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五章
一
上上下下都感到这天的气氛有些怪异，中午都过了，还没有人吩咐开饭。
二太太房子里静悄悄的，就是她平时起来晚，也该招呼刘妈准备梳洗了。只有自鸣钟的声音间或报告着时间的意义，它颤抖而悠长的尾音，响得也有点蹊跷。
温妈后来说：“那天一早我就觉着乌鸦叫得个怪，连朝着它啐了三口唾沫，也没破了这个邪……”
厨子老魏等得很急，他做的那道香酥鸡再不上桌子可要过火候了。他出来进去往楼上看着，嘟嘟囔囔地说：“我这个厨子真不好当，菜上早了不行，上晚了也不行。您倒是正点吃饭呀，我们也好有个准头儿，回头还得说我做得不行。”
正说着，温妈从小学接了包立回家，包立进门就嚷嚷：“我饿了，我饿了。怎么还不开饭？”
见没人答应，径自进了厨房，见到香酥鸡上去就掰了一只鸡腿，老魏拦也不是不拦也不是，央告他说：“我的大少爷，你妈还没吃呢。”转过脸来又对温妈说，“劳您驾上去瞧瞧，这是怎么回事，要是不在家吃饭也说一声，我们佣人也好行事。”
温妈拿糖地说：“现在求着我了，昨儿晚上打完牌，让你给我们姐儿几个下碗馄饨你都不干！”说归说，她还是上楼去了。
温妈先是站在二太太卧室门外，说：“太太，我们回来了，小少爷嚷嚷饿了，您看要不要吩咐大师傅开饭？”
没回声。温妈提高嗓门儿又问了一遍。
屋里还是没人答应。温妈先是探开一窄条门缝，接着两只手并排推了个大开，一脚迈进二太太的卧室——
只见床上被褥乱作一团，大柜小柜门都敞开，里面的衣服或掉在地上或搭在柜门上，皮鞋、绣花鞋东一只西一只，不成双不成对地散了一地。她就床前床后、岔声岔气地喊起来：“太太，太太……”
然后她冲到门外，对着楼下的佣人们喊：“可了不得啦，太太没了，太太没了……”虽然她心里已经明白二太太卷逃了，可她不敢那么说。
楼下的人一听以为二太太过世了，忙忙跑到楼上，一看屋里的情形也就明白。刘妈就说：“赶快禀报老太爷吧。”
包家闹得翻江倒海也没找到二太太，又不便登报寻人，只好花钱雇了私家侦探，很快就知道二太太跟小叔子包天心一起走了。
直到包天心在报纸上登了一份与家里断绝一切关系的声明，这场风波才不了了之。
温妈一边说一边咬着水萝卜，吭哧、吭哧，好像给她那些话伴奏，“我早就看出来有事，你们瞧她这一年净做大红缎子旗袍，净买大红缎子绣花鞋。四十多岁的人了，干吗？”
又说：“有次我到上房送点心，就瞅见小叔子躺在嫂子怀里，打那儿以后二太太对我就特别好，打碎那个花瓶也没说我，只让我以后当心点儿。”
一会儿一个水萝卜就咬完了，然后就打带有萝卜味儿的嗝儿，“吃了萝卜喝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温妈说。她不缺热茶也不缺水萝卜，茶叶都是从上房偷来的，水萝卜是跟厨房大师傅要的。
二太太的热闹过去了，人就越来越散。包立回到了亲娘三太太那里，老魏也辞掉了，没了主人，大师傅还给谁做饭？
温妈能说会道，伺候包老太爷去了。其他人纷纷离散，就剩下刘妈和叶莲子看房子。叶莲子心里明白，看房子用得着两个佣人吗？
叶莲子能在包家讨生活是二太太做的主，又在二太太手下干了两年多，好像就是二太太的人了。就说她不是二太太的人，就说看在包天剑把她丈夫带走的分儿上，包老太爷或大太太、三太太也不能为了安排她就把干得好好的佣人辞了……
叶莲子更卖劲地打理着这栋没了主人的房子，心想也许她的忠心能感动包老太爷，留给她，也就是留给她们娘儿俩一口饭吃。
二
二太太脱离包家后，自以为靠着在社会上闯荡多年的经验和不算愚笨的头脑，还有手里那些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钱，总能找到独立生活的办法。
到上海之后先是顶下一处房子，当起了二房东。因为没经验，顶房子付的钱又没有要收据，出租时也不懂得写下疏而不漏的契约，遇上不三不四的房客，房租根本不能悉数收回。物价狠得下心飞涨，她却狠不下心涨房租，试着涨了几次房租都遭到房客的抵制，那些房客全都久经房业沙场，她这个房业新手怎能纠缠得过？她所谓在社会上闯荡多年的经验，不过就是青楼里练就的那些本事，那种本事在尔虞我诈的商海里就显得捉襟见肘。二房东干不下去只好退房，因为没有收据，顶房子的钱也就白瞎了。
有个房客介绍她往返于上海、嘉兴间，跑香烟、布料生意，赚个地方差价，从包家的二太太到二房东，再从二房东到跑单帮，她是一落再落了。
现在谁也认不出这个满身风尘，手提肩扛几个包袱，见了稽查就躲的女人是包家的二太太了，躲不过就得被稽查全部没收。对一个曾经生活在德式小洋楼里的女人来说，这种生活是太辛苦了。
又听信他人的话，将最后一些钱在嘉兴买了一百八十亩地转租。
今天刚从乡下一无所获地回来。原因是那些佃农比她还穷苦，她又没有“黄世仁”的心黑手辣，只好“颗粒无收”。看来只好把地卖掉，她是连当地主的本领也没有的。
钱也就这样折腾光了。
除了卖身她又有什么别的本领？就是卖身，现在也是人老珠黄不值钱。
哪里是出路？此时此刻，她连出家的心都有了。
屋外的年节气氛更让她觉得孤身女人闯荡江湖的不易，但她并不哭泣，也不一个劲儿地吸烟，只是阴沉着脸子躺在床上想心事。
如今连向人倾诉一番也是不能的了。包天心在香港读书，即便他们有时通信，她也从未对他说过这些。何况有些事可以对人言，有些事不可以对人言。不能对人言并非因为关系远近而是无济于事，那些注定由你消受的事必得由你亲自消受。
即便如此，日暮途穷的二太太每月照旧给包天心寄些钱，不多，也就是十块左右，足够支付他在香港的食宿，包天心因此一直以为二太太的日子还混得下去。
包天心在二太太心目中虽不是大丈夫却是个好人，为表示清高，离开家时连手上的白金戒指也摘了下来，还在报纸上登了一份脱离家庭关系的声明。
初到上海时，她在银行租了个保险柜，存放她的首饰和现金，用的时候就请包天心去取，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他要是拆白党，早把她的保险箱拿走了。
可他是少爷的命，比她还没有社会经验，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他的社会关系都是包家的社会关系，一旦脱离与家里的关系，那些关系也都跟着脱离了。
人一不痛快就会想起很多事，而且是不幸的事。
先是没赶上好父母，父亲是个非常窝囊的人，母亲看不上他的窝囊，三天两头和他打架。父亲在男人中也算少有，竟让母亲打跑了，从此音信全无，再也没有回过家。
之后母亲又找了一个男人，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男人，在他的策划下母亲逼她当了妓女，成了他们的一棵摇钱树。那一年，她才十六岁。
有个在盐务局当差的男人要娶她，母亲却借这个机会狠狠敲了那好心的男人一把，也不管这样一来是否会使她从良的机会告吹。母亲振振有词地说：“不是我心狠，我还指望女儿过日子呢，她走了谁还能养活我？”
跟着丈夫到了南方，才知道家里还有一位大太太。大太太对她还不错，那是知书达理的人家，知道应该怎样行事。谁想到丈夫得了痨病，死了。
大太太自己也失去了生活的依靠，还怎么善待她？她心想出嫁时母亲捞的那笔钱肯定还没花完，只好拿着大太太给的最后那点盘缠回老家找母亲。
回到老家时，母亲却说那笔钱早就花完，她还得出去当妓女。
就这样又碰上包天剑，不过那时候包天剑还不是师长，家里虽然有钱，自己手上却没多少。
包天剑一定要娶她，她说：“你要是拿钱买我，我还不干呢。咱们是你有情我有意，只要你真心待我，能养活我妈、供我弟弟上学就行了。”
包天剑明媒正娶地把二太太迎进了门。她倒是豁达，说：“我就是当二的命，谁让我和你有这个缘分呢。”
包天剑很尊重也很信任二太太，不但全部家当交她掌管，家里家外的事也交她大拿。
可她不能生育的事让包天剑为了难。包老太爷又一再提醒他不能后继无人，虽然包家上上下下百十口子人，可他总得有自己的亲骨肉，就这样娶了三太太。他觉得对不起二太太，也就没敢往家里安排，在外面给三太太置了个小公馆。
要不是包家奶奶过世，二太太在挽幛的子孙排名榜里看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包立，还一直蒙在鼓里。
包立是谁？问起家里人，家里人都支支吾吾。
可家里百十口子人，人多嘴杂，二太太要是有心打听是包不住的。
这才知道包天剑在外面有了三太太还有了孩子，她闹了起来，包天剑只好承认。
二太太要求把三太太打发走，包天剑说：“孩子都有了，怎么打发呢！我不是对你负心……”他不敢说后继无人的事，怕伤了二太太不能生养的痛处。
二太太也知道这是她最站不住脚的地方，“是，我明白，谁让我养不出儿子？当初你我指天指地发誓又有什么用？说什么你情我意，到头来还不是母随子贵？算了，不说了……这样吧，把这个包立抱来过继给我，送三太太走人。”
包天剑哼哼哈哈地应着。
包立从小公馆抱过来后，二太太非常宠爱。因为只有几个月大，必得雇奶妈照看，没文化的奶妈二太太还不相信，从医院请来个特别护士。小衣服一买二十多件，小孩子家正是猛长的时候，有些衣服穿都没有穿就小得不能穿了。在这种养育下，包立不论将来上学或是做人，只能落入“劣”等。
叶莲子来到包家时，包立已经七八岁了。
他常常一把抢下吴为的小饭碗，说：“你凭嘛吃我们家的大米子儿？”
吴为就瘪着嘴垂头而立。
包立要的是吴为的啼哭，吴为不哭他就气得跳着脚说：“小要饭的，小要饭的！”
包家的剩饭一桶一桶往阴沟里倒，怎么就容不下吴为这一小口饭？
一到吃饭的时候叶莲子心里就念叨：包立千万别到下房来，让吴为吃顿囫囵饭吧。可是包立上蹿下跳、东跑西颠，谁能防得了他？
不知道什么时候，包立就拿着水枪站在了身后，非让吴为陪着他玩。吴为要是不陪他玩，他就拿水枪往吴为脸上滋，滋得吴为睁不开眼。
眼巴巴在一旁守着的叶莲子就赔着笑脸拦阻：“小少爷，小少爷，太太叫你呢，太太叫你呢！”
这样一来，吴为就更不陪包立玩了。越是不陪他玩他就越气，气不过了伸手就打。
包立往吴为脸上滋水叶莲子还能忍，要是大打出手她就无法忍了，一把将吴为护在怀里，包立的拳头就只好落在她的身上。她是佣人，能对主人的孩子说什么？只能用两只眼睛恨恨地盯着包立。
温妈就说：“让小少爷打几下怕什么？”
叶莲子说：“谁家的孩子不是孩子，干吗让人家打着玩儿？”
温妈不温不火地说：“谁让你是佣人呢。”
她说：“我是佣人，我孩子不是佣人。”
“是佣人就不该带孩子，主家让你带孩子就不错了，你还不让人家小少爷打几下？瞧你的眼睛，瞪得像个老爷，你要是有老爷的命也行，偏偏地没有呀！”
刘妈就说：“说的！要是你的孩子，你乐意让人打吗？”
叶莲子过世后，吴为也去找过三太太，巧遇包立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看上去很是遭遇过的样子，往昔的嚣张、跋扈，似乎也被拦腰横砍，谨慎而又阴沉地坐在灯光照不到的暗影里。
一九四九年政权易手前夕，包天剑不是不想远走高飞，可是他们已经穷困得凑不上盘缠。这个行伍出身不善思索的人，竟像预言家那样看到了自己的大限，惶惶然对三太太说：“要是不走，下场就太惨啦！”
三太太冷咝咝地笑笑：“你到底明白过来了！”
此时只好让包立先走，说是他们的盘缠慢慢再想办法。其实心里再明白不过，所谓“慢慢再想办法”，不过是人们坠入深渊前那绝望而又不甘的最后一瞥。
包立上路时只能带几箱衣物，其他什么也没有了。到台湾后先在舅舅家落脚，而后进了中学。人到没钱的时候，除了爹娘老子，很少有人再顾念你这个社会关系，舅舅待他自然一天不如一天。他只好搬出去，靠变卖那几箱子衣物念完高中，又考上了航空学校，后在空军服役。靠着空军往来便利做了些生意，才有了稳定的生活。
回到一别几十年的北京真是百感交集，对着三太太又是涕泪交流，又是磕头下跪……他不是不知道，一九四九年后生母三太太在毛衣厂织毛衣，兄弟姐妹或在菜站卖菜，或在工厂当小工……一家人生活十分拮据，可他就是一分钱也不往外拿，——也许不能怪他不讲骨肉之情，他是穷怕了。
总而言之，他过去怎样折磨吴为，现在生活也就怎样折磨着他。
包天剑走后，二太太生活并不很宽裕，但她从没找过包老太爷，只靠变卖首饰度日。首饰本是玩物，怎能以此为生？而且上当铺的心情好受吗？让人知道包家太太上当铺，算怎么回事！
她也一直以为包天剑把三太太送走了，没想到三太太没走。
不久三太太就对包老太爷说包天剑留下的三千块钱花光了。也不知道真假，包老太爷惦记自己的孙儿孙女，决定每月再贴补三太太一百块钱生活费。但是没人敢去送这个钱，怕二太太知道，她的脾气太大了。
只好把这个活儿派给包天心。他倒没有什么顾虑，反正可以趁上下学时把钱给三太太送去。
那是包天心第一次看到三太太。觉得她人很年轻也很清秀，却不知她那么精明。与外部世界相比，三太太的段数也许不能算高，但在直来直去、一根筋到底的包家人中，她的精明就显得一枝独秀，万事顺遂。早在包天剑意气风发投奔共产党之始她就说过：“瞎折腾什么？包家的气势自打‘九一八’就完了，咱们走着瞧，没什么好结果。”
尽管三太太给包家生儿育女，可她根本看不起包家，嫁给包天剑更非所愿。
这也许就是她一有机会就划拉钱的原因？
包老太爷过世后，包家大院自是飞鸟各投林。
院中那几栋由德国工程师设计的小楼，几经易手，最后都变做本书第一部中所描述的情形。
包天剑一房搬回他们北平那所宅子，因为没有谋生手段，三太太只好买一辆卡车让董贵跑运输。解放前夕，时局不定，商家格外谨慎，家家紧缩银根，卡车也就少有大宗托运，自然也就没有挣到什么钱，为此三太太十分迁怒于董贵。
一九四九年后包家只得将佣人遣散。董贵从小跟随包天剑，本该对他有个妥善的安置，可是三太太不管。包天心对她说：“人家跟了你们一辈子啊！”
她说：“谁不愿意做个菩萨，可我这一家子人吃不上饭谁管？”
包天剑刚一咽气，三太太就高瞻远瞩地卖房子，当初四十多根条子买下的房子，如今只能卖到十几根。就是这样买家还说：“太太，您也不看看时局，我都不敢担保这是不是一步臭棋，说不定这十几根条子全折了。”
三太太说：“不敢和那些王府比，这样的房子在北平可说是一等一，您花十几根条子就享用这样的房子还说什么呢？”房子真是好房子，便宜也是真便宜，可买主没有估计到，他最后赶的这趟车，日后将在他的阶级成分上发挥何等的作用。
按照法律，这笔钱三太太应该和大太太平分秋色，即或三太太孩子多，按人头分也行。可是包天剑还没入殓，三太太就把娘家人叫来，说是包天剑生病时借了娘家两根金条。其实包天剑生病用钱，都是母亲故去后存放在几位姐妹那里的钱。
三太太又请包天剑的朋友帮忙，说是包天剑什么钱也没留下，抛下她一个人带那么多孩子今后怎么活？看在可怜见的孩子分上，请对包家人说包天剑在世时借过你几根条子未还。
就这样，三太太先从卖房钱里提了几根金条，余下的钱又按人头分配，大太太最后只分到几两黄金，她又没有一点生计，只好改嫁。
大家闺秀三太太运筹帷幄的能力，显然比闯荡过江湖的二太太高明多了。
而后包家人只能靠卖金子或卖东西过日子，一套带大理石的红木椅子和茶几才卖十五块，买家还不愿意要。三太太的条子没多久也花光了，只好到毛衣厂织毛衣。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伊始，三太太被红卫兵小将打得皮开肉绽，在街道监督下劳动改造。天津的包家大院被造反派没收，包家人全被赶进了叶莲子住过的地下室……
当皮开肉绽的三太太一笤帚一笤帚打扫着胡同的时候，也一笤帚一笤帚打扫着往事的尘埃，等到打扫干净，事情的本质就无比清楚地凸现出来。三太太终于明白，她不过是一个陪葬品，在包家开始走向衰落、灭亡的时刻来到包家，既没有享受过情爱也没有享受过荣华富贵，比起二太太，她才是两手空空一样没落着。她更常常想起那个从来没让她称过心，从来没干过一件正经事的包天剑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说的话：“要是不走，下场就太惨啦！”那大概是他惟一正确的选择，但却未能实现。
包家是个大家庭，人多嘴杂，事情总有包不住的一天。
二太太得知三太太不但没有被送走，比之她的生活还多出诸多特殊照顾，心里很不平衡，就追问包天心。包天心说：“人家有儿有女，不管怎么行？你住在包家大院，有了问题自会有人照管，这样比起来，她的困难是不是比你大？”
二太太又追问三太太的地址，包天心没有告诉她。她说：“我不是要和她吵架，而是要把她接到家里来，那不是可以节省一些开支？”
包天心说：“你脾气那么不好，要是出了王熙凤和尤二姐那样的事怎么办？”
二太太虽是青楼出身，却不大在乎钱。不大在乎钱的人，多半会在其他方面不依不饶，比如说感情，这很可能与她从小没有得到多少关爱有关。
很少得到关爱的人，大都属于情感反应不太正常的“高危人群”，一旦得到哪怕如一滴眼药水的关爱，都能在那滴眼药水里翻江倒海，兴风作浪。反过来说，一旦感情上沦为赤贫，也有“穷极生风”的可能，特别在男人背叛之际，总会追悔自己曾经的投入，完全没有了当初的自我牺牲，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二太太和吴为非常相近。
几天之后她对包天心说：“你二哥失信于我，我和他的感情看来是到头了。既然事已如此，我要走了。”
包天心和二太太一起出走，原因是多方面的。
可以说是受了新思潮的启发，也可以说是追随富家子弟出走的时尚，还可以说他一心只想离开那个勾心斗角、没有文化的大家庭。姐妹们都没上过学，家庭又封建，这让有了点文化的包天心深感郁闷，而同学的家庭大多是职员，虽说经济条件中等，但是非常温馨，每每到同学家探访都让他心生渴望。
母亲虽然爱他可是已经离世，不论需用什么钱都得向姐姐们讨要。她们又捏得很紧，花一块，要一块，给一块，这更让他感到没有母亲的悲凉。
厨子做了什么好吃的，二太太总会对包立说：“去，叫你小叔叔来吃点儿。”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他觉得二太太比姐姐们还关心他。
他也受不了包老太爷的大葱蘸酱。一家子人围在大桌上吃大葱蘸酱，无非是走走天伦之乐的过场，下了饭桌各自再到外面下饭馆。
也许还因为和二太太有些投契。不过男女间的投契与男女间的私情，区别从来就不明确，不然走就走，还在报纸上登什么与家庭脱离关系的声明？
有一次乘火车从北平回天津，车上日本人很多，包立因为坐在车门旁，小手扶着门缝，有个日本人关车门时夹了包立的手，把手夹流血了。二太太站起来，一把揪住那日本人的领子不依不饶。当时日本人还算讲理，让车上的卫生员把包立的手包扎上了。
另一次乘火车包立睡着了，车上有人大声说笑，包天剑发了火，冲着人家嚷：“你们这样吵，把我孩子吓着啦！”
二太太当时就说：“你孩子有什么了不起？这是公众场合，你有什么权利干涉人家说笑？”
都是青年学生感兴趣的场景。
其实包天心没有必须离家出走的原因，只是他赶上了一个离家出走的时代。他既没有包天剑收复东北王国的雄心，又没有胡秉宸的伟大理想，只能跟着那些不清不楚跑往内地或香港的同学赶一回时髦，离开这个他也说不清楚到底哪儿不合心意的家庭。
当他向姐姐索要路费不得的时候，二太太说：“你要是真想走，我帮你。”
于是他们一起到了上海，而后他又转道香港，读书去了。
二太太突然中断了对包天心的经济援助，给她写的信也被邮局退回，信封上盖着“查无此人”的邮戳。这一来包天心的流浪生活便无以为继，只好写信给姐姐。包天剑这时已然回到天津，包天心能不能回家要看他的态度。包天心和二太太是不是私奔、情奔不好说，但他们确是一起出走的。
包天剑能说不让包天心回家吗？他在外头混不下去，做哥哥的不让他回家，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以浪子回头定位的包天心，似乎并没有充分吸取教训、改邪归正，仍然是大少爷一个，整天骑一辆“三枪”跑车，车把上挂个镜子，飞轮上缠着五彩毛线圈，花里胡哨，招摇过市……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前夕，包天剑让包天心尽快逃亡。经过上海、香港之旅的包天心，再不向往流浪的时尚。经过延安之旅的包天剑就语重心长地提醒他：“你要是不走，思想上就要有所准备，运动可是一个接着一个。”
骑着花里胡哨“三枪”自行车的包天心说：“我没干过共产党忌讳的事，不在乎什么政治运动，反正是干活儿吃饭，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吃苦干活吗？他又不是没有吃过苦，比如在外流浪的日子。可没想到的是不能说真话了，这比吃苦还让他受不了。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厂长说产量可以翻一番，计划科长包天心说：“从我们的设备来看根本完不成。”
厂长很不高兴。包天心想，你不高兴顶多不让我在这儿干，我还可以到别处干去。以为江湖上的规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生命之树长青，最后只好落得看大门的下场。
二太太想到出走前给母亲买的那一处房子，该是天不绝人？她回到了北平，在那处房子落下脚，有时经过隆福寺，偶尔也会想一想，包天剑那所宅子就在附近。
母亲死后，二太太又把小四合院卖了，在白塔寺附近买了两间铺面房，开个小铺卖牛奶，日子勉强维持。
一九四九年后改卖鸡蛋为生，买了二百多只鸡养在两间房子里，到处都是鸡和鸡屎。可是鸡蛋卖不出去，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又来了场鸡瘟，鸡都死了，东西也都当光卖尽，最后沦落到以糊纸盒为生。又因为从没干过这些事所以干得不好，街道上的干部、胡同里的居民也看不起她，还有人叫她“小老婆”“老妓女”。生性高傲的她也就孤身进出，与谁也不来往，正应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那句话。
日后重新落户北京的叶莲子，常常想起给过她一线生机的二太太，希望再次聚首以报答一二。有时提着水桶到西单为禅月买活鱼的叶莲子经过白塔寺，就是不知道这个咫尺天涯的地方住着她念念不忘的二太太。
包天心参加工作后月工资约七十块，在北京这个不算大的圈子里，很快就得知二太太的情况，从此每月周济二太太三十块钱。
只有这样他良心上才说得过去，因为他在外面那两年全靠二太太供养。
包天心的太太柴米油盐全不管，从不过问他的收入。她结婚时什么陪嫁也没有，只从娘家带来一架破钢琴，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弹破钢琴，不论谁到包天心家串门，都是只听琴声不见人。都说包天心的这位太太有点傻，也许她心里暗笑，还不知道谁傻！
只有包天心常去看望二太太，他们沽一壶散酒，摆一碟煮花生，什么也不说，只是低头喝闷酒，可也从不喝醉。包天心或留下一些钱，或留下一些物，便无言而去。
三
伴着叶莲子新新旧旧、一个个不知何时才能了结的忧愁，秋天又一天天近了。
那天打开箱子给吴为找冬衣，一挪箱子，从箱子后面掉下一个白纸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二十四块钱和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叶莲子亲启。
拆开信封先看落款，才知道是二太太写给她的信。
信上写着——
“……我很伤心，包师长负了我，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我走之后这儿的人就更欺负你了，找顾秋水去吧，别傻等了，他在香港呢……
“钱是留给你的，不多。我这一走，不知是吉是凶，所以不能给你多留……”
叶莲子这才知道顾秋水到了香港！
二太太怎知道顾秋水到了香港？当然是包天剑来了信。包天剑能给家里来信，顾秋水怎么就不能给她来封信？让她在这儿死心塌地地傻等，还老担心顾秋水不知她到了包家，回到北平找不着她。
可她马上责怪自己不该这么想，兵荒马乱的年头，顾秋水在外面出生入死，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难处。
他走的时候不是说过“等我回来”？既然让她等，她就等，现在回不来，天下太平了一定会回来。
这个相当模糊的信息，却让叶莲子马上觉得有了奔头，不再觉得包家这口随时都会丢失的饭像从前那样危及她们的生活了。
她赶快告诉了董贵。
董贵私下对他老婆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到现在顾连长也不给他家里来封信？也不说把她们接去，就这样把她们娘儿俩甩给包家了？难怪包家对她们娘儿俩越来越不像话，简直比对下人还不如。”
董贵老婆说：“男人老在外面待着又不给家里写信，算怎么回事？你有难不怕，得给家里捎封信，兵荒马乱的，你是死了还是活着，总得让家里人知道是不是？”
不过这些话他们不当着叶莲子说。
他们商议了好久，犹豫了好久。
包家这口饭显然维持不了多久，到了该想条后路的时候了。
真要说走，叶莲子也非常害怕。她从没独自出过远门，就是来天津也由董贵带着，更不要说去香港那样远的地方。
董贵思量着说：“这二十四块钱，也不够到香港去的盘缠呀……”
叶莲子说：“我倒还有只金镯子。”
董贵说：“那也差得远……要不先到顾连长老家住住？你是他家的媳妇，他们家总不能不管，同时也给顾连长写封信，看他回信怎么说。”
叶莲子马上给顾秋水和顾秋水的老家写了信。
一九四〇年夏天，顾秋水的二弟到天津来接她们娘儿俩。叶莲子拿着二太太留下的二十四块钱，一鼓作气、没头没脑地投奔了二道河子婆婆家。
见到婆婆，叶莲子就像终于见到亲人，甚至觉得和远方的顾秋水都靠得更近了，进门就跪下磕头，叫了声：“妈！”
婆婆淡淡地说：“噢，来了。”好像她们不是第一次见面，而是十分不和谐地一起生活了多年。然后婆婆看看吴为，问道：“几岁了？”
叶莲子说：“告诉奶奶，几岁了。”
吴为说：“三岁半。”
婆婆说了句“个子可不小”，就没话了。
婆婆整天坐在炕上盘着腿吞云吐雾，小老太太精瘦，方脑袋，不爱说话却爱骂。炕上有猪又有鸡，来来去去。她口沫飞溅地骂了猪之后骂鸡，骂了鸡之后骂天气，骂了天气之后骂庄稼，骂了庄稼之后骂在远方的儿子：“你这没有良心的东西，净顾自己在外头过好日子，不顾家，不顾爹娘，不顾妻儿……”
骂完远方的儿子又骂儿媳：“嫌鸡上炕？鸡不上炕上哪儿？自打一有鸡，鸡就上炕。小丫头长虱子怪谁？怪鸡？怪猪？猪不进屋进哪儿？这么冷的天，你当就你们知道冷猪就不知道冷？我和它们睡了一辈子也没长虱子，看把你们娇气的，有本事找你男人去。”
骂完媳妇骂孙女：“你给我住手，拔鸡毛干什么？啊？看把鸡拔得嘎嘎叫。鸡蛋呢？鸡蛋哪儿去了，啊？你这个小挨刀的，打了？啊？我揍死你，看你还淘不淘？”
她绷着薄薄的嘴唇，使劲拧吴为的耳朵。
鸡也不会还嘴，猪也不会还嘴，天气也不会还嘴，庄稼也不会还嘴，远在外地的儿子也不会还嘴，儿媳妇也不会还嘴——只有吴为大叫大跳，又轰鸡又轰猪，还跟着她说：“你个小挨刀的……”
婆婆说：“你给我揍她，往死揍！”
婆婆说：“有你这么护孩子的吗？这孩子长大还不上房揭瓦祸害人！”
吴为也说：“……祸害人。”
“你看，你看，话还不会说就会顶嘴了。”
不知道婆婆哪儿来的一肚子气。猪也没气着她，鸡也没气着她；公公一天也不说一句话，和猪、和鸡差不多；叶莲子也没话——只有吴为说着天上地下的孩子话。
婆婆说：“这孩子真像她爹，将来也是个惹是生非的家伙。十六岁上就跑了，一去不回头，连信也不打一封，不问问他娘他爹死啦还是活着，你倒是说说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也行啊！我还当他死了呢，也忘了我还生过这么一个儿子……不承想就塞给我个媳妇和孙女……”
说着婆婆的眼睛向叶莲子一刺，那目光一定非常锐利，要不锐利就没法穿过糊在眼睛上的那堆眵目糊。
然后把三尺长的烟袋往炕沿上敲了敲，就像兵营里吹了熄灯就寝号，敲完烟袋一眨巴眼，两道锐利的目光就被她关进了眼皮，立刻就睡着了。
她一睡着就不能骂人了，院子里安静下来，甚至有点寂寞了。连猪连鸡都不叫了，好像全想趁她不骂人的时候赶紧歇口气。叶莲子这时候就驾轻就熟地熬猪食、剁鸡食，这套技能她从小就熟悉。
她一面用柴火棍搅和着大铁锅里的猪食，一面怔怔地想，她真的去过那么远的地方吗？
进过城，看见过汽车、火车、洋房、自来水？
生过孩子，结过婚？
只有虱子才能把她从愣怔中咬醒。原来她走了那么多路，不过是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婆婆醒了。婆婆睡觉就和鸡婆一样，鸡婆一蹲就睡着了，一眯瞪就是一觉。婆婆也是一会儿一眯瞪，一眯瞪就是一觉，醒来就嚷嚷：“人呢，人都哪儿去了？”
“我见您睡着了，就去熬猪食了。”
“谁说我睡着了？谁说我睡着了？”
吴为说：“奶奶睡着了。”她嘟起嘴学奶奶打呼噜。
“胡说八道，你们别以为我睡着了，你们干的什么事全在我眼皮子里装着呢！”
吴为想，奶奶的眼皮一定很大、很大，可以装下很多东西。
跟着院子里就热闹起来，猪们又开始到处乱窜，鸡又开始斗架或者下蛋。
公公说：“别往心里去，她要不骂人干什么呢？这也是她的活计。”
怎能不往心里去？儿子们全都散了出去，家里又没地，全靠公公给人打木器过日子。乡下人谁老打木器？城里人打木器也犯不着寻访这个穷乡僻壤的乡下木匠。
他们也穷啊，就是他们有收留她的那份心，也没有那份力。
晚上，每当叶莲子挨着鸡婆们睡下，听着鸡婆们在梦中咕咕、嗅着鸡婆们的秽气，就会想她和吴为连鸡婆都不如……鸡婆还能给婆婆下蛋呢，她们不但不能下蛋还得吃婆婆家的口粮。
可是等她带着吴为决定离开婆家时，老太太的脸却抽巴了，小发髻在她的脑袋上一摇一颤地抖着，“兔崽子，只管撒种不管养……六亲不认哪！”
当吴为说“奶奶再见”的时候，婆婆脸朝炕里歪着，也没转过脸来看她们一眼。
她们就这样地离开了二道河子。
公公送她们上火车站。穿过高粱地时公公说：“你大伯就是在这块高粱地里让日本人活埋的……老二呢，却给日本人干活儿，就是一家人长短也不齐。”高粱还是那个高粱，看不出埋过活人的样子，没多长个穗儿也没少长个穗儿，“你男人呢，说是干着反对日本人的事……”神情之淡就像说着别人的事而不是自己儿子的事。
叶莲子说：“爹，您回去吧。”
“路上不安静，我得把你们送到火车站。来，让爷爷背一会儿。”
他背起吴为，往上颠了颠，吴为两只厚厚的手就热烘烘地勒着他的脖子，他有了贴着自己血脉的一种感动。
可是她们这就往火车站去呢，火车一会儿就要把她们拉走了，儿子在的那个地方和天边一样，孙女一走也和去了天边一样。一个山屯里的老人，觉得凡是屯外的地方都和天边一样了。
他又想，儿子也好孙女也好，一旦到了外边就和自己没关系了，自己就像没有过这么一个儿子和这么一个孙女。
人生在世，虚虚实实，一晃就过、一晃就过地倒腾着多少人和多少事。
可他也没对叶莲子说，要是在外头混不下去就回来吧。
直到火车开了，冒着一串白烟越走越远，他才往家返。又走过那高粱地，他才想起刚才还背着孙女呢，一转眼就成了过去。
叶莲子回到天津后，董贵说，还是到香港找顾秋水才是正经。
是啊，包家是回不去了，就是能回去也不能回去了，一个女人怎么不靠自己丈夫老靠他人过日子？要是她不知道丈夫的下落还好说。
又没钱，再不去找顾秋水，只有上街讨饭了。
董贵担心得不行，柔弱的叶莲子怎么上路呢？出了事他怎么向顾秋水交待？
叶莲子却铁了心，说：“我行。”事到如今，不行也得行了。
董贵老婆说：“唉，换第二个人都不敢去，就是男人也不敢。”
而且他们一直没有收到顾秋水的回信。
董贵左想右想：“还是一步步来比较稳当，先到江苏淮安落脚，那是一一二师驻地，你父亲还在那里，看看情况再做到香港去的打算。就是去你父亲那里一路也很危险，一个孤身年轻女人带着个三岁多的孩子，又没个伴儿，还要经过日本敌占区、汪精卫的敌伪区……”
叶莲子头也不抬，还是那句话：“我行。”
董贵先去打听南下路线，然后前前后后对叶莲子交代了几遍，在哪儿下车，在哪儿换车，换什么车，到什么地方找什么人联络，最后联络人会送她到一一二师的驻地……叶莲子一遍又一遍默记在心。
又帮叶莲子卖掉仅存的镯子。这只金镯子自顾秋水走后叶莲子就没有戴过，只在夜深人静吴为睡着之后，才拿出来套在手腕上细细端详，这一端详就像和顾秋水相会了一番……为了千里寻夫，现在只好把它卖了。
卖了镯子，董贵又带她到银行兑换了通行于各个占区的货币，买了火车票，送她们上了去徐州的火车。
董贵是一千个、一万个对得起顾秋水的嘱托了。
叶莲子从来没忘记过董贵对她的关照，常常对吴为念叨董贵一家的情谊，可是他们从此一别再没见过面，虽然二十年后也就是七十年代，他们都住在北京西直门附近。
本以为解放以后是穷人的天下，可是他们又有了别的烦恼，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不得不丢掉人和人之间那份温馨，去奔他们的日子。
直到叶莲子去世后吴为才找到他们，董贵和他的妻子都还健在。
吴为一进门，他们就老泪纵横地说：“你妈太不易、太不易啦，你能长大也是太不易、太不易啦……”
他们相对无言，只能不停地流下浓缩着他们一生辛酸的泪。
回家之后，吴为激动地对胡秉宸说到与董贵的会面，胡秉宸只待答不理地点了点头。
到徐州后没有当即转往淮安的汽车，叶莲子母女非得在徐州过夜不可。
虽然北平和天津也是日本人的天下，可还不像这里，如此赤裸地对人诉说着亡国的惨状。每栋烧焦的房子都像一颗死去的头颅，黑洞洞的窗户像大张着的嘴，凝固着临死前的呼救和死不瞑目的控诉。侥幸留下的半堵墙壁，像一本被枪弹翻阅过的书，每一个弹孔、每一处焚烧的地方都是劫难的字符。最让人恐惧的是被日本人强暴后又杀死的女人，她们阴户里插着木棒或是铁具。
日本人的的确确是有创造力的民族，凡是人类无法想象的残暴的生命杂耍，都被日本人发掘得淋漓尽致，也许连希特勒都不如日本人那样，能把杀人变成一项精雕细刻的手艺。
叶莲子像是等过鬼门关，抱着吴为，提着一个小箱子，排在出站队伍中一步步往前挪。
眼见一个独行青年男子被拉出队伍——那时，独自进入敌占区的男人或女人都会被日本人怀疑为奸细。随着一声枪响，鲜红的血美如诗画飞溅开来，洒落在四周束手待毙的人群中。
叶莲子一把将吴为的脑袋按进怀里，又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吴为不哭，小小的身子却猛烈抖动着。
日本兵声色俱厉地对她说：“快点，快点！”她努力想要迈出沉重无比的脚，可没等她迈出自己的脚，日本兵的枪托就重重地打在她的背上，手里的箱子也就掉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她放下吴为，手脚并用，忙把散落在地的东西扒拉到站口外，然后再往箱子里捡，要是丢了这些必要的衣物，她们就真是饥寒交迫了。
吴为也蹲了下来，一边胆怯地用小眼睛瞄着日本兵，一边帮叶莲子往箱子里捡东西。
幸亏有吴为，日本人才不致怀疑叶莲子是奸细，只对摊在地上的箱子看了看就放行了。
叶莲子惊魂未定地走出车站，明知应该赶快逃离这个虎口，可不知何去何从，哪里好像都是魔窟。往东走几步退了回来，往西走几步又退了回来……除了从车站陆陆续续走出的人和不时在街上游荡的饿狗，满街没有一个活物。
望望从站里出来的旅客，各个都像死里逃生的灰狗，夹着尾巴，贴着墙根嗖嗖地、溜溜地疾走，想找个人打听一下都不好张嘴。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没把脑袋扎进胸口的旅客，便赶快上前打探住店的事。
那人把她带到附近一家小店，还帮她提着箱子，只是一路无话。
她千谢万谢，那人还是无言地苦着脸，走了。
嘴上总是叼着香烟的汪伪军军官在小店里走来走去，一面喷烟吐雾，一面吆五喝六地使唤着他们的马弁或是店小二，好像这里不是小店而是兵营。店后的灶膛里熰着湿柴火，店面里的烟气更加混浊，大白天也看不清人们的嘴脸，又在人们脸上添上如许的狰狞。
叶莲子的目光小心翼翼在烟中搜索，希望看到一个女人。可是除她和吴为，即便有个把女人往来，也是卖春的女人。
向店老板租房时，旁边一个伪警官说道：“听说话，你是东北的口音。”
她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只是歪着头求助地看着店东。那伪警官挺有人情味儿，说：“咱们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呀。”不过再调转头来脸色就酷了起来，“你一个人能大老远的跑到这里，也真不简单……”
已经站在老虎嘴下的时候就是害怕也没有用了，叶莲子只有听天由命垂头而立。还好，他没有再刁难就走回自己房间去了。恰巧在叶莲子隔壁！
到了晚上，小店更是热闹而不是更加安静，她那间小房前后左右住的都是汪伪军官，各房之间只隔一墙薄板，四周的酗酒声、麻将声、狎弄声，声声入耳。其中倒是有许多东北口音。
偏偏有人对着墙板怪声地咳，叶莲子甚至看见一只眼睛，在宽阔的墙板缝里闪烁又闪烁。
看遍窄小的房子，再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掌，苦于想不出办法挡住外面的世界，只能用椅子把房门毫无意义地顶了又顶。这就是她面对一个凶险世界所能想出的保护自己的办法。这办法以后就成了她的常规武器，用来对付无数可怕的夜晚。
惟恐有人进来闹事，叶莲子一夜没敢合眼，连吴为都敛声屏气，睁着惊恐的眼睛，倾听着四周的动静。
也许正是一点乡情，那些当兵的才没来刁难。
第二天登上去淮安的汽车，同座的正是那个自称老乡的伪警官。他说：“你到淮安去对不对？”
叶莲子只好点头承认。
“干吗去？”
“找我父亲。”
“你父亲在那边干什么？”
“经商。”
“东北人这时候到淮安经什么商！”
说到这里，他似乎没有再逼问下去的意思，而是往椅子背上一靠，开始闭目养神。叶莲子的心跳得又快又响，她真担心一旁的伪警官听见，可又无处逃遁，只有假作镇定，直挺挺地坐着。
伪警官很快下车了，临下车前低声对叶莲子说：“我知道你去淮安找什么人。你说你父亲在那里经商，不对，淮安以北驻的都是抗日东北军。你可要多加小心，前面还有好长的路呢！”
对着那个远去的背影，她默默地说了声谢谢。
一下汽车就到了东北军的地盘淮安。可是距董贵告诉她的那个联络点还有十几里，只好雇辆人力车，按董贵说的路线，向淮安附近一个小镇而去。
拉车的是个身强力壮、脸色阴沉的小伙儿，没穿上衣，肌肉强健的后背在阳光下闪着生机勃勃的光泽。
即将收割的秋庄稼已经高过腰际，行走在庄稼围屏的土路上，就像被埋葬在庄稼地里。叶莲子左看右看，希望碰见一个行人，可是没有，一个也没有，太阳底下只有他们三个人，四周静得都能听见庄稼成熟的声音。吴为也在她的怀里睡着了，经过一路折腾，现在就是在她耳边打雷，她也醒不了了。
路也好像越走越背，越走越像是往回而不是前行，她也不敢问，问又有什么用？天这么高，地这么远，哪儿能够得着、抓得着一缕安全？
走到一个僻静之处，拉车的不声不响将车停下，并回头朝她望着。叶莲子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她垂下眼睛看看脚下的皮箱，期望这只皮箱能在关键时候起点作用。
拉车的说：“歇歇脚，那边地里有口井，我去喝口水。”说罢，就丢下她们走了。
她缩头缩脑坐在车上。庄稼地里一片此起彼伏的虫鸣，似暗藏杀机，又似暗藏着激战前的骚动不安。
很长时间也不见拉车人回来，叶莲子更加焦急，似乎时间拉得越长阴谋酝酿得越大。
终于听到背后渐走渐近的脚步，她绝望地想，来了，来了，可又不敢回头张望。她的两眼在太阳底下发了花，一阵阵黑雾也随之在眼前浮升滚腾。
拉车人转到她的面前，看出她的恐惧，冷冷笑着把手里一个甜瓜递给她，说：“想必你们连饭也没吃、水也没喝吧？这个甜瓜你拿着。”
叶莲子不敢接也不敢不接，尽量往靠背上缩着身子。
拉车人也不强让，顺手把甜瓜放在叶莲子脚下的踏板上，拉起车又往前走了。
当越来越多的树、越来越多的房子出现时，叶莲子才知道她多虑了。
付钱时拉车人冷冷地接下钱，没说个什么就走了，把叶莲子尴尬地丢在那里。
她们终于找到了联络员的家。
结婚时叶莲子曾想，她是再也不会回这个家了，可是才过五六年，她就回来了，而且落魄成这个样子。
结婚时的风光已成旧事，师里人无不称赞的“郎才女貌”，这样快就残败凋零，天各一方。叶莲子一眼就认出，继母穿的居然还是参加她婚礼时做的一件旗袍，而自己的风采不但早已消散，嫁衣也早就进了当铺。
“回来啦。”继母说。对着这样落魄的人真就没法儿客气，然后看看吴为，“这就是南南？”
“叫姥姥。”吴为吓得紧往后捎。
“认生呢。”叶莲子忙说。继母并不在意，叶莲子本不是她的女儿。
“路上还好走吧？”父亲比她没出嫁之前客气许多。
“好——好走。”
在父亲的眼里，叶莲子再不是那个瘦弱的乡下小姑娘而是个成年妇女了。可幼年时就铸在她身上的畏瑟不但没有消逝，反倒在那懵懂之上又增添了一种颇为明确、自觉、沧桑的畏瑟，让叶志清一阵悲从中来——不论怎样，父亲还是父亲。
“老顾家真行，自己家的媳妇却一推六二五。”继母从髻子上抽下簪子，一边挖着耳朵眼儿一边评论着。
“是我自己要走的。”
“想必也是待不下去吧。”继母一针见血地说。
叶莲子求救地望望父亲。父亲说：“把行李放下，先去洗把脸，再煮点儿东西吃吧。”
吴为就贴着叶莲子的腿出去了。
她们的脚后跟刚擦过门槛，就听见继母对父亲说：“你打算怎么办？”
父亲说：“给她男人写封信吧。”
“莲子不是说到婆家之前就给他写了信，怎么老不回信？你指望那个拆白党能来接她们？我早就看出他不是个东西，没和莲子结婚前就跳郭连长家的墙，一边打牌一边和李营长的太太吊膀子。”
父亲的目光频频向外扫去，他怕叶莲子听见，她这会儿是山穷水尽哪。
“你当初为什么不说？”
“你们家莲子闺女做得不耐烦了嘛。”
叶志清有点不悦，“莲子不是那样的人。”
“忘了她塞在你口袋里的字条了？”
父亲没的说了，无形中就有些埋怨叶莲子，若是听他的安排，就不会落到这个局面。什么局面？他也不清楚，叶莲子也没跟他说，不过看还看不出来吗？
继母就说：“说话得公平，她是不是有点儿自找？不过呢，既然是自己家闺女也不能不管，还是想个办法吧。唉——”这一声长叹真是苦不堪言，苦如叶莲子还叹不出这样一声叹息呢。
一一二师里有顾秋水的许多朋友，叶莲子一到，顾秋水最好的把兄弟、排行老七的于高祥就抱起吴为问大家：“你们看这孩子像谁？顾秋水！不用说，一看就是他的闺女。”
顾秋水从没给叶莲子写过信，倒是接长不短地给于高祥写信，所以到了一一二师，叶莲子立刻就得到了顾秋水的确切地址。
吴为吃得很多，叶莲子忧愁地看着她吃下一碗米饭又吃下一个鸡蛋，想着以后她要是天天这样吃起来怎么得了。
吴为很久没见过鸡蛋和米饭了，所以吃得很慢，好像在延长享受一个转眼就会消失并且再不会有的梦境。
叶莲子一再朝上房望去，生怕继母这时到厨房里来，吴为还没吃够呢。
小孩子真不懂事，吃个半饱就可以了，她却非要吃个肚儿圆。可叶莲子又巴不得吴为多吃一些，对穷人来说，吃饭真是世上最费思量的一件事。
吴为吃完一个鸡蛋又说：“妈妈，我还要。”
叶莲子拍拍她鼓起来的小肚子说：“你饱了。”
“妈妈，我还要。”
“不能再吃了。”
“再吃一个，”她伸出小手指，又像恳求又像保证地说，“妈妈，一个！”
“不行。”叶莲子斩钉截铁地说，“你吃饱了。”
吴为尖声哭了起来，而且哭得很响，叶莲子马上捂住她的嘴。婆婆虽然爱骂人，只是骂骂而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老包家深宅大院，上房听不见下房的动静。这儿虽然没人骂吴为或她，可老觉得有个无形的钳子夹着她，这钳子其实夹得不重，既不痛也不痒，就是老窝着她，让她不能伸直。
吴为哭得额上冒汗，青筋暴起，声嘶力竭……为什么？不过为了一个小小的鸡蛋，又不是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又不是大海里的珍珠、石头里的金子。
这样一想，叶莲子似乎有了勇气，又从柜橱里拿了一个鸡蛋给吴为。
吴为不哭了，安静地等着叶莲子为她剥去蛋壳。
她接过叶莲子剥好的鸡蛋，一小口、一小口安静地咬着，睫毛上挂着泪珠的眼睛紧盯着手里的鸡蛋，眨都不眨。
看得叶莲子心里一酸，可她不能掉泪，吴为哭起来的时候有她呢，她哭起来有谁？
掉下一块蛋黄，吴为伸出小手指头去捏，却捏碎了。那块蛋黄变成更小、更小的碎渣，小得都品不出鸡蛋味了，可吴为还是一点一点捏进了嘴里。
紧跟着就是继母整天说不是丢了这个，就是丢了那个。偏偏人家一说丢了什么叶莲子就禁不住脸红，连后脖颈都红得无法见人，好像是她偷了那些东西。
她痛觉自己的无能、窝囊，既不能一跺脚离开，又不能不脸红。
一个多月过去，顾秋水还是没有回信。继母猜到他可能在外头有了别的女人。男人都是这样，你紧盯着他，他还出事呢，不要说这样大撒手地一别三年多。得赶快把这娘儿俩送走，顾秋水要是真在外边有了别的女人，把妻儿往他们这里一撂，可就没头了。
可她并不说出自己的猜测，只对叶志清说：“不如把莲子送她丈夫那儿去，让他们小两口儿团圆吧。现在兵荒马乱，她还年轻，出了什么事咱们不好向女婿交待。”
父亲说：“这可要一大笔路费。”
继母说：“她说手里还有些卖镯子的钱，剩下的你当爹的还不应该给添上？”她算过账，就是添上这笔路费，也比没年没月把这母女二人留下合算。
“去信也不见回信，搬家了？人死了？莲子这样冒蒙着去了，要是找不着人怎么办？连回来的路费都没有……她还带着孩子呢，那可让她如何是好？”
“于高祥说的地址能有错吗？”
继母又对叶莲子说：“他到现在还不回信……我看你顶好带着孩子找他去。我是说，你们守在一起总是好些。”
继母说得对，不能再傻等顾秋水的回信了，她这就去找他。自生下来也没清楚过的叶莲子，一下清楚起来。
她不管顾秋水回不回信，是不是搬了家，死了还是活着，就是死了她也要看一看他的坟头，更不想万一找不着连回来的路费都没有。
已是满眼萧瑟的十月末，不但叶子开始发黄，江水开始发黄，连秋风也日渐地黄了。
叶莲子匆匆忙忙抱着吴为登上小轮船的时候，父亲突然流下了老泪——这一路有太多的风险，叶莲子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啊！
“到了镇江别误了去上海的火车。到上海后就按着我给你的地址去找赵营长的哥哥，他在日本军营里做事，可是，是这边儿的人。他会给你买张到香港的船票，也会给你办好去香港的手续。”
他们父女间的感情，到了此时才略见分晓。可他们又不能不远远地分离着，就是她不去找顾秋水也是嫁出去的人了，就是不嫁出去他们也不可能长相守着。
看着渐渐老去的父亲，叶莲子想，这一去，不知何日才能相见了。
十八九年后叶志清一家迁往他乡，途经叶莲子工作的小城，下车看望离别多年的女儿。
正是三年饥荒时期，叶莲子不知怎么弄到一小碗肉，恭敬地放在父亲面前。叶志清还像从前一样，不知道为了什么小事吹胡子瞪眼。
吴为忍不住说：“姥爷，我妈从小就没少受呵斥，如今她也是五十岁的人了，也该歇歇了是不是？”
吴为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母亲工作的小城，算是组织上对她这个独生女儿的照顾。
其实北京各单位需要的大学毕业生名额很多，只不过她无法说服自己，去和班上的党支部书记进行一个交换。
大学自解放区搬迁而来，每个班级确保共产党支部和党支部书记制度，书记由调干同学担任，领导班上同学的学习、生活、思想，握有毕业分配去向的“生杀大权”。
如果吴为同意这种交换，就能留在北京，但她振振有词地说：“为了爱情上床是风流，为了交换上床是下流。”
那么她后来为了调回北京，嫁给根本不爱的韩木林，难道不是交换？
不是掌自己的嘴巴又是什么？
不是下流又是什么？
只不过那是一个有法律保证的交换，听起来堂皇一些。
如果她当初同意这个交换，后来也就不会有私生女枫丹；那么也就不会因为她更大的自私，让枫丹、禅月和叶莲子跟着深受其害。
上床一睡，毕竟比有一个私生子简单多了。
…………
叶志清用他很大的眼珠子看了看吴为，什么也没说，从此结束了他吹胡子瞪眼的历史；又看了看“也该歇歇”的叶莲子，奇怪这十几年不见，女儿怎么就苍老得和自己差不多了。
叶莲子轻轻地斥责吴为：“怎么跟姥爷说话呢！”可吴为的话分明让叶莲子想起过往的一切，既庆幸自己已从里面走出又惋惜它们已然过去，对父亲反倒有了青春年少时所没有的依恋。
到了现在，他们才觉得彼此像是父女了。可惜叶莲子和父亲这一面之见竟是永诀。
他们是白做了一世父女，等到他们开始珍惜这份亲情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来得及说，什么也没来得及表示，就永别了。
一路上仍是满目疮痍、满目萧条，不要说没有了树、没有了房子、没有了人，连鸡鸭猫狗都没有，如同到了世界末日……
岸边，离小轮船不远的地方，一个日本兵正在把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一次又一次推下河去。可是那人并不呼叫，只是在水里无声地挣扎着，好不容易爬上岸，又被日本兵推下河去……日本兵终于玩腻了，一刀把那人的脑袋削进水里，又把尸体推进河里才结束游戏。
好在幼年的吴为不像后来那样让人厌恶，虽谈不上美丽，却让人一看就发出欢喜的微笑。她们能够顺利到达上海，可能与此有关。
到了上海，满眼还是日本人。都说日本是个小国，可哪儿来这么多日本人？从天津到徐州到上海，一路都是，好像全体日本人都搬迁到了中国。
出了上海北站，叶莲子给吴为买了个烧饼。正在低头付钱，就听得吴为一声惊叫，回头一看，吴为手里的烧饼被人抢走了。
当叶莲子为那个被抢的烧饼痛心疾首之时，胡秉宸正和表姐绿云从四爹爹家出来，漫步在霞飞路上。
如果胡秉宸和吴为不是几世情缘，又为什么总是前前后后在许多地方擦肩而过？
叶莲子既无仇恨也无报复之念，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抢烧饼的人——拐着八字脚，穿一身蓝布短衣，一头短发像比叶莲子和吴为受到更大惊吓地竖在头上，一边跑一边大口咬着烧饼。她想：你就是抢也不挑个人，我要是有钱，能只买一个烧饼吗？
继而又想，不抢她抢谁？谁都比她不容易抢。一看就是个该挨抢的人，一看就是个举目无亲的外地人，一看就是个不会还手的人……
她咽下自己的饥饿，又在心里埋怨道：你就是抢了烧饼也要好好享受一下它的美味，不能这样狼吞虎咽糟蹋那个来之不易的烧饼啊。
她只好再给吴为买个烧饼，把钱往怀里揣了又揣，然后把吴为更紧地抱在怀里，以防烧饼再次被人抢去。
叶莲子一路行来，一路打听。满眼都是没有生计、衣衫褴褛的穷人，游荡在街头巷尾，好像街头巷尾里藏着解救他们的机会。
不难，很快就找到了赵营长的哥哥。赵先生也没有多问，看过叶志清的信，干练地为叶莲子和吴为办好了去香港的一应手续。
离开上海那天是个晴朗的日子，让叶莲子心中充满憧憬。
他们坐着人力车，经过沿黄浦江而建的百老汇路。马路另一侧多为西式建筑，其中有许多店面、钱庄、饭店和旅馆……
不论街上的热狗、美容、咖啡店，还是文明婚礼的照片，租界地上的手摇电话亭，印度巡捕，坐洋车的西洋男人，中英文并茂的先施、永安百货公司，或是贴有“先施牙膏”各种广告的双层、单层有轨电车……叶莲子不曾留下一丝艳羡，她的目标在正前方。
倒是黄浦江上的涛声、沙船上吱吱扭扭的摇橹声、轮船的汽笛声、人力车的铜铃声以及外滩上的钟声，让吴为心中似有所动。
过外白渡桥往北，就到了杨树埔的公和祥码头。
叶莲子不明白，为什么不坐更便宜的有轨电车？可也不便多问，只能跟着赵先生走。
该乘什么车赵先生有数。他当然不能带着她们坐有轨电车——谁知道日本军营会不会派人跟踪？为省几个车钱让他们怀疑他来自平民的身份？
分手时叶莲子笨拙地说：“真不知道怎么谢您才好，才好……”
赵先生皱着眉头眯着眼睛，瞟着舱里舱外往来人等，好像太阳晃得睁不开眼睛。他又看不出嘴唇嚅动地低声叮咛道：“没开船之前一定要谨慎小心，就坐在船舱里不要出去。罗斯福号虽然是美国轮船，可……谁知道会不会有意外？有人问什么不必多说……”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并不对着叶莲子，只一味不舍似的抚摩着吴为的小脸，好像对这个从见面起看也不曾看过一眼的孩子，突然地有了感情。
然后他就头也不回地下船走了。舷梯上和他擦身而过的人，一看他那身日式军装，无不像是遭了瘟疫，惟恐躲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