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1)
1
还记得那张照片，还记得。
照片上是两个穿西装的少年，一个瘦些矮些，一个高些胖些。瘦些矮些的两只眼睛很有神，直视着镜头；高些胖些的两眼斜睨着一侧，脸上是一种颟顸的神情，而且，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的脑门上、下巴上都疙疙瘩瘩地长着一些疮。
那张照片后来在“文革”、“造反派”抄家的时候，从父亲那里抄走了，后来落实政策退还抄走的照片时，没有发现这一张，想来一定是混乱中给弄丢了——没有人会截留那张照片，对于外人来说，那是一张极其无聊、乏味的照片。
他在小时候多次看到过那张照片，现在照片不知所终，他却一闭眼仍能复制出来。
照片上是他的大哥和二哥。
2
父母刚过20岁就生下了大哥。大哥刚满一岁又生下了二哥。两个只差一岁的亲兄弟长相和性格竟截然不同。
大哥直到成年以后，仍个子不高，始终没发过胖，但他从儿童时期便浑身充溢着仿佛随时要爆炸开来的精力，而且胆子奇大。母亲多次讲起过大哥小时候的一桩事——那并不是惟一的或特别突出的事，母亲不过是用其举例举得习惯了而已——那时他刚上小学，才七八岁的样子。有一天，他就自己做了一个秋千，荡起秋千来了；怎样的一个秋千？那时候父亲在宁波海关当外班验估员，宿舍在一条巷子里，那巷子很窄，两边相对的三层水泥楼房之间，大约只有两米的间隔，大哥便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块大约三米的木板，爬到楼顶上随便地往两边的楼沿一放，木板上套下一条绳索，成环形，他自己便坐到那绳环上，开心地荡起秋千来，而且越荡摆幅越大。那木板随着他的荡动在逐渐地滑移，眼看着一端的木板已经快要脱离楼顶……当时，望见这一类似杂技表演的邻居们全都惊惶起来，一位从窗口探头张望的太太竟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尖叫……妈妈被唤出望见这情景时，双手捂在胸前不知所措……后来大哥是如何停止荡动，如何回到屋顶，如何安全回家，都不记得母亲是怎样交代的了，单记得母亲所形容出的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至今一想起大哥，这一幕还会如电影般地在脑海中放映出来……
据母亲说大哥从小就经常挨父亲的打，像荡秋千这种行为，打得还轻，他在学堂里的淘气行为，危及别的同学，使家里丢脸，那就打得很重了。比如说有一次上唱游课(相当于如今体育课)，他趁老师眼瞧不见，将大家共玩的一只皮球用力掷进操场边一棵老桑树树干上的一个窟窿里了，还跳着脚拍手自我叫好……母亲说为那事父亲打他的屁股，边打边命令趴伏在凳子上的大哥认错，而大哥就是不认错，不仅不认错，还咬紧牙关不哭，屁股被打得肿起老高还不哭。最后就气得父亲去找锥子来要往他屁股上扎，母亲过去死死抱住父亲胳膊哭着求情，才算没扎上去……
二哥却一生下来就很温驯，甚至温驯得令父母怀疑他是否有些弱智。但二哥饭量很大，又爱吃零食，因而很快个头就超出了大哥，并且发育成一个小胖子。不过二哥身体并不好，经常伤风，长流着鼻涕，一到夏天就满头生疮，形象很为不雅。那时家里经济状况足称小康，父母给他们西装革履地装扮起来，又一定要送进学费昂贵的教会小学读书。两个人学习成绩都很差。大哥是鬼聪明、贼淘气，但心思不用到功课上；二哥是绝不淘气，却让老师感到死不开窍。大哥在学校里经常欺侮别人，二哥却经常受别人欺侮。两个人不在一个年级一个班，但上学时一块儿去，放学时在校门口一块儿结伴回家。常常是放学汇合时，大哥见比他高出半头，也宽出一块的二哥，鼻孔里挂出两串鼻涕，眼泪汪汪的一脸委屈，便问：“哪一个又欺侮你了？”二哥便总先是发呆，又缓缓摇头。大哥急了，便又大声再问一遍：“究竟哪一个嘛？”于是二哥便嘴里含着棉花般地说出一个同学的名字来，自然是绰号，如“鲤鱼头”、“大汤团”之类，大哥便让二哥在校门口站着不动，一径去寻那“鲤鱼头”、“大汤团”去，寻到了，也不询问，劈头便打，对方逃跑，便追赶，赶上再打，直到打得“唉哟”连声，讨饶不止。最后赌咒发誓：“再也不敢欺侮你弟弟了！”大哥这才罢休；也有并不逃跑、讨饶、服输的，便扭住对打，打成平手，双双冲出围观的人群，互相扭头恨恨地骂：“下回再来！看你还敢不敢！”大哥便会脸上身上挂着彩地回到二哥身边，二哥也不知感激，两人便往家里而去……那被大哥一时打败的，事后未必真的履行誓言，那打成平手的更憋着要出气。结果是二哥再去上学时又再受欺侮，大哥得知便再去替弟弟报仇……
大哥这样打架，自然很快就引起了校方注意，校方便把父亲请到学校去，校长亲自接待，很客气，告诉父亲鉴于大哥这种情况，他们只能请他将大哥领回家中。为顾全海关职员的名声，他们这样做不叫开除，也不叫斥退(是一种比开除级别低些的处分，被斥退者一般较被开除者容易转到别的学校读书)，而叫默退，即不出告示不扬恶名，蔫不唧唧地将学生除名，这样就完全不影响大哥另换一个学校去继续学业……父亲听完少不得暂时按捺住心中一腔怒火，回到家中，便又发狠地打大哥的屁股，奇怪的是这时二哥并不跑到父亲跟前为大哥说情，比如说一声：“爸，哥是为了我受欺侮，才跟别人打架的……”而是只知在一旁吓得吸着鼻涕哭泣；大哥依旧不讨饶、不哭，也并不解释自己找人打架的缘由……妈妈则在一旁叹气。
大哥换了另一所私立小学，学费也不低，教学质量却差多了，但他仍旧惹是生非，没念多久，便被斥退。据说父亲气得面如金纸，却没有为斥退再打大哥，我记得母亲回忆起那时的情形，是这样说的：“你爸爸认定你大哥是块不可雕的朽木，从那时候起他就讨厌他，再没给过你大哥一个笑脸……”
3
大哥二哥都比他大十几岁，他懂事时大哥二哥都已经是青年了。他只和比他大八岁的阿姐玩，有时候也和比他大十多岁的小哥玩。他的童年时代是在山城重庆度过的。那时候他家不住在城里而住在南岸，从他家的阳台望出去可以看到整个山城的剪影，经常笼罩在灰雾中，入夜则闪烁着万家灯火。大哥断断续续地读书，没读完中学就读不下去了，他父亲便给大哥在海关找了个差事。那一时期的大哥在他印象中是一个极为模糊的存在。他不记得那时关于大哥的一切，除了那一天父亲摔碗的一幕。
详情他长大后听母亲讲过，但他后来有自己的人生，有更多值得记忆的事情，因而终究还是又不知其然了。总之，那时候的大哥经常同父亲冲撞，他还记得母亲有一次把家里的水果刀、剪子一类利器都藏到了装大米的缸子里，他后来懂得了那是为什么，当时却只觉得好玩，很为自己掌握了那样一桩秘密而得意，并曾跑去向刚放学回到家里的阿姐报告那有趣的发现……再有就记得那一天大家围桌吃饭，吃的是面条，一种浇着十分可口的肉臊子的臊子面；父亲和大哥你一句我一句地争执著什么，母亲和阿姐等大概都紧张而担忧地望着那不能相容的父子俩，而他却懵懵懂懂地只在那里单拣肉臊子吃，弄得嘴角上糊满褐色的卤汁……忽然父亲把一整碗没怎么吃的臊子面往地板上用力一摔，站起来厉声指着屋门对大哥吼：“滚！你给我滚！你再莫回来！”
“滚就滚！我再不会回来！”
大哥“呼”地站起身来，扭头便朝屋门外大步走了出去，转瞬消失。
惟独这短暂的一幕深深地嵌入了他的记忆中。那一年他大概还不足四岁。
母亲当时为什么不站起来阻拦大哥？据母亲后来说，父亲和大哥的冲撞次数已经太多，她虽忧心忡忡，毕竟又司空见惯，且这一夫一子都是暴烈的脾气，气头上谁也听不进她的劝阻——更主要的是，母亲以为那一回大哥也无非如同以往一样，天黑净时也便回家，或至多赌气到他的朋友处待上几天，过几天后身上的钱花光了自然还是回来。
但那一回大哥却真的一去不返。
大哥离家出走后他怀念过大哥吗？他向父亲母亲阿姐小哥他们这样询问过吗：“大哥呢？大哥怎么不回家呀？大哥到哪儿去了呀？”据他父母阿姐小哥等回忆，他没有那样的表现，他一句没有问过。他照常同家里的大黑猫嬉戏。
大哥扭头走出家门的第二天，母亲便开始着急，阿姐小哥他们分头去大哥可能借宿的亲朋家找过，毫无踪影，更无消息……三天四天，一周半月，大哥不知所往，下落不明。但父亲不容家里人提及大哥，有一天更在饭桌上庄严地宣布：“我只当没生这么个儿子！你们也要只当没他这么个人！”
4
大哥出走的一幕演出时二哥不在场。二哥那时候不在重庆而在乐山，他初中毕业以后考取了乐山的一所技术学校，学木材加工。
二哥属于那种晚熟型的人。直到初中阶段他还笨得出奇，不仅功课成绩很差，那时候学校教师除了给学生评定操行评语还要评定一种“情趣”分，他竟总是只能评上个三十四十分，也就是说他那么个青春少年竟全无情趣可言，固然还不至于令人生厌，但可以说是相当地乏味。以当时父亲的收入，供子女上大学是力所能及的，大哥不肖，另当别论，二哥倘能考上大学，自当鼎力支持，但二哥初中毕业已很吃力，考蜀香中学的高中名落孙山，到野鸡中学去上高中学费一样不低，学完了也无考入像样大学的希望，所以父亲托了一位朋友崔伯伯的关系，把二哥安排到了乐山技术学校去学一门将来不难谋职的技术。谁知到了那有“神秘大佛”的乐山以后，二哥竟突然鸿蒙顿开，他不再傻胖，而且也不再挂出两筒鼻涕，脑门脸颊下巴上也不再生疮，更重要的是他眼神光开始凝聚而锐利，脑瓜里的聪明仿佛啄破了蛋壳的小鸡，飞快地长大，不久便能拍动着健壮的翅膀喔喔啼叫——他上到第二学期时便达到品学兼优，暑假里提着个小皮箱回到家里，一身不怎么合身的西装(父亲穿过的)刷得干干净净，里面的衬衫领子雪白，扎着一条蓝色的领带(姑爹姑妈送的)，头发刚刚在理发馆里洗烫过，斜分着，多的那半边发型是高高地呈隆起状，少的那半边服服帖帖，脚上还蹬着一双涂了厚厚一层鞋油的旧皮鞋，望去俨然一位书香少爷，更何况见到父母便递上一张大多是“优”、“良”只有一二项是“中”的成绩单，那评语上说他诚实善良，勤学苦读，尊师爱校，洁身自好，总之几乎全是褒语，而情趣分则达到了80之多——二哥自称他在技校参加了业余剧团，在陈白尘编剧的《升官图》里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任是什么角色，任他演技如何，他能登台演戏，这就证明他绝对不再是个低能儿，而成为了一个聪慧的时代青年！父母都为二哥高兴得合不拢嘴，在饭桌上频频指示阿姐和小哥以二哥为楷模。他记得，倒是没对他提出什么向二哥学习的要求——因为他毕竟还很小，父母容许他且与大黑猫为伴，任意嬉戏。
二哥和小哥玩得很好。暑假里两个人坐轮渡过江，到城里姑爹姑妈家玩，大看电影——主要是好莱坞电影，那些4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那些好莱坞电影明星，至今二哥和小哥仍如数家珍；他们有时候是同姑爹姑妈家的大女儿田霞明和二女儿田月明一起去看那些电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却不怎么跟他阿姐一块儿玩，过江看电影也往往不带阿姐一起去，阿姐便苦闷得只好同他在南岸的家中玩一些自己发明的游戏，比如“卖水”——在阿姐所卖的那些自制饮料中，他买的最多的是滴进蓝墨水的凉白开……
他记得二哥同阿姐发生过好多次冲突，记得阿姐蹲在地板上哭，说二哥打了她……但等他长大以后，提及这个印象时，二哥矢口否认，阿姐也含含混混地说：“晓得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儿！”
5
1950年对重庆人是个命运的分界线。1949年10月1日还并不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朗声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后来有的史书记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固然实质上是那么一个意思，但你如果注意看有关的电影记录片，就会发现他宣布的还是政府的成立)，毛泽东那庄严的宣布使得北京城一片欢腾，然而同一时间的重庆城市面上却异常地沉寂，因为那时候重庆还没有解放，解放军还没有突进到那里；当时国民党的高官大都已经飞往台湾，政权机构实际上已经瘫痪，驻军也已开始自动溃散，或在准备投诚；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积极地准备着接应解放军，却也尚未正式公开亮相；盼望解放军到来的人们或待在家里收听北京传来的电波，或者到街上喜形于色地聚集议论，但也还没有条件公开地集会欢呼；心怀不满乃至充满恐惧又没有条件远走高飞的人，则各自打着形形色色的应付变局的算盘；也有为数不少的中间派，他们对腐败已极的国民党毫无眷恋，对神秘莫测的共产党即将到来又多少有些惴惴不安；还有一些小市民、流氓地痞、社会渣滓，则利用社会的真空状态和混乱局面拼命捞钱，捞好处，捞原来还不敢捞、不敢那么粗鄙那么残忍地去捞的东西，从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到坑蒙拐骗、抢劫奸淫，无所不为，无奇不有……这局面直到1949年冬天解放军开进重庆才终于结束，并相当迅速地建立起了一种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新秩序。
自1950年重庆人各自重新确立自己的命运，该翻身的翻身，该倒霉的倒霉，该侥幸的侥幸，该沉沦的沉沦，就是到头来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准既没提升也没下降的中间一群，也都经过了重新定位。
他的父亲在这一命运中转站，搭乘的是一趟上升的车。同是国民党重庆关的职员，有的被共产党逮捕镇压，有的被送去劳改，有的被遣散，有的只是暂时留用或留而不用，但也有一小部分不仅被共产党的人民海关留用，而且还相当信任地加以重用，他父亲即属于其中之一——当时北京的人民政府成立了海关总署，他父亲被召唤入京到总署工作。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他父亲早在1945年以后就不仅同重庆关里的地下党员过从甚密，心照不宣地为他们打了不少掩护，更在1949年的变局中与地下党密切合作，为保存和移交重庆海关的财产——特别是大批查缉走私的掳获物，其中许多是新政权急需的无法从他处得到的物品——做出了实际的贡献。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海关是一种专业性很强而行业外的人又很难一下子熟悉掌握的职能部门，人民海关必须团结依靠一批旧海关的有专业职能的人员，方能迅捷地开展工作。重庆关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他叫他方伯伯，还有方伯伯的太太他叫方伯母——也是一位地下党员——他们对他父亲的推荐，起了最直接的作用。方伯伯方伯母一家比他家更早地北上了，他们到北京将担任相当高的领导职务。方伯伯方伯母原来一个西装革履，一个旗袍高跟鞋，俨然一副国民党高级职员的做派，到他家来搓麻将时一个捏着玉石烟嘴抽美国香烟，一个摇着檀香扇晃着金耳坠，“蒋先生”、“蒋太太”、“小少爷”的称呼不绝于耳，但重庆一解放，他们便立即成为了共产党接收重庆关小组中的重要成员，一个一身灰布中山装，一个一身蓝布列宁装，再到他家来时，“蒋同志”、“蒋大嫂”、“小同志”的称呼叫得既亲热又清脆……他后来懂得前一种面貌全是为了作掩护，方伯伯方伯母到重庆关以前原是在延安的党校里学习过的……
他家到了北京住进了隆福寺后面的那条胡同里的海关宿舍大院，他家的具体位置在大院里一个有月洞门的小偏院中，院心有一株高大的合欢树，树冠犹如一把撑开的巨伞，到了夏天开出满树金丝绒般的合欢花又叫马樱花(更严格的写法应是“马缨花”，即花形花色犹如马身上的缰绳鞍辔所装饰的红缨子)，没风的时候那花香会浓酽得有些闷人，风过时满树枝桠晃动，花香被风吹拂得浓淡相宜，吸人鼻中令人心旷神怡……
现在回想起来，他总觉得父亲那时候尽管很认真地为新政权工作，并且极愿意顺时代潮流而进步，但似乎一直没能找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应扮演的角色。
据二哥后来跟他讲，二哥他们小的时候，家里住的海关宿舍是非常神气的，是那种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客厅中甚至有壁炉，并且一到冬天是真的启用那壁炉来取暖的，西式沙发一类家具不消说很齐全，父母卧床上的蚊帐，不是中式的四根竹竿撑起的方形帐，而是从天花板吊下的双层帐，并且那钟形的帐顶有着许多西洋海草式花纹和缨穗，总之十分讲究，甚而可以说相当豪华……但解放后到了北京住进那新海关宿舍，父亲却买的全是旧货店里的最粗劣的家具，没有购置沙发，甚至没有购置带大穿衣镜的衣柜，因为他说过：“看看对门甘木匠，人家搭着铺板睡，支起炕桌坐小板凳吃饭，不是一样过得很好？我们不要太脱离劳动人民！”如果父亲真把这准则实行到底，倒也罢了，但起码直到“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开展起来之前，他却总还是经常地穿着西装，他自然也置备了中山装，也穿，但终于有一天在母亲劝说他不要总穿西装时，他脱口而出地说：“穿惯了！还是穿惯了的衣服穿着才舒服啊！”他在穿衣上就不怕脱离甘木匠那样的劳动人民了——实际上甘木匠那时候就仿佛连一身新的干部服也不曾穿出过，他的记忆里，甘木匠总穿着中式的对襟褂子，要么天稍转热便穿中式的褡裢背心。他记得父亲还很爱吃西餐，那时候东安市场里至少有三家西餐馆还在营业，一家叫“和平”，一家叫“吉士林”，一家叫“和风”，父亲带他和阿姐小哥去吃过，更多的时候是父亲自己去吃，后来据母亲透露，父亲那几年工资的三分之一，全用在他个人去那三家西餐馆吃西餐上——常常是中午他不在单位食堂里吃，或下午下班后不回家吃，自己溜达着去西餐馆吃，反正当时他工作的单位离东安市场很近。他记得当年父亲回到家，常戴一顶西洋式睡帽、穿着西洋式毛巾睡衣(都是解放前置的，都已有破损处)，倚在床铺的枕头垛上很自觉地阅读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并手持一根红蓝铅笔，用那红的一头在上面不时划出一些红杠杠，注出一些诸如“！”、“！！”、“！！！”一类的符号，还有一回跳下床来，找出毛笔，蘸着浓墨写下了“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对子，写完不待墨干便用图钉钉到床头的墙上，钉完还喃喃念诵、频频点头……但有一回他偶然翻动父亲枕头，却又从枕头下发现了几册陈旧的线装书，书名叫《儿女英雄传》。他正躲在屋角偷翻那书，被母亲发现了，母亲便将书收回，并对他说：“小孩子不能看这个书！”他问：“爸爸为什么能看？”母亲便唠叨说：“他也是星期天才看上一篇两篇，其实他也不该看，这个书很没意思……他从东安市场旧书摊上买的，他说不贵，我看是白糟蹋钱！”现在回想起这一切，便越发地觉得父亲是没找准角色。
同院里有一位钟先生，也是旧海关的留用人员，不过不是从重庆关而是从上海关调到北京的，当时他不懂得，如今回想起来，那钟先生跟自己父亲的不同便是找准了角色，并且极其认真地进行扮演。钟先生一解放就绝对不再穿西装，甚至于也绝对不再穿皮鞋，更不像他父亲那样还去西餐馆吃西餐，还到旧书摊买旧书，钟先生在院子里出现时总是一脸严肃，并且经常地给院子里的人当面给予赞扬或批评。比如他就记得有一回钟先生不知道为什么事来了他们那个月洞门里的小偏院一趟，大概是找他父亲谈论一桩什么公事，当父亲将钟先生送出屋，并且甘木匠一家也恰好在合欢树下围着炕桌吃饭时，钟先生便用一种非常和气的音调说：“刚才我进你们这个月洞门以后，无意中观察了你们两家的土筐……”土筐就是垃圾箱的意思，当时那宿舍大院各家有各家的垃圾箱，是单位里统一发的，并且一律是甘木匠的作品——形状是一种长方的上阔下窄的深斗，两侧有可供提起的木耳朵，为不致弄混，各家的垃圾箱一侧都有用墨笔写下的一个姓氏，所以钟先生得以将他家和甘家的土筐严格地区别开来；钟先生指着那并排放在月洞门一侧的两个垃圾箱，先面对他父亲提出意见：“你看，你们这里头倒得有那么多的鱼骨头，上面还剩着好多鱼肉啊，太浪费啦！想想志愿军还在朝鲜前线流血流汗，一把炒面一把雪……不好意思啊！蒋同志你不要见怪，我既然自觉地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那就不能不积极地展开批评自我批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你对我也这样严格要求，我们互相监督、共同进步嘛！……”说完又转身朝着正在吃窝头的甘木匠说：“甘木匠，您真是劳动人民的本色，优秀的品质值得我好好学习啊！看，您家的土筐里扔进的全是地道的废物，我注意到了，连带一星黑颜色的煤渣都没有……看，您一手拿着窝头往嘴里送，另一只手就张开着在下面接那掉下的渣儿……我们知识分子跟劳动人民的差距，在这些个很小的地方也暴露无遗啊！不好好改造思想怎么行啊！……”他记得，已经上到小学的他当时觉得钟先生非常有趣，钟先生有一张不太整齐的黄瓜脸，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中山装的后背部分绷在身上而前摆却翘起离开了肚皮；他记得，钟先生说完那些话，他父亲似乎什么也没说，甘木匠和他那一家人似乎也没说什么，但钟先生却像获得了喝彩似的开步走了，并且在出得月洞门后还扭回头朝月洞门里谦逊地笑了笑，犹如一个自我感觉很好的演员在舞台上愉快地谢幕……
是的，钟先生很早就选定了他的角色，并且一度扮演得确实成功，在那回对他们月洞门里的两只土筐进行了考察和品评的两年以后，钟先生光荣入党，并被提升为一个处的副处长。
父亲没有找准角色。一个没有找准角色的父亲能够很好地指导他的子女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会，敦促他们在社会上找准各自的角色位置吗？多少年以后，他同二哥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无确定之解。
6
那一天父亲高兴得满面红光，把手里那封信完整地给家里人念了两遍，重点段落又挑出来念了一遍，并且在饭后借着酒劲按捺不住地跑去向甘木匠炫耀了那封来信所带来的喜讯，甘木匠也确实由衷地分享了父亲和他们全家的那一快乐，那一骄傲。
那是他大哥的来信。寄自广州。原来大哥离家出走以后，浪迹天涯的最终结果，是在1949年春天投入了解放军，并参加了进军广东的战斗，一直打到了广州，在广州又参加了肃清潜藏残匪的战斗，在一次突袭中，大哥当场击毙了三个藏在楼房里的匪徒，但也不慎被一个匪徒击伤右臂，结果从三层楼的窗台上摔了下来，光荣负伤——信是在医院里写的，说别后数年的种种情况一言难尽。总之现在自己已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并荣立了三等功；又说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篇介绍人民新海关的文章，里面提到了留用旧海关人员的必要，所举的例子中有爸爸的名字，令他无比高兴，无比欣慰。因而马上倚在病床上写下这封信，希望爸爸原谅他以往的鲁莽无礼，同时希望能早日有机会同家里亲人团聚；又说他已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问爸爸是否也在积极争取？又问到妈妈的身体，问到二弟、三弟、妹妹和小弟的情况，是不是都已加入青年团和少先队？说他非常想念家里的每一个人，希望大家都给他写信，同时告诉家里人他的臂伤确已接近痊愈，他要争取早日出院，进一步投入肃清残匪的神圣斗争……信并不太长，但那分量确实重如磐石！
他记得收到大哥这封信没多久，单位里便给他家住屋的门楣钉上了“光荣军属”的匾牌——是由甘木匠踩着凳子给钉的，随着钉锤响，单位里专程派来的人和院子里的一些人便围在那门口鼓起掌来，钟先生也在其中，而且巴掌拍得最响；他记得父亲除了同别人应答，还专门对着钟先生问了句：“钟先生，这四个毛笔字功力如何？”钟先生满脸艳羡的神色，连连说：“同志相称同志相称，叫我钟同志老钟都行……蒋同志您真教子有方，这‘光荣军属’四个字岂止是书法佳妙，这是您全家的福气啊！……”确实福气，他记得，自从他家门楣钉上了那块小小的匾牌，逢年过节就总有单位里、街道上的人提着些慰劳品送来，除了水果是必有之物而外，还有糕点肉食之类，有一回不知为什么送的是一只大铝锅，还有一回是一个和平鸽的石膏像。
父亲从那以后自然经常给大哥写信，大哥也经常来信，父亲又要求他和阿姐、小哥都每月至少要给大哥写一封信，最难完成任务的是他，因为除了那在父亲摔下一整碗臊子面以后，扭身便迈出家门的一个印象而外，大哥对他来说几乎等于一个抽象的概念；实在不知道写什么好时，他便用蜡笔画一幅画寄去，记得画过一棵树，旁边写上那就是家里院中的马樱花树，请大哥回来在树底下乘凉；还画过一个大屋顶的殿堂，旁边写上那就是离家很近的隆福寺，请大哥回来一起去隆福寺喝很香很香的面茶……
7
大哥竟从天而降！
大哥伤愈后从广州调至了海南岛，在当地驻军中任一个汽车连中的排长。大哥会开汽车是不足为奇的。母亲早就讲过：“老大读书读不动，可他从小就有冒险的本事，刚上小学就敢偷着骑你爸的自行车，坐不到车座上，就一只腿从横梁下掏过去蹬那脚蹬子，身子一扭一扭地骑，骑得飞快，不会刹车，就看准了一根电线杆，骑到那前头使劲地一抱，结果他人挂在电线杆上，车还在往前跑，把街上的人都吓得哇哇叫……在重庆海关，那海关划子(就是水上摩托船)是不许别人乱开的，要开就由大车、二车他们开(“大车”、“二车”是海关船舶驾驶员的职称)，你大哥有一回偏偷着去开，好吓人，那海关划子疯了一样在嘉陵江里跑，差一点儿撞到大轮船上……后来把你爸气了个半死……”
但会开汽车并且担任了解放军汽车连里的一个排长的大哥这回不是让父亲气了个半死，而是乐了个半死。
他记得，那一天父亲从单位回到家，一进门就招呼母亲说：“快，快到菜市场买顶好的肉去……家里还有没有江米？快，快准备蒸珍珠丸子吃！”母亲刚听见时有点发懵，父亲一贯喜欢吃西式菜肴，就是不在外头西餐馆吃现成的西餐，回到家也总是让她弄一点炸猪排、奶汁鱼、罗宋汤一类的菜来吃，而且父亲最不爱吃江米即糯米制作的东西……母亲正疑惑呢，父亲跺下脚说：“老大回来了！明天就来看望你，咦，你怎么忘了，他不是最爱吃你做的珍珠丸子吗？”母亲乍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一双耳朵……
原来大哥带了十个战士从海南岛已然到了北京郊区某处，此次北上是为了领取十辆崭新的解放牌大卡车，因为属于军事行动，所以来前没给家里写信预告，来后经请示，部队首长允许他回家探亲三天，探亲后再带领那两个班的战士将大卡车从北京一路开往南方，直至开到渡船上运抵海南岛。大哥从出差北京的驻地往父亲单位里拨了电话，父亲刚接听那电话时也一定是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一双耳朵……
大哥回到家里时，形成了一个盛大的节日。他记得母亲弄出了一大桌子菜肴，珍珠丸子结果远非其中最杰出的作品。父亲把正在北大上学的小哥叫回了家来，还一再为远在东北的二哥和阿姐不能赶来一聚而表示遗憾，但因为又特意通知了在北京工作的姑妈的女儿田月明、四娘(就是四姨妈)的女儿沈锡梅，还有认了干女儿的阿姐当年的中学同学鞠琴，阿姐的对象达野，以及辈分虽高一级而年龄与大哥其实相等，并且青年时代过从甚密的八娘，自然也就还有八娘的爱人曹叔，此外跟阿姐、小哥、田月明、鞠琴、沈锡梅都算是当年重庆蜀香中学老同学又最爱凑热闹的崩龙珍，也闻讯从她工作的清华大学老远地赶来了，而小哥又引来了一位北大京剧社的戏友、外号“袖珍美男子”的鲁羽，鞠琴又约上了她的对象、唱歌剧专演老头儿的常延茂，八娘曹叔又带来了他们刚会说话的女儿小涧，掐指算算吧，大哥刚回家的那天家中聚集了多少个人——对了，还别忘了大哥带来的一个黑黑壮壮矮矮憨憨的只坐在角落里微笑着没怎么吭声的小战士，仿佛是大哥的勤务兵，那一天他家的三间屋子简直要被胀破墙壁屋顶，不仅因为盛满了大大小小十六口人，也因为那欢声笑语、杯盘相碰的声浪不仅冲击着对门的甘木匠一家，也逸出了月洞门，回荡至整个宿舍大院……
他记得，他家大哥的荣归，不仅引得甘木匠的大女儿甘福云和她的弟妹们趴到窗户上往里好奇而羡慕地窥望，也引得院里的不少邻居轮流跑来祝贺——就仿佛那是一场婚礼似的，钟先生自然又来了，见了大哥抓住大哥一双手使劲地摇晃，还特别关切地问：“出差多久？组织关系要不要临时转过来？”父亲便拉过他去请他喝酒，笑眯眯地对他说：“钟同志，军事秘密就不要探听了吧！”钟先生便自己拍拍脑门，不无尴尬地说：“看我看我……一高兴怎么就忘了这一条！”但是钟先生坚辞酒杯，也不接过敬烟，说：“对自己还是严格一点的好！”……
他记得，后来父亲带队，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走出月洞门，走出宿舍大院，走过胡同中段，穿过摊档密密匝匝的隆福寺，来到隆福寺街上蟾宫电影院旁边的一家照相馆，父母坐在当中，大哥站在他们背后正中，然后再由摄影师指挥，大家乱哄哄地你谦我让嬉笑推搡，终于坐定或站定，由摄影师在“笑！笑！！笑！！！”的动员中按下快门，拍下了一张超级全家福的20英寸大照片，后来据小哥对他说，父亲除了自家留下数张外，还为所有在场和不在场的亲友各家都印赠了一张，那费用几乎相当于父亲一个月的全部工资。
他记得，那家照相馆有若干可以卷起放下的大幅布景图画，那一天他家选择的是一幅莫斯科红场的布景，一侧是尖顶上有红五角星的斯巴斯基塔，另一侧是表示深远处的有一堆蒜头顶的东正教教堂……他记得大哥那天拍下的形象确实非常之帅，大哥个子比曹叔、达野、小哥都要矮些，但身材比例匀称，显得挺拔而健壮，当然最提神的是他那一身军装，特别是军帽上的那颗红五角星，那小小的红五角星与相片背景上画出的莫斯科尖塔上的红五角星真是相映生辉！
……他记得那晚他同小哥一起陪着大哥在两块铺板搭起的大床铺上睡，夜很深了，小哥还在同大哥谈心，他每句都听着，但大多数他并不感兴趣，或听不懂，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嗤嗤地笑，又为什么连连叹息，为什么一时忍不住声音高扬，一时又有意压低了嗓音……里屋几次传来父亲蔼然的劝阻声：“老大，平儿，该歇了，明天再摆龙门阵嘛！”但大哥和小哥总是闻声停歇一阵，没多久却又开始对话……他躺在大哥身边，很为自己真有这样一个值得自豪的大哥而惊奇，他甚至怀疑那并不是一个实体，因而他几次故意把自己瘦小的胳膊撂到大哥壮实的胸膛上，大哥便把他的胳膊一次又一次地轻轻拿开，并转身对他说：“兄弟，莫这样，太热！”
……但是他记得大哥和小哥之间这样的一段对话，当时他消化不了，只是觉得有一种古怪的感觉，并且听到最后无端地感到有些恐怖，就仿佛听了闹鬼的故事一样：
小哥：……你都立了功了，怎么硬是还不入党呢？
大哥：说到底还不是个家庭出身的问题……爸爸这情形你说该怎么算呢？要往好处说，那他是新中国中央机构的革命干部，行政十一级，比我们师长级别还高！……要往坏处说呢，他解放前是国民党海关的高级职员，那海关又是帝国主义把持的机构，所以人家就是骂一声“洋奴”，你也没有办法哟……
小哥：是呀！我就不大敢把家里的照相簿拿给同学看，爸爸二十几岁就西装革履，打台球，喝洋酒，特别是那些藏着镶金丝边的大壳儿帽、穿着猛看上去像军服一样的肩上有肩章、袖口上有袖标的海关制服的照片……
大哥：嘘！小声点儿！……是呀，我们团政委就跟我这么说：蒋盈农，你父亲历史复杂呀！我就问：我要跟他划清界限吗？他沉吟着，不马上回答，好久，才说：你父亲要是入党了，问题就明朗了……现在么，只好算作旧职员，或者算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吧，那你就还要注意跟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啊！……
小哥：爸爸也不是政治上不要求上进，他经常读《毛泽东选集》，除了《人民日报》，还订了《学习》杂志，凡是那上头重要的文章他都读得很认真……可是他讲，他们人事处的处长，一个像方伯母那么个资格的老革命，他们机关领导的爱人，好像又兼着党总支的组织委员，也已经跟他谈过话，那意思是鼓励他积极争取入党，可爸爸非跟人家说，他觉得自己实在差得太远了，实在没有资格，他愿意兢兢业业地在党领导下工作，永远向共产党员学习……
大哥：我还不知道这些个事，你看他多糊涂！你知道党组织一般是绝对不会动员哪个人入党的！这不是明摆着的机会吗？他居然那么说？啧啧啧……你要知道，他那样不仅把自己入党的路堵死了，也就连带着把我们入党的路堵死了啊！唉！原来还真不知道！……
小哥：爸爸说他要向共产党员学习，其实他对有的共产党员，比如说这个院的那位钟先生，那样的党员，心里头一百个看不起……那钟先生的假正经做派，就连对门的甘木匠也看不上，天知道怎么他能入党！可是真跟你讲的一样，只不过那道理反了过来：钟先生一个人走通了入党的路，他的儿子女儿紧跟着就也都入了党……
大哥：是呀，那样他的政治面目就清楚了呀，他儿女的出身就净化了呀，就都算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了呀……
小哥：钟先生政治面目清楚？！天知道他肚皮里头装着些什么政治！你知道他原来在上海海关做内班的，论旧职员他旧得比我们爸爸要厉害得多！听爸爸说临到解放前夕他还在那上海海关里头跟另外几个人争夺副税务司的座席，拼命拍税务司的马屁，还用金条行贿，丑闻很多，谁知上海一解放，他摇身一变，军代表一进驻，他马上递上揭发税务司的材料，还穿上一身不知从哪儿匆忙找来的中山装，亲自带领军代表和接收小组去查抄税务司的秘密金库——那地点据说除了税务司本人外只有他一个人知晓，后来斗争税务司的全关大会上，他还表示自己义愤填膺，冲上去打了税务司一记耳光！……
大哥：这就叫关键时刻的关键表现啊！家庭出身不好、自己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唯有这样才能换取党组织信任啊！你知道跟我一起参军的有个邹志彪，他父亲是个地主，他本人又曾参加过三青团，这样的人投入了解放军，尽管表现得很好，和我一样也立过功，组织上也不是完全不信任，可要入党那真跟骆驼穿过针眼一般难啊！你知道他后来怎么让组织上和我们大家服了吗？——部队开进他们那个村，协助推动土地改革，他就亲自冲进自己家，二话不说，踢倒他那父亲，捆绑起来，揪着后脖领子，就那么揪着他父亲，让他父亲下半身挨在地上，拖着他父亲，一直拖过整个村子，拖到斗争会现场，让全村老少亲眼看见……斗争完了他又亲自把他父亲拖到大树底下，亲自开枪毙了那下半身已经拖烂、满脸惊恐的臭地主……他后来当然就入党了，大家还有什么话说呢？！
小哥：哎呀！大义灭亲，也不一定要这么个灭法啊……他可以赞成斗争，赞成枪毙，但至少枪毙的事让别个去干不好吗？……
大哥：他妈的让别个去干，众人怎么能清楚你的立场、态度？就是要自己亲手动手，一点也不手软，踢倒拖起就走，捆起拉过去就毙，才利利索索地解决了政治立场问题，划清界限问题，阶级感情问题，斗争意志问题……省去了多少唆唆的翻来覆去的考验！
小哥：哎呀，我还是觉得太那个了……
大哥：哪个？我看你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
什么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那个时候的他不懂。现在的他呢？也仍然不懂。不过现在他相信人性中有一种可以称为温情的东西。也许不是每一个人的人性中都有这个东西。但是他有，他自己知道他有，而且那似乎既非社会所赋予，也不一定是血缘继承物，至少就他个人而言，他隐约感到那是与生俱来的，也许那东西很不好，在后来的生活中，也确实显示出那并非是一种适宜之物。但是没有办法，人的命运，就被那与生俱来的东西宰制着，后来他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他绝对不想同那场由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相抵牾，他拼命去理解，去紧跟。他努力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且最终服膺于那理论的自我圆满性，他并且努力理解那一条关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作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最高指示”。但他终于还是不能忍受种种残暴武斗和人身侮辱的场面，任凭被揪出来的那个地富反坏右或反革命黑帮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罪状如何确凿，台上主持批斗的人对批斗对象一打一踢一揪头发一给“坐喷气式”，一给剃“阴阳头”、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一让他们敲着簸箕自己喊着侮辱自己的口号或唱着所谓的“鬼嚎歌”“请罪”。他虽也不得不跟着举拳头喊口号，但他心里总有一种不忍，他总暗暗地想可不可以不打不踢不侮辱不折磨而是正式地审判甚至实在罪大恶极就实行只有行刑队在场的枪决……那便是他灵魂中只能拼命抑制蜷缩而绝不能消失泯灭的温情。“文革”结束后，有人跟他讲，也有人写出文章，说那时候面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暴行为，因为心中也充满了革命的激情，是认同的，是接受的，或至少是麻木的，又或是受蒙蔽而不清醒的，然后他却从第一次遭遇那样的情况起，就本能地清醒地当然也只能是战栗地默默地加以排拒，他曾久久地为自己心中的这种清醒的痛楚而产生出一种犯罪感，有一种害怕被人识破和抓获的恐惧，而当“文革”结束以后，并且揭露和控诉十年浩劫不再存有危险甚而成为一种时髦时，他却又有一种羞涩感，一种害怕说出来被人讥讽为标榜自我正确的顾虑，其实他并不以为他那人性中的反残忍的温情一定是好的或正确的，那于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东西而已，一种无法与他的生命本体剥离开的东西……
那个夜晚，听到他大哥讲到那位叫邹志彪的战友的大义灭亲事迹，他的人性中的那种东西便有一种天然的排拒和恐惧，并且从那一晚起他觉得他就一下子了解了他的大哥，只是那时候他还小，他还不能用清晰的语言和逻辑来表述那种理解……
那个夜晚终于过去，大哥的三天休假终于结束，一周以后，大哥带领他手下的十个战士开着十辆大卡车，他和他那勤务兵坐在第一辆上，他亲掌方向盘，一辆接一辆地开进了北京城……他们按上级命令是在深夜穿过北京城向南进发，大哥征得上级同意安排车队在那个深夜穿过了他家所住的胡同，父亲母亲和他按大哥电话通知的时间站在院门口等候着车队的到来(小哥回北大了没有参与)，预定的时间过去了一刻钟，胡同里仍然静悄悄的，月光如水，只有蝙蝠在空中无声地飞动，父亲不禁一再地伸腕看他那只欧米茄牌的瑞士夜光表……终于听到了一种隐雷般的声音，渐渐从胡同那头持续地强烈起来，然后出现了汽车前灯照出的一片雪亮的光芒，啊，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各辆间保持等距地开了过来，而第一辆开到父母和他等候的地方便稳稳地停住了，只有大哥一个人从车上跳了下来……他记得大哥同父亲紧紧地拥抱了一下，父亲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光，大哥拥抱了母亲以后又亲吻了母亲的额头，母亲的泪水流成了两条平行线，后来大哥又把他揽到怀里，他很羞怯，他闻到大哥身上有一种军服和烟草的特殊味道……后来大哥就又跳回车上，关拢车门，然后就把车开走了，一辆，两辆……父亲母亲和他就在那院门前看那车队终于又开出了胡同的另一头，最后一辆卡车的尾灯发出的红光倏地拐出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