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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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多年，当我决定走得更远的时候，在1989年年初我回了一次家。

快到六号院子门口时，我才有点忐忑不安，不知家里人会怎样对我。父亲坐在堂屋家门口一小炉子边，他把几层外套重叠着穿，缩着腰，怕冷似的双手插在袖子里，正对着院大门。眼睛已完全看不见了，但能感觉是我，能听出是我的声音在叫他爸爸，他笑了。

母亲从屋里走出，手里的一节藕掉在地上，她变得很老，背更驼了。她说：“你回来做啥子，你还记得这个家呀？”话很不中听，但她看着我的神情告诉我，对我的回家她又惊又喜。

我把随身带的帆布小旅行箱放下，目光四下望着。这儿的一切，包括父母，与我想象的一样，只不过更为朽败，毫无新奇之处，也没有亲切的感觉。而我回来也不过是瞅上一眼，对自己曾经那么多年在这地方生活做个交代，有几分是为了看父母呢？

最多后天，说不定明天，我就走。

吃过晚饭，天就完全黑了。在屋子里，不管怎么弯着头，也看不到一点窗外掉尽叶子光秃秃的黄葛树。我脱了衣服上床，母亲在给五屉柜上的一尊佛规规矩矩作揖，嘴里轻轻念叨着什么。那是个和喝水杯子差不多大的瓷人，瓷人的面前放着一个小香炉。母亲信佛比以往更为虔诚，已把佛请到家里来。

母亲上床后，与我的身子挨得极近，我很不习惯往里面挪了挪，她扯过她的棉被给自己盖上。架子床靠墙一边横搁了一个窄窄的木板，上面放了夏天衣服和一个个用布包起来的小包袱。弄得一张床不伦不类的，而且稍不注意，一抬头，就会撞上。我忍不住说：“床下有箱子，还有五屉柜，都装不下了？”

“这你就不晓得了，把东西包起来，随时就可以走。”母亲说。

还不等我问她走哪儿，她就说，她准备好了，一失火，就可以拎走，先牵走我父亲，再拎包。

呼吸着母亲的气息，我想，她不过才六十二岁的人，脑子却真是老了。

我眼皮开始打架，粘在一起。奇怪，我在外每夜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一回到家，不必服药，脑子马上昏昏沉沉。

母亲关了灯，她说这个月退休工资没领成，几家造船厂都发不起工人工资，退休工人连领一半退休金也不行。大冷天她去了好几次都白跑，有几百退休老人在公司大门口静坐。她怕冷，怕心脏犯病，没有去。公司若再不发退休工资，他们说要到朝天门港口去静坐。“那么冷，都是上了年龄的人，活不了几天，朝死里奔。”黑暗中，母亲自言自语，“我现在就是去一趟石桥广场买菜，人就累得不行。”

这几句我听清楚了，我对母亲说：“我要睡着了，明天我给你钱就是了。”

母亲想说什么，果真停了嘴。她那么说，不过是提醒我应当养家的一种方式罢了。

母亲也不问我的情况，在外边干些什么，她依然不把我当一回事。不过她问，我能说什么呢？假如我告诉她，她的第六个女儿靠写诗写小说谋生，她一定不会相信也不明白。我已经二十六岁，往二十七岁靠了，她也没有问一问我有没有谈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也可能她明白，我这种女儿的生活方式，还是不问为好，省得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