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1
第一部分我认识了苗苗（图）
站在小便池的台阶上，吕大元对我说：“东文的女孩儿很漂亮啊，要不要我给你找一个做饭呀？”一九九五年，我认识了苗苗。我认识苗苗是因为马松，认识马松则是因为刘家明。刘家明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九五年五月的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如今在上海的一家电视台干编导。刘家明说他们要来南京拍一档节目，打算采访文艺圈内的一些人。我之外有江北、侯小强、马松，其中马松我没有听说过。
我问刘家明：“马松是谁啊？”
刘家明说：“马松啊。”语气明显有些不快，就像我那么问是故意的。他说：“他是画画的，在你们东南文艺学院当老师。”
两天后，在江北家的小院子里我见到了马松。刘家明带着摄像已经赶到了，侯小强也来了。马松坐在院子里的一棵枇杷树下，焗着黄头发，脑后扎了一个马尾巴。我们握了握手，算是认识了。
采访安排在室外，被采访的人依次来到那棵枇杷树下就坐，一个人接受采访时其他人则待在房子里喝茶聊天。直到全部采访完毕，摄像收拾机器，一干人由江北率领去附近的梅园餐厅吃饭。
席间的气氛很热烈。刘家明读大学时写过诗，参加过文学社，现在虽然不写了，但那根文学青年的筋还在，见到这帮写作搞艺术的朋友不免觉得亲切。他的话特别多。摄像有点被冷落，一个人低头喝着闷酒。马松端起酒杯，隔着桌子伸过去。
他对摄像说：“辛苦你啦！辛苦啦辛苦啦！”
两个人干了一杯啤酒，之后便聊了起来，所谈的内容与艺术无关，涉及摄像的专业。有马松照顾摄像，我们说起话来就更轻松自在了。
这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饭后，刘家明和摄像打车去火车站，因为是单行线，需要走到马路对面去。在马路这边大家握手道别，之后他们就过街去了。马松帮摄像拎着沉重的箱子，也跟了过去。他帮他们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打开后备箱盖，马松把箱子放进去。他扣上后备箱盖，然后走到车窗前，弯下腰。刘家明、摄像从里面摇下车窗，伸出手，和马松又握了一回。出租车启动，开出去了。马松站在原地，目送良久，直到看不见那辆车了，这才跨过马路过来和我们会合。
我们就在人行道上散了。江北回家，我和马松、侯小强同路走到街口。沿街一侧竖立着高大的铁皮广告牌，银光闪闪的，被一阵风吹得砰砰直响。
侯小强突然对我说：“马松他们学校的女孩儿很漂亮啊……”随后他转向马松，说：“徐晨没有女朋友，什么时候你帮他介绍一个呀？”
我很尴尬，因为和马松不熟，今天才是第一次见面。
我对马松说：“你别听侯小强瞎说，我有女朋友，他是自己想找女孩儿。”
马松嘿嘿一笑，说道：“有女朋友也没有关系啊，多一个也不算多。这事儿我来安排，完全没有问题的。”
说话间到十字路口，我们就此别过，分别打车回家去了。
第一部分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图）
弹奏前熄了灯，岳子清划着火柴点燃了琴桌上的一根大蜡烛，嘈杂声顿止，古琴声扬起。一周后，我接到了马松的电话，他告诉我晚上他们学校有舞会，让我务必参加。见我有点犹豫，马松说江北、侯小强他也通知了，到时候都会去的。马松没有提给我介绍女孩儿的事，我多少有些放心。
最后他说：“你最好下午就来，我在美术系大楼的画室等你，这儿有几个哥们都是很不错的。”
按照马松指示的路线我去了东文，很顺利地就找到了美术系大楼。看见马松时，他正蹲在一楼的走廊里钉一只大木箱，见我来也没有起身。马松解释说，北京有他的一个画展，有一批画要弄到火车站去托运，他已经联系了一辆三轮车，马上就到，把画搬上去就没事了。马松让我先去二楼看展览。直到这时我才知道，美术系有一个毕业学生作品展，舞会是借展览的名义安排的。
展览在二楼的一间大教室里，我进去的时候，几个看画的人回过头，由于不认识我又转过去了。教室中间有一张几张课桌拼成的大桌子，上面放着不少高脚酒杯，排列得犹如方阵，里面盛着颜色不同的酒水饮料。桌子的一头，靠门边的椅子上坐了一个女孩儿，看见我，她的脸上马上浮现出热情的笑容。恍惚间，我觉得她很美，很漂亮，有点儿不敢正视。那女孩儿穿着裙子，跷着二郎腿，小腿很白净，脚上是一双塑料拖鞋。跷着的那条腿上拖鞋在脚上只挂了一点，晃悠着。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只酒杯，显然是她喝的。
女孩儿放下跷着的腿，对我说：“你是徐晨吧？我叫向丽。”
向丽说：“我见过你的照片，在《华灯初上》里面。”
《华灯初上》是我正式出版的惟一的一本小说。
我握住向丽伸过来的手。那手又小又薄，在我的手指上捏了捏，随即放开了。我在想，这不会是马松给我介绍的女孩儿吧？这么想了一下之后我就很不自在了。
我和向丽聊了一会儿，马松他们就陆续到了。最后是吕大元——马松在东文最要好的哥们，我们握了握手，寒暄了一番。吕大元问我要不要看看画？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只顾应付众人，还没有去看展览的作品。于是我站起身，在房子里兜了一圈。等我看完画，吕大元一声招呼，大家就放下酒杯离开了房间。
外面天已经黑了，我们由吕大元率领去他家里吃饭。马松他们显然是熟门熟路，一路吵嚷着。吕大元的老婆李茜笑脸相迎，凉菜已经上桌了，餐具也都摆放整齐。大家围着桌子坐下，马松忙着找开红酒的工具。我是第一次来，难免有些拘谨，李茜不断地往我前面的碗里夹菜，其他人也都劝我多喝一点。江北开玩笑说，今天是沾我的光，平时来吕大元家混饭也就是一碗面条就把他给打发了。我不免有点受宠若惊。
饭后，在吕大元家的客厅里坐了一会儿，抽了一支烟，吕大元一声招呼，一帮人又出门去了。我们再次来到黑暗的校园里，沿着那条来路向美术系大楼走去。吕大元和我走在前面，其他人落后。在一个岔路口，吕大元问我要不要方便一下？其实我并没有很强烈的需要，但还是随他拐上了岔路。
我们来到一栋破旧的三层楼里，进了一楼的一间公厕，里面很昏暗，没有灯，只是从破裂的窗户处漏进一些路灯的光线，照着地上的水迹便纸。刺鼻的尿臊味儿扑面而来。
站在小便池的台阶上，吕大元对我说：“东文的女孩儿很漂亮啊，要不要我给你找一个做饭呀？”
我不免警惕起来。看来，他们给我介绍女孩儿的意思还是有的，至少他们认为我有这样的意思，来东文是为了找女孩儿。
我对吕大元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吕大元说：“不在南京吧？”
我说：“是不在南京。”
他说：“那就是了，在东文找一个做饭的女孩儿，总得有人帮你做做饭吧？”
我想起在他家吃的那顿热乎乎的晚饭，想起美丽撩人的向丽，似乎和吕大元的说法有些隐约的联系。这时两人都尿完了，抖了抖，拉上裤链，然后我们就从厕所里出来了。
第一部分搜寻苗苗的身影（图）
苗苗一只手揽着鳄鱼的后背，一只手在它的肚子上摸来摸去。她笑嘻嘻地对我和于朝晖说：“它真凉快呀，你们也来摸摸看。”白天展出作品的大教室已经变样了，中间的大桌子被撤掉，沿墙四周放了一些椅子。房子里没有开灯，有人点了蜡烛，立在墙边的水泥地上，每隔一米左右就有一支。烛光把巨大的人影投射到墙壁和上面的顶上，晃晃悠悠的。来了不少人，音乐也响了起来。尚有一些椅子空着，吕大元招呼大家过去坐下。马松去门边拿啤酒，那儿的桌子上堆着成捆的啤酒，马松拿了几瓶，用牙齿咬开瓶盖，递给我们。我握着啤酒瓶，一面喝一面打量着从门口不断拥入的男女。
其中有一些是吕大元、马松的同事、学生或者朋友，他们互相打着招呼。有几个人被特地拉了过来，介绍给我。被介绍的人想必和吕大元、马松关系密切，或者他们认为值得介绍一下。我忙着和这些人握手，至于他们到底谁是谁，由于很嘈杂，最后也没有弄清楚。
过来了一个女孩儿，吕大元介绍说：“这是苗苗，岳老师的女儿。”又对那女孩儿说：“他是徐晨，写小说的，作家。”
女孩儿冲我嫣然一笑，笑容灿烂之极。她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定了一下，之后就走到一边去了，就消失了。
舞会正式开始，大家成双成对地跳起来，大教室里挤得满当当的。我们这帮人也都下去跳了——除了我，但总有人坐在我的旁边，留下来陪我说话。向丽最忙，几乎没有歇息过，我们之中只有她一个女的。后来李茜来了，情形有所改善。
吕大元问我：“你怎么不跳舞？”
我说：“我不会跳。”
吕大元说：“应该学一学啊，带一带就会了。”
他让李茜过来邀请我，我说什么也不肯，他们也就不再劝了。
中间播放了两支迪斯科舞曲，所有的人都下去跳了。墙边的椅子空出来，上面堆放着衣服和女孩子的挎包。我孤零零地坐着，觉得有点尴尬。越过狂舞的人群我看见了墙上挂着的展览作品，此刻一概黑乎乎的。大家跳得尘土飞扬，我醉眼蒙眬地开始搜寻苗苗的身影。
其实，在跳交谊舞的时候我已经这样做了，从苗苗消失以后我就这样做了，我一直在寻找苗苗。但由于光线的原因，由于混乱，我不能十分肯定。我觉得有一个女孩儿很像她，和一个小伙子抱在一起跳得很热烈。我在想，小伙子一定是她的男朋友，这么想的时候我竟然有点失落。当然啦，也不一定是她。即使是这个可能是她也可能不是她的身影我跟踪了一段后也消失了，我失去了目标。
跳迪斯科的时候，我似乎又发现了苗苗。我觉得她跳得真好啊，每蹦一下小腿都会向后一钩。这个动作很富有特征，让我觉得美不胜收。但，这个特别的动作属于苗苗吗？那个小腿钩来钩去的女孩儿是她吗？我拿不准了。后来这个女孩儿也消失了。她消失了是不是等于苗苗也消失了呢？也许苗苗早就离开了，和那个小伙子一道。直到舞会结束，我的心情始终患得患失的。
第一部分我的童男之身还是她破掉的
我的确有女朋友，她叫朱晔。我和朱晔的关系到我认识苗苗时已经维持了五年，认识苗苗后又是一年，一共六年。
前四年，朱晔在南京读书，我们认识的时候她读大四。为了能和我在一起，朱晔考了本校的研究生（本来她是准备去北京的）。研究生毕业，朱晔回了老家，计划取道苏州去美国留学，她的父母在苏州有不少关系，可望能够帮上一些忙。
这是九四年发生的事，到九五年我认识苗苗时朱晔已经在苏州待了一年了。她一面工作一面复习英语，留学的事据说也办得有点眉目了。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朱晔有过一个留在南京工作的机会，当时她征求我的意见，我鼓励她还是先回苏州，然后去国外读书。我的理由是，她是一个喜欢学习也善于学习的人，在专业上可望学有所成，不能因为我而耽误了。但实际上我有难言之隐。朱晔听从了我的建议，回苏州去了。她显然有点失落，因为我没有要求她留下来。
我的难言之隐现在可以坦白了，就是朱晔的性冷淡。她的性冷淡非同一般，是非常彻底的那种。我们在一起六年，做爱大概不会超过十次，并且大部分都集中在刚谈恋爱的那一年里。朱晔和我有性关系以前是一个处女，她也没有料到事情会是这样的，没做爱以前她甚至想入非非。
…………但试下来之后就不行了，朱晔说疼。当然啦，她认为这是因为自己第一次的缘故（我也这么认为）。
朱晔安慰我说（多么好的女孩儿）：“多试几次就会好的，第一次总是要疼的，不疼就不正常了。”
此后的一周里我们又试了几次，朱晔的疼痛不但没有减弱，反倒加剧了。
我怜香惜玉，小心翼翼的，每动作一下都会问对方：“疼吗？感觉怎么样？是不是疼得很厉害啊？”
我和朱晔做爱，没有一次是很彻底的，更别说是酣畅淋漓了，往往因为她过于不适而半途中止。…………朱晔脸色煞白，汗如雨下，从物理角度说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怀疑她得了神经官能症，否则又该怎么解释呢？
我们没有去求医问药，朱晔是学生，我们并没有结婚，去医院检查她会不好意思。但我们还是查阅了有关的书籍，去性用品商店里买了谐美灵之类的润滑剂，做爱时一用就是一大管，但还是无济于事。朱晔紧咬牙关，让我进入，自己除了疼痛感觉不到任何的快活。事情到了这地步，我也只好放弃努力了，即使勉强做一下，看见她痛苦不堪的样子我也会快感全无的。后来我们就完全不做爱了，不再尝试。但我们仍然躺在一起，直到朱晔研究生毕业离开南京。
朱晔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儿，发育很充分，皮肤尤其白皙，甚至于丰乳肥臀。和这样的一具极具诱惑的身体躺在一起，紧挨着，但不能享用，是一种怎样的折磨呵？我夜不能寐，浑身燥热，有时半夜从床上坐起来拼命地吸烟，一抽就是大半包。夏天的时候跑进卫生间用冷水冲澡，一夜要冲好几次。一年以后我才逐渐地平静了（不平静也不行呀），彻底地断了念头。
朱晔在学校里有宿舍，但她不去住，她喜欢睡在我这儿，躺在我身边。这是因为爱，她爱我。我如此备受煎熬也是为了爱，我爱朱晔。睡不着的时候我会想，要是她住在宿舍里，不和我睡在一起反倒是一件好事。但这话我说不出口。关于做爱和睡觉的事我们都避而不谈，几年下来互相之间已经有足够的默契了。
朱晔的性冷淡比较绝对，不仅不能做爱，就是拥抱接吻这样的亲热她也很不习惯，乃至反感。
一次我和朱晔接吻，把舌头伸进她的口腔里，她推开我说：“别这么狂！”
晚上躺在床上，朱晔的胸部避开我的抚摸，她说怕痒。她不仅胸部怕痒，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不怕痒的。睡觉时朱晔蜷着身子，脸冲墙壁，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最多我也只能把一条手臂搭在她的后背上，并且整夜都保持不动。
我们的拥抱也很仪式化。朱晔穿戴整齐，最好是冬天，隔着厚厚的棉袄我非常规范地拥抱她，实际上拥抱的是她的那件棉衣。就那么抱一下，绝对不能用力，把她揽在怀里或者抱离地面。如果我这么做，朱晔便会尖声惊叫，就像遭到强暴一样。她推开我的力量非常之大，使我不免踉跄，之后朱晔又会向我道歉，说自己完全不是故意的。我信。
但朱晔喜欢挽着我走路，表现得很主动。她紧紧地拉着我的一条胳膊，渐渐的加上身体的全部重量，我的领口被她拉得歪斜过来，像绳套般地勒着脖子，我不免感到非常窒息。说话时朱晔喜欢触碰我。一次吃饭，我正端着一碗汤，她一面对我说话一面摇晃我的胳膊，汤都洒出来了。这些亲昵的动作说明她还是爱我的，因此我越发的迷惑了。
对朱晔的性冷淡，我不禁感到很内疚。她是处女，在我之前没有和男人做爱的经验，我就不同了，有过一次为期不到两年的婚史，也交过女朋友。按说我应该经验丰富，也的确如此。但我的经验只局限于做爱，并不知道怎么对付处女。我的前妻碰见我的时候已经不是处女了，我的童男之身还是她破掉的呢。
我觉得和朱晔的这个头没有开好，要是换一个男人或者换一种正确的方式（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也许就不会这样了。我总是这么想，这么提醒自己，在极端的压抑中坚持了六年应该与此不无关系。
第一部分她的裸体我已熟视无睹
我们不做爱，但有其他的身体交流方式，这一方式也是逐渐摸索发展起来的。
朱晔脱光了，让我帮她抓背。我张开五指，顺着她那奶油色的后背一路抓下去，指甲所到之处，在朱晔的皮肤上留下了一道道血红的红杠。我不仅抓她的后背，也抓她的屁股、大腿、小腿、肩膀和手臂，全身上下无处不抓，但乳房和下身是被禁止的，属于不可接触的敏感区域。如果不小心碰上了，朱晔便会极度紧张，她本能地把我推开，或者用手死死地护住。
整整四年，多少个夜晚，我们躺在床上抓挠不已。朱晔闭着眼睛，喉咙里发出轻微的哼哼声，说明她很受用快活。有时候也不出声，她捧着一本书靠在床头，一面看，一面接受我的抓挠。我瞥眼看她，发现朱晔盯着书本，眼珠却不转动。她瞪着书页的某一处，屏息凝神，体会着，洁白的牙齿露出了一半，轻轻地咬着下嘴唇。
抓挠活动中，我是服务性质的，与对方接触的部分是指甲，而指甲没有神经和触觉，这和我用一把梳子去梳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还真的尝试过梳子，朱晔依然感到很舒服，甚至快感更强烈，至少也是别样的。当然她感到有些过意不去，因此只试了不多的几次就又换上了我的手（准确地说是我的指甲）。
因为这日常的抓挠，我特意留了长指甲，并且经常用指甲刀修剪。修剪后我的指甲不长不短，既尖锐又圆润，剔得干干净净的。这套修剪指甲的技术也是朱晔传授给我的，她对我身体的关注基本上集中在我的指甲上。
抓背时我喜欢开灯，朱晔要看书，我要看她。我的愉悦——如果有的话，基本上来自我的视觉。并不是我想看朱晔的裸体，她的裸体我已经看过无数次了，早已熟视无睹。幸亏是这样，要是每次看见她的裸体都会激起我的性欲又无法满足的话，那不是活受罪吗？我之所以喜欢开灯，是想看见自己抓挠的效果。朱晔的皮肤之白实属罕见，在这样的底色衬托下抓挠后红杠逐渐泛起，经久不退，的确是鲜美异常的。我随心所欲地抓挠着，欣赏着那纵横交错的抓痕。后来我干脆开始在朱晔的身体上写字画图，她的皮肤是纸，我的指甲是笔，无须其他纸墨。
作为回报，朱晔也给我抓背。我感觉到舒服，但觉得可有可无。我觉得抓背就像是挠痒，本来不痒的地方经她一抓就痒起来，本来痒的地方一抓就不痒了。除了挠痒的作用，我体会不到其他的快活，并且朱晔一抓不免唤起我更深切的愿望，因此还是多抓她少让她抓比较好。
朱晔抓我，也不完全是为了我的快活，很大成分是给我做示范。经过她的抓我才明白应该怎样抓，她是如何抓我的就是想让我如何抓她，这方面我并不缺乏领悟能力。
朱晔是抓背高手。据她说，从小就目睹父母互相抓背，当然不是脱光了抓，而是隔着衣服把手伸进去抓。
爸爸读报纸的时候会对正在看电视的妈妈说：“我背后有个地方痒，你帮我抓抓。”
妈妈于是开始帮爸爸抓背。有时爸爸也帮妈妈抓，他们也会让朱晔帮着抓，也会帮朱晔抓（如果她觉得背后痒痒的话）。可以想象，一家人互相抓挠不已，从朱晔的孩提时代直到她考上大学来南京读书。当然他们只是抓背，只是挠痒，不像我抓朱晔这样不管浑身上下，还在对方的身上写字。
无论如何，朱晔训练有素，她的爱好是有根源的，并且在她的手里被发扬光大了。
第一部分那女孩儿远不如朱晔漂亮
其他方面，我和朱晔还比较正常。感情上她很依恋我，即使是回苏州的那两年，她和我的联系仍很频繁，几乎每周都给我写信。信上朱晔无话不谈，和父母的相处以及准备出国等等的情况，只是我们很少见面。
苏州到南京的距离不算远，火车只须四小时，朱晔来南京办事才会顺便看望我，见上一面。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两年中只有两次，最后那次是她出国前，来南京办有关的手续。而我是自由职业，无任何公干的机会，如果特地去苏州看望朱晔又动力不大。我们已经过了热恋期，而且即使去了也不可能做爱。这时我已决定疏远朱晔了。
一次，朱晔的奶奶在老家病逝了，爸爸、妈妈前去奔丧，朱晔留守苏州。她打电话给我，让我过去陪她几天，按说我应该义不容辞的，但我竟然拒绝了。朱晔虽然悲痛（她是奶奶从小带大的），但也没有和我计较什么。
她说：“不来就不来吧，我知道你有自己的事。”
苗苗这时候还没有出现，但我已经下决心离开朱晔了，只等后者出国。我对朱晔出国留学的事尤为关心，每当电话或书信联系时总要问个不停。奶奶去世，朱晔心情悲伤，加上孤单，很想和我聊聊小时候在老家的事。
我把话给岔开了，问她说：“你联系的学校怎么样啦？”
朱晔便一五一十地说起来。
我决定离开朱晔，也不完全是性方面的原因。经过这些年我已经比较适应了，不再像当初那么的焦虑和迫切。我觉得，性的问题和感情密不可分，按通常的理解，朱晔的冷淡说明她并不爱我，至少，这是解释之一。也许她碰上喜欢的男人就不一样了，也许，碰上任何男人她都这样。到底是哪种情况呢？我不得而知。如果我和朱晔结婚，白头偕老，就永远不会有答案了。
和朱晔交往的后期，我常常莫名其妙的伤感，心里惶惶不安，充满了热望。我真想好好地恋爱一番，真实地，深入地，轰轰烈烈地爱上一次。走在大街上，看见那些年轻可爱的女孩儿，我很想为其中的一个遮风挡雨。说实话，很难再有女孩儿能长得像朱晔那么漂亮了，我们相处已经四年了，但她出众的美丽始终让我耿耿于怀。这大约也是我能在无性的关系中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吧？
朱晔身材高佻，皮肤白皙，眼睛尤其好看。如果她的脸不动看向一侧，漆黑的眼珠便会转进里面，只留下缺月似的一块。朱晔的表情既认真又孩子气，鼻子精巧，略微上翘，学校里追求她的人不多，不是因为朱晔不够漂亮，而是过分的漂亮了，吓退了不少人。
据说一个画画的小伙子听说朱晔很漂亮，和朋友打赌，一定要追上她。见面后小伙子愣住了。他对她的评价是，像一个仙女，整个一仙女。小伙子给朱晔画了一张素描，从此就再也没有音讯了。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儿在身边，四年来出双入对，我的虚荣心不禁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我已经三十五岁了，对女人有了一定的经验，如果再让我碰见朱晔这样的女孩儿，只须用眼睛一掸，便能立刻断定，她是性冷淡。我会像画画的小伙子那样对朱晔敬而远之的。可在当时我不懂这些，这个看上去超凡脱俗仙女般的女孩儿深深地打动了我，即使经过了这些年她的美丽在我的心目中也没有丝毫的减损。我只是觉得，朱晔过于干净、清凉了。而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那些年轻的女孩儿总让我觉得她们裸露出衣服的部分（脖子、胳膊、小腿）上冒着袅袅的热气。我知道这是幻觉，但这幻觉很真实。她们很热，热气蒸腾，像我一样。
一次，我的打印机坏了，抱到珠江路去修，很快就修好了。电脑公司的出纳收钱、开票，正好一个女孩儿进来找出纳聊天。那女孩儿很年轻，皮肤有点黑，但我觉得她的身上有某种东西。她跪在椅子上和出纳说话，不时地会瞟上我一眼。我心头一热，不禁想，要是能和这样的女孩儿谈谈恋爱那该有多好啊！然后我就抱着打印机出门去了。我边走边自作多情地想，女孩儿肯定在看我。
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都知道那女孩儿远不如朱晔漂亮，但我看见了她身上冒出的袅袅的热气。
第一部分互赠名片
对吕大元他们我也许有所误会，人家并没有给我介绍女孩儿的意思，只是想结交我这个朋友，也许有点投其所好，最多如此了。事后我想，我来东文的最大收获不是认识了向丽，甚至也不是认识了苗苗，而是认识了吕大元这帮人。大家都是“搞艺术”的，又都在南京，彼此认识是早晚的事。江北、侯小强早就和他们来往密切，尤其是江北，已经在东文玩了好几年了。他拜岳子清为师，学弹古琴，岳子清便是苗苗的父亲。也就是说，进入东文在我是命该如此的事，即使没有刘家明我也会认识这帮朋友的，也会通向苗苗的。当然啦，那是另一条路线了。
东文舞会后一周，外地来了一位写东西的朋友老麦，我领他去见江北。走进江北家不免吃了一惊，一屋子的人，并且除了江北都是女人，江北的老婆覃海燕、他们的女儿贝贝，苗苗和向丽竟然也在。江北告诉我，今天是贝贝的生日，中午他们在岳子清家吃的饭，饭后苗苗拿了照相机去东文校园里给贝贝拍照片，正好向丽路过，被他们叫住。江北一家回家时苗苗、向丽也跟过来玩了。
苗苗和我们打了个招呼就不见了，覃海燕、贝贝后来也不知去向，大概她们一道逛街去了。房子里只剩下我、江北、老麦和向丽。江北和老麦开始谈文学，向丽似乎很有兴趣，我则有些心神不宁。我坐的位置正对窗户。后来，我再次看见了苗苗，在窗外一晃而过，大概她们逛街回来了，说笑声一直进到房子里，但人没有走进客厅。窗户空了出来，依然是那棵枇杷树，静静地伫立着。过了一会儿又出现了苗苗的身影，她背对窗户，似乎在想什么，然后又走开了。如是几番，有时候苗苗在窗外，有时候她不在。她待在院子里，位置游移不定。苗苗在干什么呢？我想不明白。
直到天黑，苗苗都没有进来过。
晚饭是在梅园餐厅吃的，江北订了一个包间，大家围着一张大圆桌坐下来，苗苗坐在我的对面。包间里灯光明亮，我看她看得很清楚。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清楚地看见过苗苗，不免有些紧张。这样的位置和角度，苗苗也可以清楚地看见我，弄不好的话难免四目相对。我的左边是江北，右边是老麦，他们仍在热烈地讨论着。
老麦一年多以前皈依了基督教，受了洗，和以前相比已经判若两人，据说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布道，果不其然，这会儿问题已从文学转移到了宗教信仰上。老麦认为只有一种区别，信和不信，信的人就置身光明，而不信的人就只能身陷黑暗了。
于是江北问他说：“你凭什么知道那就是光明呢？”
老麦说：“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不是理性所能解决的，只有信了才知道。”
江北说：“只有知道了才能信，按你说的话，只有信了才知道，难道盲目的信仰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不够多吗？”
老麦说：“信仰必须冒风险！”
两人你来我往，越说越激动，有点像在吵架了。如果没有苗苗在场，我也许会对争论感兴趣，说不定还会加入辩论，但因为有苗苗，我觉得他们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有些莫名其妙。倒是向丽，不时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显得很活跃。苗苗始终安静地坐着（我一直在观察她），瞪大了眼睛，目光平直，是聚精会神还是在发愣呢？我就不知道了。她吃得很少，筷子大部分时间都架在面前的小碟子上。
我上了一趟厕所，回来时从侧面看见苗苗，她坐得很直，腰背挺着，身体呈现出一个向内的弧度。这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苗苗就这么一直挺直上身，甚至很少移动。我在想，这真的很难得啊！
借着酒劲，我端起杯子伸过去，对苗苗说：“苗苗喝酒！”
苗苗拿起杯子，和我碰了一下，然后喝了一口。碰杯的时候她仍然端坐不动，姿势没有任何变化。为了不至于显得过于突兀，我和向丽、覃海燕也碰了杯，甚至拿着酒杯在六岁的贝贝的可乐罐上也碰了一下。
这一轮碰杯恰是时候，覃海燕对江北、老麦说：“喝酒喝酒，别光顾了说话。”
江北拿起杯子，对老麦说：“喝酒喝酒。”
老麦说：“我只喝饮料。”
江北说：“操，你们信了的人就是不同，真没意思。”
老麦说：“不同的地方还有很多啊……”他拿起椰汁和江北碰了一下。
气氛不再那么紧张了，大家都恢复了必要的幽默感。
饭后大家一路散步，向公交汽车站走去。老麦回招待所，他对酒吧、卡拉OK之类的夜生活不感兴趣，说要早点休息。苗苗、向丽回学校，我和她们同方向，可以乘同一路汽车。
路上，江北、老麦继续辩论，向丽对争论有兴趣，和他们走一排。覃海燕带着贝贝落后。不知怎么的，我和苗苗走到了一起。
很长时间里我们沉默着，后来我问苗苗：“你是南京人吗？”
她回答说：“不是，我从小在西安长大的。”
我说：“是吗？我在西安读的大学，待过四年。”
苗苗说：“我妈现在还在西安。”
只说了这么几句话就到了车站。老麦的车先来，他上去后通过车窗向大家挥手道别。
不久我们的车也来了，临别时江北对我说：“替我送送两个小妹妹。”
我和苗苗、向丽上了车，向车尾走去，在最后一排座位上坐下来。公交车摇晃着向前驶去，车厢里的灯熄灭了，沿途的路灯和商店里的灯光照射进来，乘客包括售票员一概沉默不语。这趟车很空，没有站着的人，从我们所在的后排能看见前方尽头司机黑沉沉的背影。苗苗靠窗，坐在最里面，向丽挨着她，我坐在最外面。
向丽问起我对今天江北、老麦争论的看法，我应付了几句，然后不失时机地掏出两张名片，一张递给向丽，一张越过向丽递给了苗苗。她们都说了声“谢谢”。
向丽把我的名片放进她的挎包，之后摸出一支笔、一个小本子，用包垫着，在黑暗和颠簸中写了她的寻呼机号码。她撕下那页纸递给我。苗苗则拿着我的名片，脸始终向着窗外。我觉得她的动作几乎是下意识的，如果她的手一松（这完全可能），我的名片就不知所踪了。
第一部分一年里我再也没有见到苗苗
我认识马松是九五年五月上旬的事，一周后我去东文参加舞会，认识到了苗苗，舞会后一周，在江北家里我再次和苗苗不期而遇。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接下来的一周，它来了，又过去了，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之后又是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我再也没有见到苗苗，也没有听到她的任何消息。
我经常往东文跑，往江北家跑，和马松、吕大元都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就像约好了似的，从不说起苗苗，他们不说我自然不便主动问起。
一年中，我有过两次和苗苗的“接触”，不是见面，也不是听说她的消息。我只是得知此人的确存在，就在南京，并不是我的主观臆造。
一次朋友聚会，都到齐了就缺江北，打电话到他家里，覃海燕说江北去岳老师家了。
我向覃海燕要了岳子清家的电话，拨过去，一个女孩儿圆润的声音问：“你哪位？”
我说：“我是徐晨，你是苗苗吧？”
对方“哦”了一声，顿了一下说：“是啊。”
我说：“江北在你家吗？”
苗苗放下电话，去找江北。
这是我第一次和苗苗通电话，我觉得，她的那声“哦”意味深长，表示惊讶、出乎意料，说明她还记得我，或者忘记了但又马上想了起来。
另一次在云龙画廊，一个搞摄影的朋友办个人影展，请了不少人，我也去了。这样的场合多半能见到马松他们，也许我还指望碰见苗苗吧？实际上，类似的机会有很多，但没有一次苗苗曾经去过。这一次仍不见她的人影，岳子清却意外地来了。
这是一个个子不高壮实和气的中年人，大约五十多岁，宽宽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我心里想，他就是苗苗的爸爸啊！影展开幕式后，摄影家请大家吃饭，岳子清也留了下来。
席间，我上了一躺厕所。厕所不在饭店里面，需要出门走过一条小街。我上完厕所回饭店，碰见岳子清也出来找厕所，我担心他找不到，陪着他走了一段路。岳子清沉默寡言，小街又很短，途中我们很少说话。他没有提起苗苗（这很正常），提了几句江北，似乎他从江北那里也听说了我，我不免有些受宠若惊。
和苗苗的两次“接触”如上所述，这之外就没有任何关于她的信息了。这是现实世界里的情形，而在非现实的通灵世界里，我们还有过一次“接触”。
九五年夏至那天，我请梁二去了城市猎人。
梁二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的交情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并无任何特异之处，后来有一个机缘梁二开始练气功。他从练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的感觉以及进展。十多年过去了，梁二从简单的透视人体到预测未来乃至感知鬼神世界，是一步步地走过来的。听梁二谈气功就像迷信，其用词和逻辑和我的理性十分不符，但出于对他本人的信任（梁二是我见过的最诚实的人），我不免将信将疑。
练功的人讲究节气，据说这天练功的效果特别好，气感特别强。我请梁二喝酒这天恰逢夏至，一杯冰啤酒下肚后他说：
“今天我的感觉特别好，我们看点什么吧。”
我说：“好啊，就看看这酒吧的生意怎么样吧。”
梁二张目凝神，约莫半分钟，呼出一口气，然后说：“生意不太好，上面被一个像锅底一样的东西压着，如果能破除掉生意就会好起来。”
可不是，城市猎人开张一年多了，生意一直很清淡，就说今天吧，楼下只有两三桌，二楼根本没有客人。
梁二喝了一大口啤酒，对我说：“还是看点你关心的东西吧，比如女孩儿。”
我有点吃惊，他怎么知道我最关心女孩儿的事呢？我告诉梁二，不久前我在东文认识了两个女孩儿，见过两面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我让他帮我看看以后的事，梁二说：“好，先看第一个。”
我说：“要不要介绍一下她们的情况？”
梁二说：“不需要，你心里想着就行了。”
于是我开始回忆向丽的模样。
过了一会儿，梁二说：“下一个。”
我丢开向丽，开始想苗苗。
梁二看完后没有马上说话，他让服务生拿来一张纸、一只笔，就着烛光在纸上画起来。
一面画他一面说：“这是你和第一个女孩儿的信息，两个人互相靠近，但最后也没有碰上。”
我拿过那张纸，只见上面画了两条线，像两个背对背的括号——“）（”。然后梁二又开始画我和苗苗的信息，画好后我拿过来一看，不禁大喜过望。纸上的两条线（分别代表我和苗苗的信息）纠结在一起，像拧麻花似的，也像两个上下连着的“8”。
我问梁二：“是不是说我们会合在一起？”
梁二说：“是。”
我又问：“是不是说我们会纠缠不休？”
梁二说：“是，信息是这样的。”
我说：“谢谢谢谢！”把手伸过去和梁二握了一番。
对方吃了一惊，也难怪，二十多年的朋友了，我们何曾握过手呢（太见外了吧）？我和梁二如梦似幻地隔着桌子握了一把手，之后，我就将那张小纸片折了折，放进上衣口袋里了。
第一部分迷离而动情的目光
如果梁二所说的我和向丽的信息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我和苗苗的信息也就错不了。接触向丽并不难。
一次我和小夏、侯小强在一家饭馆小聚，坐下后侯小强便说：“几个爷们聚什么聚？怎么样，把向丽叫过来？”
我说：“好啊，我有她的寻呼机号码。”
我找出向丽撕给我的那张纸，去柜台上呼了她。很快向丽就回了电话，我说我是徐晨，她似乎挺高兴。
向丽说：“你给我的好像不是这个号码呀？”
我说：“我和侯小强、小夏在吃饭，这是饭店的电话。”
侯小强提醒我让向丽再带两个女孩儿，我这么对她说了，向丽笑了起来，说：“你们这帮色鬼！我尽量吧。”
我很想让向丽叫苗苗，但没有说出口。挂完电话后我在想，没准她真的就把苗苗带来了呢？眼前不禁浮现出那天晚上她俩手挽着手离开的情景。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向丽到了，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儿，但不是苗苗。她们在学校里已经吃过饭了。
侯小强又叫了不少酒，加了几个菜，一帮人接着喝。两个女孩儿都抽烟，喝酒也很生猛。向丽教给大家一种新的喝法，叫“深水炸弹”，就是把一小杯白酒连着杯子一起沉入到一大杯啤酒中，白瓷小酒杯摇晃几下便沉了下去，白酒和啤酒于是互相混合。这种酒喝起来一股白酒的气味。
侯小强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说：“好啊好啊，深水炸弹好！这个名字好！有力度，好啊好啊……”
我们猜火柴棍，输了就喝“深水炸弹”。向丽忙于炮制，她要了六七只小酒杯，都倒满了白酒，放在一边候着。直到饭店关门，大家都有点喝多了，之后一帮人摇摇晃晃地去了我的“工作室”。好在很近，几步路就到了。
一进门小夏就说他想吐，进了卫生间，向丽带来的那个女孩儿也跟了进去。他们进去后反锁了卫生间的门，再也没有出来过。侯小强的方式比较老套，他建议跳舞，并且是贴面舞，理由是夜深人静的，跳别的花样难免会惊扰楼下的邻居。我打开收录机，卡入一盘磁带后就进了用于会客的北屋，靠在沙发上头疼欲裂。
从我的位置可以看见过道里的侯小强和向丽，他俩搂在一起，侯小强拼命地把向丽往朝南的卧室里推。他的整个身体都压向了娇小的向丽，后者一只手挡在胸前，上身后仰，几乎成了弓形。两人一言不发地搏斗着，有几次侯小强差点就成功了，向丽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卧室的黑暗里。最后向丽还是挣脱出来，一缩身钻进了北屋。她在我身边的沙发上坐下来，侯小强再过来拉她，她就怎么都不肯起来了。
向丽说：“我要和徐晨讨论问题！”
侯小强无奈，只好也在北屋里坐下。他半躺在对面的长沙发上，双手交叉在小腹前，闭上了眼睛，是真的睡着了还是在假寐？我就不知道了。
房子里安静得出奇，磁带早就到头了。我不知道在和向丽讨论什么，总之是一些和文化有关的大问题，在我们交谈的间隙四周一点声音都没有。侯小强“倒闭”在沙发上，小夏和另一个女孩儿还没有从卫生间里出来，也许他们永远也不会出来了。偶尔我瞥见向丽凝视我的目光，迷离而动情，她喝了酒，脸色好看极了，从诱人的唇齿间吐出一个个高深莫测的词：解构、诗意的安居、超意识、恋父情结……
第一部分我们侧着头，吻了又吻
这次聚会以后，我和向丽开始单独约会，每次都是她给我打电话，让我陪她逛街看展览什么的。
一次，我们从下午一直逛到天黑，向丽领我去了夫子庙，说是要让我看一样东西。到了夫子庙才知道，她要让我看的是秦淮河上的小石桥。石桥有好几座，架在十几米宽的秦淮河上，桥背高高拱起，桥肚呈半圆形，发臭的河水从下面流过去。这些桥至少也是清朝以前的。我对古迹之类的一向缺乏兴趣，何况夫子庙又不是没有来过，石桥在我早就熟视无睹了。
向丽说：“再等等。”
过了一会儿石桥上竟然亮起了灯，一些连缀起来的彩色小灯泡勾勒出桥身的形状，灯光映照在河水里，波光粼粼的，的确好看。桥肚的半圆已经合成了一个整圆，下面的一半虚浮不实，上面的一半坚固分明。
向丽问我：“美不美？”
“美，的确很美。”我说。
难得她能发现这样的美景，并且领着我来一起分享。
向丽又说：“无聊的时候我会一个人来这里看看。”
我想象着她独自一人来到这发臭的秦淮河边，打量着眼前灯光闪烁的石桥，突然我觉得向丽很孤单。
看完石桥我们在附近转了一会儿，后来进了路边的一家歌舞厅。里面很昏暗，空气浑浊，皮沙发上散发着一股汗腥味儿。我要了一大扎啤酒，分别倒进两只杯子里，我和向丽开始碰杯。大厅里有人在唱卡拉OK，向丽就着烛光在小纸片上写了歌名，服务生过来取走了纸片。
过了一会儿扬声器里的一个声音说：“下面请五号台的向小姐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鼓掌欢迎！”
向丽说：“我的。”放下杯子，步履轻盈地走到话筒前。不知从何处射来的光线照在她的衣服上，闪了几闪。
唱完歌向丽回到座位上，我们接着喝酒。
她帮我也点了一支歌，但我不肯唱，最后还是向丽替我唱了。再次回来时向丽脱了鞋，把腿盘在沙发上。我坐在她的右边，两只沙发呈一个直角，不知道怎么的，我们竟接起吻来。没有任何蓄谋的成分，我也没有任何预感，向丽很自然地把脸伸了过来。她的嘴巴里有一股热气，舌头又软又薄。我们侧着头，吻了又吻，身体是分开的，手也没有碰在一起（都还攥着杯子）。吻了一会儿，我们又碰杯喝酒，喝了一会儿又吻，除了嘴唇和舌头两人的身体毫无接触。
这家歌厅寒酸简陋、气味难闻，客人们的歌声也粗俗不堪，也许正因为这样所以有强烈的催情作用，我突然感到十分的忧伤。已经很多年了，我没有和女人接过吻，几乎忘记了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和向丽的这番吻非同小可，我的下面立刻有了反应——虽然我吻得很节制，彬彬有礼，甚至细嚼慢咽。也许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但向丽的寻呼机突然响了。
她套上鞋子去外面回电话，回来后对我说：“我男朋友。”
我说：“哦，那我们早点回去吧。”
向丽说：“也好，下次再说吧。”
但是没有下次了，我和向丽的关系正如梁二所说的，互相靠近，但最终也没有碰上。这以后我们便各奔前程，虽然仍经常见面，但再也没有单独约会过。偶尔向丽会打电话给我，问候一下或者和我探讨一个问题，就像老朋友似的。我们也真的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在想，我和向丽单纯的友谊有待进一步的发展，没准有一天就成了红颜知己，可以无话不谈了。我渴望能够向她吐露心声，说说苗苗的事。向丽和苗苗是朋友，应该了解后者的情况和动向，也许能够帮上我的忙。但如果没有苗苗，我和向丽又会怎样呢？这我就不知道了。
第一部分一对感情炽热的恋人
朱晔仍然是我的女朋友，每周都给我写信，并且信写得很长。单从这些信看，我们的确是一对感情炽热的恋人，在信里，朱晔又是“亲一下”又是“咬一口”的，和现实中的情况完全不同。说这些时朱晔毫无感觉，所以才会那么的没有节制。对她来说这不过是表示亲密，习惯使然，并没有别的意思。对她的甜言蜜语我早就不当真了。
朱晔最后一次来南京是办出国的有关手续。她的目标是美国，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成，因此决定取道新加坡。
办完手续她来新华二村的房子（我租借的工作室）里坐了坐，然后我们去附近的茶社吃了简餐。吃饱喝足，我们绕鼓楼广场兜了一圈，在鼓楼商场里我给朱晔买了一只眼镜盒。眼镜盒是猪皮的，黑色椭圆形，朱晔表示很喜欢。她当即就摘下眼镜，放进了眼镜盒里。
我曾经和朱晔开玩笑，说她应该戴眼镜，那样我比较放心。不戴眼镜她过分漂亮了，难免惹是生非。这会儿朱晔裸露着那张异常美丽的面孔和我肩并肩地走在一起。
鼓楼向北一路下坡，我们沿着一截围墙向前走去。围墙白晃晃的，反射着日光，除此之外上面什么都没有。
我们的方向是火车站，一路上我都在劝说朱晔在南京再留一晚。朱晔说她得赶回苏州报信。
我说：“你可以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呀。”
她说：“那边还有一大堆事要做呢，还是今天就回去吧。”
然后我们就到了火车站，在售票窗口买了一张去苏州的车票。离发车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在附近找了一家餐馆，又进去吃饭。
这是一家路边小店，既小又脏。我面向里面而坐，对着柜台上的一台电视机，旁边的凳子上坐了一个胖子，看样子不像是客人，大约是店主的亲戚或者朋友。他抬着脑袋，脖子后面积了一堆槽头肉，边看电视边发出呵呵的笑声。他笑的时候我也在笑，胖子会不时地转过头来和我交换一下眼神。除了我和朱晔，餐馆里还有一桌客人，一个四五岁左右的小女孩儿不停地跑来跑去。她跑到我们的桌子前面站住，瞪大了眼睛看朱晔。朱晔背对电视，整个吃饭过程中都在逗小女孩儿玩。
邻桌的中年妇女大声地呵斥小女孩儿：“不要和阿姨捣乱！妈妈要生气了！”
朱晔说：“没关系没关系，她叫什么名字？多大啦？长得可真可爱呀。”
临出门前，朱晔拉了拉孩子的手，说：“再见！和阿姨说再见！”
我把朱晔送上了火车，透过车窗看见她找到了座位就转身离开了。一切都很正常，就像我无数次送她回苏州一样。
从火车站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我突然感到很空虚，于是决定先不回家，去江北家里坐坐。我上了一辆公交车，坐过了站，下车后我反身向回走。经过一个巷口时里面突然蹿出一辆自行车，差点把我撞倒，车把在我的胳膊蹭了一下。终于到了江北家，我告诉江北、覃海燕我把朱晔送走了。
“朱晔？”江北迷惑地问。
我说：“是我的女朋友，她要出国了，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也难怪，他们并不知道朱晔，她和我在一起六年，后两年回了苏州，而我和江北、覃海燕认识还不到两年。
江北说：“你还真的有女朋友，我还以为你一直在哄我们呢。”
我不免有些激动，把我和朱晔的事大致说了一遍，当然关于性生活的事只字未提。
覃海燕说：“她一定长得很漂亮吧？”
正好朱晔刚给了我一张照片，是她为办出国手续专门拍的，我找出来递给覃海燕，她看了看递给了江北。
覃海燕说：“挺漂亮的。”
江北说：“不错不错，挺端庄的。”
怎么我觉得听上去就像是客气话啊？是两年的时光让朱晔变老了？还是照片本身没有充分反映出她的美丽？总之我对江北两口子的评价很不满意。如果朱晔连漂亮都得不到大家的认可，那还有什么令我难以割舍的呢？我很后悔下午在大街上空耗了半天，当时我们应该来江北家坐坐的。
大约一周后我收到了朱晔的一封长信，是她趴在回苏州的火车上写的，整整的三页纸，布满了泪痕。朱晔说，这是她出国前和我的最后一面，没想到我竟然那么的冷静，那么的平淡，说我甚至都没有拥抱她。我真是有口莫辩啊。
当我们待在新华二村的时候，我确实是想拥抱她的，甚至想和她接吻、做爱，但我不知道那样做是不是对她的冒犯，而且我也没有看出朱晔有那样的需要。我们分别坐在北屋的两张沙发上，相隔距离始终在两尺以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彼此的情况在电话和来信里已经说得差不多了。
我对朱晔说：“你还有不少东西在我这儿呢。”
她回答：“我会回来取的，一定会回来的。”
过了一会儿我问她：“你从南京走吗？”
朱晔说：“南京没有航班，我从上海走。”
也就说了这么几句话，我觉得的确很平静，有点不正常，但转念一想又觉得非常正常。
朱晔除在回苏州的第一封信里情绪有些波动，之后她就恢复了常态。在苏州等飞机去新加坡的那段日子里她每周都给我写信，十天左右和我通一次电话，仿佛又回到了送别以前的日子，压根儿就不存在出国这件事，似乎朱晔会在苏州待上一辈子。后来，她终于走了，我是从朱晔寄自新加坡的信中得知此事的。她的态度依然如故，信就像是在苏州写的，不同的只是信纸、信封以及使用的邮票。依然是事无巨细，和我谈论她的生活，见到的人，面临的问题及其心情感受。朱晔寄自新加坡的信写得更加详细，内容也更多。也难怪，她刚到一个新的地方，新鲜的事物自然是目不暇接。
朱晔告诉我新加坡经常下雨，她所在的学校的校园里有很多带顶棚的走廊。说起房东老两口，就像说起她在苏州的父母。朱晔还谈到了当地蔬菜的价格，和苏州进行了一番比较，就像她在苏州时把蔬菜价格和南京的进行比较一样。最后，朱晔告诉了我她新的地址，以防我把字母写错，她十分体贴地将地址打印在一张纸上，共有二十多条。朱晔叮嘱我，给她写信时裁下一条贴在信封上就不会搞错了。
二十多条地址，我只用了一条，给朱晔写了一封回信。我的回信很简短，可谓言简意赅，实际上这封信在我的心里已经酝酿很久了，写起来不免一挥而就。
我告诉朱晔，我们相隔那么远，并且相聚无期，这样下去会很麻烦的。我深知自己不够坚强，害怕孤独，很难能抵挡住某些诱惑，要是爱上了什么人再和她分手的话，对她的伤害一定会更大。我的意思是不如现在就分，虽然彼此仍会难过，但总归是要好一些。最后我祝朱晔一切顺利，学有所成。
写完信，我将它装入信封，贴上朱晔给我的地址，然后下楼来到街上。我把这封信投进了路边绿得发亮的信箱里，这时已经是九六年五月了。
第一部分苗苗还是那么的美丽
早就听说过岳子清家的琴会，就是招集一些人去家里，岳子清当众弹奏他新打的谱，有时候他也弹自己写作的琴曲。所谓的“打谱”就是把古琴曲“翻译”成现代人可以弹奏的简谱或五线谱，因为流传下来的古琴曲乃古人所作，记谱方式与今人不同。这些关于古琴的皮毛知识我还是和苗苗交往以后才知道的，先不去说它。
岳子清家的琴会不定期，两三个月一次，或者半年、一年一次，得看岳子清的心情和工作状况。被邀请的人大多是南京文化圈里的一些人物，另外老外和美女也是少不了的。江北随岳子清学古琴，因此每次琴会必到，东文的那帮朋友也都参加过琴会。关于琴会江北不止一次地提起过，我因为完全不懂，他自然不会和我聊古琴，只是说美女很多，看得他心里痒痒的，但又不便结识，因为“岳老师是一个在这方面很严肃的人”。江北从来没有问过我是不是也想去听琴会。他不问，我当然不好主动要求。
我是三月底送走朱晔的，五月份她从新加坡给我写信，我的回信也是五月。
信寄出后不久，五月尚未结束，一天江北突然问我：“明天岳老师家有琴会，你想不想去听听？”
我愣了半天，觉得这事儿太突然了。
江北又问了一遍：“要不要去岳老师家听琴会？”
我说：“去去，那就去听一下吧。”
于是江北告诉了我岳子清家的地址（东文校园内的某楼某室）和琴会举行的时间。
第二天，我约了老冉，一起去岳子清家听琴会。我们准时到达岳子清家，进门后才发现来早了，客厅里正在布置。一张长沙发横放在客厅中间，沙发前后放置了好几排椅凳，在这些“座位”的对面，客厅前部空出一大块。两个人从里面的房间里抬出一张条状的桌子放下，估计是琴桌。琴桌上面自然放着古琴，古琴上覆盖着一块花纹古意的丝绸。琴桌后面的圆凳显然是岳子清的座位了。
琴会开始时客厅里的座位都坐满了，不少人站在后面和墙壁的两边。弹奏前熄了灯，岳子清划着火柴点燃了琴桌上的一根大蜡烛，嘈杂声顿止，古琴声扬起。直到这时我才放松下来，身体不动，面朝烛光和琴桌，目光开始四顾搜寻。
进门的时候，我没有看见苗苗，她待在房间里或者出去了，反正我没有看见她。当然我也没敢细看，就那么稀里糊涂地看了一下，看见很多的座位，很多的人。此刻大家各就各位，一概屏息凝神地正襟危坐着，光线虽然昏暗，但挨个搜索起来还是挺方便的，不久我就发现了苗苗。她并没有朝向琴桌而坐，而是坐在我右边靠墙的一张椅子上，椅子的方向和我所在的沙发呈直角，中间隔了四五个人。她冲我们这排而坐，脸转向前面的琴桌。苗苗的边上，还坐了一个女孩儿，两个人共用一张椅子，紧紧地挨在一起。
发现苗苗后，我心定了许多，也慌张了许多，我的身体一动不动，眼睛的余光却始终看着苗苗，乜斜着她那亦幻亦真模糊不清的身影。客厅窄小，岳子清的弹奏有如雷鸣，我却听而不闻，古琴的高妙和扣人心弦在我自然也毫无知觉，听了也就听了。
弹奏完毕，岳子清示意开灯，和苗苗坐在一起的女孩儿拉开灯——灯绳就悬挂在她身边的墙上。灯亮的一瞬间，我看见苗苗保持着倚靠在墙上的姿势，双眉间出现了一道竖起深纹。随后，她的表情就开朗了。大家把桌椅搬回原处，苗苗和那个女孩儿也站起来，走进厨房里烧开水泡茶。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苗苗显然看见了我，她的脸上浮现出亲切的笑容。我注意到她拿着茶壶的手，指甲长长的，手指头有些发红。苗苗并没有停下来，也没有转过头，她侧面的那只眼睛细长上挑，眼角几乎伸进鬓角里去了。那眼睛满含笑意。唉，一年没见，苗苗还是那么的美丽，令我心动。
餐桌被搬回原来的地方，四周摆放了椅凳，一些人坐过去，边喝茶边聊天，聊的内容自然是岳子清今天的弹奏以及古琴。岳子清陪着竞相发表高论的男女，笑眯眯地听着，不怎么说话。另一些人则站在客厅里，三三两两地交谈着。
一个看上去很风骚的女人走到我的面前问：“你就是徐晨？”
我说：“是啊。”
她说：“我在德国的时候，看见书店里有你的《华灯初上》卖，你知不知啊？”
我说：“是吗？我不知道。”
我和那个女人说话的时候，身后房间的门开着，里面传出男女笑闹的声音。我听出了江北和苗苗的嗓音，很想过去看个究竟，正好老冉站在我旁边，风骚女人说话的时候他不断地点头。趁女人把目光转向老冉，我转身进了里面的房间，苗苗、和她一起的那个女孩儿，还有江北，三个人正蹲在地板上摆弄什么东西。