此之前不知道徐已经去了北京，在此之后一直到在火车上被捕，她始终是在我们的监视控制之下的，没有发现她发过信。我想这封信一定是另外一个人发的，而且一定是在南州发的；发信时间只能是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午十二点半到下午六点半这几个小时里。”

周志明的脑子里也做了同样一番推断，他点头附和着说：“对，徐邦呈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午已经买好飞机票要逃走，那最迟得在二十八日下午接到这封报警信，二十七日中午十二点半是法庭散庭时间，下午六点半是咱们市里邮局对当天发往外埠信件的最后销邮时间，所以这封信只能是在这其间的六个小时之内发出的。”

大陈挠挠头，“有道理，呃——我倒想，南州会不会有一个秘密电台，由这里的潜特先向北京使馆里的特务组织报警，再由使馆的特务在京给徐邦呈发这封信呢？”

“也不会。”段兴玉指指这封信，“如果是使馆在京发信，就用不着煞费苦心地做文字伪装了。你看，费那么大劲儿，写得歪歪扭扭，还不就是为了逃避我们的调查吗？有句俗话叫‘灯下黑’，我看这个人肯定就在南州市，就在我们灯下的黑影里。”

大陈拿起这封信，仔细审视了一阵，说：“这是用普通横格纸写的，看来得从查这张纸入手了。”他把信纸哗啦哗啦晃了两下，笑着对周志明说：“你小子啊，有运气，拾破烂还真拾回个金娃娃来，说不定，全案大白就在这张薄薄的纸上了。”

天色已经晚了，严君早已把屋里的电灯拉开。下班的铃声不知什么时候打过了，机关里业已人去楼空。段兴玉不慌不忙地踱了几步，在屋子当中站定，说道：“我们手头的所有调查工作、材料工作全部停下来，从明天开始集中力量查这种纸，还要提审徐邦呈。今天晚上，周志明跟我去找纪处长汇报，噢，对了，小周还得回去给屋里生火，那就大陈……算了，大陈也回家吧，省得你爱人又欺负你这个大丈夫，小陆晚上跟我去吧。明天，明天是星期天，我看……”段兴玉略略停顿思考了少顷，“上午也算了，休息一下，个人的事抓紧办了，明天下午，大家都来。”

报警信的破译，使整个案子变得复杂和急迫起来，但大家还是打心眼儿里希望能有一个喘口气的机会，哪怕只有半个星期天，也好松弛和调节一下长期紧张的神经。周志明穿上大衣，心里盘算着是先去西夹道找杜卫东还是先回去把炉子生上，他行色匆匆地正要走，电话铃响了起来，小陆接了，问了一句便把听筒冲他一杵，“找你的。”

见鬼！这么一会儿接了两个电话了，他有点儿烦躁地接过听筒，毛愣愣地问道：“谁呀？”

听筒里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使他全身悚然抖了一下，“是，我就是。”他的语气似乎也胆怯下来。

他没有再问那人的名字，他已经听出是谁了。

低垂的夜幕下，风在肆虐。

街上，下班人流的高潮已过，一些临街住家的窗户里，透出点点落落温暖的光。这会儿，正是一家人围在火炉边上吃周末团圆饭的时辰了。

周志明骑车到了幸福路，没有拐弯去西夹道，而是顶着带哨的寒风一直往北，经南州饭店，奔太平街来了。

从施伯伯在电话里的声音中，他几乎想象不出那该是怎样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施伯伯是第一次用这样低沉和郑重的语气同他说话的，“还没下班吗？哦，我是上午从北京回来的。下了班，你到家里来一趟好吗？我……想同你谈谈。”他没有再问什么，要谈的问题当然是可以猜到的，除了季虹的问题还能有什么呢？尽管他在给市委写那封信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和施家闹翻的精神准备，但施伯伯在回到南州的当天就打来电话约他去谈，却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他在内心里意识到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胆怯和紧张。是觉得有负于施家吗？不！他做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自惭过，他自信是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的，但是在感情上，当然，多少还有面子上，他是不愿意，非常非常不愿意和施伯伯直接冲突起来的。

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放弃了去西夹道同杜卫东的约会，到太平街来了。

施家的门口停着两辆小轿车，示意着家里正有客人。果然，当他在走廊里脱大衣的时候，就听见客厅微掩的门里传来一阵亲热的说话声。

“老乔哇，老马已经在这儿谈了半下午了，你这一来，我看万云也别想休息了，我这儿快成了你们的第二办公室啦。”

“老宋，这你可就冤枉我啦，我是下班顺路来看看，保证不谈工作，不谈工作，啊。”

周志明推门走进客厅。

客厅里，除了宋凡和乔仰山之外，施万云和马树峰也在座。他们中断谈话，一齐把目光投到他身上来。他拘束地欠欠身，问候说：“施伯伯回来啦。”

宋凡把意外的目光盯在他脸上，皱起眉，冷冷地问：“你来了，有什么事吗？”她还没等回答就下了逐客令：“啊，今天我们这儿有客人，他们要在这儿谈工作，你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好不好？”

施万云闷闷地开了口：“是我叫他来的，志明，你坐下吧。”

他在墙边一只折叠椅上坐下来，屋子里的空气刹那间有些尴尬，只有马树峰偏过头来跟他简短地打了个招呼：“才下班？”他点点头，转目注视了一下施万云，他仿佛今天才刚刚发现施伯伯的面容是那样苍老，带着似乎永远去不掉的疲惫和憔悴，鼻子不由酸了一下，原来那种胆怯和畏缩的心情一下子竟被一种无限的怜悯所代替。他深深地感触和体会到了施季虹的事，给这位钟爱她的父亲带来了多么大的刺激和创痛。

马树峰从沙发上站起来：“老施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告辞了。你今天一回来就没顾上休息一会儿，难怪老宋要骂我们了。”

乔仰山也站起来，“好，有话下星期再谈。”

施万云摆手让他们坐下，“先不忙走。既然都来了，我有几句话想对你们说。”

宋凡细声细语地劝道：“你累了，今天早点儿休息吧。再说，大星期六的，人家老马老乔还没回家呢。”

施万云没有说话，眉宇间凝结着沉思。屋里难堪地静了一会儿，马树峰和乔仰山只好又坐了下来。

“今天回来，”施万云眼睛勾在自己的脚尖上，哑声说道：“李直一同志找我谈了季虹的事，把有关材料给我看了。我知道，对季虹的处理问题有人是向市委写了申告信的，直一同志虽然没有告诉我，但我心里明白，有些群众是不满意的。我想，我想……”

“咳，老施呀，”乔仰山截住话头，说，“我看这件事你就不要亲自过问了。老马刚从广州回来，季虹的处理问题一直是我抓的，办案单位的意见是劳教三年，政法部也是同意的，等过几天他们就会把请示报告报到市公安局法制科去。唉，有什么办法呢，孩子糊涂嘛，出了这样的事，我们考虑不处理一下的话，下面群众也要有意见，我看这样吧，老马，”他转脸对马树峰说，“季虹的身体比较弱，还有……”他把目光飘向宋凡。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宋凡叹口气，“这都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坐下的根子。我和老施那时候都在‘住读’班里，家里就是虹虹带着她妹妹过。唉，弄得一身病。”

乔仰山连连点头，接着说：“是啊，那些年咱们都一样，我，老马，还不都关起来了。大人挨批挨整住牛棚，孩子们也跟着受罪，熬过来不容易。老马呀，我看根据季虹的身体状况，将来可以叫劳教所安排她保外就医嘛。”

马树峰手里机械地转动着一只茶杯盖，沉吟了片刻才答话道：“季虹的案子，我原来一直没有怎么过问，最近因为有人对她的处理问题向市委写信提意见，所以前几天我也调卷来看了看。劳教三年嘛，我看还值得研究一下，过一两天可以叫他们具体办案的同志一块来开个会。……啊，我们今天不是不谈工作吗。老施也累了。”施万云的话题却依然执着在这个案子上，说：“对施季虹的处理，我是要回避的。我现在同你们谈这件事，不是作为工作而谈的，而是作为一个了解季虹的人，也作为一个老法律工作者，同你们二位主管这项案子的同志谈谈个人的看法。我想这总是可以的吧。”屋里静下来，马树峰和乔仰山都没有再打断他的话，他疲乏的声音继续说着：

“季虹小时候，是个很好的孩子，我和宋凡都是很喜欢她的。我们爱她胜于爱萌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你们都知道，家里全靠她了，她一个人带着萌萌过，还偷着到隔离班来给我送过炒辣椒……”

宋凡插嘴说：“还给我送过味精呢。”

“从我打隔离班一出来，我就感觉出她思想上有些毛病已经很深了。偏激、绝对、目光短浅。十一广场事件上她是很勇敢的，但实际上并不算一个十分清醒的革命者。她当然也是为了国家的命运而恨‘四人帮’的，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不满于自己当时的生活现状。这些弱点，公允地说，是很难怪她的，连我当时心里也都是有不少矛盾和痛苦的。她是一个孩子嘛，在那个乱世荒年没有随波逐流地堕落成坏人，已经是不容易了。我是个共产党员，革命快一辈子了，我多么希望我的后代能继承父业也做一个革命者，所以季虹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给孩子起的名是继承的继，红色的红。后来，她自己嫌这名字太俗太左，给改了。改就改吧，名字嘛，不过是个符号，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做革命的人，不在乎是不是一定要起个革命的名字。可是，可是，今天，当有人对我说，施季虹，你的女儿，是个反革命的时候，我是不愿意相信的，怎么也不愿意相信的！我的女儿，她本来应该是一个革命者的呀！”

乔仰山的目光在施万云情绪激动的脸上动了动，似乎觉得此时应该出来说几句宽解的话了。

“老施呀，你不要太激动，谁说季虹是反革命啊？这些年让‘四人帮’搞得，有些人还是那些习惯，对犯错误的人，不看全面，不看历史，动不动就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反革命那不又成了汪洋大海了吗？季虹的问题，不管有什么这样那样的说法，不管有谁上书言事，组织上总要实事求是嘛，是不会轻易把反革命的帽子扣在一个受过党的培养教育，又有很好的家庭熏陶的失足青年身上的。”他说完，用严峻的目光扫了周志明一眼，然后把眼皮悻悻地耷拉下来。

“直一同志找我谈的时候，我是很意外的。但是当我现在冷静下来，当我让自己只用法律工作者的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的时候，我只能承认，他是对的，那个写告状信的人，他是讲了真话的。我的女儿，是反革命，她的的确确是犯了反革命罪！”

“万云！”宋凡满脸疑惑地站起来，直勾勾地望着施万云，像是在望一个陌生人。她惊慌地把手贴在他的额头上，“你今天怎么了，不舒服？老马、老乔，你们先回去吧，他今天太累了。”她用恳求的口吻说。

“也好，今天不谈了吧。”乔仰山附和着说。

“老宋，”马树峰反倒在沙发上坐稳了，“你不用担心，我知道老施现在是最清醒的。”

施万云把目光移到宋凡脸上，良久，才说：“宋凡，你还记得我去北京之前和小虹发的那次脾气吗？你仔细想一想她这两年思想发生的变化吧，我们的女儿，已经不是过去的虹虹了。我这次在北京想了很多，本来想这次回来认真和她谈一谈，可是，已经晚了，宋凡，我们给党找了麻烦了。”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唉——”乔仰山用厚厚的手掌慢吞吞地向后梳抹着像年轻人一样浓密的头发，斟酌着词句说：“你是政法书记，老施，对自己的孩子犯错误的事承揽责任，这个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他说着望了一眼马树峰，似乎表示他的这句话自然也是代表了马树峰而说的。但见马树峰没有做出任何响应的辞色，只好继续说下去，“但是，但是，在组织处理上，还要根据全面情况进行分析考虑嘛。季虹这孩子，我还是熟悉的。这几年可能是沾染了些坏思想，犯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可是错误该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现在对认定反革命的限制是很严格的。老施、老马，你们不要看我过去不是搞政法工作，对这件事我可是专门查了有关规定的，只有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犯罪才构成反革命犯罪。施季虹无非是羡慕西方那一套生活方式嘛，想出国留学嘛，出于这个目的泄露了一些国家机密，诬告了别人，情节当然是严重的，但还算不上什么反革命。我们同被害人卢援朝也谈了，他也表示了对季虹的宽恕。按照法律规定，对尚未成事实的诬告，是可以从宽或者从免的，啊。”他又向马树峰投去了寻求支持的目光。

马树峰这回开口说话了，“老乔，你知道我一直是搞公安的，对法律嘛，粗知一点儿实用条文，理论上也不大精熟。可是搞公安的和搞法律的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性格，就是认死理，绝不违心地苟同别人的观点。你刚才讲的条文是不错的，可是对这些条文怎么理解，恐怕就各有不同了。比方说，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而出卖国家机密的，究竟该怎样确定这种犯罪的目的性？属于反革命的，还是属于刑事的？这种问题恐怕还需要斟酌。如果按你刚才的观点，那恐怕谁也不能算反革命了。所以我说嘛，还是要请几方面的人坐下来，开个会，统一一下认识再处理。你说呢，老乔？”

乔仰山没法接这个话茬，故意把带着苦笑的目光转向施万云。施万云的声音仍旧很低沉，却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果断口吻：“季虹这件事，我看不必再开会了。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她明显是犯有间谍罪的，犯间谍罪所使用的手段又犯了诬告罪，这类罪犯在法律上叫牵连犯，处理的原则是‘从一重处断’，你们公安局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向人民检察院起诉，政法部对这类具体案件不必干涉。你们不要考虑我和她的关系，否则就是我在你们眼里的觉悟太低了，那才真正叫我难受呢！”他停顿了一下，转过脸来对乔仰山说：“老乔，讲法律，我是个老资格的检察长，吃了十几年的法律饭，在这间屋子里总算得上是个内行了。过去‘四人帮’人为制造阶级斗争，天下没好人，物极必反，现在千万不要走到另一极端去，好像反革命都成了出土文物了。不不，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你看，我的家里不就是出了个反革命吗？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他的喉咙发哽，不得不停了下来。

“万云，”宋凡声音颤栗着，“难道你，你也认为虹虹内心里就是为了反革命才干那种事吗？”

施万云冷静下来，口气坚定，就像当年的检察长在进行着临庭演说：“一个罪犯，当他进行危害国家的反革命犯罪活动的时候，如果他的文化程度、知识水平和智力状况足以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发生什么样的客观后果的话，那就说明他在实施犯罪时对这个客观后果是抱着故意的心理状态的。既是故意犯罪，他所追求的目的就应当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为图财；是为贪利；还是像季虹那样是为了出国，都不过是促使他犯罪的内心起因，法律学上叫犯罪动机，老乔，你在季虹这个问题上是把犯罪的动机和目的混为一谈了。”

乔仰山张口结舌，尴尬地啊啊两声。

“万云！”宋凡爆发了，“你这是干什么？组织上已经定下来的事，你为什么还要推翻。你太过分了！你愿意当反革命的父亲，我可不愿当反革命的母亲！”

“宋凡！”施万云用力击了一下沙发的扶手，厉声喝断了宋凡的责怒。宋凡被这突然一喝吓住了。望着他那张震怒的面容，愣了片刻，嘤嘤啜泣起来，屋里出现异常难堪的气氛。

施万云把情绪缓和下来，慢慢地说道：“宋凡，你是她的母亲，我知道你不愿看到她这个下场。可你仅仅是一个母亲吗？对于她的堕落，能仅仅凭着母亲的感情来说话吗？不，不能够这样。你是党员，干部，你首先应当站在党的利益上、党的原则上说话。宋凡，季虹这几年确实是变了，我有时候都觉得自己不认识她了。我们是爱她的，可是她连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主义都不爱了，她和我们在政治上有了这么大一个距离，难道还会爱你吗？她的那些话，那些牢骚，你不是也听见了？她甚至已经羞于做一个中国人了。为了到外国去求取一点儿物质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开放，她竟可以抛开一切，连祖国、父母、妹妹、爱人都可以割舍掉、出卖掉、牺牲掉！这就是我们的女儿吗？这样一个只爱她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拜金者，难道还值得我们去宽恕吗？我们过去宽恕她太多了，这样下去，人民就不能宽恕我们了。”

宋凡用手掩着脸，压抑着哭泣跑进卧房里去，卧房的门砰地响了一声，给客厅里的空气中加上了一点儿沉闷的重压感，大家各自沉默到自己的思绪中去。好一会儿，乔仰山淡淡地说：

“有些事情，也怨不得孩子，在他们长思想长知识的黄金时代，正是‘四人帮’横行时期，季虹也是这段历史的受害者和牺牲品。所以，对这些青年，我总不主张严厉过甚，总希望能拉他们一把，他们是很可怜的，这一代青年，是很可怜的。”

马树峰正色地说：“老乔，我又要唱反调了。现在青年的主流不是可怜，而是可喜。叹息的、埋怨的、彷徨的、空谈的，有；像季虹这样背叛自己国家民族的，也有。但是这些落荒者、败坏者绝不是青年的主流，而那些勤奋的、实干的、进取的青年才真正代表了这一代人，他们不是同样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的，同样经历了这一段历史吗？像他——”马树峰指指坐在墙边的周志明，“是坐过监狱的呀，也没有就变坏了嘛，我看关键还是在于自己。周志明，你是年轻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志明被问得猝不及防，咳嗽了一下，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我没想那么多。”他憋了一下，还是说了下去，“反正，我们年轻人……大家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想，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那段历史如何乱，大概只有对我们国家的今天和今后都绝望了的人，才会彻底变成一个完全自私的、完全不爱祖国的人……我，没想那么多……”

“哎，有道理。”马树峰很兴奋地说。

“啊，道理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乔仰山应了两句，转脸对施万云说：“今天实在是晚了，你还是休息吧，我们告辞了。”

马树峰站起来，“好，走吧。”

乔仰山挠挠头皮，感慨地说：“啊呀，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以前老施当检察长的时候，铁面无私，执法铮铮的名气就很大，现在看来，果然不虚。这样吧，季虹这件事我和老马再根据你刚才的意见研究一下，然后再向你汇报啊。”

施万云没有站起来，只是很疲倦地摇摇手，“我已经回避了，你们依法办事，不要向我汇报。另外，老乔，等下星期上了班，我们找个时间好好谈一谈，就谈谈这件事。作为施季虹的父亲，我有失教育之责，给国家造成损失，我是准备向市委请求处分的。我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也有不公道、不妥当的地方。我们可以交换一下意见。你想想，你是政法部长，我是政法书记，如果把我们之间的人情关系带到我们的执法工作上来，那不真叫‘官官相护’了吗，老百姓会怎么样？是要骂我们腐败的呀！”

“啊，好，好，可以谈谈，谈谈。”乔仰山难堪地和施万云握了一下手。

咯咯咯的皮鞋声在门厅里消失了。门外，响起汽车门沉闷的碰撞声，发动机嗡嗡了一阵，又静了下来。

周志明等了一会儿，见施万云默默地坐在沙发里发呆，似乎并没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了，便站起来，轻声说道：“施伯伯，你休息吧，我也走了。”

施万云没有挽留他，从沙发上站起来，一直把他送出了客厅，又送到了大门那儿。对这位老人的敬意使他怎么也不能憋住那句几次冲到嘴边的话了。

“施伯伯，那封信，给市委的信，是我写的。你……别生我的气呀。”

施万云似乎毫不感到意外，微微点点头，“我知道，今天我叫你来，就是想对你表明我的态度。”

他心里直抖，来以前对施伯伯的畏惧和来以后对他的怜悯全都荡然无存，现在他只觉得他是那么可敬，那么好，那么……伟大！

走廊里的那盏日光灯斜照在施万云的脸上，显出一种衰弱的苍白。他有些颤颤巍巍地站在周志明面前，魁伟的身躯变得佝偻起来，似乎有什么话欲言又止，嗫嚅了一会儿，终于说：“你，同萌萌……究竟怎么样了，算完了么？”

周志明勾下头，“我也不知道……”

一只温暖的手掌在他头上轻轻抚了一下，又放下了，“你们，唉，好自为之吧。”

自从他认识了施伯伯，在一所房子里住过，在一张饭桌上吃过，但像今天这样深的感情交流却从未有过。他甚至恍若觉得父亲站在了面前，他真想叫一声“父亲！”然而他没有叫，只是向施伯伯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不知道这样行大礼意味着什么，是尊敬，是感激，是安慰，还是歉意？他转身打开大门向外走去。

他一直走上了太平街的马路，才回首顾望，那被白杨树阴影掩映着的窗口，露出萤火一般的灯光，暖暖的，暖暖地熨在他的心上。

从太平街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他又在工具房里冻了一夜。清晨，早早地爬起来，带着牙膏手巾跑到办公楼厕所里的水池这儿来洗脸。楼里有暖气，毕竟舒服多了。他正刷着牙，行政科老万披着个大衣进来解手，他见老万下面光着腿，便打着招呼问：

“昨天没回家？”

“我值班。喂，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找你半天也没找着。”

“昨天晚上？出去了一趟，干吗？”

“９４１厂一个姓杜的给你打电话。”

“说什么？”他满嘴牙膏沫子，直起腰来问。

“没说什么，我说你不在，他就把电话挂了。”

老万解完手走了，他用水杯里的水慢慢地涮着牙刷，心里悬悠悠地有点儿放不下了。杜卫东昨天两次来电话，看样子颇有些急切，他这人难道还会有什么重要事情吗？他倒掉水杯里的水，决定趁上午的空闲，到９４１厂找他一趟。

因为是星期天，处里食堂要到九点钟才开饭，他便在街上随便吃了点儿，然后骑着车一路顺风朝９４１厂而来。

在厂门口，他意外地碰上了卢援朝。

卢援朝也正推着车往大门里走，笑着对他打招呼，“怎么，到我们厂吗，有何贵干哪？”

这是他在那个审判会以后第一次见到卢援朝。卢援朝的口气中虽然多少有点儿戏谑的味道，但似乎并无嘲讽的意思，于是他笑着应道：

“找杜卫东，私事，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吗？”

“我加班，有个外文资料，厂里急等要的。”

两个人说着话，走进大门，门卫室的老头儿一听周志明是公安局的，也没让他费事登记，飞快地在他手里塞了一个进门牌，并且主动地指点着说：“顺这儿一直往东，走到头一拐就是。”

周志明不觉有些诧异，他并没有对老头儿说过要找杜卫东，可老头儿所指的方向恰恰就是杜卫东的管子工值班房。他无暇仔细多想，只顾得要和卢援朝分手道别。卢援朝却说：“我陪你走一段吧，到我们那个办公楼走这条路也行。”

两个人沿着厂内的大马路骑着车，默默无话。走了一会儿，卢援朝突然问了他一句：

“听小萌说，你们闹意见了，你已经搬出去了？”

他猝然未及思考，随口答了一声：“啊。”

卢援朝笑笑，“你别看小萌平常挺温存的，真要耍起小性儿来，硬是谁的也不听。不过她有一点倒是难能可贵，她看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你忘了她还去自新河看过你吗？那时候你可是个实打实的‘阶级敌人’呢，还有我的这件事。”

他未置可否地唔了两声，没有多解释，因为他从施家搬出来这件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而且要说清楚就非得涉及到季虹，现在跟卢援朝说季虹的事，那不是哪把壶不开提哪把壶吗？不过他也知道，卢援朝似乎倒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痛恨季虹，从他这会儿轻松的情绪上看，甚至对这个使他翻天覆地的事件也早就不放在心上了，连一点痕迹都不留，这也真是难得的宽宏大量啊。

他们顺着马路拐了个弯儿，管子工的值班房就在前面了。但是不知出了什么事，不远的地方，一堆密密匝匝的人群把道路严严堵住，有人冲他们喊：“绕道吧，绕道吧，这儿不通啦！”

他们走到近前，只见堵在后面的人都拼命踮起脚尖，徒劳地伸着脑袋往里瞧。周志明顺着人们张望的方向看去，发现在攒动的人头前面，露着一辆现场勘查车的蓝色顶篷，心里不由一沉。他把自行车锁在路边，拨开人群，拼命要往前面挤。卢援朝向身边一个熟识的工人问道：

“这儿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周志明听见一个又老又哑的声音在回答：“谁知道，可能是煤气中毒了。”

另一个年轻的声音带着几分夸张插上来，“什么呀，准是这儿被偷了，你看公安局的都来了，那车就是公安局的化验车，里面什么家伙都有。”

“屁！”另一个声音咂了一下嘴巴，“要偷偷财务处去，偷管子工宿舍干什么？”

他顾不得理会那些争执，一鼓劲儿挤到前面。几个干部装束的人一面把围观的人拦住，一边大声嚷着：“别看了，别看了，都上自己的班去，有什么好看的呀。”

他认出其中一个半熟脸是厂保卫处的干部，连忙向他招呼说：“我是公安局的，出什么事啦？”

“哪儿的也不行。”那人显然没认出他来，仍旧不客气地把他和挤在前面的人往后推，“散开，散开，别围着啦！”

他正在着急，突然看见安成和刑警队的王玉山一边说着话一边从杜卫东的屋里走出来，便急忙冲他们喊了一声，把两个人的视线都吸引过来。王玉山惊讶地说：“你怎么来啦？进来进来。”

安成叫维持秩序的保卫干部放他进来，然后说道：“你的消息倒是真快呀。”

他愣愣地问：“到底怎么了？我什么也不知道。”

王玉山扯了扯他的胳膊，“来，进来看。”

他们走进屋子，屋里光线很暗，摆设也十分凌乱。几个刑警队的现场勘查人员正在忙着清理刚刚用过的器具，他一看就知道，勘查工作已经收尾了。

屋子正中站着马三耀，指手画脚地正在指挥着什么，看见他进来，先是意外地一愣，随即说：“你来得正好，你看。”

他顺着马三耀手指的方向，朝摆在墙根的床上望去，一刹那间，他的呼吸几乎都停顿了，后背上有股森森的凉气直往上蹿。他看见杜卫东硬挺挺地伏尸床上，像触电一样打了一个剧烈的战栗！

“啊？这是怎么啦！怎么回事？”他痉挛地叫起来。

马三耀用冷静的声音只说了一句，“我们来的时候，他早就无法抢救了。”

他全身哆嗦，一股生理上无法压制的心慌意乱牢牢地占据了他。杜卫东那双由于瞳孔扩散而变得灰暗混浊的眼球，一动不动地凝止在半开的眼皮中间，脸面微微有些青紫肿胀，口唇发绀，舌尖于齿列之间略略挺出，眼睑结合膜上的出血点清晰可见，任何侦查员都能从这副尸相上毫不费力地判断出，他已经窒息而死多时了。

周志明从十五岁起吃公安这碗饭，也算是经过不少战阵了，在刑警队工作时，出人命现场也不止一次。他也曾扒过死人水肿的眼皮；也曾用手指按压过尸斑；甚至还曾捏着腐尸的双颊从臭气熏天的口腔里往外掏过脏东西。他做这些事，从来没有觉到过一点儿恐惧和恶心，而完全是作为自己职业的一部分，以坦然冷静的心情去进行的。但是，眼前的这具僵尸，是自己的朋友，是一个不久前还活生生地在电话里交谈的朋友！他的头皮酥酥地发麻，怎么也平静不了了。

“他是怎么死的？”他神经质地抓住马三耀的胳膊。

“勒死的。”马三耀冷静得像尊会说话的泥佛，手里下意识地摆弄着刚刚脱下来的白纱手套，说道：“从尸体的僵冷程度和尸斑上看，约莫已经断气十个小时左右了。”他环顾着杂乱无章的屋子，又说：“可惜，原始现场没有保护，进来的人太多，嗅源也破坏了，除了尸体没动，其它都叫厂里的工人们搞乱了。”

周志明胸口发堵，良久，低声又问：“是他杀？”

“不。”马三耀对着杜卫东那张丑陋变形的脸孔瞟了一眼，说：“根据我的经验，是自杀。”

“自杀？”周志明抬起脸，眉宇间凝聚着毫不掩饰的怀疑。

马三耀把两只拳头半握起来，向上举到胸部，两手之间好像有条绳索似的往两边拽了几下，说：“死者身体仰卧，绳结在前，死后双手还松松地攥着绳子，典型的自勒姿势。”

“你仅从姿势上判断吗？”他露出极不信服的神情。

“当然，不能那么简单，你看这儿——”马三耀戴上白手套，轻轻托起死者的下巴，说：“颈部索沟的深度较浅，皮下的软组织看上去损伤不重，至少，从表面上看没有严重的外皮剥脱现象。”他直起身来接着说：“你过去不是学过的吗？如果是自勒，有十公斤的重力压迫颈部就可以致死。但是他勒的情形就不同了，索沟深、皮下组织损伤严重，往往有皮下出血，甚至甲状软骨骨折。因为自勒和他勒的心理状态不同，所以勒力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再说，杜卫东这样一个七尺汉子，当要被人杀害的时候，岂能束手待毙？可是你看，他的衣服这么整齐干净，不要说身上找不到任何抵抗伤，搏斗伤，就是连一点儿挣扎的痕迹也没有，如果不是死于自勒，又该做何解释呢？”

周志明无言以对，只得默然点头。马三耀又说：“不过现在只是初步断定为自杀，还不是最后结论，最后结论还要等法医鉴定和一些化验的结果出来才能做。”

杜卫东的尸体被一条白色布单从头到脚地蒙住了。周志明最后向那触目惊心地半开着的眼睛投去一瞥，觉得连呼吸都不能通顺了。那双没有瞑闭的眼睛，朝天仰望，像是在等待什么，又像是要吐诉什么……

他脚步发僵地跟着马三耀走出这间光线昏暗的屋子，户外明晃晃的阳光刺激得眼睛发酸。不远，仍然有不少人围着没有散去，一只无线电喇叭还在不厌其烦地高叫着疏导人们离开。在他们身后，几个刑警正用一只细窄的担架把全身素裹的杜卫东从屋里抬出来，塞进勘查车尾部的装尸盒里。马三耀碰碰他，说：“我该回去啦，你今天休息吗，怎么想起到这儿来了？”

他若有所思地啊了一声，握住马三耀伸过来告别的手，犹豫一下，说：“最后的结论，能告诉我吗？”

马三耀笑笑：“你又要找事了。”他晃晃周志明的手，“好吧。”

带着金色“公安”字样的现场勘查车在围观的人群中缓缓挤出一条缝，昂昂地鸣了一声喇叭，走远了。周志明推着自行车，夹在议论纷纷的人群中寻来路往回走，身边几个工人大声的说话，把他的心情搞得难过万分。

“喂，究竟是谁啊？”

“行政处的一个管子工，新来没一两年，可能是上吊了。”

“死没死？”

“死了，你没看见用白单子包着抬出来的吗？”

“是不是偷江总家的那个呀？职工处那帮人干什么吃的，怎么净招这号人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