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2)
香姑姑果然招待他们吃粉丝炖排骨，还有冬瓜鱿鱼汤。香姑姑说到头年他姑妈蒋一溪从南京到北京探望何香凝之余，也到了她那里。据说姑妈在香姑姑打开门迎进她去时，不由得感慨系之地说：“啊，啊，你们还存在呀……”
香姑姑重复了姑妈的那句话后，用手文雅地挡住豁牙呵呵地笑着说：“你看，你姑妈竟然说：你们还存在！……怎么叫‘还存在’呢？难道该不存在了吗？……”
可是他懂得姑妈的那个感慨，因为姑妈那一次先去看了他，在他那小小的屋子里，姑妈不仅感慨了他父母的回乡，感慨了他大哥的沦落，感慨了他二哥因为下放“五七”干校后没有被分配回北京而调往了成都。锡梅嫂为了不两地分居也放弃了这边园林局的工作去往了成都，暂时在二哥他们那个单位“寄存”(因为那边一时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也感慨了小哥的一个人孤居湘北和阿姐一家的漂洋过海……这都还罢了，末了姑妈还感慨了她去看望何先生的情况，前院何先生的爱子廖承志的住处已经人去屋空，隔着玻璃窗可以看见椅子都倒放在桌子上，那年月怎么连那样人物的命运也变得如此险厄？……
是的，姑妈的感慨不无原由，当香姑姑掩着嘴豁着牙呵呵地笑，并且烧出了粉丝炖排骨、煮出了冬瓜鱿鱼汤请他们享用时，刘少奇已经不复存在，贺龙已经不复存在，作家老舍、翻译家傅雷、钢琴家顾圣婴、一代名伶言慧珠、为新中国夺得了第一枚乒乓球单打冠军金牌和奖杯的体育明星容国团等等，都已不复存在，早就同国民党决裂的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也不复存在，并且连林彪、叶群和他们的儿子林立果也不复存在……
不存在的为什么不存在了？存在的为什么还存在？
那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原因。
即如香姑姑，她的存在，并且是相当不错的存在，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她和她的家人又特别是子女们的那种超常发挥的自我心理肯定和见缝就钻的坚韧生存本能。
比如“文革”风暴初起的“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冲击波袭来时，她家自然不可能被轻易放过，一群“红卫兵”冲到了香姑姑他们院，并且首先进袭了香姑姑家，一个“红卫兵”指着香姑姑鼻子大喝一声：“晏子香！老实交代你的历史问题！”
那“红卫兵”显然是从居委会得到的信息，香姑姑早估计到居委会里的某些人会抛她一点档案材料，但她心中有数，她的档案并不由居委会掌握，居委会大概只是从派出所之类的地方模模糊糊地知道她丈夫和她自己解放前都跟国民党有某种关系，对她实行过某种程度的“内控”，但并不真正了解她的底细，因此她极其坦然地笑着说：“快请进快请进，你们自己看自己看，千万不要闹误会出笑话……”“红卫兵”进到她屋里一看，只见毛主席像两边，挂着好几张镶在玻璃镜框里的奖状，那当然是真的奖状，是当年她在青海当小学教师时有关部门颁发的；她便指着那些奖状下面落款说：“你们看，是劳改局颁发的，有的人不懂行，以为劳改局就是劳改犯待的地方，错！劳改局是管劳改犯的！我是管劳改犯的，也就是说，我是管历史反革命的呀……怎么能给弄混呢？”她这么壮胆一解释，当时在家的邢玉、邢静也便跟上去说：“是呀！我妈妈现在是公安部的退休干部！”“大水冲了龙王庙，管历史反革命的给误会成有历史问题了！”“红卫兵”便都软化下来，有的便扭头要走，偏这时香姑姑反叫住那要走的：“小将慢走！慢走！看，我们把家里的‘四旧’都破好了，堆在这个纸匣子里，你们带走吧！本来我们要烧掉的，后来觉得还是你们来了带去汇拢了烧更好！”那纸匣里无非是些“文革”前的画报、小人书、旧教科书之类，一个“红卫兵”用手薅了两下便说：“那你们自己烧了吧！”香姑姑却又拦住那要走的，笑吟吟地说：“小将且慢！喝点茶水再走吧！”原来她已准备好了一壶凉茶和若干茶杯，都已搁在饭桌上，邢玉邢静便忙倒茶，有的“红卫兵”也实在渴了便端起来喝，一喝觉得有点异样，香姑姑便笑着说：“怎么样？当年我们在青海管理那些劳改犯，干警们都很辛苦啊，我就发明了这种喝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壶茶里适当地抓一把盐，再放一勺糖，这样能平衡体液循环，很科学哩！革命也要讲究科学性嘛！”喝了的说好喝，没喝的自然也就想喝，大家那么一喝，气氛就空前融洽了，“红卫兵”竟是气势汹汹而来，和和气气而去，邻居们——包括居委会的某些成员——都看见香姑姑和两个女儿把一队“红卫兵”送出了院门，还相互挥手致意，大有依依惜别的劲头……
香姑姑就以这样的心态和技巧渡过了许多的难关。不凭信念，也无所谓立场，她带动全家以一种冲越羞涩与畏怯的心理优势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生存得相当不赖。
5
自从他妻子帮邢玉取得了证明转氨酶超标确有肝炎的化验证明以后，他和妻子就密切了同香姑姑一家的联系。那时他原来所有的在京亲属和亲戚几乎都迁往了外地，因而同香姑姑一家的来往多少使他那灰色的生活增添了一些趣味。
香姑姑一家的那种无论在什么社会环境中都保持一种超然的乐观态度，即使被无可回避的社会潮流的运作击落在水乃至于被迫下沉，但只要那潮流略有转换压力略有减轻，他们便率先奋力浮冒，乃至于俨然上岸攒行，自谋其利、自得其乐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令他和他妻子惊叹不已。
按说香姑姑那么个历史不仅复杂而且旧社会确实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政治问题的退休妇人，在那一声比一声更严厉地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氛围中，心理上应有一种自我抑制的蜷缩趋向，可是她不，她不仅毫无自惭形秽的感觉，还保持着一种非常欣悦的心态。比如说她就能按花期按部就班地去中南海南墙外观赏那绿化带中相继开放的花卉。“文革”后期因为开始同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建交，外交上空前活跃，所以长安街的行道树和绿地都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理与丰富，中南海红墙外的绿化带精心地栽植了一系列春夏秋三季轮番显现异彩的花卉和观叶植物，比如说光春天一季，就有早春的粉碧桃，初春的黄迎春，仲春的白玉兰和紫玉兰，还有白丁香和紫丁香，又有从白至粉至浅红至深红至绛红等不同色泽的榆叶梅、樱花、海棠……那些春花，按说一是让首长看的，二是让外宾看的，三是让工农兵革命群众看的。但这三种人中似乎都没有哪一个很认真地循花踪地去细赏过，偏香姑姑却是一个得大自在的赏花人。有一回他去访香姑姑，香姑姑不在家，只有小弟邢康一个人在家里睡懒觉，一问，说是“我妈赏中南海红墙外头的腊梅花去了”。及至香姑姑冉冉而归，一问，果然，她说那腊梅真不错，黄中透白，白中透黄，比当年南京中山陵边美龄宫里的江南腊梅开得还好……当时看着香姑姑那美滋滋的表情，他心中不由暗想：恐怕那住在中南海红墙里头的江青，也没那么个心情去观赏腊梅吧，那腊梅本该是开给江青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看的啊。又有谁想得到，到头来倒成为了香姑姑这等人物的享用品！
又比如香姑姑的大儿子邢强，邢强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没能考上大学也没能分配到一个好的工作，只好去了非常艰苦的雾灵山林场，但他就有本事把那分场的头头们笼络得个个都喜欢他，他还把他们邀到城里家中作客，香姑姑就炒榨菜肉丝给他们吃。那僻远林场的土干部头一次吃到榨菜，也搁上香姑姑特别会炒，吃得他们摇头摆耳，赞不绝口。香姑姑就又立即让小弟邢康去附近副食品店给那来作客的头头一人买了一大包榨菜，请他们带回去试着炒肉丝吃，那并没有花上多少钱，便使得那几个头头眉开眼笑……后来邢强便设法把自己往县城里调，县城那边关节打通了，林场分场的头头们自然给他开绿灯。邢强到了县里一个工厂，很快便又取得厂领导信任，当上了司机。记得1976年“天安门事件”过程中，有一天他去天安门纪念碑周围抄了些悼念周恩来、影射“四人帮”的诗，顺便拐到香姑姑家，发现邢强刚好在家，他便问邢强：“去天安门了吗？”邢强得意地说：“怎么没去？是我把我们厂小面包开进城来的，一直开到天安门正当中那个门洞前头的金水桥边上，我就把车停在那儿，我们那是辆新买的小面包，血红色的，厂里领导全在车上，我把车门一开，他们全下去转悠去了……我在家歇两天再回去，最后是小王先开车把我送回家，再把他们一车人运回县里去……”令他惊异的是邢强说这番话时，落点全然不在什么悼念周恩来啦，有人影射“四人帮”啦，天安门的事态将如何发展啦等等上面，而是超越于政治情绪的一种个体生命的自足感：别看我在一个远郊的县级工厂，我却能在那一天那一个时候把一辆广场上可能是颜色最鲜艳的面包车径直开到广场的正中央最显著的一个位置上！嘿嘿！
香姑姑家离西单商场很近，邢强回到北京城里就经常去那商场里细逛，很贵重的东西他当然买不起，但他就总能仿佛掐鲜花儿似的买到在当时很难遇上的新型产品。记得他有一回去香姑姑家，一进门邢强就说要请他这个小表哥喝啤酒，他感到很惊异。因为一般来说邢强总是找到他家去要他请喝啤酒，在香姑姑那里你往往并不能真正地得到留饭的招待，更何况请你喝啤酒或饮料，结果他就看见邢强拿出一个在当时来说设计得非常新型也就是说相当洋气的一个塑料啤酒桶来，给他倒下半杯啤酒请他喝，他喝着那啤酒，眼睛只望着邢强不撒手的那个塑料容器，心里头当然明白邢强彼时相当自豪和快乐。
邢玉“病退”回城以后，在家待了一段业，其实也并非白白地待着，他就知道，是在积极地找对象——因为年龄实在不小了。香姑姑也曾坦率地请他留意，看有合适的给介绍一个。他和他妻子曾先为邢强介绍过曹叔和八娘的大女儿涧表妹，结果没成，使他和他妻子深知香姑姑的这些子女眼光都非常之高，所以在给邢玉介绍对象的事上便不那么积极。可也是，邢玉自己有一回忆及插队时候的情况就说：“怎么搞的！不管是公社召开‘积代会’(即‘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是县里召开‘积代会’，还是地区里召开‘积代会’，还是市里召开‘积代会’，我们几个人总又遇上，他们就指着我说，邢玉，又是你！……”说到最后，脸上漾出万分得意的表情，又“自我揭穿”说：“咳，其实那些个‘学习笔记’，全是瞎凑的！有些人不知道怎么就那么笨，拼命想当‘积代’，就是不会写‘笔记’，就是当不成！”
邢玉也跟她哥哥邢强一样，特别善于抓尖儿，凡当时社会上最招人注意的人和事或与之有关的物事，她总要千方百计去挨上边。他就在香姑姑家看见邢玉坐在沙发上看一份当时正在筹拍的彩色故事片《海霞》的电影分镜头剧本打印稿，见他去了便塞到他手中，让他“先睹为快”，但又并不答应借给他带回家去看，因为她答应人家晚上就得给送回去……看得出她的乐趣并不在阅读那分镜头本本身，而是在于别管那时候北京电影制片厂恢复拍故事片是一桩多么神圣多么神奇多么神秘的事情，她邢玉偏能捷眼先睹、捷指先染……当然，那天他还没离开香姑姑家，就有个小伙子气咻咻地骑自行车赶到了那里，闯进屋可以说是相当粗暴地取走了那套分镜头剧本，因为邢玉是从她的一个中学同学家里闯进了那同学哥哥的房间，未经人家同意便硬行拿回了剧本，而那同学的哥哥又是借的同学的哥哥的……总之隔了好几层关系，不过即便有人当着他的面那么样地收回了那剧本，邢玉却仍然很得意，因为当时满北京城里，究竟有几个人摸着过《海霞》的剧本呀？何况不是文学本而是导演的案头分镜头本！小表哥你可亲眼看见了，不是我邢玉吹的吧？
邢玉没有了剧本，又拿出一本画报来翻着，相当洋气，当时自然不可能有美国画报法国画报香港画报……也再难搞到苏联画报，那么，他就问：“是外文版的《中国画报》么？”邢玉马上鄙夷地摇头，要是《中国画报》或者《中国建设》或者日文的《人民中国》那就不稀奇了。邢玉便丢给他，啊，是《阿尔巴尼亚画报》。那时候阿尔巴尼亚的文化简直要算是允许接触范围内最洋气最现代派的文化了，不是有个顺口溜吗？“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开枪打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顺口溜固然主要是抱怨中国自己没有新的故事片，但那“莫名其妙”，也十足地形容出了阿尔巴尼亚虽然政治上贵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艺术上却相当地“匪”。因而使一切想突破旧框框的艺术家和欣赏者找到了一个安全而有趣的突破口，邢玉的寻觅到《阿尔巴尼亚画报》，并在其小表哥的面前炫耀，正是那个历史阶段时髦青年的一种典型做派。但后来人们知道，所谓《阿尔巴尼亚画报》中文版，其实根本就是在中国编，在中国印的，与中国印的外文版《中国画报》，其实都出于同一渠道。不过当时邢玉和他都不知道。因此邢玉面有得色，而他非常惭愧——自己怎么总显得那么闭塞和土气呢？
相对来说，香姑姑一家中邢叔叔最不具备那种心理自我张力，每次他去香姑姑家如果发现邢叔叔也在，那邢叔叔总是同他招呼几句后便自觉地退缩一角，也并不一定做什么事，常常是靠在沙发上打瞌睡——但邢叔叔不是越睡越胖而是越睡越瘦，脸颊凹陷得越来越厉害。此外小弟邢康也不那样形于外地表现出他的心理气质。小妹邢清一直没能调回北京——当然经过活动，她已不再在村里插队，而到了当地一个水电站当工人，香姑姑提起她来时才显露出心理上毕竟也有忧郁和脆弱的一面，曾当着他的面难得地皱眉叹气说：“小清可太苦了！特别是她长得那么美，那种地方男人见了母猴都会觉得是天仙，怎能把她放过？我真怕哪天会出事！”
6
香姑姑一家中最令他和他妻子惊叹的还是邢静。
邢静初次见面就强行借走了他那册《辞海·艺术分册(征求意见稿)》，说是过两天还，但过了两周也没还，过了两个月还没还。有一回他在香姑姑家见到邢静，便忍不住催她还书，邢静听了一笑，非常爽朗非常自然地反问：“我是借了吗？”
他就说：“你怎么能赖账？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
邢静就双手一拍说：“我丢了！真丢了！我借了还不了，那就不再借好！”
他没见过这种人，竟反而一时语塞。
但没隔两天邢静竟摇摇摆摆地到他家来了，进门就说要借一本书。
他说：“你好意思！你上回那书还没还哩，先还了那本再开口借别的！”
邢静却径直走到他那书架前，瞄准了一把抽出那本书来，那是当年内部发行的一本名为供批判实际上为许多人所欣赏的苏联小说《白比姆黑耳朵》，写的是一条狗的故事。邢静“大方”如此，他有点急了，不由得脸红气粗地说：“你这人怎么回事，未经允许怎么私自拿人家东西，难道你是来抄家的吗？”
邢静便不请而自坐，坐到他书桌前的那把有个软垫的靠背椅上，笑嘻嘻地说：“这回保证用完了就还！这回不还你抄我们家去！”
他哭笑不得。邢静却挥手让他坐到对面床上，拍打着那本书的封面说：“你以为这是我自己看么？我是帮人家借的哩！……”邢静便说出了一个相当知名的作家的名字。不过那作家当时还处于等待落实政策的状态。邢静说那作家在她工作的那个远郊公园附近的村子里买了房子，是“文革”前买的，买得很便宜，如今城里待不住了，就成天待在那村子里头，也还在偷偷地写东西，现在当然还发表不了，可是谁知道今后会怎样？很可能没多久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时候就把抽屉里的玩意儿亮出来，说不定就是个传世之作。邢静说她是偶然听公园里的人说到那个作家在村里的住处，便自己找上门去认识的。那作家一点架子也没有，对她很热情，跟她聊了不少文学上的道理。那作家告诉她，人道主义是文学的灵魂，文学不要跟着政治跑，政治白云苍狗，变来变去没有意思，文学要追求永恒的东西，人道主义便具有永恒性。那作家也弄到了一些内部发行的“白皮书”(当时那种供批判参考的外国文学译本，都印成白色的没有装帧的封皮)，但只听说过而没有得到《白比姆黑耳朵》，邢静记得他书架上有，所以替那作家来借。
邢静说：“小表哥，你不也想写小说吗？这就是个上门请教的机会嘛！等人家看完了，我找上你一块儿去取书，聊上一聊，肯定对你有好处！”
这么着就把他说动了，那本《白比姆黑耳朵》就让邢静给拿走了。
过了半个月左右邢静又来了，他以为是还《白比姆黑耳朵》，或者约他一起去远郊拜见那位作家。
不是。完全是另外一桩事。从邢静的表情上看，这回的事更重要。
邢静告诉他，出版社正组织各系统的业余作者赶写一批反映“走资派还在走”而广大革命群众与之坚决斗争的战斗性很强的小说，他们园林局也领到了任务，因而园林局的宣传科正准备从基层抽十来个人到局里办个创作学习班，这可是她脱离厨房油锅的大好机会，所以她已经赶写了一篇，准备交上去得到基本肯定，从而进入那个创作学习班，现在她把那稿子带来了，希望他帮她看一看、改一改，务必改得能挤进那个脱产的创作学习班——这对她至关重要。
他听了很不高兴。便问她看没看那本《白比姆黑耳朵》，她说在给作家送去之前看过了，特棒！他便说：“可是呀！那作家不也跟你讲了吗？文学别紧贴着政治，何况什么批‘走资派还在走’，批什么‘唯生产力论’，得人心吗？谁看那样的小说？你既要写小说，为什么不写点表现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呢？”
邢静便坦率地说：“那样的小说我以后再写吧！现在我顾不了那么多！先跳出厨房再说！……”
他不愿看她写的那破小说，她便说：“你不愿意看，那我就念给你听吧！”接着便念……
她给她那小说中“还在走”的“走资派”取名儿叫郅梦奇。她停下来解释说：“战斗英雄郅顺义的那个‘郅’，谐‘资本主义’的‘资’那个音，梦奇，就是刘少奇已经打倒了，他还梦想复辟刘少奇路线……”
他不禁为如此粗鄙的创作构思“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但邢静就凭那篇稿子挤入了创作学习班，当然她那篇“小说”后来没有被录用，而且他们那个“班”被出版社录用的那一篇“佳作”后来也没排成铅字，因为不久“四人帮”垮台了，出版社取消那本书的出版计划了。
邢静对那本书出不出原本也不在乎。她在乎的是借此机会认识了不少局里的干部，这样那个创作学习班解散时她就不是回到那个远郊的公园去，而是调换到了动物园的一个对外餐厅工作。
又过了一阵邢静忽然跑来找他。他先发话说：“你来得正好！那本《白比姆黑耳朵》该还给我了！”
邢静便说：“我哪儿顾得上那个！现在那书也公开出版了，书店里很好买，你再买一本不结了？我找你是让你帮我凑一套高中文科复习资料……”原来她已决定报考大学。那一年大学恢复了正常招生。她要直奔北大中文系而去。
那一天他妻子也在家，妻说：“连我都想考哩！唉，谁让我蜗牛似的背上了这么个壳儿，还搭上一大一小两个光知道吃饭不知道做饭的瓢虫！”
他便为邢静找复习资料，支持她考大学，同时也真的补买了一本《白比姆黑耳朵》，这一回不是内部发行的白皮书，而是公开发行的有装帧的新版本。
7
在一个迅速转型的社会中，个体不失时机地顺势改变自己的位置与角色，是很自然的事。他就因为发表了一篇《迟来的春风》，得以调到一家出版社当文学编辑，并正等待着作家协会一类机构和所谓“专业作家”一类建制的恢复，好当上一个“专业作家”。那几年他真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人模狗样地混得特别滋润，最令人艳羡的就是很快分到了一套新住宅区的两居室住房，那年月里只有当时正当权的干部和原来有相当级别“文革”中被打倒又恢复名誉被落实政策的干部，以及能列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名单中的幸运儿，才能顺利地立即分到新居民区新楼里的新单元房，而后面那个名单中像他那么个资历那么个年龄的，他几乎是一个孤例，列在他前面的倒数第二的一位专家，也已年届花甲，并且早有几大本著述。
虽说分到的单元房在没有电梯的六层楼的最高一层，而且施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水泥地面上有许多溅落的水泥团块和灰浆秽物，人住前必得再细细收拾一番，那心情仍是昂奋与欢快的。
那一天他和妻子正汗津津地蹲伏在空房中用锅铲与改锥刮去地面上已然板结的水泥团块，突然有人敲门。家还没有搬过来，何以便有人拜访？
他去开门，邢静脸上油光光的，呵呵笑着走了进来。
“你真是个女福尔摩斯！”他不由得惊叹，“这地址我们一个亲友也还没来得及通知哩！”
邢静也不解释她怎么神通广大地将他们夫妻二人当场捕获，只往厕所间走，拉开了厕所间的门，一声怪叫：“哟！死闷罐子呀！”
那单元房的厕所间设计得是挺不合理，狭小得里面只有一个冲水蹲坑，没有窗户，大白天进去也必得拉亮电灯。
他妻子便解释说：“上头有个通气孔，能散掉点味儿。”
她却有更高要求：“地漏呢？有地漏吗？”
他和妻子便都惭愧。那厕所间没安地漏。
她以一系列动作表示她要立即用那厕所间方便一下。
他妻子便忍不住说：“我们都还没用过呢……还没来得及收拾……”
他也忙说：“排水管道里堵着些什么东西，大概也是水泥团块，泄水不畅，我们正想解决这个问题哩……”
邢静却笑嘻嘻地说：“没关系！我不在乎！”她将厕所间的门“哐”地一关，径自方便起来了。
妻子以责备的眼光瞪着他，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邢静上完厕所以后，便到厨房水池去洗手，夸说厨房的结构还不错。
他和妻子便说煤气还没通，也没带水壶来，所以没法子招待茶水……其实岂止是没有水壶，整个单元里那天惟有的携来物是两把折叠椅，算得再细点也无非还有拎在他手中的改锥和拎在妻子手中的一个旧锅铲。
邢静自己大模大样地坐上了一把折叠椅，脸朝他说话，他便坐上了另一把折叠椅，妻子愣了一下，便只好且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去刮地。
原来邢静参加高考的分数已经下来了，骑着录取线，她怕被“平衡”下去，所以急如星火地来捕获他，“小表哥你这个忙可不能不帮，你是老师院的，你一定马上到师院里给我说说情去，我能上个师院中文系就知足了！当然我可不乐意吃粉笔灰，不过还有四年哩，先上了那中文系再说，到毕业的时候我再想辙！……”
又给他派任务、出难题！
“哎呀，我毕业那是哪年的事情了？如今管事的人早变了……”
“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你现在出名了，好大一个面子，管那些个人是生的熟的，你去推荐我肯定有用，你去，一定去，明天一早就去！”
“哎呀，我到那儿找谁去呀？真不好意思……”
“干吗不好意思？找谁，到了那儿自然能寻着目标，我也已经打听出了几位关键人物的名字底细……要去就得去个大早啊！不是去办公室找，是去他们家里找，赶在他们吃早点的时候找……本来我想今天晚上就拉着你去，可我听说他们晚上经常不在家，容易扑空，一大早就不一样了，谁能在外头睡觉呢？一逮一个准儿！好，不跟你嗦了，明天一早六点半，咱俩在师院门口见！”
“……”他简直不知该怎么推掉这桩事。
“明天不是约好了胥保罗他们来喷墙的吗？”妻提着锅铲从那屋走了过来，板着脸说。“不是还要先蹬着平板三轮去借喷浆机吗？”
“……”
他不记得邢静是怎么告退的了，仿佛也并不怎么扫兴，只是依然精力充沛、信心十足，并且不怕碰钉子也不计前嫌地继续为她自身的利益去奋斗。
几个月过去了，他忙于搬家、安排新的生活秩序，写新的作品和参加新的社会活动，邢家兄弟姐妹再没一个露面，他和妻子也没工夫去香姑姑家，所以究竟邢静上没上师院中文系，也就不清楚。
有一回他参加一个文学界的座谈会，有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师——本身是个评论家——过来紧紧地同他握手，说了一些仰慕他的话以后，又忽然说：“你跟你表妹长得确实有点儿像……”
他吃了一惊。他表妹？哪一个表妹？谁？
最后他恍然大悟。原来邢静活动的结果，不是上了师院中文系而是进入了北大中文系！推荐她的不仅有她的“小表哥”，还有那位一度蛰居香山而又复出的老作家，以及一两位名声显赫的大学者……他是怎样推荐她的呢？据说是与那位老作家联名写了一封力荐她入学的短信。而邢静在学校里经常提起他来，形容他在她家里吃排骨时被碎骨头嵌进牙缝里剔不出来的惨相……
8
他后来成为所谓“文艺界”中的一员，不仅同许多作家相熟，也结识了若干别的艺术家，比如说电影导演。一位导演朋友曾很诚恳地对他说：乍读你的小说，总是很激动，产生出一种搬上银幕的欲望，但是冷静下来一想，就觉得难度很大——你小说中人物的“前史”太多了，用电影语言表现起来太麻烦，可甩掉那些“前史”，又不足以体现出你的追求……
是的，“前史”，这个包袱，为什么总扔不掉？
不要问是从哪里来，也不要问将往哪里去，不行吗？
生存的意义，只在此时此刻此身此意，不是吗？
生活并不是一头乱发，加些香波用水洗过，再用梳子一扒，便可呈现出所谓的“本来面目”；人性也并非一团乱茧，用热水煮过，便可缫成缕缕分明的真丝。
他的追求？他其实从来没有为自己设定过那么个梳理个体生命“前史”的追求。那是无形中产生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心理结构。倘若他是香姑姑，是香姑姑的那些宝贝儿女，他是决然不会对别人的“前史”产生浓厚兴趣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可以做到真正忘却或至少是冷冻自己的“前史”，非常愉快地适应一切客观状态，并且哪怕只有一隙机会，也要非常坦然地从中榨取出最大的好处来。
香姑姑的几个儿女中，最让他闹不清“前史”的，是小女儿邢清，邢清插队的时间最长，回北京最晚，特别闹不清的是邢清回北京以后那头两年的“近代史”。只是有一天，邢强突然来找他辞行——说是已经在刚开辟的深圳特区找到了一份差事，这就要去那边报到，他便说去深圳当然好，那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邢强却只是笑呵呵地说：“那儿能看香港电视，每天晚上放映一部西片。我就喜欢看那个。”他妻子在一旁说：“深圳好远啊，离开北京，你舍得么？”邢强满脸的笑纹抖得更深：“深圳能有多远？小妹她去得更远哩……”他和妻子这才知道邢清又离开北京了，去哪儿了呢？比深圳更远是哪儿？
邢强脸上漾着蜜，却卖起关子来，故意用颟顸的口气说：“她、她去的那个地方叫、叫什么一大串儿的什么‘柯’……啊啊，对对，叫圣·弗朗西斯柯，是那么个名儿……”等到他和妻子脸上禁不住现出未曾料及的吃惊表情，邢强才又伶牙俐齿地说，“她去三藩市了，就是旧金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有情调的地方！”
原来邢清嫁给了一个美国人，一个华裔美国人，一个相当富有的美籍华人。她怎么会嫁给了那人？那人怎么会娶了她？至今他也搞不清楚。也不必搞那么清楚。清楚的是自她去了美国以后，香姑姑一家人陆陆续续都去了美国，这些年又都陆陆续续取得了绿卡或者入了美国籍。
据说香姑姑到了美国以后，并不在女儿女婿家里静养，而是同许许多多当年在重庆、南京的朋友或相识者取得了联系，其中有一部分或热情或并不是特别热情或仅是礼节性地表示欢迎她得便去他们那里“玩玩”，香姑姑便一概报之以热情的回应，她周游美国各州，到昔日的朋友家中这里住上十天半月那里玩个三天一周，老朋友惊异地发现，她虽经中国大陆三十几年的改造磨炼，而一旦重返西方文化，依然那么如鱼得水，进退适度，风姿宛然，惹人喜爱，而且她的英语口语不仅很快又达到流利并且儒雅过人……更有传言说她经过多方设法，终于得到机会去纽约长岛宋美龄隐居的处所拜见了宋美龄。虽然前后只有十分钟的时间，但又拍下了一张握手的照片……这张使香姑姑备感荣幸的照片，却又并不妨碍她在10月1日那天随另一些朋友去纽约四十二街街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参加盛大的国庆招待会。在那招待会上她虽然脸上的脂粉难掩已深的皱纹，但一身合体的淡紫色旗袍，领口缀着银闪闪的叶形饰物，摇着镂刻精致的檀香扇，手举斟着中国通化红葡萄酒的高脚酒杯，与一些熟人和半生不熟的人乃至全然陌生的人自由组合着做一些风趣的中英文夹杂的交谈……同“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北京中南海红墙外兴致勃勃地欣赏那江青或邓颖超都没有欣赏过的腊梅花一样，香姑姑心情闲适而愉悦……
邢静从北大一毕业就去了美国，直奔普林斯顿。她留学的专业是比较文学，但她很快就意识到那是个学成后难以找到职业的冷专业，因此她千方百计找到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合作者——她们合作用英文写小说，一家美国出版商接受了她们的书稿，书里讲的是一个以中国50年代“土地改革”为背景的东方爱情故事，地主的儿子爱上了一个贫农的姑娘，他们的野合和双双殉情是书中的两个高潮；据说是为了“让美国人看得懂”，书里那些斗地主的年轻人她们一律称做是“红卫兵”！奇怪的是她们又并不写成是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故事。又据一位以“交换学者”身份去美国大学里搞研究的中国副教授说，他发现署名波特·静·肖尔的这本名为《水鸟哀鸣》的英文小说其中大段大段地意译着中国大陆30年代的一部中篇小说和50年代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内容。但不管怎么说，如今名义上仍在攻博士学位的邢静混得比绝大多数同期前往美国的留学生们都要好上许多。
邢玉去美国比较晚，一到美国她就给他妻子写来一封口气快活得不得了的信，说“我住的房子后头就是个美丽的游泳池”，令人感到美国确实是个遍地黄金弯腰即可拾得的地方，但他和妻子一加推敲，就估计出她一到肯定只能暂时住在妹妹邢清家中，那样的家庭房后有个美丽的游泳池毫不奇怪，而邢玉是可以把辗转硬借来的电影《海霞》的分镜头本也视作“我的本子”的，把亲妹妹的房子及房后的游泳池心安理得地称为“我的”，并以大快活的口气加以报告，又有什么稀奇呢？
“邢玉都30出头了吧，又不会英文，又没有一技之长，她在那边可怎么混呢？总不能老住在妹妹妹夫家里，靠人家资助吧？”妻子叹息着说。
“香姑姑一家的人，用得着咱们操心？他们肯定一个个都能活得比咱们滋润！”说这话时，他心里说不清是有几分艳羡，几分嫉妒，几分鄙薄，几分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