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战俘(1)
姨父刚刚撤离，国民党少校营长贺石就紧接着随八十五师进驻豫西。历史让姨父避开了一次与堂兄贺石刀兵相见的机会。我不忍心设想，他兄弟俩作为敌对营垒里两个决不妥协的斗士假如在一场战斗中短兵相接，心中会不会颤抖，意志会不会动摇，子弹会不会在它应该遵循的政治轨道上发出凄厉的啸叫。但是我知道，姨父曾竭尽全力要把贺石拉到自己的营垒中来，试图让亲情跨越政治的鸿沟。
贺石带部队路过坡底，久别的家乡向他展现着一幅凄惨景象：国民党县、区政府已经没收了贺家的全部土地；还乡团捣毁了贺家大院的所有房屋，使他的父辈和祖父辈建造的庄院变成了一片废墟，还杀害了十二名来不及撤离的农会会员，把尸首抛入贺家井中，向井里填满了石头，血水溢出了井口。还乡团又窜到东街砸了贺家的染坊、油坊、烟草坊，就要动手拆毁贺家的老屋。贺石身着美式军装，大头皮鞋“砰嗵、砰嗵”地走进了门楼，冷冷地拔出了手枪。还乡团的打手们喊叫说：“糟了，贺家还有蒋家的人哩！”跟头尥蹶儿地翻墙头跑了。
大头皮鞋又“嗵嗵”地敲击着坡底的村巷。贺石不时停下来，望着中国共产党豫西地委、专署、军分区留在砖墙和土墙上的各种布告，在布告下边签署着专员大名的地方，他碰到了贺胜光芒逼人的眼睛。他已经知道，他的父母和两个妹妹也被贺胜带到黄河北岸去了。他不知道应该责备胜子“劫掠”了他的亲人，还是应当感谢胜子让他的亲人避免了一场血腥。
大头皮鞋又“咚咚”地登上村北的山坡。祖坟里的坟头都惊呆了似地沉默着，颤动着坟头上的荒草，掩饰着坟头里的恐慌和惊愕。贺石在爷爷坟头前直直跪下，磕了三个响头，说：“爷，胜子走了，把你的后人都带走了，只剩下我了。俺俩的项圈你拿着，俺俩都顾不上你了！”血从他额头上淌下来，如一条红色的蚯蚓在鼻洼里蠕动。他拔出手枪，“砰砰”地朝天上打了一梭子子弹。大头鞋踢着直冒青烟儿的弹壳，追赶队伍去了。
山鹁鸽正在他头顶“咕咕”鸣叫。新起的硝烟里，没有绿阴。
贺石的舅父是一个两腿格外勤快的牛经纪，而且无法遏止职业养成的喜爱动用舌头的欲望和进行斡旋的冲动。他跑到黄河北岸的解放区，向我姨父报告了贺石路过家乡、又开拔到新乡驻防的消息，说他去新乡看望了贺石，并为他的外甥表现着深刻的感伤：“胜子，国民党对不起你石子哥呀！”
姨父忙问：“咋了？”
“他在那边做的官比你在这边小多了，早八年就是营长，现在还是营长，只有他那身军装比你强！”
“他受谁的气了？”
“怪他得罪了团长。”贺石他舅说，“团长挪用军饷做生意，不给士兵按时发饷。石子就跑到团部，指着团长的鼻子骂他是个喝兵血的，摔了大檐帽说，老子没法干了，老子走呀！是师长亲自撵上他，把他请回去的。事后，团长照旧挪用军饷做生意，惟独石子这个营的军饷按时发放。像他这样的‘愣头青’，长官不打他的黑枪就算万幸，提拔他，那是妄想！”
姨父叹息说：“我正想石子哥哩，你这样一说，我就更想他了。”
“跟着石子吃粮的弟兄，都跟石子铁心。”贺石他舅夸说，“他手下三个连长，有两个是咱县的老乡，见了我，都为石子抱不平说，瞧瞧咱家乡的告示，贺营长的兄弟在那边都当上专员了。咱营长在这边还受着狗日的窝囊气，倒不如领着弟兄们上山拉杆儿去！”
姨父认真听了，目光霍地一亮。
贺石驻防的新乡紧挨着太岳解放区。姨父报经组织批准，决定委派与贺石的大妹妹刚刚完婚的新郎官儿、共产党员冯杰，跟随贺石的舅父，以探亲名义，去新乡策动贺石起义。
贺石的舅父为自己能受此重托而得意，对冯杰说：“外甥女婿呀，你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空着一双手卖这张老嘴的呀！在牲口市上，我就是夹在买主跟卖主中间，叫他们都得听我的，最后还都得承情谢我的外交官呀！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冯杰说：“舅，咱不是去牲口市上买卖牲口。”舅说：“咦，世上事都得讨价还价，道理都一样。”冯杰说：“舅，你只管当个牵线儿的，话就留着叫我说吧。”
他俩潜入新乡，冯杰向贺石说明了来意。贺石骨碌了一下大眼珠，说：“只叙家事，不谈政事。”请他俩吃着猪头肉，喝着老白干，却一声不吭。舅父大人忍不住说：“石子，胜子忘不了你这个好哥呀，你们还是兄弟团圆吧！你大妹和你这个妹夫也都是‘同志’哩！你要是去了那边，起码也得是这个……”说着，右手一抖搂，甩开了宽展展的袖口，抓住石子的手指头，用袖筒罩住，就在袖筒里捏起了“码子”。冯杰来不及制止他，他的手指头已经像小老鼠一样在袖筒里鼓拥乱动，“胜子眼下是这个，你一过去就是这个。反正，不会叫你是这个！你懂了没有？”石子抽出手指头，说：“喝酒，喝酒！”舅父大人赫然变色，“咋啦石子？胜子是大拇哥，你是二拇哥，反正不会叫你当小拇哥，这还不行？”石子说：“舅，酒场上不说官场话。”冯杰说：“石子哥，你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胜子夫妇，那边组织上给予很高评价……”石子截住话头，“过奖了，这不过是一个当哥的应尽的情分。”他举杯清了残酒，让勤务兵拿来两套军装，面无表情地说：“穿上，舅也穿上！”舅父吓了一跳，“石子，你没看看，你舅的胡子都白了，你不管咋着，也不该抓你舅当壮丁吧？”石子说：“我是送你俩赶紧走人，穿上军装，好送你们出城。你们回去，向胜子夫妇问好，向我大妹子秋桂问好！请胜子把我父母和小妹根花儿送到我这儿，别让他们再拖累胜子，也让我尽尽孝心。”不由分说，连夜把他俩送出了新乡。
姨父接受不了这个令人失望且具有滑稽意味的结果，倒是立即按照石子的意见，再托付石子他舅送去了二伯、二娘和小妹根花儿，让他们全家团聚。姨父多次感叹说，可能是自己连累了石子。石子的上司肯定会看到留在豫西的告示，知道了他在共产党内的身分，加强了对石子的防范和控制，再加上舅父大人方式不妥，石子能把这两位说客礼送出境，已经很不容易了。
历史又给姨父提供了第二次机会。
一九四九年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中原全境解放。姨父出任刚刚组建的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秘书长，贺石他舅又匆匆跑到K市，凄凄惶惶说：“胜子，我看石子这孩子已经没有了！”姨父吃了一惊，忙问：“咋了？”石子他舅说：“石子手下有个当兵的是咱县老乡，他领了解放军发给的路条和路费，回家给我捎话，说石子当上了上校团长，参加了‘徐蚌会战’，就是你们说的淮海战役，叫解放军重重围困在一个指甲盖儿大的村子里，马也杀吃了，皮带也煮吃了。一到晚上，解放军就把饭碗、饭盒敲得叮当响，叫他们过来开饭。石子的护兵爬过来吃饱了，又给石子揣回去几个大包子。石子的肚皮已经贴到后脊梁上了，可他接过包子，看也不看一眼，就把包子扔到雪地里了。没多久，解放军发起总攻，一个炮弹砸下来，就不见了石子！”说着，就掉下泪来。姨父说：“先别慌着难过，我正在打听他的下落。”
贺石他舅还没来得及离开K市，俘虏教导营政委就给我姨父打来了长途电话：“我们俘虏了国民党58师一个上校团长，名字叫贺石。他自称是你的堂兄，曾在国民党通缉你的时候掩护过你，送你安全出走，是否属实？”姨父又惊又喜说：“属实。他在宁夏驻防时，还以同乡关系掩护过家乡去的一批同志哩！”教导营政委说：“请你写一个书面材料送来，我们干脆把贺石送到K市，由你们甄别处理好了。”
贺石他舅听说贺石有了消息，又喜又忧说：“他的家眷还在徐州受症哩！”
姨父说：“请你把他们接到这里来，叫他们一家在这里团聚。”
教导营就在徐州旁边。姨父让贺石的舅父绕道教导营，给贺石带去了一封问候信：“久疏音问，时在念中。得知近况，感喟莫名。往事如昨，恍然入梦。因工作繁忙，不能亲往探视，务请鉴谅！”等等。写毕，又提笔添上了一句话：“革命形势大好，吾兄前途亦一片光明。”
数日后，贺石的舅父把贺石的家眷带到了K市。姨父和三姨见了大喜，原来贺石的妻子正是当年在郑州照料过他们的肖翠花，怀中抱着一个不满一岁的“小贺石”。肖翠花好像还没有从惊恐中醒过神来，见到姨父和三姨，还一惊一乍地称赞“大军”真好，纪律严明，去徐州家里搜查，只搜走了两支手枪，其余的东西、包括金银首饰动也没动。三姨问她受苦没有？她说不苦不苦，只是没有柴火烧饭，倒是有用不完的子弹箱，都劈开当柴烧了。肖翠花接着就问，狗娃他爸怎么样了？原来他们的孩子叫狗娃。姨父说：“不用担心，你们为革命做过好事的呀！你在这里歇几天，也叫你弟妹侍候你一回。石子哥很快就会回来。”三姨正在筹备建立H省总工会，忙不迭地安排肖翠花母子在招待所住下，就跟姨父商量，翠花嫂才二十几岁，又有高小文化，不如把她安排到纱厂当女工，你看怎么样？姨父说，是的，我们要壮大工人阶级队伍，石子哥也要有所安排的。
俘虏教导营的人却慌慌张张来到了K市。
“报告秘书长，贺石逃跑了！”
姨父惊呆了，“这怎么可能？”
“过了永城，他半夜起来解手，翻墙头跑了！”
“他能跑到哪里去呢？”
“说不定又去找老蒋了。”
姨父问贺石他舅：“我的信给他没有？”
“给了。他坐在小板凳上，脚脖上裹着绷带，守着一口大锅，正给俘虏们烧开水哩，看了信，头也没抬，说：‘谢谢胜子，我也正想他哩！’又随手把信扔到锅底烧了！”
“他是不是回坡底了？”
“那咋能？我明明说，要在你这儿吃团圆饭哩！”
半个月过去了，坡底来人说，没见贺石回去。
南方还没有完全解放，战争仍在进行。姨父和三姨都感到极大的不安，翠花嫂也整天心惊肉跳。三姨说：“翠花嫂，你去纱厂当工人好不好？”翠花说：“我还有狗娃缠手，俺娘俩回坡底等他吧！”姨父只好托付贺石他舅把肖翠花娘俩送到了坡底。
从此，一去四十年，姨父再也没有得到过贺石的消息。
但是，姨父对一个国民党上校团长的逃跑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为此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和通报批评。通报说，贺胜同志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却被封建性质的家族亲情所蒙蔽，丧失阶级立场，为一个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军官逃脱人民法网、继续与革命为敌提供了可乘之机。在革命事业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反动势力仍在进行顽固抵抗的复杂形势面前，我党一切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务必从这一事件中汲取严重教训，将革命进行到底。
姨父真诚地作了检讨。他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再次从其地主阶级家庭出身上找到了这一政治错误的阶级根源，从其自幼受到儒家文化的传统教育上挖掘了历史根源，从一片大好形势下未能保持清醒头脑乃至于严重丧失了革命警惕上抓住了现实根源，因此，要彻底改造世界观，从根本上转变立场，接受这次沉痛教训。同志们认为，贺胜同志的检讨是诚恳的而不是敷衍了事的，是认真的而不是得过且过的，是深刻的而不是隔靴搔痒的。但是，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继续认识其严重危害，务必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接受这一深刻教训。
在省会人民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上，我站在高中学生的队列里踮起脚尖，看见姨父身穿灰色中山装，站在检阅台上，不时与他左右两边的首长或颔首低语、或谈笑风生，好像释去了重负的样子。但他下了主席台，就问我三姨：“你猜，我刚才想起谁了？”三姨说：“那些没能活到今天的好同志。”姨父叹息说：“是啊，可我，还想起了贺石！”
12.星星跑了
当胜利的礼花撒向天空的时候，贺石是掠过姨父心头的一道阴影。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岁月里，贺爷的经历又成了姨父心灵深处的伤痛。
建国初期，贺爷、贺奶跟我姨父一起住在K市保定巷的一个四合院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太岳根据地已经成为历史。贺爷作为太岳根据地的专署谘议、民主建国会主任的职务已经不复存在。姨父和他的同志们日理万机，一时没有想到还需要给贺爷安排新的工作。贺爷并未介意，正为儿子和他的同志们的革命成功而过早地得到了安度晚年的喜悦。三姨说，本来有可能使贺爷感到不安的土地改革，也由于国民党已先于共产党没收了贺家的全部土地与贺爷“失之交臂”，连一顶“开明地主”的帽子也没能戴上。
我在K市街头看到过贺爷。那时的贺爷不过五十岁出头，蓄着花白短髭，身材依旧高大，着灰色中山装，眉宇间藏不住昔日的英武之气，手中却掂着一个与他的风度颇不相宜的菜篮子，向菜贩儿露出慈祥的微笑，从不讨价还价，从不挑挑拣拣，从不看秤杆儿高低，交了钱，掂着空篮子就走。菜贩儿在他身后喊叫：“老同志，菜忘了！”他就自嘲地笑着，“哟，可不是，我差点儿把自己都给弄丢了！”
我作为K市高中腰鼓队的成员在鼓楼街打腰鼓时，又在街头观众的行列里看到过贺爷。我感到他不应该只是古都街头庆贺解放的一个看客，因而格外卖力地为贺爷敲着腰鼓，还即兴发明了一个高高跃起的动作，扯起鼓棰上的彩绸作“飞天”状。人群里的贺爷便露出落寞的微笑。但我不会想到，当我到了报社，成了记者娃娃，参加了省直机关土改复查工作大队，而且听了姨父所作的动员报告，决心抓住“民主革命的尾巴”，奔赴一个山村经受考验的时候，贺爷却要接受山那边一个农会的清算斗争。
一九五二年春天，姨父应该有一副好心情。他作为H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在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以后，又兼任了“治淮指挥部”的秘书长。他好像总结了大禹和大禹的父亲鲧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治水的经验教训，采取了“蓄泄兼顾”的方针，全面展开了五个大水库的建设工程。土改复查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收尾工作，也在全省广大农村胜利地进行着。
那一天，姨父出席了治淮工程的模范表彰大会，给一批大禹的子孙们戴上了红花，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家中，看门兼管收发的老人交给他一封信，说是来自他的家乡的两个民兵送来的急信，他们住在省政府招待所等他回话。
那是一个盖着“L县农民协会”大红印章的公函，或者说是一个措词严厉的“通牒”或“勒令”，大意说：贺雨顺是坡底镇首户地主，有严重剥削行为，且长期担任L县政警队队长、保安大队长等重要伪职，历史上犯有严重罪行，民愤极大，必须把他交给群众，接受斗争，进行彻底清算，等等。
L县民兵的到来也惊动了省政府主席齐楚。抗日战争以前，齐楚以高中国文教师的身分为掩护，任地下党豫西特委书记时，就是我姨父的上级。齐楚对待同志的诚挚、厚道及其小脚老伴为秘密来去的地下造反者提供的葱花儿杂面条，都给我姨父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齐楚对贺雨顺老先生曾是国民党县级政权的实力派、却积极支持并最终投身革命的经历也了如指掌。但是，作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早期学员，他亲耳聆听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的教导，而且懂得，一切革命同志、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决不可以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感到L 县的民兵带来了一件令人棘手的事情，正为找到一个比较稳妥的处理办法而犹豫不决，却不知道他的秘书长同志已经得到了L县农民协会的书面通知。
在省军区政治部工作的明叔闻讯，急急骑着车子跑回来。
“哥，能不能不叫爹回去？”
姨父沉默了半晌，怅然说：“明，你十四岁入伍、十六岁入党，你应该知道，这是对我、也是对你的考验。”
二十一岁的明叔开始落泪，“我想不通，爹对革命是有功的。”
“爹的历史上也有污点。”
“对起义人员还要实行既往不咎的政策，难道爹还比不上一个起义人员？”
“这是农会的意见，是群众运动，咱不能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
西屋传来贺奶的哭声。
接着是贺爷的声音：“你哭啥？你要把胜子的心给哭乱是不是！……”
贺爷刚刚去街上逛书店，正巧碰上家乡来的民兵逛大街，他认出是坡底镇的乡亲，喜出望外地打招呼说：“啥时候来了？咋不去家里坐坐？”
乡亲却露出怪异的表情说：“去，咋能不去？农会叫俺接你回去开会哩，就等贺秘书长一句话……”
贺爷到家，又看了石子他舅寄来的一封信，就吩咐老伴给他打包袱。
姨父和明叔来到了西屋。
“你不该瞒着我。”贺爷责备他的长子，“我不会叫你们为难！”
“爹，你……你叫我给组织上说一声。”
“你啥也不要说，我眼下就回去，我不能叫人家说这里是我的防空洞。”
“你回去找死哩？”贺奶哭着说，“前些年我跟你们跑到黄河北，那里的斗争会差点儿吓死我。你想叫用乱棍夯你、用石头砸你哩！”
姨父解释说：“那是‘急行土改’的错误做法，已经纠正了嘛，现在不会了。不哭，妈，在这个时候……在我爹这个时候……你不能哭，妈，我们都……都不能……”他又尽可能沉静地嘱咐父亲，“爹，你要想开点儿，千万想开点儿，群众运动嘛，你好好想想，过去总有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给群众说说，也叫群众给你说说，总之，爹要想开点儿！”
警卫员说：“秘书长，家乡人来了！”
“请他们坐会儿，喝口热茶。”姨父又对父亲说，“他们是奉命行事，爹也不要介意，要理解他们……妈，你有头疼病，你不能哭……”
贺爷也对贺奶说，“你不能再哭了，快给我打包袱！”
姨父与明叔出了西屋，正碰上齐楚急急走进来。
“怎么？”齐楚望着站在门道里的民兵说，“你们二位也到这里来了！”
“是哩，是哩，俺坡底还等着开会哩！”
“你们两位同志听我说，这位老人对革命是有贡献的，要保证他的安全，你们回去也要给农会的同志讲清楚，不许动手动脚，不许污辱人格。”
“是哩，是哩！”民兵掖了掖腰里的“二八盒子”。
齐楚进了客厅，对我姨父说：“我已经给地委打了电话，让他们通知县委，务必保证老先生的安全，决不可违法乱纪。今天研究治淮问题的会议，你就不要去了，你留下，给老先生好好谈谈。”又叹了一口气，说：“群众对老先生的过去有点怨气，叫群众消消气就是了。”又格外郑重地与我姨父握了握手，匆匆去了。
姨父还有两个正在上中学的小弟、三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女放学回来，明叔刚刚向他们讲了正在发生的事情，贺爷就挎着一个大包袱出了西屋。他看见了惊呆在院子里的两代人，就定定地站住，说：“你们有工作的好好工作，正上学的好好上学，要以前途为重，不要为我操心。”又向门外的民兵打着招呼，“咱走吧，乡亲，一路上不必提心吊胆，我老了，就是叫我逃跑，我也跑不动了！”
明叔至今还记得父亲挎着包袱跟随民兵远去的背影，还记得追随着这个背影的一双双含着泪水不敢叫它流出来的眼睛。背影就要消失在保定巷尽头的时候，大家才忽然想起没有任何人向老人说一句送别的话，也没有任何人敢于对他临别的叮嘱作出回应。姨父好像刚刚从一场噩梦中醒来，忙说：“明，你快去……快去送送咱爹！”
明叔说，他从火车站回来时，西屋一片哭声。贺奶继续用记忆折磨自己，“我知道……他回不来了……我在黄河北见过……再不会有他了……”
客厅里，只有刚刚下班的三姨陪着姨父，三姨的眼圈红红的，劝慰姨父说：“你也想开点儿嘛，我们也搞过‘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嘛，也错批错斗过不是？我们也得总结教训不是？……”
姨父看见明叔回来了，急急地问：
“给爹戴铐了没有？”
“没有。”
“车上有座位没有？”
“爹有座，他俩一个坐着，一个站着，把守着过道。”
“爹又说啥了？”
“爹不说话。我跟着火车，跑到站台尽头，爹也没有扭头瞅我。哥，我看咱爹……”明叔忍不住抽泣起来。
“不哭，不哭，咱爹咋了？”
“咱伤了爹的心了！”
一颗最顽强的泪珠从姨父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眼眶里拱了出来，但他毅然用手掌消灭了它，站起来说：“唉，淮河又要闹事了，有个会我不能不去！”他向门外走着，又回过头，用恳求的口气说，“明，你在这儿多住几天，陪陪咱妈！”
我曾胆怯地向姨父提起这件遥远的往事，表示我对贺爷迟到数十年的同情。姨父总是立即止住我的话题，说：“他回去并没有受多少委屈，批批斗斗、走走过场就是了！”
但我没有勇气告诉姨父，我对坡底的访问得知，即使那是一次比较文明的批斗，也让贺爷经历了一次心灵的炼狱。
民兵带着贺爷走过贺家大院的旧址，那里早已变成了国民党还乡团制造的一片废墟。而且贺爷知道，六年前，他的二哥、二嫂让那个披戴着国民党上校军衔的儿子送回家乡，也曾面对着同一片废墟。二哥受不了这样的刺激，摇头顿足，哭呼苍天，吐血数盆，猝然昏倒，再也没有醒过来。只半年，二嫂也跟着二哥进了坟地。贺爷只是在他面对贺家大院的一片废墟时，才十分具体、十二分真切地发现，自己早已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且是一个被国民党的省主席宣布为“豫西祸首”的无产者。现在，他必须接受他所皈依的那个被压迫阶级的清算。
村巷两边的村民在贺爷面对废墟时才与他作出了同样惊心的发现。他在民兵的押送下，目不斜视而又不无感伤地从废墟前边走过。村巷两边，是一双双沉默和惊愕的眼睛。有的眼睛里也夹杂着对于任何一个曾经阔气过、神气过而终于触了霉气的人都会表现出来的快意。没有问候，没有呐喊，没有叹息。只有押送贺爷的民兵将手按在“二八盒子”上，向所有的眼睛炫耀着“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权威，表现着完全合乎情理的自豪，喊叫着：“看看，俺从省城大官儿的高门楼里，硬是把他揪回来了！”
贺爷说，他听到这一声呐喊的时候，甚至产生了对他的长子——那个共产党的“省城大官儿”的崇高敬意。哦，只有共产党的省级官员才可以把自己的老子如此顺从地交给民众。贺爷感到，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庆贺的既合理、又普通的事情。他的心情逐渐镇静下来，开始迈着稳健的脚步穿过变得陌生的村巷。
但是，当他被押进村西奶奶庙的时候，他对自己所作的一切心理调整却受到致命一击而轰然瓦解了。因为他看见，用麻绳背绑着的赵双贵正鼓突着惊愕的眼珠盯视着他。赵双贵是从县南的一个山洞里抓回来的游击司令。他面黄肌瘦而虎视眈眈、惊骇不已而又喜不自胜地向贺爷打着招呼：“你好啊，贺司令，没想到你会回来陪我！咱俩咋又变成一根绳拴的两个蚂蚱啦？哈哈，哈哈哈哈……”赵双贵大笑不止，民兵用枪托戳他，也制止不住他打从心眼里爆发出来的怪笑，笑得浑身打着哆嗦，笑出了浑浊的眼泪和两条蚰蜒样闪光发亮的鼻涕。贺爷被怪异的笑声震颤着，如有无数条毒蛇吐着猩红的信子、曲身勾首地死缠着他。他头昏脑胀、肝胆俱裂，像一个没有放稳的布袋栽倒在奶奶庙里。
贺爷醒来时，赵双贵的脖子后边已经插上了“亡命旗”，正被民兵揪着胳膊架出去。赵双贵依旧虎视眈眈地望着贺爷，得意地发话：“贺司令，我在东河坡奈何桥上等你，哈哈哈哈！……”
贺爷听到了一声枪响，天空上滚动着人的笑声。
贺爷再次醒来时，一个陌生的媳妇正在民兵的监视下用勺子喂他喝汤。
“你是谁？”
“三叔，我是你侄儿媳妇。”
“不对，我家早没人了！”
“有哩，三叔，我是石子屋里的，你还有个侄孙子也在哩！”
贺爷哭了。他终于想起，在贺家三代人走的走了、死的死了以后，一个没享过贺家一天福的年轻媳妇心甘情愿地来贺家受苦，带着一个没了爹的孩子，等待着一个没有音讯的丈夫。她是贺家惟一的还能喂他一口热汤的反动军官家属。
斗争会是在关爷庙戏台上进行的。这是关爷看戏的地方。关爷在这个戏台上看过一幕幕历史的活剧。贺爷和姨父都在这个戏台上扮演过历史交给他们的各种角色。贺爷过去不曾想到过，他必须认真扮演一个被民兵押上戏台的角色。坡底的老乡亲说，关爷并没有因为贺爷把他“请”出了关爷殿而幸灾乐祸，当贺爷被押上戏台的时候，那块写着“忠义千秋”的匾额水汪汪地泛潮，有晶亮的泪珠滚下来。
由区委刘书记亲自主持的斗争大会，开得比较文明。坡底镇的群众没有发生任何试图危及贺爷生命安全的举动，民兵将贺爷押上戏台以后，也像没事人儿似地抱着长枪，蹲在戏台两边当了看客。贺爷用他苍凉的声音有条不紊地交待了自己的罪行：第一条，他作为县保安大队长清剿土匪时，混淆过土匪与民众的界线，镇压过因饥荒而“拉杆儿”起事的农民；第二条，贺家有二百多亩土地、三个店铺和作坊，有长期的地租、雇佣和商业剥削；第三，在五支队接受共产党的改编以前，所混入的地主“看家”武装曾为非作歹、扰村害民，他作为五支队司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农会的一些积极分子对贺爷交待的三条罪状似乎毫无兴趣。一个叫财娃的贫农跳上台来喊叫，难道叫你回来是叫你翻腾这些陈谷子、烂芝麻？我只问你一件事，你家染房里的染缸哪儿去了？贺爷说，染缸？财娃说，对，是染布用的大染缸。贺爷说，听说都叫还乡团砸了嘛！财娃说，不对，那一缸金元宝你埋到哪儿了？贺爷说，我没听说过我家有一缸金元宝。我当时在太岳根据地，听说还乡团挖地三尺，要挖啥金元宝，我看他们是白挖了，要不，大家就再往下挖挖！财娃说，我们要能挖出来，还叫你回来干啥？接着就举起拳头，高呼口号：“贺雨顺，想蒙混，藏着元宝不承认！”大家跟着他一喊，发现这口号是韵文，就忍不住嬉笑起来。
刘书记说，严肃点儿！这个问题先留着，叫他以后老实交待。
第二个跳上台的叫三愣，是那个拿着红萝卜当枪使的二愣的胞弟。你说，你把你昧下的“白金龙”弄哪儿了？贺爷说，啥是“白金龙”？三愣说，你装啥迷瞪？就是俺哥从胡军长腰上拔下来的“白金龙”！贺爷说，哦，是那支白金小手枪，我把他送给韩钧司令了。三愣一听就跳起来，你咋把它送人了！那是我家的无价之宝，我家这辈子跟下一辈子全靠它哩！我不信，是你昧下了！贺爷说，你哥现在是解放军的连长，这事儿他知道，你问他就是了。财娃又领头高呼韵文：“贺雨顺，瞎胡弄，罪过推给韩司令！”
刘书记又说，你瞎喊叫啥哩？他要是推给了韩司令，罪加一等！
人堆里有个叫歪嘴葫芦的喊叫，你说，你跟“小花姨”那档子事儿为啥不交待？“小花姨”一趟趟跑到你家做啥针线活儿，一做就是十天半个月也做不完。她白天做针线，绣个蜜蜂采花心儿；夜晚也不歇着，再绣个花心儿招蜜蜂，累人不累人？你要老实交待！会场上一阵笑声过后，又是一片肃静。
贺爷脸上红了又白，白了又红，定了定神说，我年轻时候不自重，做过荒唐事，愧对乡亲，愧对祖宗，我眼下认了这个罪！歪嘴葫芦又喊叫，咋？只撂下两句话就拉倒了？一回回咋搞咋弄，都得从根到梢交待清楚！
贺爷像石头一样沉默着。真格的，三十年前他喜欢过那个闺女。他的心疼了。歪嘴葫芦不依不饶地叫嚷，说呀，一回回从头交待，坦白从宽！
一个十七八岁的愣小伙子却从人堆里跳起来，揪住歪嘴葫芦的棉袄领子骂起来，狗日的，你是斗谁哩？俺花姑奶奶出嫁都三十年了，孙子都一大群了，你还饶不了她是咋着？歪嘴葫芦说，对，对，一个愿×，一个愿挨！愣小伙与他扭打着滚成一团，会场秩序大乱。
刘书记喊叫，民兵，民兵，把他俩拉出去！
斗争会在一片混乱中宣告结束。刘书记讲话说，压在坡底农民头上的一块最大的大石头叫我们扳倒了，你们真正翻身了，做了主人了！
农会主席原是贺爷二哥手下的车把式，他一直坐在主席台后边的一个小板凳上，守着一个大冒狼烟的树疙瘩烤火，没有在会上讲话。民兵把贺爷押回奶奶庙时，他才跟到庙门前说：“三掌柜，咱农会不见你的面，有人心里不踏实，怕你啥时候一回来，背靠着你大儿子，站到十字路口一跺脚，坡底镇又会乱动弹。眼下，我看他们心里也该踏实了，你的态度不赖！”财娃也领着几个人追到庙门前喊叫，不能就这样拉倒了，他得把财宝交出来！
贺爷病了。他睡在奶奶庙的秆草地铺上，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刘书记有点发慌，急忙叫来一个中医先生给他号脉，中医说：“老天爷！这脉我还没有遇见过，咋像敲鼓似的，是按照一定的鼓点儿蹦的。”他眯着眼，号在脉上好大一会儿，又点着头说：“不错，是关爷庙里敲的那‘将军令’。”接着就口授药方说：“弄点儿关爷庙里的香灰，配上甘草熬汤，喝喝试试吧！”刘书记没好气地说：“去，去！”又连忙给县上打了电话。县上回话说，再坚持两天，就是走过场，也得像走过场的样子嘛！
石子媳妇给贺爷送了几天“罐儿饭”。贺爷不睁眼，也不张嘴。石子媳妇的眼泪滴在贺爷脸上，才用小勺子别开了贺爷的嘴，向他嘴里灌面汤。她看见，泪水正从贺爷眼角里涌出来。
半夜，贺爷又说起了胡话：“跑了，跑了，跑远了！”民兵晃醒了贺爷，问他：“你说啥跑了？”贺爷没有睁眼，说：“星星，关爷庙上的星星。”
刘书记又急忙给县上打了电话。县上说，适可而止吧，把他送到县上来。
民兵用担架送走贺爷时，石子媳妇慌慌张张跑过来。她借了邻居家的白面，烙了几张油饼，用手巾包着，塞到贺爷的担架上。贺爷欠起身子说：“石子屋里的，多亏咱家还有你侍候我，我这个当叔的谢谢你了！”石子媳妇一听就哭了，说：“俺要谢三叔哩，咱贺家的老人总算叫我孝敬了一回，俺还得好好活哩！”
财娃也领着几个农民跑过来，却叫刘书记拦住了。
财娃喊叫说：“那一缸元宝还要不要了？这复查不是白搞了！”
13.红色幽默
对于任何一个中共党员来说，这都会是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
一九五三年春天，毛泽东主席视察H省，姨父作为接待工作的负责人，陪同毛主席视察黄河，聆听了毛主席“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教导。姨父在他的《自述》中写道：“看到他老人家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倍亟辛苦，神采奕奕。多次聆听他老人家的指示和教诲，令人终生难忘。”但是，姨父又在《自述》中说：“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他老人家怎么带着一个大资本家李烛尘到处走？”省委、省府其他领导同志都在费尽心思，“破译”这个非同一般的政治谜语。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才豁然开朗，认定这是因为刚刚经过“三反”、“五反”，党内滋长了“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不敢和资本家接近。啊呀，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呀！我们务必触类旁通，做好对资本家及其他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
那么，在我们的统战工作中还存在哪些“左”的影响呢？齐楚苦思冥想后，忽地向省政府牛副主席责备自己：“我怎么忘了贺胜同志的父亲呢？他是豫西著名的民主人士，土改复查时受到群众的一些冲击，那是不得已的，后来怎么样了？我怎么忘了这件事情！”牛副主席说：“是呀，是呀！贺胜同志怎么从来没有向我谈起过这件事情？我只知道这位老先生胡子白了又跟着儿子闹革命，在太岳分区当过我们的谘议，陈赓将军还特意宴请过他哩！”齐楚感叹说：“咱们这个省政府只有我一个主席、你一个副主席，好多事情都堆在秘书长身上，再加上他的父亲受冲击，他竟能不声不响、任劳任怨，真是太难为他了！”
齐楚与他的秘书长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贺胜同志，令尊大人现在何处呀？”
“你忘了？他回去几个月，县里就把他送回来了。”
“哦，那就好！”齐楚如释重负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跟牛副主席商量了，安排令尊为省政府参事，不知你意下如何？”
姨父诚惶诚恐说：“有这个必要吗？”
“毛主席对大资本家李烛尘先生待以上宾之礼，还请他做国务院轻工业部的部长哩！难道像令尊这样对革命作出过很大贡献的人，就不可以当一当省政府的参事吗？参事者，参与政事之所谓也，难道不可以吗？请你就这一问题给令尊通通气，看他老人家有何意见？”
贺爷听了，却对我姨父说：“大可不必了！”
“爹，这是齐楚他们的意见！”
“已为阶下囚，怎作座上客？”
“阶下囚？言重了，群众运动有些偏激就是了，爹不要给群众怄气！”
“你爹还戴着‘地霸’帽子，判刑一年，正在监外执行。戴罪之身，何能为参事？”
姨父吓了一跳，“啥？你啥时候判刑了，我咋不知道？”
齐楚急让秘书向L县查明情况。L县回话说，那个判决不算数了。原来想，既然省里批准他回来接受批斗，总得挽个疙瘩了结，就判了他一年徒刑，监外执行，也好向坡底群众有个交待。刚把这个决定通知他本人，原豫西地委交通员、现任五区区长急向县委汇报，贺雨顺老先生当年是朱总司令亲自发电报任命的豫西专员，后来又是陈赓将军请到太岳根据地当了谘议，电文和请帖，我都亲眼见过！你们怎敢给他戴上“地霸”的帽子，还敢判他一年徒刑？你们干脆把伪省长刘茂恩送给他那顶“豫西祸首”的帽子再给他戴上，替国民党把他枪毙了拉倒！县委书记吓出了一身冷汗，没敢叫法院开庭，就急忙把他送回省城，交还给秘书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