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一章
一
结果和当初的设想是那样的不同。
二
当那个深秋的夜晚，吴为坐在零狐村丹阳观山门的门槛上，顺着嵌钉在重甸甸、黑沉沉的塬上，如逗号、句号、顿号、惊叹号、破折号的灯火，九曲十八弯地开始她对塬的阅读时，胡秉宸正在大别山的一处山坳里，向滂沱大雨中抛洒出一道在膀胱中潴留过久的秽水。
虽然他的后腰上顶着一杆美国造的卡宾枪，但他还是不失时机地赏鉴了这杆重量很轻，可以连发然而少见的枪。彼时，部队里最好的枪也就是日本造，不论谁缴获了都得上交首长，可以想见，这杆卡宾枪的主人不同寻常。
一九四七年秋季，在大别山的夜色中从膀胱中抛出这一道抛物线的胡秉宸，与十年前在零狐村小火车站上吃臊子面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多改变，仅从他的面相就可以搜寻到不少可供推敲的线索。
但胡秉宸到底是胡秉宸，此时此刻还有闲情逸致将他那道抛物线修饰得尽善尽美，力求使其显现出磅礴之势。
一绺颤颤悠悠、弱不禁风的灯光从胡秉宸背后射来，含含糊糊地照射在雨中那道抛物线上，他认为那道弧线果然不负所望。他的眼波，一次又一次拂过抛出那一道抛物线的管子，一副“醉里挑灯看剑”的情态，几乎对着那道管子赞道：“好剑！好剑！”
遗憾的是那道着意经营的抛物线在暗夜中渐渐迷失了神智，六神无主，摸不着东南西北，无声无息地坠落在夜的深处，夜就展着自开天辟地以来谁也没能猜透、谁也没能玩透的老脸，坏笑起来。
忽去忽来的山风如交响乐中的变调，若即若离地撩拨着这两个在暗夜中较劲的男人。
隐约在夜雨后的山峦，更是阴沉地凝视着这两个企图在它的地界里一逞英豪的男人。
胡秉宸的抛物线终于走向强弩之末，他不大情愿地抖了抖自己那柄“好剑”，做了一个收势垂下。这把“好剑”本该收入国人叫做遮羞布的布兜里，但此时只能将它垂下，因为胡秉宸已被剥得赤条条丝缕不挂。
曾几何时，胡秉宸还在零狐村小火车站上为吸食面条的动静一阵尴尬，如今却赤条条在另一个男人的瞠目下，从从容容将如此私密的事情办得如此堂皇！张口也能潇洒地来个“操他妈”或“妈了个×”，早已摆脱文明的羁绊，向直白的表达靠齐。
看起来胡秉宸已进入了革命的熔炉。可他端着那柄“好剑”的最后几抖，连自己也不觉地抖出了深藏的不屑。
胡秉宸对那道抛物线的唯美要求，与硬邦邦顶在后腰上的那杆卡宾枪不无关系。
战士赵大锤也早已不必这样硬硬地顶着胡秉宸，但有一种深潜的、说不清的恨意在作祟。
这恨意源于一起事故。
战士赵大锤前不久还在班长的岗位上，最近才削职为兵。
就在胡秉宸到来前不久，中央派来了一个情报交通，等待甄别期间由赵大锤看守。赵大锤凡事积极主动，看守之外另加一轮审问，二话不说，先将来人吊起打个半死。
老资格的情报交通一路智闯国民党围追堵截，关关化险为夷，却没想到在自家人的小河沟里翻了船。他无奈而又恼怒地对赵大锤说：“你这样对待中央派来的情报人员，将来是要负政治责任的！”
赵大锤是个重证据轻口供、从不意气用事的人，闲闲地问：“有证据吗？”
“当然有。”情报交通拆开衣袖边线，从折边里抽出小纸一条。
赵大锤接过一看，不过是张白纸，自视甚高的赵大锤愤怒了，“你个杂种操的，敢拿一张白纸唬老子。”三下两下就把那条小纸撕了。
情报交通连声叫道：“不能撕，不能撕，在火上烤一烤就能看到字啦！”
赵大锤参加革命若干年，自觉学问已然了得，而“你这样对待中央派来的情报人员，将来是要负政治责任的”威胁，也激发了他比试一下的用心，他哂笑着说：“你以为老子不懂？字都是写出来的，哪里听说烤出来的？”
什么叫做“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就是最权威的解释。
这个妄想拿着一条小纸蒙混过关的家伙，不是特务又是什么？班长赵大锤甚至站都没有站起来，坐在那里，反手一枪，老资格的情报交通员脑袋就开了花。
直到上级机关追问起来，优秀班长赵大锤才不得不削职为兵，那份机密等级为“三根鸡毛”的情报，也就这样无影无踪了。
削职为兵的赵大锤百思不得其解，那些拿着一指宽的小条子跑来跑去的人有什么了不起？怎么就能吆五喝六？怎么级别比他还大，让他敬神似的敬着？
从那时起，赵大锤心里就打了个结。
可以想见，如果日后战士赵大锤不是死于非命而是坐了江山，那么在日后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将如何对待白脸书生。
胡秉宸犯了一个大多数城里人或知识分子常犯的错误，低估了赵大锤们的智商，把他们表面的木讷解释为鲁钝。
好比此时，战士赵大锤就分毫不差地体会到胡秉宸的挑衅。他站在胡秉宸身后，一直斜睨着胡秉宸引以自豪的那柄“好剑”，轻蔑地暗笑着，那也算男人的物件？！这样一个长不过二寸、缩头缩脑的“武大郎”，也敢拿到他这个“西门庆”面前来比试？
赵大锤没有读过纸介《金瓶梅》，但是早从戏曲，特别是地方戏曲中，熟知了男女间的基本操练——掌管哪出戏可以上演、哪出戏不可以上演的行当，还要等上二十多年才会出现。
说起来实不足道，赵大锤对胡秉宸的蔑视也好、敌意也好、不屑也好，不完全像理论上分析得那么深奥。
杵在胡秉宸后腰上的那杆枪，也就更加下劲了。
不要说彼时大别山上这两位革命队伍里的战友，相信同一时刻，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不少准男人在较量这个抛物线的射程。当他们成长为一个男人之后，不分肤色、国籍、民族、职业、学养……更会互相攀比这一物件的孰优孰劣，用这种办法证明他们伟乎其大的男人品德。
尤其国人，还会以此认定今后的前程，诸如指点江山、横扫一切、征服女人的种种潜能，与它的size，也就是尺码、型号，息息相关。并且认定，即便从全世界来较量，自己也是那个number one。他们的盲目、自大，在他们对这段管子的自恋上表露无遗。
而团长对胡秉宸那点情不自禁的尊敬或逢迎，难免不让赵大锤对卸去的班长职务回味一番。
胡秉宸与赵大锤周围的知识分子不大相同。怎么不同，赵大锤也说不清楚，反正他觉得周围那些知识分子本质上和自己差异不大，而到了胡秉宸这里，就变成永远不可能尿到一个壶里的另类。别看现在“走到一起来了”，可赵大锤的直觉告诉他，不过是暂时的。
赵大锤的智商绝对在胡秉宸之上，好比这样的觉悟，胡秉宸差不多到了此生尽头才略有了悟。
智商极高的赵大锤却不是标新立异的另类。
好比吴为功成名就之后，某次周游列国与一位财团老板相遇，他们就人类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梦想争论起来，她觉得“共同”这个标准很难统一、确认。
财团老总却说：“总能有一个大致的认同吧？比如说富有。”
她翻着眼睛给老板来了一句：“什么叫富有？”只是因为礼貌才没有说出后面的话——你以为像你那样有钱就是富有吗？她克制住自己，换一个说法：“对我来说，一个中等生活就够了。如果让我选择，旅游宁肯住room或 zimmer（德语，房间之意），也不愿住五星饭店；居家宁愿住纽约第五大道的地下室，也不愿意住地下室上面的房子。有方便的公共交通何必非要拥有卡迪拉克？只要商店里有可心的衣饰，何必非得请couturier（专门服装设计师）？更不必日日三餐都去香榭丽舍否则宁可饿死……”
说完这番话，她也立马从一个让男人兴味盎然的女人，变成一个让男人惟恐避之不及的怪物。
这种转换她并非没有感觉，回到家里回味一下，发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而是一再发生，但就是不明白这种转换的症结所在。
换了赵大锤就绝对不会像吴为那样，宁愿住纽约第五大道的地下室而放弃地下室上的豪宅。
吴为要不是装傻，就是矫情。
赵大锤像所有正常人一样想过一个好日子，至于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起始并没有多少奇思妙想，无非就是有很多的钱财，更要有很多的女人。
有关好日子的奇思妙想，是逐渐丰富起来的。
赵大锤一枪在握之后，首先体会到的是敬畏。其实让人敬畏的不是某个“人”——人跟人差不了多少。让人敬畏的是人手里的钱，或枪，或权，或能力……自己虽因枪杆子使用不当受了处分，却不能损害他对枪的顶礼膜拜。枪不但是他的图腾，也是很多大人物的图腾。在未来的岁月里，枪杆子肯定还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以实求实地说，他那个削职处分也与女人有关。
但女人的事不全是他的责任。那天晚上，他向房东借了个大盆洗澡，房东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寡妇，主动地对他说：“我给你搓搓背吧。”
搓背之后，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
第二天部队转移到另一个村，赵大锤想起搓背的寡妇，有点意犹未尽，晚上便又摸了回去。大门已经顶上，又不好大张旗鼓敲门，只好翻墙进去。院子里黑咕隆咚，他两眼一抹黑进了媳妇的屋，只好将错就错把媳妇干了；再去找寡妇，又错进了姑娘的门……归队时被领导发现，加上枪杆子使用不当，只好卸去他班长的职务。
如果一定要问战士赵大锤对革命有什么不理解之处，那就是他始终不能理解，睡女人到底算什么原则问题？这种事也能算做处分的理由？
从寡妇娘往下，媳妇、姑娘，问问那满门的女人，哪个挨了他的操不欢天喜地？哪个不宝贝他那个所向披靡的物件！
三
胡秉宸转过身来，对战士赵大锤怪模怪样地笑了一下，这笑容绝对谈不上是敬仰。
很久以来，胡秉宸都没有得到如此合适的机会，来展现这样一个微笑了。然后又瞟了一眼刚才杵在他后腰上，现在则是对准他脑袋的那杆卡宾枪。
枪是一杆好枪，持枪人赵大锤更是出色，伟岸挺拔算不得什么，难得的是颧骨上没有蒙古人种特有的、极具质感的两团肉块。那两处骨感的削颊，不但为赵大锤添了一份飒爽，也显出决断的倾向。
不论胡秉宸还是赵大锤自己，都没有料到赵大锤近在两年后的结局。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那一伟大历史时刻，战士赵大锤那只渡船被国民党炮弹炸飞，船上战友全部牺牲。不会游泳的他却顺手捞到一块船板，连蹬带踹游过了长江并只身抢占了敌人一个火力点，为后继部队抢攻扫清了障碍，当之无愧地成为渡江战役中的一名战斗英雄。
如果赵大锤没有只身抢占敌人那个重要火力点，军事地图左路上的那个红箭头又会怎样走向？人们无法估量赵大锤为那个红箭头的径直走向做了多大贡献，但可以说他为那个红箭头的径直走向做出了一定保证。
直到战斗结束，赵大锤才发现他的屁股被炮弹削去一片肉，两个虎口豁得翻花，膝盖磨得白碴碴地露着骨头。
他没有居功自傲，只是在恢复班长职务时高兴了一阵。说来也怪，比之奖给他的那个军功章，他更欢喜的是班长职务恢复。
在日后许多影视片中，无数次重现过解放军战士只身抢占敌人火力点或端掉敌人碉堡的经典镜头。不知人们在欣赏那些影视片并为之感动的同时，会不会知道有个叫做赵大锤的战士，当年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也曾如此英勇战斗？
赵大锤没有牺牲在解放南京、上海艰苦卓绝的战役中，相反，他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并有幸得到中共华东局对参加解放上海战役全体指战员的那个奖励——每人一斤猪肉。而那些为解放上海、牺牲在上海大门口的七千多名指战员，就连这一斤猪肉也没能吃上。
进驻上海的赵大锤，平生第一次品味号称“东方小巴黎”的上海，还有那些千娇百媚的上海女人。
不要对战士赵大锤说三道四，即便胡秉宸这种水里煮过三次、火里烧过三次、血里洗过三次，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日子两不耽误的人，一旦回到上海依然心有所动。
当街头欢迎队伍里的一位小姐跑上前来，在赵大锤的枪口挂上一朵大红花的时候，他虽目不斜视继续前行，可还是感到了（而不是看到）她极短的旗袍袖下春光乍现的腋毛。旗袍又非常合身，凹凸有致地勾勒出一番乡下女人不可比拟的曲折，那是来自农村的赵大锤无从想象的风光。
旗袍改写了赵大锤与女人的篇章。
更不要说献花小姐由于兴奋和奔跑而来的喘息。
对女人的喘息赵大锤相当熟悉，他想起了在农村那如鱼得水的日子，还有那些被他弄得颠三倒四，对他只想不恨的女人。
到了此时，赵大锤才知道过去对革命的理解有些肤浅。如果没有革命，即便哪天能与上海相逢，却永远进入不了上海的五脏六腑。只有革命，不但使他成为渗透上海每一个脏器的血液，还使他成了那些脏器的主人。
赵大锤的豪情壮志，顺着那些刺向云端的高楼攀升。他毫不犹豫、毫不留恋地从自己生命史上抹去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他是再也不要回农村去了。
几天后的一个雪夜，当女佣阿香看到栅栏门外赵大锤和他那班战士在纷飞大雪中席地而眠的时候，便力邀他们到廊下避一避。班长赵大锤没有拒绝，其实也不应该拒绝。有什么必要在雪地里淋个整夜甚至两夜？有什么必要拒绝阿香的盛情邀请呢？
阿香为赵大锤和他那班战士熬了姜汤。作为班长，赵大锤总得出面到厨房向阿香说几句感谢话。一切就绪之后，阿香知趣地回到佣人房间，赵大锤因为要为班里战士烧水、续水，不得不时时穿过客厅进入厨房。
地板上到处抛弃着逃亡主人未及带走的杂物，一不小心，就“当——”地踢上一个金属器皿，或软绵绵地踩上一件衣裙。
留守女佣阿香为什么不收检一下？也许她就势解放了自己。
战士们入睡之后，赵大锤把大家用过的碗盏收进厨房，这时他一脚踢上一个物件，低头一看，是一只躺在樱桃木地板上的锦缎盒，盒里有棵裹在丝绸中的人参。
赵大锤对人参一知半解，也不知道一棵野参的真正标价，只对它延年益寿的作用略有所闻。又想到这是被人丢弃、已然沦落到与垃圾等同的东西，不论什么东西，一旦作为垃圾扔了出去谁都可以捡起。而一棵能够延年益寿的人参被当做垃圾丢弃又是多么可惜，简直可以说是暴殄天物。在长久顾不上吃喝、饥肠辘辘的情况下，他很自然地捡起那棵人参，放在炉子上煮了煮，就着汤水一并吃下。
他没想要独吞，当他煮好那棵人参的时候，还朝廊子底下的战士们看了看，见他们个个睡得很沉就没有叫醒他们。这一仗打得是太辛苦了。
可以看出，赵大锤对这棵人参的态度就像他和女人的关系一样。从天性上来说，赵大锤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甚至他独闯三关抢占敌人火力点时，都没有想得那么隆重、郑重、严重。这种人只合当一个吊儿郎当的艺术家，可是历史这位导演偏偏派给他这样一个严肃的角色，使他成为这个纪律严明队伍中的一员。
赵大锤很快就像是一只灌饱二氧化碳的气球。幸亏留守花园洋房的女仆人阿香熬了一锅萝卜汤让他喝下，才将膨胀体内的气体逐渐放出。这样一来，本在楼外廊下席地而卧的赵大锤，就睡到了厨房的地板上。
当阿香俯身查看他是否已经复原时，她的乳房有意无意地从他胸上擦过。赵大锤的大胸肌触到了世上最具诱惑力的弹性，同时也嗅到了女人身上的肉香。
处分之后赵大锤久已没有接近女人，于是为下一个机会积蓄了趋于饱和的力量。这种蓄势待发的状态像洪汛之期万马奔腾的江河，一旦喜逢蚁洞，就会破堤而出，四处横流。
赵大锤伸手就把无依无靠的阿香揽在怀里……
他们在厨房地板上滚翻着、扑腾着，如两只对虾一般脸对脸地钳制着对方，如阿香从菜篮子拎出放到案板上的活鱼，原本僵僵地挺着，猛然就会来个爆发力极强的鱼跃。墙角的橱柜、炉子、切菜台子，被他们撞得摇来晃去，似乎比当事人更加兴奋异常，哗哗啦啦地震响着。
这两个于茫茫人海中四处寻找出路的劳苦人，此时此刻，既不用流血牺牲，也不靠他人解救，更不需要什么理论，谁也不妨碍地以自助形式开辟了自己的乐园。
他们的享乐，与警惕再三、谈虎色变的“资产阶级腐蚀”毫无关系。
阿香既不是资产阶级用以腐蚀共产党人化作美女的蛇，也不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无产者阿香出于对革命的阶级感情，将自己贡献给了革命。
如果赵大锤不发生意外，也许日后会与阿香谈及婚嫁？也许不会。按照他那时的命运走向，前程该是远大的，就像军事地图上那个又红又粗的箭头，说不定将来某一天，带着一个文化艺术代表团到真正的巴黎访问也未可知。
可是他那个正在畅通无阻的红箭头突然拐了弯。几天之后，赵大锤和全班战士，惨死在接管的一家银行金库里。
赵大锤不知为什么选中金库那一处地方作为当夜安营扎寨之所，命令全班战士在金库宿营。
战士们关闭金库闸门的时候，并不知道从此再也走不出那个闸门，也不知道在战场上攻无不克、坚无不摧的他们，最后竟不能将这看似几斤重的闸门开启。
他们带着惊奇和满足，摩挲着金库光滑、平展的四壁，在经历了连续作战的疲劳和多年没有正常睡眠的生活后，这一处四壁光滑、晶亮如镜的大“房子”，于他们是太过惬意的享受，于是他们心满意足地躺下，躺下就没再起来。
直到氧气一点点耗尽，才知道这个一眼到底、无掖无藏的“房子”，充满不动声色的杀机。
没人知道那几个在渡江战役中冲锋陷阵、随解放大军胜利进入上海的战士，在没有硝烟、绝对安全的金库里，如何在光滑的四壁上绝望地抓挠，也无人听到他们求救的呼声。那呼声该是带着何等华美的恐怖，被铜墙铁壁成倍地反射回他们的耳鼓？
有人说他们是在缺氧情况下渐渐昏迷，并没有显出特别的痛苦；又有人说他们的军装在窒息中被自己撕扯为条絮，个个肤色黑紫，惨不忍睹……
不知责任在谁，反正在放下金库闸门之前，没有人对金库进行最后的清场，也没有人对当日进出金库的人员进行必须的清点。
占领了资产阶级金融阵地的战士们，没有看到贴在墙上的有关警告——即便看到，也未必懂得那警告意味着何等的危险。
而懂得这些警告的银行旧人，都被赶出了金库重地。
这个风光无限的城市，对它的新主人掀起了蒙在身上的一角苫布，稍稍显露了内中深不可测的景物。也没有人告诉这些新主人，需要学习的实在太多。
胡秉宸此时已是肃反委员会的一名处长，当他接到这个定性为反革命案件的报告时，并不知道大别山上用一杆枪杵着他后腰的赵大锤就在其中。
胡秉宸经历的荒诞不能算少，包括到太行山送情报一节。可他无论如何想不到，赵大锤一班人马死得如此荒诞不经，并认定果然是个反革命案件，为此抓了几个嫌疑人。胡秉宸绝对不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只能说由于长期处于地下工作的严酷环境，对事对人过于戒备。在不久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经胡秉宸逮捕的嫌疑分子就有二百多人。
不过他对待潘汉年一案的态度又说明了什么？
当胡秉宸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得知，“潘汉年、胡风两代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务委员会在第九次会议上和第十六次会议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请求，依照《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作为同样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对潘汉年不是全无了解的胡秉宸，却对这一决定既无疑惑也无不安，对在共产党秘密工作中屡建奇功的这位首脑人物也无同情。
所谓奇功，就是在棘手、复杂、危难、紧急程度几为绝顶情况下力挽狂澜，化腐朽为神奇，化黑暗为光明，化绝望为可能……即便齐天大圣在如此逼仄的刀山剑岭之间周旋，怕也难免失误，何况凡胎肉身？不是说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失误算不算牺牲的一种？
尽管胡秉宸听说逮捕潘汉年之前，他所崇敬的陈毅同志曾亲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呈递了潘汉年对有关疑点的说明，但胡秉宸更相信毛泽东在看了潘汉年的说明后，在说明上留下的御批：此人从此不可信用。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又做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
胡秉宸从这一决定之快速、决断，更判断出此案背景非同寻常。
此后，政治运动如炼狱之火，一茬又一茬燃遍中国大地。无数人的政治生命，甚至他们的肉体，被这炼狱之火无情吞噬，成为一轮又一轮政治运动的陪葬。
在一茬又一茬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中，胡秉宸因了过人的机敏、睿智、严谨，也许还有幸运，从未伤及皮毛，惟独“文化大革命”未能幸免。
政治嗅觉如此灵敏的胡秉宸，看准了什么时机，从什么时候开始，才将纵横上下几十年的经历，作为一个宏阔的题目来温习？
这“温习”就像一部乐曲的主旋律，在每个乐章中反复出现。每一次出现，都像《命运交响曲》中那几声敲打命运之门的重击，反复叩问着一个世纪的疑惑。
或许因为他本人就是这疑惑中的一个部分，所以那温习也就始于疑惑，止于疑惑，终究不得其解，长期处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
共产党内不乏英才、奇才，比胡秉宸更为杰出的人物如山如海，而能像他这样逃过多场政治厄运的却并不多。
从这点来说，也不能说胡秉宸的“温习”毫无成效。
虽然几十年后潘汉年一案终于得到平反，胡秉宸却仍然认为自己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抓获二百多个嫌疑分子是正确的，颇不以为然地说：“……当然潘汉年非常精干，本事不小，唉，像这样的冤案不知有多少，仅胡风一案就牵连了上万人……但无论如何，潘汉年还是右得厉害。镇反运动中我抓了二百多个嫌疑分子，当然里面有‘反共救国军’、工潮中的‘敌工人员’，并不一定都是特务，但是他们拒不交待有过哪些活动，有些还继续活动，甚至拒绝交出枪支……结果这二百多人都让潘汉年放了，上海公安局归他管嘛。他太相信人、太讲感情，敌人给共产党做点儿事，为自己留个后路的情况是有的，但要正确对待。上海解放初期那些审讯特务的人，差不多都是他留用的特务，他觉得这样可以审讯到点子上，其实很多情况下这些人是在包庇那些被审讯的特务。这些人可以用，但绝不能放手把全权交给他们，对他们既要使用也要监视。”
即便后来到了二十世纪末，当胡秉宸准备把他多年的“温习”辑录成书的时候，也没有对这个传奇人物和他一生的遭遇稍作回顾……
四
比之赵大锤一枪撂倒的资深情报交通，胡秉宸可说是运气极佳。他在赵大锤那里遭遇的，不过是一杆杵在后腰上的卡宾枪。
处分并没有打击挫伤赵大锤对审讯工作的热情，他认真仔细地搜查了胡秉宸，包括从胡秉宸身上扒下来的衣物。除去一盒香烟、几块银元和一些金圆券之外，什么也没有查到。
一抹介乎冷嬉之间的笑意在赵大锤的脸上泛出，他转过头来，像画家欣赏自己一幅不太认真的戏作那样，端详着被他剥个一丝不挂的胡秉宸。
也不看看你在和谁玩儿！胡秉宸哈哈笑道：“小赵，你检查完了吧？你这家伙不中用啊。把我的香烟盒子拿来，让我告诉你。”
赵大锤拿来香烟盒子，胡秉宸慢条斯理地从烟盒里找出一支香烟，将那支香烟剥开，抖净烟丝，里面竟还套着一个细纸卷；再将细纸卷小心翼翼展开，上面是用极细的铅笔密密麻麻写着的情报。胡秉宸仰起头对赵大锤说：“看见了吧，上面的情报共有六十条，写的是国民党部队的驻地和番号。为了和别的烟有所区别，我在这支烟上扎了一个很小的洞。此外，更大、更重要的情况，都在我脑子里装着。”
赵大锤这才想到，“烤一烤就能烤出字来”的说法，可能有些根据。
“还有一样……你把刚才检查过的袜子拿过来。”胡秉宸放出一个具有表演性质的微笑，变魔术似的从袜子边上摸出一个金戒指。那双袜子赵大锤从上到下捋了几遍，偏偏就没摸到这个金戒指。
赵大锤觉得被胡秉宸耍了个六够，他哑然转过身去，随之又眼睛一闪……胡秉宸的鞋子还没有搜查！他更加认真地将那鞋子左看右看，似乎在鞋底上发现了重要线索：“你说你走了两三天的路，刚才又下了那么大的雨，怎么鞋底一点不湿？”
“这双鞋的底子是皮的，所以进屋一会儿就干了。”本可就此完了，但在赵大锤一而再地说不清是戏弄还是寻隙，没上没下、没大没小、没尊没长的激发下，深沉如胡秉宸者也难免轻狂起来，挖苦道：“你难道不知道皮子是不大吸水的吗？”
原本不时杵一杵胡秉宸的枪杆子，此后也就难舍难分、硬硬地杵在了胡秉宸的后腰上。
胡秉宸接着又说：“你还得拿张纸来，我得赶紧把脑子里的情报写下来。”这时，赵大锤就更觉得胡秉宸是在发号施令了。
胡秉宸把存放在脑子里的情报写到纸上以后，就肃下脸子对赵大锤说：“这些军事情报时间性很强，过时就没意义了，你们得赶紧发送到上级机关去。”
按照过去，所有情报只须记在脑子里就行了，胡秉宸的记忆力是惊人的。
一九四三年他独自乘船送一支手枪到某个县去。那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路线，全线都是国民党特务的地盘，没有一个自己的关系可以接应，除此又没有别的路线可走。
刚上船就有个农民装扮、手里提只闹钟的人坐在了他的对面，胡秉宸一眼瞟去就觉得在哪儿见过。
到底在哪儿？一时说不清。胡秉宸因为工作需要，出入过各色人等的聚会场所。
国民党要员、名流、金融世家、商贾、骗子、公开或地下的共产党中坚分子、进步人士……此时全往重庆聚集。不过像对面这个人又能在什么场合相遇呢……很可能是在茶馆。胡秉宸想起来了，是在茶馆——
茶馆是什么地方？五色杂陈之地。或自得其乐，或买卖生意，或说媒拉纤……茶馆是全体市民的起居室，当然也是地下工作收集大路情报的场所和接头地点。
胡秉宸在那里等着和一个不太重要的关系接头。他不时挪动一下竹椅，改变一下椅子的方向，以便观察不同方向的情况。
在龙门阵的嘈杂声中，一声“开水——羼起呃！”突兀地冲进耳膜。他从报纸上抬眼一溜，一个肩上搭着毛巾、腰间系着围裙，约摸三十多岁的茶倌，一边吆喝一边游蛇似的穿过擦鞋的、按摩的、掏耳朵的以及茶桌茶椅来到他的面前，高提着铜壶往他的茶杯里续水，可那一线开水却没有当当正正射进他的茶杯，还没等茶水在杯口上微微隆起就赶紧收住。
这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
不过胡秉宸身上没有带着文件，联系人也不知他的来龙去脉，除了单线与他联系的上级领导，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所以并不十分担心自己的处境。
他索性放下手里的报纸，往竹椅背上一靠，拿起一粒牛肉干放进嘴里慢慢嚼着，定定地打量那茶倌。
看得出，那茶倌尚无明确目的，不过在那个地界撒大网而已。
胡秉宸当机立断离开了茶馆，临走时，那茶倌还在他身后殷勤喊道：“二天再来坐噻！”
——他断定对面的人就是那茶倌，相信茶倌也认出了他。这一次他们两个人都犯在了对方的手里，可这里是茶倌的地盘。
一下船那茶倌就跟上了他，胡秉宸脚下一滑钻进了玉米地，弯弯曲曲、拐来拐去，走了一段时间脚下又一滑钻出了玉米地，快速地将蓝外衣翻了一个个儿，再把衣领立起。因为外衣里子是白的，翻个儿之后远远看去就是另一件衣服、另一个人了。走出很远，回头一看，那茶倌还在东张西望地找那穿蓝外衣的人呢。
他从没怀疑过，冒那么大危险仅仅为的是运送一支手枪，要是七支八支倒也好说。那支手枪又何以重要如此？
在胡秉宸的地下工作生涯中，不知碰到过多少看起来如此不足道，可说不定就得为它掉脑袋的事情。
好比上海解放前夕，组织下达了一个十万火急的任务，打开那份密件一看，原来是印发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在即，有多少急迫的事情等着解决，这也是其中之一吗？
但他不能问一个为什么，地下工作的纪律就是这样，不让你知道的事你就不能知道，哪怕你为这个不知道的事情掉了脑袋，也还是一个不能知道。
到了暮年，不知完成多少艰险、包括诸如此类任务的胡秉宸，很少提起自己的丰功伟绩，即便吴为问起也是一笔带过，双目索然，满心怅然，“有什么可说的？当时很要紧的事回头一看，也就那么回事。没有，一样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是这一次送往大别山的情报之多、之重要，连胡秉宸这样的老交通也颇感责任重大，超乎寻常，担心只用脑子记忆会有差错。
除了细读强记那些情报之外，睿智如胡秉宸者，不过买了一包银行牌香烟，取出一支剥开，将卷烟纸摊平，用极细的铅笔将情报写在上面，再卷成极紧极紧的纸棍塞进另一支香烟，两头用烟丝填平补齐，然后在香烟上扎了一个小眼儿放回烟盒。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就把这支香烟点燃吸掉。
此外胡秉宸还带了一个金戒指，缝在棉线袜的边沿上，还有一些金圆券和几块“袁大头”。
不知智者胡秉宸想过没有，真遇到所谓“紧急情况”，来不及吸掉这支香烟怎么办？用吸烟的办法把情报销毁岂非空谈？
在二十世纪的诸多战事中，这种极其原始的办法居然被各路特工屡试不爽。相信各路特工对这等老旧手法也了如指掌，可不知为什么不能彼此破获，一任对方将情报一一送达。又不知智商高于常人的特工为何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于这套路数几十年如一日。
不谈西方一个叫做巴登·鲍威尔的人——那种过于学者化的倾向，一八九〇年以昆虫学家的身份为掩护，在巴尔干半岛上获取敌方重要情报，并将情报绘制在对蝴蝶的素描上，以蝴蝶脉纹和脉纹上的色块，表示各种不同武器的配置、数量及位置等等；即便对以农业大国著称的中国农民的智慧也没有充分挖掘。比如请哪位老大妈绣双袜底，那五颜六色的花式和针脚就大有文章可做；或是在衣衫边缘地带，用针线隔三差五缝出数目不同的针脚；或内衣上补块补丁，补丁上做出不同的针法……
总之彼时彼地还停留在手工业时代，手工业时代是浪漫的时代，是产生故事的时代，没有手工业也就没有人情故事了。如果没有赵大锤对革命的“惟我独忠”，没有他对“烤一烤就能烤出字来”的怀疑，哪里还有资深交通情报人员被一枪撂倒的滑稽，或胡秉宸被剥得精光的尴尬以及两次情报的报废？
对胡秉宸来说，大别山之行最主要的困难不是危险，而是没人知道情报送达的部队在何方，就连下达这一任务的上级机关也不知道。
即便知道，战争期间部队流动得也非常厉害，今天还在这里，等他到达时或许已经开拔。
每逢遇到难题，胡秉宸首先想到的是他那些四通八达的亲戚。
在他投身革命之后，那些亲戚也捎带着一同为他，也就是为革命，做起了大大小小的贡献，包括上海那位节外生枝、胡秉宸为之沉迷一时的表姐。
为配合这一次任务，泱泱胡家又为他准备了一个在铁路上工作的亲戚，因为工作关系，对各个地域的情况有些了解。胡秉宸果然从他那里得知，共产党部队大致活动在安徽、湖北、河南交界之处，“但是没有固定地区。”亲戚强调说。
胡秉宸将地图仔细研究，先从水路进入战区，下船之后将沿途所需证件全部销毁，只携带假身份证一个，取道当时的立煌县，直奔霍丘。
党内风云人物王明的老家就在立煌。过立煌时，辗转于漫漫险途，不知最后能否顺利完成任务的胡秉宸，还有闲想起刘邓大军初到这个地区时的情景。那时战事十分紧迫，邓小平还特意抽时间探望了王明的母亲，并给她老人家留下一些钱。党内围绕王明前前后后发生的事以及王明在延安时留给他的印象……这些念头一如水上涟漪，过而无痕，他还得往前赶路呢。直到二十多年后“大革文化命”的狂澜突起，邓小平在其中三落三起，胡秉宸才想起这逝水涟漪。
霍丘县城内有国民党驻军，胡秉宸只得从县城东面的东湖插过，直往南奔。
不巧淮河涨了大水，道路全被淹没，天地间灰茫茫的一片。胡秉宸穿一件长衫，走在水中时隐时现、羊肠般的田埂上，长衫下摆随风飘动，远远看过去，真像飘在水上的一缕孤魂。秋风在一片汪洋上推出一波又一波细浪，看久了，不但让人眼晕，脚下还会虚软。
眼晕腿虚的胡秉宸，最后不得不进入霍丘县南国民党战区。只有通过这个地区，才能到达解放军可能出没的叶家集。
胡秉宸心知肚明地钻进了国民党的火力网，成为天地间的惟一猎物，也得硬着头皮在火力网的笼罩下向南猛走。
果然碰上一个老百姓叫做“小炮队”的国民党民团，后面只跟着一个穿军装的吊儿郎当的军官，从叶家集方向北来。
可能一天没有什么收获，好不容易碰上胡秉宸，马上把他当解放军侦察员抓了起来，根据就是胡秉宸身上那件长衫。那时的侦察员差不多都穿长衫，就像胡秉宸用香烟携带情报那样，长衫，也是一个老旧不思改进的道具。
两百多民团将他团团围住，大呼小叫地问：“干什么的？上哪儿去？”
胡秉宸掏出假证件，那些人也不认识字，这个拿去装模作样看一下，那个拿去装模作样看一下，因为他非常镇定，也就不知拿他怎么办。腰上别着一支手枪的军官看到前面队伍乱乱糟糟，走上前来喝道：“干什么，干什么？好好走！”
散兵游勇们一听吆喝，就把证件还给胡秉宸，走了。军官优哉游哉地从胡秉宸身边晃荡过去，根本没有睬他，他就这样混了过去。
天将黑的时候，胡秉宸看见一个镇子。从立煌县出来到现在，他一口水也没喝过，一口东西也没吃过。本希望混进镇子找点果腹的东西，再打听打听附近的情况，可是镇口上有个两层楼高的碉堡，门口还站着国民党部队的岗哨。尽管口干舌燥、又饿又渴，他也不能进去——那些站岗的士兵一定会盘查他：你看亲戚？亲戚在哪儿？只好躲开大路拐进庄稼地，忍着饥渴闷着头，继续向南走，走，走。
天完全黑下来了。黑得东南西北什么都看不见，黑得天空低垂，胡秉宸似乎就上顶着天、下撑着地。但他并不喜欢这种感觉，低头思量出路，发现脚下有条深而窄的地沟，只好先趴到这条沟里，天亮之后再想办法。
深秋的夜晚已有初冬的寒冷，只穿一件长衫的胡秉宸冻得咳个不停，明知身上什么也没有，还是全身上下摸索了一遍。终于摸到一条手帕，就把手帕捆在嘴上，咳声似乎小了一些。
真是饥寒交迫啊！
连鬼都没有的旷野里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只狗，在胡秉宸头上又嗅又叫。他不可能起身就逃，那它就会叫得更凶。如同人类某些生理甚至精神疾患的传染，一旦某只狗叫起来，附近的狗就都会跟着一起大叫。那样一来，非让国民党发现不可。或许医生们并不同意精神疾患的传染之说，但有无数病例可以证明精神疾患令人恐怖的传染性。
胡秉宸只好装死，那只狗倒不咬人，只是不停地叫，他和狗就这样对峙着。不论从哪方面来说，狗都是非常杰出的动物，可胡秉宸碰上的这只狗是个例外，不但比人还笨，坚持性也比不上人，叫了半个多小时，见他一直没有反应，以为是具死尸。作为一只狗，哪怕是一只不怎么杰出的狗，怎能向没有还手之力的死尸下手？只好败兴地跑开了。
刚消停一会儿，又听见有人说话。此时他的眼睛已完全适应了黑暗，扒着沟沿往外一看，有人抬着一口棺材朝他隐蔽的方向走来，而他隐蔽的这条沟横在一条小路当中，小路又是那些人的必经之途，他们会不会发现他呢？胡秉宸又不能起身就逃，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发现他，并且喊叫起来惊动国民党，他只好听天由命，一动不动继续趴着。
幸好没有月亮，刚才怎么让他东南西北什么都看不见，现在也让这些抬棺材的人东南西北什么都看不见。他们没往沟下看就从他身上迈过去了，而他那时居然也一声不咳了……
天亮之后，胡秉宸绕过镇子继续前行。傍晚时分迎面撞见一个人，穿件极旧的农民土蓝布长衫，两只手放在长衫前襟下，慌慌张张走了过来，一看就是解放军的侦察员。来人老远就向胡秉宸喊道：“老乡，老乡，前面岗楼里有没有兵？”一口外乡口音。胡秉宸暗暗好笑，当兵的见人才会叫老乡，当地老百姓见人只会叫大哥。
他回答说：“有啊，一直在站岗。”虽然他们二人一个往北、一个往南地擦肩而过，却觉得身旁多了一个伴儿。
三十多天后，胡秉宸竟然在迎面而来的行军队伍中看到了他。他们都认出了对方，彼此笑着打了个招呼。
碰见侦察员后，胡秉宸知道自己的部队不远了。
终于到了叶家集。叶家集有东西两条街，还有两个当铺、一个洗澡堂，算是有点规模的县城。叶家集其实还有不少可以提及的地方、人家，之所以提到当铺和洗澡堂，是因为这两处地方曾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彼时叶家集处于“拉锯”状态下，两次被解放军拿下。最为壮观的不是攻占城池的战斗，而是打了两家当铺的“土豪”之后，一把把钞票被解放军战士从楼上飘飘撒下，老百姓在当铺楼下抢拾钞票的情景，整个儿一个“太平天国”盛世景观。也就难怪当地老百姓并不十分反感“拉锯”状态，如果不“拉锯”，又何谈一而再地打“土豪”？可是“土豪”们也渐渐总结了经验，即便那把锯又拉到国民党一方，也不肯再在叶家集下力投资经营。
至于澡堂子，更是一处是非之地。某次打下叶家集的间歇，区委书记带领区长前来洗澡，国民党部队却突然闯入叶家集，洗澡人全部牺牲在澡堂子里，满池洗澡水顷刻之间成了血水。
不久以后，当胡秉宸重返叶家集与其他人来此洗澡时，就带着一个警卫班在澡堂外警戒。
据说牺牲的区长喜欢洗澡也喜欢荤段子，有那么一个段子常常被他提起，而且是亲见亲历。说的是有次来此洗澡，突听隔壁女人巧笑，他就扒着只有半截高的隔墙一看，原来两个女人把毛巾拧成条状放在胯下拉锯，拉高兴了就乐……
胡秉宸当时有点冒失，又找不到老百姓探听情况，也许还因为过分饥饿，便从马路北的菜园子插进叶家集，上了街。
到了街上一看，全是国民党兵。队伍朝西，整装待发，也许时间还早，当官的还没出来。他特别注意到那些士兵吃得很饱，穿戴整齐。
胡秉宸又是一个不能跑！那一来，他们还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只好一慢再慢，沉住气再沉住气，如同夹行在刀丛之中，在两列荷枪实弹的士兵中间向东走去，只要有一个人对哪个细节发生怀疑，马上就是刀起头落。
幸亏路上都是士兵，而且就要出发，没人想在出发前给自己添乱。如果军官出来了，很可能对他这个穿着长衫，一大早就走在街上的人发生怀疑。
当胡秉宸终于走出东街以为可以松口气的时候，突然从后面跑来个当兵的。肯定是来追他的，他想，只好在路边找块石头坐下以示从容，否则当兵的一枪就会把他撂那儿。当兵的却向站在街口的一头牛奔去，见胡秉宸在路边沉着地坐着也就没有理会，站在路上向东张望一会儿，就骑上牛归队了。
当兵的为什么向东张望？可能是查看路上的情况，这样说来，他们要往东走？胡秉宸赶紧起身，躲开公路就走，一直走到中午。
头夜在地沟里根本不曾入睡，又两天没吃没喝，明明是自己的肚子，此刻却变成他的仇敌，极其残酷地折磨着他，并不因为是他身上的一块血肉而手下留情。
从立足之地到地平线之间的留白，叙述着无边无涯、无头无绪，他就是大喊一声，怕是回声也得不到的。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部队？……他是一步也挪不动了。
路旁有个两人深的大坑，胡秉宸想，幸好这一带老百姓爱挖坑。抬头看看，太阳不错，而他极需恢复体力，于是将一切困难暂抛脑后，跳下坑去倒头就睡。坠入睡梦之前，他松了一口气，迷迷糊糊地想，幸亏亲自来了，否则谁能应付沿途一个接一个的意外？
醒来已是下午时分。
傍晚碰见一个三十多岁的老乡，提溜着一个油瓶朝南走。见那老乡穿得十分破旧，胡秉宸才喊道：“大哥，大哥，跟你商量个事，给你三十块金圆券，能不能带我找八路？”
老乡说：“钱我不要，你远点跟着就是了。”
胡秉宸就跟在三十多米之后，在山间小路上穿来穿去。来到一个岔路口，迎面就是山区，老乡说：“我要回家了。你从这条岔路再往东南走，走到有十几棵大树的地方就会看到一个镇子，那里就能找到八路。”
很容易就找到那个被大火烧了一半的镇子，有三个人守在镇口，一个坐着，一个在给另一个剃头。他们显然是部队派出的警戒，遇有情况这里一放枪，山里就知道了。
胡秉宸问他们：“这里有八路吗？”
他们指着往南的山路说：“刚走，往南。”
胡秉宸顺着山路紧追。追着追着突然下起大雨，他不敢懈怠，冒着大雨继续追，这才看到前面有两个背枪的人，其中一个正是赵大锤。
胡秉宸就“喂——喂——”大喊起来。
前面的人立刻回转身来，拿枪比着他说：“你上来，上来。”
两个背枪人虽然没有佩戴帽徽和番号，但一听那嘴山西口音，胡秉宸就知道是自己的部队，因为刘邓大军是六月份从北方南渡黄河过来的，而国民党驻守在这一带的大多是从广西来的白崇禧部队。
胡秉宸走过去，在相距十多米的地方站住。赵大锤问：“干什么的？”
胡秉宸回说：“我有急事，见了你们司令再说。”
赵大锤那时还不太明白，即便在革命队伍内，很多事情也得分着等级传达、汇报，继续追问道：“什么事？”
胡秉宸还是说：“见了你们的司令再说。”
他们只好押着胡秉宸往回走。不久来到一个百姓家，进屋就看到两个人在烤火，胡秉宸特别注意到烤火人的惬意，让饥饿至极、疲劳至极的他感到些许的刺目。
战士赵大锤说：“报告团长，抓到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胡秉宸想，我是你们抓到的吗？随即也明白他撞上的至少是个团级单位，便自我介绍说：“上级有情报，让我送达刘邓司令部，你们得赶快把我转送上去。不过得先给我弄点儿吃的，我已经两天多没吃饭了。”
团长马上让警卫员给胡秉宸煮了碗挂面，里面还卧了两个鸡蛋。
吃完面条，团长吩咐赵大锤带胡秉宸去休息，赵大锤把他带到了另一个房间。一进屋赵大锤就翻了脸，用枪杆子指着胡秉宸，说：“脱！”
胡秉宸只得脱个精光。
五
赵大锤拿着胡秉宸写下的情报就要到团长那里去汇报。胡秉宸又叫住他，说：“小赵，小赵，你得让我穿上衣服，不能让我老光着。”
他说：“好，穿上。”
一会儿赵大锤就回来了，还是拿枪比着他，什么也不说，只管让胡秉宸睡觉。
胡秉宸累坏了，倒头就睡。
第二天胡秉宸才知道，这个所谓团级建制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
因为没有电台，不但情报无法发送，也无法请示、汇报以及甄别胡秉宸的身份，既不敢相信也不敢枪毙他，他只好跟着部队时东时西地行军，赵大锤照例端枪在后面押着。
已是深秋，晚上没盖的，身上没穿的，吃饭也没人管，基本上没有碗和筷子，偶尔在老乡家找到一个碗，就撅两根树枝当筷子。
时间一天天过去，胡秉宸无时不焦心地想着，他带来的那些情报，每时每刻都在丧失着意义。可团里没人过问此事，更没有人考虑情报不能及时送达上级机关的后果。
不说他一路带送情报的艰难，单说地下工作同志历尽何等艰险，才得到一份如此重要的情报，他虽不详知也能想出大概，说不定有同志还为此牺牲了性命。
他很不愿意这样想又不得不这样想：这份重要的情报，说不定就得废在自己人的手里。
这一趟不知由多少人的心智甚至生命铺垫出来的大别山之行，岂不犹如儿戏！
六
大别山之行最终以情报作废收尾，但胡秉宸再次单枪匹马、不怕牺牲、出色完成任务的能力，让上级领导刮目相看，上海解放前夕又被委以重任，前去领导地下武装。
胡秉宸租住了一处融合了姑苏民宅风格的西式小楼。除洗澡间为水磨石地面，其余房间皆为硬木地板，连澡盆和马桶都是美国进口货。那栋到了二十世纪末被房产商称作“连体别墅”的小楼，在结构、档次上很适合胡秉宸银行高级职员的公开身份，也很符合安全的需要。
一般大门不开，只从后门进出。后院是个小天井，天井左手为厕所。
一楼只有大客厅一间，壁炉从客厅直通三楼。楼梯拐角下是一个很大的厨房兼餐厅，宴请几个客人还算气派。
二三楼的楼梯拐角各有亭子间一个，三楼紧挨亭子间的三角地带，是供佣人使用的小洗手间。三楼房子两间，大间可通阳台，阳台上有地下工作者经常用来通风报信的盆栽植物，那是与“香烟”、“长衫”一样经典的道具。如果情况突发、国民党特工前来抓人，如果时间来得及，那盆植物通常被推下阳台跌得粉碎或不翼而飞，前来联系工作的同志也就不会自投罗网，并可及时将情况汇报上级，或设法援救，或组织同志们隐蔽。
小间在二楼洗澡间的上方，约六至八米，有窗临后门的小街。
胡秉宸姨父的那栋花园洋房，距他这栋姑苏民宅风格的小楼不远，可他再也没有前去探望。是啊，什么都会过去，包括他曾经为之欲生欲死的情爱。
这算不上是胡秉宸负情负义，生活之涛正是如此无情地淘尽千古风流。
只是到了老年，本以为过去的一切却不期然地显现，在“过往”冷不丁的袭击下，胡秉宸竟有些许的怅惘，就让活动在文化艺术界的吴为替他寻访表姐绿云的下落。
吴为问：“想不想再见见她？”
他却回答说：“不，不想。”
打听来打听去，曾经在他生命中留下深刻痕迹的表姐却不知所终。
革命即将胜利，胡秉宸和白帆的关系却再次亮起红灯。
有时他半倚在二楼洗澡间那只美国造的浴盆里，盘点着他和白帆间的一笔笔旧账，推算着白帆在他和另一个男人之间的房事日期，以确定杨白泉到底是谁的儿子。这种盘点和推算绝非妒忌而是不甘——在表姐绿云那一回合上对白帆无条件投降的不甘；对卓尔不群的自己，居然被白帆这种极无品位的女人戴上一顶绿帽子的不甘……
一切虽已云消雨散，毕竟旧地重游，断梦残烛，难免发思念故人之幽情。盘点起这些旧账，更会念起为他地下工作提供诸多方便的姨夫和表姐，往往发出一声叹息，与白帆分手的打算也就再次泛起。
上海战役打响之前，中央却指示上海地下武装不搞起义，胡秉宸的思路与之不谋而合。应该说胡秉宸不是一个“左”倾机会主义者，他认为武装起义的条件并不成熟，蒋介石是时坐镇上海，上海市及其外围共有国民党兵力几十万，而由他指挥的枪支不过几百，力量如此悬殊的武装起义难以取胜。然而他却没有预计到，这一纸命令将使他这个地下武装的领导人在一定时间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几乎被搁置起来。
上海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
那天凌晨，上海市内已经听到炮声，地下党组织派胡秉宸去和解放军接头。
虽然解放军已经进入苏州河南，国民党军队却还占据着苏州河北，从上海大厦居高临下封锁着白渡桥。
当胡秉宸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没有人向他交代如何渡过几十挺机枪封锁的苏州河，到了河那边找谁，以及有没有可以帮助他的人……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胡秉宸只身渡过苏州河，并与解放军接上了头。
“你是怎么找到解放军负责人的？”除了吴为，几十年来从未有人问过胡秉宸，他是如何完成这个任务的。
胡秉宸回答说：“那还不容易，哪儿有电话线哪儿就有级别比较高的领导人。我顺着电话线走，一找就找到那个团的团长……”这让吴为更加敬仰不已。
只有她那样的脑袋，才会问出如此幼稚的问题。她怎么不问问胡秉宸，在与死亡的多年周旋中，他是否感到过艰难，感到过孤独，感到过孤掌难鸣？是否有过被遗忘的伤感？……
而后胡秉宸来到地下市委指定地点，与其他地下工作同志会合，从此地下工作转到地上，地下党以及胡秉宸的地下工作岁月，至此成为历史。
胡秉宸也就带领手下人马，担当起保卫新上海的任务。
不久之后，应变任务渐渐减少，接收工作走向正轨，胡秉宸领导的地下武装也就完成了历史任务。他们摘下了臂上的袖标，交出了自己的枪支。
其时百废待兴，上级领导不分昼夜地异常繁忙。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他们像是忘记了这样一位得力干部和他手下的核心成员，任他们撂在那里，不说安排任务，就连一个前进方向也不曾指引。
屡建奇功、艰苦卓绝、长期工作地下的胡秉宸及他领导的核心成员，此时却不知如何插进地上那支排得密密实实、浩浩荡荡、滚滚向前的队伍了。
前不久还是“天将降大任于斯”的胡秉宸，满腔的革命热情和满身的革命能力也就不知如何发挥，只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悬挂在了半空。
好在胡秉宸既是顽强的也是机动灵活的，自力更生地把自己和手下人放在了某个岗位上。
从胡秉宸的安排就知道，他对“形式”的意义了解颇深。
好比行头，从来不是细枝末节。地下时期越隐蔽越好，顶好比老百姓还老百姓；如今转向地上，就得让人一眼看出是共产党，而且是颇有来头的共产党。
但是被革命搁置一旁的胡秉宸无处去领解放军军装，只好弄来一堆国民党军装，撕下领章、肩章，要大家（包括他自己）各找一套合身的穿上，——尽管那套不伦不类的军装使他们看上去很像国民党俘虏或起义部队。当胡秉宸将国民党军装这样改头换面的时候，真有点虎落平阳的悲凉。
即便穿着那套改头换面的“军装”，胡秉宸仍然显得英姿勃勃，就像他常说的那样，“不论处于何等艰难境地，自己不能先垮。只要自己不垮，最后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就领着这支奇装异服的队伍，向一家大饭店奔去。
他不知从哪里听说，上级领导正在那里召集接管干部会议。他们是不是接管干部？没人明确。可是他想，不管是不是，反正去定了，如果他们再不记着自己，怕是没有人会记着了。
大饭店在旧日的上海非常著名，曾几何时，那里正是胡秉宸与表姐绿云一夜销魂之地。唉，想想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
七
表姐绿云，本是胡秉宸最看不起的、二房那位胡秉安的未婚妻。胡秉宸从没想要挖胡秉安的墙脚，更何况胡秉安对他还有救命之恩。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几年前，胡秉宸奉上级之命前往上海，动员一位与胡氏家族有着密切关系，又在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支持革命，上海之行自然落脚在姨父家里。
约会那天，胡秉宸请表姐绿云陪同前往。
虽然女人常常被社会和男人视为祸水，就连开明如胡秉宸者，与吴为婚后一旦发起威来，也会对吴为发出这样的千古指责。可是女人往往又是革命活动的最佳掩体，好比很多革命者都会有个假太太，有时还会弄假成真，从革命同志变为革命伴侣。
进入那栋花园洋房之前，胡秉宸再次留意了周围的情况。进入花园洋房之后，除了玄关那里坐着一个黑头黑脸的男人，没有其他异常，但他还是警惕有加。好在约会之前早已来此观察多次，知道二楼阳台下就是花园后门，后门又通向四通八达的小街。
刚坐下不久，突然外面有个女人喊：“冲茶！”黑头黑脸的男人立刻闯了进来，按着腰上的大板带，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胡秉宸也噌的一下站了起来。
绿云表姐就像训练有素的地下工作者，马上靠在胡秉宸肩上，莺声燕语道：“四爹爹哎，我们下个月八号就要订婚了，你一定要来参加我的订婚式哦！”
事后回想起来，连胡秉宸都怀疑，画画的表姐果真只是个画家吗？
四爹爹一脸茫然，绿云的未婚夫明明是胡秉安，转眼之间怎么就变成了胡秉宸？不过到底是场面上的人，忙说：“恭喜，恭喜。一定要去的，一定要去的。”又转过脸去对那黑头黑脸的人说，“这里没你什么事，下去吧，没人唤你不要上来。”看上去像是四爹爹的保镖。
回家路上，表姐偏着头斜睨着胡秉宸说：“说吧，怎么谢我？”偏偏不是一柄在握、满眼阴气，两片眼皮刀片似的夹着他，从此就得如履薄冰，天天想辙。
表姐的话让他不无眷恋地想起多年弃而不归的旧时家园，以及胡家女人可人又可意的大家风范。换了白帆，绝对不是这句台词。胡秉宸立刻知道，对于他的上海之行，不必费尽心机地再想托词，只须按照表姐这个调子继续周旋就是。
他垂下头，从表姐敞得很开的西式领口处，瞥见一道纵深走向的凹处。他的思绪随着那道纵深走向的凹处继续深入，一时竟没有应答。
表姐绿云轻推他一下，这才偃旗息鼓停止他的追击。对着谈不上沉鱼落雁，一颦一笑间却风情流溢的表姐，他不禁将假就假地对她耳语道：“此情此意，怎一个谢字了得？”
这句话，要说说得妙，也是真妙；要说说得不妙，也是真不妙。两个人突然就有点尴尬。
尴尬只是一瞬间的事。尤其那个时代，就连党内，指手画脚他人私生活的也不多见，何况是在一个上上下下、前后左右鞭长莫及的地方。
胡秉宸不知不觉就循着老路，找回自小就熟悉却又久违的关于女人的感觉，重新进入他们那个阶层的情爱程序，略为不同的是他陷入了真爱。
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表姐看上去很像四十年代著名化妆品“蝶霜”的那位形象大使，后来嫁给梁实秋的广告明星韩菁清女士，说她们是孪生姐妹也有人信。
那一次，胡秉宸在上海的停留并不很久，就在那不多的日子里，他似乎补足了几年的亏空，重又恢复为至情至性的胡秉宸，却又不是从前的简单拷贝，就像一棵经过多次四季轮回的树，树倒还是那棵树，到底已经不同。应该说，他已经是个更加成熟的情爱消费者。
他们常常出入不论当时还是二十世纪末都得归入时尚消费的咖啡馆，尤其到了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不但时尚，甚至隆重得像是洋化洗礼。胡秉宸回避了位于北四川路和窦乐安路交叉处的“公啡咖啡馆”，那里是地下党的一个活动点，连后来被称作文化革命旗手的鲁迅先生也常在那里抛头露面，很招人眼，于公于私都不方便。他选择的，大都是文化人和进步人士不常光顾的咖啡馆。
或在夜幕下紧紧偎依着，漫步在人们至今引以为荣，以为有了它就能和巴黎一脉相通的梧桐树下；或到霞飞路国泰电影院，观看首轮好莱坞的煽情电影……
谁也想不到，他的最爱是愚园路口百乐门舞厅，明知那是对美国方式因陋就简的模仿，但一进门厅就身不由己。一路蜿蜒曲折、交错而去的灯光，并不急于诱人坠入柔靡，暗金色的沉滞背景，无处不在地应允着对斑斓的调和。
当胡秉宸拥着表姐绿云丰腴的肢体，踏着“香槟酒，满场飞，钗光鬓影晃来回，你徘徊我也徘徊，害得我今晚不得安睡。他们跳我也会，跳得比他们更够味……”或“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酒不醉人人自醉……”的节拍，在底部装有五彩射灯的玻璃地板上滑来荡去的时候，犹如两条多姿多彩、游浮在水晶宫里的热带鱼，那才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但他并没有忘记革命，也没有忘记他此行的使命，他只是醉了。
沉醉是灵与肉的一种短时间自由自在的轻风飏，那一会儿什么也不必想，什么也不必承担，一切暂且远离……远离并不等于消失，就像是沉积在杯底的香茗，那杯茶的味道如何，还得由它决定。
舞过之后他们没有回家，而是来到一家大饭店，在号码412的房间一夜销魂。
胡秉宸一生见识过的女人不少，抛开初到延安一见钟情的四川美人，不论他的第一任妻子白帆还是第二任妻子吴为，都不能与表姐绿云同日而语。不同的女人就像不同品牌的咖啡，差别之微妙除非品尝无可言喻，绝不可仅以“咖啡”统而言之。好比与白帆，那是性力的拼搏、较量，直到最后在酣畅的高潮中同归于尽。而吴为在床上的表现则是阴阳怪气、云山雾罩、真真假假，让他不知所云。不论哪一个，只能满足他的一部分。
和表姐绿云，那是世界上的惟一一把钥匙对世界上的惟一一把锁，这把惟一的钥匙和惟一的锁，在欲火的冶炼中熔化，而后又凝成一坨铁锭，再也分不清哪儿是钥匙哪儿是锁。
离开上海时，看着表姐绿云越来越远的曼妙身影，胡秉宸决心结束与白帆那个仅仅是生理层面的组合。
即便重又回到时刻面对生死之择的重庆，胡秉宸也不能忘情和表姐绿云的那些夜晚，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资深地下工作者，甚至随身携带表姐绿云一百多幅玉照，返回重庆那个多事之家。
直到那时，已经不老不少的革命者胡秉宸，还保留着一块自留地，仍然把男女之间那点子事与婚姻质量以及浪漫情怀扯在一起。
正像本书第一部中所说，吴为总是把男人的职业和他们本人混为一谈，把会唱两句歌、叫做歌唱家的那种人当做音乐，把写了那么几笔、出版了几本书叫做作家的那种人当做文学，把干过革命、到过革命根据地的那种人当做革命……
…………
吴为则既热爱革命，又热爱音乐，又热爱文学。综观她这一生所选择的男人，差不多都和这种爱屋及乌的情结有关。《尚书大传·大战篇》有“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于她则是“爱乌者，兼其屋下之人”，或双相通用。
她的热爱要是再多，怎么是好？那么她这一生更是非常、非常地热闹而麻烦了。
恐怕胡秉宸也有同样倾向。与绿云表姐的情爱，是否掺杂着对往昔生活情趣、方式、品位的追念？对文化艺术心存过多的奢望和虚荣？如果表姐绿云不是略有名气的浪漫画家，仅仅是个性感的女人结果会怎样？
吴为和胡秉宸情爱的对象到底是什么？！
表姐绿云十分伤情地向渐行渐远的胡秉宸挥着手套，也一清二楚这段插曲已经进入尾声，当火车消失在远处的时候，也就同时收拾起她的伤情。
“望穿秋水”只能是传统女人的情爱状态，比如说叶莲子。
时而飒爽英姿出现在高尔夫球场，时而一身泳装出水芙蓉，时而高骑马上策鞭疾驰的时尚女人……很少会“望穿秋水”地等待一个哪怕是血写的允诺。
不是表姐绿云水性杨花，而是家族历史早就让她明白，人世本就是一张瞬息万变、风云突起的麻将牌桌，未来更是靠不住、押不得的，也无从押起。表姐绿云在三十年代就有了“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暂时拥有”的超前意识，那时就“酷”到现而今小男女们望尘莫及的地步。
何况未婚夫胡秉安自缅甸来电，近期就要回到上海，待他归来即刻筹办他们的婚礼？
但是表姐绿云的无名指上再也没有套上结婚戒指，那枚订婚钻戒孤独地闪烁了一段时间，就悄无声息地飞落首饰盒。
是否胡秉安得知了她和胡秉宸的私情？无人能言其详，只知道胡秉安不辞而别去了香港，此后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表姐绿云照旧打她的高尔夫球，照旧出水芙蓉，照旧策鞭疾驰，照旧出席上层社会的party，前呼后拥着众多的仰慕者。后来又学会开车，驾一辆彼时名车雪佛来，载一路欢声笑语……
多少次几乎为革命舍弃头颅的胡秉宸，却无法舍弃与表姐的情爱。
白帆和胡秉宸的同居关系本就没有法律保障，比起表姐绿云，白帆的女人手段也非常贫乏，但有个“中统”父亲以及国民党后勤少将姨夫的白帆，毕竟比世家出身的胡秉宸更具政治亲和力，或者说是政治上的一种“阶级烙印”。
她搬出领导进行干预。领导并没有使出组织处分那个有力的杀手锏，而是晓以神圣的革命大义，还有地下工作严酷的组织纪律。
对于革命者胡秉宸，只有亮出这样的大义才能扑灭他那一腔恋火，才能让他像杀死自己那样杀死他和表姐绿云的情爱。真是血糊拉拉、生拉硬拽地把他对表姐的情爱从心中割舍。不像几十年后与吴为的情爱，有那么多个人利害让胡秉宸难以权衡。
吴为后来能够尽心尽力地为胡秉宸寻找表姐绿云，完全是为他这种几近自杀的牺牲所感动。
应该说，与表姐绿云的情爱，才是胡秉宸一生中灵肉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情爱；又因为没有完成，使保鲜技术无能为力的爱情保鲜，终于得到了解决。
八
当胡秉宸和他那一干人马来到饭店时，偌大饭店竟空空如也。电梯停止运行，连一个服务人员也看不到，像一个壮汉突然倒地死亡，让他们猝不及防。
胡秉宸只好带着那些人，沿着曲曲折折、光线昏暗的楼梯向上猛跑，当他经过412那间客房时，甚至没有在那个号码上留下一瞥。
他们跑了一层又一层，找了一间又一间，一直跑到楼顶，也没有找到那个接管干部会议的会场。不知胡秉宸记错了地方还是大会已经开毕，总之，他们像孤儿一样，不知所措地站在楼顶的大堂里。
不知是胡秉宸耳旁还是他的心里，突然轻轻响起两个字：“跟上，跟上！”让他一个激灵，猛醒过来。
自参加革命以来，胡秉宸从来没有计较过、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打算记住过、从来没有在意过自己为这个革命做过什么奉献过什么，只知道一门心思付出，而且桩桩任务力求做得尽善尽美，万无一失。
但在这一瞬间，“履历”却突现出它的意义。
“履历”是一种记载，记载是为了说明。说明是为了什么？胡秉宸还不甚清晰，但至少应该证明他是这伟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尤其在革命大告成功的时刻。
他突然开始想，他为新中国的到来做了什么。如果连你自己都没记住自己做了什么，更不要指望他人为你记住。胡秉宸没有站在那里懊丧不已，转身带领他的人马去见更高层的领导。
在一栋巨型建筑最为宽敞的一个房间里，他们找到了那位高层领导。虽然门口设有专岗，岗哨却没有十分在意这一群奇装异服的人。
大白天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电灯，隔壁房间不时响起电话接线员的呼叫声和打字机的哒哒声。领导背着手站在巨型写字台后，看上去很像苏联早期电影里的革命人物，很“地下”地苍白着、瘦削着，嘴唇薄而无色，胡子、头发毫不修饰地蓬乱着，说明着已久没有良好的睡眠和饮食。他表情严酷、目光犀利、拒人千里，少语、精明、警觉地打量着他们，在白日里有些病态的灯光辉映下，如一块可惧而不可亲的坚石。
巨型写字台上，满是纸张、铅笔、报纸、文件，还有一个地球仪和一个插满长长短短烟蒂的烟灰缸。胡秉宸一干人就站在那张写字台前，领导没有请他们坐下的意思，而是一副分秒必争、速战速决的模样。
冷傲的胡秉宸到了这时也只能照单全收。而眼前这间办公室的气魄和威慑力，只有多年后，当胡秉宸坐在部长办公室的巨型写字台后才找到感觉。
胡秉宸说：“我们是来转组织关系的。”顺便说到委派他来上海工作的上级姓名，报告了他来上海的任务，汇报了任务完成情况，有关日后的工作安排却一字未提。他十分明白，组织关系就是含金量最高的履历，组织关系转到哪里，工作自然就安排在哪里。
幸亏胡秉宸在解放大军入城之际，立刻与委派他来上海工作的上级取得了联系。革命胜利之初，一切尚未就绪之前，“上级”，就是一张有效的通行证。
领导看了看胡秉宸。以胡秉宸的身份和职务来说，到这里转组织关系应该说是合乎级别待遇的，也就不再多说什么。因为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就用拇指和无名指从一堆乱纸里抽出一张纸条，草草写了几个字后交给胡秉宸，然后就着一脸郑重地思考，一脸郑重地继续吸烟。
出了大楼，胡秉宸展纸一看，与他送到大别山的那条卷烟纸差不多大小，上有胡秉宸等人的名字及行书一行：“均为中共正式党员，现转至你处。”
凭着这条小纸，胡秉宸以及他手下的几个人也就有了新的革命岗位。没人审查，也没人怀疑。
共和国进入经济建设时期，其中一位在填写履历表时请教胡秉宸，这一段历史怎样填写为好。他竟对那位同志说：“就填参谋。”该人从未得到这样一个职务，可也从未有人置疑过这个头衔的合法性。
多少年后，在胡秉宸与吴为那场惊天动地的恋爱事件中，这位“真假参谋”才在白帆对吴为的自卫反击战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参谋，还为挽救胡秉宸、白帆的婚姻，组织老战友成立了一个“白胡婚姻保卫团”。直到政府某年重新核算工龄以确定老干部的离休待遇时，这位“真假参谋”才忽然对胡秉宸声称，因对白帆有个私生子的隐情和他们的婚姻危机不甚了解，才错误地站在白帆一方，今后不但不反对胡秉宸逃离与白帆的婚姻苦海，还要协调“白胡婚姻保卫团”其他同志，劝说白帆同意离婚等等。
为此，胡秉宸平生第一次为自己的私事，违心地为“真假参谋”写下一具证明。胡秉宸苦笑着对吴为说：“……昨天来了十几位‘保卫团’中的一位，因为他有事求我，我签个字他就变成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我不签字他就变成一九五〇年参加工作，每年差几百块钱的离休费哪——不过几百块钱而已。”
如果不是胡秉宸当机立断，他和他领导的那些人十多年出生入死、呕心沥血的革命历史，很可能就在那个不知所从的瞬间抹得精光，连他本人也可能湮没在历史车轮的尘埃里。
组织关系落实后，胡秉宸等人很快被派去接管某个单位。被接管的单位其实很近，步行不过二十分钟，但是胡秉宸坚持要上级给他们派一辆吉普车。
一九四九年后直到二十世纪末私人汽车重新出现之前，汽车始终是一种政治地位、行政级别的证明。而当时所有被接管单位，都会举行盛大欢迎式，汽车，尤其是吉普车，在那种场合，不失为展现政治级别、革命威风的绝好道具。
等了很久的吉普车终于来到，却并不是派给胡秉宸的专车，车上还有其他人。那些人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臂上戴着鲜红的“上海军管会”袖标，让身着奇装异服、没有这等装备的胡秉宸，好一阵说不清苦辣酸甜。
浸泡在苦辣酸甜中的胡秉宸，不知为什么突然对一起等了许久的手下人说：“你们几个就不要去了。”
在瞬息万变的新形势下，这句“你们几个就不要去了”，不知对跟随他多年的那些人，将发生怎样的影响。
九
直到与史峤重逢，才把胡秉宸从赵大锤的枪杆子下解放出来。
早在重庆时期，史峤就看出胡秉宸与胡秉寰的不同，胡秉宸能有今日一番作为，可以说是意料之中。只是看到胡秉宸，史峤就会有点黯然神伤地想起过往的一切。
同样，与史峤的相逢也让胡秉宸发出时光荏苒的感叹。
那一年，有人在街上见到出狱后的史峤，大家为此紧张、躲避过一阵，过了很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才放下心来。后来又听说他在重庆略一露面就到香港去了。
史峤到香港后找到党组织，接受上级机关的审查后，又根据党组织的意见来到前线继续革命，实际上是明升暗降。职务对史峤没有什么意义，明明白白的是组织上再也不信任他了。除了长吁一口气继续埋头革命，像史峤这种人还能做什么？
胡秉宸在史峤领导下工作多年，也很赞赏史峤的为人，却并不同情史峤的结局。
身处地下状态，随时随地在生死中穿行，怎么能讲人情？你的人情很可能就是同志牺牲、工作受损的缘由。
李琳之所以得知那个重要的地下联络点，正是史峤的错误。
地下党人的工作生活极其艰难。当胥德章和常梅结婚时，史峤提出至少在他的住地为他们举办一个简单的婚礼，大家也可趁此机会聚会一下，却遭到胡秉宸的强烈反对：“这样集中起来相当危险，也不符合地下工作的纪律，按规定我们只能单线联系。”
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史峤的住地必须绝对保密，如与下面同志联系，只能在约定时间、到指定地点碰头。事实证明，这一套工作原则在李琳叛变后，确保了他们那个系统的安全。
所以胡秉宸总是对吴为说：“我是在十多年严格的地下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不习惯于事先马虎放纵，事后懊悔着急。一辈子有过多少千钧一发、独入虎穴的时刻，国民党却从来没有抓住我，原因就是严格。”
“秘密工作是严格的概率论关系，要严格按照规律办事，只在非常必要时才冒险，不做不必要的冒险，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活着。有次周恩来找我谈工作，我掏口袋时顺手掏出一个电码本，那虽是明码而不是密码本，周恩来还是严厉地批评了我：‘为什么身上还带着文件？’到秘密机关接头是绝不许可携带文件的，我从此再也不带。”
“地下工作又是艰苦、平凡、日常、绝对细致严密、万万不能失误的组织工作。这个工作需要的是具有特殊潜质的优秀干部，不管隐蔽多少年都能坚持下来，不论有什么苦闷也能待得住，只待有朝一日也许用得着也许用不着的‘需要’而穷年累月积累着力量。说不定哪天走在街上，从对面走来一个人与你擦肩而过，突然塞给你一张纸条，任务就来了……”
有一次说到这里，胡秉宸停了一停，他想起那个成了叛徒而又不知所终的李琳，如果李琳不是接错了头……
可谁又能说她的确接错了头？……
风雨苍黄啊，风雨苍黄，如此不清不楚的细枝末节，除了忘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根本不像一般文艺作品表现的那样只有惊险和传奇，可能有一些，但不是主要的。我们那条线上没有出过什么问题，曾有四个人被捕，除了一个叛变之外其他表现都很好。有个联络点上的同志被特务活埋了，却始终没有泄露地下党的机密。”虽然胡秉宸事后花了不少钱，通过关系将那位同志的尸体收回，买了一口不错的棺材将他安葬，但没有对吴为详谈其形其状，这样残酷的事说都难以说出口，只好埋葬了吧。
史峤算是听取了胡秉宸的意见，但也只是将婚礼改到他们那个地下联络点，大家还是聚了一次餐。
果不其然，这次聚餐为李琳的背叛做了铺垫。胡秉宸什么时候回想起来，什么时候都痛心自己没有把意见坚持到底。
如果不是史峤坚持为胥德章和常梅举办婚礼，胡秉宸根本不可能见到李琳。即便在那个聚会上，胡秉宸的行动也很诡秘，以致事后人们回想起来，都觉得他似乎没有参加那个婚礼。
像李琳那种大而化之的人，更不可能注意胡秉宸是否在场。倒是胡秉宸有点惊讶：地下组织里还有这样一个女人！——一个让他禁不住有点欣赏同时也感到极不安定的女人。
仅这一面，在暗处观察的胡秉宸就发现了李琳的不妥。
李琳的恋爱有点突如其来。
其实在胡秉宸指示常梅与李琳谈话之前，常梅对李琳的“异常表现”就有所察觉，比如李琳的恍惚。
常梅没有约李琳到新华书店或公园那一类进步青年常常聚会的地方见面，而是约她去听川戏。在尖峭的川戏唱腔中，与李琳谈柔软的爱情和坚硬的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常梅的缜密，难怪日后她对白帆做的那个手脚，也就无人可以看透。
常梅约李琳谈话时，李琳和唐敏之不但同居已久，而且已然有了身孕。
有关唐敏之的情况和背景，李琳却是一问三不知。常梅说：“你不了解他，怎么能和他恋爱？而且这样大的事情也不向组织汇报！”
到了这种时候，李琳还振振有词：“我也不知道你的情况和背景是不是？而且不是组织派我去和他接头的吗？再说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
常梅没有回答李琳那个谁派她去接头的问题，只说：“既然我们已经投身革命，一切行为就要对党负责。”
“我没有为党的工作负责吗？”
“我们这样的人，是不能随便和组织外面的人建立这种关系的……周围不是有很多好同志吗？”
这还用说？能在如此黑暗看不到光明的时期献身革命的人，肯定都是好同志。李琳想起常梅的婚礼，到场的可能就是全体同志，而那些男人，个个都可共事，却偏偏没有一个能让她愿意托付终身。
李琳能与代表组织的常梅大唱反调，实在是时间的错误，也是地点的错误，哪怕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不听从组织安排婚姻大事的女人也不多见。不论胡秉宸在延安的女朋友还是顾秋水在延安的女朋友，都是由于组织的干预无法与他们缔结良缘。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那一天日本对重庆的大空袭？时隔六十多年，即便有些老人记得，留在心里的恐怕也只是仇恨和恐惧，谁能料想李琳在那一天经历了什么？
按照组织的安排，李琳应在傍晚某时某分到约定地点与某人接头。她走着、走着，突然就看见制高点的旗杆上，挂起了三角形的绿灯笼，知道此时空袭的敌机已经起飞，但还不太紧张，只是加快了步伐。
不一会儿警报开始拉响，旗杆上三角形的绿灯笼换成一个红灯笼，到了该进防空洞的时候。李琳途中不是没有经过防空洞，但首先得完成任务，还是勇往直前，向接头地点赶。
等她到了接头地点，汽笛同时响彻全城，制高点的旗杆上已是两个红灯笼，敌机迫近！可是接头人还没有出现。她看了看表，距离接头时间还有三分钟，她必需再坚持三分钟。
接头人按时出现，已是三个大红灯笼高高挂，汽笛忽起忽落，路上车马行人突然就了无踪迹。紧接着，三个大红灯笼鬼里鬼气悄然落下，汽笛也立时哑然无声，飞机马达轰鸣。即便如此紧迫，李琳也没有忘记按照组织事先交代的特征，将来人从头到脚一一核对，没有发现异常。又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接对，刚接好暗号，炸弹就在很近的地方落下，随后敌机开始俯冲扫射，因接头地点距市中心十八梯附近那个防空大隧道很近，匆忙之中他们跑进大隧道躲避。想不到几小时后，大隧道就因炸弹命中，致使一万多人窒息，轰动全国。
但如果人们冷静一些，就会发现大隧道虽被炸塌却无大碍，既没有炸死也没有炸伤哪一位。
可当炸弹就在头顶开花时，谁还能保持冷静？人们像网中之鱼，拼个鱼死网破地奔向隧道出口，并在出口挤成肉团，以致隧道大门无法开启。许多人死在不断拥来的人群挤压践踏之下，据随后的新闻报道，死伤共有一万多人。
李琳他们因为最后进入，地处隧道出口，空气比较充分，又被人群挤在门角之后，那一处“台风眼”反倒使他们免受挤压。更还有唐敏之，用后背和双臂奋力撑挡着汹涌而来的人群，否则像李琳那样一个袖珍女人，恐怕再也不可能从门角后走出。
事后李琳问及唐敏之为什么在那危情时刻奋力救她，他也说不出道不清其中缘由。
如果那一天没有日本人的空袭，按照地下党的工作原则，他们本可以在交接之后各走东西，不再相逢，也不会知道彼此姓甚名谁。
日本人的空袭把他们挤在了一起，更有唐敏之的英雄救美，他们只好有了联系。
唐敏之没有什么特别引人之处，不过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样子：小分头，白衬衣，西服裤，当然，胳肢窝底下常常夹本书。唐敏之夹的那本书与进步青年常常夹的《士敏土》《母亲》《铁流》什么的无关，大部分是些可读可不读的闲书，不知这是一种更为安全的保护色，还是他胸无大志。
也许李琳觉得地下党的环境太过拘谨，不希望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处在监督之下，哪怕那是善意的，哪怕那是出于革命的需要。她愿意投身革命，却不打算在革命中失去自己，特别是失去自己的私人空间。
像她这样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骑一辆英国凤头女式自行车，在南方郁郁葱葱的树阴下如一只白蝴蝶般飞来飞去的女子，对革命和个人的位置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合理的摆放。如果让她经历一下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或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政治生活，肯定再不会强调什么私人空间。
他们的爱情模式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比起白帆和胡秉宸的同居或常梅与胥德章的婚姻，多了那么一点情调。比方相对小酌一杯，或手牵手到公园花前月下一番，或唱和几句诗赋，非常的布尔乔亚——李琳这样的女人就喜欢小情小调，不喜欢大风大浪。
问题的严重性以后才得到暴露。常梅有一天突然对李琳说，唐敏之可能不是她该接头的那个人。
李琳想：这到底是谁的错？更不解的是，即便唐敏之在轰炸中的匆忙回答被她错当暗号，为什么接头暗号以及一切细节都与组织的事先交代无异？还有，是不是应该由她来考虑、负责唐敏之根本不是来接头的人，而是紧急警报情况下，一个向大隧道寻求避难的行者？
…………
常梅切断了与李琳的单线联系，并将情况汇报胡秉宸。胡秉宸立刻做了相应部署，一旦有情况发生，不会造成更大损失。
像一切患有爱情病且病入膏肓的女人一样，直到被捕，李琳才想到唐敏之的可疑，因为除了他们两个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住所。
难道他早就盯上了她，只是在紧急警报时才得到接触的机会？
可谁能肯定是唐敏之把他们的地址告诉了国民党特工？
她想起常梅在川戏馆的谈话，自己果真错了，她不太喜欢的常梅却是对的。你不喜欢一个人不等于她不正确，这就是李琳靠在牢房墙上想到的，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直到那时，李琳都相信自己不会当叛徒。
然后就是审讯，前两次审讯李琳都挺了过来，到了第三次，特务们开始踢她的肚子。
当那幼小的生命因忍受不住摧残，在她体内翻腾起来的时候，她听到了他或她的哭号。
李琳受不了了，她可以忍受酷刑，但她征得那尚未出生的生命——他或她的同意了吗？她有什么权利代替他或她做出决定，像她那样参与某种事业，为某个主义献身？她没有。
李琳只好交待。
到了这个时候，她更觉得唐敏之的可疑。除了他，谁能知道她怀孕的事？
可是又有什么证据说唐敏之是个眼线？
十
李琳终于成了叛徒。
这时党的秘密工作原则起了作用。幸亏胡秉宸从未与她有过直接联系；地下党也从未交给她重要任务，她也就无从知道重要线索；更不可能知道胡秉宸所建立的地下交通网。
不过她参加过胥德章和常梅的婚礼，猜也能猜到举行婚礼的地方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
那个不起眼儿的小饭馆，的确是史峤领导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秘密交通站。在胡秉宸胆大心细的操持下，从未引起国民党特工的注意。现在，胡秉宸经营多年的这个联络点就毁在李琳——实际上是史峤的手里。
正在此时，联络点通知有个交通来了，并且带来重要情报。
即便情况危急，史峤也不能放过这个重要情报。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领导特征，那个时代的领导就是身先士卒。结果是不但史峤被捕，联络点上的同志也同时被捕，最后被特务活埋，却始终没有泄露地下党的机密。
联络点被毁，说明特务目标十分明确，胡秉宸马上想到是李琳被捕叛变！
史峤怎么样？不管胡秉宸平日对史峤多么崇尚、信赖，他也不抱任何侥幸的幻想。不要说史峤，即便死心塌地爱着他的白帆或他的亲娘老子被捕，也别想让他放弃警惕和设防。
胡秉宸意识到，整个地下情报交通系统处在严重的危急之中，立即通知所有同志并组织紧急撤退。他首先考虑的是电台，迅速将电台工作人员撤至延安。
大体安排就绪，只是还有两件事没有落实——
一个负责电台收发的牧师坚决不肯撤离，一再傻头傻脑地坚持着：“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出卖我的。”
这位顽固坚持“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出卖我的”牧师，让胡秉宸伤透了脑筋。既不能强行撤离又不能放任自流，万一牧师被捕谁敢担保他不出问题？！即使不叛变，这样的傻头傻脑怎能应付奸险狡诈的审讯？于是只好委派牧师一个无足轻重的任务，让他远离重庆，傻头傻脑的牧师才揣着那个任务高高兴兴上路了。
事后证明，牧师对“真正的共产党员”估计不错。
李琳叛变，能出卖的只是那个联络点。国民党特工捕获史峤，应该说是机会使然，如果没有那个突如其来的交通带来重要情报，史峤是不会被捕的。
掌握整个情报交通系统的史峤，显然并没出卖任何机密、任何人。因为自他被捕后，再也没有同志被捕，地下工作也没有遭到任何破坏。国民党特工掌握的线索，只好在他那里中断。
后来上级机关花钱找门路，终于将史峤具结保释。
此外就是胥德章前去执行任务尚未返回，胡秉宸担心胥德章不能及时得到紧急撤退的通知，难免不出意外。眼下情况危急，他决定亲自出马前去拦截。
他神速来到另一个地下联络点，一个“鸡鸣早看天”的小旅店，有点像《沙家浜》里阿庆嫂的那个茶馆，老板也是寡妇，能力上与开茶馆的阿庆嫂不相上下。
晚上，胡秉宸刚和几个住店人在同一只巨大的木盆里洗过脚，就发现气氛紧张起来，说不出什么明显征候，只觉得老板娘看他的眼色有些特别。以他多年的经验来说，“危险”这两个字绝对是一种物质，一种可以嗅得出气味的物质，而不是一个苍白无力的形容词。
还发现有人在旅店门口转来转去，甚至听见用枪托砸地的声音……
胡秉宸反复回想自己的一举一动，最后认定自己没有暴露身份的可能，沿途也肯定没有人跟踪，当地更不可能有人发现他，于是他断定有人认错了人。这种五色杂陈的地方认错人的事经常发生，这种情况下最好装做什么都不知道，免得把与己无关的事扯上身来。于是他上了那张公用大木床，钻进一条又硬又厚木板样的公用棉被，倒头就睡。不一会儿，两个年轻汉子就睡在了他的两侧，把他紧紧地夹在了中间。
这种“鸡鸣早看天”的小店，就是这么个住法。好几个人在同一只大木盆里洗脚，在同一张大木床上睡觉，同盖一床被……不论世家出身的胡秉宸多么不习惯这种睡法，他也不能拒绝。
两个汉子有意这里挤他一下，那里挤他一下，显然想摸一摸他身上有没有枪。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在旅店门口转来转去的人和身边两个壮汉却不知去向，好像与晨雾一起消散了。
按照原来计划，胥德章应该在这天早晨到达这个联络点，但他没有如期到达。加上昨夜的情况，胡秉宸紧张起来。
他决定到县城探探虚实。迎面撞上一个翻译官或叫做汉奸的那种人。就像后来在电影上常见的那样，推一辆自行车，上身一件黑色对襟短袄，里衬一件白色对襟内衣，下身是打着绑腿的黑色缅裆裤，腰里别把盒子枪。
那人一眼看到胡秉宸这张陌生的脸，马上将他拦住，盘问有无“良民证”。
胡秉宸说：“有。”
就在胡秉宸慢慢吞吞往外掏“良民证”的时候，突然看到胥德章沿着县城那条街，从对面晃晃悠悠走来。
原来胥德章返回时途经一座历史名城，想着任务已经完成不妨凭吊一番，所以没有按时到达联络点，当然也没想到胡秉宸会前来拦截。
胡秉宸反应异常之快地摸着自己的衣襟，高声说道：“不好了，不好了，我的金砖丢了，那可是我跑生意的本钱！”希望就此引起胥德章的注意，抓紧机会赶快离开。
胥德章听到了胡秉宸的吵闹，一看形势，立刻明白胡秉宸为什么高腔大嗓，但怎么也想不出胡秉宸到这里干什么，又怎么被汉奸抓住。面对此情此景，胥德章判断眼下没有可行的营救办法，痛心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只能装做不相干的样子绕道而去。
胡秉宸回转身去朝来路张望，一副寻找失物的模样，又拔腿向来路跑去，将汉奸的注意力引向自己。见胡秉宸要跑，汉奸喊道：“站住，不然我要开枪啦！”
原本可能是例行公事的盘查，不一定要采取什么行动，但胡秉宸这通不知真假的金砖丢失案以及逃跑企图，让汉奸非常恼怒，果然没有发现背后的胥德章，对胡秉宸吼道：“跟我走一趟！”
当胡秉宸被关进牢房时，他想得最多的是胥德章是否安全到达联络点并离开了此地，相信他的情况胥德章会迅速通知组织……然后开始考虑对策，门却砰的一声开了。
先进来一伙密侦队的汉奸特务，劈头盖脸给他一顿乱揍，然后就是搜身。他身上那些蒋管区新发行的，一元等于法币二十元的保值钞票“关金券”，着实让汉奸特务们欢喜了一阵。
随后来了个日本军曹，开始对胡秉宸进行审讯。
日本军曹并不坐在桌子后面，而是一边审讯一边绕着他转，出其不意就掀起胡秉宸的长袍下摆，妄图从他的立姿上寻出军人的蛛丝马迹，幸亏他的两腿自由散漫地叉着而不像军人那样绷得笔直；或骤然掀掉他的礼帽，查看他的额头有无戴过军帽的痕迹；或喝令他伸出手来，查看他的手指、手掌，有否使用武器或劳动过的迹象……凡此种种，白脸书生胡秉宸一概全无，始终咬定自己是商人。日本军曹一无所获，便叫人把他押到牢房关了起来。
一直隐蔽在后的寡妇此时只好出面。这女人非但谈不上俊俏，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丑陋，按照二十世纪末的说法还非常骨感，可在那时骨感还未走进时尚，所以没有任何女人的武器可以凭仗。她居然在封锁线上开店、跑生意，而且干得不比男人差，该是何等功夫！说到营救胡秉宸，花钱就是，上上下下打点一番于她该是驾轻就熟。特务汉奸们在日本人面前给胡秉宸来了个形式上的过堂，就“取保释放，随传随到”了。
她亲自来接胡秉宸。胡秉宸刚跨过牢门她便就地烧了一堆纸，又让胡秉宸从火堆上跨过，一直前行不准回头，说是这样才不冲犯狱神，不会再坐牢。胡秉宸一一照办，没有敷衍，诚心诚意。
胥德章还在“鸡鸣早看天”等他，他们一同回到重庆，一同隐蔽下来。
胥德章从未对胡秉宸说过因凭吊历史名城，不能按时到达联络点惹下的祸。
幸亏胡秉宸被营救出来，如果救不出来呢？想想都后怕。越是后怕，他越不敢对胡秉宸说出实情。
很长一段时间内，胥德章对这位老同学充满感激、感动和敬仰，甚至胡秉宸迟迟未能发展他入党，他也没有心生芥蒂。
死亡、艰难险阻算得了什么？难的是每分每秒都得提着一口气的日子。这种日子一过就是十几年，什么时候才能松口气？谁也无法回答。
那时连胥德章的梦都是黑的。
楚霸王只不过遭遇一次“四面楚歌”就拔剑自刎，而他们则是长年累月的“四面楚歌”，长年累月地住在无墙的牢房里，且没有一毫屏障可以间隔，一不小心就会赔进他人或自己的生命，或党的事业！这个分量不好掂量啊。
那时候革命前景并不十分看好，也没有必然成功的保证，为革命做出的任何牺牲都不具有“投资”性质，绝对没有打下江山，“股份升值”的指望。
“党员”两个字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结的崇高誓言。除了更多的负担、更危险的工作、更无条件的服从……什么也不意味。
胡秉宸不发展胥德章入党，只能说他胥德章付出的还不够，除了继续奋斗、努力争取，没有什么可说的。
直到一九四九年后，“党员”这个称号才渐渐“增容”，它不仅仅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结的崇高誓言，更是信任的基石，由信任而任用，由任用而地位、而待遇、而级别……实非他们当初的想象。那么入不入党、党龄长短，也就凸现出特别的意义。
胡秉宸为什么压了多年不批准胥德章入党？胥德章有什么突出的缺陷吗？
按照胡秉宸的说法，一九四二年后中央有个暂停发展党员的政策。
可是这粒不经意掉下、被他们暂时忽略不计的种子，却在当初无法想象的情况下发了芽。不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冰冻几千年、毫无生命迹象的种子，在适当培育下都能发芽，何况这样一粒种子？
胡秉宸险些为胥德章丢了性命的往事，自然也就随风而去。
胥德章不但没有心生芥蒂，还一厢情愿地以胡秉宸为知己。哪怕当时常梅的兴趣在胡秉宸身上，胥德章也没有嫉恨于心。
直到胡秉宸选定白帆，并在同居当天晚上，从他们房间传出那一声巨响之后，胥德章才作为胡秉宸的递补，被常梅接受。
胥德章甚至感谢那声巨响，为他炸开了常梅紧闭的门。
而那一声巨响，却把常梅的心不是炸开一条日后可以弥补的裂缝，而是炸为再也不能补缀的碎片，就像无法修复的粉碎性骨折。
那天晚上，常梅一直在等着一个她也说不清楚的验证。她不死心地站在院子里，等待着，辨听着，可没想到等来的是这样一声巨响。常梅恨恨地想：白帆，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怎么能把床都折腾塌了？你在向谁显摆你的得意、你被操的快活？
无人可以想象，胡秉宸和白帆将床板折腾塌了的后果；无人能够知晓，那声巨响对常梅的伤害。只能从几十年后，有关白帆的一次政治审查中猜到一些什么。
“审干”运动中，白帆当年的台湾之行无人证明。由于地下工作单线联系，派遣白帆前去台湾执行任务的领导人又在解放战争中牺牲，这个问题只好“说不清楚”。彼时担任会计工作的常梅，完全可以从领取差旅费这一线索帮助白帆说清楚。可是已经牺牲的领导人既然不能证明他曾派遣白帆去台湾执行任务，也就不能证明他让常梅支付过白帆的差旅费，是真正的死无对证。
这个问题只好“挂”了起来。因为这个“说不清楚”，出生入死的革命老干部白帆，直到离休前才得到一个区区行政十四级的“照顾”。比起这个副局级待遇，白帆更心疼的是她政治上的清白，可是死无对证的她只好继续“挂”着。
不能说常梅的牺牲不大，她为心里那个一藏几十年的爱情牺牲了她的良知。她为此哭泣过，痛苦过，犹豫过……特别像她这样一个不论与谁共事，都会赢得“你办事我放心”这种评价的人，她那一颗颗眼泪，是无法用正常的戥子来称量的。
她只能这样振作自己：“挂”起来算不得什么处分，与叛徒、奸细之类的敌我矛盾毫不沾边，顶多影响使用、提级。“挂”起来有点像在银行挂失，一旦存款折子失而复得，本息照付——所不同的是，白帆的存款折子永远找不到了。
白帆更不知道，如果几十年前的那个晚上她和胡秉宸不那么折腾，以致把床都折腾塌了，并在砸向地面时发出那声巨响，也不会落下一个“挂”的结果。
爱，是不能忘记的。
国民党特工很快释放了李琳。
人们有理由猜想，国民党特工这样快就释放李琳，最大的可能是希望她再次混入革命队伍，继续为他们提供情报。
如果这样设计，未免太愚蠢了——他们也不想想，李琳还能再次混进革命队伍吗？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国民党特工无时不在监视着释放后的李琳。
地下组织也在寻找机会，准备除掉这个叛徒。在严酷的革命时期，为保证革命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同志们的生命安全，他们不得不以这样的形式书写一份革命教科书，以惩戒那些叛变的人，警戒那些可能叛变的人。
在国民党特工部门和地下组织的双重监视下，出狱不久的李琳像从地球上蒸发了，不但国民党特工部门找不到她，连想要灭掉她的地下组织也找不到她了。
她为什么蒸发？是不愿再与国民党遭遇，还是知道地下组织准备除掉她？或是她看透了什么？或是她觉得已没脸见人？……
这个自由散漫、其笨无比的李琳，又怎样在双重监视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生没生下那个孩子？如果她还活在世上，又怎样逃脱一九四九年以后篦虱子一样的户口制度和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也许她没有活到那个时候就因病或因天灾而亡？
她毕竟为共产党工作过，接受过应该如何面对敌人酷刑的革命教育，她在余生会不会不断反思：如果没有肚子里的孩子，她会不会坚挺到底？如她这样一只白蝴蝶，未必敢下那个保证。
她当然不知道后来有人写了一本小说叫做《红岩》，也不知道里面有个原版原型叫做江竹筠的革命者江姐，那江姐一定如斯大林所说是由特殊材料制造的。像她这样一个仅仅有着正常生理极限的人，是不可能忍受那种酷刑的。
她可能非常感谢肚子里的孩子，为她的叛变提供了一个比较人道的理由……
她何必参加革命？即便在家里当小姐，也比当叛徒对革命的损害少。
在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叛徒李琳无处可寻，而那个相信“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出卖我的”牧师，却成为那一叛变事件的主角李琳的替身，惨死在革命小将红卫兵的手中。毕竟牧师过去从事的地下工作与电有关，也算让他专业对口，革命小将们耐心地在他身上一圈圈缠满电线，看起来很像一个人形变电线圈。整个缠绕过程中，牧师一直不停地说：“真正的共产党是不会迫害无辜的！”不知道在接通电源那一霎，牧师是否意识到自己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自从李琳被捕后，唐敏之也无踪无影。
或许他担心李琳出卖？
按照当时地下党单线联系的工作原则，他会不会是另一条线上的人物？就连国民党特工还有“中统”、“军统”之分，何况比国民党特工不知高明多少的共产党？
他到底是谁？
对于和李琳那段短暂的爱情，他怎么想？
也许当国民党特工冲上楼的时候，李琳和唐敏之从那脚步声就听出非同寻常，知道大难临头。他们也许打开窗子，窗下就是低矮的屋脊，认为那是一条逃生之路。当他们决定从那里出逃时，李琳却突然将唐敏之推出窗外，随即锁闭了窗户。自由主义者李琳突然决定留下自己作为路障，当她周旋于国民党特工的时候，唐敏之就可能有充分的时间脱身。
要不要责怪唐敏之为什么不回转身来与李琳有难同当？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下都知道不能作无谓的牺牲，或许他也想着，只有他逃脱才有可能营救李琳。
也许他们后来互相找到？谁知道李琳将唐敏之推出窗外之时，是否与他约定有朝一日到什么地点会合？那么李琳的叛变不仅仅是为了肚子里的生命，还有对唐敏之的爱情，而后他们逃离了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这一点不难做到。
至于释放李琳，究竟是国民党特工的一个阴谋，还是唐敏之通过什么手段所做的营救？
或许一切都是动荡年代才会发生的错节？
也许唐敏之跳出窗户逃走的假说根本不能成立……
也许……
随着他们的消失，所有的“也许”都成了永久的秘密。
十一
自史峤离开重庆后，这是他和胡秉宸的第一次重逢。
如果军分区没有派史峤到这个团来检查工作，胡秉宸送来的那份情报还不知会撂到什么时候。
史峤说：“我们那里有电台，可以发送你带来的情报，然后再把你送到大军区。”
于是胡秉宸就跟着史峤到军分区去，不再受制于劳力者赵大锤，生活上也舒服多了，不但有了筷子也有了碗，还吃了两次鸡。
一同吃饭的还有一位随同史峤前来检查工作的政治委员，山西人，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总务科长，一路上不停地向胡秉宸吹嘘他在中央党校的岁月，学员们如何认真读革命的书……胡秉宸任他胡吹一气，懒得向他说明自己就是从延安出来的优秀分子。
那盆鸡就放在小桌中间，吃完饭警卫员收走碗筷，鸡骨头就无遮无拦地暴露在桌面上，整只鸡的骨头似乎都集中在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的面前。
胡秉宸不客气地说：“你看，鸡全被你一个人吃光了。”
面对鸡骨战场，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什么也不好说。
第二只鸡的情况有些不同，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改变了战术，饭后，桌面上一块鸡骨头也没有。待警卫员擦完小饭桌又将小饭桌搬走后才发现，原来鸡骨头都堆在了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的脚下。
胡秉宸又说：“看看，地道战也隐蔽不了。”
史峤就看了胡秉宸一眼，觉得胡秉宸比从前话多了。
在路上又转了一个星期，那份情报前前后后就耽误了二十多天，胡秉宸说：“什么情报都过时啦！”
史峤显然比重庆时期老练许多，只是苦笑一下，什么都没有说。
转来转去，胡秉宸再次跟着史峤转到了叶家集。他们到叶家集的澡堂子洗了澡，区委书记和区长牺牲在澡堂子里的事，就是史峤告诉他的；至于区长所讲的荤段子，则由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委转述。
到达军分区的前一天，他们必须穿过一条大路，侦察员报告说，国民党至少有一个师开了过来，而史峤所带兵力顶多一个连。
幸亏他们还没通过大路，就在附近的山丘后埋伏下来。国民党那支队伍不知怎么走得那么慢，直到天黑才走完，他们这才赶快通过大路。
过了大路就是一个河谷，越过河谷才能到山里，虽然天很黑了，参谋还是说，“快走，不能在这里住下，敌人离得太近，也许后面还有。”
可是史峤说：“你们走吧，我不能走。我要等我的一个侦察员，他是我最好的侦察员。刚才过了一个师的国民党，而且说不定后面还有，我特别不放心。”
看来一个人的脾性是很难改变的——即便经过常梅和胥德章的婚礼、李琳的叛变和史峤本人的被捕。
参谋命令一些战士留下，史峤不同意。他说：“这里听我的，走吧，你们快走吧。”
有必要这样做吗？
不是胡秉宸残酷，不讲同志情谊、不关心下级，史峤的任务是掌握大局，怎能这样事必躬亲？！
战争期间没有什么理由多说，再说胡秉宸不过是个外来人，既然史峤有命令，他也不便再说什么。
只见史峤将腰上的手枪取下，握在手里，就势在河谷伏下身来，再也没有回过头。
作为一个资深地下工作者，胡秉宸在调头前行的最后一瞥中，不仅将四周环境一一刻进脑海，还看到史峤那支手枪玲珑得像个弱不禁风的女人。这让胡秉宸生出莫名其妙的联想。
没想到就此一别，他们还要等上三十年才能再次相逢。
胡秉宸一路顺利到达军分区，明知已经没有意义，还是将情报尽快发送出去。春节也就随之来临，政治部主任还把他找去吃了顿饺子。
之后他被送到大军区。早在胡秉宸出发时军区就已接到电报，没想到几个月后才见到这个送情报的人。至于他从军分区发送来的情报，也因为时过境迁，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将一路情况作了汇报，对几次惊险只字未提，只将没有电台的尴尬和被当做特务全身扒光的情况说了一说，大家哈哈一笑。这就是胡秉宸在大别山区前前后后走了大约半年的结果。
不过胡秉宸总算没有虚此一行，离开大军区时，他将部队南下时从陕甘宁带出的特殊物品携至上海售出。售后所得，不但为抗日活动解决了部分补给、经费，又为没有冬衣的部队筹办了部分棉布和棉花。
十二
单枪匹马的史峤不但没有牺牲，而且等到了他那个最好的侦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