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一
校改完最后一个字，对着即将送出的稿子，终于长长地舒出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长达十六个年头的一段创作旅程，总算有始有终地结束了。这十六年——从三十七岁到五十三岁，应该属于人的一生中精力最旺盛，也许还是创造力最强的一段岁月。在我而言，虽然不能说全部，但起码大部分都交付给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三部曲的创作了。在眼下这一刻，三月的和风不凉不热地吹拂到身上来，蒙上一层薄翳的淡淡阳光，在阳台外的绿树丛中弄影，我在电脑前坐下，准备写这篇《跋》的时候，首先涌上心来的是一种深切的庆幸——庆幸生逢一个太平的时世，使我在如此长跨度的岁月里，得以始终保有着一个虽有间歇，却基本上持续不断的创作环境，一种从容沉着的著述心态。而对于文艺创作，尤其是多卷本长篇创作来说，应当是十分必要的这种环境和心态，远的不说，起码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五十多年间，恐怕还没有过。虽然未经一一细考，不过我总想，那样一种动荡时世，必定使得好些具备这种能力、才华和抱负的作者，因此无法施展，终至赍志以没，抱憾终天。
不知道是否由于我的小说竟不自量力地也试图跻身于多卷本之列，而打算再现的那一段历史，恰恰又是一段充满着动荡、战乱、苦难和死亡的可怕历史，因而此刻我的这种感慨就特别强烈一些？
二
我的小说所试图再现的那段历史，确实属于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天崩地解”的乱世。它正值明清两个朝代更迭的当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都空前地激化，再加上新旧观念的对立和激荡，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交织成一幅色彩斑斓、惊心动魄的图景。其中邪恶与正义、征服与反抗、卑鄙与崇高、腐朽与新生、绝望与追求、野心与情欲，把这一时期种种色色的人性，展现得极其充分，又异常彻底。应当说，这样一个时代，远不能只由一部作品来表现，也绝不是一部作品所能包容得了的。因此，我所选择的，也仅仅是其中一个横切面。即从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士”的阶层来楔入，试图通过他们在这一时期所走过的坎坷曲折的道路，从一个侧面记录历史的一些足印，揭示某种发展线索。我是这样考虑的：就17世纪中叶那一场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巨变而论，如果说，也曾产生过某种质的意义上的历史进步的话，那么恐怕既不是爱新觉罗氏的入主中国，也不是功败垂成的农民起义，而是在“士”的这一阶层中，催生出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我国早期的民主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在当时是一种划时代的飞跃，而且它对皇权专制制度的无情的、系统的批判，在被清朝统治者摧残、禁锢了二百多年之后，仍旧以鸦片战争为契机，最终破关而出，而为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乃至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支援。一部作品，如果打算去寻找和表现那些代表积极方面的、能够体现人类理想和社会进步的事物的话，那么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合适的选择。
三
当然，小说毕竟是小说，光决定了立意还仅仅是有了一个出发点，要形象地加以表现，还必须有情节和人物。《白门柳》三部曲长达一百三十万字，其实只写了三年间的事情——明朝覆亡前夕的崇祯十五年三月到当年的十二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之后，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及其崩溃的崇祯十七年四月到次年的五月；以及同年六月到次年的五月，南明鲁王政权在浙东建立到全线溃败。我之所以把时空跨度作如此的紧缩，固然是由于这三年当中，社会的变动极其急剧，对立的各方短兵相接，矛盾冲突异常尖锐激烈，十分符合艺术创作必须高度集中的要求；同时也因为与之相关的主要人物的性格、行为、思想和面目，在此期间也暴露得最为充分而彻底，不但可以追溯其来龙，而且能够预兆其去脉。就完成人物的塑造而言，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运作空间。
此外，小说写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虽然上百，这些人物在书中所占的位置轻重各不相同，但贯串全书始终的核心人物其实只是五位——钱谦益和柳如是、冒襄和董小宛，以及黄宗羲。五位人物当中，钱、冒、黄分别属于“士”这一阶层里三种不同的类型，各有其普遍的代表性；柳、董则分属“名妓”这一特殊社会群体中的两种性格、追求各异的女性。当然，作为这群人的对立面，小说还以相当篇幅写到权奸马士英、阮大铖，以及降清明臣洪承畴，他们应该也属于第一层次的重要的人物。
四
随着近年来历史小说创作的繁荣，什么是历史小说的话题也再度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是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难有定论的问题。由于不同的作者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不同，特别是所持的哲学、历史观念各异，因此甚至连展开对话恐怕也有困难。当然，其实也不必着急，大可以继续各自实践，让读者和时间来进行验证。
不过，就我本人而言，却有自己所遵循的准则。在众多的“主义”和品类中，我更倾心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样式。也许这是因为我更愿意让自己的作品承当起传播历史的媒介作用，更希望让读者能够通过我的作品去多少了解人类前行的艰苦而壮丽的历程，去多少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之美。而要做到这一点，我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忠实地去再现历史，哪怕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主观愿望。为此，我在创作中，始终遵循严格的考证，大至主要的历史事件，小至人物性格言行，都力求书必有据。就连一些具体情节，也是在确实于史无稽，而艺术处理上又十分需要的情况下，才凭借虚构的手段。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带着镣铐的跳舞”未免过于自讨苦吃。但是我却觉得这正是弥补生活体验欠缺的最好办法。而且，只要善于挖掘和挪展，它较之向壁虚构更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当然，强调尽可能忠实地去再现历史，如果理解为仅仅是指的忠实地、形象地再现历史的事件和人物，我觉得，那还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作为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的文学作品，与以记录和解释进程为目的的教科书相比，与以普及历史知识为任务的通俗读物相比，应当具备大得多的容量，为读者提供远较事件（或人物）的运动过程丰富得多的东西。据我的理解，这些东西就是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当中，那些貌似琐细、却具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表现形式。如果把一部成功之作比喻为一架春意盎然的繁花，那么人物塑造的部分自然属于主体——花朵，而基本的历史事件恐怕算是起支撑作用的架子。只有经过作者以独特的审美眼光和敏锐的思想触角加以筛选和探究过的社会生活诸形态，才是扶持着花朵使之仪态万方的绿叶繁枝。这是作者显示其思想素养和艺术创造力的又一重要方面，也是使作品显得内涵丰厚、婀娜多姿的有效手段。因此，我在创作中，不仅十分注意历史事件本身的表现，而且尤其注意事件以外的历史生活的表现；不仅致力研究历史事件档案中记载了的东西，同时也力图旁及历史事件档案中所“没有”记载的东西。尽可能把目光放得广一些，笔势放得开一些，举凡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包括哲学、宗教、体育、建筑、习俗、礼仪、烹饪、科技、教育、法制、灾异等等，我都视为使作品的“枝叶”变得丰满繁茂的重要材料，并把他们充分调动起来为创作服务，当然，这绝不等于实行知识展览和材料拼凑。我的追求始终是：设法做到在上述平凡的社会生活诸形态中，发现具有美学价值的那种“不平凡”，也就是“道人人心中所有，写人人笔下所无”，并使之有机地糅合在艺术的总体描写之中。不过，追求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又是另一回事。这就只能留待读者去评判了。
五
小说创作，基本上是一种个体劳动。短篇如此，长篇也是如此。而长篇创作，特别是多卷本的创作，由于耗费时间的漫长和遭遇险阻的众多，尤其属于一种“孤独”的“长征”。在这个旅程中，来自各方面的支持、爱护和鼓励，对于作者来说，无疑是至为重要和十分宝贵的。时至今日，回过头去，我深深感到在以往十六年的漫长岁月中，如果没有许多前辈、上级和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或者为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创作条件，或者为编审书稿付出了心血，或者通过各方式使作者那经常陷于艰辛而疲惫的心灵受到抚慰和温暖，获得克服困难的力量，坚定前行的信心——那么这部小说是肯定无法得以最后完成的。值此机会，我谨向真诚地关怀过这部书的陈越平、林江、黄浩、于幼军；邢富沅、宋文郁、陈浩增、李硕儒、孙雁行、蔚江、骆军；黄秋耘、刘斯翰、饶芃子、蔡葵、黄树森、陈永正、高风、谷守女、陈国凯、徐俊西、李树政、林墉、林雨纯、林建法、陈志红、程文超、王晓吟、陈锦荣、张维、徐南铁以及其他未能一一具列的人士，表示由衷的谢意！
最后，我还要特别深切地感谢我的妻子叶红。是她在漫长的岁月中，作出了忘我的牺牲和奉献，我才得以在这个南国的美好春日里，终于如释重负地写下以上的话。
刘斯奋
1997年3月13日于广州梅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